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近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耕地被城市占用。本文在分析我国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耕地问题的基础上，对城市化与耕地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要阐述，并提出了城市化发展的新思路。
城市化是城市发展进程的概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对城市化的定义，是指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
城市化必须以土地为载体，但城市化不应该以牺牲耕地为代价换取的。因此，如何协调城市发展和耕地保护的关系，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第一部分我国城市化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给我国城市带来了蓬勃发展的良好机遇。目前，我国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化及城市经济和社会水平也在持续上升。我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已高达40%左右，城市化进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自1978年到2000年这12年中，我国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从城市数量从1978年的193个发展到2000年的663个；城镇人口增加了2.86×108，年平均增长率为7.2%；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多层次、功能互补的城市群，西部地区发展相对缓慢。
据预测分析，我国比较合理的城市化水平是70%，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50年内，我国将有5亿农民转入城市。这必然会导致城市数量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第二部分我国耕地资源利用情况分析
现今，我国的耕地资源利用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国耕地资源的主要特征是耕地面积占土地资源比例小，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且后备资源不足。据有关资料表明，1949年我国耕地面积为9800万ha，1957年增长到11580万ha，然而，此后每年新开垦的耕地数量都比被征占的耕地数量少，到1980年耕地面积降至9933万ha，22年净减少1247万ha，年均减少56.7万ha。1981-1985年年均减少49.3万ha，1986-1990年年均减少24.0万ha，1991-1995年年均减少99.3万ha，1996-1998年年均减少49.4万ha。当前我国人均占有耕地的面积不足0.09hm2，大大低于全世界0.33hm2的人均水平。全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有666个单位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0.033hm2耕地警戒线。
此外，农村宅基地还占用了大量的耕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数据显示，1999年农村居民用地为83.4×103hm2，而到2000年则增加至79.7×103hm2，2001年为107.2×103hm2。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耕地资源利用情况不容乐观。
第三部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耕地占用问题
我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的需要占用更多的耕地，据统计，我国每年城市建设占用耕地40000ha，每年生产的近60亿t垃圾也要占用上万公顷的土地，这就对原本已经不足的耕地资源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
一、城市化不完全使耕地面积逐年减少
伴随着我国越来越快的城市化进程，耕地面积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减少。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城市化不完全。
完全的城市化并不会带来耕地的减少，相反，当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生活的时候，城市化应该带来耕地面积的增加。这主要是因为城市与农村的建筑空间结构不同，空间拓展程度的差异会使城市的居住用地大大减少。当然，城市用地中还包括了生产用地、道路用地、绿化用地以及公共设施用地等，但是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城市人口的总占地也会小于农村人口的总占地。贾绍凤等人的测算表明，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比每增加一个农村人口少占用47.5%的土地；卢新海指出，农民在农村占用居民用地的推出足以抵消他在城市居住、生活、生产所占用的土地。据统计，日本和韩国均在城市化进程中实现了耕地的增加，如日本的1930-1940年间和1950-1960年间，这两个时期是日本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时期，同时也是耕地面积不断增加的时期。这说明，完全的城市化不会是耕地较少的原因，只有不完全的城市化才会产生一系列的耕地占用问题。
我国的城市化是不完全的。当前，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在进城生产、生活后，他在农村所占的那一块土地并没有退出，而是仍然处于占用中，这样就产生了两头占用的现状，使耕地面积大幅度的减少。据调查，目前农村中有很多住宅处于闲置状态，这被称为“空心村”现象。下面的表格是对华北南部某个村庄“空心村”现象的实地调查结果：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村庄里无人居住的宅院高达35.09%，这些宅院的主人已经进城生活却依然占据着农村的土地。进城人口在农村占用的生活用地不能有效退出，是造成我国耕地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我国产生“空心村”现象的根源是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为了避免大量农民进城对城市造成冲击，采取了种种限制的措施，包括户籍制度、城市就业制度和住房制度等。因此，农民进城，转移的仅仅是其劳动力。由于他无法在城市获得合法的身份认可，无法获得有效的生活保障，无法获得固定的居住场所，所以，他在农村的居民用地就只能予以保留，这就形成了“两头占地”的状况。
所以，城市化不完全是造成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
二、城市土地过度利用与闲置并存
目前我国很多城市面临这样的一种状况：旧城区建筑密度高，道路狭窄，环境恶劣，土地过度利用；而新开发区盲目扩张，土地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以上海市为例，上海市大量人口集中在市中心，市中心的10个区面积仅为280km2，占全市用的4.4%，却集中了704万人，人口密度高达95104人/km2，其中老城区人口密度为42900人/km2，人均居住用地仅为10.64m2，人均占地为40m2（1990年）；与此同时，新开发区面积虽然大，人口却稀少。此外，我国目前出现了很多盲目兴办开发区的现象，导致了大量土地的闲置浪费。1993年全国清理了2804个开发区，占用土地面积76km2，几乎全部是耕地。据国家土地管理局调查，全国城市土地闲置率为15%，闲置土地面积高达7000ha。据2000年全国455个城市调查资料显示，其城市建成区用地面积12858.7km2，实有房屋建筑总面积约40亿m2，平均容积率为0.31。这说明了我国在土地规划方面存在着较多有待解决的问题。由于我国原有城市用地行政划拨形式的存在，许多行政事业单位因土地的无偿性而对土地的集约利用意识不强，从而使土地的浪费现象较为严重。
第四部分城市化发展的新思路
城市化必然会占用耕地，但是城市化不一定带来耕地面积的减少。鉴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土地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正确处理和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实现在城市化进程中保护耕地，耕地为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
一、实现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的政策手段
由于我国存在着城市化不完全的现象，因此国家应该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等相关领域进行调整，确保农民的进城生活，使农民进城后转移的不仅仅是劳动力，还应当包括人身，能够在城市获得合法的身份、生活的保障和固定的居所，最终可以把整个家庭都迁移到城市生活。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还应该在农村住宅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做出调整。在大量农民进城扎根后，就可以考虑到在农村进行村镇布局调整，将分散的、空心化的村庄整合成为规模化的、集约化的现代城镇。原有的村庄居住用地被释放出来后就可以通过复垦成为新的耕地。在此基础上，对原有的小块田进行重新规整，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耕地，也便于大规模、机械化的农业生产作业，实现了农村土地资源的重新整合。
除此之外，由于我国的耕地资源稀缺，因此，国家还应在做好耕地的集约利用方面制定相关的政策，例如严格控制小城镇用地，适度扩大大中城市土地供给，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将耕地保护从单纯的数量保护转为质量保护等。
在政策方面，日本和韩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二、实现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的规划手段
针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土地不能有效利用的问题，我们应辩证的看待城市化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有效协调，合理规划，促进二者共同发展。
首先，我们可以加快土地市场化步伐，盘活城市存量土地，即把闲置土地的使用权收回，然后以有偿的方式将其重新配置，以达到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合理化发展。其次，我们要合理调整城市用地结构，优化土地配置，改善城市综合环境。最后，我们还应该引导城市布局与发展方向趋向于合理，结合产业布局和城市功能调整，实施旧城改造，发挥城市土地的最大效益。超级秘书网
三、实现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的科技手段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利用越来越多的手段来改善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提高土地容积率，加强多维空间的利用。一方面我们可以实现城市建筑物的立体化，大力发展高层建筑以节省占地面积；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充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建立起地下交通、停车、商业、存储等设施，使城市建筑用地大大减少。
此外，一些科学家展开丰富的想象力，提出了一些大胆的构想。例如，上世纪7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科学家分别提出了“海上城市”和“水上东京”的设想，拟向海上和海底争取用地；还有的科学家从模拟自然生态出发，拟建设以巨型结构组成的集中仿生城市；随着现代建筑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还可以用高级的、牢固的材料八建筑物架在空中，从而减少了城市用地。总之，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为我们来带新的解决办法。
参考资料：
[1]边学芳，吴群，刘玮娜.城市化与中国土地利用结构的相关分析[J].资源科学.2005(5)
[2]刘维新.中国城镇发展与土地利用[M].商务印书馆.2003
[3]申健.试论城市化与耕地保护[J].乡镇经济.2007(6)
[4]谈明洪，吕昌河.城市用地扩张与环境保护[J].自然资源学报.2005(1)
