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12-04 14:36:14
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经济型社会中,如何维持地方戏曲文化健康发展,如何把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承给年轻一代,实际上己成为一种难以迅速彻底解决的心头巨痛。广州粤剧团从2004年起举办了多年的“大学生走进剧场”活动,眼前有这么一个不好的现象:一是,许多当地年轻人热衷于眼下的快餐文化、流行文化,甚至有些小孩子们张口就能来几首流行歌曲;二是,走进剧院或是看露天演出时,台下基本上是“银发海洋”,年轻人难觅踪影。
“少年强,则中国强”,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戏曲艺术不仅少不了中老年观众一如既往的厚爱,也更需要培养新一代主力军,接班人!戏曲文化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不像影视剧与生活那样贴近,但是内容却是博大精深的,反映的也是人的高贵精神和美好生活。作为一名粤剧教育系统从业者,我认为普及戏曲文化教育的关键是要从年轻人抓起,就象我平时给学生传授音乐知识一样,要在艺术本身的魅力上去培养他们的兴趣,要具体到日常中来寻找着力点———让年轻人在接触戏曲文化时,我认为应加强认识戏曲本身独特的文化内涵,使其能大致辨别、欣赏各类其他艺术。这个过程中还要注意结合实际,适时欣赏与体验表演艺术的趣味性,以达到在美的教育中得到精神上的愉悦。
在谈到如何保护地方传统戏曲文化并促进其发展的话题时,这方面湖南省就采取了行动———湖南省教育厅对原义务教育《湖南地方文化常识课程标准(实验稿)》进行了重新修订。据悉,湖南地方文化常识是湖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所必须学习的综合性地方课程。实验稿的修订就增加了有着浓郁湖南本土文化色彩的湘剧、花鼓戏、祁剧、辰河戏、武陵戏、荆河戏、巴陵戏、湘昆等主要剧种的知识内容,并建议学生学唱一两段地方戏。
广东毗邻港澳,南粤文化由于受这两地文化影响,无疑就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特色。在本土文化发展方面,广东应从实际出发,在全国构建和谐社会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步伐中,同步促进地方戏曲文化艺术的发展和传承。在今天以素质教育为目标、以弘扬传统文化为载体的教育模式下,大中小学生每学期至少要观赏到一两出不同剧种的戏剧戏曲舞台演出,在课程中也要适当辅以学习本土戏曲文化的内容。只有这样,华夏传统文化才会源远流长,才能永保青春活力。
作为话剧表演艺术家、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田汉的女婿,张辉说这话绝不是客套。江东这座小城,从来就不是戏曲文化的荒滩沙漠,是一片你方唱罢我便登场的戏曲热土。在中国戏剧史上留有一页的“小小剧社”在这里诞生,享有“影帝”之称的赵丹和“小小剧社”的伙伴顾而已、朱今明、钱千里从这里走出去。杨梦石先生主编的《南通与中国电影》这本书比砖头还厚,里面介绍的南通影人可谓洋洋大观,足见南通影视和戏剧人才济济。
低调一点的话,我们还是不要去追溯或考证戏曲的历史,因为你无论怎样漫不经心,都会发现历史上的一些名人大家,跟南通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在这里土生土长,就是受这里“南风北韵”文化的熏陶而“自学成才”。远了咱就不说,就说说400年前的那段历史,至少有三个人的名字跟南通密不可分:一个叫李渔,一个叫冒襄,一个叫柳敬亭。
三个名字,三种类型。
一种类型以李渔为代表,祖籍不在南通,却在南通成才。李渔从小跟父亲自浙江兰溪迁至如皋石庄做药材生意,他在高沙土地区接受了基础教育和形成基本的世界观、艺术观后,于23岁那年才离开南通。李渔后来成为戏曲巨匠,与屈原、杜甫、坡等并列为中国二十一大文星,被称为中国的乔叟和莫里哀。
一种类型以冒襄为代表,在南通出生、受教育,游学之后归隐故里。冒襄是明末“四公子”之一,清兵入关后,绝意仕途,以遗民逸老自居而归隐如城专心诗文创作、文人雅集和戏曲家班演出。冒氏家班活动频繁,时人评价说其表演对文人加深戏曲寓意的理解,促进戏曲的传播,提高伶人技艺,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还有一种类型是以柳敬亭为代表,祖籍南通,出生异乡,四海游历,终成大家。柳敬亭祖籍在通州二甲余西场,出生在泰州,本姓曹,从艺后改姓柳,江湖人称“柳麻子”。柳敬亭在戏曲史上谱写了两个中国第一,一是生前生后有近百位作家、词人、诗人为他写传记或文章,称颂他的评话艺术;一是被奉为说书界的祖师爷,是四百年来名气最大的说书家。
