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爱作文范文1
海， 曾是方向的代名词，古书中有四海犹四方之说，而海洋并不是一个整体，海在大洋的边缘，海是大洋的附属部分。这时可见海洋的海潮无际了吧！
你们可不要小瞧大海，不要认为他们只是一堆不可饮用的水，其实，如果没有这海洋我们的吃的、用的都会很少。
我们先来说说生活中不可缺的食品，如海菜，海洋中可作为食用菜的植物。海带，既可食用，还有药用价值。海螺，肉大味美。海米，也就是晒干的小虾仁，调味必备。鱼翅，海产品的大王。鲍鱼，海产品中的小王。海参，海产品中的极品。海蟹，个大肉鲜。海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海蜓，美味鱼干。海蜇，鲜香味美。
再来说说我们经常用的关于海的事物，如海藻、海绵、海底石油、矿物质。海中的珍珠、海蛇，可入药。海波……
生命之爱作文范文2
我不去想，生命中的困难。
活着，一直活着，才可以远行，
我不去想，未来是成功还是失败，
顽强的生命就是希望，
地上冒出来的小芽儿，
通过努力，长成参天大树，
人类又何尝不是这样？
既然选择了远方，
就会向那个方向出发，
生命之爱作文范文3
有一天，爱尔莎偷偷离开狮群，突然，遇到了比它大一倍的羚羊。当时它实在太饿了，拼命地追赶那头羚羊，终于捕捉到了，爱尔莎把死了的羚羊叼到不远的大榕树下慢慢享受自己捕捉的午餐。爱尔莎就这样过着孤独而又寂寞的生活。
过了五个多月，爱尔莎生了四只小狮子。爱尔莎一边帮孩子们哺乳，一边看着寂静的夕阳。
五月中旬的一个夜晚，狼声吼叫。一群恶狼正向爱尔莎他们冲来。爱尔莎站起来保护孩子的安危。
恶狼冲过来，包围了爱尔莎，爱尔莎毫不畏惧。突然爱尔莎向其中一只狼扑去，用爪子按住那只狼。但是其它狼用爪子爪得爱尔莎全身都是伤。爱尔莎终寡不敌众，只好忍着伤痛，保护孩子，回到主人家里。主人一见爱尔莎全身是伤，痛苦得掉下了眼泪。主人帮爱尔莎验血、打针、吃药、照顾孩子。经过主人的精心治疗和悉心照顾，爱尔莎很快就好起来。
爱尔莎康复后，主人严格训练它，使它的身体又强壮，速度又快。爱尔莎带着孩子再次告别主人回到大自然，其它狮子看到又威武又能干的爱尔莎再也不敢欺负它。
生命之爱作文范文4
一、语文教育，关注生命
文学作品，凝聚了作家的心血、思想和生命感悟。在语文教育中，要真正领悟作品的内在情意，要关注生命，需要教者倾注生命的活力，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
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无尽的宝藏，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历尽磨难，饱经风霜，却能生生不息地延续至今，正是因为中华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凝聚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个民族要生存要发展，从民族文化自身去汲取营养，将拥有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教学中，我们首先引领学生感受到这里始终有一个个生命在跃动，圣贤的英灵在呐喊，用生命告诉我们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也正是这些充满理性光芒诗句曾经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在民族危难的关头舍生忘死、奋勇前行。今天的语文教育，就是要关注生命：把这种精神和意志内化为学生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让他们紧紧地守住精神的家园，心系祖国；也让他们深深地懂得关注生命、热爱生命是一个常人必备的精神素养。这是语文教育的魅力，是生命对生命的关注。
二、语文教育，欣赏生命
语文教育是有生命的，塑造灵魂的语文教育需要文化的滋养；学生是有生命的，一个个鲜活可爱“精灵”需要生命的呵护――欣赏生命。在教育过程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将熔化一股炽热的血液，流淌不息，成为生命的源泉。如欧・亨利的经典作品《麦琪的礼物》记述一对生活贫困的小夫妻，在圣诞节前夕，她们买的最珍贵的礼物都成了无用的东西。这里有作者对小人物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关注；更多的是对夫妻间纯洁感情的欣赏和赞美。在教育中引领学生触摸到小说的主题：爱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表现，要尊重别人的爱，学会去爱别人；世界因为有爱而美丽，爱是至高无上的。生活中到处都充满了爱，大而言之，爱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爱我们美丽的家园……同样是爱。因为有爱，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因为有爱，我们的祖国更美丽。
三、语文教育，提升生命
