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遗产论文范文1
关键词：历史文化遗产；福全古城；保护；开发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3-0164-01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首先，“保护”不是“保存，’简单的记录不是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保护”也不是“造假”，生硬地恢复己经成为历史的传统生活也不是合理的保护。面对着无形的，时刻都在变化着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究竟应该怎样保护呢?究竟通过怎样的人为干预手段可以使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焕发新的生命力，健康地传承下去呢?本文试图以福建省晋江市福全古城为例，以实务的角度讨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一、福全古城概况
福全古城位于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福全村，地处晋江东南部，北距泉州40公里，东临台湾海峡，北接深沪镇，南连围头湾。是一座具有600多年悠久历史的晋江市唯一保存相对完整的古城。
（一）古城历史沿革。号称“百家姓，万人烟”的福全古城具有悠久的历史。唐代光启年间，林廷甲来福全戍守。至宋代，福全已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大商贸港。据《海防考》载“福全西接深沪与围头、峰上诸处并为番舶停泊避风之门户，哨守最要。”《闽书》称“福全汛有大留、圳上二澳，要冲也。”《万历泉州府志》载“北自乌屿，南属东石，中间若福全所，永宁卫，龟湖，浔美诸处，各有支海穿达，能荡涤氛瘴，通行舟楫，利运鱼盐。”明朝皇帝朱元璋为巩固海防，下令设立沿海卫所。明洪武二十年，江夏候周德兴造建福全所城，置福全守御千户所，曾经多次抗御海上入侵的盗寇，有力保障了闽东南地区的安宁。
（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06年美籍华人许瑞安教授主编出版了《福全古城》一书。2007年关瑞明教授主持并编制了《福建省泉州福全古村的保护性规划》文本，并于2007年5月入评为第三批部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确立了福全古村的文化价值和学术地位。
二、福全古城的保护与开发
（一）加强古城基础设施建设，设计福全古城区域文化的品牌标志。在古城改造中必须继承和发扬古城的历史文化，做到既全面保护好古城风貌，又要改造其落后的基础设施，紧跟时代步伐，实现古城文化与现代生活创新意识的有机结合。通过保护古城格局、街巷、优秀历史文化遗存等，并结合古城保护配套建设新区，安置居民拆迁建设，满足古城居民居住以及古城发展需要，主要建设污水排水工程、道路硬化工程、自来水工程、绿化工程、架设路灯、休闲健身路径、建设文化广场，实现保护与拆迁和谐开展，使福全古城成为晋江市的一个文化旅游点，以促进古城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福全古城城设四门，即南门、北门、东门、西门，可以以古城的四座城门作为区域文化品牌标志，为福全古城设计一个具有蕴涵区域文化特色的品牌标志，使之成为区域文化的品牌象征，成为文化古城的商标。
（二）发扬和传承民间民俗文化。福全古城保存并传承下群众喜闻乐见的嘉礼戏（提线木偶戏）、布袋戏（掌中木偶）、大鼓吹、南音、高甲戏等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在此基础上定期举办民俗文化节来传承古城的民间民俗风情。
（三）开发福全古城文化旅游。古城的旅游资源丰富，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有古城墙、古街古巷、蒋氏家庙、蒋德Z故居、翁思道故居（昭信侯）、福全妈祖庙、福全城隍庙、许厝潭、林氏宗祠、无尾塔、元龙山关帝庙及大量摩崖石刻、碑刻等。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旅游是福全古城打“文化牌”的一个重要手段。统筹规划福全古城旅游整体蓝图，整合人文、历史、民俗、生态、商贸、休闲等旅游资源，以保护优先，适度开发，挖掘福全古城文化底蕴，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发展文化旅游可以通过历史的足迹，寻求文化的内涵，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发挥好文化遗产的功能，把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游古街古巷、古城遗址、观民居、宗祠，打造一条探寻古代文明的古遗址文物旅游线路。
（四）加强福全古城的整体推介。创建福全古城这一区域品牌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文化古城”品牌建设中，要充分考虑福全古城的历史文化发展背景、人文渊源演变等多种因素，使现代文明和闽南文化在打造古城文化品牌中成为主调和基调。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注重品牌运营与资本运作的协调发展等；同时，敢于创新整合和文化包装并进行广告宣传，加大对文化古城的宣传推介，探索制作一套融汇闽南文化、古城形象、发展前景等内容的宣传媒介提高古城的知名度。
三、总结
福全古城建设是以保护古城文化为前提，以生态文化建设为基调，以建设现代文明的古城为最终目标，突出古城的“民俗文化、生态文化、旅游文化”，把的古城宝贵的文化遗产与现代化的建设向结合，唤醒福全古城的活力，把福全古城建设成一个集文化、商贸、休闲度假为一体的文化旅游名城。
历史文化遗产论文范文2
论文关键词：城市建设；历史文化遗产；城市规划；城市文化；特色城市
建设现代化城市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普遍追求的目标。城市文化是现代化的根基，是城市的内在气质，每个时代都在城市发展中创造并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保护历史的连续性，保留城市的记忆和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的重要内容
一座城市经济越发达，社会文明程度和现代化水平越高，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就越显重要。因为城市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明的生成地。城市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繁荣离不开人文创新来引导，现代城市是现代文明和现代经济的聚集地，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是—个没有品位的城市，是不太可能持续发展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通过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和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不要小看城市的一块砖、一片瓦、一堆石头，它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反映着城市的历史、社会、思想的变迁。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活化石，代表着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和自然风晴，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为什么今天许多人仍然喜欢去朝拜中世纪的城镇，仍然热衷于去看那些古城堡、古遗址，主要不是因为它们美，而在于能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在中世纪的城镇里，清晨公鸡长啼报晓，屋檐下鸟巢内的鸟儿叽喳而呜，城边修道院的报时钟声，广场新钟楼发出的和谐钟声，它们宣告一个工作日的开始。人们随意哼起歌曲，从修道士单调的咏唱到街上歌手们歌词的反复回荡，还有学徒工们和家庭女仆的信口低咏。唱歌、跳舞、表演，这些仍然都是即兴自发的活动。”现在看来，那种情景虽然不很出奇，甚至还很平淡，但却古朴自然，那种情趣、那种和谐，充分显示出那个时代的文化和那个时代平静的城市生活。城市的贡献和作用就在于它能保存、留传和发展历史文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激情、奋勇向上的民族，有着丰富灿烂的文化和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它对于提高国民的文化品位，增强民族自尊，激发爱国主义热情，丰富世界文化宝库都有极大作用。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基础
