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南五大调的历史渊源
鲁南五大调的历史考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以前。宋元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宋末元初继承宋代曲子的传统，又兴起一种新的艺术歌曲———散曲。“散曲是音乐与诗词相结合的唱曲，用于抒情、写景或叙事，采用清唱、坐唱形式。散曲又分小令、带过曲、散套这三种形式，其中的散套也称之为套曲或套数，指‘由两个以上的同宫调连缀而成的组歌形成，一般有尾声。’”这种描述和鲁南五大调极为相似，虽然其产生和确立我们不能详细界定，但是五大调对其形成与发展是确有影响的。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的音乐积累的演变过程。
主要发源地日照市、郯城县的流传情况
临沂市郯城县的码头镇和日照市在临郯苍日照沿线和苏北交界地区交界线上，是两个南北贸易的停靠点。五大调五种曲牌中的“玲玲调”、“大寄生草”、“淮调”现流传于郯城、临沂一带;“满江红”、“大调”，现流传于日照一带。自古日照渔民即扬帆远航，与外地开展着密切的贸易活动。“满江红”曲牌作为鲁南五大调之首，它的源头随着当时海上交通、海上贸易的主要途径传入日照，并受当地地域文化影响有所发展，自成一体。在日照东港和岚山、石臼等地，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出海归来，围坐篝火庆贺收获的时候，酒酣兴起便随手拿起身边的盘、盏、酒盅、筷子、碗等物件，即兴填词、藉情而唱，别有一番情趣。
郯城码头镇是当地重要的商埠码头，经商交流时江淮一带的民间艺术也传入郯城码头及鲁南沿海。由于五大调流行于郯城码头一带，又被称为“郯马调”。五大调中“淮调”主要流传于郯城县马头镇，也名“马头调”。
鲁南五大调的历史影响及作用
1.五大调产生初期—明代以前
北宋建立以后，逐步统一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结束了唐朝末年以来的混战割据状态，使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到元朝时，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荣，加速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城市的繁荣以及经济文化的交流，促使宋元以来的音乐文化出现了巨大转折，社会音乐文化的主流从宫廷转入民间，服务对象也由贵族阶层为主渐渐转向社会平民大众。唱曲填词不仅是乐工们的专业活动，也逐渐成为广大市民的共同爱好。仅宋代曲子的填词，就分为很多派别，有婉约派、豪放派、花间派等等。同时也涌现出大量的词家和优秀作品，他们所使用的曲牌有870多个。可见，当时曲子的发展可谓是极丰极盛。
随着各种词派的发展，歌词的内容也逐渐多样化，有写景的、叙事的，也有祈求平安、庆祝丰收的。人们在唱曲的同时，也抒发着内心情感的表达。在日照石臼所一带，沿海的渔民靠打渔和海运为生，通常出海一次短则数月，长则一年。“满江红”的代表作《四盼》描述的就是一位女子对出海夫君的期盼，虽然词曲中带有哀怨忧愁之情，但是也有激情向往的呐喊，表现了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并且祈求夫君平安归来，有种情意绵绵而又不安、焦虑的感觉，这反映了当时南北经济发展大潮中沿海渔民扬帆远航，与外地开展的贸易活动。此曲调古雅优美，夹曲曲调欢快活泼、节奏多变、情绪热烈、朗朗上口，很受大众欢迎，使人们在娱乐之余也祈求了家人的平安。此时的鲁南五大调成为公众娱乐中的主角。由于其曲词通俗易懂，易于流传，也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越来越多人的传唱和改进，五大调也进入了其“生命”发展的旺季，为丰富和推动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2.五大调盛行之期—明清到民国时期
明清时期，生产力迅速发展。随着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日益壮大，不同风格的俗乐如民歌、小曲、弹词、南北曲(戏曲)等等，广泛流行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里。在这种新的商品经济大潮中，人文思想和民主思潮逐渐萌生，一些文人雅士开始留意人们的口头文学，并有意识地进行加工，俗曲、俚歌、山歌小调等颇受开明人士的关注，五大调中的曲调在那时的《白雪遗音》、《曲律》等民谣专著中都能找到痕迹。清康熙、乾隆时期，不仅提倡以汉族为主的各族民间音乐，同时对外来的音乐也持欢迎态度，这促使民歌、小曲等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清末郯城、日照一带，从船夫、艄公到城里的文人雅士无不喜爱此调，并且还有专门唱五大调的民间艺人。民国初期，鲁南地区仍是山东经贸繁荣的地区，渔民们在做海运生意的同时，也将五大调的曲调流传开来。据笔者实地采访日照民间艺人时得知，渔民们出海时一家人都在船上(被当地人称之为“家小船”)，海上漂泊数日后到达目的地，停靠在江南河畔。晚上亲朋好友、生意伙伴相聚一起，煮酒消遣，随手拿起桌上的碗、碟、酒盅就即兴唱来，曲调古雅抒情，歌曲内容通俗易懂。曲调不仅融合了江南音乐的风格，而且还有日照本地民间的特色，被誉为“细曲”、“雅歌”。
海运经济的繁荣，促使五大调渐渐成熟，形成了独特的、自成一体的演唱形式。其繁盛之时可谓家喻户晓，无论是过往的客商娱乐消遣，还是当地的民间演出，五大调都颇受欢迎。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喜欢演唱此调，争相学习，对人们的身心娱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对年轻人的影响最大，当时有很多青年，由于初涉社会，难免沾染一些吃喝赌等的恶习。正是鲁南五大调的盛传，让更多的人有了抒发心情消遣娱乐的活动项目，大多数都开始喜欢并且以此为专业在各种需要的场合表演。由于经常表演，也为很多人找到了一条谋生之路，既愉悦了身心，又带来了收入，五大调到了最盛行的时候。这不仅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和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由于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曲调优美、动听，也对专业音乐的创作以及一些娱乐性的歌舞音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30、40年代还出现了用此曲调填词改编的革命歌曲，鼓舞了人们的革命斗志。
