文化适应理论论文范文1
关键词 文化适应 理论 测量 研究方法
在多元文化的世界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各文化群体在相互交往和融合的过程中，大都面临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问题，主流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或弱势群体，其文化适应和认同问题尤为凸显。学者们对文化适应问题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从不同的学科立场和视角出发研究文化适应问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般集中于群体水平的文化适应研究，关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组织以及文化习俗的改变。心理学家则更加注重个体层次，强调文化适应对各种心理过程的影响，以认同、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改变的研究为主。两种取向的文化适应研究涉及相同的研究主题，各自关注的角度不同，研究方法和分析水平各异，使得理论构建、概念结构和测量变得异常复杂。近十多年来，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家之间和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融合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冲突和文化适应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文化适应的概念和结构、文化适应理论、文化适应的测量以及文化适应与认同的关系等问题日益成为研究的焦点。
一、文化适应的概念及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文化适应问题虽然受到普遍的关注，术语也得到广泛的使用，但一直以来，研究者对于文化适应的意义和概念缺乏准确、统一的界定。“acculturation”(文化适应)最早出现在英文文献中是在1880年，美国民族事务局的鲍威尔(Powell)将"acculturation”界定为来自外文化者模仿新文化中的行为所导致的心理变化。现在，普遍认可的经典定义是来自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edfield)、林顿(Linton)和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在1936年给出的界定：“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这个定义体现了当时北美人类学文化相对论的先进理念，批判了盛行于欧美主流社会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克服了这种倾向所导致的文化适应研究中的同化主义局限，很快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文化适应概念，促进了文化适应研究的发展。之后的1954年，西格尔(Siegel)和沃格特(Voget)等人类学家给出了一个相对宽泛且简洁的定义，认为文化适应“是由两个或多个自立的文化系统相连结而发生的文化变迁”。人类学的文化适应概念比较宽泛，操作性不强，要求对文化进行广泛和整体的研究，关注文化适应对文化变迁的影响，主要进行群体层面的分析，这就有失于对文化适应过程中个体心理变化的研究。这正是心理学家需要完成的工作。其实，文化适应的心理学研究的历史并不短暂，美国心理学家霍尔(Hall)早在1904年就对文化适应进行过论述，认为对第二文化的学习(second―culture learning)类似于对第一文化的学习(first―culture learning)。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在文化视野中的心理学得到不断发展之后，文化适应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才得以出现。在此基础上，格雷夫斯(Graves)于1967年首次提出了心理学上的文化适应概念，认为这一概念主要涉及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行为、态度以及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等。此后，文化适应的实证和理论研究日益增多，不仅突破了从群体层次研究文化适应的模式，也将文化适应研究扩展到跨文化心理学领域。
近年来，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学家贝瑞(Berry)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根据自己对移民和土著民族的调查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文化适应概念。贝瑞认为：完整的文化适应概念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文化层面或群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也就是文化接触之后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政治组织等方面发生的变迁；另一个层面是指心理或个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也就是文化接触之后个体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态度以及认同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对此，沃德(Ward)认为应该区分两种类型的“适应”(adapt~ion)，即心理适应(psycholological adaptation)和社会文化适应(soeioeultural adaptation)，心理适应涉及的主要是心理或情感上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社会文化适应则是指获得能够成功应付或融入特定社会文化或环境的与文化相契合的技能。总体上而言，社会心理学家一般倾向于将文化适应分为个体水平的文化适应和群体水平的文化适应，个体水平的文化适应概念应该异于群体水平的文化适应概念。
文化适应研究中也存在一些类似概念须要澄清和界定，不能混为一谈。在文化适应概念提出之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研究者对“文化适应”的理解带有同化主义色彩，把文化适应等同于同化(assimilation)，人类学家趋向于使用“文化适应”，关注所谓“原初(prlmitive)社会”在与文明群体发生文化接触之后导致的变迁；社会学家则更多地使用“同化”来解释移民在与主体社会接触之后，逐渐对主流社会生活方式的顺从。有研究者认为“同化”和“文化适应”不是同义的概念，而是彼此作为对方的一个阶段或形式。例如，戈登(Gordon)把文化适应等同于文化或行为同化的一个阶段，贝瑞则把同化看作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所使用的四种策略中的一种。特斯克(Teske)和纳尔逊(Nelson)把同化和文化适应看作在许多维度方面存在差异的两种各自不同的过程，认为文化适应是双向和相互的影响(相互接触的两个群体是彼此影响的)，而同化则是单向的影响(主流群体单方面对另一群体施加影响)。此外，与“acculturation”相似，“enculturation”也具有文化适应的意思，但两者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心理过程。“enculturation”是指发生在同一文化内部的，个体对母体文化的价值观和习俗等的学习和适应过程，是一种自文化适应或内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则是指个体从当初所熟悉的母体文化进入异质文化后产生的行为变化和适应过程，因而是一种他文化适应或外文化适应。一般来说，从发生的时间序列上来看，“enculturation”一般发生在个体生命的早期，是个体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文化适应，而“acculturation”则晚于“encuhuration”而发生，往往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文化适应。双文化(bicuhuralism)要求个体同化于两种文化中，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个体在幼年时期对两种异质文化(non―culture)的
文化适应(enculturation)；二是个体在对第一文化的文化适应性同化(encuhurative assimilation)之后对第二文化的文化适应性同化(accuhurative assimilation)。显然，这两类“双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文化适应过程。
二、文化适应的理论模型
文化适应及相关议题一直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共同关注的中心，他们从各自的学科立场出发，形成了相应的文化适应理论。近年来，文化适应理论的最新进展则主要是来自于跨文化心理学家的贡献。
在探讨文化适应理论时，贝瑞所提出的理论模型是目前引用最多、使用最为广泛的理论模型，且得到了更多的实证研究的支持。不过，在20世纪前期和中期，文化适应理论是单维度、单方向的。这一理论认为文化适应个体总是位于从完全持有原文化到完全持有主流文化这样一个连续体的某一点上，并且个体最终将接受所有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态度和行为模式，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来到新文化环境的个体来说，其文化适应的最后结果必然是完全丧失原文化而为主流文化所同化。单维度的文化适应理论是与当时美国社会对移民的“熔炉”政策相适应的。
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和文化适应理论本身的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对单维度的文化适应理论提出了挑战。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贝瑞提出的双维文化适应模型(见图1)。贝瑞根据文化适应个体对自己原来群体和现时与之相处的新群体的态度来对文化适应策略进行区分，提出了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以及维持与其他文化群体关系的倾向性这两个维度，认为这两个维度是相互独立的，即对某种文化的高认同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文化的认同就低。根据文化适应个体在这两个维度上的不同表现，贝瑞提出了4种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整合(integration)、同化、分离(separation)和边缘化(margina ization)。当文化适应个体既重视保持原文化，也强调与其他群体进行日常交往时，其使用的就是“整合”的文化适应策略；当个体不愿意保持他们的原有文化认同而追求与其他文化群体的日常互动时，其使用的就是“同化”的文化适应策略；当个体在重视自己原有文化并希望避免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这时就出现了“分离”；当个体对保持原来文化和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都没有太大兴趣时，其文化适应策略就是“边缘化”。此后，针对主流群体施加的文化适应模式影响到民族文化群体成员的文化适应策略的选择，以及文化适应个体在很多情况下不能自由选择其文化适应策略的情况，贝瑞在双维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三个维度，即主流文化群体在相互文化适应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当主流文化群体通过种种手段来促进移民的同化时，采取的就是“熔炉(melting pot)”策略；当主流文化群体追求并加强与非主流群体的“分离”时，其采用的就是“种族隔离(segregation)”的策略；当“边缘化”这种策略是由主流文化群体强加于文化适应中的群体时，就是一种“排斥(exclusion)”的策略；当主流文化群体承认其他文化的对等重要性，追求国家的文化多样性时，就出现了与“整合”相对应的“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策略。
