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哲学论文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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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哲学论文

生命哲学论文范文1

在以生命哲学视野来审视幼儿教师研究价值,我们有必要先对当前人们幼儿教师研究价值的认识与定位作梳理与反思。当前人们幼儿教师研究价值的主要认识与定位,可以将之概括为改善教师的实践行为,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等两大方面。前者认为,幼儿教师研究是属于幼儿园教育实践研究,教育实践研究以实践为中心,教育实践研究目的的应然指向于改善教师的教育实践。“中小学教育科研‘来自实践,通过实践,为了实践’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科研所追求的是解决问题、改进教学”。后者观点是在教师专业化运动时代背景下,将幼儿教师研究赋予了促进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价值,认为立足于日常教育教学的研究(园本教研)是促进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最现实而长效的途径。应该说,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价值从内涵和层次上都远远大于和高于改善教师的实践行为,后者包含了前者。当前人们对幼儿教师研究价值的这一主要认识与定位,显然是从实用性视角出发的。在认识幼儿教师研究的价值不是立足于研究主体本身而是在研究主体之外,认为幼儿教师研究是用来满足研究主体之外的某种需要,这种定位方式是属于比较典型的工具性价值取向的表现。以工具性价值认识幼儿教师研究,表明幼儿教师研究是源于幼儿教师外部附加性需要,而非内源性需求。那么,也就意味着研究这一工具也会因外在需要的满足而弃之不用,研究活动也随目的的实现而停止,研究活动缺乏持久性。而对幼儿教师来说,职场中最大的现实需要就是自身的专业发展,且专业发展需要又往往直接体现在外在的职称评聘上。在当前教师职称评聘制度下,一旦教师评聘上高级职称,也就意味着其专业发展需要得到了满足,再往上的中学高级教师或特级教师对绝大多数幼儿教师来说只能是遥望而已。因而,将幼儿教师研究价值定位于满足教师专业发展需要,那么,一旦幼儿教师专业发展需要得以满足,而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内驱性动力又不足,则幼儿教师研究也将随之而停滞。按目前通行的职称评聘的速度,正常情况下,幼儿教师在参加工作15年左右就可以达到,以大专毕业生为入职学历,大致在38岁就可以达到职称相对顶峰,如果幼儿教师就此将职场研究活动停滞,则意味着还有15年左右的职场生活是行走在研究意蕴状态之中,这显然是一种不可想象的可怕现实。诚如是,研究在幼儿教师职场生涯中的角色只能是既爱又恨的过客,而不是形影不离的无悔伴侣。教师职业既是与知识,更是与人的灵魂打交道的职业。已知的知识要学习与运用,未知的知识要学习,更要探究。教师的职场专业活动是复杂的劳动,更是一种创造性的脑力劳动。教育工作的对象、情景、具体任务都是处于稳中有变的状态,教师职场的工作态度和教学行为应是以变应变,随机应变。有变化就意味着要有研究相随。

因而,教师职业理应是充满探究欲望的一种职业。研究对幼儿教师在教育活动来说,更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相对于其他教育阶段而言,幼儿教师是幼儿成长中的重要他人,心理学所揭示的“向师性”特点的教育学意义在幼儿教育体现得尤为突出。在实践中,常常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从班上孩子身上往往可以看出该班教师的影子,即什么样的老师会带出什么样的班级和什么样的孩子。幼儿在与教师高频次的互动中,则幼儿教师的职场“生存状态”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幼儿。一个好学习、好探究的老师,在他所带的班级的孩子必然能被这种职场生命的情绪、情感所熏陶的。幼儿教师只有能惊讶幼儿的惊讶,去探究幼儿的探究,才能有效地激起幼儿更大的惊讶与探究;反之亦然。幼儿教师研究的工具性价值取向是将研究与教学、更与教师职场生命相割裂开来,这不符合幼儿教师角色的历史与当下存在的事实,也不利于正确认识研究在幼儿教师生命哲学层面的意义。研究是幼儿教师角色应有之义,对幼儿教师来说,没有研究的教学和脱离教学的研究,则其职场生活方式都将犹如跛脚走路,既未能真实地反映研究与教学运行的应然轨迹,也严重扭曲了幼儿教师职场生活的真实面貌,使幼儿教师职场生活处于一种单向度的职场生活方式,即有教学,无研究。研究活动和教学活动本应是共同构成教师职场生命活动的有机存在,研究与教学是幼儿教师职场生命这一主体中的“一体两面”,教学与研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生共荣,共同反映出幼儿教师职场生活的本真存在。幼儿教师研究价值的工具性取向是教师职业价值工具化的自然演绎,从大家所熟知的“工程师、园丁、人梯、春蚕、蜡烛”等教师角色的隐喻中,便可知教师职业价值长期被社会工具化,教师职业生命是单维度存在,只有他向的社会维度,没有我向的内在维度;教师职业生命是用来奉献和牺牲给学生和社会,是为他人而存在。可以这样说,就当前而言从社会到教师自身都缺乏对教师职业内在价值给予足够的关注,教师职业本体性意义长期被人们所遮蔽。值得欣慰的是,在期刊文献检索中,也发现了少数学者是跳出了工具性价值窠臼对教师研究价值进行了一定的阐述,如柳夕浪(2003)认为,教师研究的价值取向是建构积极的“教学自我”。陈振华(2006)从教师生存的角度阐发教师研究的意义。吴义昌(2010)也对教师研究的生存论意义作了探析。陈学军(2012)认为,中小学教师可以从人生意义的角度思考教师研究的价值。但目前尚未发现明确地立足于生命哲学层面对教师研究价值做较全面探讨的相关文献。本文所谓的生命哲学是持广义的理解,生命哲学强调人存在的生活世界是充满意义的世界,而其中的人也是活生生的、极具个性的存在者;强调人在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在不同程度上把人当作哲学认识与理解的出发点和归宿,认为要把握这种生命存在,最需要的是一种直截了当的“思”、“观”、“领悟”,当然理智方式也是必要的。尊重与敬服人的生命意义,观照人的存在价值,对人的生命延展进行反思与追问,最终在精神与文化层面使人得到提升。费迪南•费尔曼在《生命哲学》一书的前言中指出,生命哲学之所以一直还那么有吸引力,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生命哲学认为,哲学的思考只有服务于生活才有价值,因为“我们拥有的生命是唯一的一次”;二是生命哲学的价值在于它包含的思维形式要比形式逻辑的思维形式更丰富、更灵活。

二、本体性意义:在生命哲学观照下幼儿教师研究的应然转向

以生命哲学视野来审视幼儿教师研究,则必然要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幼儿教师研究与幼儿教师职场生命有何联系与意义。笔者认为,幼儿教师职场生命是专指幼儿教师作为特定的社会角色的生命存在,其不同于教师自然生命,也不同于幼儿教师在其他领域活动的生命呈现。幼儿教师研究,不仅是幼儿教师职场生命的有机构成,而且有利于唤醒幼儿教师的职场生命意识、深化幼儿教师的职场生命体验以及创造幼儿教师的职场生命价值,即确立起幼儿教师研究的本体性意义。

(一)唤醒幼儿教师职场生命意识

幼儿教师职场生命指的是幼儿教师作为特定的社会角色的生命存在,其生长与发展是建基于职场活动之中;其不同于幼儿教师的自然生命,也不同于幼儿教师在其他领域活动中的生命呈现。而所谓的幼儿教师职场生命意识,则指的是幼儿教师在职场活动中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意识。生命哲学认为,生命是意义的存在,生命是有追求的,是不断寻找意义的存在。马克思说“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的过程。”幼儿教师职场生命及其意义在其职场实践活动中展开。幼儿教师是怎样表现他们自己职场生活,他们的职场生命也就以怎样的方式而存在的。“人的整个生命机能正是在这个学习与创造的过程中,亦即正是通过创设‘属人的现实’而由自然原始性的生命向着主体的、属人的生命即‘自由自觉’的生命不断地生成的。”幼儿教师职场生命要走向“自由自觉”,则唤醒幼儿教师职场生命意识即是首要的前提,有了职场生命意识,明白了职场生命为何与何为,也才能主动去追求职场生命的意义。研究对幼儿教师来说就意味着是一种怀疑、批判和探究。幼儿教师所研究的乃是其职场生活中所境遇的实际问题,是“我”的问题。在对“我”的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其实就是幼儿教师对问题中的“我”保持一种批判反省的态度,以不断地澄清、质疑问题中的“我”背后的预设、信念、思维模式,从而开启了新的视野,摆脱了问题中“原来的我”,并从中获得内在的启蒙和解放的力量。幼儿教师在基于职场活动的研究过程,其实就是其不断地认识、反思与评价职场中的自我,并由此而获得职场中的某种自我意识,即获得了一种生命在场的职场存在意识,一种对职场生命为何与何为的自我关注的意识。关于教师研究与教师职场生命意识的关系,也许从时下在教师研究中所倡导的叙述教师教育情境中的真实故事,寻找故事背后的教育意义的教师叙事研究,更能管窥教师研究本质之一斑。教师叙事研究的过程就是教师对职场生活意义的体验感悟与发现,以及建构积极自我的过程。有学者明确指出,“关注自我与自我职业的教师研究,本质上即是教师自我意识的彰显,是一种自我理解、自我发现的过程,是教师从‘不自觉人生’走向‘自觉人生’的体现。”而若从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的观点出发,也可推知,研究即是幼儿教师职场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对幼儿教师而言,“我思我在”,那“我所思”必然是生命哲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即“生命是什么”的问题。也许对幼儿教师职场生涯而言,不同职场阶段所关注与所境遇的问题不同,相应的所研究的问题也是不尽相同,但贯穿于“我思”的主线仍然是基于职场生命及其意义的追问。幼儿教师有了对职场生命及其意义的追问,也就意味着其职场生命意识的觉醒。如果说“教育是唤醒人的生命意识的一种活动”。那么,教师理应先唤醒职场生命的自我意识,唯此,也才有可能去承担起唤醒受教育者生命意识的神圣使命。一个人在职场生活中没有养成研究的习惯与能力,怎么有可能去思考起职场生命这一沉甸甸的主题呢?不研究、不质疑、不思考的幼儿教师,则意味着其职场生命只能是无意识或无奈地生活在工具性价值的世界里,其职场生命是难以超越生命的自在性和盲目性。生活盲目,生命则必然是苍白的。

(二)深化幼儿教师职场生命体验

生命哲学认为,体验是生命存在的方式,主张通过体验来理解生命,认为最能感受和表达生命存在的直接方式是人的体验性。生命体验是一种生命历程,是在生命个体经过努力而主动争取后得到的一种体验,生命的这种“体验”是超越基本的感性“经验”,比感性“经验”更内在、更本源,它“跃入”生命内部去感受,又“跃出”生命去反观。生命体验是直接指向主体自身,是内化于主体生命世界的有异于外在世界的原初体验。不断的体验构成了人的永不停息的生命。生命体验是生命活动的过程,也是生命活动的结果。在幼儿教师职场生命中有什么样的职场生命体验,也就决定其拥有着什么样的职场人生。研究作为幼儿教师职场中最具有挑战性、创造性的脑力劳动,无疑是最能让幼儿教师的职场生命体验带来最别样的感受。研究对幼儿教师职场生命来说,可以拓宽其职场生命体验的广度,提升其职场生命体验的高度,从而深化了其职场生命的体验。研究可以使幼儿教师养成一种批判的态度、怀疑的眼光来看待惯常的职场生活周遭的一切,改变幼儿教师职场思维方式,让幼儿教师能积极地找寻职场日常生活中的教育意义和生命意义。幼儿教师因研究而改变了其职场行走方式,从而其职场生活显现其本真之貌。不同的职场行走方式,意味着其职场生命的体验方式也是不同的。研究无疑是最能激起幼儿教师对职场生活的怀疑与好奇之心,研究使幼儿教师对职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想去探究一番的冲动和必要,因而研究大大地拓宽了幼儿教师思考的范围。在“研究性思维”视域下,幼儿教师职场生活呈现了职场生活的本真性———多样性、丰富性和情趣性。在教育活动中,每个教育对象都是活生生的、富有个性的、正在成长变化的个体,教育情境也一直是稳中有变,人是活动的、景是变化的,职场生活本身就是弥漫着一种不断在变化着、生长着的浓浓气息。因而,叶澜教授曾有四句新基础教育的名言“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把班级还给学生,让班级充满成长气息;把创造带给教师,让教育充满智慧挑战;把精神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师生,让学校充满勃勃生机。”而为什么现实中的很多幼儿教师的职场生活却是灰色的呢?教学生活是昨日故事的重复,职场生涯更是没有乐趣的孤独之旅。这是因为幼儿教师职场活动长期处于“研究空场”的生活世界里。因为缺乏研究的观照,日复一日的职场生活也就慢慢地涂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灰色,看不到职场生活丰富多彩的一面,工作没有乐趣,职场生命的体验是单调的,职场生命也自然失去应有的活力与冲动。研究是一种对未知事物的探寻,幼儿教师研究的过程也是其职场生命能量贯注与释放的过程。对幼儿教师来说,研究的过程是艰辛的,研究所带给幼儿教师的是艰辛的意志考验和强度的智力挑战,浓烈的情感体验,这一切无疑说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研究所带给幼儿教师的是职场生命的深刻化体验。研究使幼儿教师获得依靠自己力量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能。在研究中解决了问题,在研究中获得了成功的体验,这无疑可以使幼儿教师认识到自身能力的存在。研究为幼儿教师开启了职场生命潜能得以现实证明的另一扇曾被尘封的大门,让幼儿教师的职场生命存在获得了根本而有力的自我确证。在职场生命得以有效的自我确证中,让幼儿教师深深感受到他们不再是知识的纯粹的消费者,更不是知识的奴役者;他们是知识的驾驭者,甚至是知识的生产者之一,研究使得幼儿教师得以走向职场生命自尊。“Piaget(1966)极力倡导教师参与教育科学研究。他认为中小学教师正是由于脱离了科学研究才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学术声誉和专业化地位,不能像医生、律师、科学家等职业一样享有受人尊重的地位,他主张通过参加教育科学研究使教师获得应有的尊严,使教育学成为‘既是科学的又是生动的学问’。”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曾这样说道,“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一些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你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正是因为研究具有深化幼儿教师职场生命体验的功能,让幼儿教师有效而有力地确证了职场生命的力度、广度和高度,研究也才能给幼儿教师带来职场的幸福之感。