及至现当代,南通的戏曲文化氛围愈加浓厚,戏院、戏班、名伶、名票……风起云涌,风生水起。张謇先生不仅爱看戏,更重视戏曲教育,创办伶工学社,先延聘梅兰芳来当社长,未果;继而聘到请欧阳予倩来南通。这一举措,开创了中国戏曲教育之先河。欧阳予倩终身致力于戏剧教育,是近代中国话剧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借鉴西方戏剧理论,欧阳予倩对传统京剧进行改良,借助伶工学社这平台,实现他京剧改革的夙愿,这一理念,与张謇先生通过戏曲改革和戏曲教育来改良社会的理想相合拍。不久,欧阳先生建议张謇创办学社的实验剧场,张謇先生给剧场定名为“更俗”,取除旧布新,移风易俗之意。剧场落成之际,特邀请梅兰芳与欧阳予倩联袂演出。张謇在更俗剧场建“梅欧阁”,亲自撰联“南派北派会通处,宛陵庐陵今古人” 以记其盛。南通的戏曲运动登上新的高峰。
南通的戏曲文化,有着深厚的滋生土壤,各地的剧社、票房、俱乐部、沙龙,为戏曲文化提供了扎实基础。如东是著名的京剧之乡,这里曾经出现过京剧名人王鸿寿、李斐叔,以及从“草台班子”走出来的众多名角。在全国和江苏省京剧票友大赛上,颜百庆、鲍晓华、郭必安、汪春燕、张亚飞、张秀林、万冬梅等脱颖而出,近四十位京剧爱好者被收录入《中国当代京剧票友大典》。要说到群众文化,通州石港镇是一座绕不过的大山。这个千年古镇,是文化部命名的“中国民间艺术(京剧)之乡”。这里,家家钟爱“西皮”“二黄”腔,人人能哼“四平”“高拨子”调。石港是古盐场,盐商云集,商业繁荣,民间戏曲活动兴矣。起初由庙会开始,每年5月13日关老爷生日、5月18日都天菩萨生日,远近戏班艺人风雨无阻齐集石港都天庙,敬拜梨园始祖老郎神,同时奉上各班看家戏,每到此时,石港万人空巷,聚集庙会,观看演戏。所以说,石港人唱戏演戏,那是帽子没了边――顶好。
此外,如皋白蒲,海门天补,崇川区戏剧沙龙、盆景园俱乐部,都各自拥有大量戏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海门补天戏剧社,本着为戏剧补天的宗旨,在青少年中大力普及民间文化和戏曲艺术,自办《补天剧苑》社刊,邀请名家讲座和示范表演,开展实验演出,声势浩大,影响广泛。现任社长张垣老师还出版了《戏苑女娲乐补天》《我嫁给了越剧》《美善天地》三本专著。28年来,补天剧苑活动不辍,坚守住弘扬民族戏曲文化的阵地。
挂一漏万,晒晒家底,并不是想炫耀什么,只是感受一下张辉自称赴通赶考那当时的心境。
我的新闻良师益友蒋德才生前曾向我回忆他父亲当年承租原资生铁厂厂房兴办银光大戏院的琐事,当时我很诧异:知道更俗剧场,知道赵丹父亲创办新新戏院,就没听说过银光大戏院。我有点脸红,唉,还是孤陋寡闻啊!后来,有机会去纸厂,在恢弘如教堂的车间旁经过,依然没想到,这里早先就是银光大戏院,更没想到,这个砖木结构的戏院历经近百年的沧桑变迁还能保存得如此完好。
大学生是大学校园的主体,是校园文化的实践者和传承者。大学生人格素养的状态往往决定了一个学校校园文化的形态和内涵,因此大学生人格建构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核心内容,关涉校园文化主体。按照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理论,人的心理结构分成知、意、情三块,知对应着求真的认识能力,意体现为求善的意志品格,情则对应着人的审美。健全的人格正是人的心理文化结构的表征,它的最高境界是真、善、美相统一。在当今新媒体主导下的商业主义时代,娱乐化、时尚化引领着当代大学生的文化价值取向,同时也重塑大学生的文化人格和审美诉求。因此,培养健全正向的大学生人格,进而营造良好而富有内涵的校园文化,就必须确定一种有效而富有历史文化内涵和精神传统的文化形态。在这种情势下,戏曲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典型样态,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对于改变单一、浅表和功利化的校园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其中,对于校园文化主体大学生的文化人格建构意义更为突出。从中国文化教育史来看,戏曲历来具有强大的社会教化功能。戏曲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典型形态,其文化构成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包含道家文化乃至佛家文化、民间文化内涵。其中的儒家文化内涵历来被当做道德教化的有效载体。在很多的传统剧本中,忠、孝、节、义始终是其宣扬的主题核心。剧作家大多兼具儒家文化知识分子身份或是为本着扬善惩恶的立场创作剧本的民间集体。一方面,知识分子剧作家通过剧本来表达自己对社会时世的理解和评判,抒发自身的情怀。甚至在多年之后依然能愈久弥新。如一部《牡丹亭》在所处时代唤起了多少青年男女对爱情的渴慕和对自由人生的向往,即便在今天,白先勇先生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也仍然能在众多高校的舞台上熠熠生辉,引起当代大学生持久共鸣。更为明显的是,作为流传于普通民众群体最为主要的文化艺术形态,戏曲具有很强的民间性色彩,其主要的受众群体也都是广大民众。普通民众在观看戏曲、接受戏曲文化的基础上,口耳相传,不自觉地引导着广大民众生活中的道德价值准则和伦理取向,形成一种强大的集体无意识审美教育功能;将外在社会规范化为个体自觉的价值取向,也不自觉地建构每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戏剧既挟有广大的普遍势力……控制普通男女的心灵和理想:一切标准的中国意识,忠臣孝子、义仆勇将、节妇烈女……用故事的形式来扮演各个人物,人物成为戏剧的中心,孰为他们所憎,孰为他们所爱,他们深深地感受着道德意识的激动……他们的伦理的传统意识,构成他们判别善恶行为的具体概念。”