布尔里(Bourhis)等人同样也认识到二维模型的缺陷在于没有重视主流文化群体对民族文化群体文化适应取向的态度。基于这样的认识，布尔里提出了交互性文化适应模型(The InteractiveAccuhuration Model，简称IAM)，这个模型试图整合主流群体针对特定移民群体所采取的文化适应取向、移民的文化适应取向以及主流群体和移民群体文化适应取向结合之后导致的人际和群际关系。该模型认为主流群体对移民的文化适应取向取决于主流群体对以下两个问题的态度：(1)是否接受移民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2)是否接受移民采用主流群体的文化?根据主流群体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主流群体对移民群体成员表现出以下5种文化适应取向：整合、同化、隔离、排斥、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当主流群体成员接受移民保持原有传统文化，也赞成移民接受主流文化特征时，其采取的就是“整合”取向；若主流群体成员拒绝移民或移民的文化特征，期望移民为接受主流社会文化而放弃自己的文化认同，就是一种“同化”取向；如果主流群体成员赞成只要移民保持和主流群体成员的距离就可以保留他们的传统文化，不希望移民采用或改变主流文化，那么就是一种“隔离”的取向；当主流群体成员否认移民具有采用主流文化的权利，也不认可移民选择保持原文化，这就是一种“排斥”的取向。与此相对应，移民群体也具有5种文化适应取向，分别为：整合、同化、分离、边缘化、个人主义。
布尔里认为有些移民可能不是因为他们感到被主流群体和本群体所排斥而把自己从原文化和主流文化中分离出来，而仅仅是他们趋向于把自己看作个体而非归属于移民群体或主流群体的成员。据此，布尔里提出了“个人主义”这种文化适应取向。就主流群体而言，如果其把本群体成员和他人定义为个体而不是归属于某个群体的成员，如移民群体成员或主流群体成员，认为最重要的是个体的个性和成就，而不是某个群体的身份，或保持原文化和接受主流文化，那么采取的就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取向。类似于主流群体成员，认可个人主义的移民群体成员关注的是自身的个体特征而非社会群体身份，他们不会依赖移民团体或者主流社会的支持来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和抱负。IAM最为主要的贡献在于其反映了主流族群与非主流族群各自所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对族际关系的影响，当主流族群倾向采取一种基于对非主流族群文化认可而允许其融入主流族群的策略，或强调移民的个体性而不重视其族群属性的策略，而同时又与移民的文化适应取向一致时，就可能产生和谐的族群关系。反之，如果主流族群采取的策略与移民的取向不一致，而同时主流族群又不认可非主流族群文化或不允许其融入，就可能导致族群间的关系出现问题或发生冲突。
西班牙心理学家纳瓦斯(Navas)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分析前人有关理论和充分考虑影响文化适应过程更多变量的基础上，构建了相对文化适应的扩展模型(Relative Acculturation ExtendedModel，简称RAEM)(见图2)。②纳瓦斯对文化适应研究进行了总体评价，认为大多数的文化适应研究都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涉及的文化适应选择较为笼统，并且通常是在一种理想水平上；其次，虽然某些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不同生活领域的文化适应过程是不同的，但很少有研究者能够从不同生活领域出发展开研究；再次，没有研究者能够在每个领域从“偏好”和“采纳”这两个水平上同时考虑文化适应；最后，尽管大多数的移民群体成员和主流社会群体成员偏向于采取“整合”的文化适应策略，但文献也阐释了许多影响移民(或本地人)文化适应态度的条件以及存在于接触群体之间的影响文化适应过程的因素。
据此，纳瓦斯认为该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两个基本观点：其一，区分了文化适应策略和文化适
应态度之间的差别，即表现为现实和理想两个水平。现实水平(real plane)是指移民在主流社会中所采取的实际文化适应策略或本地人意识到的移民所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理想水平(idealplane)是指移民希望采取那些他们自己选择的文化适应策略或本地人希望移民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斯切纳波尔(Schnapper)认为，文化有核心(hard core)文化和边缘(pefiphe~)文化之分。直接影响个体行为的价值观念以及在社会、家庭情形中婚姻规范、荣誉观念和两性关系的文化属于核心文化；而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如工作或消费则属于边缘文化，因其涉及工作和家庭或公共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差别，故间接地同性别观念或家庭角色相关。受此启发，纳瓦斯认为该理论的另外一个贡献在于认为文化适应过程是复杂和相对的，即：当与其他文化在不同领域内发生接触时，并不是在所有领域采取或偏好同样的策略，因而模型没有提出单个或普遍性的文化适应策略或态度，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空间范围内，个体将会选择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和态度。基于此，相对文化适应扩展模型从接近自然或物质的表层文化(如政治、工作、经济)到远离物质世界的诸如符号、意识形态和宗教等深层文化(如、思维方式)区分了政治和政府体系、劳动或工作、经济、家庭、社会、和风俗、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7个文化领域。个体可能在一些领域选择保持自己的原有文化，而在另外一些领域选择融入主流社会。一般来说，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文化适应个体在物质和技术文化领域内(如工作和经济)表现得较为现实，而在文化传统的象征或意识形态领域(如和风俗、思维方式、价值观)则趋向于保守。
三、文化适应的测量与研究方法
人类学家习惯于采用田野调查方法进行文化适应的研究。在文化适应的心理学研究中，测量方法依然是最基本、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但是，首先要明确需要测量什么以及如何达成这一目标，这涉及到文化适应研究的策略问题。具体来说，在文化适应的研究中，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研究者认为应该将文化适应现象区分为群体和个体两个层次。格雷夫斯认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该领域的研究强调个体行为与文化背景的相互作用，所以在这两个层次上需要单独的概念和测量；二是生活在同一文化背景中的个体在心理文化适应上存在差异，不是每一个体都参与到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是不同的。不过文化适应要以心理适应为前提，而心理适应又受文化适应的制约，因此，文化适应研究需要寻找群体层面和个体层面上的联系。其次，任何关于文化适应的测量都要对群体文化和个体心理如何发生变化做出假设，一种假设认为群体和个体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存在一维两极的适应，表现为随着对主流文化的适应，对自己原有文化的认同会逐渐减弱。采用一维两极模型去测量文化适应，排除了个体在保持他们原有文化的同时，还可以学习另一种文化的可能性。特别是当研究者考察在主流文化中出生的少数民族成员时，这种模型就更存在问题，因为在主流文化中出生的少数民族个体真正体验到的文化适应是难以说清楚的。比如，在美国出生的第3代或第4代华裔儿童，他们一生下来就处于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中，这个背景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包含了美国白人文化，还包括美国境内的其他文化，那么，他们的原有文化究竟是什么呢?针对这样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对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的认同是相互独立的，即存在二维或多维的模型。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更多的研究证据支持文化适应的多维模型，不支持一维两极模型。最后，文化适应量表必须调查文化以及不同社会中文化的不同方面，特别是应该调查那些能够清楚地显现群体之间文化边界(culture boundary)的文化。比如研究美国人在墨西哥的文化适应时，语言使用(英语一西班牙语)能够体现出文化边界，但“语言”却不能作为研究美国人在澳大利亚文化适应的有效内容，也就是说，针对华人在美国的文化适应所设计的量表未必适合于韩国人和日本人。因此，必须把研究对象放在具体的社会情景中，与其所属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联系起来，才能把握和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编制有效的测量工具。
学者们在文化适应的概念界定、理论维度等方面上的分歧造成了文化适应测量工具的多样化。根据一维两极假设对文化适应进行测量的量表很多，比如墨西哥裔美国人文化适应等级量表(Acculturation Rating Scale for Mexican Americans)，这是在墨西哥裔美国人中使用最广泛的测评工具，包括20个项目，在语言使用和偏好、种族认同、社会关系以及日常活动等方面评估墨西哥裔美国人适应美国白人文化的程度。许多文化适应的测量工具要么是对它的模仿，要么广泛地采用其中的项目。比如，亚裔文化适应自我认同量表(Suinn―Lew Asian Self―Identity AcculturationScale)，研究者用它测量了3个不同的亚裔群体，结果表明大部分学生的文化适应可能：(1)意识到专业心理学帮助的必要性；(2)容忍那些与寻找心理帮助相联的耻辱；(3)能与心理医生敞开心扉地讨论自身的问题。此外，在应用方面，研究者也证实了该量表的有效性。
认同是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习得的，族群认同受文化适应压力的影响。在文献中可以发现，认同测量中的许多变量都能在文化适应量表和测量中找到。在分析变量时，需要考察人们对一系列项目的反应信息，这些项目可以评估少数民族从主流文化中获得的元素和他们仍在运用的自己原有文化的元素，以及在两个文化群体中的参与程度。一个联系测量的例子是由贝瑞提出的8维度量表，该量表测量了一些有特别联系的信息，如本地所讲语言数目、财产和物质占有、工作地位、服饰和宗教等。将这一量表得到的回答压缩到一个单量表，从中能推测出个体的文化适应状况。兰奇(Ranch)和鲍勒(Bowler)提出了一个包括3个项目的文化接触量表，以评估文化适应对3个美国少数民族群体自尊的影响。尽管兰奇等人发现这些群体的自尊存在显著差异，但同时报告了接触与自尊间的低相关，据此他们提出接触可能不影响个体的感受。