欣赏生命，因为学生是涌动着活力的生命体，也因为语文与生命活动，尤其是与学生的精神活动有着特别的亲缘关系。语文教育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目的就在于解放人、充实人、提升人。在《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学生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学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博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远大的政治抱负以及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忧国忧民的情怀……这高尚的情操，辉同日月，映照千秋。而今天语文教育的使命则是引领学生将这种强烈的人文思想渗透于学生的学习中，渗透于学生的日常行为之中，体现在同学间、师生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关注小人物，关注普通人物普通的情感。这样，即使普通人物的普通情感也显得朴实、伟大，生命自然具有厚重之感，即使平凡的生命也谱写华彩的乐章。
生命之爱作文范文5
关键词：蒋光慈 革命 爱情 浪漫
“革命加恋爱”作为一个主题和创作模式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流行，而蒋光慈（1901-1931）正是这一创作模式的代表作家。这位早逝的作家，在其有限的生命与文学创作中，有几个十分显著的关键词：革命、浪漫、爱情。在伟大的“革命”与细腻的“爱情”中间，蒋光慈通过“浪漫”架起了一座桥梁：无论在其个体生命中还是文学创作中，都渗透着异常凄美的血色浪漫。这种对于浪漫的追求既是与生俱来的个人特点，也是后天诗人内心难以抑制的渴慕。正如夏济安语：“为了证实自己属于‘浪漫主义’，他也得过‘浪漫’生活，并提笔加以描写。”[1]也许，也正是这股对浪漫情有独钟的追求酿成了1930年的苦果：蒋光慈的退党风波――被。当蒋光慈1931年“在耻辱与寂寞中死去”[1]的时候，让他一生引以为傲的“浪漫主义”殊荣，也常伴他入土为安。
一、“存在主义”哲学视角解读蒋光慈生命中的“血色浪漫”
“只有透过历史与虚构交错的阅读行为――即把生命看成实中有虚的建构，把小说看成虚中有实的生命――我们才有可能了解“革命”与“恋爱”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复杂意义”。[2]96因此，重温“蒋光慈与宋若瑜”充满激情的爱情对理解“革命加恋爱”的浪漫很有必要。蒋光慈这一浪漫诗人，其生命中主要有三段感情，唯独与宋若瑜的生死之恋绽放了异常美丽的浪漫之花。这种短暂的绝对之爱，成为了蒋光慈生命中一种永恒的存在。
（一）诗人气质的流露
诗人对于人生如梦的幻灭感是极为敏感的，“尘世的虚幻与爱情，是真实诗歌的两大基本的、噬心的注解。这两项注解，如果彼此不能互相引发震颤，那么两者都将不能成全”。[3]41蒋光慈在其短暂的生命与文学道路上，惯于称自己为“诗人”，一个注定漂泊流浪的诗人。而1925年蒋光慈被派遣到北京冯玉祥部下做翻译，正是这种尘世带给诗人的虚幻感、压迫感与反感激发了蒋光慈内心对爱更加热烈的渴望，渴望爱能够克服虚幻与短暂，使生命充满生机，使自己成为特殊的，成为不可替换的，成为不朽的。因此，蒋光慈在已经写了两封长信的基础上，“1925年7月20日，宋若瑜与母亲一起由开封乘火车去北京，与蒋光慈正式商订终身大事”，[4]二人结束了为时六年有余的相思之苦。
蒋光慈与宋若瑜确实称得上情投意合、两情相悦的“同道中人”，根据吴腾凰传记的记载，二人都有过被开除学籍的经历，蒋是因为追求平等、自由而伙同同学打了校长，而宋是因为思想活跃、追求革命真理成立“青年学会”，办《青年》刊物而被开除。二人都将自由与平等作为自己的信仰，冲动、激情、倔强、自恋、浪漫。乌纳穆诺有这样一种观点，即“爱，将它所爱的一切人格化”，也就是说，我们只怜悯，我们只爱和我们相像的事物，而且越是相像越赢得我们的爱。蒋光慈与宋若瑜这两个自怜情结与自恋情绪极重的人，在茫茫世界中找到了彼此，也找到了惺惺相惜的感觉。在爱情观上，“男人渴望被爱――或者同样的，被怜悯。男人希望别人能够感觉并且分担他的困难和苦楚”。[3]89宋若瑜对蒋光慈是真心充满了仰慕与怜悯的，宋对于蒋的作品、蒋的正义感由衷地钦佩。这种怜悯与爱让诗人蒋光慈飘零的流浪感终于在爱的巢穴中找到了栖息之地，而那积攒已久的浪漫情愫终于得以点燃，能够伴随着生命的脉搏实现铿锵有力的跳跃。
（二）爱与死亡的暧昧
“当他（蒋光慈）与宋若瑜踏上致命的红毯时，他们不仅重演了生死同衾的古典戏码，而且还展现了一种视死如归的殉道（主义）心志。”[2]111蒋光慈与宋若瑜的生死之恋是十分浪漫的，这种浪漫既源于爱情开始时的勇气与执著，更多地在于伴随死亡而来的更加绵长的思念。以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给蒋光慈与宋若瑜的爱做注解，其凄美的“浪漫意味”是十分悠长的。
