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史论文范文1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 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 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 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区域经济史论文范文2
徽学，也称徽州学，一开始以徽州地区社会经济史为主要研究对象，逐渐地发展为包含政治、法学、文化、艺术、医学、农学、建筑等广泛内容的专门研究领域。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徽学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成立了徽商研究中心，今年（2000年5月）国家教育部又在安徽大学成立了徽学研究基地。徽学研究从基础工作开始，取得了很大进展。
徽学研究通过对徽州契约文书、宗族家谱、方志文集、地方建筑遗存等大量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的搜集、整理、调查、研究，对徽州这一具有典型性的区域进行了深入研究，总结了《徽州商帮》、《中国十大商帮》、《徽商研究》等研究成果，运用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综合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手法，并尝试着应用计量研究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及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和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张海鹏《徽商研究·前言》）获得了徽州史学研究的新成就。这是旧史学和其它史学无法代替的。《徽商研究》，“透过徽商兴衰演变之迹可以从一个侧面窥探当时整个社会的全貌。”（张海鹏《徽商研究·前言》）而在旧史学中，则很难找到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商帮的活动的具体记载。从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徽商的资本积累，以及徽商在全国各地的经营，徽商在粮、盐、茶、木、棉纺、典当等各种行业中的活动，徽商资本的出路，徽商与宗教势力及各种政治势力的勾结，徽商与徽州教育、徽州美术、徽州建筑、徽州医学、徽州刻书等徽州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进而可以看到时代和全社会政治经济的脉搏。这些都补充了旧史的大片空白。
在唐史研究中，敦煌吐鲁番学的兴起对于推动唐史和中国通史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通过敦煌学的研究，高昌国的历史有了具体展现，唐前期的历史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唐五代时期河西地区的历史也不再空白。正因为诸多方面的意义，全国成立了敦煌吐鲁番学会和研究中心，集中全国力量，不断在敦煌学研究中取得新的成就。
随着敦煌学研究进一步发展，史学现代化的步伐也随之加快。按照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指导，从经济关系揭示历史规律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例如，唐代的租佃制，带来了唐后期的生产方式的重大变化。租佃农民与田主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关系，租佃者对田主人的人身依附关系极小。而这种经济关系并非突然发生，早在唐前期，租佃现象即已存在。正是这种租佃制的存在，使均田制下破产的农民有了重新获得土地的出路，也使土地兼并出现的大土地私有制赖以存活。但是这种认识一直停留在理论演绎的困惑中，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书的课题研究，为此作出了雄辩有力的论证。大量出土的租佃契约文书，证明了建国以来唐史研究中的这一结论。
许多年轻学者，如李锦绣撰写的《唐代财政史稿》、陈明光的《唐代财政史新编》等，正是得力于新时期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成果，才把自胡钧《中国财政史》（1920年），日本池田温《中国古代籍账研究》以来的中外学者的唐史研究又推进了一步。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区域史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邓小平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引自江泽民《中共十五大报告》）邓小平之所以提出“地区”理论，就是因为看到了中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差距。
区域经济史论文范文3
一、关于学科理论的探讨
对于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学应包括哪些分支学科，学术界的看法不尽一致。以往学术界对历 史农业地理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所以这一学科的归属问题也鲜有探讨。自20世纪80年代以 来，史念海教授由于承担国家大地图集中的历史农牧图组的编绘工作，对历史农业地理领 域 的研究逐渐深入，相应地提出了建立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动议。他认为："在绘制农牧地图时 还应先撰写出相应的论文，再根据论文绘制相应的图幅。或者不至出现任何纰缪。特别是有 关农业部分更是如此，这样的论文按理说就应该属于历史农业地理，如果编印成册，就称之 为历史农业地理，也是无可非议的。"[1]至于历史农业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的关系，史先 生也作了相应的探讨："若是要撰著以中国历史地理学为名的著作，而以历史农业地理与历 史民族地理、历史经济地理等相提并论，使之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却似乎还要再作斟酌， 因为就不免和历史经济地理有所重复。既讲历史经济地理，就不能不涉及农业的发展和凋敝 。不论其为发展或凋敝，都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布局。在历史经济地理部分涉及到农业，又 另辟历史农业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并列，是难免叠床架屋之讥的。"[1]在史先生看来，历 史农业地理学应当是历史经济地理中的一个分支学科。
现代农业地理学是研究现代农业生产布局的学科，而历史农业地理学则应侧重于历史时期 农业生产布局研究。史念海教授认为，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不应仅局限于"狭义"的 农业，应包括农、林、牧、副、渔等诸多方面，就以种植农业而言，除了粮食作物而外，还 应兼顾蚕桑、麻类、棉花、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研究。探讨"人地关系"是人文地理学的主要 任务，历史农业地理也不例外，不仅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发展演变的自然、社会、 经济等方面的因素，还要探讨农业生产布局发展演变对自然环境及社会政治的影响。
由于历史时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变化剧烈，仅凭历史文献的考证并不能完全准确地把握 农业生产布局的变迁情况。有鉴于此，史念海教授积极提倡在研究中开展野外实地考察工作 ，这在他的有关黄河流域历史农业地理、黄土高原历史农业地理等方面的论著中表现得尤为 突出，为以后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二、关于北方农牧分界线变迁
历史时期北方地区农业生产布局变化频繁，对自然环境的变化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其间 究竟有什么样的规律？搞清农牧分界线的变迁情况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关于战国时 期农牧地区的分布格局，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有过"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 筋角"的说法，但对农牧分界线在龙门碣石间的具体记载则不甚清楚。史念海教授在20世纪 50年代即已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对这一农牧分界线进行了初步复原工作，认为"如由碣 石 向西南作一曲线，沿今燕山南麓，至于恒山之下，再西至于汾水之源，循吕梁山而至龙门， 其西其北，当为当时的畜牧区域，或农牧相杂的区域"[2]。后来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史 先生的《论两周时期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一文又对战国时期龙门以西的农牧分界线作了确 定："龙门山以西还应继续向南引伸，达到陇山之下，再越过陇山，经嘉陵江上游西侧趋向 西南，经今四川省平武、茂汶诸县之南，西南过岷江，再经天全县西，荥经、汉源诸县之东 ，又经冕宁、西昌诸县市之西，而达到今云南省剑川县及其以西的地方。"[3]战国时期的 农牧分界线是由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农牧分界线发展而来的。西周和春秋时期北方地区族类众 多，生活方式差异较大，且由于史料简约，各族类的居地范围也多有含糊之处。在这篇论文 中，史念海教授又"钩稽史籍，参证野外考察所得"，对西周、春秋时期的农牧分界线也分 别进行了研究，清楚地勾画了两周时期800余年间农牧分界线的变化情况。自秦汉以来，不 断移民实边，战国时期形成的农牧分界线逐渐向北推移，南北朝时期曾有所反复，但隋唐以 来又重新呈现不断北移的趋势。大体而言，农牧分界线的西段变化较东段变化更为明显和 剧烈。史念海教授曾以黄土高原地区为对象，详细地探讨过历史时期农牧分界线西段的南北 变化规律及其给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4]。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史念海教授 对历 史时期北方地区农牧分界线变迁问题的重视。