学者们提出了超越特定民族的、一般化的文化适应量表。对多元文化主义测量体系的社会文化量表的因素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存在4个子量表。研究者坚持以下中介变量影响文化适应过程：(1)移民后裔的社会地位；(2)教育和收入状况；(3)年龄；(4)移民美国的时间；(5)居住区域的民族人口密度；(6)出生国；(7)工作技能、宗教、家族结构和移民目的。在此后的研究中，项目由34个扩展到43个，并作为少数民族与主流社会关系调查的参考，因利用此量表得到的结果令人满意，该量表被认为是一个有效的、一般化的评估亚裔和拉美裔美国人的文化适应态度量表。
贝瑞认为并非每个文化适应群体的成员都以相同的方式或相同的程度进入文化适应过程，也不是来自少数族群的每一个体都对主流文化做出回应。在适应、调节和内化主流文化的社会习俗
时，个体经过抵抗、担忧、焦虑、忠于自己的文化等一系列心理过程。他们会感知到对自己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接受水平和调节过程，在社会生活中会保持传统习俗和自我文化行为。因此，个体在文化适应中的调节和顺应，包含了大量的文化适应方式变量。改变自己的文化态度和适应另一文化的过程不是一个单纯从原来的群体到新的群体的单向过程，对主流文化的适应并不排除保持原来文化的可能性。基于这一立场，贝瑞认为文化适应可以被看作多维线性现象而不是一维的。因此可以假设：(1)个体可能更愿意保留他们原来的文化；(2)同样的个体可能更愿意有选择地参与到其他文化中。据此，贝瑞提出了一种更好的方法来理解个体对文化适应的态度和个体在这一过程中的位置，区分了文化适应的4种方式：整合、同化、分离和排斥。贝瑞使用李克特量表形式提出了一系列项目，最终形成了由4个分量表组成、共计38个项目的适应方式量表，用以测量文化适应的四种方式。
尽管文化适应的测量方法和概念都发生了变化，但问题依然存在。例如，现在的文化适应研究所使用的大部分量表还是基于单维度的理论框架；忽略文化适应个体的历史、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测量仅限于表面行为的改变，对深层次文化意义的生成关注不够；量表不统一造成研究结果之间无法比较，等等。这些问题引起了诸多学者的注意，埃斯科瓦尔(Escobar)和维加(Vega)对文化适应概念的含义和测量方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现在的文化适应已变得无所不包，涉及与社会和来自不同民族文化团体的个人变化有关的所有事情，同化和文化适应术语预言了一种直接的、直线的、不可逆的、连续的变化。贝瑞也承认，由于文化适应概念自身被令人不解的事物所包围，很多疑问也围绕着文化适应测量。为了消除迷惑，贝瑞建议任何来自多变量观点的综合性研究才更能接近主题。从多变量观点出发，研究者不仅要收集关于文化适应群体一般适应模式的信息，同时也要关注个体从文化抵触到文化接触再到文化适应过程的体验。
四、结语：问题及展望
近年来，文化适应问题越来越受到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丰富与加深了人们对文化适应的认识。但是应当看到，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充分，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有待于探讨和解决。
第一，由于研究问题的复杂和研究者的不同学科取向，对文化适应的概念和定义缺乏严格、一致的标准，这导致了如下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对于文化适应的定义仍然比较模糊，不同的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中使用不同的文化适应定义，而且对群体水平和个体水平的文化适应有时也没有进行严格区分，依然有研究者使用群体水平的文化适应概念来研究个体水平的文化适应问题。③其次，不同概念之间存在混用和误用的现象，如：“acculturation”和“enculturation”的混用，文化适应被误用为同化，等等。在我国，人类学将“acculturation”译为“涵化”，“enculturation”译为“濡化”，心理学家则都将它们译为“文化适应”，也有心理学家将“acculturation”译为“文化融合”。这造成了文化适应概念的使用混乱，由此导致研究结果之间无法比较。因此，厘清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形成共识尤为重要。
第二，综观文化适应的已有研究，人类学家习惯于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大多数跨文化心理学家采用的则是测量方法，不同学科之间形成的文化适应理论也各自关注文化适应的某一方面，缺乏学科之间的互动。因此，在今后的文化适应研究中，应该加强各个学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尽量同时采用不同学科的概念、理论及方法，评估多种学科取向、方法、理论的合理之处，弄清他们有效发挥作用的边界与条件，并在探讨过程中加以统整或综合。
第三，在文化适应的心理学研究中，应该改变单一的测量研究方法，将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两大研究范式结合起来，相互补充。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使用有助于从多层次、多维度揭示文化适应的内容和特点。另外，还应该关注文化适应的纵向研究，契尔柯夫(Chirkov)认为，大多数的研究设计与把文化适应界定为发展过程的主流界定是不相协调的。按照他的观点，文化适应研究应该采用纵向的研究设计，这样的研究设计不利于深入考察文化适应策略和影响因素随着个人和情境之间关系变化的动态过程。还应予以注意的是，采用问卷法进行相关研究和准实验研究的传统研究方法限制了对文化与心理相互影响的探讨。近年来，一些学者从动态建构主义立场来理解文化与心理的关系，采用认知启动实验来研究文化适应问题，打破了长期以来把文化作为选择性自变量而不能操作的研究传统，为文化适应的实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范式。这启发我们，实验法也可用在文化适应的研究中。
文化适应理论论文范文2
关键词： 文化适应；外语教学；措施
一 文化适应模式的理论基础
文化适应是二语习得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一群体的语言、文化和价值体系在与另一不同语言、文化和价值体系的群体相互交流中产生的过程。导致文化适应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二语习得者和目的语使用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学习者文化适应的程度决定在二语习得中进步的程度。Schumann的文化适应模式所研究的是在自然语言环境中二语的习得，而在外语课堂教学环境中，学习者没有机会和目的语群体直接接触，因此诸如动机，态度或自我渗透等心理因素所起的作用就比社会因素重要得多。
Brown把二语习得过程中的文化适应分为四个阶段：起初接触新文化时的兴奋感和幸福感；文化震惊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目的语文化的生疏感和抵触情绪，逐渐舒缓的文化紧张；同化。他认为在这些阶段中，文化震惊和文化紧张是学习者必然要经历的阶段，为了帮助这些学习者比较顺利的度过这些阶段，避免太多的石化现象，教师应该尽量帮助学生缩短学习者团体和目的语团体之间的距离。
二 在外语教学中加强文化适应的措施
1 语言和文化相结合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学语言就是在学文化。任何语言，由于受独特的历史背景、价值观、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影响，都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意义，是传播该种文化的主要工具，也是人类用来进行思维和交流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工具。汉英两种语言分属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代表着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反映着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陈光磊先生主张在外语教学中移入与目的语语义、语用相关的文化内容，这包括：一个民族文化中特有的事物和特有的概念在词汇和语义上的呈现；词语在文化涵义上的不等值性；不同文化对同一对象所作的概念划分的差别在词语及语义上的显示；体现一定文化内容的定型的习用语，主要包括惯用语、歇后语、谚语、格言等。由此，教师的任务不仅是解释某些词语或句子的意思，还要帮助学习者多了解目的语的文化。对于涉及到的语言材料或文化内容，要向学生介绍文化背景，解释涵义或阐明不同的社会规约和交际语境。
2 异同对比
教师应该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两种语言使用过程中所受的文化规约和语境异同，用相同之处来加强二语习得中的正迁移作用，用差异之处来防止负迁移作用。“这种从语言的深层次结构出发，透过语言的外表进而对所学外语所反映的与母语文化的相同点或异同点进行对比的方法，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有助于克服学生在习得所学语言和文化时的心理障碍。”以“individualism”一词为例：中国人习惯上将它理解为“个人主义”。汉语中“个人主义”往往同“自私自利”、“爱出风头”等消极含义的词联系，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汇。而英语中，individualism是一个褒义词。此词英语的权威定义为“一种赞成个人行为自由和个人信仰绝对自由的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that favors the free ac-tion and complete liberty Of belief Ofindtviduals)。in~vtduahsm是美国人民所恪守的最主要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之一。这个从15世纪末文艺复兴时期就在西方社会受到青睐的词汇在20世纪的美国社会达到了顶峰。美国人认为每个人都有其完全不同而且极其精彩的一面，个人与个人不同，每个人都尤为珍贵，都特别出色。他们认为“个人追求”和“个人利益”至高无上，而所有其他的价值观念，权力、义务等都建立在此基础上。它强调个人进取、个性独立、个人特点和个人隐私等方面的西方文化内涵。在美国，“个人主义”意味着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绝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3 利用垒真材料创造真实的学习环境，培养学习者的交际能力
了解目的语群体的文化可以提高学习者的交际能力，因此外语教学的教材应是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真实材料，即具有真实性(authenticity)。王宗炎先生对au—thent Lcny的解释是：“指材料的文字和语言是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以选自报刊，杂志的文章和录自广播，电视的节目为教材，那就是具有真实性的教材。”每个单元应注重目的语文化知识背景和社会风俗习惯的介绍，教材的编排应有利于教师挖掘那些含有民族文化背景知识的语言现象，并结合语言现象向学生传授文化、语用、认知等方面的外部世界知识。
4 拓宽渠道，加强自我体验
外语教师应该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让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目的语的使用者，自己体验西方文化。教师应引导学生参加各种语境的外语课外活动。如：读外语名著，听外国专家报告，参加英语角，英语戏剧表演等；引导学生留心和积累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材料；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使自我体验的途径更加多元：网络提供原汁原味的语言输入，计算机、网络、多媒体语言教室提供多样的外语学习环境；网络强大的交流体系提供真实的外语交际环境，同时，学生按照个人需求、喜好和时间选择合适的学习内容、进度和方式，其融文字、声音、图像为一体的多媒体、交互功能能提高学习者的兴趣。