同样,当代大学生受社会商业化、功利化思潮影响,很容易走向一种价值迷乱的状态,传统戏曲文化中的善恶等基本伦理道德观念可以有效地帮助他们识别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并以此纠正他们的社会行为。当大学校园里的行为主体都能够有着较为明晰的道德观,都能够明确自己的身份行为,自觉认同于所处的校园环境,那么,一种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必将很快呈现。当然,当代大学校园文化不仅仅需要道德人格健全的行为主体,更需要能追求自由和美的创造主体。同样,戏曲文化除了道德教育功能外,还具备了多维度的审美价值。戏曲文化在审美的情境中能让人获得精神的超越。戏曲审美中,人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与愉悦。在戏曲审美活动中,人容易唤起一种纯净的审美体验,这种体现区别于外在社会的物质欲望、功名利禄。但人获得这样的审美感受时,很容易就实现一种精神的超越感。正如席勒所说:“只要人的内心点燃起烛光,身外就不再黑夜茫茫。只要人的内心平静,世界上的风暴就不再喧响,自然中斗争的力量也会平息在静止的边界上。”中国戏曲文化中,无论汉代的角抵戏《东海黄公》、唐代的歌舞戏《踏摇娘》,还是元明的《窦娥冤》《牡丹亭》,其中的艺术情感都能使人获得审美的升华和心灵的净化,在审美想象的空间里实现自由超越的境界。当代大学生急需要这种审美人格的教育,具备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品格,才能面对当今社会众多的世俗幻想能坚守内心。戏曲文化中既有对善的人文诉求,也有对美和自由的精神引导,最终塑造出真、善、美统一的完善人格。尤其在大学生群体中,这种人格建构对于他们所处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可以发挥其重要的作用。一段时间以来,我国高校教育容易陷入一种简单的知识灌输模式中,“很久以来,教育的任务就是为了一种刻板的职能、固定的情境、一时的生存、一种特殊的行业或特定的职位做好准备,教育灌输着属于古旧范畴的传统知识”。很显然,一味的知识灌输只是塑造一种工具性的人才。到了今天,受时代大环境的影响,高校也受到社会经济利益的侵蚀。在日益功利化、趋同化的价值引导下,很多高校被社会物欲追求、空虚自私的气息感染,高校校园文化也正面临着深刻的价值危机。戏曲文化中坚守人的道德底线、善美合一的精神内涵无疑恰恰能对这种现象起到一定程度的纠偏作用。如各类包公戏中,包公这一形象刚正不阿、坚毅果断,尤其在权势面前保持一种独立的人格,可以对当下大学生的人格取向有重要意义。事实上,“教育培养人就是培养人的精神,精神构建就是教育的绝对使命”。在电子媒介充斥校园,图像技术日益占据学生心灵的这个时期,戏曲文化作为一种以美的形式来孕育学生善的精神和真的本性的文化载体,必然成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艺术形态。
二、戏曲文化与校园文化精神积淀
所谓校园文化精神,指的是校园文化应具备深层次、历史性的的文化内核和价值主导。校园文化精神是校园文化的历史积淀,一经形成就具备稳定的品质。它体现了校园主体共同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取向,并成为校园行为方式的主导理念和文化皈依。校园文化精神能够感召大学生选取符合校园文化身份的价值追求和学习方向,是一所大学教职工、学生获取自我文化认同的精神依据。当前,由社会发展所引起的体制变革、利益分化、价值取向多元、文化碰撞等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层出不穷,这直接导致高校文化价值观发生重大偏移。面对社会外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教育系统内部的竞争压力以及学生求学目标的现实化,高校教育的基本主导思想发生变化,很多高校的理想化价值目标变为直接的现实利益获取。此外,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外界物质化的价值取向影响,这一切都影响了高校的教育行为方式。高校也逐渐改变了传统的理想“虚”待、封闭办学、一元追求、依附行政主体的教育方式,而走向实际需要、开放多元、独立自主的更为丰富的教育生存状态。一方面,高校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摆脱单一文化空间“象牙塔”的限制,走向广阔的外部社会环境,积极拓展自己的实践能力,敢于发挥学校个性,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学校与社会的衔接;但同时,在一个并未完全形成成熟的教育理念时段,受外部环境商品化意识及功利化倾向影响,再加以地域、专业类型、学校层级等个别差异,很多高校的文化价值取向发生严重的商品化、功利化偏移,人才培养的核心价值判断相应发生重大偏差,为利益化价值主导。这一切使得高校的育人文化目标受到了严峻的挑战,高校的健康发展也遇到诸多问题。