“世界和生命中最富有悲剧性格的是爱。爱，在本质上具有某种悲剧性的破坏力”，“当爱涌现在心灵低处的刹那，死亡也同时存在。爱是悲伤的慰藉，是对抗死亡的唯一药剂，因为爱就是死亡的兄弟”。“爱是死亡的兄弟、儿子与父亲，而死亡是爱的姊妹、母亲与女儿，爱的最深处包含着最深沉的永恒的绝望，而从其中跃现希望和慰藉。”[3]86-87爱与死亡一直处于一种极其微妙的关系当中，宋若瑜是一个面临死亡的肺病患者，那种徘徊在生与死、爱与遗憾中的复杂性考验了蒋光慈的忠贞与英雄情结，蒋光慈与宋若瑜义无反顾地走到了一起，于是也就上演了一场充满血色浪漫的生死之恋。在本质上说，爱与死亡本是一体的，而蒋与宋的感情特殊在必须无奈地以对死亡绝望的预见为开始，死亡作为一个永恒的梦魇，时刻提醒着他们生的短暂性，破坏了他们“永远地相偎、相抱、相聚、相恋以终古”的誓言。也许，他们的结合是为了克服生命的短暂，渴望得以延长生命的长度。然而当这种渴望终究是不能实现的，因为死亡，所以这种爱中包含了最深沉的永恒的绝望，也就更加凄美与浪漫。
（三）有限生命时间中的强烈“生命感”
爱妻宋若瑜的死，不仅让蒋失去了爱情，不久也便意识到死亡的逼近（也患病）。此刻，对生命有限性的沉思，对于虚幻般无法掌控的死亡意识的威胁，一定加重了蒋光慈的痛苦。蒋此刻的存在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向死的存在”。然而“生命的完满不是通过无限的获得所能拥有，恰恰是因为生命拥有死亡才获得圆满”，“死亡是生命的一个必要的参照坐标”；同时“死亡也是生命开展的驱动性力量”。[5]这未来的而又终会到来的死亡激发了蒋光慈生命的“力”道，“死亡反弹起了生命的魅力”：[6]根据吴腾凰编写的《蒋光慈年谱简编》，宋若瑜1926年11月6日病逝，而1927年27岁的蒋光慈作品颇丰――1月出版诗集《哀中国》、短篇小说集《鸭绿江上》，4月发表《短裤党》，6月发表诗歌《到武汉以后》，10月写成长诗《哭诉》、出版中篇小说《野祭》，开办春野书店，出版《太阳月刊》，11月出版书信集《纪念碑》、写成中篇《菊芬》、编著《俄罗斯文学》。
蒋光慈生命中这段充满血色浪漫的生死之恋，一度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蒋光慈在对爱情的追求、表达以及选择上，都饱含了热烈、浪漫、理想主义与英雄情结，其与宋若瑜的书信集《纪念碑》的热烈程度绝不亚于当代。这种对于浪漫的主动追求与向往不仅反映在蒋光慈的个体感情中，同时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在其“革命加恋爱”题材小说的写作中，蒋氏的浪漫更是得以“泛滥式”地抒发与表达，那种情有独钟、矢志不渝的执著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令人感动的。
二、革命何以浪漫
“革命”与“爱情”作为两个迥异的题材，而蒋光慈却在书写革命时加入了爱情，这一创作倾向是诗人的浪漫天性使然，还是另有原因？“革命加恋爱”小说的写作一方面让蒋光慈的作品风行一时，另一方面也让蒋光慈处于众矢之的，面临各方猛烈的抨击。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蒋光慈在贫困交加、到处受追捕和迫害的情况下，仍能够出生入死，进行革命文学的创作？是蒋光慈的信仰，还是单纯地为了谋生？
（一）“革命”与“爱情”的共通之处：虚幻感
为什么蒋光慈对“革命中书写爱情”情有独钟？个人认为是因为革命与爱情具有一种共通的东西：虚幻感。爱情是一种直觉，而非理性判断，像“美”一样，无以名状、无法描摹；而革命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不确定性，无法预测、难以把握。“虚幻”是二者之间的共通之处，这份具有不确定性的虚幻感――朦胧、神秘、浪漫。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将永恒与不朽作为自己的终极追求，而在爱与被爱中能够实现人类的这种对于永恒的渴望。”[3]40蒋光慈作为一个富有浪漫情调的诗人，具有对于不朽的渴望，因此追求浪漫的爱情成为一种天性。
而虚幻的爱情在与虚幻的革命不期而遇的时候，点燃了蒋光慈的革命激情，追求爱情与向往革命变得相得益彰，并不矛盾。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对于“革命加恋爱”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书写生命，不是被迫的，而具有主动性与自觉性。人类追求永恒与不朽的渴望，成为这种写作的内在驱动力。实际上，这种对于浪漫的书写与追求，不但符合蒋光慈的创作个性，也唤起了社会的共鸣，实现了蒋光慈所宣称的“鼓动社会的情绪”的责任。正如夏济安言，“帮助他们（“革命加恋爱”小说的创作者）的书畅销的不只是革命的热情、粗暴的描画，而且是美味的伴有苦涩甜蜜的并以爱情为佐料的革命的出场”。[7]
