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1
一、草创时期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芝加哥社会学系创办于1892年，首任系主任为斯莫尔(AlbionWoodburySmall，1854—1926)。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普通社会学》(GeneralSociolo-gy，1905)和《社会学的起源》(OriginsofSociology，1924)。斯莫尔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在于让美国社会学界开始关注德国的社会学成就，他同时也是《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的创办者(1895年创办)，事实上，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创立使美国社会学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一般来说，学派形成的标志主要包括在某一学术领域出现了若干领军的学术领袖，有一批志趣相投的学术追随者，有相对固定的研究机构和平台，有比较充沛的学术研究经费，能够就某些共同的领域开展有效研究并取得相当的学术成就。此外，研究者采用比较相似的研究方法并有着类似的表达风格。对照这些标准，很难说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是一个成熟的学术流派。但是，芝加哥大学建校之初确实出现了一批为美国社会学建设添砖加瓦、影响卓著的人物，这些人物不仅仅来自社会学系，同时也来自政治学系，尤其是哲学系。他们是哲学系的杜威和米德，社会学系的斯莫尔、托马斯、文森特(GeorgeE．Vincent)和亨德森(Henderson)。杜威和米德虽然不属于社会学系，但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以及心理学理论对美国早期社会学的影响极其深远，他们不仅是芝加哥哲学学派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是芝加哥社会学的重要创始人。另一位被视为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先驱人物的是库利。库利终生执教于密歇根大学，但因其学术思想与杜威、米德等人的相互承继、相互影响，也因为库利与杜威、米德曾经互为师生、共同执教于密歇根大学，学术界将库利也归入到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
当然，早期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主要力量在社会学系。在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诸位奠基者中，如果说斯莫尔的主要学术贡献是把德国社会学思想介绍到了美国的话，那么，文森特、亨德森以及托马斯等人则在各自领域对社会学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其中托马斯的贡献尤大。托马斯是早期芝加哥学派主要成员中研究成果最多、学术思想最丰富的学者。法里斯在《芝加哥学派》一书中这样评价托马斯:“他是一个充满力量、精力充沛、富有创新精神而且成果丰富的人，因为他不受陈规限制，追求完美。他能够超越任何学术禁锢，他对美国社会学的贡献比他在早期芝加哥大学的任何同僚都要大。”〔4〕他的主要作品包括:《社会起源导论》(SouceBookforSocialOrigins，1909)，《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与兹纳涅茨基合著，1818—1920)、《野性女孩》(UnadjustedGirl，1923)以及《原始行为》(PrimitiveBeharior，1937)等。托马斯在其作品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失序(socialdisorganization)、情境定义(definitionofthesituation)以及生活秩序(life－organization)等理论和概念，他的“四项基本欲望”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也颇为流行。①托马斯对于社会学的贡献首先在于他较早摆脱了传统社会学在个人与社会发展解释上的生物学观点，而代之以历史分析和现实分析的观点。刘易斯和史密斯在《美国社会学和实用主义》一书中如此评论道:“尽管托马斯因为他的作品而被人们铭记，但是人们忘记了他是以一个纯粹的生物社会学家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5〕欧洲社会学深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以生物学观点解释个人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欧洲社会学学术传统，其中，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学说是典型代表。托马斯早年求学于德国，沉迷于斯宾塞，一段时间内他也深受欧洲这一社会学传统的影响。例如，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托马斯认为男人天生就是一种偏爱流浪、攻击和狩猎的动物;他认为冲动衰退是一种病态，而农业和定居这类生活方式会使人类器官退化;他认为男人在形态上的发展比女人更重要，异族通婚源于男性寻求更多陌生妇女的愿望;他认为人类对食物和性的追求是人类生存中最主要的驱动力，他将社会看做是一种纯粹的生物环境。上述观点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论性代谢的差异》(OnaDifferenceoftheMetabolismoftheSexes)中，他博士论文首页就写明:“一个日益明显的事实是，一切社会事实都源于生理现象。”但是当他1907年出版《性与社会:性别的社会心理研究》(SexandSo-ciety:StudiesintheSocialPsychologyofSex)时，情况却开始出现了变化，他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开始摆脱生物决定论的影响。此后，托马斯提出了态度价值以及情境定义等重要概念，既反对社会决定论，也反对心理还原主义，而是强调人与社会环境的互相作用和相互影响。托马斯对社会学的贡献还体现在开创了社会学研究的文化人类学传统。文化人类学发源于欧洲，这是一门从人的角度出发研究文化的科学，至19世纪末期文化人类学已经相当成熟，大师级的学术人物和学术著作均已出现，如英国弗雷泽的《金枝》、泰勒的《原始文化》等。事实上，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全称为“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系”，直到1929年文化人类学才成为该校一个单独的部门。托马斯研究的课题主要集中在性别、种族、社会人格以及文化差异、文化同化等方面。例如，他在1909年出版的重要著作《社会起源导论》中对种族智力存在差异的观点提出了尖锐批评，这一立场和观点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FanzBoas)的观点十分接近。在其1937年出版的《原始行为》一书中，他以收集到的谚语等材料揭示各种种族不同的智力天赋，揭示古代民族的思维方式。托马斯的研究领域显然与芝加哥社会学系其他早期同仁的研究领域不太相同。例如亨德森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慈善机构、劳工问题以及社会保险等方面。与其他同仁相比，托马斯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题材与欧洲文化人类学研究更为接近。
事实上，正是托马斯开启了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传统。20世纪前后几十年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在托马斯的影响下，一批学者纷纷走上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并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些人物包括斯塔尔(FrederickStarr)、法里斯(EllsworthFaris)、林顿(RalphLinton)以及萨丕尔(EdwardSapir)和科尔(FayCooperCole，1929年成为分离出去的文化人类学系首届主任)等。托马斯对社会学最为重要的贡献恐怕在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将经验主义理念和方法应用于社会学研究，开启了芝加哥社会学派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向。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了整个芝加哥学派的发展，为芝加哥学派提供了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但是真正将这一思想和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社会学研究，并取得最初一批研究成果的却是托马斯。在这方面划时代的巨作就是《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由托马斯与波兰学者兹纳涅茨基(FlorianZnaniecki，1882—1958)合作完成，于1918—1920年出版，共5册，2232页。马丁•布鲁默认为这套书的出版标志着社会学从抽象理论和学院式研究的传统转移到更切合实际的经验研究方向。〔6〕托马斯早期一些作品抽象思辨色彩比较浓厚，但是从《社会起源导论》起，他的作品中经验材料明显增多。《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则被视为经验描述与理论概括的典范之作，这部著作的研究对象是当时身处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主要是当时美国的波兰移民)。他利用捐赠人提供的5万美元研究经费在1809—1913年间走访欧洲许多国家，进行调查。1913年最后一次访问华沙时，他认识了当时供职于波兰移民保护局的兹纳涅茨基博士，后者很快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以及合作者。在国内外旅行中，托马斯广泛收集来自波兰农民群体的书信、有关新闻报道数据、庭审记录、祷文、小册子等材料作为自己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托马斯将这些材料称为“偶然材料”。这些材料大部分来自美国国内，托马斯通过在报纸刊登广告以有偿阅读的方式获得这些信件。①移民是当时美国社会乃至世界变化的一个缩影，从某个角度来说，关注欧洲和美国的波兰移民就是关注整个美国和整个世界当时正在发生的巨变。1899—1910年的11年间，在美国移民总数中波兰移民占1/4，这些波兰移民大多选择在芝加哥、皮兹堡、水牛城(Buffalo)和底特律这样的大都市居住，仅1907年的移民高峰中就有128万波兰人移民到美国，这些来自波兰和东欧的移民在原居住地或者在政治和文化上遭受迫害，或者在经济上陷入穷困，他们大多因为这些原因选择移民美国。〔7〕选择波兰移民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波兰移民在差异性的社会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显著特征，托马斯试图从这一社会群体中发现诸如社会人格、情境决定、态度和价值之类的秘密，揭示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社会心理事实。托马斯收集到的那些书信之类的“偶然材料”在他的研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些“偶然材料”真实地记录了波兰移民在相互交往的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真实的故事，他们的经历、文化、传统、情感、态度、价值观、信仰等。用这类“客观材料”研究波兰移民群体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突破，它避免了来自主观因素的干扰。事实上，为了确保研究的客观性和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托马斯甚至拒绝在研究中采用访谈之类的东西，他认为这种面对面的访谈本身就是对访谈对象和生活过程的干预，甚至操控。《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的面世为社会学经验研究提供了范本，它是芝加哥社会学派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全盛时期
1915年伴随着帕克加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加之前期社会学系学术成果的孕育和催生，芝加哥社会学进入到全盛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30年代中期。法里斯如此描绘当时的情景，他说:“帕克、伯吉斯、法里斯成为社会学系的核心人物，在整个二十年代他们如日中天，所有的障碍已经被先行者斯莫尔、文森特和托马斯等人清除。士兵们已经从战场返回，渴望加入研究的阵营，国家一片欣欣向荣，整个城市充满了生机。更加不可忽视的是，大量研究经费很快变得唾手可得，社会学已经一切准备就绪，一个全盛时期即将在芝加哥大学出现。”〔8〕但是所谓全盛必须要有具体的人去做具体的事，要付出辛勤的努力去创造才可能到来。就在1915年芝加哥社会学即将步入全盛之际，其实潜伏着种种危机。马丁•布鲁默的分析十分冷峻。他说:“在1915年的时候绝对没有迹象显示在未来十五年中芝加哥社会学会主导未来美国社会学的发展。”〔9〕布鲁默给出的数据显示，在1915年至1925年的十年间，在社会学系执教的教师从八名减少到五名。在此期间，亨德森教授于1915年去世，托马斯教授于1918年被校方除名，斯莫尔教授于1924年退休(也有说是1925年退休)。在芝加哥社会学处于巅峰时期仅有三名社会学教授，他们是帕克、伯吉斯和法里斯(系主任)。
学术界倾向于认为芝加哥社会学走向全盛与帕克加盟社会学系关系甚大。①帕克于1913年(也有说1914)进入芝加哥社会学系，帕克的一生充满职业传奇和学术传奇。他于1887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哲学系，大学毕业后做了11年新闻记者，1897年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1899年赴德国继续求学，并于1904年获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担任一年哲学助教之后，又到美国南方从事黑人民权活动近十年，在他50岁的时候再次回到大学讲坛。帕克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最初几年潜心教学，培养学生，只发表了为数不多的论著，包括论文《次级群体中的种族同化》，60页的小册子《人类行为的原则》，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类行为调查》。1921年他与伯吉斯合编的教材《社会学导论》出版，这部1000多页的教材为他带来了极大声誉，该书包括14个社会学主题，收录196篇阅读篇目，参考文献达到了1700项，这本教材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分别于1924年和1970年再版。法里斯评论说:“由帕克和伯吉斯撰写的这部著名的教科书被许多社会学家认为是最具影响的社会学著作，1921年之后美国社会学的方向和内容主要就是由帕克和伯吉斯的这本教科书设定的。”〔10〕伯吉斯(ErnestWasonBurgess，1886—1966)1908年毕业于肯菲舍学院(KingfisherCollege)，随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继续求学，并于1913年完成博士学业。1912—1913年在托莱多大学(ToledoUniversity)任教，1913—1915年在堪萨斯大学任教，1915—1916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19年伯吉斯重返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直到1957年退休。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伯吉斯成为帕克最密切的学术合作伙伴，他们二人除合作出版了《社会学导论》外，还合作出版了《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类行为调查》(1925)等作品。
真正使芝加哥社会学形成学派，流传身后的成果是此间进行的“都市生态结构研究”以及“都市行为研究”，法里斯评论说:“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系最引人注目和广为人知的进展是他们在都市生态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原创性研究。”〔11〕帕克和伯吉斯等人在这些大规模的研究活动中扮演了总设计师的角色。“都市生态结构”、“都市行为研究”这样的理论念头和设计出自帕克大脑之中一点也不奇怪。帕克1914年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前主要职业是新闻记者，他十分看重实践和实验活动。在从事新闻报道的十几年中，他就养成了观察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活的习惯，他于1925年出版的著作《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性调查》就是他早年对城市观察和研究结果。他说:“城市在扩展，滋生于其中的各类人性也在不断显现，这使得城市变得非常有趣和迷人。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研究人心秘密、人性以及社会的种种场所。”〔12〕进入社会学系之后，他在学术上更自觉地将实用、实验和效用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方向。在《社会学导论》中他非常明确地阐述道:“从某种流行的观点来看，现在的社会学已经成为一门实用科学，社会学很快将成为这样一门科学，它在解决某一问题时得出的结论也将完全适用于同类其他问题。实验方法将进入社会生活、工业发展、政治生活以及宗教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所有这些领域，人类实际上被各种或明或暗的法则所制约引导。但是，这些法则很少被人们以理论假设的方式和实验证明的方式予以阐明。如果要区别这两种方法，我们选择调查而不选择研究。”〔13〕帕克将正在兴起的芝加哥这座都市看做一个巨大的社会实验场，他说:“社会学研究工作应该定位于芝加哥的都市文化，芝加哥就是一个社会实验室，这意味着应该去收集那些影响城市社会生活的各种材料，并对材料进行归纳和分析。”〔14〕他的学术研究目标是要摸清楚这个大都市的要素分布和要素功能，并解剖都市中的各种人类行为。就像当时许多社会学家一样，帕克深受达尔文和斯宾塞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以生物学的思想和方法去观察城市，解剖城市所延伸出来的概念就是城市生态。
帕克1902年在德国求学时跟随黑特纳(Hett-ner)学习地理，他坚信:“每一个社会学专业的学生都应该了解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其实，文化归根到底就是一种地理现象。”〔15〕到芝加哥大学后，他开设的课程之一就是“实地研究”(FieldStudies)，正是通过这门课程，帕克鼓励研究生们走进城市、走进社会，以绘制地图的方式去呈现这座城市地产、商业、舞厅、、犯罪等各行各业的分布和结构，研究各色人等的心理和行为。其他各种实证研究方法，如访谈、观察、数据收集、文献分析也被广泛运用。这类经验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对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最终形成至关重要，这些经验方法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研究都市生态并不是终极目的，最终目的是要透过都市生态去研究人类行为。正如法里斯所说:“都市结构只是丰富复杂的社会现象的一个背景，生态学不过是进入到这背景中的一条路径，它们最终都指向都市行为。”〔16〕芝加哥社会学派所倡导的都市生态研究最终指向行为偏差、城市犯罪、文化同化、社会失序等等具体的都市人类行为课题，围绕这些课题产生了一大批调查研究，这些成果大多由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完成，并且许多作品获得出版。这些研究作品包括:1．《芝加哥的组织化犯罪》(OrganizedCrimeinChicago，1929，JohnLandesco)2．TheJack－Roller，1930，EditedbyShaw3．《一个青少年违法犯罪职业的自然史》(TheNaturalHistoryofaDelinquentCareer，1931，EditedbyShaw)4．《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因素》(SocialFactorinJuvenileDelinquency，1931，ShawandMckay)此外，还有一些与芝加哥这座城市有关的其他研究，如:1．《芝加哥黑人》(TheNegroinChicago，1922，CharlessJohnson)2．《流浪汉》(TheHobo，1923，NelsAnderson)3．《家庭失序》(FamilyDisorganization，1927，ErnestR．Mower)4．《匪邦》(TheGang，1927，FredericThrasher)5．《自杀》(Suicide，1928，RuthShonleCavan)6．《贫民窟》(TheGhetto，1928，LouisWirth)7．《芝加哥的黑人家庭》(TheNegroFamilyinChicago，1931，E．Franklin)8．《出租司机舞厅》(TheTaxi－DanceHall，1932，PaulG．Gresty)9．《芝加哥犯罪》(ViceinChicago，1932，WalterReckless)10．《旅馆生活》(HotelLife，1936，NorwanHayner)11．《金海岸与贫民窟》(TheGoldCoastandtheSlum，1929，HarveyZorbaugh)12．《都市区里的精神紊乱》(MentalDisordersinUrbanAreas，1930年完成，1939年出版，RobertE．LFarisandH．WarrenDunham)涉及城市犯罪的研究包括:1．《革命的自然史》(TheNaturalHistoryofRevolution，1927，LyfordEdwards)2．《罢工》(TheStrike，1928，Hiller)3．《俄罗斯镇的朝圣者》(ThePilgrimsofRus-sian－Town，1932，Paulineyoung)在1930年代前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都市研究中，帕克和伯吉斯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们为这些调查的实施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概念和框架、具体的研究方法手段，他们合作的都市生态学著作《都市社区》(TheUnbanCommunity，1927)以及《人格与社会群体》(PersonalityandSocialGroup，1929)还为学生们提供了写作范本。劳申布什(Raushenbush)在《帕克:一位社会学家的传记》中给出了帕克具体指导学生从事都市研究的详尽数据。在1921—1931年15项有关城市生活的研究中，有七项研究获得出版，帕克为其中的三本书写了序言。