很显然,这种视域下的戏曲文化传承对于高校,尤其是对地方应用型高校的校园文化精神的建设意义重大。有别于各类浅表化、运动式的校园文化活动,校园文化精神重在内涵建设,强调文化的积淀和传承。中国传统戏曲文化是当代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形态,当被引入高校校园,一方面可以丰富校园文化,发挥文化传承使命;同时可以在纷繁复杂的社会转型期,有效地抵制媚俗、低俗、庸俗的低级文化形态,提升大学校园文化精神的品位和品格。要克服当前高校价值取向日益复杂、德育权威受到严重冲击的客观现实,我们应努力吸收、发挥戏曲文化的精神内涵。首先,高校肩负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责任,坚持文化育人的教育方式,培养完整人格的大学生。高校应以强烈的使命感去感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树立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杰出位置。中国戏曲艺术文化内涵丰厚,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典型艺术形态。当代戏曲作品中,很多戏曲改编自名著经典,或来自民间流传。前者可以此加强对传统经典的了解和传承,后者对现代社会中很可能失传的民间口头文化有很大的保护作用。这种作用往往被很多高校所忽视。事实上,不同层级的高校虽有不同的办学理念和管理模式,但根本的主导目标应集中在“育人”。
高校以文化育人,但人才培养并非仅是纯粹工具化的技能之才。高质量的高校人才培养应摆脱单一工具化倾向,而应以复合型人才为目标。新时期的高校复合型人才在政治上有坚定的信仰立场,对社会有热忱的人文关怀,知识结构上有广博的专业素质,品格上有崇高的道德情怀。作为一门诗意化的艺术形态,戏曲艺术在文化育人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它能有效弥补纯粹工具理性人才培养的缺陷,积极塑造人的感性层面,丰富人的情感思维,健全人格结构。特别是一些地方戏曲,充满人情、人性内涵,人文情怀明显。如越剧《陆游与唐婉》《桃花扇》,在带给受众美仑美奂的视听享受的同时,还能促发人的生命思考,对文化的深沉感受。其次,高校长期的发展应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不盲目追求工具化教育理念,遵循生态、伦理文化。地方高校更不应该逃避自己对地方文化的责任,努力避免片面地、功利化的利益寻求,以牺牲地方社会责任来获得学校和自身短视的发展。中国传统戏曲文化,以越剧、黄梅戏剧目等地方剧种为代表,一般都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地方高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可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强化地方的文化个性和地域认同感,为地方的文化建设出力,同时也能形成自我个性化的校园文化。近年来,很多地方戏曲文化都积极拓展体现地方文化风格的剧目,如黄梅戏极力打造安徽的历史文化品牌,优秀剧目如《徽州女人》《孔雀东南飞》《大乔与小乔》等充分展示了安徽地域文化的精神品格。更以表演艺术家韩再芬为代表,将《徽州女人》等大戏带入高校校园,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注入精神养分。在高校,无论是地方戏曲,还是京剧国粹,这些精典剧目往往都能获得师生的追捧。古典传统剧目如《群英会》《天仙配》《红楼梦》等已经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镌刻在人们脑海中。当大学生接受时,便从这些戏曲艺术中感知到这种文化记忆,丰富自己的文化主题内涵。当代新编如河北梆子《赵树理》、越剧《孔乙己》、黄梅戏梅花奖获奖剧目《半个月亮》《徽州女人》系列等优秀戏曲不仅仅给广大师生带来审美的享受,更使他们感受到地方文化的魅力,促使他们了解地方文化个性,找到文化身份的归属感。戏曲文化所带来的这一份认同感和归属感,极大地凸显了每个校园自身的文化个性的集体呈现。这些文化行为将高校和地方文化相连接,极大地促进地方高校文化精神的积淀和建构。总之,将戏曲文化价值体系融入到高校校园文化精神中,结合学校历史和传统文化,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高校要在戏曲艺术中寻求文化传承、创新与当代教育理念的契合点,坚持自我的文化个性与时代教育目标相统一,借此建构属于自我文化身份的校园文化精神。
三、戏曲文化与校园文化建设:以安徽农业大学为例