[5]王群.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资源持续利用问题[J].中国土地科学.2003(4)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2
「关键词失地农民/城市化/征地制度/保障机制 失地失业农民不断增多，对我国城乡 社会 稳定产生了不良 影响 ，其原因在于征地补偿 理论 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本文提出，解决这一 问题 的思路，在于适应市场 经济 发展 要求，着力构建失地农民权益的长效保障机制。 一、失地失业农民增多对城乡社会的影响 最近，笔者对西部地区一些城市进行了调查，有的地方在解决失地农民安置问题上进行了一些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情况令人堪忧。据调查， 目前 被征地农民对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反映较为强烈：一是普遍反映补偿标准偏低，难以维持长远生计。从西部地区一些城市的情况看，根据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最高标准为1.8万元/人（不含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仅相当于2002年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5倍。按目前 农村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计算 ，只能维持7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仅能维持2年多的生活。而相对于土地预期收益而言，郊区农民的年纯收入一般在4000元以上，按土地承包期30年计算，其预期收益约为12万元，扣除已承包年份，也在10万元左右。如果将1.8万元全额直接代农民进入社保，按失地农民平均50岁、预期寿命72.6岁测算，每月只能领到60多元的养老金，远远低于当地近郊现行最低生活保障费180元和城市中档养老金500元的水平。据报道，浙江省农村土地征用补偿采用一次性现金补偿的额度约为每亩3—12万元；南京市按市政和非市政项目类别补偿，安置标准为2.8—4.0万元。总体上看，东部地区补偿标准要高于西部地区，加上东部地区市场经济相对发达，东部地区失地农民重新就业的渠道相对较多，而西部地区失地农民维持长远生计的压力则相当大，矛盾也尤为突出。 二是对征地安置方式和平调村民集体资产的行为不满。西部地区一些城市从2000年开始，统一征地时不再留部分土地给农民。在人员安置上，对男性50—60岁、女性40—50岁人员实行自谋职业安置或退养安置，1.6—1.8万元补偿费直接支付给个人。同时规定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被依法全部征用、农业人口全部安置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由上一级组织或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处理。部分农民认为，这种处理方式侵害了他们的利益，因而对此不满。 三是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式不满。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实行垄断，低成本从农民手中征地后，在土地交易中得到较为可观的收益。农民希望能分享这些增值收益。加上有些农民征地补偿费被拖欠、挪用、克扣，更激化了农民的不满情绪。据调查，2002年，西部地区某省的农民因土地问题上访人次比1998年增长了5.8倍。 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一旦被征占，就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基本生存保障。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在就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又享受不到有关政策，导致失地农民问题越来越突出，已影响到城乡社会稳定和农村经济发展。 二、征地补偿理论和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有关专家认为，造成农民失地失业的真正原因不是城市化进程，而是现行的征地制度。 由于我国现行征地制度是在建立土地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公有制基础上，根据当时的实际形成并沿用至今，其征地补偿理论和制度设计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征明显。在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条件下，仍按计划经济的思路进行，必然引发重重矛盾。究其原因，主要是： （一） 法律 规定不完备，导致征地权运用的不规范。《宪法》明文规定，我国土地实行公有制，具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国有，一种是农民集体所有。《宪法》第十条还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3
关键词：城市规划；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应用
随着时代的进步，工业化进程也随之加快，不但提升了我国的经济水平与社会生产力，同时也促进了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规模的扩大，引发了很多尖锐的社会矛盾。因此，做好城市规划工作，对社会结构、空间结构以及经济结构进行合理、科学的设计，使其满足城市发展的多元化需求，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与实践意义。
一、城市规划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
随着时代与社会的进步，我国经济水平亦有所提升，促使城市建设及城市化工作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规模的扩大，使原有的城市规划布局已无法满足城市的发展需要。在此背景下，需结合城市发展现状，合理规划、设计空间结构、社会结构以及经济结构，以促进城市健康发展。
从本质上来看，所谓的城市规划，即是预测城市的发展潜力，并采取科学的手段综合部署各个工程项目的建设情况，是城市运行及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城市具有的多变性及复杂性特征，其规划应随着实际发展状况不断的修订与改进，以充分满足城市发展的多样化需求。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涉及卫星城理论、多核心理论等多个领域内容，是指在城市管理及建设进程中，通过思考与总结而摸索出来的发展规律。卫星城理论一般是在地方政府及土地部门的号召下，在城郊地区兴建小规模城镇，分散城市人口，减轻城中压力，以促进城市得以健康、稳步、可持续发展；而多核心理论则是指大规模城市应围绕住宅区、工业中心区或商业中心区来发展，促使城市功能趋于完整。卫星城具有合理规划城市功能的作用，可在保持独立性的过程中，与中心城市进行良好的交流与互动。
总而言之，现代城市理论规划，可充分满足城市建设及发展的多样化需求，所以，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工程项目之中。
二、城市规划中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应用
（一）改善社会环境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在确保公正、公平的基础上，合理分配城市资源是实施城市规划的重要目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形成与应用，在土地资源的均衡配置方面有着无以伦比的重要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改革开放前的资源浪费现象，还能够改善环境、保证多元化主体的实际利益，促使城市健康、稳步、可持续发展。
（二）引导城市建设
现代城市理论的应用，对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结合当地的实际发展状况，对城市未来发展方向及功能系统的建设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与规划，加深各个城市系统要素的内在联系，充分发挥城市的功能性与作用，在为广大人民提供服务的同时，保证城市建设与规划工作落实到位。在当前时代，城市建设多以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为基础，在该理论中，始终遵循“主次分明、重点突出”这一原则，明确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点工程项目，依据实际情况，明确项目的市场定位，并对其进行整合。诸如：可着重建设城市中的商业中心、工业园区以及长途枢纽站等等，拆除一些不合理的或影响市容市貌的项目，保证城市的功能性与系统性。
（三）促进持续发展
在城市发展及其建设工作中，城市规划的预判作用与辅助作用极为重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资源浪费，或改善周遭的生态环境。在具体的规划过程中，应始终遵循“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规划理念，在合理、科学的分析与引导之下，明确当前城市的发展方向、空间布局以及建设规模，以加深各大系统要素的内在联系。此外，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对相关设计人员的要求较高，除了要具备专业的知识之外，还应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与综合素质。全面考虑城市当前的社会布局与经济背景，不断完善、改进当前的城市规划内容，为社会的而进步、经济的发展以及环境的保护奠定坚实的基础。
目前，城市的发展及规划应兼顾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在保护地方原有生态环境的同时，合理配置城市资源，以推动其健康发展。
（四）形成城市形象
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对形成集群效应、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现阶段，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在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工作中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能够帮助城市确立形象、完善功能，将其中心城市的核心地位全面的显现出来。在具体的规划工作中，要求设计人员关注经济文化以及新项目的建设与发展，并保护好当地原有的生态环境与文化遗产，彰显城市千百余年形成的深厚的文化底蕴，打造独一无二的城市形象，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此外，在保证城市功能正常运转的同时，还应扩大城市对周边区域生态、文化以及经济的辐射作用，科学、合理的对城市产业进行布局，提高城市的核心优势，力求建立积极的、具有示范作用的城市形象，并采取适宜的手段，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五）推动体制改革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国家制度的改革，通常涵盖两个方面，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经济体制改革：1、政治体质改革；现代城市规划理论能够根据不同级别政府行政“事权”，简化以往略为复杂、繁琐的审批程序及相关内容。由于不同城市经济、文化以及社会背景的不同，因而政府分权化程度也存在差异，在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级别的政府承担着不同的行政管理事物，各级政府均需具有明确的“利益”内涵与行政“事权”边界，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具有推动体制改革的作用，不但能够将权利管辖范围扩张至地方政府，还能使不同级别的政府意识到规划城市的重要性，激发地方政府建设、规划城市的积极性，促使城市功能得以充分发挥；2、经济体制改革：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的进步，市场静止体制也逐渐趋于完善，在此背景下，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重心是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社会建设，并大力推动了经济体制的变革。在具体的规划过程中，应注重公共设施的建设，培养设计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全体百姓的公共政策属性意识，科学、合理的利用土地资源，调整、改进当前的产业结构，在推动城市发展过程中，既要促使各项功能系统发挥作用，又要保持原有的生态环境，争取为百姓提供一个自然、幽静且舒适的家园。