三 文化适应在外语教学运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 正确对待文化差异
从实际情况来看，英汉两种语言所包含和表现出来的文化因素方面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是丰富多彩多角度多方面的。有人建议将这些文化“差异”归作七大类，从思维文化、习俗文化、历史文化、心态文化、地域文化、宗教文化和体态文化七个方面进行研究}也有人主张从词汇层面、语法层面、语用层面、颜色词方面和成语方面进行探讨。不论从哪一角度切入，教师都需要向学生明确：了解其他文化是为了和其他文化群体更好的进行交流，而不是完全成为其他文化群体的一员或是轻视甚至忘记自己的文化。
文化适应理论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19世纪以来,“共和模式” (republican model)曾经长期被法国推崇为移民政策的主导,但是法国曾引以为豪的“共和模式”在当今法国社会遭遇了困境。本文简要介绍了文化适应理论,“共和模式”的内涵和渊源,并利用文化适应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共和模式”政策的得失。在文明多元化的今天,应注意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才能走向和谐之路。
近代以来,法国一直是接受移民时间最早、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倡导“平等、自由、博爱”的法国人曾经因为“共和模式”的成功而沾沾自喜,这一政策也被称为当时最成功的移民政策。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的移民政策却日趋严格,移民群体和法国主流社会的矛盾也逐渐升级。本文将从“文化适应”理论的角度来探讨法国移民政策“共和模式”的得与失。
一、法国“共和模式”移民政策的内涵和渊源
所谓法国“共和模式” 又称雅各宾模式 ( jacobin model) ,它发端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到 19世纪后期基本得以确立,它是法国吸收与同化外来移民政策的框架。法国“共和模式” 的核心是在共和、平等、世俗的基础上赋予合法的外来移民以平等的公民资格, 旨在平等地对待外国移民,使其完全融入法国社会,但移民必须接受共和国的同化以成为完全的法国公民。
首先,“共和模式”在法国的殖民时期就已初见雏形。法国在其广大的殖民地采取直接统治的方式,通过传播法国的文化和教授法语同化殖民地人民。法国的殖民地统治模式体现了“同化”政策,这种模式也与现在的移民整合一脉相承。
第二,“共和模式”强调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而并不是群体。个人必须首先接受统一的共和国价值观和法国文化,才能获得法国公民资格。出于族群可能会强化个体的差异,激化冲突,进而危害到社会的统一的考虑,法国反对以文化、宗教、种族等基础建立起来的社群。
第三,“共和模式”源自于法兰西至上的文化优越感。法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发达的经济、优越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福利。这种民族优越感使其觉得其他文明理所当然的应当融入到法国的优越文化中。
二、文化适应理论视野下“共和模式”早期成功的分析
redfield,linton和herskovits在1936年给出的“文化适应”定义得到普遍认可:“文化适应”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跨文化心理学家berry根据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对原来所在群体和现在与之相处的新群体的态度来对文化适应策略进行区分,区分出移民采取的4种文化适应策略: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berry的模型得到了普遍认可,文化适应是双向的,移民群体和主流群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他们的关系受到两者所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的影响。
根据文化适应理论,当两个群体的适应策略较为接近或者一致集中于较好倾向的时候,群体之间就会出现融洽的关系。十九世纪中叶起,法国的早期移民主要是来自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波兰等欧洲国家,1851 年,来自以上四国的移民占全法外来移民总数的 58 %;此后从 1872 年到 1936 年,以上四国移民所占比例均在 70 %以上。这些早期移民在法国自发的学习法语,接受法国的文化,与法国本族人通婚,成为法国公民。而且由于周边国家也同属于西方文化体系,宗教也是以天主教为主,和法国在体制、文化和宗教上与法国的差别较小,接受法国的文化价值观的并不难,只要移民接受法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就能够获得法国国籍,享受与法国公民同等的权利。早期欧洲移民群体自觉选择向法国的文化价值观靠拢,在接受的过中鲜有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冲突。法国政府在“共和同化”原则下的一系列同化措施也为早期欧洲移民融入法国社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在早期的移民同化过程中,“共和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受到了普遍的赞赏。
三、文化适应理论视野下 “共和模式”后期困境的分析
相反,当双方的适应策略出现较大差异,比如主流社会认可同化,移民群体认可整合的时候,双方最容易出现问题。当双方均采取较坏选择的时候,如主流社会采取的策略是隔离或者排斥,而移民群体也采取隔离或者边缘化策略的时候,群体间最容易引发各种冲突。
二战后,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成为移民群体的主力。随着大量穆斯林的涌入,伊斯兰教已成为法国第二大宗教,广大穆斯林们从生活到思想都深深打着伊斯兰文化的烙印,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在伊斯兰宗教范围展开的。伊斯兰教的宗教特性使法国主流社会担心伊斯兰教可能会对法国的民族性产生威胁,但在很长时间内,出于地缘政治以及经济考量(二战后,法国需要大量需要廉价劳动力),法国政府在对穆斯林的宗教传统方面,采取的是消极的宽容政策。在政教分离原则的指导下,法国政府当局相信“只有将伊斯兰教置于共和制度之下,消除其(传统的)思想,穆斯林才能与共和国而不是其族群保持一致”。而对于法国的穆斯林移民来说,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它还标志着穆斯林的种族身份,蕴涵着神圣情感,支配着穆斯林生活的方方面面。穆斯林移民希望在保持自身的宗教和文化上融入法国社会,实质上是整合的策略。一面是政府致力于将移民同化入法国文化和主流社会之中,另一面是穆斯林移民不愿意放弃自身的文化传统接受同化,这就导致了适应策略的不同。所以适应策略的不同是导致了穆斯林移民群体和法国社会矛盾升级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相得益彰;强求一律,只能导致人类文明失去活力、僵化衰落。地球村中的每个成员只有采取包容差异性的态度,世界才会在包容宽仁中通向多样并存、和而不同的和谐之路,妄图以“一”统“多”,只会引起对抗,导致纷争不断,难以共容。
参考文献
[1]马胜利:共和同化原则”面临挑战——法国的移民同化,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3期,第105—118页
文化适应理论论文范文4
[关键词]适应选择论 瓷都 文化 对外英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11-0043-01
一、相关理论研究现状
翻译适应选择论是清华大学著名教授胡庚申提出的。该理论以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主题概念为基调、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为核心，所提倡的翻译原则是“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维度地适应，继而做出适应性的选择转换。这里的翻译生态环境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多维度指语言维、交际维、文化维等。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关注语言形式的选择性转换，更要关注双语文化内涵和交际意图的阐释与传递。近几年来，陆续出现了一些有关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研究成果，与此相关的翻译研究也将继续深入进行下去。
二、适应选择论在地方文化翻译中的应用
（一）瓷都文化英译时的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瓷都文化翻译中，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译者为了尽可能地将景德镇文化本身所赋有的特性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应首选译音加注法，这种方法保留源语发音，再对其进行解释，以求再现源语文化本色。
斗彩在以往的文献中英译为“contrasted colors”和“contending colors”较为多见，但这两种译法都不能够非常准确地反映出斗彩的确切涵义，因而还是以汉语拼音的“Doucai”来指称更直接些，且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如“斗彩葡萄纹杯”译成：“Doucai cup painted with grapes（Doucai is a decoration color combining underglaze and overglaze color）”。
（二）瓷都文化英译时的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传递和阐释语言文化内涵。这种适应性选择关键在于关注源语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的差异，避免单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而曲解了源语，译者在进行源语语言转换的同时，要关注与该语言相关的整个文化系统。地方文化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常是源语文化所专有的，因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有足够的文化意识。
“太平窑”经常被翻译成“Peace Kiln”。它是一种形状近似圆筒、具有纪念和象征意义的窑，是景德镇街头的一道独特风景。清朝时期，太平军曾帮助景德镇人民重建家园。为了纪念太平军，从此景德镇人民每逢中秋节就烧起这种“窑”来，并称作“太平窑”。如果我们知道了这种窑的历史文化内涵，那么就可以判断翻译成“Peace Kiln”并不准确。虽然烧太平窑也寄托了人民的“太平窑，盼太平之意”，但是“太平”一词还包含了太平军及太平盛世的含义，因此，“太平窑”应该译成 Taiping Kiln，后面加注解释文化背景：Taiping Kilns convey the pleading for a good future and commemoration of the soldiers from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AD1851-1864），which was the largest farmer uprising in Chinese history， established by Hong Xiuquan and his followers.