安徽农业大学戏曲文化教育的基本思路是遵循文化育人的目标。从安徽农业大学的实践来看,开展戏曲文化教育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文化育人这个主线。这就要求学校科学规划戏曲文化教育的各个环节和各方面工作,长期坚持,整体推进,切实统筹好戏曲课程的教育教学与其他专业课程教育教学的关系、戏曲文化活动与其他校园文化活动的关系、戏曲文化教育与素质教育之间的关系。同时积极搭建实施戏曲文化教育的工作平台,组建专兼职教师队伍,营造学唱戏曲的氛围。在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的前提下,弘扬主旋律、高品位的优秀戏曲作品,突出文化育人的宗旨,将戏曲文化的弘扬与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健康引导相结合,实现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最终建构起符合社会主义新时代特点和学校文化个性的校园文化形态。安徽农业大学从最初的京剧欣赏课,发展到现在的黄梅戏欣赏、中外名曲欣赏、音乐视唱与指挥、中外钢琴名曲欣赏、影视音乐鉴赏再到创办服装设计与艺术专业,从课堂教学到课外唱演再到唱响校园,从校园活动到走进电视直播间又到全国大赛的舞台,师生们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不断赋予它新的内涵和旺盛的生命力。学校始终坚持文化育人这条主线不动摇,切实将文化育人这条主线贯穿戏曲文化教育工作的全过程,切实将素质教育作为工作目标落到实处。在学校的大力倡导下,全校上下齐抓共管,教师们各展才艺,学生们踊跃选学,各类课程累计参学学生达3万多人,涌起安徽农业大学戏曲文化教育的新风,作为一支重要力量推动着安徽农业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繁荣发展。安徽农业大学采取多元化手段开展戏曲文化教育。
(一)构建戏曲文化教育的教学平台
首先编制教学大纲,自编教学读本。目前全国还没有统一的教材,大纲结合学校自身资源条件和戏曲教学的基本要求制定,自编与选修课程匹配的普及读本,供选课生课后阅读。同时学分认定。教务部门结合实际对戏曲类专业理论课程的学时学分给予认定。安徽农业大学近年已稳定为每个课程24学时(1.5学分),并明确规定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实施的比例为1:1。实践教学包括音像资料欣赏和习唱、表演两部分。此外组织团队教学。以京剧为例,京剧剧目包括传统戏和现代戏等,传统戏中有四大行当,在表演艺术中有“四功”“五法”等,仅由一、两人来完成是力不从心的。学校充分利用老师们的特长,组织团队进行教学。除了开设专门的戏曲类课程外,学校还可以积极探索将戏曲文化中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文学、绘画、艺术设计、园林规划和思想道德修养等课程中,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传统文化教育。
(二)学校打造戏曲文化教育的实践平台
积极搭建一个实践的平台,让有兴趣的同学能够亲身感悟戏曲艺术的魅力,让有戏曲潜质的同学能够真正提高唱演的水平,这是学校应该特别关注的问题。目前学校支持组建了相关的大学生社团,如大学生戏曲社、民乐团、大学生京剧队、大学生管乐团、黄梅戏队等,每个社团都安排有指导老师,定期指导业务并帮助学生做好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同时积极引导学生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戏曲文化活动,如“新年戏曲晚会”“京剧专场演唱会”和各个社团的迎新生文艺晚会等。学校每年还鼓励和指导高水平的学生参加各类戏曲比赛,充分展示学生风采和学校的教学成果,在大学生中树立标杆。
(三)学校从组织管理、经费上切实保障戏曲文化教育,借以丰富校园文化
汝南罗卷戏的历史渊源
汝南县位于豫南淮北平原,南接正阳县,北连上蔡,东临平舆,西傍确山、遂平。境内地势平坦,河流纵横。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宿鸭湖水库横卧在县西北。湖内碧波万顷,草丰鱼肥,是河南省主要的淡水鱼生产基地。同时也盛产小磨香油,被誉为“小磨香油之乡”。汝南县具有悠久的历史。“自古汝南称天中”,相传大禹分天下为九州,而汝南为豫州的中心,史称天中。在县城以北大约三里的地方,就是久负盛名的天中山。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还亲自写了碑铭,现该碑仍矗立在山脚下。在春秋时期属蔡,战国归楚,西汉时设汝南郡,东汉称豫州,唐代改为蔡州,元称汝宁府。明清沿元制,民国时废府,设为第八专员公署,现属驻马店市。汝南的戏曲活动很早就有记载。唐代文学家韩愈在《平淮西碑》(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中写到:“始时蔡人,禁不往来,今相从戏,里门夜开”,这说明当时汝南已有戏曲活动了。明万历年间的兵部尚书赵贤《南海观音阁》碑中写道:“‘潮海盛会’每年二月二十九(观音老母的生日)往来拜谒者,不绝于途。圣祠之阳,颖塔之阴,扎高台唱戏四台”。