在42本有关种族、文化、伦理关系的学生著作中，帕克给于具体指导或写序言的著作如下(其中部分作品为学生们毕业后所写):1．《日本入侵者》(TheJapaneseInvasion，1917，JesseF．Stainer)2．《作为文化接触的基督徒》(ProtestantMis-sionsasCultureContact，1924，MauriceT．Price)3．《贫民窟隔离研究》(TheChetto:AStudyinIsolation，1926，LouisWirth)4．《俄罗斯镇的朝圣者》(ThePilgrimsofRus-sianTown，1932，PaulineV．Young．)5．《种植国的阴影》(ShadowofthePlantation，1934，CharlesS．Johnson)6．《夏威夷的异族通婚》(InterracialMarriageinHawaii，1937，RomanzoAdams)7．《种族关系的仪式》(EliquetteofRaceRela-tions，1937，BertamDoyl)8．《边缘人》(TheMarginalMan，1937，EverettV．Stonequist)9．《巴西的黑人》(TheNegroinBrazil，1938，DonaldPierson)10．《岛屿社区》(IslandCommunity，1939，An-drewLind)值得一提的是，帕克的学生中还有几位学生的论文写的不是都市、种族和文化，而是新闻传播:
1．博士论文《新闻的社会学研究》(News:ASociologicalStudy，1931，CarolDewittClark)
2．博士论文《人类趣味故事》(TheHumanIn-terestStory，1940，HelenMacGillHughes)事实上，芝加哥社会学的成功仰赖于多方面的努力，正如法里斯所评论的:“纵观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成功的历史，这些成功应归功于大量在册学生、知名学者、大量优秀的师生作品以及创新精神。所有这些凝聚成极高的士气，使社会学系的繁荣一直延续到30年代。”〔17〕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即使是在全盛的12年中规模都不是太大，这种类型灵活的机构建制反而使社会学系能够充分利用学生进行科研创造，同时接纳本校其他专业领域的学者参与进来，共同打造具有明显跨学科特征的社会学体系。以下数据可以显示社会学系的发展状况。〔18〕1895—1915年美国大学授予社会学博士学位人数为98人，各大学数量分布如下。以上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硕士培养的数量情况。在过去40名美国社会学家学会(A-mericanSociologicalSociety，ASS)主席中，至少19人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毕业，或为该校社会学系现任或耶鲁教师。1923年之前，13位主席中三位来自芝加哥大学，这一数据反映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培养质量。
三、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衰落
一般认为芝加哥社会学派从193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衰落，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第二代芝加哥社会学派主导核心人物的先后离场。作为社会学系凝聚人心的核心人物，帕克于1931年到1932年间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世界旅行，1934年退休。此间另一个核心人物伯吉斯却忙于自己的婚姻家庭，似乎已不像从前那样专注和执着。往更后面说，系主任法里斯(EllsworthFaris，1874—1953)1939年退休，奥格本(Ogburn，1886—1959)于1951年退休，沃思(Wirth，1897—1952)于1952年过早离世，伯吉斯也于1951年退休。法里斯认为布鲁默(HerbertBlumer)．斯托弗(SamuelStouffer)、休斯(EverettHughes)等人构成了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第三代人物，但是他们的学术成果学术影响被世人接受却在更后。
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2
论文摘要：在发展方向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发展目的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力与客观规律制约力相互作用的思想。在发展内容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发展机制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动力系统各环节、各要素相对平衡运动的思想。在发展方式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的思想。在发展方法上，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兼顾，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中的历史合力的具体内涵。
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在反驳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阐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思想。仅仅将“历史合力”理解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或者“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无助于全面把握历史合力论的丰富内涵，无助于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与历史合力论之间的理论关联。
一
所谓“历史合力”，是指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有机体的多环节、多因素构成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动力系统。
在社会形态层次(最抽象、最根本的层次)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的基本结构可以划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层次，由它们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判别社会形态的基本依据。“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揭示了社会历史运动的本质，是对一切社会历史规律的普遍抽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历史是一个包含多样性统一的丰富总体，本质的抽象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分析，一般性规律不应代替特殊性规律，“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况且，经济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作用，往往要通过各种环节的中介，在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因素的相互联系中才得以实现。这就需要将历史合力由抽象的层次引入到更为具体的层次(社会结构层次)上来。
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社会总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社会，这些构成要素同时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应的“力”。经济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形成的历史动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的唯一动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动力；经济对政治、文化、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既非机械的，也非总是直接的。因此，“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当然，这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总是通过与经济力的相互联系(如依赖经济条件、反映经济要求等)，或者在一定条件下相对独立地作用于社会历史进程。因此，在社会结构层次上准确理解社会历史的合力，既要看到经济力的决定性作用，又要看到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往往需要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来实现；既要看到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依赖并通过经济力作用于历史进程，同时又要看到它们自身对历史进程的独特作用机制和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这样，历史合力论就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上的“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等机械决定论、单一决定论划清了界限。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前提层次上，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生产劳动发展史，生产劳动实践是理解社会历史的锁钥。生产劳动无非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生产劳动过程无非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结合的过程。所谓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就是指人类以社会组织的形式与自然协同进化。这种协同进化从来都是通过共存、冲突、融合等形式的矛盾运动历史地展开的，社会与自然决不允许单单把和谐或斗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社会力对自然力的作用集中表现为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自然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制约和促进作用突出表现在，自然环境状态即和谐与斗争的哪一个方面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直接表征着相应的社会历史阶段和人类文明程度。自然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双重作用也以重大自然灾害破坏社会生活、引起社会动荡甚而延缓或加速社会形态更替等非常规形式直观地表现出来。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问题上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超越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唯经济中心论。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层次上，历史合力是“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性，因而人们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承认人的社会历史主体性，但不能走向唯意志论(历史主观主义、历史目的论)；承认历史的客观性，但也不能走向历史客观主义、历史悲观论。“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这个“总的合力”实质上就是历史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主体选择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而且，“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虽然“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使每一人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但并不因此否认每个意志对历史有所贡献。“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意志的“相互冲突”，因为历史不过是人们的交互活动，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大多数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问题上坚持了群众史观，根本区别于英雄史观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唯心史观。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外动力层次上，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与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如果说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内部力的话，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交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则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外部力。外部力与内部力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历史合力。社会历史发展的外部力，突出地表现为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通过作用于各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内部力)，引起各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观念变革，从而影响社会历史的进程。“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可见，无论社会历史外部力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多大，但它必须通过作用于社会历史内部力而显现自身的作用。社会历史外部力通过作用于内部力而影响历史进程，内部力规定外部力的作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动力。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历史的合力就是不同社会之问的交往与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的相互作用。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源与外源问题上超越了封闭发展与依附发展、狭隘民族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发展的内部力与外部力的辩证统一。
综上，从根本上说历史合力就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各种历史动力的辩证综合。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思想既为我们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抽象层次、社会形态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又向我们提供了理解同一历史阶段社会发展具体规律的方法论原则(各具体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以历史合力论指导当今的社会发展实践必然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二
科学发展观在坚持发展方向的坚定性、发展目的的人本性、发展内容的全面性、发展机制的协调性、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发展方法的统筹兼顾性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的社会发展动力系统思想。
在发展方向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有机体的环节、因素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动力，规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科学发展观认为，求发展首先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发展方向。科学发展观强调，始终坚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关键是要把坚持科学发展同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统一起来，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统一起来。这就既坚持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运动的基本原理，又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基本原理有机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把阶段性发展战略与根本性发展方向辩证地统一起来。
在发展目的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力与客观规律制约力相互作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性，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发展就是一个“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并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的过程。这个“总的合力”的实质就是历史主体选择性与历史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又反对为发展而发展的“唯发展主义”；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坚持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作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当作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质上就是要以人民群众为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人民群众看做历史剧作者与历史剧中人的有机统一，看做发展手段与发展目的有机统一；就是要在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好又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上，正确应对社会利益格局变化，统筹兼顾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利益，充分调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一切积极因素，激发一切社会活力。这样，科学发展观就在坚持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性与历史客观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的原理的基础上，鲜明地突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具体生动地再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进步是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
在发展内容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社会有机体总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社会管理、社会组织等层面上的狭义的“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社会，这些构成要素同时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应的“力”，其中的经济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的唯一动力，它总是要通过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相互联系和凭借许多中介环节发挥其最终决定性作用。因此，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社会历史的合力就是经济力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成为历史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同时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依赖并通过经济力作用于历史进程。正是在此基础上，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强调坚持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既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推动政府、市场与社会良性互动，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建构公民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可见，科学发展所要求的全面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根本基础和重点，涵盖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的全方位发展。这样，坚持全面发展既与社会结构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在精神实质上达到了高度统一，同时又根据中国实际赋予了历史合力论以具体的内容和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发展机制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动力系统各环节、各要素相对平衡运动的思想。按照历史合力论的观点，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是一个由多因素、多环节构成的不平衡的动态系统。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动力系统由不平衡逐渐趋向相对平衡，然后引起新的不平衡再逐渐趋向更高级的平衡的矛盾运动过程。如果社会动力系统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就可能导致社会发展失调甚至崩溃。这就要求我们主动协调各种社会动力，坚持社会协调发展。针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协调发展主要是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城乡发展、协调区域发展。经济发展是在社会中发展、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发展、依靠社会力量发展，最终也是为了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基础和根本保障，这就要求必须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此外，只有协调城乡发展，才可能为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从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只有协调区域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发展所需的稳定社会环境，才能建成真正全面的小康社会，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可见，坚持协调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对发展机制的创新，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要求。