（二）对“革命”的信仰与理想主义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蒋光慈锲而不舍地进行着“革命加恋爱”的革命书写？夏济安先生认为蒋光慈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以诗人自居，浪漫是其有意的效法，并且至死不变”。某一种至死不变的追求难道不是一种感人的执著吗？这种锲而不舍与执著难道不是一种前进的驱动力吗？对于革命中的血腥、与眼泪一直是蒋光慈感兴趣的描写对象。革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希望，蒋光慈乐观地相信通过革命可以找寻到人生的出路。革命，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号化，变为“理想”、“信仰”以及“流血”等的代名词。而“信仰是建立在不确定性上的信仰，信仰就是信仰希望，在基督教文化中，信仰上帝就创造了上帝……”[3]112的确，革命本身就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而在革命者虔诚地信仰革命的时候，这种信仰也就变成了一种力量，推进了革命的历史进程。于是，浪漫主义诗人蒋光慈怀揣着理想主义，在各种压力之下坚定不移地进行革命题材文学的创作。
在另一方面，写作确实能够给蒋光慈带来不菲的收入。根据吴似鸿的《回忆录》，1930年吴似鸿搬进蒋光慈公寓时的见闻：“蒋在沪东西华德路的住宅是二楼套房公寓。兼作他书房的方形客厅内有两张软垫椅子，一张皮沙发，一个写字台，一个餐桌和两个放满俄文书的书架。后面是卧房，另有女佣的小卧房，女佣是个老妇。”在吴似鸿的《回忆录》中还有一个细节：“被共产党开除时他去银行提出存款，结果有一千元。”[1]由此见得，稿费与版税确实也能够算作蒋光慈奋力写作的一个强有力的驱动力。
革命何以浪漫？这种将爱情、英雄主义、侠客精神与革命融为一体的个体化书写，本身就将“革命”赋予了浪漫色彩，而蒋光慈在书写革命中对自身生命的主动书写更具感染力与浪漫情怀。
三、对1930年蒋光慈退党的再思考
1930年的退党风波是极具浪漫气质的蒋光慈留给文坛和党内的永恒回忆。短暂的生命中其身份具有多重性与复杂性，在16岁的少年时代“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其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并成为早期无政府主义社团的创立者，青年时代成为早期的职业政治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名噪一时的革命文学作家，其兼具诗人、小说家、无政府主义信仰者和共产党员多种身份。蒋光慈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虽是学术界的一个常识问题，但这一主题的学术研究较匮乏，范围较小，成果较少。一方面由于无政府主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被看成是反动的思想潮流。另一方面是由于蒋光慈头上的革命政治光环掩盖了他驳杂的思想构成。
在评价蒋光慈晚年“退党”这一现象，以往研究主要有三种解释：第一，偏于政治色彩的批判：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作祟。第二，其退党是诗人气质的流露，坚持文学创作者身份的独立性，是对个性化的自觉坚守。[8]第三，蒋光慈文学观决定了他在革命中的自我定位：区别于革命家的革命文学家。[9]然而，运用无政府主义思想对“蒋光慈退党”却有全新的解释。蒋光慈在生命情感和革命理念之间，在文学的感性经验和意识形态之间，在甘愿流血牺牲的革命家和书写革命的文学家之间，一直无奈地徘徊，焦灼地挣扎着，最终仍坚持做书写革命的作家，而并不做甘愿流血牺牲的革命者，递交了“退党书”，被开除了党籍。这一富有个性与挑衅意味的行为，隐含了蒋光慈驳杂的思想构成。
刘思复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第二代代表，也是一代宗师，这一鼎盛时期形成的“师复主义”精髓与蒋光慈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师复主义的精髓有三点：第一，无政府主义当以破坏为主。这一点也正暴露了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破坏性与局限性。第二，要求绝对自由，不建立政党。政治斗争是污浊的，政治家争权夺利的工具，不能给人们带来任何的利益，他一生秉持政治冷淡主义，幻想在政治外消灭政治。第三，师复把无政府主义运动分为传播阶段和平民大革命阶段，而传播又可采用两种手段，一和平手段：即文字宣传；二激烈手段：抵抗、扰动。当前在中国，其他问题都谈不上，文字宣传是师复无政府主义活动最重要的内容。[10]蒋光慈一生为革命所做的贡献既是进行文字宣传，他创作诗歌、小说，创办文学社，办报纸杂志，而对流血于街头的暴动这种革命活动，作为诗人的蒋光慈认为是蛮干与白白送死，在二者的龃龉与夹缝中，蒋光慈选择了退党。少年时代“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其个人行为中明显有着遗留，不仅如此，蒋光慈的作品中人物的行为与思想也有无政府主义思想有耦合的部分。因此，蒋光慈作为革命文学家的动机与精神支柱不仅是革命高涨的热潮激起了他的热情，更多的是源于他内心对“自由”的渴慕与无限追求。