三、关于黄河和长江流域农业区兴衰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我国农业文明的两大重要发源地，从古至今我国的重要农业经济区 多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和人类开发程度的差异， 这两大农业地区生产布局的变化各具特色。大致在唐中叶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经济较 长江中下游发达；唐中叶以后，长江中下游的农业经济水平则赶上并进而超过了黄河中下游 地区，全国经济重心也随之发生了由北向南的转移。由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历史农业地 理研究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史念海教授对这两大农业地区的研究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在他已发表的历史农业地理方面的论著中，多半是有关这两大区域的内容。在《由地理的因 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一文中[5]，史念海教授最早揭示出，关中 渭河中下游平原，晋西南汾河下游平原，豫西北伊洛河下游平原，冀西南、豫北、鲁西北的 河济平原等地及其附近地区，是黄河流域远古时期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原始 农业最为发达的所在。在《古代的关中》、《春秋战国时代农工业的发展及其地区的分布》 、《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开元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6]、《黄土高原及 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化》、《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 其变迁》、《战国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各地经济的变迁和发展》、《论唐代扬州和长 江下游的经济地区》[5]、《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7]、《唐代河北道北部农 牧地区的分布》[8]等一系列文章中，分别对秦汉、隋唐等重要历史阶段黄河流域及长江流 域主要农业地区的农业发展及其地区差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些论文不仅解决了许多相关问题，也成为这门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奠基之作。
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受着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条件的制约，也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史念海教授对这一问题日益关切，所撰《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化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一文就阐发了这方面的思想[9]。文中，史先生以都城长安为中心，将隋唐的版图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半部是富庶的农耕地区，是粮食的主要来源地；西半部是半农半牧地区，为军马的主要来源地。在史念海教授看来，这东西两半部"犹如左右两臂"，在内 政清明、指挥裕如的前提下，就可保证国富兵强、郅治太平。唐朝前期，由于控制着这两个 地区，所以国势颇为强盛。及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威胁粮道，政府对左臂的控制实际上已 经瘫痪；加之吐蕃伺机东侵，半农半牧地区沦于敌手，国家失去右臂，马匹的来源也几至断 绝 。"左右两臂，一边瘫痪，一边断绝，不仅指挥不灵，甚至无以指挥，所谓郅治太平，就都 无由谈起了。"这样形象生动的论述，对政治史的研究当有一定的启迪。
四、对黄河流域蚕桑事业变迁的研究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是相当兴盛的，这里发达的丝织业不仅 解决了人们的衣着问题，丝织品还通过丝绸之路远销国外，在世界贸易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 誉。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渐趋衰落，甚至要仰赖外地的供给。种桑养蚕 在今天仍是一项关系国民经济的大事，所以探讨历史时期黄河流域蚕桑事业变迁的过程和原 因，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史念海先生就撰写了《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一文[6]，依 据大量的文献史料并结合当时考古发掘的成果，系统地论述了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 及其以后诸时期黄河流域蚕桑事业兴盛、衰落的过程和原因。史先生在这篇论文里阐明，北 宋以前，蚕桑事业除了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一度衰敝外，基本上都是相当繁荣的。北宋 以后，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就有了较大的变迁，"无论就它的地区而论，或者就丝织品的质 量和数量而论，都在逐渐衰落"。其衰落的原因，史先生认为除了金元之际人口锐减、纺织 技术逐渐外传以外，也与棉花的传入和植棉地区的逐渐推广有重要关系。史先生还以陕西米 脂县和河南密县的事例，驳斥了气候变迁论者的错误说法，积极倡导恢复黄河流域的蚕桑事 业，可惜当时有关部门囿于陈说，未能接受史先生的建议。后来又逢十年动乱，百业俱废， 史先生谋求恢复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的宏愿自然更是无以实现。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结合新形势的要求，史念海先生踵继前业 ，发表了《陕西地区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一文[5]。在这篇7万余字的长篇论文中，史先生 博采文献，并参证以最新考古成果和野外考察所得，详尽地论述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陕西地 区蚕桑事业兴衰变迁的历程。他认为陕西地区虽然不是黄河流域最重要的蚕桑地区，但这一 地区蚕桑事业的兴衰却有其独特的方面。金元时期这一地区的蚕桑事业有所衰落，但明代又 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只是到了清中期才完全走向了衰落。通过大量的实例，史念海先生批 驳了一些旧方志中所提出的"风土不宜"的观点，同时也否定了有些人把陕西蚕桑事业衰落 的原因归结为当地妇女懒惰的荒谬说法。在这篇文章中，史先生对如何解决桑业和棉业的矛 盾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解放后安康地区荒山沙滩育桑的成果，史先生认为："种 棉和种桑在土地利用方面并不像从元朝以后数百年来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二者是不会冲突的 。如果到处都能利用闲田空地，大量种植桑树，解决了衣服原料的问题，甚至棉花都可以少 种 ，腾出土地，改种粮食或者其他作物，土地利用率不仅不受到影响，相反还要更为扩大。" 陕西和黄河流域其它地方一样，只养春蚕而不养原蚕，也就是说所养的只是一岁一化的蚕。 这时棉花下种不久，还不需要多费人力。根据这一特点，史念海先生还建议，"乘此农闲的 时候"，积极养蚕，"发展农家副业，提高农村的生活，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些科学 的论证和积极的建议，对陕西地区乃至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的复兴当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转贴于 五、关于黄土高原农林牧分布地区变迁