（三）瓷都文化英译时的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要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文化英译中原文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
“陶吧是指按照个人的喜好，自己制作陶器的休闲场所”译成“Ceramic Bar is a relaxing place offering ceramic creation activity according to personal preference.”译文中“ceramic creation”是一比较大的概念，它包括从拉坯到烧制等一系列制瓷工序，而目前景德镇的陶吧大都只提供拉坯、彩绘及捏雕等活动项目。Newmark认为，旅游景点简介类的文本具有信息传递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其中如有与事实不符的地方，译者有权加以纠正。因此根据陶吧的实际功能，将“ceramic creation”改成“clay arts”更能传递准确信息。
三、结语
以上所述的三个维度来源于翻译适应选择论，它为解决文化英译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将翻译从语言层面扩展到社会、文化、交际等层面，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多维度的环境适应及适应性选择，探究得出多维度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本，从而尽可能形神兼备地将景德镇当地的特色文化展现在读者面前，以期在跨文化交际中尽可能消除因翻译引起的文化误读，为当前景德镇对外交流和城市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39-40.
文化适应理论论文范文5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 文化差异 学派与范式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3－0137－10
跨文化交际学至今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旅程。1959年，爱德华・霍尔在其力作《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中首先运用跨文化交际概念，并对非言语交际行为做了理论分析，本书因此成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开山之作。20世纪60年代之后，更多学者加入研究行列，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历经50年积淀，跨文化交际学的架构渐渐清晰，其内涵日益丰满，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源自普遍性的现实问题。跨文化交际理论首先针对的是最为根本的文化差异问题，然后延伸到调整、价值、身份、能力与意义等重要议题。起始阶段，跨文化交际理论主要解释某些局部现象，各种视角缺乏必要的统合，显得有些零散。经过80－90年代的拓展、深化和整合，它在跨学科、多元化发展的格局下，现已具备较高的系统性。学科发展离不开理论建设。本文拟以跨文化交际核心议题的形成、拓展、深化和整合为线索，全面检视该学科理论研究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的得失。
一、跨文化交际理论的起点与中心：差异与调整
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在局部现象的探索中起步，其第一个核心议题是最为根本、尖锐的文化差异问题。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国际交流的范围迅速扩大，频度直线上升，由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问题显得极为突出，它促使学者们潜心思考，对此做出学理的解释，提出相应的对策。
上世纪50年代末，霍尔率先把人类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的交际概念结合到一起，启动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进程。他着力探究身势语言(kinesies)、距离学(proxemics)以及时间学(chroneml‘cs)等非言语行为，论述了文化差异对交际的影响。就理论探索而言，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提出高、低语境文化理论(high-and-low-eontext cultures)。霍尔依据文化与语境之间不同程度的联系，把世界文化抽象为从高语境型到低语境型的文化连续流(cultural continuum)。高语境文化指高度依赖语境来传递信息的文化，它通过外部环境或内化于人们心中的价值观与规范等来表达大部分意义，而用语言符号明确传达的仅仅是整个信息的小部分。低语境文化正好相反，它倾向于把大部分信息编入明晰的语言代码之中，直接表达出来，较少依赖语境。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大致对应于东西文化分野，以简洁的分析框架解释了两种文化运作机制的本质差异，为后来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取向理论的发展做了有力的铺垫。
60至70年代期间，围绕文化差异这个核心问题，学者们推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欧伯格等人的文化休克论(cultural shock)、格拉洪的文化适应周期论(acculturation stages)、白瑞的文化适应理论和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rcuhural adaptation theory)。
欧伯格1960年首次运用文化休克概念表达海外旅居者面对陌生文化产生的疏远、惊恐、烦躁和沮丧等一系列心理失衡症状。他对里加德(Lvsgaard)1955年提出的经典U-曲线模型加以改良，创建了文化适应周期理论。该模式显示，跨文化交际者大体经历蜜月期(honeymoon stage)、危机期(crisis stage)、恢复期(recovery stage)和完全适应期(full adaptation)四个阶段。格拉洪注意到旅居者返回故土后重新适应原有文化的现象，把U-曲线拓展为W-曲线模型，更全面地演示跨文化适应的过程。文化适应周期理论研究的对象是海外旅居人员，揭示了他们在适应异国文化以及重新适应本土文化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典型特征。上述理论来自经验的归纳，主要是现象的描述，缺乏系统性。它们仅以交际者对新文化的满意度来衡量效果，没有考虑适应的逆转与失败等情况，有简单化理解问题的倾向，但为研究者更深入地分析跨文化交际原理，开拓新的领域做了必要的准备。
70年代后，白瑞在文化休克理论的基础上探讨文化适应策略。他认为，“休克”概念比较模糊，缺乏充分的心理学理论依据；相对而言，“压力”(stress)概念更明确和有解释力。白瑞提出，移民们面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压力，他们在适应主流社会时会采取四种不同的策略。如果移民们既想保持原有文化，又希望融入新的社会，他们会选择整合(integration)；如果他们不想保留原有文化，则会选择同化；如果他们只想保留原有文化，不愿融入新的社会，他们会选择分离；如果他们对保持原有文化和融入新的社会都不重视，就会选择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在四种策略中，移民们最愿意选择的是整合，选择整合策略的移民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也最小。白瑞的理论得到学界的高度赞赏，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文化适应研究的领军人物，但同时也引起一些批评。纳瓦斯等人指出，文化适应在不同的时段以及不同的领域有差异，表现出较大的相对性。他们为此重建白瑞的理论，发展出“扩展的相对文化适应模型”。沃德指出，白瑞的理论主要关注移民群体，应该拓宽它的视野，把目光投向旅游者等群体。
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的起点同样是文化差异带来的压力。她认为，文化差异造成各种压力促使交际者做自我调整；经历调整与转化后，他们不断成长，能够从容应对不同的文化场景，最终成为超越自我的跨文化人(intercultural pemon)。金荣渊的理论被广泛运用于跨文化交际研究。以其简明的概念框架、严谨的逻辑和坚实的实证基础而备受学界推崇。
1960年至1980年期间，跨文化交际学者们还对其他议题进行研究。例如，奥利弗对修辞与跨文化交际的关系、康顿和约赛夫对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费琛对跨文化交际理论与方法的论述等。学者们从各自的视角来观察，观点庞杂，不成体系。这个时期，他们对文化差异与跨文化调整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但对其他问题的分析相对薄弱，理论建设的发展缓慢，学科的繁荣期仍未到来。
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经过10年“”动乱，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跨文化交际渐渐成为广泛关注的社会议题。何道宽1983年率先把跨文化交际学介绍给外语学界。随后10年， 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逐步展开。就理论探索而言，国内研究者的起点也是文化差异这个核心问题。围绕文化差异对语言交际和外语教学的影响，中国学者着力分析跨文化语用失误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其代表作有：王得杏《跨文化交际的语用问题》、顾日国《礼貌、语用与文化》、高一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道”与“器”》、许力生《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的交际能力问题探讨》等。
王得杏认为，跨文化交际既涉及文化的规约，又涉及语言的规约；两种规约在不同文化里的差异是导致交际障碍的根本原因。顾日国也指出，由于英汉文化差异，两者的礼貌准则有所不同；其中，“贬己尊人”的礼貌原则最富中国文化特色。从跨文化语用研究的成果看，中国学者大体上持一种温和的语言相对论与文化相对主义，在承认人类共性的基础上强调各个语言、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通约性。高一虹运用中国文化中“道”与“器”的概念剖析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她在批评以“功效”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缺陷后，论证以“人”为中心，从涵盖“健全人格与能产生交际意向”的“道”与原理，及其“文化知识、交际技巧与功效”的“器”两个层面来解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合理性。㈣许力生认为，就语言层面而言，交际能力包括语法、社会语言、语篇和策略四个方面的能力：在跨文化交际中，语法和策略能力占有非常突出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比其他两种能力更具跨文化性。从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进展看，中国学者已经能够在吸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由于他们大部分来自外语教学领域，往往更侧重语言能力的分析。