在发展方式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的思想。在历史发展的前提性层次上，历史合力论认为社会发展的实质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这就为我们超越环境与发展的二元对立、创新发展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世界观基础和方法论原则。科学发展观不仅坚持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原则，而且为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明确内涵。这就是要超越先污染后治理、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益的资本主义传统工业化道路，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3
关键词：社会史； 理论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K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2-0156-09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历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社会史的研究尤其令学术界瞩目。社会史研究的提倡，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重要研究机构的出现，给历史学界增添了活力，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在近二十余年社会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中，学者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做了一定的探讨，又从社会史研究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和丰富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本文结合学术界的理论探讨和社会史研究的实践，围绕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区域社会史研究以及如何进一步推进社会史的研究三个方面，对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予以论述。
一、关于社会史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理论探讨
社会史，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社会的历史，尽管学术界对于社会史的性质目前尚有专史、通史和研究方法或范式说等认识的分歧，但是，对于它的研究对象和范畴，学者没有太大的分歧意见。乔志强和冯尔康两位先生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乔志强、行龙认为，社会史的结构体系就是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功能。他们以中国近代社会为例，认为社会构成包括人口、婚姻家庭、宗族、社区、民族、阶级与阶层；社会运行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社会功能有教养功能、救治功能、控制功能和变迁功能几个方面①。冯尔康认为，社会史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意识的运动体系，它以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等级、阶级、社区、人口的社会构成，以及上述成分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动，构成社会结构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行为、变化及其观念，产生变化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因素为研究范畴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冯先生所言，主要指社会结构、日常生活和社会意识。两位著名社会史专家关于社会史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共同之处都主张社会史要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不同之处在于，乔志强先生强调对于社会功能的探讨，冯尔康先生则突出研究日常生活和社会意识。他们提出的这些主张，对于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和学科建设，都曾经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由于社会史特殊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有别于历史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更强调多学科的综合和跨学科的研究，这也成为社会史专家的共识。如学者所言：“社会史与社会学、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民俗学、文化学、人口学、民族学、人类学、家庭史、宗族史、环境史、生态史、地理学等学科，都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池子华、吴建华：《中国社会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冯尔康从中国社会史研究发展历程的角度，阐述了社会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他说：“各个学科学者的带有自觉性的社会史研究，令我们知道人文学科的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民族学、文字学、法学的研究者，以及一些社会活动家，共襄开创社会史的盛举，这种事实告诉我们：社会史自始就是多学科的产物，就具有跨学科的性质。”结合20世纪“年鉴学派”崛起七十多年来西方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成就和面临的难题，冯尔康进一步论述了社会史研究跨学科的重要性。他说：“社会史研究的多学科、跨学科状况，使历史学同地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法学、数学、农学、医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联系起来，从历史学来讲是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有关历史研究的成果，深化史学研究，所以产生许多新课题。”“历史学因社会史研究走出孤步自赏的状态，向其他学科求援，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非常可喜。”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110-111页。常建华指出：“当前社会史与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日益加强，跨学科研究成为大势所趋。”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自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行龙强调说：“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乡村社会史研究为多学科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场所，而多学科研究方法是中国社会史复兴之初就大力提倡的。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等的对话交流，并不是预设要建立一个什么新的学科，而关键是相互汲取新的灵感和方法、视角，不要过分地强调学科界限，真正把一些学科的概念、方法、分析框架溶解到社会史研究中，并促进其他学科的进一步反思，改变社会史仅仅是从社会科学中借用概念缺乏理论反思能力的传统认识，真正形成平等的对话和交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101页。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除了历史学基本的研究方法，如历史的比较研究法、计量的方法、阶级和阶层的分析方法、史料考证与归纳法、个案研究法等之外，跨学科研究的提倡和运用可以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色。在上面几位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社会史与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诸多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关系最为密切而且很受学者重视的是社会史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关系。
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是学者探讨的重要问题。1986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提上日程之后，大多数学者都强调社会学是与社会史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就是社会史。但随着社会史研究的逐渐展开和深入，有些学者对于简单套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撰著社会史产生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然，这并不是否认社会学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而是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入。结合学术界关于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认识出现的分歧意见，从历史社会学发展的角度，池子华强调社会史研究离不开社会学。他说：“历史社会学因现实需要引发对历史问题的探索，虽然与社会历史学即社会史从历史学的角度引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其出发点不同，但其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不可能不相互渗透、交融。……社会学的许多理论，如分层理论、冲突理论、社会运行理论、社会越轨与控制理论等，对社会史的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社会史应该放开历史的视野，应该敞开胸怀，豁达地让社会学介入，而不是闭关自守，将其拒之门外。”池子华、吴建华：《中国社会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从西方和中国社会史研究发展的现状出发，赵世瑜强调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区别。他指出，社会史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距离并不是等同的。诚然，社会学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但如果我们仍然从社会史的发生、发展过程来看，与其说社会史一直被笼罩在社会学的光环之下，不如说社会史受到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即使我们把社会学视为社会史的盟友之一来考虑它的影响，也要警惕可能出现的社会学概念、方法的生吞活剥参见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8页。。行龙一方面强调加强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同时指出应避免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生搬硬套。他说：“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应当充分吸收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当然，这种吸收并不能限于对社会学概念理论的生搬硬套，而应以社会史的学科特征为出发点，进行重新整合与提炼，体现社会史中国化的特点。”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114页。从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之后，学者关于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认识进一步深化，在承认社会史对于社会学的依赖的同时，强调要克服对于社会学理论的生搬硬套，强调社会史研究不仅要借鉴社会学的方法，而且要借鉴社会科学许多门类的方法，要体现建立社会史中国化的特点。
人类学是新时期社会史研究工作者十分重视的学科，也成为社会史研究跨学科方法最富有成效的学科。结合西方史学界出现的“人类学转向”，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特征和英国社会史学家E.P.汤普森的基本观点，有学者提出：人类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找出新问题，用新方法看待旧问题。人类学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眼光向下，更加重视普通百姓的历史和日常生活。其二，更加重视田野研究和对历史现场的体验。其三，重视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和口述资料的收集与利用。其四，为从事个案研究和区域研究的历史学家提供建构理论模型的可供借鉴的途径参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组《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152页。。结合多年从事近代华北社会史研究的实践，行龙从历史人类学对社会史整体追求的角度，阐述了社会史学家借鉴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人类学体现了新史学总体史的愿望，人类学对宗族、仪式、信仰、象征、习俗等的研究，与社会史关注社会生活尤其是下层社会生活的取向也有契合之处。人类学拓展和深化了社会史中有关社会控制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曾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取得了相当成绩，费孝通、林耀华等人杰出的研究影响了世界汉学人类学研究，开辟了人类学如何研究文明社会的新路。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复兴后，人类学、历史学经历了接触、学习、合作、互动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两个特色鲜明的学术方向：一是以陈春生、刘志伟、郑振满为代表的华南学派，显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途径；二是王铭铭等人的研究，突出了人类学自身的理论反思。社会史对人类学方法的运用，不仅仅是注重文化的分析与考察，而且在具体操作上也有所借鉴，近年来出现的“田野调查热”就引人注目参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2-88页。。常建华强调在社会学之外必须借鉴人类学的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从事社会史的研究，他撰著了《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在中国的实践》一文，从宏观方面阐述了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等重要问题。他指出：开展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不是发现一个研究领域，而是强调一种研究方法。历史人类学研究体现了年鉴学派长时段和整体史学的追求，这种研究具有微观史学的特点，仪式、社区与文化认同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决定了必须扩大史料来源，注意民间资料，特别是利用非文本的资料。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中国史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注重日常生活，挖掘社会生活的文化意义，立足地域考察历史，构成新社会史的特征。新社会史的兴起与历史人类学产生了不解之缘，一些历史学者努力实践历史人类学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152页。。从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人类学对于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它可以推动社会史学家借鉴人类学家的理论和方法，发现新的资料，不断推动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研究的逐步深入。
除了对于社会史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关系进行论述之外，学者对于社会史与经济史、人口史、文化史及文化学、地理学等领域和学科的关系也予以探讨。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从事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对于欧美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给予了评介。陈启能主编的《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着重阐述了西方的历史人类学，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史、社会史的变化。在“战后德国史学的发展”和“联邦德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史学流派争论”两章中，作者着重论述了德国社会史研究的重新兴起、批判的社会史学派的形成，以及联邦德国社会史学派与日常史学派、妇女史学派、文化史学派的争论等重要社会史的内容参见陈启能主编《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徐浩、侯建新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修订版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西方新社会史及其发展趋向，妇女史、家庭史、两性关系史的研究状况；西方的经济——社会史、医学社会史、性别史的研究等内容参见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两本书作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著作，后者还被推荐为部级研究生教材，反映出史学界对于西方社会史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他们所介绍的相关内容，有助于中国史学界对于西方社会史研究状况的进一步了解，也值得社会史研究者参考。
二、 关于区域社会史研究方法的探讨
区域社会史是社会史研究深化的重要表现，有些学者结合自己从事区域研究的体会，探讨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常建华在《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征》一文中，论述了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区域社会史研究取得的成就。关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成因，作者指出：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反思以往过分重视宏观社会形态史、忽略历史地理空间因素之际，受区域经济和区域文化研究的刺激，区域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开展，还同借鉴国外区域研究和当代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方法以及不同学科学者的合作有一定关系。文章对区域社会经济史、区域文化史、市镇和城市的研究成果做了概括性的总结和论述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12-16页。。常建华还撰写专文《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对1981年至1995年以来日本史学界对于明清地域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证性研究成果做了评介。关于日本学界“地域社会论”产生的背景和学术渊源，作者指出：地域社会论的出现意在摆脱发展阶段论和阶级学说的理论困境，共同体论、乡绅论启发了地域社会论的提出，社会史、结构主义理论的启发，也是其理论形成的重要因素。文章对日本地域社会研究的具体问题和成果也作了介绍，作者最后说：日本明清地域社会研究在基本理论、开发、移民与地域社会、国家与地域社会、市镇社会史、地域社会与宗族、信仰、救济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地域社会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也比较明显，一些学者积极采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人口学、生态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方法，尝试跨学科研究，从新的视角探索社会结构。明清地域社会的研究成果对明清史及社会史领域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189页。。在《20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一文中，常建华对新时期学术界对明清时代宗族的区域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的总结。作者指出：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不同，采用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方法各异，在对宗族的定性和定位上观点相差甚远，诸说并存、互相探讨有助于研究深化。而从多学科、全方位、动态与静态结合的方式研究和认识宗族，或许应该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的方向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248页。。常建华还呼吁重视历史的土著性空间的研究，他说：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历史研究的地理空间问题，开展区域研究。不过多数学者注意的空间单位比较大，最大者是如华南、华北等区域或省区，其次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徽州等较大地理单位，再次是以市镇为对象。也有少数学者注意更小的历史空间，从事村落历史的研究，难能可贵。关于村落的研究，他指出：村落研究在学理上可归入社区理论。村落的形成受特定生态环境及国家的影响很大。考察村落的人口、姓氏、耕地、作物、聚落格局、周围环境、历史变化、群体意识、权力系统、与国家关系，对于认识中国基层社会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民众意识乃至国家有着重要意义。村落的视角虽然从地理空间切入，其实质是生活史研究的深化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192-193页。。常建华上述系列文章，一方面对于日本和中国区域研究的成就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同时，阐发了开展区域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怎样着手从事区域研究，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区域社会史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在理论方面探讨的基本问题。