史念海先生研究历史农业地理不局限于农业生产布局本身，还探讨土地利用与自然环境演 变的相互影响。这是对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重大贡献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土高原 的环境变迁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了推究其中的缘由，史念海先生对这一地区农林牧 分布格局的变迁状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两 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两文便是有关这一方面的 代表性论文[5]。
黄土高原是一个农牧兼宜的地区，由于历史时期国内各民族的矛盾和冲突，这个农牧兼宜 的 地区为农为牧，曾经有过几次大的改变。在《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一文里 ，史念海先生认为，黄土高原由牧转农先后共有三次："第一次是战国后期至于秦汉时期， 第二次是隋唐时期，第三次则是明清以来。在一、二两次之间，这里又恢复到游牧地区，当 时游牧地区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有了扩大，远远超出于黄土高原之外。在二、三两次之间， 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参差并存。虽是并存，游牧地区仍稍逊于农业地区。"这篇文章中，史 先生还探讨了黄土高原农林牧布局的变化对黄土高原本身和黄河下游地区环境变迁的影响 ，他认为："黄土高原在作为畜牧地区时，侵蚀就不甚显著，在作为农业地区时，侵蚀就较 为严重。"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变迁，又进而影响到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历史时期的黄河 曾经有过两次相对安流的时期，一次是由商周至于秦代，一次是由东汉初年至唐代后期；也 有 两次频繁泛滥的时期，一次是西汉时，一次则是唐代后期到解放之前。"正是由于这两个长 期相对安流时期黄河中游植被相当良好，侵蚀不甚显著，随河水下流的泥沙不多，黄河下游 的河床不致因泥沙堆积而迅速抬高，所以能够长期相对安流。而黄河频繁泛滥的时期，正是 黄河中游到处开垦，破坏草原，农业地区代替了畜牧地区，而森林又相继受到严重摧毁，林 区相应地大幅度缩小。植被既已破坏，侵蚀就趋于严重，泥沙也随水流下"，基于这样的认 识，史念海先生提出了两条治理黄土高原的原则，一是"应立足于保原治沟"，二是"调整 农林牧分布的地区"。至于如何搞好农林牧的合理布局，他认为关键是要"解决农业地区 的问题，甚至于在某些地方实行退耕还牧"，调整后的农林牧分布格局，大致是犬牙交错的 景象，"利用河谷川道以及其他一些平坦地方经营农业，较高的缓坡地方则经营牧业，再高 的陡坡地方就可以植树造林，使之成为林区"，如此精心的论证和设计，对当前黄土高原的 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应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与黄土高原比邻，自然生态环境的演变过程与黄土高原有相似 之处，属于广义的"黄土高原地区"的范围，史念海先生《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 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一文，对这两个地区农林牧布局的演变情况进行了专门 研究。自秦汉以来，这两个地区或农或牧，曾有过几次大的转变，但自清中、后期以来，垦 辟日盛，明长城"这条长期存在的人为的分界线终究被冲毁了"，使两个地区，尤其是河套 平原，遂完全演变为农业地区。农牧格局的变化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沙漠化和盐碱化。关于鄂尔多斯高原南部毛乌素沙漠的形成和河套平原西部乌兰布和沙漠扩大的原因，侯 仁之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曾进行过研究，认为与人类的垦殖活动有一定的关系[10]。史念海 先生在上引文章里进一步肯定了侯先生的论断。他还通过野外考察并结合有关文献，对鄂尔 多斯高原北部的库布齐沙漠的形成过程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了杭锦旗西北的库布齐沙 漠的形成时代晚于清代的结论，并认为"在沙漠未形成之前，当地本来是有森林的，只是由 于森林受到破坏，才引起沙漠的"。通过对河套平原灌溉农业历史的研究，史先生认定，" 由于多年来大水浸灌的不当，也是由于黄河在河套平原这一河段河床的抬高，使灌溉的水流 排泄不畅，引起地下水位的高起"，是这一地区产生盐碱化的主要原因。另外，史先生还指 出，河套地区的"黄河自来是无须修筑堤防的。可是近年为了防洪，也不能不加修堤岸，这 是几千年来罕见的现象，也严重影响了河套农业的发展"。这些现象都应当引起人们的充分 重视。
六、培养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人才
史念海先生还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人才。自1985年以来，史先生所招 收的20多名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大多以历史农业地理作为研究方向设计博士论文或硕士论 文，现已出版的即有郭声波的《四川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韩茂莉 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 999）、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耿占军的《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 997）、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马雪芹的《明代河南农业地理》（台湾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萧正洪的《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 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李心纯的《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环 境》（人民出版社，1999）、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 、吕卓民的《明代西北农牧业地理》（台湾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等14部。即将出版 的《国家大地图集·历史地图集》中的农牧图组分册亦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科研究人 员承担。这一系列成果，在学术界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仅标志着中国历史农业地理这一 分支学科的成熟，同时也说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科在历史农业地理研究领域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1998年史念海主持申请、由陕西师大年轻一代历史地理学者具体承担的课题《中 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获得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立项资助，目前已基本完成，这为陕西 师大历史地理学科若干年内在历史农业地理研究领域继续保持国内领先及国际先进水平创造 了条件。
为了提高学生的科研水平，史念海先生除了亲自授课外，还多次组织小型学术研讨会，让 大家各抒己见，畅谈自己的学习体会，互相切磋，共同进步。史先生还鼓励大学生进行野外 考察，以印证室内的研究成果，并积极倡导在科研中采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在这方面，已有 学者给予了中肯的总结[11]。在史念海先生的精心培养下，陕西师大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已 凝聚了一大批专门从事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年轻学者，他们以继承史念海先生的扎实勤奋的 学术风格和颇有影响的科研成果赢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赞誉。
参考文献
[1]史念海.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序[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1.
[2]史念海.春秋战国时代农工业的发展及其地区的分布[J].西安师范学院教学与研究，195 6，(1).
[3]史念海.论两周时期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1).
[4]史念海.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上、下）[J].中国 历史地理论丛，1999，(1)，(2).
[5]史念海.河山集·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6]史念海.河山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7]史念海.唐史论丛：第2辑[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8]史念海.唐史论丛：第3辑[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9]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化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 ，(4).