此外，还应运用现代城市规划理论，调整当前城市多元化主体的利益分配情况，以帮助国家及各级政府做好公共事业的建设工作。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城市的建设、规划以及发展进程中，可应用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来指导城市的建设与规划，科学、合理的利用城市资源，扩大中心城市对周边区域社会、经济以及文化产业的辐射，大力促进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经济体制的革新。对于相关设计人员来说，应关注经济文化以及新项目的建设与发展，保护好当地原有的生态环境与文化遗产，彰显城市千百余年形成的深厚的文化底蕴，打造独一无二的城市形象，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推动城市健康、稳步、和谐、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牛睿.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研究[J]山东工业技术，2015（23） ： 282-282.
[2]施卫东.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 21）：257-257.
[3]韩笑非，胡玮炜.浅析城市规划中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应用[J].河南科技，2014（ 10）.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4
关键词：城市化；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人均知识资本；人力资本
城市化被视为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即城市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有关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国内学者对此也展开了许多实证分析，探讨说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大前提下，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就成为研究的重点。本文将对中国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通过寻找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渠道，来分析城市化通过哪些途径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从而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建议。
本文首先就与此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并对城市化作用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并根据我国现实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前提，再基于上述分析建立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两组研究模型，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并提出未来城市化中如何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的建议。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间相互作用关系及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钱纳里早在1975年出版的《发展的型式：1950～1970》（The Pattern of Development）一书中，就已经对城市化率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文献中，虽然不同学者对于城市化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定义与理解，但是对于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城市化率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能够拉动经济增长，而经济的发展又能够推动城市化的不断提高。
而对于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国内学者也有着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李郇（2005）基于我国城市化具有滞后性的观点，通过构造影响经济增长对城市化进程的世界模型，来对造成我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因素及其影响程度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并得出经济因素中的第二、三产业及高等教育对于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只是国际水平的50%的结论。沈坤荣、蒋锐（2007）对我国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型的改进和设计城市化与多项经济增长因素的计量模型，借助数据分析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城市化能够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产业结构四条途径来影响经济增长；二是在现阶段人力资本和结构变革是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显著影响渠道。张颖、赵民（2003）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一般关系模型和发展指标，并针对特大城市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探讨。赵红军（2005）以“交易效率”为视角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展开研究，虽然重点是探讨城市化的机制和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问题，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1）基于财政视角探讨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通过引入“土地财政”的变量，得出土地财政和公共支出扩张对于城市化具有直接加速效应的结论，并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和改革财政体制及筹资用资模式以保证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朱传耿、孙姗姗、李志江（2008）对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人口城市化与经济结构要素相关性不显著的结论。李金昌、程开明（2006）利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等方法，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得出经济增长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格兰杰原因，且经济增长对城市化具有较大的正向冲击效应，而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不大。赵显洲（2006）以1978～2005年的时间序列为样本，运用回归模型对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间存在长期和短期的相互作用。
二、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依据
自经济学学科形成以来，学者对于经济增长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就从来不曾中断过，通过寻求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来促进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从经济发展视角展开研究的方法目前主要有两种：一是要素分析；二是经济增长构成分析。前者有经典的内生、外生经济增长模型，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为人力资本、货币资本、技术以及制度等，而后者则从社会主体统计分析视角将经济构成划分为消费、投资、净出口和政府购买，通过社会不同部门主体来进行分析。这两种分析方法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通过因素或整体分解的方法来分析与解释经济增长。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工业革命之后得到迅速发展。而在现今国际、国内发展大环境下，城市化又被赋予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引擎，希望通过城市化来保持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思维，是因为城市化所带来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而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城市化还通过形成产业集群、知识外溢等规模和范围经济等来促进经济的增长。而新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注意到知识外溢性所导致的经济活动在空间的聚集，以及空间聚集对于加速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前者是经济增长如何影响城市化方式的问题，而后者是城市化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
由上述理论分析可以看出，虽然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在数据分析时，也会发现两者间存在较大的相关性，但是两者并不存在直接的作用，而是通过一定的机制和影响渠道来实现的。因而直接通过分析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的相关性或者作用函数，并不能为如何更好地通过城市化来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若直接以城市化率和经济增长为变量进行计量模型探讨，只能得出两者间的相互关系，或者说变化趋势，但是却不能说明两者的内在作用机制，因而有必要对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其作用渠道进行说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新的中间变量，再通过数据的实证分析，说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是如何实现的，从而对未来城市化建设中，如何更好地借助城市化来实现经济增长提供参考。
（二）研究前提与假设
第一，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根据已有研究文献的实证分析结果，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数据上的正向互促作用，因研究过程科学、严谨合理，且符合理论预期，因而以此为假设前提进行模型构建和数据收集分析。
第二，不考虑经济增长对于城市化的反向促进作用。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已有研究文献实证分析结果来看，经济增长对于城市化是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城市化过程中如何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因而以经济增长为被解释变量。且在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处于一个主动建设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阶段，因而探讨城市化中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更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选择知识资本、产业结构作为分析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作用的渠道变量。通过理论分析，可以知道首先城市化有利于人力资本和知识（技术）的积累，从而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其次城市化能将边际产出较低的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而促进非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即城市化通过首先作用于要素积累和产业结构变革，然后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三、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分析经济增长的经典模型，Griliches后来扩展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知识资本存量作为一个单独的生产要素加入模型中，其中知识资本存量用R&D衡量。本文将借助生产函数形式，以人均产出（即人均GDP）为被解释变量，以人力资本、人均知识存量、产业结构作为解释变量，构造经济增长模型，即