(三)创造幼儿教师职场生命价值

生命哲学认为,生命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这种超越性就来自于生命与生俱来的能量与活力,因而,生命具有无限可能性。生命哲学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柏格森认为,“生物是生命的载体,生命的冲动有一种内在的需要,就是创造,这是生命本真的意义之源。”正因为“创造进化”,人类和宇宙人得以发展,生命的意义得以不断更新。关于生命的超越性和创造性特征,齐美尔提出了“生命比生命更多”“生命超出生命”这两个著名的命题加以说明。他认为,生命有超越自身的能力。生命过程是不断保持生命自身,不断壮大、发展生命自身的过程。但是生命的含义不仅仅于此,它不仅创造更多的生命来时时更新自己,而且从自身创造出非生命的东西,这些东西又具有他们自己的规律和意义。正因为人的创造性也才让人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与确证成为可能和必然。“人是一个意义的存在,人的生命意义的追求和获得是人生命的一种自觉活动,是人生命存在的本质特征。”对幼儿教师而言,其职场生涯必然要承载着创造生命价值的使命。生命价值是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辩证统一。人既要注重自身价值的满足,又要注重社会价值的提升。人在满足自己的自然生命的基础上,还要不断超越自然生命,追求生命的意义,体现生命的价值。幼儿教师职场生命价值就是在育人育己的同时,完成自我生命在职场生涯中的自我确证和自我实现。概言之,就是“达人达己,己达达人。”幼儿教师所从事的研究活动,是有效地完成其职场生命价值创造的不二法门。研究对幼儿教师来讲是最具有挑战性的脑力劳动,是幼儿教师在职自我学习、自我进步的最好途径。幼儿教师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时段的研究,其实就是在特定领域特定时段对幼儿教师智力的最大挑战。因为其所研究的问题是自身已有知识与经验所不能有效解决的问题,幼儿教师必须要有效地调动起已有知识结构,通过积极吸纳新的知识,并加以创造性地改造与应用于问题的研究与解决之中。因而,研究也是学习难度与强度最大的一种在职学习方式。研究有助于教师自身经验条理化、理论化,使已有知识结构化、系统化,是教师更新知识,并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的重要途径。研究锻炼了幼儿教师自身能力,让幼儿教师看到自身的能力潜能和真实力量的同时,也提高了幼儿教师专业水平,更重要的是能有效地增强幼儿教师自我效能感,使幼儿教师专业发展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由此看来,研究所带给幼儿教师专业水平提高的事实,其实就是为幼儿教师在职场生活中有效创造生命价值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如果说幼儿教师本人是教师专业水平提高的第一受益者,那么,幼儿则是第二受益者。高水平的专业教师无疑能在其职场生涯中更有效地促进幼儿的身心全面和谐发展,更能担当起“培养人”的职业使命;同时也更能体会到职场成就感与幸福感。研究使幼儿教师满足了自身专业发展需要,创造自身职场生命自我价值的同时,也使幼儿教师更好地履行社会所赋予教师角色的神圣使命,为社会培养优秀人才,创造了职场生命的社会价值。幼儿教师对某个问题的研究其实就是丰富和加深其对某一问题的个性化认识,这一基于研究而获的个性化认识,即“研究成果”对幼儿教师来说,既可以将此个性化认识应用于问题解决之中,即将研究成果转化于个人的日常教学活动之中,改善教学行为,提升教学效益,促进幼儿发展。幼儿教师劳动是一种精神性劳动,幼儿教师劳动成果更大程度上是体现在幼儿的身心成长之上。幼儿身心的健康茁壮成长,就是幼儿教师研究成果在教育实践中的最有价值的转化与体现。幼儿教师可以将基于研究所获得的个性化认识以文字的方式表述出来,即所谓的“将理解的做出来,将做好的写出来”。这种基于自身职场研究的论文,其实就是幼儿教师职场生命中的某一时段对某一问题所投注的精力而获得生命体验与认识的一种记录,是幼儿教师职场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幼儿教师研究论文的发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幼儿教师职场生命内在价值的一种外显的自我确证方式,也是幼儿教师职场生命的自我超越,即“生命多于生命”。

三、结语

生命哲学论文范文2

(一)人的双重生命观:种生命与类生命

硕士生闫凤玉认为,高清海老师认为人出现后不满足于原有种生命的这种特性,通过本身所具有的这种自为本性,使生命在性质、功能、价值和意义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对种生命的超越,形成了类生命,类生命属于自为生命。种生命是类生命的现实基础。种生命与类生命的关系是前者须以后者为性质规定,后者则以前者为实体依托,各自又只能从对方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因而人的两重生命是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关系。我们不能从单一性去看待人。既然类生命是由人创生的自为生命,那么我们认为人就是要去做:生命的意义都是在做的过程中实现的。而教育就是培养人开拓可能生活的能力。硕士生康君明认为,种生命到类生命是一个提升,即高清海先生所说的“自为”,用赵汀阳老师的话说是人是做出来的。硕士生樊榕认为,人与动物不同,不仅有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生命,还有自为自创的生命。正是人的双重生命使得人以追求幸福生活为一切行动的最终目的,这是对生存的超越。一个人的生命有无价值,取决于如何去做,如何提升自己自为生命的价值。硕士生张中伟认为,人不满足于生命支配的本能生活,人的生活是经过理解的生活。人要规划自己的人生、创造自己的价值,这说明人作为人已超越了“生命”的局限,要去追求高于生命、具有永恒意义的东西,已属“超物之物“”超生命的生命体”,这才所以称之为“人”。因此我们把握人,也就不能将其看作单纯的生命存在,仅仅理解为不过是具有某种附加值的动物生命,真正的人应该是种生命、类生命、人“三位一体”的关系。

(二)人的“类本质”

为了让大家深入理解“类生命”的内涵,刘旭东教授提出要从“类本质”的立场去认识问题,希望大家对这一词与类生命进行比较来理解与讨论。博士生吴永胜指出,高清海老师提出的类生命是对马克思所说的类特性的深化。马克思说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或者实践,这种实践让我们成为人。高清海老师认为类生命是一种自主生命,在生命的自主性上实现了对动物的那种原初的本能生命的超越。人能够对自己的生命进行自我规划、自我把握、自我期许、自我提升。这样就把人之所以为人更深入了一步。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说动物在类上就是能区分的,而人所以为人是在个别人的意义上才能区别开来。动物可以按类别区分,作为个体的动物是没有意义的,而人不是以类别来存在,是以个人来存在的,个人死了,人就死了,人是有死性的动物。但是作为类存在的动物不会死,会永远通过种族的延续而存在。人是世间唯一的有死者。硕士生黄巧玲认为,郝文武老师将本质分为现象的本质和本质的本质,本质的本质就是本体。教育的本体是指导学习,现代教育的本质是主体间指导学习。从古代到现代教育永恒不变的就是指导性学习。类本质是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博士生刘炎欣认为,社会文化的嵌入即人社会化的过程是人从种生命走向类生命的一个发展过程。冯建军老师将生命分为超生命、自然生命、精神生命、社会生命等等,都是从人的本质角度去说的。他所归纳的人的类本质就是独立性、生成性、自由性、创造性、开拓性、精神性,更重要的是人的社会性和主体性。刘旭东教授指出,人的类本质是马克思想要区分人与动物的区别而提出的。类本质不能理解为所有人共同的东西。如果将类本质理解为所有人身上抽取出来的同类项,那么就曲解了马克思的意思。马克思所说的类本质是人能够把事物作为对象而存在。动物和这个世界是混在一起的,因此在动物里没有工具可言,在它的眼中没有对象,能否对象化是人的一个特点。但是类本质不仅仅在这里,是指大家都是社会人的情况下人与人的不一样的地方。“社会人”在这里是作为一个背景。而对于社会中人与人不同的地方,马克思给出了一个思想方法: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人就会在社会生活当中独特地存在和生成。但是可怕在于现在大家活得都一样,因而要去找影响人存在和发展的外部的东西。

(三)中国古代哲学中生命的内涵

硕士生陈亮认为,教育产生于人的生活实践,无论在历史进程中人类又给教育增添了多少意义和功能,都不能改变这一根本特性。因此教育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为了人更好地生活和传承。因此不论中西,人类早期乃至古代的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都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这也是教育与生命的结合点。人的生命与其他生物的根本不同点在于除了生物的意义之外还有形而上的意义。中国哲学将人的生命称之为性命,显而易见当分为性和命两部分。性是人的本体,命是承载性的器。于是,教育的任务就是修养性与命。所谓修养分为修和养两部分,修就是孟子说的求放心的求;养就是养护,使壮大发展,意义与“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当中的“养”字相同。现代教育的弊端就是忘性而伤命,与古人之修养之学大相径庭。综上,大家的共识是:人的生命是自为的,适应性与超越性并存,人只能以个人的意义存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同是社会人,每个人也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在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展开的,在生活之中生成的。

二、教育与生命

每一个生命都应是独一无二的存在,然而在现实中,人的丰富性被抹杀,正如作家王朔调侃教育所说的话“,教育把每个人培养的都跟教育一样”。针对教育现实,有学者如冯建军老师提出“教育即生命”,并对当下的工具性教育进行了批判,大家也就此展开了讨论。刘旭东教授指出,要将冯建军老师所认为的被工具理性腐蚀的教育与我们倡导的生命教育,这两种教育分别所建构的生命进行对比,进行深入讨论。

(一)工具性教育及其生命观

硕士生闫凤玉认为,冯建军老师质疑“工具性教育”,认为其使教育成为社会发展的工具,培养的人也变成了工具,其更多地是从社会而非人的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教育。“教育即生命”是从教育为了社会到为了人,为了人的生命的发展或生命有目的地自我建构,教育在起点、过程和结果之中都是和生命内在地融合在一起的。硕士生刘洋认为,冯建军老师所提到的“工具性教育”的出现不是偶然。教育过程变为把人培养为工具的过程,已失去了最初的含义。社会发展是人发展的条件,但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因而人的生活、生命质量的提升才是教育的目的。教育要在促进人的成长的过程中教其领悟生命的价值,体现教育“以人为本”的主旨。硕士生关子秋认为,挣脱自然的束缚,人类开始自己生产生活资料;挣脱神的束缚,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挣脱他人保护的束缚,康德鼓励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智。理论为我们搭建一个又一个行为模式,为我们带来效率和便利的同时,也使我们的思维成为标准件,人的个性渐渐消失在各种技术之中。诚如冯建军老师所言“文化、智慧、道德、人格等精神方面的发展”只能通过“社会遗传”实现,“教育显然是社会遗传的最有效途径”。因此打破工具理性对教育的束缚,是对教育向高深发展的呼唤。

(二)生命教育及其生命观

硕士生张中伟认为,教育必须回归到生命的基础,珍视每个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人要实现其价值必须通过教育来完成,教育要适应人的丰富性,要满足生命的需要。教育在起点上,直面人的生命;在过程中,通过人的生命,遵循生命的本性;在结果上,促进生命的成长,追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提高生命的质量。直面生命是前提,循于生命是保证,达于生命是目的,教育只有三者协调一致,才能实现其生命的本质。教育要始终在生命的前提下进行,生命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归宿。叶澜老师在论述生命与教育的关系时认为,生命价值是教育的基础性价值,教育具有提升人的生命价值和创造人的精神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精神能量是教育转换的基础性构成,教育活动就其过程的本质来看是人类精神能量通过教与学的活动,在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实现转换和新的精神能量的生成过程;师生主动、积极地投入学校各种实践,是学校教育成效的基础性保证,是人发展的重要内在保证,也是人生命特征的本真体现。生命教育是在生命活动中、通过生命活动、为了生命而进行的教育。生命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爱自己、爱他人的能力,也要提升学生对自己生命的意识和关切,对生命价值的更深思考。硕士生刘洋认为,美国学者唐纳.华特士于1968年首次提出生命教育,美国的死亡教育名为谈死,实则通过死亡教育让孩子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念,以正确的态度保持生命、追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随着生命教育思想的传播,其核心从“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来定位道德教育的目标到“鼓励和引导学生面对生命中的挫折”。硕士生魏荣国认为,柏格森说“把每一个生命当成艺术品来看待”。一块黄金一刀下去,就变成了两块黄金;一团棉花从中间一刀就变成两团棉花;但是一条狗,如果敢用一刀去对待它,那它一定不会变成两条狗,只会变成一条死狗,这就是生命的可贵之处。空间是同质性的,但是时间却是异质的。生命就是这样,每一刹那都是唯一的,一去不复返。正因如此,教育要让我们的每时每刻都有质量,而恰恰教育追求的就是使生命获得最大可能的发展,这就让教育与生命内在地融合在了一起。教育具有鲜明的社会性,但这种社会性一定是以尊重个体的生命价值为基础的。所以“把每一个生命当成艺术品来看待”是充分发挥教育能量的原点。硕士生关子秋认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在《诗经》开篇《关雎》中透露了他的教育主张:生活美好,生命宝贵,真爱尚德。生命教育是孔子给学生上的第一课,在孔子看来对青少年生命意识的唤起是教育的第一要义,也是教育的出发点。刘旭东老师从生活的角度关照生命,认为“生活过程本身就是充满智慧和挑战的历险活动”,提出“以生活世界为教育的价值目标,澄清教育理念,批判工具理性对教育的束缚”。从教育和生活紧密相连的血肉关系我们看到,生活离不开教育传承和指引,教育也无法离开生活而独立发展。实现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高水平教育,是对社会个体生命的最好关照。关照生命,以生活世界为价值目标的教育是高水平的教育,是每一个教育者的努力目标。如何通达这一目标,便需要每一个教育者用自己的爱来铺就一条教育之路,陪伴孩子不断成长,在这条独特的教育之路上,师生共同前进、发展。硕士生樊榕认为,教育是生命的必需,与生命同构。当今教育的功利性扭曲了教育的意义,忽视了教育的人文性与丰富多彩性,割裂了教育与生命的联系。因此,我们应该反思教育的价值取向,使教育真正回归生活世界。通过讨论,大家普遍认为:工具性教育建构的生命与人的生命的内涵相悖,抹杀人的丰富性,而生命教育倡导教育要珍视每个生命的独特性,使每个生命获得最大可能的发展。教育要实现向生命教育的转换,要使教育始终以人的生命为前提。人的生命在生活之中展开,因而要实现生命教育、尊重人生命的独特性就要使教育回归生活。

三、教育回归生活

紧接着,大家对“教育回归生活”这一命题展开了讨论,主要围绕何为生活以及如何理解教育回归生活两个方面。

(一)如何理解生活

明晰何为生活,即教育要回归的怎样的生活是理解教育回归生活的前提。因而,首先就此展开了讨论。硕士生康君明认为,人是交往当中的人,在交往中成长与发展,交往就是生活的一种。关于生活有很多观点,比如胡塞尔的“基底世界”、海德格尔的“存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哈贝马斯的“交往”。人在其中如何做就涉及到教育。做就是创造,教育就是用来提升人创造的能力。刘旭东老师在《对教育与生活关系的思考》一文中,提出生活有三个含义。第一是胡塞尔所说的“基底世界”,是一切可能之本源;第二是事实性的、被知觉的日常生活,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既包括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出来的历史意义上的生活,也包括当下创造的生活;第三是每个人通过各自的实践活动所开拓出来的生活,也是哈贝马斯所说的日常交往活动构成的生活世界。硕士生张中伟认为,胡塞尔所指的生活世界是和科学世界、概念世界相对独立的、原初的、直观的经验世界,它包括人们的一切实际生活,是一个我们生活于其中并能够经验到的世界,也是其它世界得以生成的起点和源头,是人们的真实世界。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慢慢地偏离了人的生活世界,教育成了外在、抽象的、绝对化的概念,忽略了其中的人性。