区域经济史论文范文4
一、古代“西域”史(两汉——明朝)
“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地区。尽管各史所记“西域”的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
1、通史和专论
本年度这一方面的专著有,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它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史前时期至清代“西域”历史的专著。本书虽以政治史为主,但对西域的经济、文化史给予了一定的篇幅。纪宗安著《西辽史论——耶律大石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对耶律大石和西辽前期在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举措得失做了系统的阐述和评价。
论文有余太山的《〈后汉书·西域传〉与〈魏书·西戎传〉的关系》(《西域研究》第3期)和《〈魏书·西域传〉原文考》(《史学集林》第八卷,上海远东出版社)。前者指出,《后汉书·西域传》所传有一部分摘自《魏书·西戎传》,确认这一点有助于这一部分文字的厘定和这部分材料的诠释。后者认为,今本《魏书·西域传》乃后人采自《北史·西域传》。而《北史·西域传》是李延寿据《魏书·西域传》、《周书·异域传》和《隋书·西域传》编成,故今本《魏书·西域传》的复原工作有待继续。同时就《魏书·西域传》原文作了考证。
叶尔羌汗国史是西域史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陈国光《叶尔羌汗国政教关系的演变》(《西域研究》第3期)认为,由于国内外历史条件的变化,叶尔羌汗国的政教关系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前期(1514-1592),汗国统治者利用宗教作为维护其封建专制的工具,宗教界亦相应起着政权支持者的作用;中期(1592-1638),随着伊斯哈克和卓家族的兴起,和卓集团开始由政权的支持者变为政权的操纵者。后期(1638-1680),汗国各地区封建领主之间的斗争与黑山派和白山派的对立相交叉,同时也与准噶尔各游牧军事集团的矛盾冲突纠缠在一起,和卓干政成为噶尔丹征服南疆的引线,最终导致了叶尔羌汗国的灭亡。有关的文章还有,刘正寅、魏良?的《西域伊斯兰教黑山派与白山派的斗争及其对叶尔羌汗国的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和刘正寅的《西域伊斯兰教和卓势力的膨胀与叶尔羌汗国的衰落》(《西北史地》第4期)。
2、考古
本年度这方面的专题性研究成果突出。专著有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主要对宁夏固原南郊出土的隋唐时期的中亚粟特史氏墓葬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为中亚民族、政治、经济、科技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实物依据。王博、祁小山合著《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对当今欧亚草原石人文化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就学界尚存争议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另外对中亚史作出有益探讨的专著——王炳华著的《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和韩康信著的《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等再版。论文方面,王炳华的《尼雅考古回顾及收获》、《尼雅考古揭开新页》(《新疆文物》1、2期),回顾了尼雅考古工作的历程和遗址发掘的收获,认为尼雅考古工作逐渐步入科学轨道,对其进行较全面的研究,始于八十年代末期。强调对斯坦因在尼雅考古工作的评价,要结合时代、政治背景。介绍了尼雅考古工作的新发现,并就尼雅遗址兴废的年代及废弃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关于西域人种问题的研究,崔静、王桂荣、王博《吐鲁番交河故城出土的颅骨的研究》(《新疆文物》第2期)认为,当地居民在形成过程中具有混血现象,即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的混血。考古发现为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张玉忠《天山尤鲁都斯草原考古新发现及相关问题》(《新疆文物》第1期),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椤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区境内的尤鲁都斯草原古代游牧人的文化遗迹——各类墓葬的时代及文化内涵进行了探讨。认为在历史上,尤鲁都斯草原不仅是突厥人、乌孙人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早于乌孙的塞人也在此游牧。在塞人活动时期,这条草原古道就是游牧民族东来西往的交通线。邓文宽《吐鲁番新出〈高昌延寿七年历日〉考》(《文物》第2期),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一件历日残片的年代进行了考订,并将该历日的形制放在中国古代历日形制的总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认为此件高昌历日上承汉简历谱,下接后世历书,是中国古代历日形制发展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它是早期历谱到后世历书的一种过渡形态,也是迄今所见这种形制的历日写在纸上的唯一一件。罗丰《固原出土的外国金银币》(《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对出土的一枚萨珊卑路斯(Peroz)朝银币、一枚萨珊阿尔达希尔(Ardashir)三世金币仿制品和三枚东罗马拜占庭金币仿制品进行了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中亚地区从公元一世纪至八世纪墓葬中死者口含金币的习俗。认为这种习俗与古希腊习俗有某种渊源,与中亚流行的拜火教信仰有一定的联系。同时考察了中亚、西亚文物的分布线,及北朝至隋唐时这一线“丝绸之路”的交通情况。认为北朝时期,来往于中原地区的西域使节大都是通过固原到洛阳,即使在动荡的年代也不例外。指出阿尔达希尔三世金币或银币及其仿制品在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3、历史地理
对楼兰国都城址,学术界争议较大。黄盛璋《初论楼兰国都楼兰城与LE城问题》(《文物》第8期),对林梅村楼兰始都LE城说提出质疑。认为楼兰古城LA是当时西域长史的治所。LE城是西域长史治下的一个屯戍单位,在政治军事,城市职能上均依附于LA城,而非楼兰始都。LE城的兴衰和LA城密切相联。两城灭亡的最下限是公元5世纪末叶。王守春《楼兰国都与罗布泊的历史地位》(《西域研究》第4期),就楼兰国都城置、楼兰城出现的时代及楼兰城的历史地位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苏北海《楼兰古道对汉朝统一西域及丝绸之路的重大贡献》(《西北史地》第4期),对楼兰地区的石器文化,楼兰王国与汉、匈奴的关系,楼兰古城风貌,两汉魏晋在楼兰的屯田及楼兰古道的国防设施和丝绸通道等问题进行了考述。张岩《阿力麻里古城的历史演变》(《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阿力麻里古城经历了由葛逻禄人的城市发展为蒙古察合台汗国及其后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演变。
4、社会、经济史
李经纬著《吐鲁番回鹘文书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及其续篇《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是两部集原始资料、研究考证和检索手段为一体的学术著作,是国内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的首次结集,为中亚历史、政治、经济、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汉之“西域三十六国”,至魏晋南北朝时,已并为六大政治实体:疏勒、龟兹、于阗、焉耆、鄯善、高昌。薛宗正《魏晋南北朝时期塔里木绿洲城邦诸国的社会生活》(《新疆文物》第2期),对具有浓厚西域地方特色的五国(除高昌国)的人种变迁、物质生产方式、物质生活方式及宗教文化进行了考述,认为这一地区在全盘突厥化、回鹘化之前,始终以操印欧语言的白色人种或黄色人种为主,历史更为古老的羌人已退居次要地位。塔里木城邦诸国在物质生产方式上即存在着地区的共同性,又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在《隋唐时期塔里木城邦诸国的社会生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一文中,薛氏对隋唐时期西域的龟兹、焉耆、疏勒、于阗等城邦国家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考察。认为四国在物质生活,精神领域也有了重大的历史变化。其中疏勒发生了碧瞳人入主其国的人种变异,社会习俗与的变动尤剧。龟兹、焉耆各自经历了一段突厥化的过程,入唐后又受到汉文明的强烈影响。于阗大乘佛教一度中衰而后复兴,并占主导地位。汉语文与汉历法已溶入当地文化。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的分野显示了城邦诸国的文化差异。此外,城邦诸国的节日、娱乐活动的异同,共同印证了作为丝路中枢的西域地区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