在1980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者还探讨其他一些议题，例如高一虹对定型(stereotype)的正负面效应的分析、贾玉新对面子与身份在跨文化交际中作用的讨论、胡超有关文化思维模式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胡文仲有关跨文化交际学性质与研究层面的论述等。这段时期，特别是第二个十年，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科发展很快，但理论研究比较薄弱，相对滞后，建设性成果屈指可数，并且集中于语言交际层面。开始阶段理论视野的偏狭并不一定完全是负面的，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找到坚实的立足点，但随着学科的发展，它的局限性就会逐步凸显出来。
二、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拓展与深化：价值、身份、能力与意义
跨文化交际理论在核心议题的拓展与深化中逐步走向成熟与系统化。20世纪80年代至今，全球化迅猛发展，文化间的交往愈益深化，由此产生的矛盾与问题也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差异与调整仍然是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价值、身份、能力和意义等议题逐步成为新的重心。
(1)关于差异与调整问题的理论主要包括：刘易斯和江纳曼的6阶段跨文化适应理论、金荣渊的综合的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cultural adap~tion)、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anxiety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AUM)理论、伯贡的预期违背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和盖洛斯等人的跨文化通融理论(intereultural accommodation theory)等。
刘易斯和江纳曼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发展出跨文化适应6阶段论。该模式显示，跨文化交际者在适应异国文化和重新适应本土文化过程中，一般经历“预备期”(preliminary stage)、“旁观期”(speeta-tor stage)、“参与期”(participant stage)、“休克期”(shock stage)、“调整期”(adaptation stage)和“返乡期”(reentry stage)6个阶段。它虽未揭示各个阶段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没有揭示适应的逆转或失败，仍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但仍然是迄今为止跨文化适应阶段论中最完整的一个模型。
白瑞基本上延续了前期的观点，没有提出新的文化适应理论。金荣渊则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全面考虑长期与短期、宏观与微观因素，建构综合的跨文化调整理论。她认为跨文化调整涉及6个层面：个人交际、社会交际、族际、当地社会环境、交际者个人倾向及跨文化转化(intercultural transformation)。经过一系列转变之后，交际者逐步成长，形成健全的交际功能、健康的心理以及跨文化认同。打破文化定型，超越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发展更为包容的跨文化认同的路径是身份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与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金荣渊的理论简洁而严密，得到广泛引用，堪称经典。
古迪康斯特在20世纪80年代重建博格(Berger)的不确定性消除理论(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于1995年推出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AUM)理论，随后在1998年和2005年对其理论进行精简与完善。他认为，当陌生人进人新的文化时总要面对诸多不确定性，产生相应的焦虑；人们对不确定性和焦虑的承受有一定的限度。当它们超过最高限度时，人们就难以进行有效的交际；但当它们低于最低限度时，交际往往陷于单调与乏味。较为理想的情形是，不确定性介于最高与最低极限之间，可预测性与新奇性形成动态平衡，一道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完成。AUM理论启发了许多学者，开辟了一条围绕心理调节而展开的分析途径。
伯贡1995年提出跨文化预期违背理论。她认为，预期违背在跨文化交际中起到两种作用。一方面，它使交际者感到惊讶或恐慌，阻碍交际的顺利展开；另一方面它能够提高交际者行为的主动性，创造相互学习的机遇。评判的要素首先取决于交际能否得到积极回报，其次取决于文化规范对预期违背的容忍度，再次取决于交际发生的语境。预期违背理论是为数不多的直接探讨非言语行为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之一。由于非言语行为具有较大的暧昧性和不确定性，该理论没有清晰地演绎各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此外，预期违背理论的理性主义立场使它在解释与情感相关的现象时显出较大的局限性。
盖洛斯等人于1988年借鉴言语通融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SAT)发展跨文化交际通融理论。她们指出，交际发生在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之中，它既是信息交换也是认同建构的过程。首先，不管是以群体交往或人际交往为定位，正面的历史交往以及交际者感受到的善意都构成相互通融的基础；其次，积极的群体形象和文化认同是促进双方通融的另一个显要因素。此外，群体认同的强度、交往的意愿以及群体地位都影响跨文化通融的过程。跨文化通融理论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对情感因素的重视，但该理论似乎过于强调历史交往的影响，有轻视交际者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能力的倾向。
(2)关于价值取向的理论代表作主要有：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以及苏瓦茨的文化价值理论。他们探讨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权势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 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和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以及长期定位和短期定位(Iong-term and short-term orientation)5个价值维度。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显示一个文化对自我是相互依赖，还是独立、自治的理解；权势距离表明社会平等的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显示文化群体对暧昧性的容忍程度；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反映男女之间是否平等；长期定位与短期定位主要反映文化群体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度。
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论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其中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价值取向论得到最多的肯定和运用。特里安德斯还在他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更精致的纵向和横向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取向论(horizontal／verfical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横向个体主义珍视自我独立和相互平等：纵向个体主义重视个人自治的价值观，但接受现实中一定程度的社会等级。诚然，霍斯泰德的理论也遭到尖锐的批评，最严厉的莫过于实证基础的片面性。他的理论建立在实证研究之上，但其样本仅仅局限于跨国公司的雇员，其代表性自然有问题。此外，也有学者对文化范畴是否可以用线性、相互排斥的概念来表达、并且用数字进行量化提出质疑。
“霍斯泰德仅仅在国家层面上探讨文化价值取向问题，苏瓦茨主要在个人层面上展开研究”。苏瓦茨发现，个人层面存在10个近似普遍性的价值观(near universal values)：权力(power)、成就(achievement)、享乐主义(hedonism)、刺激(stimulation)、自我导向(self-direction)、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仁慈(benevolence)、传统(traditiun)、顺从(conformity)和安全(security)。这些价值观在每个特定文化中会有不同的取向。近年来，苏瓦茨的理论在跨文化交际学界的影响渐隆，为学者们理解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提供了一般性参照框架。
(3)有关身份问题的理论主要包括：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 negotiation theory)、科里尔与托马斯的文化认同理论(cultural identity themy)、库帕奇与今堀的身份管理理论(identity management the-ory)及其丁允珠的身份协商理论(identity negotiation theory)等。
丁允珠于1988年围绕跨文化交际中身份冲突问题，开始建构面子协商理论。她指出，集体主义文化重视他人的面子与相互关系，强调内外之别与长远的得失，较多采用回避、通融、妥协或第三方帮助的策略；个体主义文化侧重自我的面子与目标的实现，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平视内外成员，较多采取直接面对差异、不惜使他人丢脸的策略。当冲突的利益重大、回报额高的情况下，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都表现出理性主义的逐利倾向，愿意与内部及外部成员展开平等竞争。面子协商理论推出后，受到学界好评，广为引征，但也存在不足，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首先，该理论忽略了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内部的差异。其次，它没有深入探讨尊重、信赖、尊严与荣誉感等情感因素对面子协商的影响。