在多年从事华北近代社会史特别是山西近现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上，行龙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一书是其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文，对地域社会史的概念、研究的必要性，如何划分地域、近代华北农村变迁研究的内容以及应该处理好的几个关系，地域研究中着重采取的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和学科渗透方法做了系统的阐述。《再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文，进一步阐述了欧美、日本以及中国学者开展地域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中层理论”，重点介绍了国家与社会、思想与社会、法律与社会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作者指出：侧重于从民间社会的立场出发，观察国家传统与民间传统的相互作用关系，注重仪式、符号的象征意义和实际效果，体现了社会史研究自下而上的方法论特征。站在区域的立场观察地方社会的发展变迁时，重视“小传统”的因素、重视民众思想和民间的风俗文化不失为深化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切入点。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不但极大地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而且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使“一切历史都是社会史”的观点在当前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变得更加令人信服。同时，他提出今后区域社会史研究应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应重视“大传统与小传统”关系理论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运用，二是注意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联姻与转向。结合多年从事华北区域研究的经验，他认为在研究方法方面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从整体史的角度出发，加强区域间的比较研究。第二，要重视区域史的分期问题。只有对于区域社会进行正确的时间和空间划分，才能够进一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第三，要加强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提倡史学工作者走出象牙塔，走向田野与社会。结合山西的特点和社会史研究现状，他提出山西区域社会研究应该着力的四个方面：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研究，晋商与山西地方社会研究，三晋文化与民俗研究，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研究参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163页。。行龙的上述总结，着力于区域社会史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这种理论总结和反思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史研究学者理论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和区域社会史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他的认识对于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有些学者从理论的高度，指出区域研究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结合多年从事闽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和对区域研究的了解，陈支平指出区域史研究存在的共同问题：一是大多数的论者，宁愿把中国的文化以及区域的文化讲得好一些，而不大愿意把其中的不足之处，乃至某些糟粕的东西反映出来，这背后实际上交织着传统道德的约束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等多种复杂因素在内。二是区域研究者只顾及本区域的情景，而未能把这一区域的社会文化现象与其他区域做一个客观的比较分析。三是区域史研究出现许多偏颇现象，除了社会政治的、地方环境的因素干扰之外，有关区域史研究文献资料的局限性，也是导致这种研究偏颇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四是与生俱来的政治与道德的向心力，造成了千余年来人们对自身文化认识的偏差，从而影响到人们对于区域历史与文化的许多误解，结果把中华文化共性的东西当作区域的特征来论述，而把真正属于区域特性的东西迷失了参见陈支平《历史学的困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4-72页。。社会调查是社会史研究采用的最重要的方法，陈支平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对这种方法从理论高度作了总结。他提出：作为“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重要途径，社会调查应从四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搜集民间私家文献资料；二是搜集民间文化行为资料；三是搜集民间神话传说和口碑资料；四是搜集民间意识认知资料。同时，他警告学者当心落入社会调查的误区，提醒学者应该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避免主题先行的社会调查；二是避免“孤立化”的倾向；三是社会调查要与比较研究相结合。陈支平关于区域研究存在的上述四个方面的共同问题，以及开展社会调查应该注意的问题，是自己多年从事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经验的总结，对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逐步深化，一些学者强调必须重视社会史“中层理论”的构建和研究，杨念群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先后主编了《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和《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相关著作，介绍和阐发了社会史研究的“中层理论”。杨念群指出，中国社会史学界比较缺乏在中层理论的范围内建构可操作性概念的能力，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史的主流基本上遵从的是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学界构建与哲学体系相关的宏大叙事的研究传统，这和西方中国学界的情况正好相反。西方中国学界特别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在1960年代以后就已通过学术反思开始疏离巨型理论的控制，而建立起了一系列可操作的中层解释范畴，如“市民社会理论”、“权利分析”、“过密化模式”等等。这些理论一开始应用就引起了一波波的争议，但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模式转换却起了相当重大的推动作用。关于“中层理论”，杨念群强调，在中国语境中，大力提倡“中层理论”和“区域研究”的建构策略，以使中国社会史的解释能力趋于多元化恰恰是最为急迫的课题。当然，建立中国式的社会史“中层理论”模式并非是直接移植西方社会学理论，或实现所谓“范式突破”，而只是实现一种研究取向的意向性转换。这种转换不是对以往解释的替换而是修正参见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2页。。杨念群的倡议在社会史学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响应，如著名社会史学家冯尔康在他的《中国社会史概论》“社会史研究方法”一节中，将“中层理论”也做了简要介绍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106页。。行龙在《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反思》一文中，对“中层理论”的提倡也予以肯定。他说：“中层理论”、“新社会史”、“新史学”的提出是20年中国社会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化，理论反思能力进一步提高的表现，也是多学科对话的结果。中层理论提出其任务在于“呈现”，这种呈现是多学科、多角度、多样态的，对提升和深化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史学界对于“中层理论”仍处于介绍、消化和初步尝试的运用阶段，我们了解到的“中层理论”，有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和周锡能等的“士绅社会”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分析、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权利的文化网络”以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研究、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艾尔曼的“文化资本”解释方法等。中国部分学者试图从本土出发，提出自己的中层解释框架。如秦晖的“关中模式”、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近代社会变迁的空间结构和观念转变”、应星的科场场域研究中的“集体传记研究法”、王铭铭的福建泉州铺境研究、景军的“制度化知识”过程研究、梁治平运用法律人类学的方法对“清代习惯法”的研究、程美宝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研究、方慧容关于集体记忆的“无事件境”等，都体现出了相当的理论创新和建构“中层模式”的努力参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79页；陈支平《历史学的困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5-113页。。“中层理论”的建构和倡导，无疑有助于社会史特别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理论的提升，当然，“中层理论”在中国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需要学者了解和借鉴国外的理论成就，同时，需要注意防止简单的照搬，应该多做一些消化和研究的工作，真正了解其理论，特别是应该在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实际的同时，着力于理论的提炼和建构工作。
三、对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反思
新时期以来，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史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与此同时，当今的社会史研究也有许多值得进一步反思的地方，结合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现状，这里谈一些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其一，从总体来看，中国社会史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大量的具体研究方面，相比较而言，理论和方法论的总结和反思仍然比较薄弱。尽管不少的社会史著作，都在谈社会史的理论，但这部分内容仍然比较单薄，很难说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已经成熟。由周积明、宋德金主编的120万字的《中国社会史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水平。该书第一编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分别论述了六个方面的问题：社会史的概念，社会史研究的对象、知识体系及其学科特征，社会史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社会文化史的视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理论，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参见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这大致反映出社会史学界多年来所探讨的理论问题。其中，社会史的概念以及学科性质是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这方面学者探讨较多。在方法方面，社会史学者几乎同时强调整体性、跨学科、从下向上看历史，此外，我们还未明显感知到其他方面内容的理论探讨。冯尔康教授的《中国社会史概论》，第一章分九节论述了社会史及其理论，侧重点是社会史的产生和发展、社会史的学科性质、社会史的社会功能。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特点，接着简要介绍了18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最后，又强调了跨学科的研究，以及社会史研究从社会经济、社会结构史向社会生活方式史和社会文化史伸展的发展趋向。冯先生列举的18种方法，心态史学、量化方法、阶级论、口述史、跨学科的研究、史学的传统方法，这些也是新时期史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剩下的较为新颖的方法，有“从下向上看”的观点与方法、结构论、长时段、等级论、历史记忆、主位观、文本主义、中层理论、新政治史论、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结合、历史人类学、表象史研究法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09页。。从冯先生的论述中，我们感到作者对方法论的探讨仍显得薄弱，方法论的阐述也显得浅显和凌乱。上述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史研究学者在理论和方法的表述和概括方面，还有必要借鉴史学理论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进一步提升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水平。
其二，在看到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还应该直面社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强社会史的理论建构工作。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直接的起因，在于纠正中国史学界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研究过分重视宏观的重大问题的探讨、忽视历史丰富内容的严重偏向。新时期社会史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丰富多彩的历史也逐渐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极大地改变了原来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的格局，也纠正了原来阶级斗争观念下历史著作的缺陷，这些成绩都值得肯定。但是，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碎化”情况，将社会史变成社会生活史，社会史缺少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等等缺陷，已经在国外社会史研究成果中有明显的反映，也值得中国社会史学界警惕。关于社会史研究面临的问题，冯尔康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社会史定义不明，或者说无法界定；整体史整合不出来；作品中见物不见人，缺乏人物活动；研究资料相对不足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116页。。池子华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对“社会”的理解不同，导致了对社会史的定义、研究对象、范畴、学科性质等存在分歧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其次，社会史研究依然火爆，特别是区域史、专题史研究，硕果累累，成就辉煌，相比之下，理论研究虽有所重视，但依然显得格外冷清。严重滞后，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第三，由于社会史自身理论建设的不足，人们在实际研究中大量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式及西方的学术理论，这种借用无可厚非，但消化不良，生搬硬套现象严重，造成社会史学科概念的含混不清，中西混杂。第四，社会史理论研究脱离本土、脱离实际的苗头有所显现。第五，跨学科研究依然在理论层面缺乏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对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缺少抉择和筛选，如何有效地将其他学科的方法视角为己所用，实现社会史视角下健康的跨学科对话，这是在未来需要探讨的问题。第六，社会史史料学理论研究还缺少呼应。面对一些新资料，如口述史料、实物史料、视角史料等，目前运用得还不够广泛，对新史料的诠释方式也不够深入。第七，如何在研究中，尤其是区域研究、专题研究中体现“整体史”，避免微型叙事所造成的历史“碎化”，做到微观与宏观的结合，这是区域社会史在未来研究中所要突破的瓶颈参见池子华、吴建华《中国社会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89页。。关于如何解决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碎片化”，行龙强调一是加强多学科的对话交流，二是要“重提政治史”。他说：只要我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题目、再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被人讥讽为“碎片化”。“重提政治史”的一个关怀实际上就在于提醒社会史研究者，即使以“从下而上”的视角去书写普通民众的历史，也应该关注到那些对大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影响的精英人物、国家政治、典章制度等方面的作用和在场。这就要求社会史的研究有必要延伸到现当代史，从社会史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乃至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参见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50页。。学者们陆续看到了社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说明社会史研究和反思的深入，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核心在于加强社会史的理论研究工作，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体系。
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4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中外经济史的研究都经过了一个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过程，傅衣凌先生倡导的"社会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应当全力以赴的方向。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同样需要与社会史的结合。
【摘 要 题】理论研究
【英文摘要】theoretically speaking,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need conformity and innovation. Researche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ies all have undergone a course, which formed economic history to the combination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which Fu Yilin sponsored is the direction that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should make great efforts to attend. The social history without economy will not become an entire social history. Researches in economic history also need combine with social history.