关于经济方面的论文有,吴震《史前时期新疆地区的狩猎和游牧经济》(《西域研究》第3期),运用考古资料和民族学资料阐述了史前新疆经济状态:由早期狩猎经济为主转向畜牧业经济。新疆原始畜牧业的发展,因自然条件不同,形成两种经营方式,即北疆的游牧畜牧业经济和南疆各绿洲以农业为主的农牧结合经济。两种不同畜牧方式在新疆地区的出现,约不迟于距今三千年以前。武敏《从出土文物看唐代以前新疆纺织业的发展》(《西域研究》第2期)认为,两汉时期新疆地区的毛织品较普通,但纺织技术较原始。传统原料是动物的毛绒。及至魏晋南北朝时,作为纺织原料的棉、麻种植与养蚕业的引入,丰富了纺织原料,纺织技术也有所发展。周伟洲《隋唐时期西北民族经济关系发展的特点》(周伟洲著《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和李清凌《安史之乱至五代动乱时期的西北社会经济》(《甘肃民族研究》第1期)。前者认为,唐朝统治西域时期,将内地各项经济政策推行到西域各地,使西域与内地的经济日趋一体化。安史之乱后,西北各族与内地经济联系因吐蕃占领河陇及西域天山以南大部分地区,或因归义军时期河西、西域的分裂割据,而大为削弱。此时西北诸族之间,以及他们与西南吐蕃之间的经济交往有所加强。后者叙述了安史之乱后,西北东部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及西北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社会经济。此外,李明伟《丝绸之路与历史上的西北贸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第6期)也对中亚经济进行了分析探讨。
5、民族史
西域民族史的研究内容广博,是历年西域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周伟洲《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一书,收录了作者关于古代西北民族族源、分布、迁徙、融合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论文60余篇。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中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阐述了1840年至1949年间的维吾尔族历史。
论文内容涉及面广。余太山《说大夏的迁徙——兼考允姓之戎》(《夏文化研究论集》),考述了西域大夏国的建立者吐火罗人的来源及其迁徙过程,以及大夏和允姓之戎的关系。作者将大夏溯源于陶唐氏,认为历史上的允姓与大夏同为欧罗巴种都是游牧部落,大夏在很多的场合下役属允姓。
关于月氏种属问题,学界迄今存有争议。陈健文《月氏种属问题再研究》(《史学集林》第八卷,上海远东出版社)认为,欧罗巴种说较突厥、羌种说更为合理。但必须注意月氏在体质上并非纯高加索种,其部落成员中必然混有某种程度的蒙古人种或其他人种之血液。
关于秦汉时的匈奴人与它族的融合,周伟洲《魏晋时与匈奴有关的诸胡》(《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认为,匈奴因迁徙、杂居、征服或被征服等各种原因,主要与汉、鲜卑和其它杂胡融合,在魏晋时形成了许多新的共同体,多以胡或各种名称的鲜卑出现。
活跃在西域历史舞台的粟特人,曾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敦煌研究》第4期)一文,论述了粟特人对归义军政权的影响及粟特人在归义军政权中的地位。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历史研究》第6期)认为,唐前期移民敦煌的粟特聚落——从化乡,尽管在吐蕃占领河西后不复存在,但仍有不少粟特人继续留下来。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他们分散到社会的各角落,从事社会各行业,广泛同汉人及他族人交往、通婚。多种途径综合作用的结果,最终促成了这些粟特人的汉化。这一汉化过程是以从化乡之粟特聚落的消失为契机的。
黄盛璋《敦煌汉文与于阗文书之龙家及其相关问题》(《西域研究》第1期)一文得出结论:1.龙家或龙部落人本焉耆人,系九世纪焉耆为回鹘所灭,向四处分散成为龙家或龙部落。2.龙家最南也是最后在甘州建立大本营。龙家在甘州建立的根据地,为甘州回鹘不断排压,退到肃州,最后又退到瓜州服属于归义军。3.龙家逐渐同化于汉族、回鹘,至1002年曹氏归义军为西夏所灭,龙家不复再见。
关于古代突厥的研究。吴疆《西突厥汗国的“十箭两厢”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西突厥汗国用来统治其国民主体十姓部落的“十箭两厢”制,直接导致了各部落酋长政治身份的合法化,客观上培养了一批影响、左右汗国的国人阶层,形成了大小可汗外的“设”、“啜”、“俟斤”这样一个手握权柄的武力贵族阶层。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时发难,最终导致了西突厥汗国陷入无休止的格杀斗争中。有关的文章还有吴景山《突厥人的婚姻习俗述论》(《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
关于回鹘(维吾尔族)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流行着回鹘分三支西迁的说法。薛宗正《回鹘西迁新考》(《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则认为,所谓三支实指同一支西迁回鹘前后投靠部族的不同与迁徙地的变化。王野平《多浪维吾尔人考略》(《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认为,多浪维吾尔人实为17世纪南迁巴楚克多浪河一带游牧的卫拉特部人。指出了国外学者将多浪人与罗布人混同,将库尔勒伯克属部视为多浪人的错误。尹伟光《藏文史料中的“维吾尔”》(《敦煌研究》第4期),介绍了藏文文献中对不同时期维吾尔族的称呼。
关于黠戛斯(柯尔克孜)史、塔吉克史的研究。薛宗正《黠戛斯的崛起》(《民族研究》第1期),主要依据汉文史料,探讨了黠戛斯的种族组成、黠戛斯崛起的历史背景和黠戛斯汗国昙花一现及由盛转衰的原因。贺继宏《叶尼塞柯尔克孜族西迁史的研究》(《西域论稿》,新疆人民出版社),阐述了历史上柯尔克孜人的西迁及18世纪柯尔克孜人举部西迁的原因和这次西迁对柯尔克孜族的影响及其意义。在《伊兰人、羌人与我国塔吉克族》(同上)一文中,作者探讨了塔吉克族的族源。认为塔吉克族是东西方黄、白人种(羌人和伊兰)融合而成的民族,是我国帕米尔高原最古老的土著民族。
关于蒙古史的研究。徐黎丽《试论13-14世纪蒙古贵族的伊斯兰教化及其原因》(《西北师大学报》第5期)认为,蒙古贵族的伊斯兰化首先根源于作为征服者的蒙古民族迅速同化于中亚、中东和东欧诸民族之中,同时也是蒙古族利用伊斯兰教巩固其政权的必然结果。
6、民族关系史
本年度关于中原王朝与西域关系的研究论文,以汉、唐、元时期的居多。葛亮《西汉前期北方边防对策举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探讨了西汉前期北方边防对策尤其是处理与匈奴关系的一些重要政治措施。王国华、徐万和《浑邪王归汉年代辨正》(《西北史地》第4期)认为,元狩三年秋浑邪王归汉,标志着强大的匈奴帝国由盛转衰,最后趋向分裂、融合的开始,也标志着汉武帝立足河西、经营西域,完成空前统一大业的开始。张兴胜《论唐朝与西突厥的关系》(《西北史地》第3期),分析了唐与西突厥由最初的与援同盟关系发展为建立同盟关系到最后形成敌对关系的历史背景。李大龙《由使者来往看唐王朝与薛延陀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第4期),考述了唐贞观二年至贞观二十年间二者互派使者的情况。认为唐朝和薛延陀大体保持着藩属关系,即薛延陀称臣于唐。苏北海《唐代四镇、伊西节度使考》(《西北史地》第2期),考述了唐在西域增设四镇(龟兹、疏勒、于田、碎叶)、伊西节度使的时间及其管区和武装。13世纪蒙古人的崛起,对中原王朝和西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一新《蒙古中亚统治者与元朝的关系》(《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蒙古中亚统治者与蒙古大汗廷的关系经历了由附到离,由亲到疏的演变。而在元朝建立之后,中亚统治者与元的关系则经历了由战到和,由离到附的曲折过程。13世纪晚期双方的激烈斗争对元朝西北地区的影响尤其深远。朱新光《试论帖木儿帝国与明朝之间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认为,双方关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帖木儿初创帝国时期,向明朝称臣纳贡,双方保持和睦的关系。帖木儿统一帝国后,双方交恶。帖木儿死后,双方关系又经历了一个恢复、发展和持续的过程。徐黎丽《论蒙元时期宗教政策的演变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阐述了蒙元时期宗教政策的演变过程,并分析了原因。探讨了这种演变对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二、新疆史(清——现代)
自1759年清政府统一西域,将西域称作“新疆”,至1884年清政府正式成立新疆省,其间清俄签定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使清政府失去了5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北边土。从此中国在中亚的势力范围仅限于今之新疆。本年度关于新疆史研究的论文较多,内容涉及各方面。
1、政治