lnyi=β0+β1lnhi+β2lnki+β3lnpi+β4lnsi+ui（1）
其中h表示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k表示人均知识资本（单位元），p表示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s表示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β0 表示常数项，ui表示随机扰动项。β1到β4表示lnh、lnk、lnp和lns的变化对于GDP增长的贡献度。
为了考虑城市化如何通过上述解释变量作用于经济增长，因而建立城市化与上述各因素的计量模型，即
lnki=α0+α1URBi+εi（2）
lnhi=γ0+γ1URBi+εi（3）
lnpi=δ0+δ1URBi+εi（4）
lnsi=θ0+θ1URBi+εi（5）
lnui=c0+c1URBi+εi（6）
其中，URB表示历年的城市化水平，文中以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市化率，模型（6）中Ui为产出模型中的残差项，通过设置此模型来分析城市化是否还通过其他未纳入考虑的因素来对人均产出产生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文中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于1990～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有些数据根据研究需要和指标构成进行了整理。有些研究文献中为了衡量知识因素或人力资本对于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与作用，采用高等教育人数比作为衡量指标，但是我国的户籍制度和高等教育学生人口城镇化导致这一指标不具有科学性，因而本文采用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作为衡量标准。
人均知识资本较难衡量，前人研究文献中将R&D作为度量资本存量的大小，因而本文也参考这一方法。本文所需要的人均资本存量可以用R&D除以城镇就业人数来获得，之所以将资本存量除以城镇就业人数，因为城镇化中的知识积累和扩散作用主要是在城市产生的。对于结构主义所主张的城市化能通过改善人口城乡结构，从而作用于产业结构，且改善第二、三产业结构这一理论，本文为衡量产业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引入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与GDP之比。
四、计量结果与分析
（一）计量结果
本文利用1990～2012年的全国时间序列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来对产出模型中的各变量系数进行估计，EVIEWS计算结果如表1。
从上述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整个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变量自相关也可以接受。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除了人均知识资本k这一变量不显著外，其他各引入变量都显著，其中第二产业结构P对于经济增长（人均产出）具有最大影响。
方程（2）到方程（6）的回归结果中，人均知识资本与城市化率之间拟合程度较好，且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常数项和城市化率都显著；人力资本与城市化率之间的拟合程度、变量的显著性水平等都是可以接受的，只是存在自相关；第二产业产值与GDP比重和城市化率之间的回归结果中，无论是拟合程度、变量的显著性（0.05显著性水平下），还是自相关程度都不满足；第三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率之间的回归结果中，除了自相关不满足条件外，其他拟合程度和显著性水平都是较好的；产出模型的残差项与城市化率之间的回归结果中，拟合程度和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都不符合条件。对于存在自相关的回归方程，研究中对数据进行了一阶和二阶差分，进行进一步回归分析，以求在满足拟合程度和显著水平条件下，改善自相关程度，但是广义差分后，虽然自相关得到了改善，但是拟合优度和显著性水平都不符合条件。在方程（2）到方程（6）的第一次回归结果中，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相关，但是也还是可以接受的。
（二）回归结果分析
从产出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所设定的影响变量中，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人均产出）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第二产业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最为明显，这也是符合我国经济增长实际和理论预期的。下面就各变量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率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和说明。
第一，经济增长与第二产业结构、城市化率与第二产业结构计量结果分析与说明。从计量结果中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确实有显著影响，在本文数据分析中突出表现为第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联系的。因为我国在过去时间的经济增长基本都是由第二产业拉动的，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而许多新城市都是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或者原有旧城依靠第二产业不断扩大。同时，这也与模型设定时所依据的产业结构理论相符。而在城市化率与第二产业结构的计量结果中，城市化对于第二产业结构并没有显著影响。由此说明城市化通过第二产业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第二，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城市化率与人力资本计量结果分析与说明。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且仅次于第二产业结构。而城市化率对于人力资本的作用也是显著的，虽然作用系数不是很大。由此可以说明城市化率确实通过影响人力资本，从而最终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这与城市化所带来的知识集聚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是相符的。
第三，经济增长与人均知识资本、城市化率与人均知识资本计量结果分析与说明。人均知识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显著的，而城市化对于人均知识资本的影响却是显著的。这一方面说明城市化确实对于人均知识资本的提高具有影响，另一方面却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相悖，因为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人均知识资本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若是从我国实际出发来考虑，这又是符合实际的，因为我国的知识研发很多都处于理论阶段，或者由成果向大众普及会存在较大的生产成本，因而实际转化率不高，从而导致其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是很明显。
第四，经济增长与第三产业结构、城市化率与第三产业结构计量结果分析与说明。第三产业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且城市化对于第三产业结构也具有显著影响，这是符合结构主义理论预期的。而第三产业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偏小，这是与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现状相符合的。由此可见，城市化能通过对第三产业结构产生影响，从而最终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
第五，城市化率与产出模型残差项的计量结果。通过两者的回归分析发现，城市化对于产出模型的残差没有显著影响，即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没有其他显著而未考虑的渠道或变量。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上述计量实证分析，本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其次，城市化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渠道主要通过第三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两个渠道，但作用系数不是很大；再次，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渠道，与经济发展阶段和一国具体国情有关；最后，现阶段，我国城市化通过人均知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二）建议
根据上述有关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及两者间作用渠道的分析，对我国未来城市化中如何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在城市化过程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结构主义理论对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结果是相符的，但主要是通过第三产业来实现的，因而在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应当通过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将第二产业移出城市，着力发展以服务为基础的第三产业也是符合产业结构升级和国家发展方针的。
第二，积极将科研成果投入生产实践。科研成果的转化能够提供人均知识资本，而人均知识资本的提高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从上述经济增长模型实证分析中可以发现，人均知识资本对于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影响，其原因在于科研成果的转化不足，因而在未来的科研成果中，除了积极发展前沿科技之外，还应当侧重生产实践的新成果研发，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城市化、财政扩张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1 （11）.
[2]赵红军.交易效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一个城市化经济学分析框架及其在中国的应用[D].复旦大学，2005.
[3]张颖，赵民.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J].城市规划汇刊，2003（04）.
[4]白先春.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计量分析与实证研究[D].河海大学，2004.
[5]赵显洲.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动态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6 （09）.
[6]李郇.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因素――基于面板数据的国际比较[J].地理研究，2005（03）.
[7]沈坤荣，蒋锐.中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J].计研究，2007 （06）.