蒋光慈作为早期革命文学的倡导者，“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的开山鼻祖，以粗暴的呼喊和打破一切的反抗姿态愤然出场，成为闪耀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璀璨明星。而后经历了几年辉煌与焦灼、激情与抑郁相交织的生活，最终在耻辱和寂寞的而立之年，悄然陨落。一直以来，对于蒋光慈的抨击之声实在很多：批判其思想的不纯正，创作的散漫、粗糙、无技巧，小资产阶级情调，性格的浅薄、狂妄、自负、偏执、滥情等等，本文并不旨在为蒋光慈歌功颂德或者进行体无完肤的批驳，仅在于对蒋光慈其人及创作进行客观、公正的认识。实质上，蒋光慈确实不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但是，在各种高压之下不断创作的执著精神是打动人的，这种将爱情、英雄主义、侠客精神与革命融为一体的个体化书写，本身就将“革命”赋予了浪漫色彩，而蒋光慈在书写革命中对自身生命的主动书写更具感染力与浪漫情怀。同时，其作品在革命年代起到的宣传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蒋光慈是时代成就的英雄，同时也随着时代的变迁遗憾而终。这一历史中的风云人物，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其进行个案分析对研究左翼文学、文学与政治关系这一主题，是有必要和价值的。
参考文献
[1] 夏济安.黑暗的闸门――蒋光慈现象[J].庄信正，译.现代中文学刊，2010（1）.
[2] 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革命加恋爱――茅盾、蒋光慈、白薇[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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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吴腾凰.蒋光慈传[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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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赵江滨.生命，坟及坟的那一边――对《过客》的重新读解[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4）.
[7] 刘剑梅.革命与情爱[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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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吴述桥.文学家在革命中的位置――蒋光慈与托洛茨基文学思想[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
生命之爱作文范文6
[关键词]宗璞小说；生命美学；爱与美；人性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6-0061-03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宗璞可谓是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她说：“没有真性情，写不出好文章。如果有真情，则普通人的一点感慨常常很动人。如果心口不一，纵然洋洒千言，对人也如春风过耳，哪里谈得到感天地、泣鬼神。”①在我看来，她正是以这样的一种真性情即“诚”为自己创作的圭臬，以一种纯净的道德感精心勾勒出了她的小说世界、精神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她对生命的信仰与热爱，对于生命价值的探索与追求无处不在。生命美学立足于生命的体验，聚焦于对生命价值的关照，使审美的主体与审美对象相沟通，消解了以传统的西方审美方式求美而导致的价值主体的缺失。宗璞的创作正是这样，她不直言美，美却贯穿在她创作的始终，渗透在她的每一部小说中。
生命美学是对生命价值的关照和弘扬，是人文精神的本真显现，是人本主义思想在美学领域的延伸。生命美学立足于生命活动，通过生命活动、生命的自由表现来揭示生命的价值、人的价值，确证人的本质力量，体现出对必然、对有限的超越，并借以发现、找到自己的本真、彼岸，从而寻求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归宿，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潘知常在他的美学著作《我爱故我在——生命美学的视角》一书中说，在沈从文的作品里，可以发现，“生命的尊严、生命的爱在他的眼里都是无限‘庄严’的，而他写小说则是去反映这个‘生命’的无限庄严和无限的美，是去展现生命的神性，是去看护生命的尊严。看到生命中爱与美的获得，他去表现——去赞美；看到在命运的沉重碾压下美和爱的沦落飘零，他也去表现——去悲悯，在他的作品中，充盈着爱的力量和爱的觉醒”。②而看宗璞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评论同样适用于她和她的作品。