(二)如何理解教育回归生活

硕士生王慧婕认为,刘旭东教授在《对教育与生活关系的思考》中认为作为价值理念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首先强调教育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社会体制化的产物,其目的在于使人不断摆脱各种外在羁绊、走向自由,为此,教育要密切与生活的关系,不仅把生活作为自身的起点,也作为自身的终极目标。其次,作为试图扬弃一切遮蔽的反思批判性活动,强调现实中存在的教育事实具有历时性,不能以此作为教育的最终目标和最后根据,而必须以不间断的反思批判超越它。最后,作为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关系的价值策略,“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立足于人的生成性,强调要抛弃一切脱离真实生活的、抽象的、僵死的、直观式的教育思维,还教育以生活的本性,关注学生发展的真实需要,通过教育创新,使教育从以往单向的知识授受模式转换为基于真实情境的交往活动。硕士生张中伟认为,教育就是追寻智慧、回归生活。刘旭东教授的文章提出要从三点把握:一是以生活世界为教育的价值目标,澄清教育理念,批判工具理性对教育的束缚。二是以生活世界为教育的价值源头,还教育以充满智慧挑战的本性。三是以生活世界为教育的思维方式,加强教育与生活的关联,在实践中实现教育的建构性。概括起来就是以生活世界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实践中用批判、动态的思维方式去看教育与生活的关系。教育是社会生活的必需,而不是社会体制化的产物。教育产生于人的生产生活经验的需要,与人的生活世界紧密相连。硕士生施小龙认为,作为此在之人的生命是在每时每刻的时间总和中慢慢逝去,直至生命结束。生命是自由的,不存在外在的限制与束缚。人自有生命时间起,教育就涵盖着人生,就占据着人生生活的时间。教育与生命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是教育与人生的关系,教育是人展示自身人生意义的一种必然方式。而人生的展示形式从根本上讲是对生活意义的理解与追寻。因此,教育对于生命的意义就是教育对于生活本身的意义。人存在、生活的意义不是为着外在的存在目的,其本身就是为着幸福的生活,幸福生活是人的终极价值诉求,这是不容质疑的人生命题。因此,教育对于生命的意义就是让人能够体验幸福,并在体验幸福的过程中领悟幸福的真谛,用关注人的幸福这把“钥匙”去开启“生命之门”,教育对于人之生命的意义就是不断去追寻完满的生活方式与幸福空间,进而使人生导向自由与解放的幸福过程。硕士生刘洋认为,教育一直被冠以“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人们也都认可教育的功能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决定了教育就是“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唤醒”。孟建伟教授指出当今教育存在着一种实证化、功利化、技术化和模式化的倾向,即教育活动的中心似乎只是实证化和功利化的知识,而不是活生生的人;教育过程仿佛是技术化、模式化的生产流程,而不是对人的全面而充分地培养。在当今教育活动中,师生之间平等关系逐步窄化,师生之间关系淡漠,教师角色从全方位地协调向单一的知识传授者转变,教学过程注重知识传授而忽略对学生道德、人格、生命的教育,学校注重学生“学科知识”的教学,中、高考成为学生学习的唯一目标。提出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是对教育的促进,它提倡以日常生活为依归,力求创造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人作为主体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教育要在生活这个充满无限挑战的情境下进行,寻求人的无限发展。

四、结语

生命哲学论文范文3

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论文。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继续搜集文献,以求获得更充分的认识。

关键词:

灾害;古代文学;研究综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灾害的影响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学中表现自然灾害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论文。唐元、张静《古代灾害文学研究现状综述》(《山花》2015.5)梳理了部分相关成果,本文继续搜集文献,以求获得更充分的认识。有的论文属于概述与理论指导的研究。全方位地概括灾害与社会的关系的有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复旦学报》2000.6)一文,文章指出灾难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灾害的时空变化,灾害对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黄敏《“灾害与文学”研究范式刍议》(《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6.1)认为“灾害与文学”聚焦于自然灾害,也关注天灾与人祸的关系,是强调文学反映功能的文学研究范式,但是我们不仅要关注作品的政治、社会层面及生命、伦理层面,也要关注作品的哲学、美学层面;关注对灾害的本体性书写,强调在灾害面前人类应该具有的现代思想,即哲学层面的思考。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古代灾害文学,近年来比较显著。如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结合经学与政治,宏观探讨灾异观念,文章指出,灾异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实践影响很深,远不止在思想层面;同时还指出,灾异说对权力的干预和约束缺少强制性,反而常常被权力所驱使。李军《灾害危机与唐代政治》(首都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从灾害与政治的角度,讨论国家机构在面临灾害危机时的具体应对政策,包括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员的对策,同时讨论了灾害与民族战争、藩镇政策与灾民动乱问题;“灾异天谴说”在灾异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中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也指出,灾异说对政治的修正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史学界研究成果细致入微,而文学研究以史学为依据、以文学作品为基础,但史学研究成果作为文学研究的参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灾害文学进行人类学或者母题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郭子辉《灾害神话:苦难现实的浪漫外衣——灾害文学源头探寻》(《长城》2012.2)认为灾害神话作为灾害文学的源头,对于先秦以来我国灾害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但提供了文学素材,还提供了一种写作模式,一直贯穿到当代的灾害文学创作之中。李伟《先秦灾害神话之文学探析》(《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5.1),认为先秦灾害神话记录了自然灾害,表现了远古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同时灾害神话对后世文学题材、结构等方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更使其成为灾害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对灾害书写进行文学研究的成果有如下角度:以时代为单位进行研究。李瑞丰《先秦两汉灾异文学研究》(河北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试图建立“灾害文学”主题研究,并梳理灾异文学主题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围;关于灾异文学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四点:一、作为赈灾手段之一的巫术禳灾,二、农业社会中作为社会评判的工具和道德评判的尺度,三、作为记实性史料及对灾异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反思,四、作为历史记忆的体验与民族凝聚力的激发。李文娟《东汉灾害文学研究》(安徽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文章指出东汉灾害文学的表现形式以及内涵不断地得到丰富拓展,灾害文学对灾害的记录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字记载的范畴。杜玉俭、李莉《唐代文学中灾异观念的表现》(《广州大学学报》2006.6)指出灾异观念是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内容,灾异观念在唐代甚为流行,其表现形式与汉朝略有不同。以时代来限定研究范围,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分析各个阶段的灾害与文学的关系,重点关注灾异观念、道德感召,有的文章从诗文创作者角度来分析灾难对创作动机的影响,具有开拓性。

以作家或具体作品为单位进行研究。杨古月《<左传>中灾异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指出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社会的普通百姓对待灾异态度往往是截然相反的,而知识分子在谈灾异的时候,往往要把灾异和人民、君主乃至整个国家的兴亡结合起来,灾异对于上层社会的影响远远比对普通百姓的影响来得深刻。刘艺《杜甫天灾诗探微》(《杜甫研究学刊》2013.1)和吴夏平《白居易的灾害诗》(《古典文学知识》2013.3)同样如此。其中杨古月和薛雨的文章值得关注,探讨了灾异观念的变化和灾异对社会不同人群的影响,其余论文则停留在诗史互证的层面。研究灾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方面。高璐《嘉靖大地震的发生与明代文学》(《社会科学家》2013.9)指出,此次地震的发生产生的震后文学作品,使得相关的受灾场景得到了生动而周详的描述;就祭悼作品而言,个人所写的悼念诗文更具有真情实感,文学性更强;地方在震后数年内涌现了大量的重修题记,亦有可备观览之作。从文学艺术性角度探讨的,目前只有侯英、唐元《康熙十八年地震诸家诗研究》(《短篇小说》2013.14)一篇,文章从康熙十八年京畿地震诗歌入手,讨论了地震诗歌所应具备的艺术因素。此类文章从更大的角度来研究灾难对文学的影响,涉及灾害对作家本人生活的影响、创作心理的影响,更注重灾害与作家、作品的互动关系。从灾害类型来展开研究的,侯英《由汶川抗震诗歌大潮看中国古代地震诗歌》(《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0.1)归纳出古代地震诗歌在内容上的某些共同特点。此外还有杨莹樱《中国古代小说瘟疫描写与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等文章。此类文章代表性不强,灾难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与灾害的具体类型关系不大,而与灾难的造成的影响程度联系更为密切。

综述研究灾害与文学,首先应考虑灾害对社会、经济、政治、人口迁徙造成的影响,其次是是灾害对作家本人的影响,包括作家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况,其次是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对灾害的具体表现,包括文学特色、文学思想等。应以灾害给社会造成的影响为中心,以中国古代“天谴论”与“反天谴论”为暗线,以文学性最强的古代诗歌为例,兼顾古代文章与叙事性小说,分析灾害给作家带来的影响、给文学本身带来的影响,进而分析灾害与文学的互动关系。

作者:栾玉博 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生命哲学论文范文4

国家级期刊、省级期刊、核心期刊、中心核心期刊

2.学术期刊科目分类

社会科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自然科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等。

3.中国期刊方阵

“中国期刊方阵”的基本框架分为4个层面,形成宝塔形结构。第一个层面为“双效”期刊。以全国现有8135种期刊为基数,按10%—15%的比例选取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好的1000余种期刊,作为“中国期刊方阵”的基础。通过各省(区、市)和中央部委评比推荐产生。第二个层面为“双百”期刊。即通过每两年一届评比产生的百种重点社科期刊、百种重点科技期刊。每届进入全国“双百”重点期刊数量控制在200种左右。第三个层面为“双奖”期刊。是全国“双百”重点期刊基础上评选出的国家期刊奖、国家期刊奖提名奖的期刊。此类期刊约100种左右。第四个层面为“双高”期刊,即高知名度、高学术水平的期刊。此类期刊约50种左右。建设“中国期刊方阵”的运作步骤采取分级负责的形式,各省的“双效”期刊由省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按照规定比例推荐,入选期刊必须是省、部级以上优秀期刊,或有希望成为优秀期刊者。“双奖”和“双百”期刊通过评选产生。“双高”期刊由新闻出版总署、科技部确定,入选期刊均为国内知名品牌期刊。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建设‘中国期刊方阵’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由科技部负责组织的科技期刊的推荐评选工作已经结束。科技部于日前公布了评选结果,共评出716种科技期刊进入“中国期刊方阵”,高校期刊入选113种。其中,高知名度、高学术水平期刊(双高期刊)40种,高校占7种;国家期刊奖、国家期刊提名奖期刊(双奖期刊)58种,高校占3种;百种重点社科期刊、百种重点科技期刊(双百期刊)122种,高校占18种;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好的期刊(双效期刊)496种,高校占85种。《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入选“双效期刊”。

4.学术期刊基本知识(SCI、SSCI)

目前,在国际科学界,如何正确评价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已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而被SCI、SSCI收录的科技论文的多寡则被看作衡量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科技实力和科技论文水平高低的重要评价指标。那么,究竟什么是SCI和SSCI呢?我们根据所掌握的资料,简介如下:

5.SCI简介

《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简称SCI)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出版的一种世界著名的期刊文献检索工具,也是当前世界自然科学领域基础理论学科方面的重要期刊文摘索引数据库。SCI是目前国际上三大检索系统中最著名的一种,其中以生命科学及医学、化学、物理所占比例最大,收录范围是当年国际上的重要期刊,尤其是它的引文索引表现出独特的科学参考价值,能反映自然科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在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SCI创建于1961年,其创始人为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所长EugeneGarfield(1925-09-15)。它主要收录文献的作者、题目、源期刊、摘要、关键词,不仅可以从文献引证的角度评估文章的学术价值,还可以迅速方便地组建研究课题的参考文献网络。利用它,可以检索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农业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等学科方面自1945年以来重要的学术成果信息。SCI还被国内外学术界当做制定学科发展规划和进行学术排名的重要依据。目前,SCI的出版形式包括印刷版期刊和光盘版及联机数据库,现在还发行了互联网上Web版数据库。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完善,已从开始时单一的印刷型发展成为功能强大的电子化、集成化、网络化的大型多学科、综合性检索系统。目前,SCI涵盖学科超过100个,主要涉及农业、生物及环境科学;工程技术及应用科学;医学与生命科学;物理及化学;行为科学。SCI将来源期刊数量划分为SCI和SCI-E。SCI指来源刊为3500多种的SCI印刷版和SCI光盘版(SCICompactDiscEdition,简称SCICDE),SCI-E(SCIExpanded)是SCI的扩展库,收录了6650余种来源期刊,可通过国际联机或因特网进行检索。ISI通过它严格的选刊标准和评估程序挑选刊源,而且每年略有增减,从而做到其收录的文献能全面覆盖全世界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所谓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是指报道这些成果的文献大量地被其它文献引用。即通过先期的文献被当前文献的引用,来说明文献之间的相关性及先前文献对当前文献的影响力。SCI以《期刊目次》(CurrentContent,简称CC)作为数据源,目前,自然科学数据库有五千多种期刊,其中生命科学辑收录1350种;工程与计算机技术辑收录1030种;临床医学辑收990种;农业、生物环境科学辑收录950种;物理、化学和地球科学辑收录900种期刊。各种版本收录范围不尽相同。这其中,含有全世界出版的数、理、化、农、林、医、生命科学、天文、地理、环境、材料、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核心期刊约4500种;扩展版收录期刊6650余种。SCI每年收集论文数达六七十万条。

6.SCI索引形式

SCI主要摘录科技期刊和专利。被选用的期刊上所刊载的每篇文献,包括论文(无代号)、摘要(A)、评论(B)、编辑部文章(E)、通讯(L)、会议资料(M)、专利(P)、评论和书目(R)都逐一加以摘录。尤其把每篇文献后所附的参考文献一一认真著录,并按照一定格式编排起来。在论文索引方面,它是以来源索引为基础,另配有四种引证索引(即作者引证索引、专利引证索引、主副事物引证索引及机构引证索引)。SCI的索引方式有4种。引文索引(CitationIndex)按第一作者的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用于检索作者发表的论文;期刊源索引(SourceIndex)按每篇论文的完整文题排列,用于检索论文主要内容;主题词索引(PermutermSubjectIndex)通过标题词汇或主题词查找某学科、某专业方向涉及文献,光盘版已通过SCI'sKeyWordsPlus追溯出现在论文所引参考文献中的单词、词组与短句,扩充了印刷版的容量;机构索引(CorporateIndex)按地域、字母顺序排列,检索每篇论文的所属机构,或某机构用于统计所发表的论文,也可用光盘版与在线版方便地查找此索引。

7.SSCI简介

SSCI即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为SCI的姊妹篇,亦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1999年SSCI全文收录1809种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内容覆盖包括人类学、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心理学等55个领域。收录文献类型包括:研究论文,书评,专题讨论,社论,人物自传,书信等。选择收录(SelectivelyCovered)期刊为1300多种。

生命哲学论文范文5

关键词:人性观  演进  超越  和谐  以人为本

    人性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有史以来,无数哲人从不同视角探索人性的奥秘。要谈论人性必然离不开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因为人的本质和人性是一对紧密联系、辩证统一的概念。有人认为“人性就是人的本质”[1]。也有学者将人性与人的本质概念区别开来,认为人的本质是指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而人性是相对于兽性的而言的概念,是在人的本质确立的前提下,表明人的思想、欲望、感情和意志方面的特性[2]。也有的学者分析了人性与人的本质的关系,认为,人性是人的本质的外部表现,是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相联系时表现出来的各种属性。人的本质是人性的根据和基础,决定人的各种属性;人性从各种侧面表现人的本质,又反作用于人的本质,对人的本质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3]。据此,笔者认为,所谓人的本质就是人之为人的内在根据,人性则是人之为人的外在特性,是人的本质的外在表现。人性与历史丰富多样的变化发展紧密联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发展,因而是动态的。所谓人性观就是人们基于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而形成的对现实中人的外在特性的看法和观点;而对人的本质认识的不同使人们对人性的看法各异,从而形成各种不同的人性观。从历史发展进程看,人性观以“实践”为标志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非实践人性观和实践人性观。同时,和谐人性观将实践人性观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开创了实践人性观的新境界。