城市的魅力在于特色，而特色的基础又在于文化。城市特色，是指一座城市的内涵和外在表现明显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特征。城市的危机在于趋同化，失去个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特色内涵的重要集中表现，可以表现独特的城市民俗风隋，它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是^类的共同财富，具有普遍的吸引力。
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维护城市的历史风貌，保护文化遗产，不但已成共识，而且已成法律。俄罗斯圣彼得堡法律规定，涅瓦大街的建筑不准拆。尽管内部可以进行现代化装修，但外观不许作一丝一毫改变。这一方面是俄罗斯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尊重与珍爱；另一方面也是法律的作用。德国规定，凡80～100年以上的建筑都必须无条件的保留。对于一座城市来讲，文化遗产就是自己的品牌和个性，就是财富，就是创造与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基础。绍兴的沈园，是一座非常小的园林，亭台水榭也不出众，而800多年来却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至今游人不绝。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文化。凡读过陆游的《金叉头凤》和《沈园》诗词的人，走进园林里，都会有深刻亲切的感受，陆游和唐琬凄怆的爱腈故事打动游人心弦，激起心灵的共鸣，“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晾鸿照影来”，给园林增添了浓郁的文化点染。
城市特色反映着城市社会现实，是构成一个城市社会文化的和物质环境的总特征。城市特色不光局限在美学意义，更重要的是要具有社会意义。一个城市的特色，标志着它的社会能力和水平；城市的存在，表明它对自然和社会的适应能力得到社会的承认。历史上有些城市衰落了，究其原因就在于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城市的社会适应能力和水平不能满足变化后条件的要求，丧失了生存优势的结果。例如，沿古运河的城镇，过去很发达，现在衰落了，不是运输方式改变了，就是河道不通了，原来的商埠变成了荒芜的村落。
城市文化气质与内涵既可以从社会精神文明方面来考察，又可从物质环境协调优美、交通井然有序来考察。尤其是建筑风格更容易表现城市的个性，凝聚城市的历史传统和风貌，是独特的人文环境的物化形式。土耳其名城伊斯坦布尔，以完好保持城市轮廓线而闻名，高耸在天际线中的众多的圆屋顶和清真寺的尖塔(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遗迹)，在傍晚时，犹如飘浮在暮色苍茫的天空一样。在上海，从外滩看浦东黄浦江的两岸建筑，强烈地表现了上海城市的个性。失去了外滩，也就没有上海的历史和上海的特色。
三、我国城市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面临的问题
近20多年来，我国城市有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但是也要看到，不少城市和地区，只顾单纯的经济开发和规模的扩张，忽视了对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特色的保护，破坏也是十分严重的，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一)建设性的破坏
有的城市在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中，不切实际地进行大拆大建。实质是打着开发建设的旗号，进行的历史大破坏，其结果是导致有些历史文化名城面目全非，失去原有的文化韵味。城市要发展，势必要拆迁一些失去历史使用价值的老建筑。但是不能不加考究就把一些历史建筑用推土机铲掉、用大铁锤毁掉。有的名城一边在大搞“故城寻梦”活动，一边在大拆旧城，让人一筹莫展，不知何处“寻梦”。
(二)改善市民居住环境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缺乏妥善协调
在北京，常常遇到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就是胡同该不该拆、要不要保护。从根本上提高胡同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于减少胡同居民，降低旧城区人口密度，拆除违章建筑，改善胡同建筑的内部设施。人们希望修整与恢复老式民居四合院的美好生活环境，而不在于毁灭胡同。到处高楼林立，旧貌换新颜，似乎是一派新气象，其实文化底蕴很差，千城一面，千楼一面，千街一面，失去城市的固有个性与文化。
(三)法制不全，执法不力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需要多管齐下，尤其是要依法管理。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要的是要加快立法。因为文化遗产是稀缺资源，具有唯一性、独特性和不可再造性，它的价值是难以用金钱来估量的，必须要有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来加强对遗产的保护。
四、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层次和基本要求
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大体分三个层次：
(一)保护城市文物古迹
保护文物古迹，要特别注意保护它的历史环境。只有保存了历史的环境，才能更好地体现它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二)保护具有传统风貌的历史街区
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条件是有真实的遗存物，要尽量多保存原真的东西；有完整的历史风貌，能够反映城市历史上的典型特色；有一定的规模，能够造成一种环境，使人从中感受到历史的气氛。保护历史街区的原则是要保护历史的真实性；保护风貌的完整性；维护生活的延续性。
(三)保护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遗产论文范文3
关键词：历史文化；经验教训；保护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TU-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7)08-0033-03
济南自1986年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二批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历近20年，我们一直在探索着一条适合泉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道路来。随着济南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步伐加快，出现了诸如有传统特色的城市文化与特色风貌在逐步消失；历史文化遗产及周围环境遭到建设性破坏；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缺乏等问题。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如何处理好社会和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已迫在眉睫。
1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济南社会、经济发展关系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就是促进城市全面发展。王景慧先生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弘扬》中非常精辟阐明：“城市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上千上万人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城市的经济要发展，设施要改善，生活水平要提高，要实现现代化，不能把历史文化名城当成博物馆使之凝固起来。所以要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既要使城市的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又要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善居民的工作生活环境”。
我们既然承认城市是一个“有机整体”，那么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揭示了“适者生存”的道理，任何有机生物必须适应生存环境向前进化，而且有机生物进化不可能抛弃原有基础，而是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而逐步进化，有机生物的进化既要适应环境、也不可能超越环境，城市作为有机整体，其发展如同有机生物进化一样，既不抛弃原有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基础，进行有机的新陈代谢，又得适宜地持续发展。而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的载体。