清朝统一新疆后,为巩固其在西疆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齐清顺《清朝加强和改善新疆吏治的重大举措》(《西域研究》第2期),对清政府加强新疆吏治的措施进行了探讨。认为清代新疆吏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即与全国的吏治状况紧密相连,又与新疆的具体条件有关,同时也与当时全国和新疆的政治、经济形势分不开。韩香《清代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其对新疆的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认为,乾隆年间察哈尔蒙古作为清政府从内地调往新疆驻防军队的一支,戍边畜牧于博尔塔拉等地区,对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开发。《乌鲁木齐政略》是清代乌鲁木齐都统辖区的首部志书,修成于乾隆年间。现国内仅存二部抄本,且不著撰人名氏,无序跋。王希隆《〈乌鲁木齐政略〉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第1期),就其版本、成书年代、作者、修纂起源、史料价值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新疆的北部以哈萨克民族居多。张岩《新疆近现代政府对哈萨克族的统治》(《西北史地》第1期),反映了清朝至民国年间政府对北疆的经营管理及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对哈萨克牧民的剥削和压迫。
1815年在新疆发生的孜牙墩事件和1864年的库车起义是新疆历史上颇具影响的事件。谢志宁《1815年新疆孜牙墩事件真相及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认为,此次当地人的军事反抗行动打破了南疆持续了50年的安定局面,成为日后张格尔入侵和叛乱的导火线。南疆从此逐渐变得动荡不安。刘志霄《1864年库车维吾尔农民起义及其与阿古柏匪帮的斗争》(《西域研究》第3期),则分析了在短时间内席卷天山南北的库车起义的历史背景和起义失败的原因,对起义领袖热西丁作了客观的评价。
20世纪的新疆政局变幻不定,其中不乏苏联的影响。张勉励《苏军“红八团”进驻新疆哈密述论》(《西域研究》第1期)认为,红八团驻扎哈密,对稳定新疆局势,维护国际通道的安全,保障苏联援华人员和物资的顺利过境,起了积极作用。但也起到了维护盛世才军阀割据政权,抵制中央势力入新疆的作用。苏红八团进驻和撤出哈密,是苏联在新疆势力增长和削弱的反映。黄建华《迪化和谈前有关新疆问题的中苏交涉》(《西北史地》第1期),对1945年10月17日政府代表和三区革命政府代表和平谈判之前中苏关于新疆问题的交涉情况作了探讨。对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历史的研究,有高新生、张玉风《抗战时期新疆培训特种兵始末》(《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倪立保《《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疆国际交通线》(《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和庄鸿铸《新疆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及其历史意义》(《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
2、经济
伙种制度是解放前新疆维吾尔农村(主要是南疆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租佃制度。王欣《南疆伙种制度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分析了伙种制度存在的历史背景及其特点和基本形式,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制度所反映出的社会关系。陈延琪《论新疆三区政府农业生产的发展》(《西域研究》第1期)认为,三区政府在和平协议签字后,全力发展农牧业生产,措施得力,成效显著,为三区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作者在《近代新疆石油工业的三次盛衰》(《西域研究》第4期)一文中,阐述了光绪32年(1906)王树?出任新疆布政使时期及辛亥革命后,杨曾新接管新疆政权时期和1935年盛世才任新疆督办至新疆和平解放前期的新疆石油工业的盛衰起落。有关论文,还有魏长洪、伏阳《新疆兴办近代纺织企业的一次有意义尝试——新疆阜民纺织公司始末》(《西域研究》第4期)等。关于商贸方面,潘志平《乾嘉年间新疆的商业贸易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认为,清朝统治者完全继承了历代统治者“抑商”的统治思想,发展了传统的禁榷制度。这一时期新疆的商业贸易虽有所发展,却没有给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多少实际的效益。
三、中亚五国史
本部分以现今之中亚地区五个共和国的历史为主,兼顾其周邻中亚区域的历史。
马曼丽主编《中亚研究——中国与中亚同源跨国民族卷》(民族出版社),探讨了跨国民族的理论问题、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的历史渊源关系及横贯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分析了跨国民族特征、类型形成发展的原因,就今后的发展趋势、制约方向诸因素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前苏联解体后,泛突厥主义思潮在土耳其、中亚地区重新抬头,为国际社会所注目。泛突厥主义能否像希望的那样,使土耳其、中亚和其它地区的突厥民族联合起来,形成某种形式的政治联合体?杨增耀《中亚突厥诸民族历史发展特点——兼论泛突厥主义的影响(《西北大学学报》第2期),结合中亚突厥诸民族历史发展的特点,对此作了探讨。
敬东《试论乌古斯突厥蛮塞尔柱克人的联系与区别》(《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指出,乌古斯人是突厥人的一支。西突厥之后,乌古斯大量涌向中亚地区,居住在锡尔河流域。塞尔柱克人则出自乌古斯,曾在11世纪90年代建立了东接中国,西达地中海,北起高加索,南至也门的帝国。而突厥蛮主要指11世纪归顺塞尔柱克王朝并皈依伊斯兰教的乌古斯人。突厥蛮是塞尔柱克家族发展壮大直到建立帝国过程中所依靠的基本社会力量。作者认为,正是由于塞尔柱克人具备了同时代的乌古斯人、突厥蛮人所不具备的诸多长处,加上当时有利的国际环境,塞尔柱克人得以从乌古斯、突厥蛮中脱颖而出,从锡尔河流域冲向广阔的历史舞台,在社会发展阶段上越过奴隶制阶段迅速进入了封建社会。万雪玉《中亚希瓦、布哈拉汗国政治状况》(《新疆大学学报》第2期),论述了16世纪初直至苏维埃政权在中亚建立止,最终灭亡的希瓦、布哈拉汗国的政治状况。作者在《希瓦、布哈拉汗国时期乌兹别克斯坦经济状况》(《新疆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中,探讨了汗国经济方面的有关问题。1916年中亚爆发了由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卡拉卡里帕克、维吾尔、东干等民族参加的反对沙俄殖民主义和民族压迫的民族起义。帕尔哈提·阿帕尔《1916年中亚民族大起义及其历史意义》(《中亚研究》第3-4期),阐述了起义的原因和意义。
这方面的译文比往年多些,内容涉及各方面。主要有杜平译《萨珊王朝后期伊朗与突厥的关系》(《西北史地》第2期);姚朔民译《游牧民族传统大迁徙和季节性流动对中亚地区古代商路形成的作用》(《西域研究》第3期);刘文锁译《青铜时代的中亚草原:安德罗诺文化》(《新疆文物》第2期);姚崇新译《犍陀罗语与佛教在中亚的传播》(《西域研究》第4期);卢晓辉译《萨满教的起源与西伯利亚的岩画》(《西域研究》第2期);牛汝极、刘燕译《丝绸之路上的基督教艺术》(《新疆文物》第1期);杨富学、黄建华编译《摩尼文、突厥语贝叶书》(《西域研究》第2期)等。
四、文化史
余太山主编的《西域文化史》(中国友谊出版社),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叙述“西域”文化的专著。充分注意政治、经济背景的作用而不是孤立地描述文化现象,是本书的主要特色。
1、总论
安德罗诺文化的形成,可溯源于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代。李琪《略论中亚安德罗诺文化》(《西域研究》第2期),阐述了产生于中亚辽阔地域的安德罗诺文化所形成的农业畜牧业经济及相应的物质文明、居住形式、埋葬仪式和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突厥语大词典》不仅是一部语言学著作,而且是一部关于中世纪中亚社会的百科全书。袁舍利《〈突厥语大词典〉所展示的古代突厥语民族的游牧文化》(《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探讨了古代突厥民族的游牧生活及其文化心态、图腾崇拜和宗教观念。邓浩《从〈突厥语词典〉看喀喇汗王朝的物质文化》(《西北史地》第4期)认为,喀喇汗王朝时期,回鹘及突厥语的一些游牧部落开始完成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的农业过渡。这对喀喇汗王朝物质文化的形成和确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使喀喇汗王朝的物质文化兼具畜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的特点。陈晓云《从哈萨克语畜类词看哈萨克的畜牧文化特征》(《语言与翻译》第4期),从语言角度探讨了哈萨克畜牧文化的特征。马通《阿尔金山的哈萨克基本文化形态》(《甘肃民族研究》第3-4期),则描述了作者四十年前所了解的哈萨克族的民俗文化。
2、宗教