    一、传统非实践人性观

    西方传统哲学从神本、物本、心本等不同角度理解人的本质,与此相应地出现了神学人性观、自然人性观、理性人性观和非理性人性观,这些人性观都不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因此笔者将这些人性观统称为非实践人性观。

    宗教从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神”的角度探讨人的本质,认为人的本质就是神的创造物。基督教认为,宇宙万物由上帝创造并按其意志生衍变化。上帝是至善的,其所创造的人的本性也是善的。但“原罪”使人性背叛了神性,“原罪”的奴役使人“在肉体里和灵魂里全都有一个搅乱了的、败坏了的和受到毒害的本性,人类没有一点东西是好的”[4]。欲望使人性具有了物欲、权欲和性欲,人性趋恶。而人又无力自救,在世俗社会中承受煎熬。只有抛弃自我,皈依上帝,获得向善的神性,才能摆脱苦难。神学人性观并不否定人的自然本性的存在,托马斯•阿奎那就提出人性是人自然本性和上帝神性的统一。可以看出,神学视野中的人性本善,但“原罪”使人性变恶,获得上帝的救赎才能解除原罪,获得自由和幸福。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实现了人的主体性觉醒,人性思想表现在自然和理性两个方向。自然人性观把人性与神性分离开来,从人与自然的视角,把人的本质看作自然的存在。霍布斯用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说解释人性的自然本质,认为人的一切追求由自然造就,遵从自然本性是人的必然行为。趋利避害和利己自私是人的自然本性。这时,人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宗教的影响,仍残留着以“神”解释世界的痕迹,只是这时的神已不是超自然的,而是自然本身。斯宾诺莎把自然作为“神”的实体,人的本质是“神”性的一种表示样式,人性是神性的一部分,也就是自然本性的一部分。自然本性的基本原则是“自保”,即“保持他自己的存在”。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也认为,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是肉体感受性所发动的机器,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爱”,“保存自己并使自己的生存幸福”[5]。费尔巴哈把人看作自然的、感性存在的实体,具有自我保持、自我维持的本能欲望。总之,从神威中走出来的“自然人”诞生于自然,享受自然赋予的快乐,追求物质生活和感官欲望,表现为自私、自爱、自保等行为。

    理性人生观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物,“对理性问题能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6]。(苏格拉底语)早期的理性概念意指利用逻辑推理探究事物本质规律,具有价值和目的倾向。古希腊哲人们把理性的生活作为人的本质目的,即用理性控制情欲,使两者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知识只有运用概念和推理获得,理性统率意志、情欲和正义而成就有德性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把理性生活定为“中道”,无过无不及,而所谓德性即遵守中道。人性无可厚非地包含着理性和感性,而在中世纪,人性中的感性被压抑,理性被误导,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直到启蒙运动才迎来了理性张扬的时代,理性成为人性的代名词,哲学意蕴日趋浓厚。培根把人心灵中神圣部分交给宗教,把理性和非理性部分交给认识论和伦理学,实现人的哲学与宗教神学的分离。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表明人是能思维的动物,只有思维才能确认人的存在。莱布尼茨的“单子”论认为构成人的理性灵魂的单子不仅能够知觉和认识世界和真理,而且可以通过反省认识自身。康德认为人“可以作为天赋有理性能力的动物而自己把自己造成为一个有理性的动物”[7]。黑格尔眼中的人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的精神”[8],人由于自我意识的存在而使人能够超越自然存在。

    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人性到底是什么”的追问,现代人本主义思想家们从非理性的视角对人的本质进行考察,形成非理性人性观。“非理性”其原本意义是指动物原始的自然心理状态,后被发展成为与“理性”相对的概念,指理性思维与理性认识之外的一切心理因素和认识因素,包括情感、直觉、幻觉、下意识、灵感、本能等。反对理性哲学的各种非理性思潮对非理性进行了探讨。唯意志论的叔本华和尼采将人的本质看作一种盲目和不可抑制的生命意志,而人性就是生命不断释放的生命冲动。生命哲学代表狄尔泰和柏格森认为人的本质就是生命本能冲动,人性就是人在生命之流生成、变化和创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本原性、创造性和新奇性。存在哲学的代表海德格尔和萨特认为,人是绝对自由的存在,具有自我创造性,不断否定自己、超越自己。精神分析学派弗洛伊德从无意识和性本能考察人性,认为人性完全为性本能(“里比多”)所决定。心理结构中的本我、自我和超我分别代表着无意识、理性和道德,以快乐、现实和理想为原则,处于不断博弈之中。马尔库塞把性本能升华为“爱欲”,爱欲需要的满足使人成为高级存在物,而文明社会的弊病压抑了爱欲,爱欲的解放也就是人的解放。弗罗姆思想中的“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生存所固有的矛盾”[9],人的生存两歧性是人性的根本特征。马斯洛从人的需要出发,认为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是人性的基本特征。新康德主义代表卡西尔认为人的本质是使用符号的动物,人的本质特征是人能够以符号的形式把握世界并解放世界。#p#分页标题#e#

    传统非实践人性观把人性规定为各种不同的内容,但无非都是将人的一种观念或生理机能抽象成为人性,用人的单一属性代替人性整体属性,只是从人性的某些侧面管中窥豹,无法概括人性的全貌,因此不能从整体上正确地把握人性的真正内涵。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人性观的超越

    马克思在其哲学革命的同时也实现了人性观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断主要有三个,一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的特性”,表明马克思不再满足于对人的本质的抽象静观,而是从人的实践活动这一更深层次上反映主体的特性。二是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表明马克思以现实的科学态度探寻人的本质问题。三是1845-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11]。这一论断是对前两个论断的深化,即需要是人的一切实践活动和一切社会关系的前提。这三个论断表明了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不能离开由于需要而产生的实践和实践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实践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实践活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人”的自我确证的内在根据;社会关系则从人与人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是“人”的发展的内在根据。笔者认为,“需要”并非人类所独有,社会关系又是在实践过程中产生,所以实践对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具有本质意义。人的本质就是以实践为存在方式的人自身,以此为根据的人性观就是实践人性观。

    “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12],人性动态地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建立在实践和社会关系基础上的实践人性观主要包含着密切联系、相互渗透的三个方面,即精神属性、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精神属性是指具有能动作用的人对自由、需要的追求以及在追求自由和需要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优秀品格和高尚特性。人与其他生物一样受制于客观世界,但不同的是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能够“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13],认识规律,驾驭客观世界,实现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是人的全部生命的价值所在。人的生命活动不断与外部世界进行着物质交换活动,对外部世界的需要是人生命活动的前提,满足这一需要是人的不可压抑的本性。马克思批判抽象理性“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4],并将理性置于实践活动基础之上,引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道德伦理性是人们在追求真善美、贬斥假丑恶的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稳定的心理结构和认知倾向,对人性善恶的判断是这一人性内涵的表现形式。社会属性包括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相互依赖性、交往性以及时代所赋予的其他特性。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着实践活动,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人便具有了相互依赖性。人们的实践活动一定是在社会交往中进行的,交往与生产互为前提,“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15],交往性是人的基本特性。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人性内涵的重要内容。“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因此,阶级性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人性的阶级性内涵也是历史性的,将随着阶级社会的消亡而不复存在。自然属性是指客观存在的人的食、性等生理特性以及情感、直觉、幻觉、下意识、灵感、本能等与理性相对的非理性特性。人性的这一特性被许多学者所排斥,认为自然属性不属于人性范畴,只有精神属性和社会属性才具有属人性。笔者认为不妥,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并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过程中创造“人化自然”,自然界“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人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16]。因此,自然同样具有了属人性,并且人性的自然属性也会随着自然界的改变而不断发展变化,阉割了自然属性的人性是不完整的。

    实践人性观在社会性实践基础上实现了对非实践人性观的超越。一是以现实人性超越了抽象人性。非实践人性观无法看到实践是考察人性的根本出发点,劳动实践是人性产生发展的最根本动力。黑格尔把劳动仅仅理解为一种抽象的精神劳动,而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17],他所理解的人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人。因而,非实践人性观中的人性要么是先验唯心的,预设一个上帝或上帝的替代物主宰人类,并赋于人性以善或恶的先验伦理判断;要么是历史循环的,认为原始社会里人性是完美的,但在阶级社会中,人性被异化,而在未来社会,完美人性将得到复归;要么无法找到人性的落脚点,最终到精神中寻找慰籍,如黑格尔的人性最终被迫回到“绝对精神”, 费尔巴哈的人性最终又回到了宗教,试图用抽象的宗教的“爱”的哲学为自己的人性观做注脚;要么将人性的非理性因素当作世界本体,将生物学上的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否定人的理性和社会性,最终走向神秘和悲观。而马克思突破前人把人的本质归究于神、物、心等的抽象理解,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18]作为研究对象,将人的本质归结于实践,“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9],实现了人性观的哲学革命。二是用全面的人性取代了片面的人性。非实践人性观在思维方法上往往把人性的某种属性等同于人性的全部。神学人性观先验地赋予善恶的伦理人性并以此演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自然人性观从神学那里继承了伦理人性的善恶思想,片面地夸大人性的自然属性,最终无法处理好个人与集体、利已与利他的关系,使人性面临分裂;理性人性观以理性代替人性,将理性高举到神的地位,排斥人的感性的存在,使人失去血肉、激情和灵魂;非理性人性观在人的自然属性里讨论人性无疑是一种崭新的哲学创新,但在那里,人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被置于边缘地位,最终决定了其不完整性。可以看出,实践人性观所包涵的不只是人性中某一种属性,而是包括人性中各种属性在内的全面人性。#p#分页标题#e#

生命哲学论文范文6

学术精神是学术研究工作中的一种诚笃精神,一种批判精神,一种超越精神。它鲜明地体现在学者执著的理论信仰、敏锐的问题意识、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及整体的学术思想之中。在中国音乐学术史上,我们或许并不缺乏具备上述特征的学问家,然而,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并始终以开放的学术胸襟博采众家之长,兼容并蓄,同时在其学术研究中保持着高度学术责任感与学术使命感的学者,恐并不多见。本文通过对于润洋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学术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讨于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重要学说在当代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研究领域中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以表达笔者对于润洋先生80华诞暨50年学术生涯的诚挚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是中国现当代史上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期,同时也是于先生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既是始终贯穿在于先生学术思想中予以强调的两个研究范畴,同时也是于先生构建理论学说的“两大基石”。然而,对于这一学术思想的探究,我们却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学术著述之中。《器乐创作中的艺术规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发表的一篇论文。当时,虽然“”已经被粉碎,但在我国音乐创作领域内的极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乐创作中的标签化、图解化、概念化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比如,歌颂伟大领袖时采用《东方红》的曲调;寄托对革命者的哀思时采用《国际歌》的动机;表现人民军队时则采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此,于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理论,从音乐学的角度对当时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器乐的认识作用和社会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为人们提供抽象的理性认识,揭示具体的哲理或观念,而在于从感情上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从感情的积累和深化加深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认识能力,进而影响对社会现实的感情态度。这是音乐、特别是器乐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忽视了这个特点,势必造成对器乐的政治内容、器乐为政治服务的狭隘理解。所谓“必须紧密配合政治运动”、“写中心”就是这种狭隘理解的产物……要求器乐直接表现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乐必须直接为政治运动服务,这难免要导致器乐创作的概念化,丧失器乐所特有的艺术表现力量,同时也就丧失了器乐真正应该具有的政治内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以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敏感和远见卓识特别提到了音乐学学科中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论”。并且,他充满理论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锢已经打开,思想的解放必将为艺术的真正繁荣开辟道路。在器乐创作领域中,我们应该在一系列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拨乱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为未来器乐创作的繁荣创造条件。我们相信,这样的探索也必将对整个音乐创作、表演、历史研究、美学评论产生有益的、深远的影响。②经过了十年动乱后的中国,一方面出版界在引进与出版外版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方面空前繁荣;另一方面,我国的人文科学研究以及人文社会思潮也十分活跃。随着一大批对我国人文学术影响至深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以及其中关于哲学、美学的译著出版(如黑格尔《美学》《/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鲍桑葵《美学史》、科林伍德《艺术原理》、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情感与形式》、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李普曼《当代美学》),以及我国哲学界、美学界一批著作的陆续问世,我国的音乐美学著作出版与学术研究也开始复苏。

1978年,奥地利音乐学家爱德华•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名著《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第一版)中译本出版;1981年,英国音乐学家戴里克•柯克的《音乐语言》中译本问世。之后,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率先在音乐学系里成立了音乐美学小组,并着手对一些外文音乐美学文论与著作进行编译,并以此作为我国音乐学院的音乐美学选修课参考教材。③然而,从这一时期开始,作为音乐学的学科任务———“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于先生的研究范畴。虽然,我们可以说于先生强调“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的学术思想与我国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社会思潮,以及音乐学界以往的研究状况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看到这一学术思想与于先生一贯坚持的理论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以及作为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自觉———问题意识与批判意识直接相关。他博览群书,从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见的理论学说,且博采众家之长;他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但绝不是关注时髦,而是关注在时髦的当下被抛弃的和被遗忘的学术思想和隐蔽不彰的某些理论渊源。

以1978年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中译本的出版为例。1981年,于先生在题为《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的一篇论文中,对汉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现不是音乐的内容”④、“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⑤、“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⑥等学说率先进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论批判却也是通过大量的史学举证和美学剖析后才得出结论:汉斯立克的学说是唯心主义的错误命题,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根本对立的立场。⑦并对这些表面看起来似乎仅只是音乐美学领域中关于他律论与自律论的学术之争,但实际上却是直接挑战甚至动摇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反映论情感美学及其更为深刻的一系列带有原则性和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展开论述。包括于先生在随后几年中发表的《符号、语义理论与现代音乐美学》(1985)和在《罗曼•茵加尔顿现象学音乐美学评述》(1988)等论文中,也同样坚持了“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并分别对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理论”、阿达姆•沙夫的“语义学理论”,以及对茵加尔顿“纯意向性对象”以及胡塞尔现象学等理论学说予以了公正客观的史学评价和美学评价。#p#分页标题#e#

如果说,以上所举论文仅是于先生在这个时期对西方各种理论学说进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话,那么,1988年他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笔者看来,则是于先生经过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从哲学理论层面上对音乐与音乐艺术的本质、属性、形式、内容、存在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史学、美学、技术理论等学科的一次深刻的学术总结与理论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这篇重要论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论构建期”与“理论深化期”的学术思想,同时也为他在未来的两个时期中取得更多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若非如此,于先生断不能在这篇论文中,在谈到“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二者在音乐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时,更为明晰地指出:以我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为例,除了史学理论、方法论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外,音乐美学研究的落后,种种似是而非的音乐美学观念充斥史学工作者们的头脑,这是阻碍音乐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当我们的音乐哲学观念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对音乐美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许多错误的观念所占据时,我们恐怕是很难去把握和揭示这门艺术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在音乐技术理论领域中,关系相对间接一些,但它的深化无疑也有赖于研究者们基础理论素质的提高,否则这门学科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面很难使自己站在更高层次的理论水平线上。⑧显而易见,这一论断既成为了于先生后来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1993)以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2000)与《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2008)专著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也构成了他所有学术著述中特有的一种理论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一篇纪念导师卓菲娅•丽萨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除了体系音乐学外)“丽萨在音乐学上做出贡献的另一个领域是历史音乐学。她在体系音乐学领域获得的(诸多)成就,是与她在历史音乐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分不开的。对于她来说,这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她的音乐美学论著总是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感,而她的音乐史学论著中则总是包含着理论的内容。”⑨毋庸讳言,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学术的发展,作为卓菲娅•丽萨的学生,于先生强调和坚持“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音乐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不仅明显比其师丽萨更为深阔,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导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国当下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了一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理论与哲学基础之上的、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音乐学研究。