济南的发展既应该是对历史有机的继承和延续，更应该是适应现代趋势对旧城市的更新和完善，一句话既要继承和延续济南历史的文脉，又要按现代化的要求适宜持续发展。因此可以肯定说“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隔裂历史的突变对历史是一种伤害，对未来也是一种损失”。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国内外的经验已经表明，越是现代化的城市越重视保护其历史文脉，越是历史文脉深的城市越有魅力，因此，保护好济南历史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好现代济南人的生活质量，就是保护好促进城市发展的一种特殊资源。
济南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从开始只是简单的维护不利用或者只是按原使用功能利用，比如千佛山的兴国禅寺、洪楼教堂等；而后是将部分历史文物改变其使用功能，比如建立李清照纪念馆、山东大学西校区内的近代建筑用于教学设施等；再后是将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为济南创造效益；现在济南的历史文化遗产应该有新的用途一“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城市历史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作为城市建设的‘文化名片’。……以吸引外来投资”。济南要持续发展，历史文化遗产也要逐步发扬光大，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这一特殊资源，使其成为体现城市特色的重要途径，将会促进济南的社会、经济发展。
2 济南的历史文化遗产现状，保护中的主要问题
济南虽然有独具特色的城市风貌，但因地处交通要塞，上世纪50年代以前受战争影响，历史文化遗产遭破坏严重，又经“”摧残，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建设性”的破坏就更加严重；近几年来，济南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从专家学者到领导、市民都从不同角度对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取得了一些共识，在实际做法上也有一些新的举措和慎重的行动。但是目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仍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2．1传统特色文化与城市特色风貌逐步消失
几十年来，代表济南特色的传统文化逐步消失；“中华老字号”称号的商家，至少有三成已经消亡，最具特色的城市风貌诸如：“齐烟九点”、“佛山倒影”、“鹊华烟雨”等也在遭到破坏，“九点”中有的被当地“靠山吃山”开垦的面目全非，视线走廊也被一座座高楼遮挡；而“一城山色半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也基本见不到“四面荷花”了。
2．2历史文化遗产及周围环境遭到建设性破坏
全市现有的历史及传统建筑、街巷、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等的总量，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的损毁和使用单位的不合理使用等，已有较大幅度的减少；旧城改造密度过高，开敞空间缺乏，绿地减少，个别新建建筑高度、容量及功能与周围古城环境缺乏有机协调。部分传统特色建筑和院落被拆掉，对古城格局的保护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已失去以后可能保护、利用的机会。
2．3历史文化街区、地段内人口稠密、房屋破旧，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
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尤其是在古城区内的历史文化街区、地段中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稠密、民居破旧不堪，同时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这在全国也是普遍现象，因此制约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2．4历史文化保护区产业及用地结构不合理：历史文化遗产长期被其他单位占用
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以民居最多，且缺少必要的生活配套设施，像停车场、配电设备等，商业网点也十分缺乏，街头绿地更是少的可怜。一批价值较高的文物保护单位多年被使用单位占用，而使用单位长期不履行法定职责，致使这些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失修严重。部分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因使用单位、使用人乱拆乱建，已破坏了其原有的格局及风貌。
2．5泉水渗漏区、泉脉得不到良好保护和利用
做为重点的泉水直接补给区的南部山区和玉符河地区，因当地过度开发建设和过度的开垦荒地，造成水土流失时有发生、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地面硬率提高，从而水源涵养与补给能力减小：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也不同程度对地下泉脉造成破坏，同时市区内还存在对地下泉水的过度开采，以上现象都严重影响对泉水、泉脉的保护。
3 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3．1国内外保护与发展的理论概念
可持续发展理论：谓可持续发展，是～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既把握今天又着眼于未来。可持续发展主要是从自然资源的保护角度立论的，但持续发展不仅关系
到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还有更为重要的人力、科技、文化、教育以及行政管理等社会资源的开发变革与保护问题。
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阮仪三先生提出的保护原则应遵循“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这一理论是总结了国内外理论与实践的结晶。
3．2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实践
3．2．1法国保护文物的实践
法国在历史文物保护方面是有相当好的经验可以借鉴的，首先成立了管理负责建筑保护的国家建筑师团；其次是政府与各级地方管理部门分工明确：第三是对全国文物进行调查并建立相应的分级档案；第四是文物业主承担义务，即便对文物进行维修也必须报国家建筑师团同意；第五是政府给予资金支持，一般文物保护费用政府承担50％，而且对业主的文物保护投资免于征税。
3．2．2前联邦德国保护历史街区的实践
在上世纪70年代初，前联邦德国在解决居民的基本住房后，为了适应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将二战保留下来的有着百年历史街区进行改造，把改善提升旧城区基础设施和提高其环境质量作为旧城改造的中心内容。该国旧城改造的方式有以下特点
(1)改善交通状况，将旧城区主要道路改变为步行街，把小汽车“挤”出旧城区，积极发展公共交通。
(2)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水平，例如把分散供热改为集中供热、将现代化的污水处理设施引入旧城区内等。
(3)调整用地、产业结构，提高旧城区环境质量。将有污染源的工厂、企业搬迁至郊区，开辟绿化空间，为居民提供休憩、游玩的场所。
3．2．3巴黎、苏州保护城市空间历史格局的实践
城市空间格局的保护，首先是在城市规划中确定战略发展方向，在这一点上法国巴黎和我国苏州就是做的非常好的例子，巴黎的做法是新城围绕老城发展，在老城区内严格控制新建建筑，即使允许建设的新建筑，其高度、外型等必须与周围环境协调。苏州在城市空间发展中，很早就确定了在古城东、西两侧建设新城，较好地保护了典型的江南水乡空间格局。
3．2．4潍坊保护城市传统文化的实践
由冰雕想到哈尔滨、由泼水节想到西双版纳的景洪、由牡丹想到河南的洛阳等等，这些传统文化不仅是城市的象征，同时也是城市的特殊资源，比如山东潍坊市每年的风筝节都有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赛，05年第22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不仅提高城市知名度，也为城市带来了社会经济发展增长点，在会期间签约40个项目，总投资达113.8亿元。
3．2．5德国柏林历史文化保护资金多元化、多渠道