[8]李金昌，程开明.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计量分析[J].财经研究，2006 （09）.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5
一、关干单体城市与文化研究
学术界在这个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据张利民编辑的《近代中国城市史论著索引》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的关于单体城市研究的专著、资料集、论文集等共计518部。
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以城市的现代化转型历程为主线，透视城市内部各方面的发展状况，总结城市转型的特点，揭示城市转型的规律，富有创新性。隗瀛涛主编的《近代重庆城市史》，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古代重庆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近代重庆城市商业中心、工业中心、金融中心的发展等一系列城市转型问题进行全方位考察，对繁杂的城市转型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的论述，对重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条件、动力、特点和存在问题加以剖析，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罗澍伟主编的《近代天津城市史》，皮明庥主编的《近代武汉城市史》，以近代文化特点，城市人口和职业，城市阶级结构，城市秘密社会，社会风俗，以及城市的总体特点等，列出专章加以阐述。
除上述四部带有开创意义的专著之外，还有史明正著《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此书重点研究了清末民初30年间，北京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与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作者十分强调西方科学技术在资本密集的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中的作用及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不仅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探讨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变化对20世纪初北京城市环境和城市生活的影响。谢本书、李江主编的《近代昆明城市史》，为国内第一部全面研究近代昆明城市发展演变史的著作，主要探讨1840―1949年百余年间昆明城市社会、经济的变迁及其近代化的历程。这些著作的贡献，不仅表现为对各城市历史发展的系统和全面的研究分析，保存了重要的地方史料，而且对于这些城市当前的规划布局和市政建设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关子区域城市与文化研究
近年来对东南沿海、华北、长江流域等区域城市系统、城市群体研究的积极探索和不断尝试，代表着近代城市转型研究的发展趋势。由张仲礼主持的“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的课题，第一次“将东南沿海城市作为一个城市群来研究”。研究者紧扣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这一主题，就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这五个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逐一进行个案研究，既勾勒出每个城市的个性，又归纳出五口通商城市的共性特征。他们首次把东南沿海五个通商城市看作一个有机的城市群体，采用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相结合的立体交叉式研究方法，考察其纵向发展和横向联系，较好地把握了东南沿海地区以五口通商城市为主体的城市群体在带动区域近代化和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天津地区的学者进行了“近代华北区域的城市系统”研究。该课题研究以区域内城市系统的演变和城市化进程为主线，对华北城市进行比较系统和全面的研究。近代华北是中国传统社会由封闭被迫走向开放过程中变化最为剧烈的区域之一，表现在区域城市系统方面，就是传统区域城市系统走向瓦解，初步形成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的近代华北区域城市系统。他们紧扣近代华北区域城市系统变迁这一主线，既研究城市系统中各级、各个城市的个性及其在城市系统中的地位，也研究整个华北城市系统的共性、概貌及其在近代中国城市系统中的地位和特色。
区域城市群体和区域城市系统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城市联系。胡光明《清末民初京津冀地区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根源与启示》一文，在宏观整体把握京津冀地区区域城市系统的基础上，对区域内部具有特色的次等城市系统的联系也有考察。胡光明通过对清末民初京津冀城市网络发展演变状况及其内外因素的剖析，认为这段京津冀城市化和城市的近代化大大加快的历程充分说明京津冀共生于一个生存空间，是密切联系、协调发展的关系。三方应更进一步地密切携手，彼此发挥各自优势。
东北地区是20世纪以来兴起的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近年来关于东北地区城市发展的研究已经成为区域城市研究的一个热点，所发表的文章较多，西南、西北地区缄市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何一民《抗战时期“人口西进”运动与西南城市的发展》一文，主要从人口迁移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角度论述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城市发展的原因。该文尝试采用甄别人口类型的新方法，着重指出人口迁移对于西南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在于迁入人口的数量，更重要的在于迁入人口的质量。因此，尽管当时西南地区迁入和迁出人口的数量大体持平，但素质高、具有年龄优势的外省城市居民的迁入改变了西南城市的人口结构，对西南城市特别是重庆、成都、昆明等中心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将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城市史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
在近代城市整体转型研究方面，有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宁越敏等《中国城市发展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与展望》、曹洪涛等《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隗瀛涛《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前三部著作均是中国城市通史性著作，比较全面、系统地从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研究了中国城市的起源、古代到近现代的发展，这三部著作各具特色，均为中国城市史的开创性著作。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即注意研究方法的综合性，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理论的力度，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发展的特点进行了归纳，颇有新知新意。
隗瀛涛主编的《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以现代化为主线对近代中国的城市类型进行了划分，对不同类型的城市的兴衰、发展原因、发展动力、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该书的学术成就主要是：(1)该书是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对近代中国城市进行分类综合研究的学术著作，具有开创意义。(2)在对城市进行分类综合研究方面，理论上有所突破。(3)作者在研究中能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辩证地、历史地分析城市史和近代化过程中的复杂现象，提出了不少新见解。《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从单体城市研究、区域城市研究进入整体性、综合性的宏观研究，对于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学术界引起反响。