历史上,在中亚传播的各种宗教对中亚的历史、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宾《西域萨满论》(《西域研究》第3期),考证了“萨满”一词的来源,阐述了萨满教的特点和宇宙观。认为古代西域的塞人、匈奴、柔然、乌孙、康居、黠戛斯、突厥、回纥、蒙古人以及18世纪后期西迁新疆的锡伯和达斡尔族,都普遍信仰过萨满。萨满文化在后世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等民族的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袄教在中国的初传》(《西域研究》第4期)一文推测,火袄教最初由塞人传入中国西部地区。在西汉年间,由粟特人传入中原。黄振华《魏晋时期楼兰鄯善地区佛教研究札记——?卢文沙门名号考证》(《民族研究》第4期),对鄯善?卢文书所载“沙门”名号进行了译释考证,从而为研究鄯善王国的佛教社会提供了可靠的文献基础。有关论文还有,姚崇新《北凉王族与高昌佛教》(《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朱普选《丝绸之路上的伊斯兰教》(《西北史地》第4期)等。
3、语言
专著有《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突厥语言文化系、中亚学研究所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收录了有关古代突厥、回鹘文及现代突厥语族语言文化方面的论文20篇。胡振华《黠戛斯叶尼塞文献使用的字母》(《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分析了黠戛斯语的特点,并就黠戛斯叶尼塞文献中使用的字母进行了归纳分类。认为鄂尔浑文献字母与叶尼塞文献字母基本一样,但有不同。董文义《新疆古代居民与维吾尔语言史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从新疆古代民族居住史、迁徙史、部落和部族融合史、各种文化影响史等综合角度出发,探讨了维吾尔语言的发展史。关于当今中亚五国语言的研究,胡振华《中亚五国及其语言文字》(《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5期),概述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孜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及塔吉克斯坦的语言文字特点。此外有张卫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哈俄双语现状述评》(《新疆大学学报》第2期)等。
4、岩画、石人
胡邦铸《论岩画图象的辩认》(《新疆艺术》第2期)指出,正确辩认岩画图象是岩画研究的基础。并分析了导致对岩画图象错误辩认的几种原因。袁同凯《古代中亚游牧民族的岩画及其原始信仰(《西域研究》第2期)认为,古代游牧民族创造岩画的动机,主要基于对食物的渴求。在其创作过程中由于这种渴求而对巫术、超自然物产生崇拜。指出理解岩画的最初含义应置于古老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王博《对切木尔切克早期非独立墓地石人的认识》(《新疆艺术》第5期),对发现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切木尔切克乡境内的非独立墓地石人的年代、类型、用途及其反映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探讨。
本年度出版的专著还有: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贺继宏《西域论稿》(新疆人民出版社);苏北海《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吴平凡、朱英荣编《龟兹史料》(新疆大学出版社)等。在此并就上年度综述遗漏的1995年出版的专著作一补充,这些专著有:黄盛璋著《中外交通与交流史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张碧波、董国光主编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龙江出版社);李吟屏《和田史话》(新疆人民出版社);穆舜英、张平主编的《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刘迎胜《丝绸之路文化·草原卷》(浙江人民出版社);吴景山《丝绸之路考察散记》(民族出版社)等。
区域经济史论文范文5
关键词：资源开发；河南；区域经济发展
文化历史资源是区域文化发展建设的重要基础，并且为相关文化产业的开发提供了保障。文化历史资源在区域文化个性形成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保护和利用好文化历史资源，能使区域的文化建设获得巨大的动力和经济效益，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由公共物品理论，文化历史资源属于准公共物品，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局部的非排他性。因此文化历史资源具备了经营权市场化运作的条件。对于准公共物品可以通过多种组织形式，让市场力量进行经营，利用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和私营部门的经营与技术优势，取得资源的合理利用配置，获得高效率的最大化。第一，从时间角度看，通过产业化开发可以促进文化历史资源的动态和可持续性发展。第二，从空间角度看，通过产业化开发，可以将原本零散的文化历史资源进行有机整合，从而取得一定规模化效益，节约社会和经济成本，获得更好效果。第三，从供给者角度看，通过产业化开发可以自发的适应知识产权保护要求，从法制角度确立文化历史资源主体，促进文化历史资源保护和传承的良性发展。
文化历史资源开发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改变社会消费结构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其主要作用如下：
（l）文化历史资源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文化历史资源开发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主要表现在直接的和间接的两个方面。文化历史资源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直接表现包括使用价值，如绍兴黄酒酿制技艺；品牌价值，如宜兴紫砂壶；产权价值，如知识产权；旅游价值以及相关商品价值等。
文化历史资源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增长间接表现为文化产业关联带动效应。文化历史资源开发的关联效应一方面作用于文化产业内部各相关产业，如音像产业与信息、网络传媒、广告产业之间都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文化历史资源开发的关联效应作用于文化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涉及住宿、餐饮、交通、零售、文化娱乐六个部门，此外，农业、工业、建筑、金融、纺织、通讯和城市建筑等部门也在间接效应影响范围之中。如电影的关联效应，首先创造票房收入，其次带动音乐磁带、DVD销售、拍摄景点旅游发展以及利用影片形象促销等“后电影产品”的发展。据统计，国际会展业的关联产业带动系数为1:10，即如果会展收入是1，它所带动的住宿、餐馆、运输等产业的收入将达到10。乘数效应是文化历史资源开发的间接效益的一种形态。一种经济量的变化可以引起其他经济量发生相应的多次连续性变化，这种多次连续性变化所产生的最终效应就是乘数效应。用公式表示就是:
其中mpc是边际消费倾向，指的是消费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c、I、G、T、X、Q分别代表消费、投资、政府支出、税收、出口和进口。根据这个公示，可以计算出所有消费性支出对国民经济产出的乘数效应和贡献度。
（2)文化历史资源开发促进文化就业
文化历史资源的开发需要更多的人才，文化产业的竞争也能创造人才，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就业形势困难的时刻，需要着重发挥文化产业促进就业的特点以稳定社会。同时文化历史资源的开发也相应提高了劳动者素质，也劳动者创造就业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产业逐步迈开了新步伐，从业人员之多、产业进步之快都是前所未有。文化产业己经成为促进就业保证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3）文化历史资源开发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文化产业以其特殊的产业属性和外溢效应，对其他产业产生关联带动作用，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与优化，提升区域产业结构。文化历史资源开发提升区域内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发展过程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路径。实现区域经济结构的高度化一般有以下趋势：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优势地位依次转移；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优势地位顺向递进;产品加工程度加深；高附加值产业比重不断增加以及知识产品中知识含量的比重不断上升。
（4）文化历史资源开发促进区域社会发展与和谐区域建设