德国柏林市政府在筹集历史文化保护资金措施有以下几方面作法，首先是政府的投人，从联邦政府到市政府每年都有一定比例资金投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次是政府各级职能部门的专项资金投入；第三是私人捐赠；第四是企业投资，凡是企业投入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均可享受免税待遇。
根据上述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描述，对济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启示一：一是建立行之有效的文物保护机制；二是政府分工明确；三是文物业主承担保护义务；四是政府应给予文物保护单位、个人政策和税收上的优惠。
启示二：一是调整历史街区内用地、产业结构；二是改善古城区周边交通状况，街区内以步行为主；三是提升历史街区的市政基础设施，改善街区环境。
启示三：一是另辟新区、建设新城：二是控制建筑强度、密度、高度；三是新建建筑必须与环境协调。
启示四：一是根据城市传统特色，塑造城市意象；二是创建有影响的文化项目：三是将传统历史文化转化为城市发展资源；
启示五：一是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有一定比例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二是广开保护资金渠道，接受企业、个人捐赠；三是给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企业、个人予以税收上的优惠。
4 古城区历史文化遗产及泉城特色的保护与发扬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兼顾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的发展，既要保护城市历史传统特色风貌，又要建设现代化的文明城市。必须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采取有力措施，降低旧城中的人口密度，改善城市的市政设施条件，控制建筑容量，优化城市环境。同时要依靠科技进步产生的观念、思想和方法手段，引导和促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名城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是个多学科交叉渗透领域，需要政府职能机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密切合作，通力参与。
4．1探讨济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措施
根据济南的现状，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坚持保护与合理利用结合的原则，形成和谐的人文与自然相依存的整体，建议按以下措施执行：
4．1．1提高保护意识，加强保护与合理利用知识教育，让广大市民热爱泉城的历史文化；
4．1．2政府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成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监督机构(可以是松散机构或委员会)，形成对历史文化遗产动态保护；
4．1．3在新形式下不断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形成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适应的政策、法律保护体系；
4．1．4转变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按“原真性”、“完整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等原则，对保护与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须在专家指导下进行：
4．1．5形成广泛群众参与机制和广泛开展群众监督制度，对破坏历史文化遗产行为给予严惩：
4．1．6积极广泛筹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适当减免保护与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单位和个人部分税费；
4．1．7借鉴国内外经验建立科学的历史文化遗产经营策略，比如整治历史街区、地段可与新城区用地进行捆绑进行市场化运作；
4．1．8深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
4．1．9认真研究泉城特色的传统城市风貌和文化，打造城市特色“文化名片”，发展文化产业，为城市的社会、发展服务；
4．2要防止新的现象
4．2．1防止新的“建设性”破坏、“旅游性”破坏，重点是拆真建假；
4．2．2防止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的过度商业化；
4．2．3防止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的贵族化；
4．3济南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实践探讨
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合理利用也是一种保护方法。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应坚持利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原来的功能使用优先的原则、使其更加富有生命力原则、在严格的保护规划和法规指导下实施有效合理利用的原则。
以曲水亭――芙蓉街为例探讨具有泉城特色的历史街区保护与合理利用
曲水亭――芙蓉街历史街区包括：曲水亭、府学文庙、百花洲、后宰门、珍珠泉、王府池子、芙蓉街等街区，是济南传统民居、泉池园林等特色精华所在，这里泉水穿流于街巷与民居之间，最能体现“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地方特色，因此对该历史街区需要进行整体保护与整治，而不是大拆大建，合理利用该历史街区特色打造泉城特色名片。
对该历史街区整体保护，就是不改变街区内道路网的走向和宽度，以及水系的布局、面积和走向，并延用原有地名，同时保护泉水、泉眼的原有格局和形式，既保护历史街区的原有风貌，又保护与之相呼应的传统人文景观：但要适当修整路面、疏通水系、修补泉眼，修整材料可与原材料相似。
历史文化遗产论文范文4
论文摘要：清乾隆兵部尚书李世杰，从例捐小吏到封疆大吏，一品重臣，他非科举正途入仕却政绩卓然，百姓拥戴，皇帝恩宠。本文就相关历史资料，对其事迹与黔西历史文化遗产的关系进行分析，并考证澄清与水西彝族李氏的渊源关系。
一、李世杰其人
李世杰(1716—1794)字汉三，号云岩，生于贵州省黔西县隐者坝(今城关镇双星村)。他天资聪慧，酷爱射骑，通晓武艺，却不喜经史，以至于多次乡试皆名落孙山。二十多岁时，因作诗讽刺州官而惹祸，被迫离乡避究。乾隆九年(1744)父亲李植为他在江苏富安按例捐例员，官自江苏常熟黄浦泗巡检，历任金匮县主薄、泰州知州、镇江知府、安徽宁池太广道、四川盐驿道、四川按察使、湖北布政使、广西巡抚、湖南巡抚、四川总督、两江总督、再四川总督、兵部尚书。为官四十余载，修政令、正法典、饬官风、抑豪强、除墨吏、恤民瘼，治沅湖、夷黄患、茸蓉城……恪尽职守，深受百姓爱戴。乾隆称其“才思敏练，性本公廉”，“重清白爱民之选，苟勤俭以奉，克矢志于冰霜”。为“精良综事之才”。这在科举盛行的清代极为少见。故清代学者陈康祺把他与以拔贡官总兵的广顺刘松，以吏员取封侯的松桃杨芳(封果勇侯)并称为“天挺奇才，皆不由科目进身”的“黔中三奇男”。所撰《郎潜纪闻》载：“黔西李汉三世杰，以巡检至兵部尚书；广顺刘松齐清，以拔贡至总兵；松桃杨诚村芳，以吏员取通侯(封果勇侯)，并天挺异才，兼资文武，皆不由科目进身，时称黔中三奇男。”李世杰一生，从例捐小吏到封疆大吏，一品重臣，他非科举正途入仕却政绩卓然，百姓拥戴，皇帝恩宠。他仕而后学，兼资文武。政事之暇，发奋诗文，著有《南征草》、《家山纪事》等，在清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李世杰主要事迹
(一)进京入千叟宴
据文献载：“五十年，世杰年七十，入觐，与千叟宴，”‘五十年，公年届七旬，赴京与千叟宴，赐赉有加，”l4乾隆五十年(1785)正月，时任四川总督的李世杰受乾隆帝之邀进京入千叟宴。千叟宴始于康熙，盛于乾隆，是清宫中规模最大，与宴者最多的盛大御宴。按照清廷惯例，每五十年才举行一次千叟宴。乾隆五十年，四海承平，天下富足，适逢清廷庆典，乾隆帝为表示其皇恩浩荡，决定在清廷举行千叟宴。宴会场面之大，实为空前，被邀请的70岁以上的老人约有三千之众，他们当中有不少饱学鸿儒，学富五车的文人雅士。宴会上，不少人当众吟诗联句，即席用柏梁体选百联句被史官记录入史，乾隆帝还亲自为90岁以上的寿星斟酒。据说当时推为上座的是一位有141岁的最长寿的老人。当时乾隆皇帝和纪小岚还为他作了一副对子：“花甲重开，外加三七岁月；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堪称绝对。乾隆年间千叟宴这场浩大的酒局，被当时的人们称作“恩隆礼洽，万古未有之举。”时值李世杰年届七旬，有幸参加了这次千叟宴。由于赴宴者中多为皇亲国戚、前朝老臣和民间名士，可想当时有资格参加者是何等特殊的人物。
(二)赐紫禁城乘肩舆