【关 键 词】经济史/社会史/社会经济史/整合/创新
economic history/social history
【 正 文】
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吴承明先生十年前发表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在我国经济史、经济学乃至历史学界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读吴老新作《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1]，深悟其经济史观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在这篇有关经济史学理论的文章中，作者不仅回溯经济史学史、介绍西方历史哲学、比较中西历史观、探究理性发展之路、反思批判理性主义，而且对经济史方法论问题，包括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经济计量学、新制度学派经济史观等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尤其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吴老在文章的最后，特别论述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明确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我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但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要依靠社会学专家的成果。"就经济史而言，笔者本属门外汉，然多年从事中国社会史的学习和研究实践，又使我体悟到吴老此观点的学术理念。这就是：经济史的研究要跳出就经济而经济的框子，"注意非经济因素"，尤其要注意吸收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社会整体出发研究经济史。同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能撇开对经济因素的研究，社会与经济紧密粘连，相互作用，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研究。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进一步走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虽然"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但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应当全力以赴。
一
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也是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过程中的突出特征。将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置于历史学理论和实践的广阔背景下加以考察，对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众所周知，19世纪西方史坛占主导地位的是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史学。实证史学特别强调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主体和客体不存在任何依存关系，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不折不扣地叙述过去发生的人与事。对原始史料，尤其是文字史料的严格考订和批判，是兰克实证史学的基本要求。如此，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活动便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而文字资料，尤其是官方文件是最主要的原始资料。伊格尔斯尖锐地指出：
兰克那种狭隘地集中注意与广泛的社会背景脱节的政治史，过窄地着眼于欧洲列强的外交事务，过分倚国家文件而对其他史料不屑一顾的"科学"的历史研究模式，不仅对于德国启蒙史学家写一部包罗万象的政治社会史的雄心壮志来说是一个倒退，而且也反映了这种研究模式产生时，19世纪早期普鲁士大学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局限性。[2]
兰克的实证史学虽然位居19世纪西方史坛的霸主地位，但与其观点和方法不同的学术派别与兰克史学始终并存而行。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史坛的不同声音开始了对传统史学的深刻反思，并对新旧史学的转型产生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其中总体史的追求及经济史从历史学中的分立，对日后经济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实，18世纪后半叶以来，对总体史的追求就成为西方史坛的一股重要的史流。被法国年鉴学派奉为新史学"祖先"的伏尔泰，在其《关于历史的新知识》中就发出了历史研究应当使"人们了解所有的人，而不是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的呼声。在伏尔泰看来，历史不仅是政治、军事和外交史，还应当包括经济、人口、技术与习俗等内容。随后，夏多希里昂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序言中进一步阐发伏尔泰的观点："近代的历史是一部百科全书，它必须无所不包；从天文到化学，从金融到实业，从绘画、雕塑、建筑到经济，从宗教法、民法、刑法到政治法"。另一位法国史学家基佐进一步把这种无所不包的总体历史称为"文明史"，认为"文明就是汇集和概括所有其他事实的、普通的和最终的事实"。米勒更明显提出史学家要重视研究包括地理、自然、气候、食物、生理和精神文化的历史。[3]（P18～22）对总体史的追求，不仅触及到了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端，而且为经济史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大体来看，19世纪后期开始，经济史开始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虽然初期的经济史仍保持着历史主义的特点，但像阿什莱（Williams J·Ashley）、坎宁翰（Williams Cuningha）、施穆勒（Gustav von schnoller）这样的经济史学家已试图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历史。时至20世纪初，经济史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经济要素分析和数据资料更加受到重视，以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的论著如克拉潘（John H· clapham）的《现代英国经济史》、《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汤普逊（James.W· Thompson）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现代资本主义》，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均以其不同的经济学理论而名盛一时。[1]值得重视的是，19世纪中叶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对经济史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皮埃尔·肖努在《经济史：成就与展望》中明确指出，全国范围的竞争、经济学思潮以及自由派政治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评论家对经济、社会危机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样大大促进了经济史的发展"。[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从更高层次上总结唯物史观"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其中前两个方面与经济史直接相关。
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历史。[5]（P27）
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史已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20世纪3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异军突起及其日后的快速发展，则使经济史走上了社会经济史的轨道。1929年，法国著名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格赫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标志着年鉴学派的正式诞生。刊物的名称本身即明确表达了年鉴学派的史学创新方向--经济的和社会的历史。显然，利用"经济"一词，与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及经济领域在各民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有着直接的关联。以经济史和社会史为契机，一反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模式，正是年鉴学派异军突起的动力。从此，年鉴学派倡导的总体史成为新史学追求的目标，经济史和社会史这对孪生姐妹也"由灰姑娘变成了公主"。1946年，年鉴易名为《年鉴：经济、社会、文明》，标志着年鉴学派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扩大，但"事实上首先注重的还是经济"。菲利普·阿里埃斯强调指出："确实，我们不应该忘记经济是历史的关键，是今天的历史也是昨天的历史的关键"。[3]（P179）
被西方学者誉为"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是经济史走向社会经济史的理论家和实践家。1958年，布罗代尔发表宏文《史学和社会科学》，明确将历史时间区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并提出与此三种时段相适应的"结构"、"局势"、"事件"三个概念。在布罗代尔看来，结构是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但对历史起经常、深刻作用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局势是指较短时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现象，如人口增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业变化等，事件则是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如革命、条约、灾害等。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而事件是爆炸，"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时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6]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观，在他的两部不朽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得以具体实践，他不仅从内容上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对象，摒弃了狭隘的人物（尤其是精英人物）、事件，代之以包括生态、地理、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文化在内的"全面历史"，而且从方法论上沟通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各种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布罗代尔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很好的综合发挥。正是在布罗代尔的影响下，史学家纷纷撇开政治事件的精英人物，而去研究经济、社会结构和"局势"，而经济始终占据着"优先地位"。阿里埃斯总结道：
经济史（当然不是随便那一种经济史）在第二代年鉴学派时期还是占有优先地位。当时的法国史学家，不管是名满天下的，还是无人赏识的，都不曾忘记经济史的基本特点：经济史是一种符合人文主义雄心的群体的历史。它能够使人了解小人物，默默无闻的群众是怎样生活的。[3]（P174）
随着战后年鉴史学主流地位的确立，新史学在各个领域全面深入，并在整体上革新了这些领域。虽然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了利用现代统计和各种数学模型并借助电脑对历史经济现象作计量分析的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挑战，但"经济史在法国始终是社会史和总体史的一部分，年鉴派试图通过社会经济两层次来达到把握总体史的愿望，因而经济史便始终保持着和其他领域的对象和交流"[7]。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吸收新经济史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体现总体史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注重对经济的各种层面做出调查和分析，更加注重对特定的时代宏观经济的分析和把握，更加注重将经济史置于宏观社会研究的范围内来理解，同时也加强了运用计量方法并注重解释模式的清晰度，这一切都必然使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深入。
总而言之，西方经济史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单纯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史学领域内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不仅使经济史本身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而且它所取得的成就也在不断地推动着其他史学领域的发展。其实，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而深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年鉴学派才将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并旗帜鲜明地宣称："经济史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言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3]（P6）。
二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可谓历史久远，自司马迁《史记·食货志》直至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都是对经济活动的历史记载，但此类文献多偏重典章制度，很难称得上系统的经济史。
中国"系统的经济史是20世纪早期学习西方建立起来的"（吴承明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也是中国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开端。王亚南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许涤新《官僚资本论》、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史代表作。1949年后，中国经济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大批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不仅开拓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领域，而且使一些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就经济史的理论建设而言，国内经济史研究大多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尤其注重对生产力的研究，真正以经济学理论从事研究的成果相对有限。
粉碎""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史成为史学界备受关注的学科。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些中国经济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仍在继续热烈地争论中，或经过争论逐渐取得共识；专题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更加扩大，区域经济史、城市史、生产力发展史、人口史等长期存在的空白或薄弱的专史得以加强并呈方兴未艾之势；系统中国经济史及断代经济史的论著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新史料、尤其是档案史料及外文资料的整理出版，为中国经济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一些经济史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成果的问世，西方经济学理论及经济史经典著作的译介、国外学者有关中国经济史论著的翻译出版等等，都说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并预示着她在新世纪的良好开端。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在中国史学界也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已故著名学者傅衣凌先生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开拓者。林甘泉先生在纪念傅衣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径称"傅衣凌学派"，认为"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在谈及傅衣凌学术思想时，林氏概括道：
傅先生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傅先生的研究既是经济史的，又是社会史的，出了很多成果，做了很大贡献。傅衣凌研究中国社会是把明清作为一个长时段来研究，充分注意社会下层变化，善于从下向上看，偏向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在资料运用上，傅衣凌也比较重视那些直接反映社会状况的契约、文书、家谱、族谱、档案等资料，形成资料特色。[8]
傅衣凌先生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公认的学术成就。更为可喜的是，傅先生的传人继承其学术传统，仍在辛勤耕耘、苦心经营着这块史学园地。但是，审视西方经济史的发展历程，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展望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前景，我们认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中国经济史研究要实现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目标，需要开展的工作虽然很多，但我们要强调的首先是从区域史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多样性和统一性之统一，"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有通过个别而存在"[9]。历史的统一性客观存在于历史的多样性之中，任何一项具体的研究对象，都必然体现着特定时代环境的偶然性和复杂性，任何范围和层次的历史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个别性，历史的内容既是多样的又是具体的，从多样的历史中探讨其内在的统一性，正是历史学得以成为科学的前提。"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也是一个历史悠久、复杂多样的国家，正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国情，决定了长期以来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肯定地说，在未来一个时期内，这种不平衡的特征仍会继续存在下去，这也是我们从区域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从学术意义上而言，区域角度的研究不应当仅仅视作为个别的、微观的研究，史学研究并无绝对的宏观与微观之分，更无高下之别，重要的是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检索林林总总的年鉴派学人的重要著作，我们会发现费弗尔、布罗代尔、古贝尔、拉杜里等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著作大多是属于区域性的研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其研究对象只是法国南部的一个普通村庄，我们能不承认它是一部优秀的史著吗？具体到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施坚雅的《晚期的城市》，尤其是施氏提出的宏观地域学说，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区域研究的典范[10]。巴勒克拉夫曾明确指出："微观分析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检验辛勤劳作的历史学家提出的那些人所共知的论点，而且证明这些观点即使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5]（P128）
从区域角度开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现阶段最应引起重视的是布罗代尔所谓的"长时段"。从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看，短时段的因素，尤其是革命、战争，中时段的因素，如人口、物价、贸易、运输、工农业等，中国经济史学界都曾开展过不同程序的研究，而长时段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等却是研究的薄弱环节。重要的是，长时段因素对一定的地域社会而言，甚或对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言，起着一种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布罗代尔看来，"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他在书中有这样的叙述：
对于我们史学家而言，一个结构也许是一种集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并且是非常缓慢地推动它。一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许多世代的稳定的因素：它们阻滞着历史，阻碍着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流动速度。其他一些结构则很快失掉了。但所有的结构既是支撑物又是障碍物。障碍物表现为一系列的限制。试想一下打破特定的地理环境、突破特定的生理现实，打破特定的生产力限制，甚至突破这些或那些精神心理的局限的困难吧。心态环境同样也是长时段的桎梏。[7]（P111～112）
强调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应特别注意对"长时段"的考察，并不是要一味夸大地理、环境等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是强调我们必须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在研究经济因素的同时，要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把握经济发展的脉搏，把经济发展置于社会历史变迁的整体过程中进行考察，如此才能体现整体历史变迁的面貌。事实上，工业、农业、商业、贸易、交通、生产、流通等等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离开对"长时段"的深入系统考察，就不可能对经济活动的变迁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同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社会区域、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社会问题的研究，经济因素、经济结构也应放在社会史研究者的视野中。加强对"长时段"因素的研究，同样是中国社会史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笔者曾撰文呼吁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11]其意亦在将人口资源环境纳入社会整体变迁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
就方法论而言，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可以各显其能，但田野调查却是一种非常需要重视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的好处之一就是研究者可以对研究对象有切身的体验和领悟，最大限度地做到研究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客体的发展变迁，丰富研究的内容。其次，田野调查可以得到更多在图书馆找不到的原始资料和口碑资料。年鉴派学人不仅从理论上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而且大大拓宽了历史文献的范围，甚至是经历了一场"资料革命"，勒高夫强调说：
这些史料包括各种书写材料，图像材料、考古发掘成果、口头资料等。一个统计数字，一条价格曲线，一张照片或一部电影，古代的一块化石，一件工具或一个教堂的还原物，对于新史学而言都是第一层次的史料。[3]（P6～7）
傅衣凌先生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就特别注意田野调查，上世纪80年代他就曾组织助手在福建农村进行过大量调查，地方文献、口述资料、地契碑刻、历史遗存等大量田野调查所得资料，在他的研究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我想，吴承明先生讲，经济史学者应"依靠社会学家的成果"，似亦蕴含此意。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任重而道远，笔者不揣浅陋，写出以上拙见，欢迎识者给予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3）.