二、理论构建期(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是于先生研究著述最为丰硕的学术时期,同时也是他在音乐史学(历史研究)与音乐美学(美学评价)研究领域中提出许多重要理论构建的时期。虽然有人说,“音乐学分析”学说1993年的诞生,得益于1992年于先生卸任了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一职,以致有了更多的时间专注于学术研究。但笔者认为“,音乐学分析”学说的诞生实际上是于先生经过“反思探索期”之后的一种理论必然。

如前所述,《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中对“一部不只满足于史料罗列和堆砌的音乐史该如何写”、史学家究竟该怎样用坚实丰厚的理论根基摆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的音乐分析研究的理论思考是“音乐学分析”学说的理论根基一样,1990年,于先生在《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中,站在音乐美学的理论高度,再次提出了“音乐美学这门学科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音乐作品中究竟有没有‘意义’?进而这‘意义’在音乐作品中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存在的?应该如何理解和解释这种‘意义’?”的一系列学术追问,同样也是“音乐学分析”学说的理论基础。在这篇论文中,于先生从理论渊源上对近代释义学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对当时音乐美学的影响、现代哲学释义学的兴起进行了梳理,同时又从当代音乐美学视角对释义学的审视问题进行了辨析。他指出:我们时常感到,对一部作品的理解过程中,似乎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人们面临的作品大量都是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作品,在理解、解释这些作品时不能完全脱离产生这些作品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但另一方面,这些作品毕竟是存在于“现时”;理解者是不同于作品产生那个时代的另一时代的人,不能不具有历史的限定性……历史上的艺术作品的作者与现今的理解者各自有各自的对意义的判断,各自有各自的“视界”。历史上的视界已摆在那里,而现今的理解者的视界既受自己的历史性的限制,但又具有一种非封闭的开放性和变动性。⑩其实,熟悉于先生学术著述的学界同行都知道,“社会的”、“历史的”、“音乐本体的”,以及“精神内涵的”等一直是于先生“反思探索期”十分关注,并且频频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著述中的关键词。正如于先生早在1985年时发表的论文《现实苦难的表现与王国长存的讴歌———巴赫〈受难乐〉与亨德尔〈弥赛亚〉的社会内涵比较》中就闪现过类似“音乐学分析”这样的思想与表述一样———“本文只就最能代表这两位大师的思想感情倾向和艺术风格的这两部作品,从它们各自所蕴藏的社会历史内涵的角度,做一些比较性的考察,以此来揭示他们创作中的某些本质方面”。???但重要的是,在1990年的《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一文中,所有的这些关键词都被置于音乐哲学的理论层面进行了全新的思考。比如,对狄尔泰的“重建”与“重新体验”理论;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本体论思想及其关于“存在”(Sein)理论;以及对伽达默的“视界融合”(Holizontverschmerzung)理论的研究和借鉴。正因如此,于先生才能在1993年《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中提出“究竟如何去分析一部音乐作品?这一直是音乐学中的重要课题”,???以及“一部比较严肃、深刻的音乐作品在我们的听觉感知能够直接把握的音乐本体后面,总是潜藏着某种精神内涵。对于一般的音乐听众来说,或许不一定要求深入到这个层次,但是,对于音乐学家来说,却是绝对必须的。它应该是音乐学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种精神内涵,我认为只有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才能真正揭示它的本质。”???并在研究方法上,具体地指出“内部的”音乐本体艺术分析和“外部的”社会、历史、文化分析,以及艺术批评。有关于此,正如于先生后来在另一篇论文中所补充的那样:恩格斯所说的“美学的观点”主要涉及的是构成作品的形式、风格、技法等审美领域里的因素;而“历史的观点”则涉及的主要是构成作品意蕴、内涵领域的因素。???从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及其学术史的视角予以审视,“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的诞生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音乐领域复兴了我国学术传统中的社会—历史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抛弃了新时期前二十年的僵化模式和陈旧话语,吸收了释义学、符号学、异质同构心理学、法兰克福学派等新的学术思想,补充了音乐的形式造型和审美维度,通过一个分析范例,使一种曾经一度被歪曲,而后又被遗忘和被忽略的历史研究方法回到了正确的轨道”。???它宣告了长期以来在我国西方音乐研究以及音乐艺术批评实践中,要么只运用“历史的观点”而忽略“美学的观点”,要么由于各种政治因素和功利原因的干扰只运用“美学的观点”强调形式,而忽略“历史的观点”僵化模式与陈旧话语的终结。并且,“无论在技术分析、史学叙事、人文阐释,还是在哲学、美学思辨等方面都较为集中地展现出了20世纪中国音乐学家在对西方作曲家及其作品音乐分析与研究的学术新高度”。???然而,尽管如此,于先生从未停止过对自己提出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的深化。#p#分页标题#e#

在1993年《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发表后的若干年中,于先生又分别在《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1994)、《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1996)、《对西方音乐特征的历史透视和反思》(1998)等论文中不断完善“音乐学分析”的学术思想。同时,他通过在对西方一系列新观念、新理论、新学说的潜心研究后(如1997年发表的《阿尔弗莱德•舒茨的音乐现象学观念》、《杜夫海纳审美现象学中的音乐哲学问题》,以及1999年发表的《苏姗•朗格艺术符号理论中的音乐哲学问题》等),以中国音乐学家的学术立场不断求证“音乐学分析”在中国语境中研究西方音乐的理论意义。在《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中,于先生曾就“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课题”时重申了他在《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一文中的学术观点:音乐形式问题是音乐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音乐曲式结构的研究,对和声结构的研究,对独立旋律相互结合的规律的研究,对各种乐器声音组合的研究……虽然它们都具有某种音乐技法、音乐工艺学的性质,但从广义上讲,它们都属于音乐形式问题的总的范畴,各自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对音乐形式问题,还有一个从更高的层面、更加抽象的意义上进行研究的领域,也就是在音乐美学的层次上所进行的探讨。???而在谈到“在探讨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时,就不能只就其客体而论客体,而忽视同这个客体发生关系的主体,否则,就难以真正揭示这个客体的本质”,“对音乐形式美的把握既不是最终的目的,更不是唯一的目的。人们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总是要得到比从形式美中所得到的感性愉悦更多的东西,这就是在声音形式背后蕴藏着的情感性的内涵”。

尤其是“当我们把对音乐形式的审美把握问题的思考向更深层推进时,在我们面前就会摆着这样一个问题:音乐形式的意义或内涵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存在着的”时,于先生曾经在《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中已经阐明的观点也得到了再次强调:“在探讨对艺术作品、特别是音乐作品的理解这个问题上,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要坚持主体客体之间的辩证统一这个理论立场。只强调客体而忽视主体的能动作用,或者一味夸大主体的作用而忽视客体的制约,最终都只能导致主客体之间的机械分割和对立。一部交响曲如果没有领悟它的听者,如果没有二者之间的交融和相互作用,这部交响曲的意义又从何谈起?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一部鸣响着的音乐作品,作为理解的根据而客观地存在于这里,听者的审美体验和理解又从哪里来?”???在这篇重要论文中,于先生在谈到关于“音乐中内容—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时曾着重指出:“应该承认,过去在我们的音乐美学、音乐历史、音乐批评等领域中,在内容与形式关系这个问题上,比较缺乏辩证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有形而上学的缺点,具体讲,就是常常把这二者机械地分割了,过分地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区别的一面,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同一的一面。”然而,“就一部音乐作品自身来说,它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但从更高的层次更宏观的范围来看,社会生活现实是内容,而音乐作品则是以一种独特方式反映这种社会生活现实的‘形式’。”???同样地,1996年于先生又在《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中,站在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的立场上阐明了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音乐作品既是一个自身独立存在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物态性客体,同时又是一个离不开接受者意识活动的、非实在的观念性客体。???它不仅在为音乐美的本质及其问题的解决方面提供了一种思路和途径,同时也为我们对音乐作品内涵的理解、音乐作品的本体分析、音乐史研究、乃至音乐批评的实践提供了一种颇具说服力的理论前提。显而易见,所有这些都是对在《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和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中提出“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立论的补充和完善。而再次强调“不仅音乐形式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且,人们对音乐形式的审美把握,对其内涵的理解解释,同样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的论述,则无疑是对“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内涵的丰富与深化。???古往今来,在衡量学者学术价值的天平里,从来都不仅仅只是装着学者的执著和睿知。更重要的,还必须有其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学术关怀。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严格地说,“音乐学分析”是一种中国语境中用于专门研究、分析音乐与音乐作品的理论学说。正如有的同行认为在西方音乐术语中根本没有“音乐学分析”这个词一样。然而,如若我们就此判定该学说及其术语是中国音乐学家的多此一举,则有失公允。在笔者看来,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之上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及其术语的诞生,正是其缔造者基于长期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理论诉求与学术关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是中国音乐学家在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一种难能可贵的作为与贡献。诚然,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或说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音乐研究,素来就有着多种多样的途径和方法。“忠实地”尾随西方,亦步亦趋,兴许能触及某些所谓的学术前沿。

然而,缺少了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理论诉求与学术关怀,恐亦难有作为。对于瓦格纳、肖邦甚至更多的西方音乐家及其作品的研究,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西方音乐学家不同的研究视角,必然存在不同的理论诉求及方式、方法。何况,在西方音乐学家眼中或许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中就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更何况,以约瑟夫•科尔曼(JosephKerman,1924—)为代表的英美当代音乐学家80年代中期也已开始对“二战”以来偏重实证主义传统方法的音乐分析(MusicAnalysis)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并且还提出了一系列对历史文本考证应该与美学阐释和音乐批评等学科结合在一起共同研究的学术主张。???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于先生2009年在一篇重要论文中说过的话,将其摘引于此,与学界诸君共勉:先哲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曾高屋建瓴地说过一句深刻的话,它始终给我从事自己的工作以精神上的支持和动力:“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发展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由此使我想到,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的高度发展,从长远讲,是否也应该有自己的音乐理论思维来给予支撑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为此尽可能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些从事音乐学事业的人们的一种历史责任。???或许,有人会认为《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主要是于先生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音乐发展回顾与反思”特殊背景下,在中央音乐学院对青年学生的一次关于我国西方音乐研究的回顾总结,以及对该学科建设基本理念的专题学术讲座。但细心研读,笔者却明显感到此文中于先生对“历史与理论”、“音乐学学科与其他相关人文学科”、“理论立足点与历史—当代的理论资源”、“社会—历史阐释与音乐本体分析”、“音乐文本自身与对它的体验和理解”、“思想与表述”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与他1988年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有着诸多方面的理论联系。然而,历时廿年,于先生原在《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中的很多学术理论思考,在《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中得到了更加完整、成熟、清晰、明确的理论概括。它构成了于先生学术思想中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我们研究于先生学术思想和理论构建必须把握的基本前提。看不到这一点,而仅仅只是对“音乐学分析”一词就事论事,则必然难得于先生学术思想之要领。#p#分页标题#e#

三、理论深化期(2000年以后)

大凡精神内涵丰富的人,自然生命都有异于常人之处。但对于博古通今、满腹经纶、大器晚成的杰出学者来说,古稀之年、耄耋之年却正是他们一生持之以恒地在看似“永远不会有什么令人瞩目的社会效应,更不会有任何经济效益,也命中注定不会有多少人去真正关注它”???的苦涩、孤独、寂寞的学术探究之后“终成正果”的时候———杨荫浏先生毕生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殚精竭虑,其巨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出版时已八十高龄;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却又令后生望而生畏的老德文版“花体字”《瓦格纳论音乐》译为中文,并交付出版社出版时,廖辅叔先生也已年逾耄耋;缪天瑞先生为《律学》一书的编写、修订整整耗费半个世纪的时光,甚至期颐之年都还在校定着自己的“文存”;钱仁康先生虽然已年逾耄耋,依然笔耕不辍,并且还在涉及面极为宽广的音乐学术领域中发表论著和学说;即便是过早地离开我们的睿知学者黄翔鹏先生,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与传统音乐研究虽四十余载,但首次提出先秦“一钟双音”并令海内外为之震服的真知灼见时也已年过半百……“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诚斯言哉!从于先生50年学术生涯的历史发展看,2000年以后的学术著述无疑是他确立学术思想,完善学术体系,深化学术研究的重要时期。但从其学术成就的角度予以观照,此时期何尝不是于先生重要学术成果的收获季?诚然,于先生此时期也有很多重要,如告诫青年学子如何进行学术研究,如何塑造学者精神品质的《心境•方法•学风》;强调音乐哲学对于音乐学研究重要性的《关于音乐的特性问题》、《从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西方音乐哲学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重申“扩大学科的学术视野,加强理论与历史的相互融合和渗透,重视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对于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意义的《关于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想法》、《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音乐分析学的多元化建构》;等等。但在笔者看来,最能代表于先生在这一个时期中厚积薄发,并且对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乃至当代国际化的西方音乐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两部重要学术力作则是《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成书于2000年。然而,于先生潜心对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及其形形色色的各种理论学说与主要流派的关注和研究却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而从80年代初对汉斯立克及其音乐美学观的剖析开始,至随后不断发表的一系列关于音乐哲学、音乐美学的论文便是最好的明证。从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音乐研究而言,《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无疑是一部填补了中国音乐学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研究领域空白的重要专著。但我们如在世界范围内审视这部专著,则恰如音乐美学家张前教授指出的那样:类似这样的著作,即便是在西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像《导论》这样专门论述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历史发展,并做出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理论概括的学术著作。”???就算是在西方颇具影响的两部音乐美学史专著———1992年由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ofNebraskaPress)出版的美国音乐学家李普曼(EdwardLippman,1920—2010)的《西方音乐美学史》(AHistoryofWesternMusicalAesthetics),???以及1991年由英国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LondonMacmillanPublishersLtd.)出版的意大利音乐学家恩里科•福比尼(EnricoFubini,1935—)的《音乐美学史》(TheHistoryofMusicAes-thetics),???“也只是把20世纪的现代音乐美学作为其中的部分章节,不仅篇幅很少,对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概括既不全面也不系统,而且在论述方法上也多是一般性的介绍,缺少有力的学术分析。”???笔者认为,以学科研究进程以及学科学术发展历史为研究支点,对19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音乐哲学家及其思想理论展开深入透彻分析、阐释、论证,同时以中国音乐学家特有的学术立场对其展开论述,即是《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最显著的特征———于先生一贯坚持强调并成为他学术著述中特有的理论品格———“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它总是在“论”中带“史”“,史”中有“论”。既不同于很多看似深奥但却缺少历史感的“导论”,更不像某些罗列史料而理论性和思辨性却极度贫乏的“通史”。