据文献载，李世杰“五十五年三月人觐，受兵部尚书，赐紫禁城乘肩舆”。6_‘‘三月，陛见，受兵部尚书。寻谕日：内外文武大臣特恩赏在紫禁城骑马用资代步，但年老足疾之人，上马已觉艰难……至意尚书李世杰，孙再瀛病故，命世杰次子知州李华封来京，以员外郎补用，就近侍养。”乾隆五十五年三月，李世杰遵旨进京觐见乾隆帝，授予兵部尚书。按照先例，朝中重臣可以在紫禁城中骑马代步，但李世杰因两腿患有严重足疾，上马尤为困难，因此，乾隆帝特恩准李世杰可以乘坐两人抬的小轿上朝，并授其次子、浙江候补知州华封为员外郎，留京侍亲，这在紫禁城是极其少见的。
(三)重视教育
青年时代的李世杰不注重学业，然而进入仕途后，尤其是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奏查湖南《沧浪乡志》称，此志书中有“玉盏常明”、“弘远弘开”等几处词句，有违悖之嫌而措词失当，被乾隆帝批评为“文理不通，以致办理拘泥失当”。之后，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于是他在任职地主办了：镇江“宝晋书院”、安徽宁池“中江书院”。回乡丁母忧期间，看到家乡文化落后，捐资在东门狮山麓修建“文峰书院”，这一义举首开了黔西教育的先河。而且，他深知地处偏远落后的贵州举子进京应试十分艰，因为贫穷和偏远埋没了许多优秀的人才，于是，在他告老还乡之时，还不忘为家乡学子向乾隆帝请命，乾隆感其拳拳爱民之心和为国选拔人才之忠诚，立降谕旨：“饬沿途府州县，凡贵州省举子进京应试，均以火牌(朝廷紧急文书)资送。”这一特殊待遇一直执行到清朝末年(宣统三年)，他的这一建言对当时贵州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乾隆帝赐御葬
“五十九年卒，年七十九，赐御葬，谥恭勤。” “五十九年三月卒。赐御葬，谥恭勤。六十年，贵州巡抚冯光熊题请入祀乡贤祠，得旨谕允。” “在籍四年薨于里，距生于康熙五十五年正月九日，享年七十有九。贵州巡抚以闻，上为轸恻。予祭葬如仪，赐谥恭勤公，曾祖、祖、父三世皆以公贵，赠如其官。曾祖妣汪氏、祖妣毛氏、妣张氏，皆诰赠一品夫人，配高氏诰封一品夫人。”清乾隆五十九年，春寒料峭，李世杰死于故里黔西，第承重孙再沂暨其次子华封具状赴于京师，乾隆帝赐御葬，谥“恭勤”，赐御祭文，此碑立于李世杰墓院内。
三、李世杰与黔西历史文化遗产
综观李世杰一生，一向以清廉、俭约著称，无论是在任职中还是在丁父、母忧回乡期间，都曾为其任职地和家乡黔西
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家族从曾祖父、祖父、父母、三弟李世任、长子李华国，到姻亲韩钦、韩荣父子都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迹：贵州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李世杰墓、清末拔贡张芝骊为墓地扯泥坝的赋诗、乾隆皇帝与李世杰深厚友谊的见证一一去思亭及《去思亭的来历》、李世杰作《去思亭楹联》、李世杰作《去思亭记》、黔西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观文塔(七层塔)及《观文塔和李世杰的故事》、黔西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尚书坊、李世杰故居、文山塔(俗称断塔)、李华国神道碑、李世杰父母合葬墓、毕节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韩钦墓、黔西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明赠兵部尚书王三善神道碑、内庄古战场遗址、李世杰干爹干娘墓(黔西县铁石乡李应宗夫妇墓)、《四川成都简称“蓉城”的来历》、《李世杰和和坤的故事》、《李世杰的传说·观音洞中遇慧女·惩凶·淮河岸边获御职·放粮出(四)川》、《丢“买路钱”的来历》、李世杰赋诗等。
由于李世杰一世的英名，后人为了纪念他，将他少年生活之地改为了“礼贤”；其家乡黔西县在对新城区的规划建设中，专门把新规划建成的一条街区命名为“恭勤路”，以示纪念。
四、李世杰与及水西彝族李氏之渊源
自李世杰曾祖父李蔚伯、祖父李攀麟于明天启二年(1622)二月，受朝廷调遣随右佥都御使王三善军征剿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和四川永宁宣慰使奢崇明的地方武装(安奢之乱或安奢起义)人水西后，就与水西彝族结下了不解之缘。天启四年，王三善、李蔚伯均战死水西内庄(今黔西县锦星乡境)，兵败，李攀麟突围后回水东(今贵阳市修文县一带)居住。清康熙三年(1664)三月，李攀麟又受朝廷调遣随平西王吴三桂军征剿贵州水西土司安坤的地方武装(吴王剿水西史实)，功成后受赐水西地龙潭河坝子(今黔西县城关镇双星、石圆村一带)近百亩田地，从此，李氏一族解甲归田，定居水西腹地(今黔西县境)。
根据黔西县铁石乡安乐场村彝族村民李之春之族谱记载，其先祖应宗(乃牒公)生于清康熙元年。明末清初之时，水西狼烟四起，民不聊生。从明天启二年至崇祯二年的“安奢之役”直至(清)顺治人关后，顺治帝虽在位十八年，然西南地区都未归统辖而处于混战，先有大西军、大顺军以及南明小朝廷，时而相互攻打，时而统一对抗清廷，清康熙三年又遭遇之劫难，十二至二十年有是吴逆反清之乱。应宗成年后，时值水西八十五世领主安圣祖(末位)为报“吴王剿水西”之仇而顺清灭吴，应宗祖公有幸参与了这次围剿，并卓有建树，威震一方。
历史文化遗产论文范文5
[关键词]遗产；遗产旅游；双重属性；内生矛盾；理论框架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1)09－0090－07
1、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新旅游(newtourism)或替代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的主要形式之一，遗产旅游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长足发展，遗产已成为目前超过40％的国际旅行中的核心要素。随着遗产旅游的发展，如何正确认识和合理处理遗产旅游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诸如商业化、真实性、社区参与以及少数族群的利益表达等，成为遗产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旅游学刊》2010年专门针对文化遗产与旅游产品的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近年来，西方学者逐步认识到，需要跳出诸多矛盾的繁杂表象，对其本质和根源进行理论化的归纳。这一研究思路在20世纪末以来表现得日益明显。首先，学者们重新审视了在遗产产业迅猛发展背景下，遗产概念的拓展以及遗产与历史的关系等议题，得出了遗产价值性和选择性的本质特征。其次，1997年，李希特(Richter)率先提出遗产旅游的政治性(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tourism)，将诸多矛盾的日益凸显归因于在新形势下利益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复杂化和持续嬗变。2003年，文化学者皮克汉姆(Peckham)进一步指出，利益主体对“遗产作者权”(authorship of heritage)的争夺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在具体实践中，利益主体在“利用什么遗产”和“如何利用遗产”的问题上，始终处在一个动态的冲突与妥协进程中，从而外化表现为诸多不同的矛盾形式。地理学家格拉汉姆(Graham)、艾希沃斯(Ashworth)和滕布里奇(Tunbridge)提出了“遗产的双重属性”(the duality of heritage)和遗产旅游的内生矛盾论(the intrinsic eontestation of heritagetourism)。他们认为，遗产具有先天的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属性；基于这一内在特性，作为遗产利用方式之一的遗产旅游必然孕育了诸多矛盾。
围绕上述研究主线，本文将从“什么是遗产”的基本问题出发，尝试对西方学术界对于上述理论问题的探索过程和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国内遗产旅游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2、什么是“遗产”
关于“什么是遗产”，字面定义和技术定义是最基础和常见的两种方式。从字面意思而言，“遗产”是有价值、被前人遗留下来的遗存或财富。对遗产的价值性和历史性的认可反映在自始以来两条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遗产研究主线中。首先，在文艺复兴早期，建筑、艺术品以及各类历史纪念物等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激起了考古学家、建筑师和文化学者等的浓厚兴趣。其次，19世纪后期，国家公园体系在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等地的逐步建立，标志着人类对于能够显示地球久远历史的地质、生物和其他自然过程及结果的自然要素、环境和区域等自然遗产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自然遗产的文化意义同样得到认可。例如，马森(Mason)认为，壮丽的自然景观能够激发国民的国家荣誉感和自豪感，是美国国家公园体系建立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在遗产的技术性定义中，UNESCO在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给出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定义得到广泛应用。