[2]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9-10.
[3]勒高夫.新史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4]雅克·勒戈夫，皮埃尔·诺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M].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72.
[5]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7.
[6]蔡少卿.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51.
[7]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别到史学[M].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88.
[8]深切缅怀傅衣凌先生--纪念傅庆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侧记[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4）.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442.
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5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内部逐渐出现了一股“历史化”(historicization)的思潮，即：人类学日渐注重历史研究的视角，开始关注“他者”的历史，由此产生了新的理论洞见和新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揭示了“他者”是有历史的，并在历史建构中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文化界定历史”的创新性理论架构，冲击了传统的“客观历史”说，根本性地突破了人类学中长期存在的“文化”与“历史”、“结构”与“历史”、“结构”与“事件”等基本矛盾的对立。另一方面，传统民族志也得到了更新改造，人类学研究方法从单一的田野调查中解脱出来，走进了历史的“田野”之中，融文献史料、田野调查于一体，人类学文化撰写方式日渐呈现综合性、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同时，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发展与更新还相应带来了认识论上的深刻变革，凸显了“他者”与世界共享着同一时间和空间的历史，对隐藏于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思想进行了解构。总之，人类学的“历史化”，正如弗宾(James D.Fauhion)所言，“已经成为一种多变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它并不仅仅代表一种纯知识体系上的更新变革，也标志着伦理、道德和政治上的转型”。除了上述社会环境的影响之外，笔者认为，有利的学术环境是促动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不容忽视的深层次因素。本文将对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学术环境进行系统梳理，以期能对全面、深入理解西方人类学的“历史化”有所裨益。
一、西方新史学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关注
德国兰克史学作为西方传统史学(政治史阶段)的代表，在进入20世纪尤其是在二战后，遭到了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美国社会科学史学的批判。这些后起学派主张跨学科，提倡总体史，注重底层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关注经济社会史，由此引发了战后以经济社会史为主要标志的西方新史学(社会史阶段)的到来。在稍后的70－8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和文化人类学为理论源泉，新文化史应运而生，即西方史学又出现了由经济社会史向文化史过渡的新趋势。在实现这两次转型的过程中，西方史学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表现出极大关注，或者说人类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第一次转型过程中(社会史阶段)，西方史学开始对人类学传统主题和方法产生兴趣。法国年鉴学派主要开创者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创造奇迹的国王》(1923年)，从那时的宗教礼仪、风俗习惯、医疗状况等为传统史学家所忽视的史料人手，研究了法国民众的风俗与信仰，揭示了当时的普遍社会心态；另一位开创者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没有像传统史学那样以拉伯雷的书为史料去探讨拉伯雷的思想，而是着力考察拉伯雷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和风俗，剖析该时代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和社会心态结构。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中，强调了长时段中的结构，认为传统史学所关注的事件并不是重要的。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1975年)，利用宗教法庭的审讯记录，吸收了民族志撰写中的一些表现手法，生动地描绘了蒙塔尤这个14世纪法国小村庄普通村民的家庭生活状况。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中，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认为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仅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
在第二次转型过程中(文化史阶段)，人类学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和新方法被借鉴到史学领域中来，对史学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强烈。被视为“宏观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的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将文化比喻为寻找解释意义的文本(text)，倡导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写作方法。这些见解和方法受到了许多新文化史家的青睐。戴维斯(Natalie Z.Davis)的《马丁・盖赫返乡记》(1984年)，以16世纪法国农村中的一个冒充农妇丈夫的陌生人如何被接受和被拒绝为题材，指出通过深入研究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两性关系的史料，史学家可以重构该农妇的思想历程，即历史学家可以通过一个朝着史料定向但又超越于它以外的想象力来填补史料中的漏缺。在戴维斯看来，事实与虚构之间并元明显的界线，但首先要承认来源于解释学的、存在一个诸如农民文化之类的更大的整体性联系，这样的重构才能成为可能。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1999年)，从解释18世纪的一群印刷工人集体屠猫这样一个事件出发，用人类学家研究异文化的方式来处理自身的文明，用民族志观察入微的方式来洞察历史，揭示了当时法国人心态中对猫的种种象征意义以及屠猫行为所具有的仪式性和文化解释，深入探讨了18世纪法国人的思考方式。
自结构功能学派产生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人类学在整体上多是拒斥历史的，这使得人类学“主动疏远”了历史学，它们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泾渭分明。而西方史学在二战后的两次转型，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关注和借重，使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重新密切起来，达到了更高层次上的“合流”(convergence)和“复交”(reapprochement)，从而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历史化”倾向营造了良好的学科外部环境。
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人类学中的兴起和影响
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学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时代，孕育了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和英、美政治经济学等新的人类学理论流派。这些新流派试图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加以应用、修正和新的诠释，从不同角度体现人类学对“历史”的“关怀”，为7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历史化”潮流的发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学科内部氛围。
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发端于法国，英、美等国的人类学界也受到影响。二战后，法国人类学界出现了列维一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列维－斯特劳斯相信支 配历史进程的是一种无意识的潜在因素，这种潜在因素只有通过理论上的分析才能揭示出来，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historical materialism)相信历史是由寓于生产方式运动之中的内在矛盾决定的，矛盾又是人们经过精心的研究之后才发现的。因此，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他的“结构”概念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内在一致的。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以葛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为代表、试图对马克思的生产模式(mode of production)理论进行修正的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应运而生。1966年，葛德利尔出版了代表作《经济上的理性与非理性》。该书强调文化中非经济性制度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所发挥的经济，并以功能性的阶序观来取代生产模式观。葛德利尔主张把生产模式看成一个系统，而内部各个结构分别为小的系统，小系统在整体中发挥不同功能，若超越了相互之间的约束力即功能相容性的范围时，则发生社会组成和历史的变迁。这与马克思主义把系统内部的矛盾尤其是阶级斗争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葛德利尔对历史发生兴趣的目的在于修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使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构架下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研究，所以他所研究的历史其实是在“静态”的结构理论的架构上建立起的社会进化史，尽管其材料来自人类学家的实地研究，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早期进化论者的臆测。“历史在葛德利尔那里，既不是年代学的重拟，也不是人类学合作主体借以建构他们的世界的过程，正确地说，历史是把社会现象的起源看作从社会制度的逻辑中推演出来的派生物。”因此，虽然葛德利尔声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人类学与历史学差别消失的地方，但真正的历史研究却被他忽略了。尽管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受到了种种批评，但它以其特有的方式关注了历史分析，为发展出一种具有“批判性”的解释理论做出了贡献。
二战后，美国人类学界出现了怀特(Leslie Alvin White)的新进化论和斯图尔德(Juliar Haynes Steward)的多线进化论。与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早期进化论相比，怀特的进化论体现的是一种更为系统化的技术决定论，强调进化过程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斯图尔德则更注重进化路线的复合性和多样性。他们都企图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理论进行修正。哈里斯(Marvin Harris)把斯图尔德和怀特的理论统合起来，提出了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的观点，寻求环境需求与社会制度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寻求支配历史发展的新法则。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抨击哈里斯的基础上，提出社会文化决定生产过程的新观点――因为文化既决定人们要生产什么，又决定人们怎样去生产。此外，萨林斯还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认识性质的观点做了新的诠释。在萨林斯看来，人类创造了自身的历史，但人类只能根据自身的意识来创造历史，因为认识总要受制于文化。斯图尔德的学生沃尔夫(Eric R.Wolf)和敏兹(Sidney W.Mintz)则着重应用世界体系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中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关农民社会的有关理论，研究了农民社区内外的阶级关系，研究了地方性、小规模农民社区与其所处的广阔政治经济过程之间的关系，将地方史置于世界史的范畴和视野之中。
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英国人类学界，功能论、平衡论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往往忽略了强调阶级冲突和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对研究中的殖民情境(colonial situation)几乎视而不见。英国曼城学派的代表人物格拉克曼(Glackman)强调社会冲突，但从整体上讲他从没有采纳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的弟子沃斯利(Peter Worsley)在题为《号角即将吹响》(1957年)的一项研究中，强调被研究的那些部族正在受到广大地域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剥削和利用，才日渐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1973年，由阿萨德(Talal Asad)编辑的论文集《人类学与殖民遭遇》已经明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开始对以往英国人类学静态的、和谐的、无历史的功能论展开严厉批判，揭示了人类学与殖民主义之间的深层次关联：功能论者用“原始人”来代替“被殖民化的人”，缺乏一个对殖民情境的整体性概念，没有把殖民形式整合到他们的分析中去；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应用人类学更是与“间接统”、“殖民地管理”密切联系在一起，将作为政治和历史问题的殖民制度与人类学之间的联系掩盖起来，他们既是非历史的(a－history，以拉德克利夫一布朗为代表)，也是反历史的(anti－history，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自此，以功能论、平衡论为特色的英国人类学逐渐改观，开始注意“他者”的历史，关注隐藏在研究者与“他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三、西方人类学的反思