以第一章“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确立和演进”为例,于先生对在西方具有重大影响的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进行论述时,首先把形式—自律论与它的对立面,即以情感论为核心的他律论音乐哲学从它们产生的历史渊源上进行追溯,并且逐一地分析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音乐哲学发展中两种思潮的对立,同时着重论述康德美学中的形式论因素与汉斯立克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渊源关系,并在横向上论述孔德实证主义与自然科学在音乐理论中的应用,以及对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形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第五章论述“现代西方音乐哲学中的心理学倾向”时,于先生的分析重点虽然是介绍和论述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迈尔及其音乐中的情感与意义的心理学阐释。然而,在此之前却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从叔本华唯意志论哲学、赫尔姆霍尔兹音乐心理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库尔特能量论音乐观、埃伦茨维希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格式塔心理学对音乐哲学渗透的论证。笔者以为,这也正是于先生一贯的学术风格、理论特色,以及学术魅力的所在———即使是在对某一种学说进行理论梳理和阐述,也总是带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论分析和学术评价。一方面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观察、分析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各主要流派与代表人物的理论思想;但另一方面,却又在指出某些理论学说中立意新颖和具有学术价值的同时,对它们在哲学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与谬误也一并揭示。毋庸讳言,在中国研究西方音乐的学术群体中,或说是在一部以西方或西方音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中(尤其是音乐哲学类专著),中国学者一般都很少涉及和联系中国音乐学界的学术现实与思想状况,这一点对于于先生来说却截然不同。从“纯”学术的角度,用法国精神学家拉康(JacquesLacan,1901—1981)的“镜像”(MirrorImage)理论来看,一些同行或许会认为这是一种属于“他者”与“自我”的学术现象。但笔者更愿意将于先生的这种理论品质视为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学术关怀的高度学术责任感和学术使命感。#p#分页标题#e#

如在第二章“现象学原理引入音乐哲学的尝试”第一节“罗曼•茵加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观”中,于先生首先对茵加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理论渊源进行了论证———实际上追溯到了茵加尔顿的老师———胡塞尔。然后,才针对茵加尔顿的音乐作品与其演奏、感受、乐谱是不是同一的、音乐作品的本体特性问题、存在方式问题、同一性问题等进行论证和阐释。尽管如此,于先生仍客观地指出“:茵加尔顿的音乐哲学究竟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说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将认识的对象从客体转为了主体,那么,茵加尔顿的‘音乐是意向性对象’的理论实际上正是将音乐艺术的本质最大限度地从人的意识、意向活动,也就是从人这个主体方面去揭示、去描述。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索。多年来,我们一向比较着重从音乐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这个一般性出发点来阐释音乐现象,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音乐毕竟是人类意识活动的直接产品,是人类意识、精神生活最深层的东西通过乐音体系这个独特手段的物化或外化。意识活动这个极为重要的中间环节,它的丰富性、复杂性,它的地位,我们过去认识、研究、阐述得都不够。茵加尔顿的思想可以从这个方面将我们的认识向前推进一步,深化一步。”???茵加尔顿“提出有关音乐作品的单层结构以及它同现实世界实在事物之间的疏远关系等等问题,这对于长期存在于我国音乐创作实践、理论研究、音乐评论等领域中的概念化倾向和模仿论的残余影响的克服不会是没有益处的。茵格尔顿提出的关于音乐作品感情品格这种非声音成分的存在以及它同声音成分的契合为一的问题,对于我国目前的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有利于我们从理论上克服汉斯立克纯形式论的影响,改变忽视思想精神内涵、单纯追求形式上标新立异的风尚;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克服将内容与形式机械割裂、忽略对声音形式的塑造和深入研究而侈谈空洞内容的倾向。茵格尔顿提出的有关人通过自己的意向活动填充和丰富被构造的对象这个原理,对于发挥和调动演奏者和欣赏者在最后完成建构音乐作品这个整个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潜力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第三章对“释义学及其对音乐哲学的影响和启示”论证中,于先生同样坚持了他一贯的学术立场:“我们的结论是,只有在理解对象和理解者、本来视界和理解者视界、对对象的理解和自我理解等等这系列相互关系的问题上真正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客体辩证统一的理论立场,音乐作品意义的理解问题才能最终得到合理的解决。”???可能有的同行并不留意,在于先生的著述中,“中国”、“我国”、“我们”等字词使用得非常普遍、频繁。在笔者看来,这样鲜明的文化身份与学界常见的某些行文方式和研究诉求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否则,于先生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的“后记”中也不会说:该书写作“最终的目的,还是在于通过对西方学术界对音乐本质问题的各种看法的清理和反思,使得我们能够在一种审慎和批判的前提下,使这些有关的思想资料为我们所借鉴,从而使我国的音乐理论建设走向更高的层次,达到更高的水平。”???与凝聚了于先生二十多年研究心血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一样,《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虽然成书于2008年,但于先生对肖邦的研究也一样由来已久。早在1980年,于先生就发表过一篇题为《肖邦音乐中的民族内容》的论文;1985年又委约为《百科知识》期刊撰写过“肖邦”一文,而2002年《从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一文发表时,于先生已年至古稀。有人说,于先生半个世纪挥之不去的“肖邦情结”源于他早年留学波兰。或许,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悲情肖邦》一书的精髓:“悲情”与“悲情内涵阐释”,却是于先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学术思想经过了长时间对肖邦潜心研究后才获得的学术真谛———从1980年的“民族内容”到2002年由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意蕴”,最终认识到“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是“肖邦音乐内涵研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问题”,进而牢牢地抓住了核心问题中的内核所在———“悲剧—戏剧性”。

毋庸置疑,从研究方法上看,《悲情肖邦》是于先生继1993年提出“音乐学分析”学说之后的一次理论深化和学术升华。在《悲情肖邦》中,我们看到了其与《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一脉相承的“音乐学分析”思想。而对海德格尔、伽达默、苏珊•朗格等前人理论的批判性借鉴与吸收,则又极大地丰富了“音乐学分析”的学说内涵。它除了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热爱”,以及在“肖邦的作品里包含着知识分子共同珍视的精神内涵,它能引起人们跨越时空的思想共鸣”,从而“悲情”成为一种“知识分子在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时表现出的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它由个人的文化情怀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凝聚而成,表达着对祖国、文化和人生最深沉的爱”???以外,更加明确地彰显出了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之上的“音乐学分析”开放性的学术特色与理论品格。同时,它也再次反映出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理论与哲学基础之上,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音乐学研究。

众所周知,肖邦研究是一项国际性的学术研究。在笔者已知的英文文献中,迄今为止的正式出版物就有多种。如对肖邦手稿、书信整理的研究(Voynich,E.L.edited.Chopin’sLetters.DoverPublications,1988);对肖邦生平的研究(OrgaAtes.Chopin:HisLifeandTimes.TunbridgeWellsMidasBooks,1978);对肖邦人格气质及音乐表现的研究(SamsonJin.TheMusicofChopin.LondonBost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85;Weinstock,Herbert.Chopin,theManandHisMusic.NewYorkDaCapoPress,1969);对肖邦某些作品的演奏研究(AiChia-Huei.Chopin’sConcertoinEMinor,Op.11:AnAnalysisforPerformance.AnnArborMich,1986;KiorpesGeorgeAnthony.ThePer-formanceofOrnamentsintheWorksofChopin.AnnAeborMich,1975);等等。况且,在中文出版物中,除了不胜枚举的乐谱类出版物以外,我们最常见到的仍然是译著,其次才是由中国音乐学家自己撰写的专著。比如:苏联A.索洛夫磋夫著、中央音乐学院编译室译《肖邦的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1960),帕斯哈洛夫著、史大正译《肖邦与波兰民间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匈牙利李斯特著、张泽民等译《李斯特论肖邦》(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廖乃雄著《钢琴诗人肖邦》(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波兰雷吉娜•斯门江卡著、梁全炳/姚曼华译《如何演奏肖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美国詹姆斯•胡内克著、王蓓译《肖邦画传———肖邦的生及其作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美国塔德肖尔茨著、马永波译《肖邦在巴黎———浪漫主义作曲家的生活时代》(新星出版社,2006),美国爱德华•巴克斯特•培理著、钱仁康译《肖邦的叙事曲》(《音乐艺术》2006年第1期),钱仁康著《肖邦叙事曲解读》(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冯智全著《肖邦大型作品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以及严格地说并不属于音乐学学术研究的音乐随笔杂文类出版物(如曹利群著《肖邦不住17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等等。#p#分页标题#e#

显然,运用何种研究方法,如何突破前人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最终揭示连国际上许多肖邦学家都从未涉足的研究领域———悲情与悲情内涵,并非易事!然而于先生却又有独到的见解:就艺术的深刻本质而言,肖邦的音乐同欧洲一切具有深刻内涵的音乐一样,包含着一种深层的人性意蕴。但这种意蕴并不是抽象的东西,对于肖邦的音乐来说,这种意蕴正具体体现在它所蕴含的悲情、悲剧性、直至悲剧—戏剧性之中,而它的形成具有特定的、潜在的社会—心理原因……真正的音乐应该是生命体验的真实袒露,是心灵—情感的一面镜子。我认为,要阐释它的深层内涵,至少要通过两个无法绕开的程序:一是要深入了解作曲家在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环境下所处的具体境遇、他的整个心路历程,特别是他的情感体验,而对这一切的确切把握只能建立在相关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二是要深入到音乐文本自身,也即声音层面上的乐音结构体本身,因为任何精神性的内涵只能通过对音乐文本本身的透视才能得以阐释。???历史和美学的结合是最高的批评标准,中国的文艺批评是重视体验的,因此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重视体验的价值,结合历史与审美的维度就是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于2008年正式出版后,在中国音乐学界产生了热烈的反响。为此,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于2009年11月中旬在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举办了“《悲情肖邦》并肖邦专题研讨会”。会上,人们或从多角度表达学习研读《悲情肖邦》的心得;或从多侧面解读“音乐学分析”在此著中的运用与发展。甚至,也有人惊讶地发现,三个月前(即2009年9月)到中央音乐学院讲学的德国当代音乐学家赫尔曼-达努泽(HermannDanuser,1946—)的“关联域化理论”竟与于先生一贯坚持强调的研究方法有诸多契合……???诚然,表面看来,《悲情肖邦》中带有史学传记特征的四个篇章———“转折(1831年秋)”、“走向成熟(1832—1838)”、“抵达巅峰(1839—1846)”,以及“黯淡孤寂的晚期(1847—1849)”即是“第一个程序”,而对各时期作品具体的音乐技术分析与音乐表现性分析即是“第二个程序”,它们也确实体现着于先生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强调的历史与逻辑相互融合、相互贯通的学术思想。

然而,在于先生综合历史的、美学的、分析的、文化的视野“阐释”的字里行间,除了充满海德格尔、伽达默、苏珊•朗格等人的理论意味外,他的一系列独特见解何尝不是对前人研究的超越?!如将肖邦《b小调谐谑曲》视为标志着肖邦一生创作的重要转折,并将其从“突破谐谑曲体裁的传统性质,提升到悲剧—戏剧性境界”、“音乐中强烈的对比和反差造成音乐整体的巨大内在情感张力”、“将音乐推向悲剧—戏剧性顶峰的尾声处理”予以高度概括;在对夜曲体裁渊源关系进行考察以及对《c小调夜曲》分析之后得出的那些既充满厚重“历史感”,同时又凝练、准确的美学阐释“:一场心灵的风暴终于过去了,超脱了痛苦之后似乎变得明朗了的心境,同朦胧的夜色融合在一起,慢慢地消失在静谧之中……从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观念来审视,应该说肖邦的这首夜曲不愧为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中西艺术之间在审美理想上毕竟是相通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悲情肖邦》中还有很多中国音乐学家不苟同于西方肖邦学家长期以来固有陈旧话语的精辟论断。如在阐释《f小调幻想曲》第124—135小节的音乐内涵时,于先生指出“:有的肖邦学家以这段称之为‘凯旋’的音乐段落为根据,认定整首幻想曲是一首壮丽、充满乐观、胜利情绪的作品,这种论断难以令人苟同……我认为,作为一首‘幻想曲’,这第二个音乐主题同第一个主题群中的那个充满阳光、明朗、憧憬的第二个主题一样,反映了肖邦心境中的另一面,似乎是一种对奋起、抗争的一种想象,还远不是凯旋的胜利凯歌。”???又如,在论及《b小调奏鸣曲》末乐章时,于先生指出:“在肖邦所处的30—40年代,奏鸣曲套曲的结构原则和整体构思基本上还是遵循着原来的框架,特别是它的末乐章通常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肖邦的这首奏鸣曲的末乐章却令人惊奇地背离了这个原则……肖邦是一位具有坚实、深厚的传统音乐技法素养的作曲家,这里不存在技术层面上的处理失当问题。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源自这部感情‘戏剧’的发展逻辑自身……许多肖邦学家和善于诠释肖邦作品的钢琴演奏大师们,对这个终结乐章的内涵的感悟和理解往往都相当接近……人们在聆听这个乐章时产生的这种视觉想象,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探寻作曲家在创作这首奏鸣曲时的情感—心理路程中,来揭示这首终曲的内在意蕴。”???再如,在论及肖邦与乔•治桑的关系破裂时,于先生也没有完全赞同西方大多数肖邦学家以往的观点,而是有理有据地从更深层的音乐内涵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于先生的这些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上的见解,无论是在思想性、思辨性,还是基于历史与逻辑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理论构建,以及在对第一手资料与史料的占有和运用方面,都绝不会比西方音乐学家的研究逊色。甚至,它们还表明了中国音乐学家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第一,中国音乐学家突破了在西方音乐研究中总是跟在西方人身后“嚼别人嚼过的馍”的学术历史;第二,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在当代国际性的西方音乐研究中突破性地具有了属于中国音乐学家自己的学术话语;第三,在当代国际性的西方音乐研究中,中国音乐学家做出了自己应有的学术贡献。

或许是由于笔者研究课题———“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原因使然,每次阅读于先生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和《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这两部专著时,脑海里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另一部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它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巨著。它的出版不仅在西方汉学界引起过轰动,而且在国际学术界也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将其看作是欧洲人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是人类20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该著自1954至200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以来,先后被多国文字转译……然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却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花了整整50年时光才完成的外国人———英国汉学家、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JosephNeedham,1900—1995)。???当然,从研究对象上看,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于先生的“西方音乐哲学”和“悲情肖邦”完全属于两个不能相提并论的学术范畴。但是,如若我们从域外学者做“他国文化”研究这一视角出发,却又不得不承认它们有很多相同、相通之处。而且,在笔者看来,这种相同与相通所给予我们的启发和反思也应该是深刻的。一方面,在当代国际化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里,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及其高层次的学术成果(出版物)亟待翻译成西方文字,并通过国际化的出版物版权贸易早日“走出去”,在宽广的国际学术舞台上与世界范围内的音乐学同行取长补短、深层交流。#p#分页标题#e#