面子协商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交际者的外部形象，文化认同理论则更侧重身份内涵的分析。科里尔与托马斯1988年提出，文化认同主要中文化群体的核心符号系统表征，产生于社会交往和跨文化对话，在不同的语境中显示出多样的形态；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规范和意义系统，跨文化能力表现在能否得体地运用交际规则、准确地理解话语意义以及有效地确认交际者的文化身份上。文化认同理论属于思辨、解释性理论。它在经验归纳型理论占主流的情况下，为研究者探寻跨文化交际原理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蹄。与此同时，它也有待于经受实证研究的检验。库帕奇与今堀分析交际个体如何在发展相互关系的过程中来建构身份，进而实现成功的交际。他们认为，身份与面子在社会交往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跨文化交际者都面临一系列与文化身份管理相关的处理面子的难题；相互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3个相互联系、循环的阶段，即试探(trial)、交织(enmeshment)和再协商(renegotiatlon)；交际者的跨文化能力体现在面子的维护以及相互满意的交际关系的建立上。
丁允珠围绕身份管理的5对辩证关系来建构理论。她认为，跨越文化边界应该遵循下列5对辩证关系：身份的安全和脆弱性、身份的包容与差异化、身份的可预测性与不可预测性、身份的联系与自治以及身份的一致性与变化；交际者不但要积极维护身份的安全与一致性，而且要勇于改变视角，拓展与更新原有身份。身份管理理论与身份协商理论是跨文化交际学中有关身份商谈的两大主要理论。前者聚焦于身份的微观层面，注重交际行为；后者关注身份的宏观层面，侧重交际原则；两者互为补充，在跨文化交际学界影响广泛。
(4)有关能力的理论主要有：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以及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等。早期的理论以“有效性”(effectiveness)与“得体性”(appropriateness)为标准来评判跨文化交际能力，有些过于抽象，并且常常与能力概念产生混淆。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1984年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涉及认知层面的“知识”、情感层面的“动机”与行为层面的“技巧”三个要素。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的三分法简要地概括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键层面，为人们理解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概念框架，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现已成为经典的理论模型。
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延续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的思路，于1996年提出综合性理论。他们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涵盖情感、认知和行为3个层面。情感是指跨文化交际的敏感性(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即特定的情形中交际者的个人情绪或偏好。认知是指跨文化意识(intercultural awareness)，主要涵盖自我意识和文化意识两个方面。自我意识是指交际者对自己文化身份的领悟；文化意识是指对交际者对文化共性与差异的理解。行为――跨文化交际的灵巧性(intercultural adroitness)是指交际者实施交际行为，完成交际目标的技能。陈国明2005年又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加入全球心态(gJobal mindset)层面――全球思维，进一步提出全球交往能力模型。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们全面地解析跨文化交际能力，丰富了它的内涵。
(5)有关意义理论的代表作主要是克罗南和皮尔士等人的意义协同处理理论(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CMM)。克罗南和皮尔士等人于1988年提出CMM理论，其后皮尔士对它加以拓展与改进。他们认为，交际是人们以开放的心态，探索互动模式、理解意义、建立相互关系的进程。协同的意义在于它把不同的见解和反对的意见转变为推动交际走向深入的潜力；协同的手段主要包括：策略性 过程设计、事件的运筹、交流的技巧、逻辑的力量(logical force)、个人地位和日常语言以及语境重建等。CMM理论吸取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观点，主张打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界限，鼓励理论家参与社会实践，更有效地改造世界，其新颖的视角在跨文化交际界引起较大反响。然而。该理论的强处也正是其弱点所在。它消解了理论与实践的分界，但却无法否认它们之间的相对独立。一方面，理论有它超越现实的部分；另一方面，交际行为在很多场合中是下意识、习惯的而非反思的，不一定能升华为理论。
上述理论汲取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思想对跨文化交际行为与观念做理性的分析与解释，拓展了研究领域，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学术争鸣，促进了学科的壮大与繁荣。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巨大进展。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变革与发展，中国与世界建立起更广泛、密切的联系，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跨文化交际已然成为显要的社会议题。在理论研究方面，跨文化交际学者突破了早期局限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狭隘视阈，拓展到移情、身份认同以及全球化等问题。主要代表作包括：高永晨的《跨文化交际中移情适度的原则》、胡庚申的《国际交流语用学――从实践到理论》、胡超的《跨文化交际：E-时代的范式与能力建构》以及戴晓东的《建构跨文化认同的路径――双向拓展模型》等。
高永晨指出，在跨文化交际能力要素中文化移情能力是最重要的成分，文化移情应该遵循适度的原则。胡庚申提出“日常交际”、“专业交流”和“谈判交涉”语境三分假说。他认为，语境对话语有制约和释义作用；在国际交流中，对语用失误的处理应该根据语境和交流效果，分别采取“酌情”、“忽略”和“补救”的原则。胡超以马斯洛对人的基本需求的论断为基础，结合中国道家无为与儒家仁爱的思想，提出她对E-时代跨文化交际能力内涵的解读。戴晓东在汲取金荣渊、吉川和阿德勒(P.Adler)等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发展跨文化认同模型。他认为，向独特性与普遍性两个向度拓展文化认同，使其实现最大限度的本体开放，不断积累跨文化共识，是建构跨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这个时期，中国跨文化交际学者锐意进取，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但理论研究成果依然较少，与国外同行仍有较大差距。
三、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整合与分化：学派与范式
在跨文化交际理论不断拓展的同时，学者们也在尝试对它们进行系统整合。长期以来，欧洲范式一直主导跨文化交际研究。继阿桑迪1998年提出建立以非洲为中心的范式的构想之后，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和三池孝贤等人探讨了构建亚洲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可能性。学派与范式现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真正意义上系统性理论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古迪康斯特1983年编辑出版了跨文化交际学史上第一部理论研究文集《跨文化交际理论：当下的视角》(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CurrentPerspectives)。古迪康斯特与金荣渊1988年合作推出了第二部理论文集《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Theo-ries in Intereuhural Communication)。其后，卫斯曼于Wisemanl995年也编辑了理论文集，对现有的理论进行整合与比较。古迪康斯特2003年在其两篇论文《跨文化交际理论》(Cross-cultural communlcation theories)与《文化间交际理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中对现有理论成果做系统性总结。2005年，古迪康斯特对现有跨文化交际理论进行新的整合，出版了《跨文化交际的理论》(Theorizing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和全面的理论文集。上述几部理论文集以及综述性文章围绕跨文化调整、交际能力、身份和意义等核心议题，对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层面做立体、多方位的研讨。
理论的整合与系统化自然涉及学派与范式问题。学派与范式泛指学界公认的理论流派或体系。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研究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使之形成连贯的研究传统，避免因过于庞杂、凌乱而迷失方向。范式的建立既可以从广义，也可以从狭义来理解。前者涉及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后者指具体研究成果发挥示范作用，在开启新的治学门径的同时，又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在跨文化交际学界，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白瑞的文化适应模型、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伯贡的预期违背理论、丁允珠的身份协商理论、库帕奇与今堀的身份管理理论以及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等已成为跨文化交际学领域里影响广泛的经典理论。然而，这些理论相互之间的互动较少，各自基本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并未在学界建立起高度的学术认同，只能在很宽泛的意义上称作学派或范式。