一、宗璞生命美学的内涵及其在小说中的具体体现
（一）生命的本质：爱与美
谈到宗璞的生命美学观，我们不得不和她浸润于中西文化的独特经历联系起来，孙犁说：“宗璞从事外语工作多年，阅读外国作品很多，家学又有渊源，中国古典文学修养也很有底子。”③我们知道，宗璞的父亲是哲学大家冯友兰先生，但也许有人不知道，宗璞的姑姑冯沅君也是很有名气的，是新中国第一位女一级教授，在“五四”时期她与冰心、庐隐、凌叔华齐名，是中国新文学女性作家的先驱，后来成为古典文学专家。而她母亲任载坤则毕业于当时的女子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她的叔叔冯景兰是著名地质学家。我们可以想见，宗璞生活在一个文化氛围怎样浓厚的家庭环境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古典文化的熏陶浸染，并于潜移默化中成为她自己的一种人格修养的内化。而她自己，则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并在日后长期从事英国文学的专门研究和译介工作，也因此而吸纳了西方文化的一些素质，使得她的视野更为开阔、开放，而不是固守的、封闭的。这种中西文化的共同浸润和滋养内化为她自己的一种品格，又通过其文学作品显现出来，使得她的作品尤其是她的小说，于有意无意之中展现出一种生命美学。
“从最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上讲，人类对于美的需要正像人类需要钙一样，美使得人类更为健康。”④文学创作中也不例外。“文学必须真实地反映人生才能获得自己的生命，这一点是新时期作家们普遍的认识。”⑤宗璞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难发现她的文学作品往往反映真实的人生，以己之情，关照人生，渗透着爱与美。我们看宗璞的小说《红豆》，主人公齐虹和江玫之间的爱，尤其是齐虹对于江玫的爱更是深入骨髓：“我们有些看法不一样，我们常常打架，我的脾气，确实不好。不过，那有什么关系，反正我只知道，没有你就不行。”⑥局势紧张时，他打算随家里去美国，并想要江玫同行，但遭到江玫的拒绝时，他说：“我恨不得杀了你，把你装在棺材里带走。”⑦甚至在将要离开的时候带着一个魁梧的司机企图抢走江玫，尽管齐虹的行为近乎疯狂，近乎癫狂，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他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的行为背后的出发点是对江玫的爱，出于对江玫深深的爱。也正因为如此，最终，他把飞机票撕成几片，尽管自己的脸“因痛苦而变了形”，但还是成全了他所爱的人的选择与追求而独自离开。这是对于生命中爱的成全、美的成全。在宗璞的其他小说如《团聚》、《熊掌》、《三生石》等中，也自始至终贯穿着这样的爱与美，使她的作品具有了生命力，长久地闪耀着熠熠的光辉。
（二）生命的基本属性：对爱与美的追求
爱与美是生命的重要支柱，对爱与美的追求则是生命的基本属性。“人的生命具有双重的属性。作为物质形态的人是它的第一属性，它是生命的载体，但这不是人的生命的全部。人的生命的本质属性乃在于人性中的真、善、美的锻造，是对生命价值与人生意义积极的追求与履践。”⑧《野葫芦引》中的凌雪妍早期是一个典型的大家闺秀，只是单纯地爱着卫葑，单纯地希望能够和他相守到老，直到后来，卫葑去了延安，父亲凌京尧出任伪政府的华北文艺联合会主席时，她所有的小姐梦都被活生生地撕碎了。她爱自己的丈夫，也不忍抛下年迈的双亲，不忍看着父亲自己跳入火坑，晚节不保，她为此痛苦、纠结，最终，她登报和父亲凌京尧脱离父女关系，毅然决然地奔赴延安，奔向她那亲爱的人儿。在这一系列活动中，不论是早期对卫葑单纯执着的爱，还是后期与任伪职的父亲脱离关系、奔赴延安的毅然决然都是雪妍的成长，都是她对爱和美的探索，对爱和美的不懈追求。虽然最后她不慎落水，但是在她有限的生命里，对爱与美的探索和追求从未止步。
《胡子的喜剧》里，出国三个月的吴光回来时，留着一脸的大胡子，他的领导、同事提醒他这不符合一个政府工作人员的形象要求，而他则以为，这是对于美的一种追求，无伤大雅，更不会妨碍到别人。可是，慢慢地，他被大家送以“人猿泰山”的美名甚至被“光荣孤立”，甚至本是工作骨干的他，自从与胡须为伍，有些场合竟不获准参加，一度与他的关系处于“微妙状态”的姑娘春山，不大愿意与他来往了。但同样的胡子，偏偏就有那么一个人欣赏、喜欢——照相馆里的年轻女子秋水赞叹吴光的胡子“真好看”。因为胡子，他们成为知己，又顺理成章地成为恋人，继而水到渠成地成了夫妻。同样的胡子，同样的人，在不同的审美观里，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感觉，因为对于美的追求不同，春山和吴光的浅浅情愫就被扼杀在了摇篮里，因为对于美的追求的契合，对于美的感受的一致，秋水和吴光的爱得以开花结果。最后的结局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对于美的趋同感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而相互之间深沉的爱又使他自愿趋同于她的感受，自愿追求另一种美，也已不愿“与胡子共存亡”。对爱与美的追求是人一生的执着，生命因之而精彩！