西方社会科学的整体反思(reflexivity)或解构(deconstmction)，建立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蓬勃开展的各种社会反省运动的基础之上。这种反思，来自对“殖民情境”的检讨，源自对西方政治权威、学术霸权的解构。当知识创新的批评精神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渗入实地调查的经验研究以后，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催生了人类学的反思意识。以往的“无历史”的田园诗般的“现实主义”民族志描述方式成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历史人文主义成为新的实验民族志的主要追寻目标之一。
由后现代主义等新思潮武装起来的新一代人类学家，试图使人类学带有敏锐的政治和历史感，力求使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方式有新的洞察。他们在对传统的文化撰写方式进行反思、对写作的文本本身进行解构的同时，开始尝试和实验新的表述方式：一是涉及对描述困境的新感受性，即在文化全球均质化观念下表述文化差异所存在困难的感受；二是涉及对历史和政治经济现实的再认识。在后一种实验策略中，又有两个不同的走向：其一，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试图克服以往人类学将自己局限于地方社会、相对缺少历史观点的局面，将大规模政治经济体系与地方文化状况联系起来。这种走向还对民族志美学化、诗学化提出了批评，认为要把民族志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去理解，结合社会、政治和物质去理解。其二，受到解释学的影响，探讨民族志叙述中历史时间与场合的恰当的表述方式，对传统民族志或者将叙述置于历时背景之下或者将历史一并放弃的种种做法提出批评。这种新的实验策略就是要使民族志富有历史感，在民族志叙述框架中展示时间和历史的视野。
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认为，后现代主义在人类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体现之一就是后过程主义(postproeessualism)，即：不存在客观的过去，我们对过去的呈现只是源自个人社会文化视角所制造的文本，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创造”。他指出，考古学等研究进化的科学忽视了社会行动的意义建构以及人类文化的历史特殊性，科学思想根深蒂固的早期人类学家试图客观地描 述现在，但实际上与写小说无异。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对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批判，对被科学扭曲的人性的关注和推崇，使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学逐渐从“科学”人类学的影子中走出来，“人文历史主义”成为新一代人类学家深切关注和反思的时代主题。有学者认为，这会从整体上对人类学造成危机；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人类学激动人心的新时代的开始。
人类学自身的反思，既是时代整体反思的产物，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学在自身反思与实验过程中所体现的对人文历史主义的推崇、对民族志描述历史化的诉求，加速了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转换、更新，促进了人类学“历史化”思潮的酝酿与形成。
四、美国民族历史学的特殊贡献
民族历史学(ethnohistory)的概念，最初可能是由博厄斯(Franz Boas)的学生威斯勒(Clark Wissler)于1909年率先提出来的。在他看来，民族历史学就是依靠结合民族史和考古学的数据来重建史前文化，就是纪实档案(documentary)的同义语。当然，这种档案并不是由当地土著来提供的。1915年，博厄斯的另一个弟子罗维(R.H.Lowie)对民族史研究中口述史的真实性做出了负面评价，进一步扩大了民族史研究的影响。当时的民族史方法论，无论对人类学家还是对史学家而言，都是一样的，即主要利用档案资源来讨论“他者”的过去。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民族历史学基本上以北美、非洲、大洋洲等地的小规模族群社会为研究对象。这一时期，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对此都不太关注，因为小规模族群社会并不是当时史学研究所关注的重点，而人类学的研究目光也主要聚焦于尚与历史有严重隔阂的现在时民族志上。因此，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民族历史学作品数量不多、影响有限，其主要作用在于最初填补了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空白领域。
20世纪30－40年代，以博厄斯的学生克鲁伯(A.L.Kroeber)、米德(Margaret Mead)、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形成的所谓心理结构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几乎背离了博厄斯所开创的历史主义传统。随着心理结构学派的兴起，美国民族历史学在二战前的作用和影响更为微弱。二战后尤其是50年代，历史主义重新在美国民族学、人类学界抬头，1954年创刊的Ethnohistory则突出体现了这种情绪。这一时期，美国民族历史学主要有两大方面的特征：利用文字档案材料探讨印第安各部落的传统边疆问题，以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出现了所谓的“经济人类学”，即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用现代的经济概念去研究原始社会。其方法论依然如故，以有文化的非土著所提供的档案等为主，而不是本土的口述资源。自此，美国民族历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学术思潮和新的研究范式，才登上了西方学术舞台，并日渐繁盛。
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划分是明确的，但从70年代以来，这两个学科明显汇合了。人类学家使用历史材料和历史学方法，史学家也使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由此，原初作为在人类学与历史学问起联系和沟通作用的民族历史学，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内涵的界定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有学者犹豫地仍称之为民族历史学；有学者简单地将之视为历史学；有学者认为，民族历史学不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方法；有学者认为民族历史学是重建无文字民族的历史；有学者则将之界定为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研究；还有学者则戏称民族历史学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杂种儿子”。
在凯奇(Shepard Krech Ⅲ)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对民族历史学本身的界定持有怀疑态度，很难对“ethnohistory”、“historical anthropology”抑或“anthropological history”进行明确区分。有些学者拒绝使用“ethnohistory”这个名称，而代之以“anthrohistory”或者其他术语。民族历史学已经逐渐失去了“民族”(ethnos，ethnicity，ethnic)的味道，不再像原来那样带有某些歧视色彩地用来专指部落少数民族的民族史(ethnohistory)，而变为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者人类学史学(anthropological history)，成为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史学理论方法互换、混合的产物，成为人类学“历史化”的产物。“Ethnohistory”这个名称，也逐渐为“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者“anthropological history”所取代。无论哪种取代，都合乎逻辑，都不会辱其名，因为人类学学者应该关注“anthropological history”，正如历史学者应该关注“historical anthropology”一样。凯奇认为，使用“anthropological history”更为合适，“anthropologieal history”能表征时下“ethnohistory”所代表的真正内涵，能大致消除用语上的混乱局面。
席费林(Edward Schiefflin)和耶韦特(Deborah Gewertz)的讨论主要在于揭示民族历史学的本质特征。在他们看来，“在过去，民族历史学指的是利用文献或考古材料建构民族史。对历史学家(及许多人类学家)来说，传统上民族历史学指的是替没有文字历史的民族重建历史，……对我们来说，这种民族史的观念即使不能说不对，也是不适当的……民族历史学……最根本的是要考虑到当地人自己对事件是怎么构成的看法，以及他们从文化角度建构过去的方式”。这种见解，与之后以萨林斯为代表的西方人类学“历史化”思想的主旨是一脉相承的。
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6
历史社会学是目前社会学内比较有生命力与影响力的一个子学科。虽然历史社会学的学术地位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首先在美国得到承认，但历史社会学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渊源，经典社会学家们大多都在历史社会学的形成过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尽管历史社会学的发展面临着不少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未来的历史社会学将不仅是社会学与历史学的交叉，更是在更大范围内社会科学的理论综合。
一、历史社会学的发轫
历史社会学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孟德斯鸠与休谟，但真正对历史社会学起到催生作用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学，而给予历史社会学的存在以理论温床的则是现代化的发生。历史社会学的发展从时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发轫期、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形成期以及20世纪60年代后的发展期。历史社会学开始发展的理论需求首先来自于历史学内部。历史社会学的形成几乎与社会学的形成一样古老，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学一样都是现代性的产物。在社会学产生之前，历史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国家与政治，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对史实进行搜集、排序与整理，其目的是在书本之上还原历史，且主要是王朝的兴衰交替和精英人物的人生旅程。传统的历史学中很难找到理论、结构与因果解释，有的只是对历史事实尽量精细和真实的还原，很少有关于民俗、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变迁的描述，有的只是帝王将相的登台表演。因此，古典的西方史学很难说是一门“学”，很难总结出历史规律或历史脉络，而更像是一本丰满翔实的西方王朝的家谱。此时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普遍法则（如果确实存在的话）毫无兴趣。现代化的到来给予了历史学极大的冲击，一方面，历史学原先为之服务的君主不在了，为宫廷再著书立传便失去了市场，另一方面，兰克主义的政治历史学在达到巅峰后难以有新的突破，而单纯叙事的古典历史学面对现代化后日新月异的世界无所适从，解释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区别的成因给了历史学极大的压力。在这个前提下，兰克主义历史学的致命弱点暴露了出来———传统历史学只有叙述，没有理论，难以进行因果分析与对比研究。所以，“在科学面前，历史的地位本质上是寄生式的。历史学家借用了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一般通则，以便顺利完成他们的任务”。历史学有的只是对大量历史事件的描述与记录，因而难以提供任何解释性或规律性的理论，从而历史学家“必须仰赖其他学科提供理论或结构，没有外在的支撑，历史学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缺乏钢骨的世界”。斯宾塞就曾经批评传统历史学“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不过是为比较社会学提供素材”。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历史学内部产生了从社会学中寻求帮助的需要。与此同时，社会学内部也有向历史学取经的冲动。首先，社会学本身有历史主义的传统，尤其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社会学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学的两种最重要的研究方法：纵向研究与对比研究都涉及到历史，前者需要历史学提供长期的社会变迁的素材，后者则经常用在东西方的对比，从而也必须从历史学内寻找资料，追根溯源，从东西方产生分化的源头说起。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学的学术传统过于沉重，很难从历史学内产生出历史社会学，最终的产物是社会史学这个靠近社会学但本质上属于历史学的学科。而真正的历史社会学从核心理论上讲必须从社会学家中产生，对历史社会学的产生作用最大的几位早期社会学家是马克思、韦伯和弗朗索瓦•西米昂。马克思唯物史学的产生对整个社会科学界尤其是历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和深远的影响，直到一百多年后，沃勒斯坦等人还常常不得不回到马克思那里去解决迷惑。唯物史学对古典历史学的革命主要有三点：首先，唯物史学将阶级而不是政治精英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认为阶级力量与阶级斗争才是影响整个历史进程的关键力量，那些杰出人物的成就对历史的影响并不如传统史学中所强调的那么大。其次，唯物史学认为历史是有规律的，而且这种历史规律也是可以掌握的。这样的观点触动了传统史学的根基———传统史学认为自身的价值是将历史记录下来，越详细越精准就够了，而如果历史是有规律且可以掌握的，那历史学家的工作显然就并不彻底了，只研究表面现象而拒绝进行深层次探讨的传统史学，其工作就根本没有做到位。最后，唯物史学首先强调了经济在历史中的作用，提出“基础决定建筑”的说法，而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力量又是生产力，历史变迁的终极动力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这种说法点出了传统历史学至少在资料整理上的不足：缺乏经济史学的整理，缺乏社会史学以及科学史的材料，更遑论分析这些历史事件的影响关系了。