生命哲学论文范文7

关键词:中医药;人文学科;学科建设

中医学是生命之学,扎根于中华优秀文化的土壤,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个方面的属性,是科学与文化的共同载体;就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的思想来源而言,人文属性恰恰是中医学的第一属性。由于知识类型和思维方式的不同,科学与文化之间各种形式和内容的冲突依然明显存在于中医学的实践之中,给中医学的继承、发展和运用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为此,需要巩固和加强中医人文学科建设,弘扬中医人文精神,将解决实际问题的“求实”,解决科学问题的“求真”与解决疾病问题的“求善”结合起来,使得中医学在发展的过程超越科学与人文之争,从而自然地实现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也为当代医学的进步提供积极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1中医人文学科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近年来,随着中医药事业和学术的不断发展,人文学科在高等中医药院校中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学科本身有一定规模且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以及自主发展的学术空间,部分院校还独立设置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卫生事业管理学院等实体学院,建设了一批人文学科重点研究基地;除了中医医史文献、中医基础理论等传统学科外,中医文化学、中医心理学、中医哲学等新兴学科不断成熟。在开展中医药国际交流和传播、当代社会和科技条件下中医药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中医人文学科在解决医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符合中医药思维特质的人才培养等方面具有并且应当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医人文学科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绩,但尚未形成相对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在中医药学科的整体框架之中缺乏应有的位置,更未在兼顾历史传统和当代条件下的情形下,较好地发挥应有的功能;甚至,对于中医人文学科与中医基础学科、中医临床学科相互关系的认识也缺乏足够的视野和格局。在当代学术环境和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医人文学科的作用,需要我们首先正视当前中医人文学科发展的问题,并藉此重新认识中医人文学科在中医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和价值,进而对中医人文学科的建设路径进行积极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中医人文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集中和突出地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

1.1学术评价体系制约了中医人文学科的发展

尽管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人文学科在中医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大学为了迎合和适应政府和各大排行榜上的量化评价指标,往往在具体举措和制度上忽视甚至抑制了中医人文学科的发展,使得其涵养和引领中医药学术发展的作用无法发挥,导致中医药发展过程中“中医思维弱化、中医评价西化、中医学术异化、中医技术退化、中医特色优势淡化”,这些潜在的影响即使通过中医药立法也无法立竿见影地获得解决。这其中,既有一般人文学科发展存在的共性问题,也有中医人文学科发展遇到的特殊问题,在这些功利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学术周期长、成果考核难,无法用现行的一些量化指标进行评价的中医人文学科自然成为营养不良、先天不足的"豆芽"学科,自然也无法获得丰富的学术资源。

1.2学科发展体系制约了中医人文学科的发展

一方面,在当代医学与人文不断交叉发展的过程中,中医人文学科可以贡献丰富的智慧和足够的力量;另一方面,回答和解决当代环境与条件下中医药学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实践问题,也需要中医人文学科结合当代学术语境不断创新发展。但是,当前中医人文学科的学科发展体系不够健全,在哲学、历史学、伦理学、心理学、科学学、文化学等学科范畴和领域里,中医人文学科体系不全或者少有建树,在现代语境下关注和解决中医药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的能力不足;从医学教育的角度看,中医人文学科的发展有的甚至还停留在思想政治课的知识层面上,人才培养体系没有很好地将医学与人文融合,中医人文学科的思想引领和启迪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2中医人文学科建设的当代价值

2.1创建一流中医药大学的时代需求

作为人类知识生产、创造和传承的学术重地,高等学府将不可推卸地承担起中医药学术创新的历史使命,在当前"双一流"建设的实践中,以学科为基础是其基本原则之一。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所一流大学都不可能仅仅依靠一两个一流学科,而忽视其他学科的发展,多数世界一流大学具备学科综合集群的资源优势,以协调发展基础与应用学科、人文社科与理工农医科,促进不同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交叉融合,构筑协调发展的学科生态,充分发挥学科群对提升学校竞争实力的巨大作用。对于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体系的中医药大学而言,不可能仅仅依靠发展进入“双一流”建设体系的学科,而忽视其他基础学科、相关支撑学科以及人文学科的发展。一方面,中医药学科体系决定了它既要传承历史,又要在现实中创新,这就决定了中医药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人文学科的支撑。尤其在当今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中医药的核心价值观和思维体系越来越偏离中医药文化核心,更需要人文学科来实现思想引领、价值引领和方法引领[1],将一般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与中医药学紧密结合,相互交叉、渗透、协同并形成具有内生动力的中医人文学科,以此来保障中医药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后劲。另一方面,纵观学术创新的大部分原创成果,多数都是学科交叉整合的结果,一流大学的建设需要各学科之间形成"凝聚态"的发展态势,需要大学构筑良好的学科发展生态。对于一所大学而言,良好的学科生态体系既有鲜花、也有灌木,还要有高大的乔木,它们和谐共生,构成一个生命有机体。就建设世界一流中医药大学而言,需要特别注重良好学科生态的构建,以此形成结构合理、关系稳定、内涵相互呼应的学科体系,中医人文学科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生态资源,繁荣发展的中医人文学科并将推动中医药的学术发展和创新。因此,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是创建一流中医药大学的时代需求。

2.2中医药人才培养的迫切要求

在中医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中,人才培养始终伴随着中医药学术的继承、创新和利用。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的问题是中医药发展的根本问题。中医药与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不可分割,中医药的学术思想体系不仅仅可以治“已病”,还可以治“未病”;不仅仅可以治“病”,还可以治“人”;不仅仅可以治“人”,还可以治“国”,其载体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医哲结合、医药并重,医儒兼通、医德并修是中医药的学术特点和学科特色,也是中医药人才培养需要重视和着力塑造的根本内涵[2]。中医药教育既是传播医学知识,也是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有普遍的专业属性,又具有自身独特的人文特征。因此,在中医药人才培养过程中,中医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当前,在中医药人才评价唯科学主义、唯SCI论文论等情形下,我们应当在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中增加传统文化、中医药经典、哲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课程,及早树立中医大学生的中医药思维,培养其中医人文精神,塑造中医文化核心价值观,增强对中医药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自卑也不自负,提升从事传统医学事业的自尊,促进业务创新的自为,才能成为医德高尚、情怀大义的好中医,医学的人文精神需要中医人文学科来涵养。一方面,纵观历代名医大师的成长经历和成才特征,可谓学验俱丰、德技双馨,丰厚的国学功底和人文修养是其成功的重要条件,正是人文知识的涵养和引领才真正使得大医辈出,从而才能造福百姓;另一方面,当今世界的知识中心仍然在西方,在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如何获得国际学术话语权、国际议程设置权、国际规则制定权迫切,需要具有人文思维的一代英才将中医学深厚的人文属性及其学科范式、思维方式、技术手段,在当代科学技术条件和语言环境中予以表达和呈现,不偏不倚、衷中参西、中西合璧,既充分充满学术的自信,又谦逊地实现与其他文明的交流。

2.3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的必然要求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元素,中医药文化堪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石”。高等中医药院校作为传承中医药文化的重要阵地,不仅仅是传承传播中医药的理论、技术和方法,更重要的是传承创新中医药的思想文化,特别是以中医药核心价值体系为中心的中医人文文化。长期以来,中医药发展的危机特别是对其科学性的质疑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离开了文、史、哲等文化的滋养,中医学术理论很难得到健康、可持续地发展。因此,中医药学科的整体进步与发展离不开中医人文学科的内在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推动中医药振兴的根本所在。无法想象,没有中医人文学科,中医药学术会实现光大复兴。尽管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中医药研究热,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极大差异,中西医理论体系的巨大区别,中医药并未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同。受现代生物学、西方医学的影响,人们总是试图用现代医学理论和方法来解释和揭示中医药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核心理论和基本概念,结果往往是徒劳的,但中医学的所谓科学性问题也一直横亘始终。及至近日,关于部分中药含有马兜铃酸成分而致癌的报导又甚嚣尘上,再次凸显了当代科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为此,加强中医人文学科建设,借助学科内的学术力量深入研究中医药的文化精髓、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并用现代语言来表达中医药的思想和理论,让先进的中医药文化、科学的中医药理论、有效的中医药养生保健方法走进千家万户、走向世界,增强中医药跨文化传播能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并以此为契机,让中医药的理论体系和人文精神为百姓日用而不知、被世界所广泛认同。

3加强中医人文学科建设的路径与思考

3.1丰富完善学科发展内涵

中医人文学科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阵营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当前,中医人文学科已经初步拥有和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水准,但是,该学科还存在学科发展目标和学科内涵需要进一步清晰和明确的问题。有的院校简单地将中医人文学科当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并且割裂了其与中医药基础学科、临床学科之间的联系[3]。具有中医药特色内涵、反映中医药本质规律的中医人文学科体系尚在形成之中,中医人文学科能够为中医药学术发展提供丰厚涵养,特别是为其发展困境与危机提供理论辩护和保驾护航的作用和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和有效彰显,这与当前中医人文学科建设内涵不够丰富完善不无关系。围绕“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目标和思路,中医人文学科应当在一般人文学科的基本理论、概念框架、研究方法的支持和启鉴之下,从文化的外在社会性和内在学术性中找准定位,突出中医人文精神、人文内涵、人文方法的传承与创新。一方面,围绕中医药的核心价值体系,挖掘、抽取和阐发中医药学科中的学术资源和思想资源,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医哲学、中医文化学、中医心理学、中医伦理学等学科;另一方面,面向当代医学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在反思中西医学发展困境和当代冲突的过程中,不断交叉和融合发展系统中医学、中医思维学、中医方法学、中医文化人类学等学科。通过设立中医人文学科的综合性实体研究机构、实施学科交叉和培育计划等措施,推动中医人文学科“走出书斋”,在高度融入到中医药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创新等过程中,明确定位、形成特色,完善学科内涵。中医人文学科不是“人文学科在中医”,也不是“中医里的人文学科”,而是中医药学科自身与生俱来的人文思想资源和内生发展动力,是在中医药学科整体框架内,与中医基础学科、中医临床学科浑然一体的学科体系,为中医基础理论实现重大创新、中医临床研究思路与方法实现重大突破提供学科支撑。

3.2重塑中医药学科评价体系

中医人文学科发展的困境和瓶颈,与当今的大学评价体系有着很大的关系。纵观国际上影响力较大的U.S.News、THE、QS、ARWU等排行榜,尽管均考虑了各类学科之间的差异性,但均非常看重学科的科研产出情况,所占的指标权重也比较大,认为学科建设最直观的表现就在于学术产出,或关注论文数、师均论文,或是采用总被引、篇均被引,或是评价高质量的学术产出情况等,并且这些论文均是SCI收录的文章[4]。按照这些评价指标,包括中医人文学科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确实乏善可陈。尽管上述评估体系社会认可度很高,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以评促建的效果,但这些貌似公平的SCI、ESI指标,却让中医药院校在各类资源的获得中尝尽了极不公平苦头,严重制约了中医药学科的发展。中医人文学科在中医药学科整体框架中,也由于无法直接“经世致用”而遭遇了冷落。中医药学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吸取了儒道佛的精华,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因此,我们不能盲目把排行榜上的各种指标体系当成中医药学科发展的终极目标,而丢弃那些具有活力的学术气息、组织成长、中华优秀传统中医药文化精髓以及中医药学者所坚守和秉承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潜在要素,而这些才是中医药学科能否成为一流学科的生命养分。也正是鉴于此,我们需要扎根中国大地,遵循中医药学的学科属性、中医药人才成长的规律,在借鉴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与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或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等社会机构合作,将中医药学单独从医学门类中独立出来,单独设置中医药学科评价标准和体系,既考虑中医药学科的科学属性,也能体现中医药学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哲学思想等人文精神,树立中医药学科评价的中国标准,精心构筑中医人文学科、基础医学、临床学科协同发展的良好环境,真正获得国际学术话语权、国际议程设置权、国际规则制定权,最终在实现与西方文化充分沟通与交流的前提下,将中医药学术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中国手中的目标。

3.3加强中医院校大学文化建设

纵观世界一流大学,除了那些耀眼的学术大师所沉淀的学术积累外,最让师生引以为豪的就是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这是大学在长期实践中积累而成的精神特征,是一所大学的价值观念和学术信念,反映的是大学师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5]。保持包括中医人文学科在内的中医药学科的发展定力,既需要充分的文化自信,也需要高度的文化自觉,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是促进和维护中医院校师生实现文化自信和自觉的必然途径,惟此,方能积极支持中医人文学科建设、积极投身中医药学术评价体系重塑。健康、优秀的大学文化,可以为中医人文学科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和学术氛围,促进各种学术思想的交流和碰撞,进而促进新的学术观点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当前,中医药学术发展尤其需要这种“兼容并包,有容乃大”的文化传统,中医人文学科建设与中医院校大学文化建设之间恰恰是一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所在。当前,受“经世致用”、SCI崇拜等因素的影响,中医药学科建设的功利性太强而又陷入科学主义的排斥,承载人文精神而又在实践中不断迷失于人文之外,面对“中医不科学”等种种质疑声时在盲目自信与过度自卑之间的心理徘徊,秉持着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学术理念却又对自身发展不能洞明,这些焦躁和焦虑是当代中医院校大学文化的症状之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只有通过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引导师生在中医药学术继承、发展和利用的过程中自觉将中医的科学属性与人文精神相融合,在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基础上正确对待中医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以更加开放、包容、多元的态度接纳现代科学与技术,方能为中医药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不断提升中医药的国际话语权和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参考文献:

[1]张宗明.创建一流中医药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不可替代[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3):141.

[2]殷忠勇.中医药学科建设应当遵循自身规律[J].中国高等教育,2017,(7):48.

[3]陈琦,张大庆.新世纪医学人文学科建设:现实与挑战[J].医学与哲学,2017,38(4):9.

[4]武建鑫,周光礼.世界一流学科:“以评促建”何以可能-基于系统科学的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6,(11):53.