在实践中，“遗产”从来不是一个封闭和静态的概念，其内涵在不断拓展。近30年来，在遗产商业化的强劲推动下，遗产内涵的拓展日益显著，被厄里(Urry)看成是“历史多元化和现时化”(pluralisationand contemporarisation of history)的具体表现。首先，斯沃布鲁克(Swarbrooke)指出，年代是否久远已不再是判断遗产价值的必要标准。其次，遗产内容体系得到扩展。不仅是那些精妙绝伦的、雄伟壮观的历史对象，包括那些历史上平平常常的，甚至是低等卑微的(例如古老的矿井、农舍和民间小镇)都被纳入遗产的范畴。再次，以UNESC01989年公布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书》、2001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和2002年《伊斯坦布尔宣言》为标志，非物质遗产逐步得到普遍重视。时至今日，“遗产”已是一个包含多组要素的概念体系：物质的与非物质的、自然的与文化的、精英的与大众的以及个人的与群体的等。
在“什么是遗产”的讨论中，遗产与历史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论题，可分为对立论、功能论和折衷论3种观点。首先，持有对立论观点的学者较多，以贺维森(Hewison)、约翰森(Johnson)、布雷特(Brett)和厄里等为代表，认为“遗产”是虚假的、具有欺骗性和沙文主义色彩的“历史”，没有呈现真实的、经得起专业考证的“历史”，而是选择性地提供了一个浪漫主义视角。代表性论点包括：真实性的缺失是遗产商业化后的先天性特征；遗产产业无法像历史学家一样准确处理历史年代表；当今的遗产呈现的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和精英主义视角下的历史等。其次，持有功能论的学者以普伦蒂斯(Prentice)为代表，他们不赞成将遗产和历史断然对立起来，认为遗产与历史都具有桥梁作用，能将现代人与过去连接起来，只是方式与效果有所区别而已。近年来，折中主义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这种观点既认同遗产与历史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又承认遗产与历史的本质区别。例如，洛文塔尔(Lowenthal)认为遗产不是历史；遗产不是对历史的探索而是颂扬；不是希望呈现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而是基于现时目的的一种信念表白。提莫斯(Timonthy)和波耶德(Boyd)认为，“遗产”最恰当的定义是“对历史的现时利用”。奥尔森(Olsen)和提莫斯总结性地提出，遗产的本质是基于现时目的和被认可的价值及规范而对历史的选择性再现。
3、遗产旅游的内生矛盾论
3.1 理论的提出
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遗产产业(hefitagcindustry)的迅猛发展，价值性和选择性等遗产的本质特征日益体现在实践中，并外化为诸多矛盾，诸如商业化、真实性、社区参与以及少数族群的利益表达等问题。作为遗产产业最主要的形式之一，遗产旅游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以上问题。
霍尔(Hall)认为，旅游与政治学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据此，以李希特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了遗产旅游的政治性(the politics of heritagetourism)。他们认为，遗产旅游无法回避关于权力和资源的争夺，遗产旅游中矛盾凸显和激化的根源是遗产管理和利用的权力天平的持续嬗变。具体而言：(1)传统的精英主义和专家主导的遗产研究和遗产再现方式日益受到挑战。被边缘化的、少数族群和宗教群体开始以各种方式参与相关决策；(2)遗产吸引物逐渐从公共部门的直接管理转向私有化、企业化和娱乐化的管理导向；(3)现代化技术设备的运用强化了遗产再现在旅游者体验中的功能性作用；(4)在市场导向下，旅游者作为一个整体对遗产产品设计和服务转型的影响日益显著。1999年，文化学者罗宾森(Robinson)提出了一个遗产旅游的概念性框架L30j。该框架以权力分配的不平衡是一切矛盾的根源为出发点，以区分遗产旅游的内在矛盾的不同范畴为目的，将消费和生产两大过程明确区分开来，作为划分矛盾范畴的坐标之一。2000年，格拉汉姆、艾希沃斯和滕布里奇吸收了遗产旅游政治性和罗宾森矛盾范畴划分的思想，认为同时存在于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相关主体的权力地位差异和遗产利用的价值取向差异，是遗产利用的矛盾根源，最终形成了遗产旅游的内生矛盾论(图1)。
3.2 基本理论框架
3.2.1 一个核心观点
1994年，该理论的倡导人之一艾希沃斯最先提出，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之下，遗产既是一种经济资源，也是一种文化资本L23 J。2000年，格拉汉姆、艾希沃斯和滕布里奇进一步明确了遗产的经济文化双重属性。其核心观点是：(1)遗产是一种经济资源，其经济价值已在遗产产业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2)遗产具有文化功能：通过与地方、与时间的有机结合，通过呈现历史及其所承载的价值，提示和强化人类个体(群体乃至民族)存在的意义、目的及其之间不可割裂的联系，唤醒和强化个人(群体乃至民族)的认同感；(3)遗产的经济和文化意义在遗产旅游中的关系并非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
2003年，提莫斯和波耶德从行为地理学的视角肯定了遗产的双重属性。他们认为，遗产存在于“现象环境”和“行为环境”中。在现象环境中，遗产是构成整个自然或社会环境的一种自然或文化元素；通过被赋予价值和功能，遗产才成为人类社会行为环境的组成部分。在从现象环境向行为环境的过渡中，遗产必须通过经济和文化两套“过滤器”(filters)的选择和价值判定。
遗产的经济文化双重属性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的相关研究中也得到认同。首先，以厄里、贺维森和哈维等(Harvey，et al.)为代表的学者们倾向于把遗产旅游放入资本主义的宏观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考量，把遗产旅游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替代性旅游的形式之一，遗产旅游能够提供旅游者不同于日常环境的、满足学习、怀旧和真实性等多种需求的旅游产品，顺应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中摒弃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以及消费中追求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发展趋势。
其次，以沃什(Walsh)、麦坎内尔(MacCannell)和王宁(Wang)为代表的社会学者们认为遗产旅游根源于现代性(modernity)的内在矛盾。依据王宁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中，前工业文明时代建立的“理性原则与享乐原则”之间的平衡被彻底打破，理性要素(如自律)超越了非理性要素(如情绪和自发)。在此背景下，遗产旅游能为现代人提供一个在“他”时空环境下的身心体验，将其在心理、情感和思想层面与一个意象中理想化的过去连接起来，能将现代人从日常的制度化环境和理性秩序中解脱出来。在此意义上而言，遗产旅游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
3.2.2 3个核心问题
在遗产旅游的内生矛盾中，存在3个核心问题：即谁的遗产(who)、象征什么价值(what)和如何再现价值(how)。所谓“谁”，是指哪些利益主体牵涉到遗产旅游中。在生产方面，在早期的遗产利用中，专家和社会精英起到主导作用。随着向市场导向的转变，一些被边缘化的利益主体(例如当地社区)被逐渐吸收进入决策过程。在消费方面，当遗产消费从精英消费向大众消费转变后，遗产消费不再是遗产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遗产的内容体系和再现方式。
对于“象征什么价值”，关于遗产经济文化双重属性的讨论给出了明确回答，即遗产同时具有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具体而言，麦克阿瑟(McArthur)和霍尔认为遗产的文化价值至少可以体现在科学、社会、政治和文化4个方面。迪克斯(Dicks)认为，在遗产旅游中，遗产的文化与经济价值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首先，遗产旅游的生产过程不可能是纯经济行为，而是成为一种文化表达的途径、文化沟通的渠道以及价值宣扬的工具。其次，随着遗产消费者群体的扩大，遗产和遗产旅游在社会建构中的工具性角色进一步强化。