（三）生命美学的核心：人性
“生命美学只与悲悯、仁慈、爱心密切相关。对于那些灵魂高贵、精神健全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即使承受痛苦、担当患难也始终洋溢着人的尊严、喜悦的人来说，对于那些由衷地爱人类、爱生活的人来说，生命美学应该是与生俱来的。”⑨通读宗璞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她写人性，往往是通过对比反衬来展现人物身上的那种美好——人性中的真、善、美，她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尤其是主人公往往是真善美的化身，具有无限的人格魅力，他们把爱与美作为自己生命的追求，闪耀着人性之光，这种人性美的延伸，便是生命美的表现。
二、宗璞生命美学观在其小说中深层次的张扬
（一）民族生命之美
通读宗璞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她的骨子里凝注着一种深沉的民族责任感，她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沸腾的爱国情，而这些情感又熔铸、投影在她所创造的小说世界里，聚焦在她所创造的人物身上，使得这些人物的生命往往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
在《野葫芦引》里，我们看到的是那种汩汩涌动的生命力，是那种喷薄欲出的视死如归的民族责任感。在祖国生死危亡之际，大家团结一致，万众一心，誓死保卫祖国，甚至“祖国土地上的每一棵草，每一粒沙都动员起来了，哪怕滚着，爬着，都在酝酿准备，要去打赢那无论多么惨烈的战争”，⑩“每个人负起自己的责任，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哪怕这力量极微薄，合在一起，便不可挡”。11这就是中国人，亿亿万万的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压不弯的、永远坚挺不倒的脊梁，这就是亿亿万万个个体生命支撑起的民族精神！所有那些忠贞的战士，所有那些死去的魂灵，他们用生命为我们保驾护航，才有了国家之独立，才有了中华民族之屹立不倒。他们用满腔的热血甚至是生命抒写了一曲无私的民族大爱之歌，他们用鲜血铸成了我们的民族魂，延续着我们的民族生命，坚强不屈，生生不息。
（二）个体自然生命之美
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是这个世界的一抹抹亮色，因为有了它们的存在，这个世界才显得姹紫嫣红、生机勃勃。人类往往以高级动物自居，殊不知，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动植物的生命也同样精彩纷呈，自然界的万物也同样引人注目。
宗璞在创作中，往往能够以一种敏锐的眼光关照自然万物，可能大家较为熟知的是宗璞的散文《紫藤萝瀑布》中那些精彩的描写，但是，宗璞的小说中这样的场景也俯拾即是，为整个小说增色不少。最精彩的莫过于《东藏记》开篇对于云的一些描写，宛若一幅美丽的画卷，纵使没见过那云的人也感觉身临其境，真真的写活了，写绝了。“在郊外开阔处，大朵的云，环绕天边。如一朵朵巨大的花苞，一个个欲升未升的氢气球。不久化作大片纱幔，把天和地连在一起。天空中的云变化更是奇妙。这一处如山峰，层峦叠嶂，厚薄相接处似有溪流落下，那一处如树丛，老干傍着新枝。这一朵如花盆中鲜花怒放，那一朵如小船，正待扬帆起航。它们聚散无定，以小朵姿态出现总是疏密有致，潇洒自如，以大朵姿态出现则如堆绵，如积雪，很有气势。有时云不成朵，扯薄了，撕碎了，如同一幅抽象画。有时又几乎如木如石，建造起几座七宝楼台，转眼便又坍塌了。至于如羊如狗，如衣如巾，变化多端，乃是常事。”12这段话中，通过文字层面的自然景物之美，可以感受到文字背后作家善于体察的心，感受到作家对生命的赞颂。
（三） 个体精神生命之美
人的自然生命固然重要，但“人的生命之美的高峰绝不在揽镜自照中的尊容眉眼，也绝不在人前炫耀的风姿秀丽，而在那没人能看到却能感受到的心灵”。这就是说，在珍惜自然生命之外，还要自觉追求精神生命，有人格理想和人格意识，讲究做人之道，即追求精神生命之美。我们在宗璞塑造的人物身上很容易发现这样一种自觉的价值趋向和精神追求。
而这种自觉的价值趋向和精神追求，在宗璞笔下又往往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是直接地正面描写个体生命的精神之美，二是通过部分精神上有缺失的人物来侧面衬托那些灌注了作者生命美学观的、具有崇高精神之美的人物，从而在鲜明对比中愈发彰显个体精神生命之美。
周弼（《西征记》）为保护江昉而中弹身亡，倒在一片血泊中。在生死的紧要关头，他想到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所以才会那样不假思索、自然敏捷地一把推倒江昉，让子弹穿透自己。这里对周弼这个人物的塑造正是对个体精神生命之美的直接讴歌。