吏部尚书李本固曾说:“南辕北辙会蔡州,四方歌舞闹汝宁”。罗卷戏,是罗戏与卷戏的统称,因二个戏种经常同台演出,故称之为罗卷戏,在汝南县有非常悠久的历史。1.卷戏卷戏的产生无确切的文字记载,但民间传说中可以寻其踪迹。据说,卷戏的产生还与明成祖朱棣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相传,明时燕王朱棣为夺皇位,在北京起兵,曾驻扎在这里。后来,当地群众就建了一座“燕王庙”以示纪念,并将驻军之所取名为“燕亭店”。在寺庙中和尚的经书称为《宣卷》,卷戏的“卷”就是《宣卷》的卷,和尚诵经、做法事、道场等活动时用的音乐就是“卷调”。后来流落民间,期间,吸收了民歌、小曲的旋律元素、方言及民间传说,逐渐形成了有故事情节的卷戏。在明末,卷戏已在代堂、楚卜姚湾等村镇流行,戏班非常活跃,形成了名闻中原的“戏窝子”。有一个民间传说可以佐证:明末李自成的起义军进攻汝宁府,官兵困守城池不准百姓随意往来。代堂有位农民进城为其父买药,官兵以为他是‘匪’而扣留。他说明原委,官兵不信,问他‘:你是代堂人,那你会不会唱卷戏?’他回答不会。官兵说‘:代堂的人都会唱卷戏,你不会唱,那一定是奸细,拉下去杀了’。农民大呼:‘哎呀,不好了……’一个甩腔。官兵一听便笑道:‘是代堂人,放他回去’。可见当时卷戏已非常流行。在卷戏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原籍汝南燕亭村人李狗拽的名字,我们不应该忘记。就是这样一位有着最“土气”名字的李狗拽,却对卷戏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主攻须生,扮相好、做戏真,还有一副高低自如的金嗓子。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上蔡、遂平、西平、叶县、许昌、临颖、南阳等地纷纷来人聘请卷戏艺人前去传艺,使得这一新兴艺术形式很快就遍地开花、风靡中原,受到各地群众的普遍喜爱。2.罗戏有关文献写作“戏”、“逻逻”、“锣戏”、“逻戏”,民间亦称之为“大笛子戏”、“大笛子”等。罗戏源于何时何地,已无从考证,清康熙年间汝南传入,而且很流行。康熙十年,汝宁府所辖上蔡知县杨庭望曾发下禁止罗戏在上蔡境内演出的通令。汝南县北部的一些村镇与上蔡相接,所以,罗戏在汝南也很盛行。据艺人们讲,清乾隆年间,著名罗戏艺人郑月景清初从山东东明县携全家定居于代堂,在楚卜、代堂一代传授罗戏。不少卷戏艺人也能唱罗戏。罗戏与卷戏的互补性非常明显:罗戏的武场使用真功夫,台上常用的拳路就有大、小红拳,长路有马蹄枪、满堂红、三节棍、春秋刀、四十八杆、大小别式,这些武打套路,绝大多数都是武术套路。为了强化武打场面效果,罗戏演员还在八仙桌和椅子叠起来的高架子上蹿、跳、蹦、翻等,甚至演出空手夺枪的绝技;卷戏的唱腔细腻,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独具特色,他们相互吸收,共同发展。尤其是罗戏,受益匪浅,受卷戏等的影响,其唱腔和表演得到进一步完善,戏曲的行当也由原来的“三小”(小生、小旦、小丑)发展到了“四生”、“四旦”“、四花脸”汝南罗卷戏的盛期在雍正、乾隆等年间。雍正年间河南巡抚田文镜在《制豫追忆录》中写道:“每遇集镇冲要处所,扎搭高台,演唱罗戏,动辄三、五日不散,戏台之旁开设酒铺、饭棚,远近村民,可自由观往……”成书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李绿园长篇小说《歧路灯》,其第四十二回中写到“:一日同张学书北乡看戏,离城一里半路,你说是谁的戏?偏偏是茅拔茹一班臭卷戏。”第九十五回中,叙述在开封演出的八九种当地和外来的剧种中,有“黄河北的卷戏”一语。《歧路灯》七十八回所述:“想起了民间一个戏班,叫做梆锣卷。”随着豫剧、曲剧、越调等剧种的传入和兴起,罗卷戏渐渐衰落。起初,在各种庙会、节庆唱戏时,罗戏班备受尊重,据艺人们讲,罗戏被誉为“百戏之祖”,逢庙会、春会时不论有多少台戏,罗戏始终在正台,豫剧、越调等其他戏种都在偏台。开锣之前,各戏班都向罗戏班戏台上拜台,而罗戏班则不用回拜。罗戏中的唱腔、曲牌、锣鼓点等被其他戏种吸收。但罗卷戏却裹足不前,未进行有效的发展,失去竞争力。到清末已渐渐衰落。清末戏剧家万道同曾这样写道“:出了门,往正西,遍地都是梆子戏,南边唱的《铡美案》,北边唱的《阎婆惜》”。到民国时期,梆子戏已取代罗戏而成为正台的主角。罗卷戏艺人也曾努力,挽回颓势,吸收其他剧种的特色,曾出现过罗卷梆“三下汤”的局面。是指清末以后,汝南戏坛上,罗、卷、梆三个剧种同时在一个剧团或一个剧目中出现的特有现象,出现形式有:一、在一个剧目中出现,姚湾罗戏班演出的联台戏《宋世杰告状》分五本,前两本唱罗戏,中间两本唱卷戏,最后一本唱梆子戏;二、在一出戏中,角色分别唱不同的剧种,代堂卷戏班演出的《赵匡胤下南唐》中,赵唱卷戏,而唐士奎唱梆子;三、如郑发亮在《秦三跪门》中饰秦三虎唱卷戏和梆子,但无法改变大局。罗卷戏艺人郑志武说:“当时群众对罗卷戏编了顺口溜‘:浪卷戏、骚罗戏,要听还是梆子戏’”。在1958年,适逢宿鸭湖水库修建,卷戏的发源地燕亭店方圆数十里内的百余个村庄和罗卷戏艺人的聚集地都被拆,艺人们分散到本县及周边四县的乡村落户,从此失去了在一起切磋技艺、集体演出的条件,这对罗卷戏构成了最后的致命一击,繁盛了数百年的罗卷戏,至此完全式微!