唯物史学石破天惊，直接影响了历史学的走向，并给予历史社会学的诞生第一波强烈的信号，也为日后历史社会学界的争论埋下伏笔：马克思的继承者们相信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试图用历史规律来解释历史事实，这种思想的极致形式是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由斯梅尔瑟引入历史社会学领域并推向巅峰；同时也有许多学者则反感“规律”这似乎过于宿命论的说法，他们更希望从个人的能动上来进行解释，从而向历史社会学的阐述性传统聚集。紧随马克思后出现的马克斯•韦伯，对历史的洞见可能稍逊于马克思，但他对历史事实的把握与分析范式则给其同代人很深的影响，且更接近德国传统的历史主义学养，而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偏向于英国的经济主义学派。生前，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给历史社会学送上了一本精致的教科书，甚至死后，韦伯曾举办的沙龙还在他遗孀的主持下继续召开，影响直达帕森斯与埃利亚斯。但韦伯的理论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都很难形成大的影响，与马克思结构明晰、条理清楚的学说不同，韦伯的理论缺少“刚性”，甚至在他最著名的那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提出的理论也并非全然站得住脚，所以欧尼斯特（Ernest）也指出，韦伯的实质性遗产很难得到证实，也很难得到证伪。但韦伯的理论至少在两个层面上给了历史社会学以养料：其一，韦伯比马克思谈论更多精神、文化与宗教，从而为知识社会学的创生提供了条件，进而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的历史社会学；其二，韦伯给了历史社会学一种阐述性的学养，此后阐述性的历史社会学家身上，都多多少少有韦伯的身影。虽然我们也可以说，韦伯在本质上其实是偏向于解释性的历史社会学家，因果关系在他的学说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弗朗索瓦•西米昂的大名很难在如今的历史学或社会学教材中找到，这主要是因为他法国学者的身份，其学术一直未曾打入英语学术的圈子，更因为他其实既非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又很难称得上社会学人，实际上他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家。事实上，西米昂在三个方面有着重要的开创性：第一，早在1903年，西米昂就撰文对历史学提出猛烈攻击，指出传统历史学的三大偶像（弊端）：政治偶像（即将政治事件作为历史的制高点，而轻视社会、文化与宗教）；个人偶像（即强调研究杰出个人的活动，而忽视可能更重要的群体行为）；编年史偶像（即仅仅强调时间顺序进行叙述，从而忽视了时间顺序之外的因果顺序），并指出史学的改革必须从打破这三大偶像开始。此一言论极大地影响了与他几乎同时代的贝尔与布洛赫，前者高举起新史学的旗帜改造历史学，后者则创立了赫赫有名的历史社会学年鉴学派（非社会学年鉴学派）。第二，西米昂创立了历史学的分支———计量史学，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学，成为历史社会学中定量研究的起源。第三，西米昂在20年代后创立的经济史学，更为历史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土壤，西米昂这位在中国学者看来似乎籍籍无名的角色，事实上对历史社会学形成的贡献仅次于马克思。
二、浴火重生与展翅翱翔———20世纪50年代以后历史社会学的奋起
进入20世纪，历史社会学的孵化之旅停止了，其出生的日期被延迟了三十年。自马克思和韦伯之后，英语与德语体系内再难以找到历史社会学的啼声，法语世界内虽有布洛赫与埃利亚斯从事研究，但一则两人的著作很晚才翻译为英语，二则自30年代后法国进入多事之秋，正常的研究难以延续，两位法国历史社会学泰斗双双入伍作战，年鉴杂志也无法正常维持。深究历史社会学忽然沉寂的缘由，除了经济危机与两次世界大战，更重要的在于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彻底决裂。自30年代以后，深受马克思影响又曾是韦伯座上客的帕森斯开创了结构主义社会学，这种学术既有理论根基，又与美国人对当时社会结构的自信不谋而合，遂成为一时显学。结构化的社会学重视理论推导而不看重经验研究，从而抛弃了社会学根深蒂固的历史主义传统。历史社会学丧失根基，从而沉寂。但50年代后期开始，经由斯梅尔瑟、艾森斯塔克和李普赛特的研究，历史社会学终于在战后结构主义衰落的时候浴火重生，蓬勃发展。随着6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两位掌门人布洛赫与埃利亚斯的著作陆续翻译为英文，历史社会学一时人才济济。60年代历史社会学在美国走上大学讲台标志着这门学术正式诞生。20世纪30年代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30年代以前美国与英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和经济的持续增长给了那一代社会学家极大的信心，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利大于弊且结构已臻完美的社会之中。在这种环境之下，结构功能主义大行其道，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使社会学达到了一个可能至今也未超越的高潮，从而终结了经典社会学阶段。但自30年代开始，社会动荡加剧，出现经济危机以及此后延续时间长达十年的经济大衰退，在经济危机刺激下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在二战后象征着对立、冲突、核弹威胁的美苏铁幕，粉碎了人们对完美社会结构的幻想，帕森斯主义从此终结，转而由冲突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和常人方法论盘踞社会学的制高点。历史社会学同样经历了（虽然非常滞后）这样一个结构化到去结构化的过程。我们似乎可以说，败也结构主义，成也结构主义，历史社会学在30年代的突然沉寂，正是因为结构主义社会学对历史主义传统的排斥与摒弃，但历史社会学在战后能够迅速升温并成为一门正式学科，则主要是因为结构主义在进行理论反思后，有意识地以历史主义的变迁性思维修补结构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这个修补过程主要由斯梅尔瑟与李普赛特等人完成，形成了战后历史社会学的第一个主题。作为20世纪50～60年代历史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斯梅尔瑟忠实地保留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而艾森斯塔克与李普赛特则在批评中借用。斯梅尔瑟《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变迁》一书的写作目的就在于将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历史分析中拿出来进行实战，将视线锁定在棉纺织工业与工人的家庭经济这两个领域，试图将更多的历史事实纳入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斯梅尔瑟之后，艾森斯塔德在《帝国的政治体系》［5］一书中，将5个前官僚社会与27个官僚化社会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制度内的分化与中央集权间的关系，他的研究借用了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但却有所保留，除了结构功能主义之外，又谈到了整体性的、边缘性的和适应性的三种社会变革，以及产生变革所需要的冲突与压力，而没有陷入静止的僵化的结构研究中。与艾森斯塔德相一致的，李普赛特也对冲突感兴趣，并认为冲突可以是一种维护民主与社会稳定的力量。将这种视角应用于对美国的研究中，李普赛特认为美国的特殊历史有着一套良好的结构倾向，美国的两党制与分权制虽然能够引起冲突，却同样有利于民主体制的稳定［6］。可以说，作为结构功能主义在历史社会学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李普赛特已经有了长足的超越，不但开始正视社会冲突，更开始承认社会冲突的积极作用。作为年鉴学派第一代掌门人的马克•布洛赫，其主打作品《封建社会》将整个欧洲中世纪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军事首脑－武装封臣－底层农民的金字塔结构为特征的前期封建社会。这个封建社会存在的背景是罗马文明的崩溃、蛮族的入侵和古典文化的终结。在一种不安定的、危机四伏的社会心理作用下，强权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保障，从而为武装领主与封建割据势力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第二个封建时期开始于11世纪，这个过程是人们在罗马崩溃后的一种复苏，伴随着荒地开发、人口增长和商业发展起来，官僚系统也逐渐形成。这一个时期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在物质上欣欣向荣，而在文化上依然笼罩于基督教控制下的时代。布洛赫的贡献在于正式宣告历史社会学研究对象上的革命———历史社会学关注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关注国王与宫廷。《封建社会》一书法文版于1939年出版，1961年翻译为英文，迅速风靡整个英语学术世界。值得一提的是，布洛赫同样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二战中挺身而出，担任法国抵抗运动里昂的首领，于1943年被捕，次年死于德寇屠刀之下。与布洛赫同时代的埃利亚斯活到了战后，也支撑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他对帕森斯的理论综合思路极为赞成，但也对结构主义提出反对，认为历史社会应该是“立体的人类网络”，而非“脱离现实的行动的混乱组合”。他的经典著作《文明的进程》同样写成于1939年，但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正式翻译为英文，并迅速为埃利亚斯赢来极高的学术声望。在这部巨著中，埃利亚斯将礼貌、教养与文明作为人类心灵进化的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中世纪、君主国家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在这个文明的进化过程中，将伴随着出现货币化、中央集权、官僚系统以及政府和社会的功能分化，从而巧妙地将文明、历史与社会融为一炉。此外，埃利亚斯将法国文明与德国文明进行的对比也为此书的学养增色不少。在法国，资产阶级很早就与王族接轨，资产阶级能够更有效率地参与政治生活，而宫廷文化则借助资产阶级向民间拓展，构成法国民族文化的核心要素。对德国来说，四分五裂的国家版图与大大小小的领主分治极大地阻碍了这种接触，阻碍了德国社会核心的形成，从而产生与法国大相径庭的文明。20世纪30～60年代历史社会学峰回路转的发展史给了历史社会学扎实的根基，因而历史社会学迅速迎来了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充满生机的发展期。这个发展期来得非常及时，使得60年代以后历史社会学的脚步再没有受到阻滞，虽然历史社会学内部的争论开始逐渐扩大。在这个阶段，至少有八位重要的历史社会学家值得一提。他们一方面都回归了马克思或帕森斯，从中吸收营养，另一方面又能自成一家，将历史社会学推向新的高峰，他们是摩尔、汤普森、安德森、沃勒斯坦、布罗代尔、斯考切波、蒂利和吉登斯。摩尔对历史社会学的贡献是将权力（甚至是暴力）的作用引进对历史的研究之中。在他看来，现代政治体系的真正塑造者是贵族与农民。正是因为农业产品的商业化，农民向商人转化后发挥出来的巨大能力使得贵族不得不与商人结合起来，并共同约束王权。摩尔深刻地发现，社会变革的背后是各种权力集团（虽然他并不使用“阶级”这个词语）的斗争与裸的暴力。暴力是民主制、法西斯制度与共产主义的起源。在对德国、法国、中国与印度社会进行对比分析后，摩尔认为各种社会权力团体在不同社会中的分布并不一致，从而产生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形态也不尽相同［10］。汤普森的学术可以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在历史研究中的验证与创新，在他的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在产业革命时代受到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分析了原本分散的工人们如何在知识界的影响与生存的压力下聚合而形成一个自觉的阶级，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自己的形成中”。汤普森的文献给什么是历史社会学做了一个完美的注脚：研究历史，而不仅仅是历史，更是探寻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根源。安德森与沃勒斯坦都属于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历史社会学中发挥作用的代表人物。安德森于1974年同时出版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旨在探讨一个共同话题：为什么在历史上，现代性在且只在西欧国家发生。同样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沃勒斯坦则用更宏大的视角观察全球，将全球划分为中心、边陲与半边陲。在论述中，他详细介绍了这种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以及中心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力掠夺、剥削边陲的资源的。沃勒斯坦与安德森的共同点在于都将经济、权力、阶级与剥削作为研究世界历史的落脚处，因而都有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的印记。作为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掌门人”，布罗代尔对阐述性的历史社会学贡献良多，尤其是其治学精神令人叹为观止———他的代表作之一《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居然是1939年在德军的囚笼中完成的初稿。不得不提及的是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部曲，以恢弘的气势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形成期进行了刨根问底式的研究，将物质生活与日常生活、市场经济、国家结构、文明范式、世界范围内经济体与权力机构的角力作为分析对象，构成了一幅资本主义形成的立体动画。斯考切波是一位睿智且年轻的美国女历史社会学家，她研究社会政治的历史形成过程以及历史对政治的影响，从国家结构、阶级关系以及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分布三个方面入手，动态地研究政治与社会，并将这种分析范式运用在俄国、中国与法国的对比分析中，取得了杰出的成果。早在20世纪60年代，蒂利就已经是著名的历史社会学家，他所常用的一种独特的分析方法是对集体行动与犯罪的历史研究，他区分了“竞争型”、“反应型”和“先发型”这三种集体行动的模式，并区分这些集体行动对社会建构与社会失序的影响。蒂利的学说对中国历史社会学研究而言极具价值，因为他提供了一种对进行研究的方法。90年代的《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则使蒂利的学术影响力得以更广泛的传播，揭示了战争、暴力与国家军队机器在实际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吉登斯的历史社会学在某种程度上是结构主义的回归，但与以往冰冷僵硬的结构主义不同，吉登斯的结构是极具灵性且能动的。吉登斯用“结构化”来作为自己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词汇，用来将反身性研究和变迁研究引入结构主义中，以此来加以改良。因此吉登斯的学术内部本身就有延续性研究与历史主义的身影。他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研究了许多结构主义并不研究也难以研究的对象：暴力、冲突、斗争、控制以及演化。安东尼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很巧妙地处理了结构主义的优势与劣势———结构主义有很强的理论归纳能力，因此有很强的说服力；加入了进化的视角后，则能够有力地分析社会变迁。吉登斯历史社会学思想的代表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