生命哲学论文范文8

一、国际生物学哲学研究前沿

1.生态学实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肖显静教授做了题为“生态学实验的‘自然性’特征分析”的报告。他从生态学实验的原则及问题的提出,将生态学实验分为:野外实验,其特点是回归自然;操纵实验,其特点是处理自然;测量实验,其特点是观测自然;宇宙实验,其特点是模拟自然;自然实验,其特点是追寻自然。他认为生态学实验与传统科学实验的本质区别是将实验室搬到自然中,在处理的基础上进行现象的还原,其目标是自然的发现,追求的是科学事实的实在性和自然性。然而自然的复杂性,使得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受到挑战,为此他提出改善生态学实验的人工建构方面来达到实验中自然性与建构性的平衡。

2.生物进化与人类认知进化。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梁前进教授做了题为“生物进化和人类认知进化的逻辑符合性分析”的报告,探究人类起源以及人类进化的缘由、过程和结果中蕴含的科学哲学问题,其中的重点在于探寻生物进化和人类认知发展的逻辑符合性。他引入人类的血型系统进行分析,认为血型系统是在进化过程中决定,而长期的演化形成了不同群体中的遗传平衡,群体的演变伴随着血型平衡的打破和新平衡建立。以人类性别进化为例,两性的起源必有先后,而自然的演化是突破原有格局,产生有罪与无罪之争、生错与纠错、美与和谐的对比过程。自然起源的时序性与人类起源认知的发展高度契合。

3.生物学理论变化。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黄翔教授做了题为“从自然选择单位和层次的研究史看生物学的理论变化”的报告,他指出对自然选择单位的讨论主要来自两方面:生物界利他主义行为的说明引起的对达尔文个体选择立场的质疑;对新达尔文主义生物学所采用的基因选择的质疑。并试图将该问题近50年的发展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互动子”“受益者”等新概念的引入将进入新的本体论领域,且新概念的介入难以用库恩的范式转变来理解,在研究过程中产生的理论变化是使用不同种类的科学实践资源导致的结果,而科学实践是一个复杂的行为,在复制过程中产生的变化,导致了实践行为的多样性。

4.进化理论的多元论。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赵斌副教授的报告“从LPST与SBT的理论争论看进化理论的多元论”着眼于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两种进化理论,费希尔的大规模群体理论(LPST)以及赖特的动态平衡理论(SBT)。对比SBT和LPST,前者理论中涉及了随机遗传漂变、迁徙、同类群间选择以及同类群实体等,而后者仅包括了突变过程与自然选择。他指出一元论的科学说明观至少在进化理论的范畴内是很难达成说明有效性的,而实用主义的传统在这个领域内似乎发挥着更大的影响力,在实际的理论以及经验研究中,应更关注两种理论的互补性以及其他理论对于它们适用范围的补充。任何进化的机制说明都是基于各种(层次与结构)自然事件的表征,非本体论的一元论,而是本体论的多元论。

5.生物学成果思考。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的曾建教授做了题为“真实来自我国当代生物学成果中的生物学哲学思想理论资源”的报告,以吴征镒先生的“三维节律演化与被子植物种类多系、多期、多域发生理论”为视角,从生物学证据中将地质与地史学等相结合,确认被子植物的起源,构建植物的地理分布图景,明确植物的演化方式以及发展方式的认识系统,形成“生命-生物-生物学-生物学哲学”的认识论链条,他认为生物学哲学的理论境界取决于对生物学知识的眼界把握,当代生物学哲学的研究必须重视生物学家的理论成果,从中汲取宝贵的资源进行升华。

6.广义认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张凯教授做了题为“自主式人工智能系统的广义认知”的报告。当今人工智能系统的提高,认知主体的改变是传统哲学认识论需要面对的问题。自主式人工智能系统具备感知、认知、学习、思维、推理、判断和决策的能力,人工智能为广义认知、广义意识和广义物质的哲学观提供了理论支持,当代的广义认知是传统认知与数字认知的总和,人工智能提高人类认知世界的能力,广义认知改变了人们认知活动的思维方式。他认为广义认知是一种新的不能被代替的认知方式,因而有必要将人工智能、人工生命和哲学三个学科交叉融合,并且当今哲学研究的大趋势也需要引入跨学科的大数据研究。

7.Pando树。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刘孝廷教授做了题为“Pando的智慧”的报告,Pando是拉丁文,本意为我传播、我延伸、我扩散。在美国犹他州有一片寿命长达8万年的杨树林,叫Pando树。这片树林占地面积广阔,但整片树林只有一个根:PandoRoots。他提倡我们应该从潘多的角度来看待整个生态学哲学,发展多元论的生态伦理,分析人在宇宙中的意义,以潘多树来作为模型,成为潘多展开博物人生,在生态学的交流中相互团结,形成紧密的整体,使生态学哲学的发展更为全面。

二、进化生物学的哲学问题

1.利他性行为的研究。

广东医学院生命文化研究院的贾栗副教授做了题为“‘达尔文难题’的解释方法及其博弈论模型研究”的报告。他指出自然界的利他行为,是进化论所提出的可检验假说个体都要最大化自身的利益的反例。从群体选择理论、亲缘选择理论、互惠理论、副产品理论等分析了解释达尔文难题的几种路径。他提出两种利他问题的研究路径:对动物的利他行为分类并提出分类标准;对人类特有的利他行为进行研究。关于利他问题的研究若只是依靠自然主义的方法是不够的。他认为对于文化驱使的利他行为问题的讨论,除了采用自然主义的方法之外,还应该采用非自然主义的方法。

2.达尔文与法布尔。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乔文艳做了题为“达尔文与法布尔———因昆虫而生的思想碰撞”的报告。她指出法布尔对昆虫、花草有极佳的兴趣,极具人文精神与浪漫情怀,通过对昆虫的研究产生了对进化论的质疑。而达尔文则是植物学家理性的一派,认为自然界像一个经济体系一样井然有序,物种各负其责,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了自然冷酷的一面。达尔文与法布尔对昆虫的研究都非常痴迷,从而发展出了不同的观点。报告分别从二人的生活背景入手,分析了他们的著作与通信,阐述了二人观点差异背后的原因。

3.创造进化论和突现进化论。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张建鑫做了题为“创造进化论与突现进化论中的过程哲学思想”的报告。创造进化论与突现进化论拥有与现在进化自然观不同的内涵,他认为两种观点在体现了发展进化自然观的同时,前者无法避免生命有机体与物质的对立,而后者忽视了生命有机体与物质之间的关系缺乏过程性与有机性的结合,都具有一定的逻辑断裂。而过程哲学的综合是对两种思想的继承与超越,试图克服逻辑断裂,构建内在一致的、统一的本体论-认识论哲学体系。

4.生命科学哲学研究。

河南中医学院思政部的任滢副教授做了题为“生命科学的哲学性思考”的报告。科技发展引起了人们生活、生产、思维的变革,把科学融入生活,是当代生命哲学研究的现实性课题。她指出当代生命哲学研究的重点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人的生命尊严、基因工程、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进行哲学性的探讨,应把科学技术的发展融入人类社会中,提高生命的价值意义,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社会。

三、生态学的哲学问题

1.生态伦理。

北京化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郭菁副教授做了题为“列维纳斯与布伯关于生态伦理的分歧及启示”的报告。在生态伦理中,自然的价值问题是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焦点,而列维纳斯与布伯二人对伦理的分歧体现在对“回应”的体悟上。她认为布伯和维纳斯区分了“我-它”关系和“我-你”关系,生态伦理发生在人由意识主体改变为责任主体的过程中,以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非对称的平等共在关系为前提,以责任回应的方式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并不存在冲突。在生态伦理中通过对人的主体性的升华,可以实现二者的统一。

2.群落问题。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毕丞讲师做了题为“‘群落实在论’研究述评”的报告。群落这个概念不能用精确仪器直接观察测量出,使群落的实在性问题遭到质疑。群落个体论与机体论之间的分歧引发了群落是否存在的争论。他认为在对群落的构建、演替和重建的过程与现象研究方面,未来群落实在论的研究方向应将关系实在论,结构实在论和过程实在论等科学实在理论作为未来分析的工具。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王雯的报告题目为“群落机体论与个体力争论研究”。至今对群落本质的争论仍然存在,而对群落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以整体论为代表形式的群落机体伦思想,与以还原论为代表的群落个体论学派之间的对立,她指出群落机体论思想是整体论的典型代表形式,强调整体各部分之间存在相互的联系,群落是一个有机体,个体论则是翻版的还原论形式,强调将群落层次分解为组成部分,忽视了群落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两派之争成为群落实在性问题的起源。我们应当通过分析两种形式的争论来梳理整体论与还原论之间的复杂关系。

3.原假设问题。

云南师范大学李际讲师做了题为“生态学假说的实验检验的原假设困境与解决”的报告。对于生态学假说的三种检验方法分别为实验方法、建模方法和文献方法,以奎因和邓纳姆为代表,二人通过普莱特的科学说明模型指出一般不存在原假设。因而将原假设困境分为统计学范畴和生态学范畴,在统计学范畴上以费希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和N-P的非判决性使原假设理论上不能被严格检验;在生态学范畴上因为生态过程中因果关系的演化以及非原假设,使实验也无法严格检验原假设。对于以上几种困境他指出可以通过降低p值、谨慎选择原假设、对非原假设采取非中心化和双侧检验来解决。

4.合成生物学。

山西财经大学王绍源讲师做了题为“合成生物学的伦理问题探讨”的报告。他以卡布尼克与穆雷主编的《合成生物学和道德:人工生命和自然的界限》为视角,围绕“扮演上帝”“本质、内在价值、道德价值”“多元化的道德问题”“公共政策”四个主题为重点对合成生物学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合成生物学符合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观念,但是也可能会造成无法预估的环境效应,他认为随着合成生物学的发展,需要重新定义一些传统边界,参照当前环境政策对合成生物学进行反思,调整公共政策以及不断修正合成生物学的应用范围。

5.整体论与还原论。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张江在其题为“整体论与生态系统思想的发展”的报告中指出,20世纪初,生态学表现出高度整体论的倾向,60年代系统生态学的出现,以奥德姆兄弟为代表的潜在的还原论的观点将生态学领域的研究推向整体论与还原论之间的对立,她认为对于生态系统研究来说,在承认整体论的本体论地位基础上、方法论意义上应坚持整体论与还原论并重,这对未来生态系统研究中整体与个体的定义、稳定性与多样性、复杂性等问题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何进做了题为“内涵研究———基于对奥德姆生态系统整体论的批判及革新”的报告,奥德姆兄弟是“系统”生态学的倡导者,一些整体论者认为尤金•奥德姆的观点是一种“还原论者的整体论”,他们对于生态系统在本体论上是怎样的实体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本体论上的整体论与方法论上的还原论相互矛盾,他指出本体论上应对生态系统的本体论地位进行合理界定,在方法论层面要考虑其可预测性问题,协调整体论与还原论之争。

6.个体性概念。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杨仕健讲师做了题为“当代生物学哲学中的个体性概念”的报告。其中认为,个体的概念从达尔文时代开始被经常使用,关于个体的划界是现代生物学研究的基本依据,他指出生物的个体性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主题。首先经历了动物有机体的讨论,个体的整体性与特异性的问题使人们转向对生物学个体概念的研究,关于“物种是不是个体”的问题,将人们转向了对生物学个体性概念问题的新讨论,一方面对不同领域中的生物学个体性进行整理归纳,另一方面更深入地探讨个体性概念的本体论问题。个体性概念的研究在历史中是变动的,在思想上是多元的。

7.生态学说明。

郑州大学王翠平讲师的报告题目为“生态学说明基本问题分析”。生态学说明的几个基本问题为研究的说明项与被说明项,生态学说明的基本形式以及其有效性问题。她指出生态学说明的基本过程通过统计学方法首先选择变量,之后为了研究要素之间是否相关提出假说,通过建立模型来进行解释,最后筛选模型进一步说明要素之间的相关性。通过分析证明相关性可能是因果相关性,也可能是非因果相关性。而当前这种统计相关模型仅仅做到了对各要素间相关性描述,仍然无法真正揭示其中的因果关系。

四、当代生物学哲学中的重大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的李建会教授做了题为“生物学哲学重要问题研究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和总体框架”的报告,随着生物学哲学著作与论文的不断增多,国际上对生物学哲学的研究越来越全面深入。针对国内外生物学哲学研究现状及其重要问题提出了关于生命的本质、生物学的解释方式、理论结构和生物学的自主性;进化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生物的个体性、多样性和分类的哲学;人类起源和演化的哲学问题;合成生物学、数字生物学与人工生命的哲学问题五个主要研究方向。清华大学的王巍教授做了题为“生命的本质、解释方式、理论结构与生物学的自主性”的报告,提出该领域的主要研究问题为:生物学是否是自主学科还是物理科学的分支问题;生物学中的功能解释和目的论解释的合理性问题;生物学中是否存在规律以及生物学的理论结构与物理科学的差别;还原论、整体论和生物学的自主性问题。华中科技大学的于小晶讲师做了题为“进化生物学的哲学问题”的报告,她指出该研究的主要内容为五个方面:科学的标准问题与对神创论的批判是生物进化科学性问题的重点研究内容;适应主义的内涵及其形式与反适应主义提出的所谓与选择无关的因素成为适应主义与反适应主义的重点研究方向;通过进化是否是进步的观点来探讨进化与进步的关系问题;对索伯和威尔逊的多层次选择理论和探究人类利他行为与文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成为选择的单位、层次和利他进化问题的研究重点;进化的统计特性根源问题侧重于研究非决定论与进化论的统计特性根源和决定论与进化论的统计特性根源。华南师范大学的董国安教授做了题为“分类学的哲学问题”的报告,他指出问该研究主要面向生物学个体性问题;有关自然类和物种的形而上学问题;类词项的语义学问题;系统树的推导以及系统发育的证据问题。他主张根据分类活动的基本特征来考察上述的哲学问题,通过全面总结当代系统分类学以及有关自然类的哲学研究,在区分定义、鉴别和命名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能够覆盖自然类的形而上学、类词项的语义学、构造系统树方法论等问题的分类学哲学,建立新的分类学研究领域。北京师范大学的山郁林副教授与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梁前进教授共同做了题为“人类起源和演化的哲学问题”的报告。主要内容为智能设计论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对演化论的挑战及其批评;人类起源和演化的证据和原因分析;人类的多地区起源假说和单一地区起源假说的合理性评价问题;劳动在人类演化中的作用;语言演化问题;人类意识和人类心理进化的哲学问题;人类社会性行为的起源和文化进化的哲学问题是本领域的主要研究问题。人类的起源和演化是演化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该问题的研究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来说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范式。南开大学的任晓明教授做了题为“人工生命的哲学问题”的报告,该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为合成生物学的核心理念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合成生物学的伦理挑战及对策;数字生物学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数字智能生命体与智能和心灵的本质;数字人工生命的伦理挑战及对策。他主张在充分把握当代合成生物学、数字生物学的研究思想方法与前沿的基础上,对人工创造新生命的本体论问题、认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和伦理问题进行解释,全面系统地研究人工生命的哲学问题。

五、生命的本质、生物学的解释方式和生物学的理论结构

1.科学定律。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的王巍教授在其报告“生物学中的科学定律”中,认为生物学概括难以满足科学定律的普遍性,真理性以及自然必然性。而生物学哲学界对于生物学定律问题有三种反应,生物学没有定律;生物学有定律;生物学有定律,主要如均同定律或抽象(数学)定律。在这里他比较赞同索伯的观点,即生物学中存在科学定律,对于传统“定律”的理解我们可以进一步进行修正,结合定律与历史,有助于增进我们对进化以及科学的理解。

2.遗传密码的解读。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杨维恒讲师在其报告“遗传密码语境论基础上的意义分析”中指出,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语境下,对遗传密码的内涵理解有三种观点,反对者认为遗传密码的概念在运用上并不具备解释效力,有些人认为遗传密码具有有限的理论作用,而支持者则试图对基因信息的性质分析来解读遗传密码的概念,遗传密码在本质上与语境相关,对其语境的解读就是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统一。语境不仅成为遗传密码合理存在的前提,在不同语境下对它的解释也具有了不同的意义,语境论的平台为遗传密码提供了更全面与准确的解释。

3.表观遗传与进化论基因。

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陆俏颖做了题为“表观遗传与‘进化论基因’”的报告,基于进化论是否需要彻底的理论修改才能容纳表观遗传的问题,她认为对进化论意义上的三个概念,基因、环境和表型概念应予以澄清,进化论基因不需要局限于DNA分子的物理限制,可容纳其他可遗传的对表型有影响的分子或物质,即进化论意义上的基因概念可以容纳表观基因,因此现代进化论并不需要进行彻底的理论修正以容纳表观遗传。

4.容纳性证据。

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翁永坤同学的报告题为“影响自然选择理论接受的主要证据类型———容纳性证据”。其中指出,预测性与解释性证据无法令生物学家接受自然选择理论的解释。解释和预测的区别在于科学家提出理论的动机不同,而容纳性证据是先提出理论,然后发现证据,最后由理论推导出证据,是预测证据与解释性证据过程的新的排列。他认为容纳性证据填补了预测与解释二分引起的解释性证据的不足,充分填补以及修正了理论原有的不足与错误,成为自然选择理论被接受的重要证据。

六、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