“如何再现遗产”，即如何通过阐释，将无意义的遗产物质实体赋予意义以及传播。这与遗产“作者权”紧密联系。首先，史密斯(Smith)认为，遗产作者权取决于行政地位、产权状态、学术权威和经济资本等诸多要素。其次，不同群体价值取向不同，意味着遗产的再现过程将是一个不同群体之间冲突、协商和妥协的互动过程。再次，为了有效地传播价值，各种不同的行动方式、阐释策略和再现措施构成了遗产再现过程的技术性层面。
此外，两大因素将会对上述3个问题同时产生影响。(1)空间层级：遗产价值的空间表现是多层次的，可以是个人的、社区的、区域的乃至国家(民族)的。但是，遗产价值在不同层次之间的界限是难以明确划分的和可以相互转化的。例如，民族英雄的个人精神品质将有可能被上升为全民族认同的民族精神；(2)权力与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本等要素相关联，对上述3个核心问题具有决定性影响。
3.2.3 3个矛盾范畴
矛盾范畴1
遗产旅游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方式、一种政治控制工具和一种经济发展手段之间的内在矛盾构成了遗产旅游的首要矛盾范畴。纽扬提(Nuryanti)、沃什、提莫斯和波耶德等认为，在遗产商业化趋势下，博物馆等遗产管理机构作为一个社会文化价值的看守者的自觉意识将受到挑战。由此，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普遍关注的话题。主要问题包括：(1)对于遗产的旅游利用是否会对遗产的物质特征和文化意义产生负面影响；(2)应该如何控制和缓解这种负面影响。保护主义论者认为，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旅游发展必然造成遗产的物质特征退化和文化价值异化；协调论者认为，因噎废食地断然拒绝遗产旅游不可行，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在发展 旅游的同时强化遗产保护。新世纪以来，学者们提出利益主体在遗产旅游中的伙伴关系。只要相关利益主体正确且现实的评估遗产对于他们自身的价值，合理定位其在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的角色，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可以实现。目前，可持续的遗产旅游尚存在政府管治力不足和完善的管理制度的缺失。
矛盾范畴2
不同利益群体对于遗产的多重阐释(muhipleselling of heritage)构成遗产旅游内在矛盾的第二个主要范畴。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具有各种文化(宗教、性别和种族等)、经济和政治特征的利益群体逐步介入遗产旅游决策，尝试挑战传统的学术权威和世俗机制，依据他们自己的理解和目的讲述历史和再现遗产。
首先，是最具影响力的力量之一。波曼(Bowman)、查尔斯沃什(Charlesworth)、费尔德曼(Feldman)、奥尔森和提莫斯等的案例研究表明，不同宗教之间、同种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间，以及宗教与世俗政权之间的权力关系及其演变，都会以不同形式反映在遗产再现方式和内容的取舍之中。
其次，性别要素在遗产再现中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李希特提出，性别化的历史回忆是遗产政治化的表现之一。洛文塔尔认为，男性垄断了历史的讲述和传播L20 J。格拉汉姆等人认为，“遗产男子主义化”(heritage masculinzation)的背景下，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在权力架构中被边缘化，被等同为未开化的、非理性的、艺术化的以及真实的象征。这个观点在一个韩国乡村民俗节日的案例研究中被验证。
再次，在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民族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将可能在遗产生产和营销过程中外化为一种矛盾。根据约翰森(Johnson)和夏克尔(Shackel)的研究，大多数纪念美国内战的遗产地均忽略了南北双方在政治观念上的差异，将这段历史阐释为一段“健康的国家和解”的过程，忽视了黑人和拉丁裔美国人的历史认知。在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和希腊族人为旅游产业发展制定了迥然不同的目标，导致在规划实施中的一系列矛盾。在英国，英国旅游部门和威尔士地方旅游当局对威尔士的旅游形象也有不同的理解。
最后，当地社区是最重要的利益群体之一。关于遗产旅游的社区影响，部分学者持悲观看法，认为遗产旅游的发展是以当地人改变传统生活方式为代价的；外部资本接管了阐释本地遗产的权力，成为真实的再现当地记忆的致命威胁。持积极观点的学者认为，遗产旅游是同时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繁荣的有效途径。例如，传统节日是促进当地社区自我认同的有效方式。基于对土地、遗产乃至资金的所有权，当地社区能够影响甚至改变遗产管理相关决策。摩根(Morgan)的案例研究表明，正是当地人社团的不懈政治努力，促成了一个当地历史标志物(码头)的重建。同时，倾听当地社区内部不同群体的声音对于遗产旅游的发展不容忽视。
矛盾范畴3
遗产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价值认知差异构成遗产旅游内在矛盾的第3个范畴。一方面，遗产旅游是一个意识形态传输工具，将生产者认可的抽象价值、信念和社会规范等与遗产物质实体相结合，通过阐释实现传播和宣扬。另一方面，旅游者通过遗产旅游感知或认同上述抽象价值，这个过程被麦克林(McLean)称为“旅游者的历史阅读”(tourist'sreading of history)。由于动机、社会文化特征、个人体验以及知识的差异，旅游者的历史阅读会各自不同。上述两个过程的结合，被格拉汉姆等人称为“遗产的循环”(the circle of heritage)，在此过程中价值被赋予、被消费和被交换。这意味着遗产旅游不是一个单向的价值传输过程，而是一个双向的价值沟通过程。当遗产价值感知出现差异时，对于生产者而言，意味着遗产旅游的价值传输功能无法实现；对于消费者而言，意味着一次令人失望的旅程。
4、结语
总结起来，西方学者的两点共识构成了遗产旅游内生矛盾论的理论内核：(1)随着遗产概念的拓展和以旅游为途径的遗产多元价值的彰显，遗产旅游不是一种单纯的旅游经济现象，而是一种具有指标性意义的宏观社会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承载了当前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经济发展的现状、趋势和结果。(2)鉴于遗产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利益主体的权力地位差异和遗产利用的价值取向差异，遗产旅游中的诸多矛盾是内生的。围绕基础内核，遗产本质、经济文化双重属性、遗产利用的3个核心问题以及3个范畴内矛盾的本质、成因、表现、影响因素以及解决措施等，构成了内生矛盾论的基本科学问题。
目前，西方旅游研究呈现出从多学科向后学科的研究范式(post－disciplinary)转变的趋势。以上述理论框架为基础，借助于后学科研究范式，将有助于遗产旅游内生矛盾论研究的深化和发展。首先，从本体论(ontology)而言，应坚持跨学科、基于知识和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取向。例如，在现有研究中，来自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对“什么是遗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与“辨”。这种讨论，不是外向的和相互排斥的，而是超越学科边界的、具有内聚力的研究，最终产生新的知识。遗产的经济文化双重属性的论点，同样得益于在协调学科本体论背景的基础上的跨学科知识整合。
历史文化遗产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阐述了当代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引入文化和符号两个概念，对历史文化符号作了论释，旨在以历史文化符号保护为基础，完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引言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每个时期的人类都在城市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历史文化遗产便是其中不可磨灭的一笔。但是现在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理解和传统的概念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在当代的社会意识中，人们将建筑性物证扩大到基地，从而将历史文化遗产发展到自然和环境遗产化，甚至还包括地方方言、传统技能、生活方式等等。
历史文化遗产可以分为物质性遗产(有形遗产)和非物质性遗产(无形遗产)两大类，而在物质性遗产中又分为不动产(自然和建成的)和动产(艺术品)两种。西方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从物质到非物质的过渡，并且将遗产从精神的需求与现实的生活环境、生活品质相关。