3.五大调鼎盛之期—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的祥和环境促使教育水平大大提高，文化艺术也得到了大力发展，专业音乐开始和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中国民歌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民间音乐渐渐从农村流入城市，并且由民间娱乐的形式逐渐发展为职业演出，同时很多音乐爱好者自发地组织了许多小团体，固定地在一些场合和节日庆典中表演。#p#分页标题#e#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提倡保护、收集、整理我国民族民间音乐，随之相关部门开始了民歌普查、搜集和整理的工作。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等单位多次组织调查小组，对各地的民间音乐开始陆续的调查搜集和整理工作。1956年，山东省艺术馆魏占河、王川昆等民间音乐专家到郯城、日照等地开展音乐收集工作，对鲁南五大调进行了整理。1957年，刘克山、徐子茂等人在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表演汇演中演唱的“满江红”《四盼》，轰动了首都各界，并荣幸地得到了、朱委员长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此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四盼》进行录音，向全国人民播放，同时入选1957年出版的《优秀歌曲选集》，在全国发行。1983年，临沂代表队编排的《四盼》在山东省民歌调演活动中表演，演出效果良好，得到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并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放。1990年5月，在日照举行的沿黄市贸易洽谈会上，演出了由专业人员创作的大型“满江红”音乐节目，给观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①2003年，由国家一级编剧、“临沂市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张铁民先生填词的《鹿乳奉亲》，参加了临沂市第三届广场艺术节演出，这是将郯子入深山取鹿乳为盲母治眼的“二十四孝”经典故事与“鲁南五大调”结合起来的一个新的代表作品。2009年7月31日，央视音乐频道《民歌中国》栏目专门录制了一期关于“郯马五大调”的节目，详细介绍了这一曲种，杨新儒、徐万芳等人共同演唱了《鹿乳奉亲》这一曲目。
此时鲁南五大调达到了鼎盛发展时期，其中的代表曲目能够作为优秀歌曲在全国发行，巨大的影响扩展到了全国。作为山东民歌的一部分，鲁南五大调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但由于后来文化发展的交流和多元音乐文化的发展，五大调慢慢地淡出人们的视线，影响也越来越小，遂不被人们熟悉，只是在专业音乐教育中有一定的涉及。近年来，日照和临沂两市共同挖掘和推荐的“鲁南五大调”在入选我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公布以后，业界人士逐渐认识到了鲁南五大调的价值所在，开始对其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同时也在传承、演唱、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一些工作。笔者联合山东知名音乐研究专家、学者以及五大调传承人成立鲁南五大调专项课题组，近几年多次到郯城、日照等地进行实地采风，深入调查其历史渊源、发展状况，并请教当地民间专家、艺人，学习演唱及演奏技巧，在此基础上发表相关论文并且举办音乐会，引起强烈反响。2011年12月成功举办相关的音乐会———“我学我唱———齐风鲁韵‘鲁南五大调’教学专场音乐会”，这在省级乃至全国音乐艺术院校中尚属首次。2011年研究课题“鲁南五大调”作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为山东省“十二五”重点特色学科建设性项目之一，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认可。2012年4月《鲁南五大调＜满江红•四盼＞之风格韵味》发表于《齐鲁艺苑》，随后被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作为毕业论文参考引用。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推进，鲁南五大调定会重新熏染世风，感化人心，发挥音乐的愉悦、教化功能。
结语
通过对鲁南五大调历史渊源的追溯，梳理出其形成演变的过程，曲子既带有南方曲调的细腻委婉，又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山东本土独特的风格，这使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通过多次对临沂郯城县、日照市两地的文化馆、民间歌手以及专家进行采访后，了解到鲁南五大调的现实状况不容乐观。如何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我们优秀的文化遗产，是当今应该思考的首要问题。未来应在保护好传统的原生态民歌的基础上，结合专业、音乐学科的建设，在学习、演唱、研究过程中对其进行借鉴并充分运用。呼吁更多业内专家、音乐爱好者为其更好的传承、发展做出贡献。
本文作者：王世慧 张文文 单位：山东艺术学院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