除上述专著外，近年来还发表了不少从整体上对近代中国城市转型进行研究的论文，如：隗瀛涛《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谢本书《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和近代化历程》、凌耀伦《浅谈中国近代城市史》、罗澍伟《关于开展近代中国城市研究的一些管见》等文。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做了不同程度的概述，对近代大城市兴起发展原因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提出了近代中国大城市从政治中心优先发展到经济中心优先发展的机制转变。宫玉松《中国近代城市关系简论》、刘应杰《中国城市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等文，从整体上探讨近代城乡关系。
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6
陈忠(1968—)，男，湖南省慈利县人，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发展哲学和规则论研究。
在《关于城市化的哲学沉思——论城市哲学的建构》(《城市问题》2011年第2期)中，笔者从反思城市化问题的角度讨论了建构城市哲学的需要与可能，认为当代日益复杂的城市发展需要哲学的关注，直面问题是建构城市哲学的重要基础。在《现代性的空间化与城市哲学的当代建构》[2011年4月26日《光明日报(理论版)》]中，笔者结合现代性理论的当代转换讨论了城市哲学的建构可能，认为城市哲学是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深层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实，无论是在问题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建构城市哲学都离不开对一些核心问题的回答：什么是城市性(城市本性)，什么是合理的城市启蒙。城市启蒙也就是人自身对人与城市的关系，对作为人的创造物的城市与整体世界的关系，城市发展的历史、趋势与规律，以及城市发展辩证法进行自觉、合理、全面的把握。城市哲学是反思与反省意义上的城市启蒙、城市辩证法。反思城市启蒙，呈现城市辩证法，建构城市哲学，对于破解城市问题、建构更为合理的城市社会意义重大。
一、城市启蒙：历史生成与阶段转换
追问城市本性，进行城市启蒙，将伴随城市化的始终。芒福德认为：“人类用了5000多年的时间，才对城市的本质和演变过程获得了一个局部的认识，也许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弄清它那些尚未被认识的潜在特性。”[1](P2)这个断定既意指城市本身与城市研究的复杂性，也意指把握城市本性、进行全面城市启蒙的重要性。面对日益复杂的城市问题，一方面，人们的城市启蒙意识有待进一步觉醒，需要进行更加广泛、全面的城市启蒙；另一方面，实践中的城市认识、城市启蒙又存在片面化、功利化的倾向。城市启蒙的不足及其片面化是导致诸多城市与城市化问题的重要原因。城市问题的日益杂糅化、复杂化要求我们在推动城市启蒙的同时，也要防止城市启蒙的片面化、抽象化、功利化及异化。
启蒙是现代性的精神起点，是从混沌走向澄明，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蒙昧走向理性；启蒙的本质是智慧的开启，自由的确立，人性的张扬，人的主体性的具体成长，是人们对对象、自身以及人与对象的关系等进行自觉的认识和规律性把握。在麦克里兰看来，在起源的意义上，启蒙精神是个体与整体、自由与责任、世俗性与神圣性的统一。“启蒙运动有志于将宽容与节制的原则扩充为个人生活及社会、政治生活的通则。”“启蒙价值的多元之中，的确隐含着一个对节制的诉求。”[2](P338)在康德看来，启蒙的核心理念是人的理性和自由。“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由理性的自由。”[3](P3)他同时认为：“自由并不是一点儿也不关怀公共的安宁和共同体的团结一致的。”[3](P8)也就是说，在康德那里，启蒙在本质上也是个体与整体、自由与责任的统一。
但在现代性的推动中，面对具体的竞争处境，人们却情境性地片面发展了启蒙精神的个体性、自由性、世俗性，而相对忽视了启蒙精神的整体性、责任性、神圣性，其现实表现是，人们以工具理性为手段，以自我为中心，追求无限的财富、利益、权利。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看来，在现实生活中，以理性为原则、以自由为目的的启蒙已经走到了它的反面，成为限制、压制人的自由的异化、非理性、权极性力量。“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了巨大的不幸。”[4](P145)“启蒙精神为了效力于现存制度而疯狂欺骗群众。”[4](P179)回归、重申、重构启蒙精神的全面性，有机协调启蒙精神的世俗性与神圣性、个体性与整体性、权利性与责任性，是克服现代性诸多问题的重要理念论前提。
神圣性是古代城市及前现代城市的重要特征。正如芒福德、科特金所指出的，以宗教、王权为载体的神圣性、意义性、整体性是古代城市的重要基础特征。“人类最早的礼仪性汇集地点，即各方人口朝觐的目标，就是城市发展最初的胚胎。”[1](P9)“若没有宫殿和庙宇圣界内所包含的那些神圣权力，古代城市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目的和意义。”[1](P53)“如果没有神圣空间的观念，实难想象城市在世界上任何的地方都能发展起来。”[5](P14)古代城市是以宗教、王权等为载体的神圣城市，既是人们生活的场所，更是人们接近神灵，获得、维护神圣意义与信仰的场所。作为神圣城市的古典城市是宗教城市、权力城市，其重要空间表现是庙宇、王宫等权力建筑占据在城市的中心，其社会关系本质是少数特权阶层对城市财富、社会资源等的垄断与占有，是社会关系的等级化与不平等。
城市启蒙起源于近代，其空间对象是前现代性的神圣城市，其空间载体是世俗城市。城市启蒙也就是从为少数人服务的神圣城市走向为更多数人服务的世俗城市。近代城市与启蒙精神双向互动：一方面，没有启蒙运动、启蒙精神对人的主体性的解放，对个体自由与个体权利的确认，就不可能有商业、工业等的暴发式成长，也就没有诸多近代城市的涌现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近代城市是启蒙精神的产物；另一方面，作为财富城市、经济城市的近代城市也为启蒙精神的成长提供了物质、空间基础，没有近代城市的成长，以及多样资源、异质性人群、多种生产方式在城市的聚集，也就没有启蒙运动与启蒙精神的生成。城市与启蒙的这种双向互动、近代结盟是城市启蒙的起点。
在这种双向互动中，以文艺复兴、商业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为支撑和动力，人类社会步入近代，城市的功能、作用、动力、形态也发生了重要转换。一方面，城市为人们谋求世俗权利与利益提供了重要场所；另一方面，人们对世俗利益的追求、市民精神等世界力量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文艺复兴城市最大的财富在于超强的商业精神和接受古典城市传统的愿望，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赖以发展的创造力。”[5](P102)“城市的内部凝聚力和强烈的市民精神”成为“城市崛起的坚固基础”[5](P108)。& ldquo;对财富孜孜不倦的成功追求”是近代城市崛起的根本原因[5](P117)。比如，“到16世纪早期，商业和工业的结合使威尼斯变成了欧洲最富有城市”[5](P105)。从神圣城市到世俗城市，城市的空间形态与社会形态发生了重要转换，商业和工业占有了大量的城市土地，商业、金融机构等取代宗教场所成为城市空间的中心，并产生了新的社会不平等。
在近代特定的问题语境下，城市启蒙更多地具有利益性、世俗性，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面对仍然强大的宗教权力与封建王权，城市启蒙的重要历史任务是服务于抗衡、解构宗教权力与封建王权，构建现代性，以及一个能够与前现代的神圣城市、神圣空间相抗衡的世俗空间。这种城市启蒙的意义在于城市意识的实质性崛起，越来越多的人把城市作为一种必须的选择，城市开始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知识、话语的中心，人们开始具有强烈的、挥之不去的城市意识，而无论这种城市意识是被迫生成还是自觉培育，还是褒扬、赞成、肯定城市，或是批判、反对、否定城市。当然，在反思的意义上，这个阶段的城市启蒙也有其内在问题，即人们更多地把城市作为追求自身权利的载体与工具，只注重城市的经济作用，而相对忽视，或者说还没有条件注重城市的价值基础、信仰走向、生态限制等问题。这种内在的不足即近代城市启蒙的片面化，与近代以来城市化进程中严重的环境污染、激烈的社会冲突、恶化的道德状况等内在相关。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目前人类的总体城市化质量及城市启蒙的总体层次仍处于近代水平。