汝南罗卷戏的现状
曾经繁盛的罗卷戏面临艺人流失、剧目失传的困境。在1958年兴修宿鸭湖时,周围村庄会表演的艺人们随着拆迁流散了,再没有谁组织起班子来,那些老艺人只有在闲暇时偶尔才会唱两句,给乡亲们解解闷,如今的年轻人不愿意学演罗卷戏,传承断代,后继乏人。在汝南,年龄最小的传人也已经60多岁。据了解,目前在汝南县会演唱罗卷戏和演奏罗卷戏伴奏乐器的老艺人在世的不超过10人,他们居住在宿鸭湖旁边的几个偏僻乡镇,大都已年逾八旬,已是风烛残年。如今,人们的生活和文化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精神文化生活,电视剧、电影、流行歌曲等冲击着人们的视听觉,改变着人们的传统文化心理需求。民族音乐遭到冷落,成为一门边缘化的艺术形式,民族音乐的传承主体在此背景下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仅在驻马店市有一个罗卷戏业余剧团勉强维持局面。剧团演职人员都是民间艺人和罗卷戏爱好者,农闲时或者有文艺演出活动时,演员们就聚在一起练唱,排练和演出。演出和活动经费大都是民间集资和爱心人士捐款,处于民营状态。愈是年长者,其身上保留的传统气息就愈浓厚;而体现在年轻人身上的则是现代化的特征。随着年长者的逝去,年轻人成为长者,我们的后代又将到何处寻找作为民族瑰宝的传统音乐呢?随着时间的推移,罗、卷戏这两个风格独特、古老稀有的地方民间传统剧种,随时面临着人亡歌息、彻底灭绝的情势。如不采取措施,汝南罗卷戏说唱艺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灭绝。
戏曲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瑰宝,具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是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党的十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戏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积淀着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绽放着绚丽光彩。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文化多元化发展,当前我国戏曲艺术面临活力不足、人才断档、市场萎缩等困境,戏曲被称为日益边缘化的“国故”,戏曲艺术家被视为“孤独的守护者”,深入推进“戏曲进校园”已成为保护传承发展戏曲艺术的必然趋势。
戏曲艺术育人载道
中华戏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有360余个戏曲剧种,古今剧目浩如烟海,名人名曲层出不穷,扎实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推动戏曲艺术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将对戏曲事业振兴和青少年精神培育同时产生深刻影响。
一是提升审美素养。“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千军万马”,戏曲艺术融合了诗词歌赋、口头文学、音乐舞蹈、书法美术、舞美服饰、武术杂技等传统艺术精华,是中华民族最富有特色的文化形式,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思想精髓,以其优美动听的唱腔旋律、惟妙惟肖的人物形象、丰富多彩的舞台造型、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使广大青少年置身于美的情境之中,在扮演“生旦净末丑”和学习“唱念做打舞”中提升审美水平。
二是弘扬传统美德。“文人之笔,劝人善恶”,戏曲积淀着深沉的人生哲理和丰富的思想内涵,通过讲述是与非、善与恶、忠与奸的故事,生动地传递出中国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崇高价值追求,比如《赵氏孤儿》中的程婴扬善惩恶、伸张正义,《四进士》中的宋士杰刚正不阿、为民请命,《铡美案》中的包公不徇私情、深明大义等等,η嗌倌晔髁⒄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和重大的教育意义。
三是坚定文化自信。“欲人勿疑,必先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戏曲进校园”就是把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根植于广大青少年的成长经历,是培养民族情怀、增强民族自豪感、树立民族自信的教化过程,使不同年龄段的学生通过与戏曲的“零距离”接触,牢记自己的文化根脉,深切感受到祖国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切实增强青少年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戏曲教育初见成效
地方戏曲是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延伸,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遂宁的戏曲发展源头可追溯到公元初年,东汉时期已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千百年来积淀了丰厚的地方戏曲艺术。长期以来,我市紧紧围绕建设“文化强市”的战略目标,成功创建了全国唯一以市命名的“中国曲艺之乡”,在全市深入实施戏曲振兴“三大工程”,“戏曲进校园”取得一定成效。
一是戏曲文化惠民工程。出台遂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支持地方戏曲传承发展的实施意见》,市县两级财政共投入近千万元资金,为戏曲传承保护、演出活动、惠民活动等提供了有力保障,切实加强中小学校戏曲通识教育,编写《川剧知识读本》《川剧校本教材》,市川剧团每年派出300余人次深入中小学校传授川剧基本知识。目前“戏曲进校园”活动已覆盖全市157所中小学,2016年开展戏曲惠民演出266场次,参与学生30万人次。
二是戏曲人才培养工程。从2002年开始重点推进“川剧进校园工程”,先后创建10所戏曲特色学校,成立遂宁市少儿业余川剧艺术学校、遂宁市青少年业余川剧艺术学校,形成了小学――初中――高中的川剧传承发展链条;2006年,长乐街小学与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合作,挂牌成立了“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少儿川剧后备生基地”;2014年,遂宁四中被四川省艺术研究院命名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中小学传承普及基地”,为川剧传承发展培育后备人才。