自然生命的消逝并不是人生命的终结，因为肉体的存在固然是生命现象所必须的一种形式，然而精神生命还有很多种存在形式：信仰、希望、爱、理想等，周弼正是出于对江昉的一种敬重、敬爱之情而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他自己的精神生命也在自然生命的消逝中得以永生，至少在江昉心里他是永生的。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西美尔说过“生命包含着比生命更多的东西”，14歌德也说过“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为了生存而放弃生存”。《西征记》中的周弼、澹台玮、吕清非等人，还有许许多多像他们这样的人，以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之作注，且是恒久的注脚。他们为了“比生命更多的东西”而甘愿放弃自己的生命，为了他人和民族的生存而情愿放弃自己的生存，他们的自然生命已尽，但他们的精神生命以对他人、民族的大爱的形式为载体永生着，以他们所执着着的信仰延续着，以他们所期待的世界和平的希望长大着。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说：“生命并不无条件地给予任何一个人，给予所有人的，只是它的用益权。谁的心灵和智力留下来谁就还活着。”正如臧克家的那首小诗，“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他们就是那样一些虽死犹生的人，因为他们美好的心灵和高洁的品性，他们的精神生命远远长于他们的自然生命，他们身上散发的爱与美的光亮让他们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留存于世，像是暗夜里一柄柄熊熊燃烧的火炬，燃尽了自己，而它的光亮也超越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在宗璞小说中，除了直接弘扬赞美个体精神之美，更多通过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比来张扬一种崇高的精神生命之美。
王家理（《核桃树的悲剧》）虽然与柳清漪有约在先，却未能履行誓言，而在海外结婚生子，30年后才写了一封信，口气冷静、理性到冷酷，仿佛那些过往不过是短短三天，而不是漫长的30年。与柳清漪和阿岫几十年如一日等待的平淡日子相比，王家理去日本讲学，上英文报，看起来过得风生水起，物质上远远胜于柳清漪母女。但是，在精神上，他永远有亏欠、有污点，他的负心，柳清漪的痴情，他的轻易放手，柳清漪的执着坚守，他的愧疚补偿，柳清漪母女的独立清高，他的财大气粗，柳清漪母女的自尊自许……精神生命的高贵卑微由此可见高下。
日本警官乌木阳二（《南渡记》）约凌京尧出任华北文艺联合会主席，凌京尧这位益仁大学法国文学教授、著名戏剧家，一开始是拒绝的，甚至他还经受住了火刑、水刑。可是，面对着铁丝网里的十几只猛犬时，他投降了，他怕自己变得血肉模糊的那一刹那，尽管他一再辩称自己并不怕死，可他最后还是投降了。其实他有很多次机会离开，可是他没有，最后甚至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高自许、刚烈凛然、为拒任伪职而服药自尽的吕清非。二者相较，凌京尧的自然生命更长久，可是，他的人格也因为这长久的生命而有了顽固的污点，且伴随着他的余生，连他的女儿都与他脱离了父女关系，他的灵魂也是不安的，他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他的精神生命如同死水。吕清非则不然，他以死捍卫自己的尊严，保卫自己的信仰，也践行了“无求生以害义，有杀身以求仁”的传统道德精神，张扬了生死危亡之际“威武不能屈”的凛然气节。
综上所述，宗璞从民族生命、个体生命（个体自然生命和个体精神生命）两个方面，通过正反对比，在爱与美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展现和张扬其生命美学观，而她所张扬的生命是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抽象，她所呼唤的是人性中的真、善、美以及对生命中爱与美的追求。
[注 释]
①⑤宗璞：《小说和我》，《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
②潘知常：《我爱故我在——生命美学的视角》，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③孙犁：《宗璞小说散文选·代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④⑨潘知常：《生命美学论稿》，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页、第407页。
④⑦宗璞：《宗璞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第19页。
⑧131415周殿富：《生命美学的诉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第97页、第487页。
⑩宗璞：《西征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