文化历史资源开发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文化历史资源开发能够带来区域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通过交流可以达到认同，而通过认同和相互信任才能建立起经济联系，从而构建和谐区域。通过文化历史资源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合作，推动文化贸易发展，实现区域间的优势互补。有利于区域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缩小区域经济文化差异，提升各自的自主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5)文化历史资源开发促进文化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
文化经济政策是党和国家为指导和调节文化、艺术事业活动和经济利益所制定的规则和措施，包括文化投资政策、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价格政策、文化税收政策、文化金融信贷政策以及文化扶持政策等。文化经济政策是党和国家文化方针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政府间接管理文化企事业，促进其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
河南地处中原文化的中心区域，拥有丰富的文化历史资源。物质性文化历史资源有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殷墟，国家4A级旅游景区白马寺、关林、篙山少林寺、开封清明上河园、包公祠、林州红旗渠、焦作云台山等以及国家地质公园和世界生物保护圈篙山、宝天曼自然保护区等；非物质文化历史资源有历史名人老子、庄子、张衡、杜甫、玄奖、岳飞、包拯等，地方艺术豫剧、地方戏、洛阳水席等。
文化历史资源体现出来的能量愈来愈显著，分析我省文化历史资源开发的现状及其对河南经济发展的影响，合理开发利用文化历史资源推对动河南经济文化全面发展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区域经济史论文范文6
一、区域文化研究是文化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在学术界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广义的“区域文化”是指特定地理区域的人们经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般包括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我们这里取其狭义概念，即除物质层面以外的制度和精神层面。一个区域的文化具有明显相异于其他区域文化的特征，为区域内成员所认同，并且具有相对稳定性。成熟的区域文化形成“文化模式”。尤其精神层面的区域文化，是经过千百年来积累沉淀而形成的文化，极具地方特色。以往对文化研究存在两个明显缺陷：一是广义泛泛研究有余而微观深入不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化热”，都基于一般泛泛的“宏大叙事”研究，都停留在宏观比较领域；而针对某一特定地区的个案深入研究相对不足。正如后现论家所指出的，往往陷入“能指的狂欢”而不知其“所指”。二是一般偶尔有“地域文化”研究，往往又限于行政区划的局限性，停留在琐碎的就事论事上，并且没有上升到文化哲学的高度。因此，开展黑龙江区域文化研究具有填补理论上的空白的意义。
此前，虽然我们进行了有益的文明研究，但不等于文化研究。文化哲学所说的文化是指人们“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这里仅指精神性的、作为基因积淀下来，潜移默化地、深刻影响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东西。文化与文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是方成的，活的东西；文明是已成的，死去了的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成果。文明与野蛮相对；文化与自然相对。文明是表层、是显现、是过去；文化是积淀、是凝结、是历史的深层，它是活的、有生命的，它渗透于人们生产生活的一切方面，深刻地影响着现在的生活。世纪之交兴起的“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为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初步清理了我们历史文化资源的“家底”，但毕竟不能等同于文化研究。黑龙江流域文化的整体状况、文化模式、完整系统的概貌、特征等等，我们还没有一个基本把握（这一点我们和吉林省有很大差距）。源远流长的、活着的黑龙江流域文化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等等，我们的研究远远不够。理论上迫切需要我们弄清的课题起码有：黑龙江区域文化的构成及文化模式；黑龙江区域文化的状况、内涵、特征及其分布；黑龙江区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要素），即风俗、习惯、日常生活模式、制度、思想意识以及各种具体文化形态等；黑龙江区域文化的形成及其历史分期；黑龙江区域文化与整个“东北文化”乃至与整个中华文化的关系；黑龙江区域文化的发展、传承规律；黑龙江区域文化的批判与弘扬等。
二、区域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是经济建设的需要。人类社会生活的任何领域都离不开文化，经济建设、社会建设都离不开文化建设。文化产业建设直接就是经济建设，甚至文化产业在经济建设中的比重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现今知识经济时代，文化的重要作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明显。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区域文化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由于文化所特有的稳定性和顽固性，区域文化中积极的成分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促进作用；消极、封闭、落后的成分，会对一个区域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尤其旅游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经济，旅游业本质上属于文化产业。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资源也是战略经济资源。此前黑龙江搞的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工程就是区域文化建设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最好诠释。
二是区域文化研究是地缘政治战略需要。在全球化时代，开展区域文化研究尤显必要。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护好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并使这一特色文化得以保留、传承、发扬光大是一个重要课题。可以这说关乎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要想征服一个民族必先同化摧毁其文化。同理，一个有强大文化和精神信仰的民族（比如犹太人），即使失去国土全世界流浪也会立于世界民族强林。此前，国外相关研究已经比较超前。西方文化强国早就在全球范围内，用各种手段开始疯狂掠夺各国文化资源。回顾一下，就最近短短几年之内，我们有多少优秀历史文化遗产被邻国利用“申遗”等手段抢注，我们又有多少宝贵的传说、神话故事被其他大国编成新“故事”在全球播映赚钱，用我们的资源赚我们的钱！所以，区域文化建设小到关乎一个区域经济建设，大到关乎兴国兴邦。
三、开展黑龙江区域文化研究不仅必要而且迫切
从全球看，和我们五千年文明相比的美国，几乎算不上有历史的国家，却制定了利用世界先进文化资源打造自己文化产业的战略。近邻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更是重视对黑龙江这一流域文明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如果不利用地域优势、地缘优势，全面、系统、深入地加快对黑龙江地域文明的研究，奋起直追，就会失去话语权，在一些历史问题上，文明、文化问题上处于听众、被动的地位。我们这里讲黑龙江区域文化的区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又是一个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概念，整个黑龙江流域不仅仅指行政区域的黑龙江省地区，是指包括现今蒙古国东部、俄罗斯外兴安岭、我国内蒙古东部地区和黑龙江省行政版图在内的广大地区。黑龙江省为祖国东北边陲，地处东北亚中心地带，是我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桥头堡，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黑龙江又是一条重要的国际河流，全流域覆盖三个国家，流域内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既有很多历史未解之谜，又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是一个政治、文化敏感地带，加强对黑龙江流域文化、文明（包括黑龙江省）的研究，对于破解历史谜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