近代城市启蒙的成就与问题，与启蒙精神从人的自由状态成为压制人的异化力量，具有结构主义意义上的同构性。面对启蒙精神的片面化，人们开始探索重构全面的启蒙精神。同样，面对日益严重、复杂的城市问题，人们开始探索以新的观念、方法、视域观察城市，开始超越简单的财富、经济、世俗性城市认识，注重对城市本性进行更加全面的揭示，推动城市启蒙进入全面、辩证的新阶段。在芒福德看来，城市应是经济与文化的结合体，它不仅是经济的聚集体，更应是文化的容器。在科特金看来，理想的城市是兼顾政治、经济、文化的城市，城市必须同时是“神圣、安全、繁忙之地”[5](P1)，“城市在这三个方面只要有一个薄弱环节，都会损毁其生活，甚至最终导致其衰亡”[5](《前言》)。在科斯托夫看来，城市是物质结构与知识结构的统一，“地理学家在讨论城市形式的问题时，对经济问题极其偏重，而我主要关心的是文化，我的重点始终在政治、社会结构和礼仪方面”[6](P25)。诸多城市学家的研究转换是城市观、城市启蒙发生深层转换的重要知识标志，标示着人类的城市启蒙史、城市实践史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城市本性进行深层揭示是更为合理、全面的城市启蒙的主体内容与基本要求。
二、城市本性：主要内容与辩证特质
面对发展进程日益复杂，人类学与生态学后果日益辩证的城市化，诸多学者超越简单的经济视域或地理学视域，拓展新的城市启蒙，从不同角度与学科对城市本性进行了综合揭示。比如，芒福德从文明论、文化论的角度揭示城市的本质，认为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1](P582)“贮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这大约就是城市的三个基本使命了。”[1](《中文版序言》)科特金从要素论、人性论的角度揭示城市的本质，认为城市是“古老的神圣、安全和繁忙的合流之地”，“城市表达和释放着人类的创造性欲望”[5](P282、3)。城市与人的创造性具有内在关联。“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始终是她所缔造成的城市。城市代表了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具有想象力的恢弘巨作，证实我们具有能够以最深远而持久的方式重塑自然的能力。”[5](P2)再如，里德从人类学的角度揭示城市的本质，认为城市是人类面对多样生态环境，不断应对挑战、适应环境的多样文化造物。“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典型产物，在这里展现了人类所有的成就和失败。……我们塑造了城市，城市也塑造了我们。”“城市就是人类的明确产物。人类所有的成就和失败，都微缩进它的物质和社会结构——物质上的体现是建筑，而在文化上则体现了它的社会生活。”[7](P1、8)科斯托夫从综合景观学的角度揭示了城市，认为“城市是由建筑和人组成的场所”，“人们积极的聚集行动发生的场所”，“必须依靠文字记录”，“带有某种形式的纪念寓意”[6](P37—41)。在爱林看来，“生态学已经成为理解文化的规范，因为人类学家和文化理论家正倾向于把文化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与自然相对立”[8](《再版前言》)。也就是说，城市的发展在根本上离不开生态条件，生态性是城市的重要属性，城市发展需要生态智慧。
笔者认为，从共时态来看，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样文明要素的异质性聚集；从历时态来看，城市是多样文明要素的自发或自觉的聚集过程。在共时态与历时态的统一中，城市性是人性的一种具体空间化展开，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整体性、聚集性实现，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具体空间化呈现与过程性生成，是人类成就与风险问题的辩证统一。具体而言，城市性(城市本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是多样、异质生产方式等文明要素的空间化聚集
面对规模不同的建筑遗迹，如何区别它是乡村还是城市，是考古与城市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在里德看来，“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来说，村庄和城市最有意义的区别不在于规模的大小，而是以社区中社会和经济的不同形式来衡量。在此发展过程中，一个地区的人们如果都是脱离土地成为工匠、商人、牧师和官员，那么这里就可以称之为城市”[7](P8)。也就是说，区别城镇、城市与大的村落的标志不是建筑规模的大小，而是生产方式是否多样。当一个地方规模很大但只有简单的农业或其他生产方式时，这里就不是城市；相反，即使一个地方规模不是很大，如果有较为明确的社会分工，具有多样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社会组织等，那么，这里也是城镇或城市。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城市，也就是不 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多样、异质文明要素在一定范围空间中的聚集。没有多样的分工，多样的人群，以及与其相关的多样甚至异质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群落、思维方式等，也就没有城市。城市性具有本体论上的杂糅性、多彩性。正源于此，列斐伏尔用“韵律”、“韵律分析”来描绘城市性。所谓韵律，也就是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城市是一个具体的多样统一体，一个由多样文明要素构成的日益巨大的人造有机体。
2.城市是人的交往性、社会性的一种具体空间化实现
关于城市与乡村哪个起源在先，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一般认为，乡村先于城市，农业革命先于城市革命，农业革命所提供的物质与财富剩余使一部分人可以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从事其他非农业劳动，这是城市产生的重要条件。这种观点被科斯托夫称为剩余论，“这一学说认为，当乡村经济离开了单一的、自给自足的模式之后，城市便开始形成了。当生产量超过该社区人们的基本需要之后，一部分人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于是便产生了专门性工作的机会和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群”[6](P31)。以雅各布斯的《城市经济》为代表，索亚、里德等则持有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城市并不产生于农业的剩余，恰恰相反，历史的真正顺序是先有城市革命后有农业革命，是城市革命的资源聚集与需求拉动效应导致了农业革命的产生，而不是相反。“如果我的观察和推理没错的话，那么事实恰恰相反：包括农业劳动在内的农村经济，乃是直接建立在城市经济的基础之上的。”[9](P2)“强有力的相关证据表明，城市的起源实际上早于农业活动的强盛时期，并且还对农业的强盛起了促进作用。”[7](P11)他们认为，城市起源的时间在万年以上，而不是人们习惯认为的五千年。
笔者认为，不管城市与乡村哪个起源在先，城市都是人性发展及其现实化、具体化的一种必然的选择。人性具有多样性、变动性、复杂性，但正如亚里士多德、马克思、马斯洛等所提示的，社会性是人性的一个基本内涵或特征。而城市之所以成为文明的必然选择，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城市为复杂的人性特别是人的社会性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载体。人创造城市，城市也创造人。在这种相互创造中，城市是人性特别是人的交往性、社会性的一种具体空间化实现。
3.城市是空间行动与空间知识的双向互动与具体统一
在列斐伏尔、哈维、索亚看来，城市是人们进行空间生产的实践造物，作为空间生产的城市具有深层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10](P46)在他们看来，以资本文化为基础，作为空间生产的当代城市化具有深刻的资本性、不平等性。索亚希望通过切实可行的集体行为与空间实践，改变空间生产与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建构一种空间正义。在贝利看来，存在三种城市化的实践，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城市化，以欧洲为代表的福利主义城市化，以发展中国为主体的威权主义城市化，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城市化实践则表现出更加鲜明的文化差异性。
以上观点虽互不相同，但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即都以城市实践与城市知识，或者说空间实践与空间知识的辩证关系为基础。笔者认为，一方面，具有不同需要、不同观念的人会创造不同景观形态的城市，以不同的宗教观、秩序观为基础，人们会营建出不同的城市布局。正如科斯托夫所指出的，以西方理念为基础的城市，对于公共空间的具体处理就与穆斯林城市具有诸多不同[6](P63)；另一方面，城市空间作为既成的人化环境、人化场景，也对人的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正如卡斯腾·哈里斯的《建筑的伦理效应》所指出的，建筑、空间、城市对培育人的道德体验、伦理观念等具有重要作用。在空间实践与空间知识的具体互动、辩证统一中，人创造城市，城市也创造人，城市成为物理景观、社会景观、人文景观的综合统一体。