1当代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建国以来，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已经经历了从文物一历史文化名城一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过程，保护范围扩大，这反映在遗产的数量上。但是登录制度不完善，在册的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偏少，部级、省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加在一起不足10万处，历史风貌保护街区也只有上百处。与中国的历史年代和国土面积相差数倍的英格兰，其登录在册的历史建筑有50多万处，保护区8000多处。在制度方面确立了法律制度的核心地位。
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到群众都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实施旧区改造式的大拆大建，破坏历史文化街区的行为还在继续，究其保护不力的原因，主要有:1)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不应当作经济实体看待。2)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文化认识不足—特别是无形(精神)遗产的保护相对有形遗产薄弱。3)现今的工作过多地注重理性思维和工程技术，但是精神的东西是隐性的，无法用效果图的方式进行表现。
由于城市遗产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对于其保护的研究则不能仅仅停留在片面的物质性的或技术性的研究上。历史文化遗产的文化知识价值是其价值的精髓，同时也是城市未来发展的积极因素，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要做到保护工作的成功就要重点把握文化，使其成为保护工作的基础。所以，该从何种方面去把握则是本文要重点强调的内容。
2两个概念的解读
2.1文化
文化广义上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连续性，决定文化的发展也具有连续性和历史继承性。英文中的文化(culture)一词原意指对自然界生物的驯化、培育、耕种，进而演变为对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教化、培养、训练;中文的文化一词源自《易经》中的“人文化成”，和西方有所区别，其更偏重伦理道德教导，从而合乎礼仪规范圈。
简而言之，历史文化指的是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反映当时当地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的总和。
对于历史文化的理解，笔者认为只是将文化的前面加上了历史时段的范畴而已。但是从存在主义的角度理解，对于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的物质其历史性已经并不重要了，它已经超越了它原来的含义。所以对于遗产的关注，讨论其历史性并不是很重要，文化才是核心。
文化的构成:david总结文化的要素主要为3个—符号、定义和价值观。这些是用于解释现实和确定好与坏，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文化的核心是其符号系统。不难理解，文化需要表达，符号是语言和实物组成的，文化通过符号语言表达出了它的价值和定义。明显的符号可以很容易感知文化，如各个地方的方言、建筑形式等等。
2.2符号
研究符号学，首先要对符号概念本身有一个正确认识。我国 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尚不深人。目前，较为流行的界说来自于双重意义学派的思想，即把符号看作是“社会信息的物质载体”，并由此概括出符号的3个必备特征:1)符号必须是物质的;2)符号必须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载体本身的信息，代表其他东西;3)符号必须传递一种社会信息，即社会习惯所约定的，而不是个人赋予的特殊意义。这一观点把符号的物质性和思想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另外维基百科中将符号定义为“在一种认知体系中，符号是指代一定意义的意象，可以是图形图像、文字组合，也不妨是声音信号、建筑造型，甚至可以是一种思想文化、一个时事人物”。
由于文化的构中含有符号的因素，符号学便很容易与文化相结合，将更加突出文化符号的作用。
3历史文化符号的诊释
当符号学与历史文化相结合时，文化的核心内容便会清晰的表达出来—隐性的意识形态遇到显性的社会信息的物质载体，便会以载体的形式表达在世人面前，这就是人所感知的文化的内容。由此，历史文化符号便可以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而反映。事实也确实如此，举个通俗的例子:大雁塔反映了盛唐和佛教文化，其建筑结构反映了当时的风格;羊肉泡模是生活的反映;陕北民歌是独特的艺术形式。
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讲，历史文化符号具有两种不同的概念:物质存在是表象的反映，是世人最先接收到的信息，虽然具有空间意义，但这仅仅是那时那刻的信息而已，不具有时间意义，其可读性比较狭窄，内涵也不丰富;物质已表达了原本就在那里的涵义，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而历史文化符号则确切的表达了已在的涵义。
历史文化符号的重要性反映在其是超越历史文化遗产本身的精神存在。物质是一时的，但精神是永恒的。虽然不能说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符号就反映了遗产的全部信息，但那是精髓的反映。诚然这种符号会在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发生改变，如:地方口音。
那么，历史文化符号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则扮演着文化传承者的角色。
4以历史文化符号保护为基础，完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首先要加强符号学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确立了符号的核心地位才把握了文化。但是不可否认，在现在社会中，对符号的重视会有所偏差，比如为了达到某种利益而有意的作出一个迎合的举动是司空见惯的，且这种迎合往往伴随着商业利益的获得。当开发商把目光转移到历史文化符号上的时候，符号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卖点—充当了一般等价物而沾满了铜臭。其次，在护的工作程序中，由于历史文化符号是历史文化的核心，在进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之前，首先进行系统的历史文化符号的保护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历史文化符号是历史文化遗产的浓缩和抽象表达，认真解读并提出合理的措施可以使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行，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以历史文化符号为基础也包括了尽快完善历史文化符号保护的政策措施内容，使其成为隶属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法》的根本子法。众所周知，法律手段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其是否完善往往反映着名城保护的效果如何。我国现在只有一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法》，各个地方的保护实施除了这部法律外，还有一些相关的政策和规定。这些法规和政策其实形成了一个只有塔尖和塔基，而缺少丰厚的塔身的现状，换句话说，在保护法下的各种相关子法、专项规定还很少。建立完善的历史文化符号保护专项规定，既保证了历史文化符号的价值，又避免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偏离正确的轨道。最后，历史文化符号的基础是否可以托起遗产保护的上层建筑，除了客观条件如政策措施的完善外，城市规划从业人员高素质的文化内涵及文脉解读能力也是做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前提和建立历史符号保护系统的重要一环。众所周知，规划从业人员的基本职业内容就是进行物质建设，但是，这其中往往太偏重于技术的过程，造成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理解的不到位，从而出现质量较低的规划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