斯密斯提出，指导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有3种基本范式：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empiricism)、社会解释主义(social interpretivist)以及修辞法(rhetorical approach)。逻辑实证主义运用假设一推演以及解释客观因果关系的探索模式：社会解释主义，或曰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eonstructivism)采用对社会语境中的符号进行主观诠释的研究路径；修辞法采取对现实做预测和辩证解释的分析模式。陈国明基本赞同斯密斯的观点。他认为，主导当今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三大范式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解释范式(interpretive paradigm)和批判范式(critical paradigm)。其中，批判范式的旨趣主要在于挖掘事件的内在结构，揭示压迫者或被压迫者的社会背景。罗杰斯与哈特认为，跨文化交际学经过前范式期和范式期之后，现在已经进入常规研究期(normal science)。前范式期以上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博厄斯的历史特殊主义的出现为标志；范式期以霍尔《无声的语言》为发端；十年后，跨文化交际学进入常规研究期；在此期间，学者们有意识地运用既有的范式进行分析，他们所探讨的问题也具有高度相关性。迄今为止，跨文化交际理论基本建立在欧美人的问题、假设、概念与逻辑之上，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鉴于欧洲范式对欧美以外文化经验与价值观念的忽视，阿桑迪率先倡导非洲范式。他认为，以非洲为中心的范式意味着理论所关注的非洲人是交际的主体、非洲文化形象以及人类利益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现实情境中进行交际，以非洲人的心理、身份、文化与语言来诠释交际原理。例如，欧洲人把交际理解为信息的传递与接收；在非洲人看来，交际是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过程：有效的交际需要经过gin-so(foreword)、benne-so(side-word)、bolo-so(baek-word)和so-dayi(clear-word)4个阶段。gir- 1-so是话前话(word before word)，在此阶段交际者依据自身文化常识准备进行交际。benne--SO是比较性分析，在此阶段交际者通过省察对方的观点了解如何与之交际。bolo-so是各种知识的综合，在此阶段交际者进行互动、建立关系。so-dayi是交际的结束，在此阶段交际者对交际过程做整体评判。
受阿桑迪的启发，陈国明、斯塔罗斯塔和三池孝贤等人提出建构亚洲交际理论的构想。陈国明2001年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建构由“仁”、“义”、“礼”、“时”、“位”、“极”、“关系”、“面子”与“权力”构成的概念框架，演绎和睦交往的原理，创立“和谐理论”。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2003年讨论亚洲的交际方法。他们认为，亚洲文化极具多样性，很难概括出代表整个亚洲的特性或价值。但各国之间相似性是存在的。在本体论上，亚洲人持有整体宇宙观；在认识论上，他们倾向于认为事物是联系与互动的；在价值论上，他们倾向于把“和谐”看作核心价值；在方法论上，他们常常运用循环、直觉的感知方式；以亚洲为中心的方法，可以检验理论建构的限度所在，找到欧洲范式之外的可能。
三池孝贤明确倡导亚洲范式。他指出，交际是表达人性与人道的过程；文化的独特性能够更好地体现人性的内涵，人们在建构抽象、普遍的理论时需要从各种独特的文化中汲取养分。以亚洲为中心的范式意味着：肯定亚洲人的主体性，围绕亚洲人的旨趣，运用亚洲的价值、历史经验、信息与伦理建构理论。恰如非洲中心论体现非洲人的视角一样，亚洲中心论反映亚洲人视阈中的现实，在反思欧洲范式的缺失与偏见、完善跨文化交际理论中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在2000年之后也有了局部的整合。许力生全面总结国内跨文化语用、跨文化语篇以及跨文化能力的研究成果，阐述他对这些议题的独到见解。张红玲对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因素进行了综合性讨论。此外，林大津与谢朝群的《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与实际》、胡超的《跨文化交际：E-时代的范式与能力建构》以及严明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等都对现今学界影响较大的理论做了评介。李炯英和张向阳等对中国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成果做了全面回顾。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理论研究深受美国的影响，本土原创性理论与学派仍未形成。这种局面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跨文化交际学依附于语言与文化教学研究的尴尬境地。
文化适应理论论文范文6
关键词：翻译适应选择论 中医术语 英译
一、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述
翻译适应选择论是以译者为中心的适应与选择，在以原文、原语和译语所构成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首先要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进行适应，并在此基础上对译出选择。按照达尔文“适应/选择”理论，生命体只有适应自然环境才能生存与繁衍，同样在翻译中，译者必须适应原文、原语和译语共同呈现的翻译生态环境，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翻译选择适应论能够避免“原文为中心论”和以“译文为中心论”对译作解读时所产生的偏颇。在具体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是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因此翻译必须从交际维、文化维、语言维三个维度做出适应性选择。
二、中医术语的翻译及其生态环境
中医术语的英译标准可以说是其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因为中医术语英译的不统一将很难将中医文化发扬光大， 西方人便不能深刻领悟中医文化内涵。 但中医语言本身深奥难懂， 一些用语自身的规范化程度不高， 存在概念交叉等现象外， 更重要是由于中医是一门中国特有的医学体系， 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加之中医中大多数概念和最常用的词语在英语及其它欧洲各国语言中一般都缺乏现成的对应语，中医文献精深庞杂，中医术语晦涩难懂等使得中医术语翻译似乎不可为。 因此，中医术语的翻译生态环境不仅关乎语言本身，还涉及到中国医学体系和中医深层的文化体系。
事实上，翻译中医英语的人不少，但译文大多参差不齐，很难有个标准考量。而在具体医学领域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利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分析词条翻译，译者对于原语的“适应”，寻求限定、制约译者的障碍，而最终“选择”适合的策略完成翻译不失为一个全新的翻译视角。
三、中医术语翻译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
要达到跟原语同样的效果，中医翻译颇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要利用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中医术语的英译过程。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在语言、文化和交际等的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能改进译文质量、让译文呈现出整体和谐的翻译生态系统。翻译策略的选择必须依赖译员的主导地位及翻译的生态环境，那么中医术语的翻译应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考察。
（1）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而任何交际活动都有一定的交际目的。中医翻译应以目标语语言风格为主，从而达到传播中医的最终目的。如中医学中的脏腑， 不仅指内脏， 还是对人体生理功能的概括。比如“心”， 中医所指的心并不等于西医学里的心脏。因此， 我们在汉译英时， 若将其译成“heart”是不全面的。众所周知中医和英语不可能完全对等。而随着国际间的交往的日益频繁， 接触别国语言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有些外来语会被本国语所吸收， 进而推广开来，所以音译特定术语是其在交际维度适应性选择的结果。
（2）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在翻译过程中，每位译者都或多或少会受到所生活的特定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会介入译者的审美判断和语言选择。原语和目的语在文化信息的转换上，应根据译语习惯作适当的调整，以确保实现中医术语的文化内涵准确得以传达。比如，中医中的“气”包含“自然之气，呼吸之气，精微物质”， 它有功能、物质、先天和后天之气的说法。如果把它简单地译为“vital energy”， 无法传递出其内涵，后直接音译为 “qi”来代替。再如“阴阳”，“五行”，“三焦”等概念，它们均是中医特有的文化概念，经过不断的适应选择和翻译的历史变迁，最终确定音译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来传递其文化内涵。
（3）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翻译源语时，一般要遵从符合译入语的习惯原则，对源语进行调整，旨在拉近译入语文本和译入语读者的距离。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得以充分发挥。 例如，中医概念“鹅掌风”，它是手掌面的癣菌感染性皮肤病，在翻译这一概念时，不同时期的译者采用不用的翻译策略，如李照国先生借用西方医学术语，将其翻译为“tinea manuum”，手癣，对于目标读者而言，这一译入语自然直白、浅显易懂；相反，美国译者Nigel Wiseman将其译为“goose-foot wind”，虽保留了原汁原味，但会给目标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扰，不利于传播开来，因此在语言维度上没有做到很好的适应性选择，相反，借用西方医学术语来翻译不失为一种语言维度的适应选择的办法。
综上所述，翻译适应选择论为我们研究中医术语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是很好的策略指导理论。中医文本作为功能性很强的实用文体， 应遵循汉语语法结构，分析译语的特点，对其中医术语翻译做定性分析和翻译技巧总结，接着从出版的不同时代背景分析译者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 译本的多维度适应程度—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来对译语进行质量评估， 再现译语文化。因此，中医术语翻译不管使用何种策略，均是译者对于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选择活动，应放到具体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去解读，不能孤立的看待，更不能磨灭译者主体性地位。
参考文献
[1]陈红薇.汉英翻译基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陈小慰.翻译功能理论的启示[J].中国翻译
[3]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4]李亚舒，黄忠廉.别开生面的理论建构[J].外语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