在反思的意义上，城市性是城市的内涵与深层本质，现实中的城市是城市性的外延与具体实现。在内涵与外延的统一中，城市是建构文明与创造问题、聚集风险的辩证统一，城市性及城市发展的后果具有深刻的辩证性。这具体表现在：(1)建构与破坏的矛盾。城市是对人的居所的创造，也是对既有生态环境、社会关系等的破坏。城市化为扩张人的创造性提供了重要条件，也潜在地聚集着综合风险。比如，核能的使用使诸多城市面临着巨大风险，现代大都市的推进对传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形成了巨大冲击。(2)解放与约束的矛盾。相对于传统社会，城市社会是对人性的一种解放，为人们摆脱传统束缚提供了综合条件，但城市也日益成为人们似乎无法控制的巨大异物。在诸多反思者看来，城市是对人的解放，但也可能成为对人的束缚，城市作为人的创造物，已经成为压制人的异化力量，甚至“庞大城市的增长犹如大肿瘤的增长”[11](P117)。(3)人文与生态的矛盾。城市是一个巨大的人造有机体，充分体现了人类的文化性、主体性。虽然，人类所创造的城市日益脱离、异化于自然环境，日益成为独立于自然的超大人为循环系统，但自然始终是人生存发展的永恒前提与城市发展的永恒制约。诸多历史城市之所以成为消失的文明，目前的诸多城市之所以成为缺水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城市的扩张超过了该地区的生态承载力。能否实现城市发展与生态制约的平衡，将成为城市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前提。在城市发展中，不仅需要注重城市化的社会人类学后果，更应充分注意城市化的生态人类学后果。
三、城市哲学：研究视域与历史使命
城市哲学是反思、反省意义的城市启蒙、城市辩证法，是城市发展与城市研究的方法论自觉、价值基点自觉及建构原则自觉。城市哲学主要存在于以下三个层面：
1.作为研究方法自觉的城市哲学
时代问题牵引方法创新。面对日益复杂的城市化，既有的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已不能反映复杂的城市问题，传统的智慧已不足以揭示城市发展的规律，不足以让人们认清城市的本质。正如贝利所指出的，对于城市研究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变化本身的性质在加速变化，这些已变得极为明显，变化速度之快，常规的知识已难以与之匹配”[11](P8)。没有自觉的方法论创新，也就没有城市研究的真正深入及城市哲学的真正建构。
诸多学者对城市研究方法创新进行了探 索。在《后现代城市主义》、《整体城市主义》中，爱琳反对城市研究中的二元思维，倡导一种整体主义的城市研究方法。她认为：“决策取决于前后过程的关联性，而不是基于现代主义所关注的二元逻辑。”“整体城市主义展示了五个方面的品质：混杂性、联系性、多孔性、真实性和脆弱性。”[8](《再版前言》)她强调对城市进行复杂性研究。列斐伏尔认为，应超越简单二元论的诱惑，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辩证法走向三元辩证法，城市与空间辩证法由“空间实践”、“空间的再现”、“再现的空间”三元组合构成[12](P83)。索亚也认为，“城市空间指的是城市是历史的—社会的—空间的现象”[13](P10)，需要超越简单的二维逻辑，用社会性、空间性、历史性三个维度的统一进行城市研究。
笔者认为，城市化是生态、自然、人文、社会、政治、经济等多种要素复杂互动的巨系统。其所涉及的要素不断增多，结构与过程日益复杂，即使运用三元思维，也不足以真正揭示城市与城市化问题的本质。因此，列斐伏尔等所倡导的三元思维其实更多地具有方法论象征意义。其意义在于，启示人们面对城市化这个仍处于过程中的对象，应具有自觉的方法论反思、反省及创新意识。直面城市问题，不断进行理念、方法论的创新，这是深化城市研究的重要前提及推进城市哲学建构的重要知识路径。
2.作为价值基点自觉的城市哲学
19世纪后期，人们对城市的价值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认为城市化是一个恶的进程，城市是一种恶的力量。城市本身畸形发展，并导致乡村的衰竭，美好田园生活的消失，“城市确实日复一日地变成人类的坟墓”[14](P3)。面对这种观点，霍华德对城市的价值作了肯定，认为城市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社会发展中一块不可缺少的磁铁，“城市磁铁与乡村磁铁相比，其优点是工资高、就业机会多、前途诱人”[14](P8)。他认为，应该融合城乡各自的优点，“人类社会和自然美景本应兼而有之。……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14](P9)。芒福德认为，城市是一个成就与问题、文明与野蛮的复杂辩证统一体。一方面，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有利于文化的进步，“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1](P582)；另一方面，城市也发展了反文明，“城市文明除了这改善的一面，我们必须看到它的较黑暗的一面：战争、奴役、职业上分工过细，在许多地方，总是在走向死亡”[1](P579)。在雅各布斯看来，城市具有绝对的经济价值、发展价值。“长期以来，城市都被看作文化的主要发祥地，聚集着大量复杂原思想和制度。……我下面想说明的是，城市同样也是经济的主要发祥地。”“新的商品和服务最先都是在城市中创造出来的，即使专门用于农业的技术革新也直接取决于城市劳动在之前的发展情况。”[9](P4、6)索亚把雅各布斯的观点一般化，认为，人类文明进程中，首先产生的不是农业革命，而是城市革命，“城市在其开端就被看作是革新的中心”，“有必要把村镇联合……看作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序列中的基本和持续的动力”[13](P34)。
可见，霍华德代表了一种既直面问题又相对乐观的城市价值论，芒福德代表了一种充分肯定又稍具悲观色彩的城市价值论，雅各布斯则代表了一种城市中心主义、绝对主义的城市价值论。笔者认为，无论是比较意义上的城市价值论，还是自足意义上的城市价值论，无论是乐观主义的城市价值论，还是悲观主义的城市价值论，都离不开对城市化价值基点的反思、自觉。显然，雅各布斯城市价值论的基点是经济，芒福德城市价值论的基点是文化，霍华德城市价值论的基点是融合，当然还有其他的城市价值论，如生态学、美学、价值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意义上的城市价值论。这些不同的城市价值论针对不同的城市问题，揭示了城市价值的某些方面，也都有其片面性。笔者认为，应倡导一种综合、辩证、过程的城市价值论，既充分肯定城市的多维价值，又看到城市的具体不足，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多维视角反思、确认城市价值，并通过更为合理的城市行为，建构更具价值、可持续的城市社会。反思意义上的城市价值论是城市哲学的重要构成。
3.作为行动原则自觉的城市哲学
城市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城市哲学的最根本内容是对城市化行动原则的自觉和反思。城市日益成为一个人化的巨系统，一个人为的复杂有机体，日益具有复杂性、杂糅性，并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异化性、失控性。在贝利看来，城市规划是人们希望影响、控制城市方向，解决城市问题，对城市化进程进行公共干预的一种有效形式及实践选择。无论是更认同自由主义的美国，更认同福利主义的欧洲，还是具有多样文化基础的第三世界，都对城市化表现出强烈的干预趋势。“全世界城市规划适用权限源于对市场机制不满意或者说不信任。……出于纠正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或者采用新机制以使功能运行更完善的愿望，各种形式的规则应运而生。”[11](P228)面对问题频发的自发式城市化、日益失控的城市发展秩序，人们强调城市规划、城市公共干预，具有历史与逻辑的必然性。
但问题在于，目前的城市规划、城市公共干预本身也存在问题，人们对城市规划等所谓城市公共干预的公共性存在诸多疑问。一方面，人们对城市规划的完善性存在疑问，“对城市规划不满的发生是因为规划师的各种各样设想被认为存在缺陷”[11](P228)；另一方面，人们对城市公共干预的独立性、科学性、可能成效存在疑问，“没有什么能证明高级技术人员的规划与行政完善设想会和政治脱节，除了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事先设定的目标对规划结果产生影响是最值得质疑的”[11](P229)。同时，人们也对城市公共干预实施主体的利益群归属存在疑问，日益认为“规划人员是趋于特殊利益的倡导者而不是通过建立共识形成的公众利益保护者”[11](P229)。
因此，如何推进科学、有效、合理的城市干预及城市行动就成为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面对日益异化的城市，必须 进行公共干预；另一方面，公共干预本身的科学化、公共性又很难实现。笔者认为，城市形态虽然仍处于发展、转换之中，但经过五千年甚至一万多年的发展，城市、城市化也已经呈现出诸多相对稳定的一般性。反思城市发展史，可以发现，城市化、城市发展是自发性与自为性的统一，调适性与建构性的统一，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统一，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全球性与本土性的统一，文化性与生态性的统一，技术性与人文性的统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发现一种没有问题的、理想的城市化干预机制，而在于能否过程性地把握城市本性、城市发展辩证法、城市发展规律，从而不断统筹、平衡城市发展的诸多问题与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