三是戏曲精品创作工程。自“戏曲进校园”开展以来,长乐街小学创排的川剧《梨园长乐》《川剧娃娃》连续两年荣获全国少儿艺术展一等奖;新盐市小学创排的四川清音《遂宁广柑甜又香》荣获第二届全国少儿曲艺大赛“新苗奖”;遂宁四中创排的川剧《盛世霓裳》荣获第七届“校园时代”全国青少年才艺电视展演活动金奖,川剧联唱《拷红・问病・耍水》《变脸・吐火》《红梅赞》等作品被央视戏曲频道“快乐戏园”栏目拍摄为“暑期快乐遂宁行”专题片在央视滚动播出。
戏曲传承任重道远
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重要举措,是增强广大青少年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现实需要,对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实现文艺事业大繁荣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地方戏曲 戏曲文化旅游 开发利用
我国地方戏曲面临生存与发展危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年来,有关研究不断增多,相关研究者往往在总结地方戏曲危机原因后,给出解决的策略,其中将戏曲与旅游结合起来不失为一种良策。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旅游业越来越火,人们需要在走出去的时候,了解所到之处的历史与文化,而戏曲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正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
真正将戏曲文化和旅游结合起来,兴起一股戏曲文化旅游热,是近几年的事情。表面看来只是市场经济在旅游行业促发的一个结果。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千百年来戏曲文化深刻影响着人们心理意识;二是戏曲文化已经深刻地融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面对丰富的地方戏曲资源,开发其文化旅游价值、发展戏曲文化旅游是人们心理需求和生活需求的双重呼唤。然而,地区不同,地方戏的地位和影响不同,造成了各地在开发利用戏曲文化资源的时候产生了一些误区。针对盲目性和低俗化的误区,政府、剧团、企业等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走出误区,有效开发利用当地的戏曲资源,不仅影响旅游经济的发展,还事关地方戏曲的生存与发展。
一、地方戏曲文化旅游开发利用的误区
1.盲目性
盲目性是指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对地方戏曲进行盲目、无序开发利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经济利益驱动,地方戏将会难以传承,但一味追逐利益而把地方戏作为“摇钱树”,不仅会破坏戏曲原有的气息和生存的土壤,造成戏曲的保护性消亡,还会拖住地方旅游发展的步伐,不利于旅游经济的长远发展。
戏曲资源开发的盲目性,表现之一是盲目投资,不事先对某个地方戏曲本身状况做充分论证,而仓促跟风上马,花费精力和财力组织演出,建设人文景观,结果观众不买账,市场无着落,得不到效益,甚至“赔了夫人又折兵”。表现之二是管理失范,管理制度缺失,管理措施不严,管理的盲目性使进入旅游市场的剧团良莠不齐,质量较低的剧团不仅丢了本剧种的脸面,还使旅游演出市场受到影响,给当地旅游业蒙上阴影。
2.低俗化
历史悠久的地方戏曲受到现代文化和现代传媒手段的冲击,是观众大量流失的重要原因。于是,有些地区为了招徕旅游者,不惜牺牲尊严。比如近年来,东北二人转在以赵本山创立的“刘老根大舞台”为平台活跃了当地旅游市场。但同时,二人转一些低俗化的表演并没有因为赵本山倡导“绿色”二人转而得到根本扭转。贬低农民、贬低残疾人、黄色笑话乱飞、装疯卖傻的现象依然充斥舞台,为有识之士所诟病。这些不是二人转所独有,也是其他一些旅游地常常可以看到的戏曲表演乱象。这样的表演可能吸引观众一时,但绝不能长久地留住观众,更不能挽救戏曲危机,长久地活跃地方旅游经济。所以,开发戏曲文化旅游资源就要找准其真正价值所在,不能拿低俗当艺术,拿观众当傻瓜。说到底,戏曲表演低俗化的真正原因还是经济利益的驱使。
二、开发利用的思路与对策
尽管目前在开发利用地方戏曲资源的过程中,存在诸多误区,但市场化道路依然被看作是地方戏曲摆脱困境的一条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将地方戏曲推向市场,与旅游相结合,挖掘戏曲文化价值,两相受益并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圈,是地方戏曲振兴的良方。开发利用地方戏曲文化,应当以传统舞台演出为主,以建设戏曲人文景观和开发戏曲文化旅游纪念品为辅,积极探索与地方戏曲和旅游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模式,努力打造地方戏曲文化旅游品牌。
1.传统舞台演出
组织舞台演出应当是戏曲文化旅游的重点项目,可以与节庆、会展、庙会等结合起来进行。这方面有很多成功的例子。节庆演出如广东佛山的粤剧艺术节、苏州的昆曲艺术节等;会展如河南洛阳利用“牡丹花会”进行豫剧演出等。2011年夏天,陕西商洛地方戏借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之机登上舞台,宣传了商洛地方旅游。庙会如绍兴地方戏庙会。绍兴的地方戏演出大都是以庙会戏为主,围绕当地的关帝、包公、龙王、火神、城隍、土地等祭祀活动演出,演出的地方戏有乱弹、绍剧等。场面宏大,往往要绵延几里路,不仅吸引附近的十里八乡民众,还能在节假日吸引众多外地游客,带动了当地的餐饮、住宿业的发展。庙会戏的演出,不局限于2月至5月,其他时间也有,用戏曲演出表达求福佑、保平安、祈丰收、逐瘟疫的愿望,也满足了游客祈愿求福的心理诉求。
山西大同市原本围绕8种地方戏建有7个专业院团,但演出效益每况愈下。2005年前后,将这些院团合并改组为晋剧院、耍孩儿剧团和北路梆子剧团,情况大有改善。但这些演出与旅游结合得并不好,在大同这样一个文化旅游城市,依靠着3个院团开发大同地方戏文化旅游价值,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因而,在每年的“云冈文化旅游节”期间组织地方戏的演出,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传统舞台演出与旅游结合,其优势在于广场式的开放演出,拉近了舞台与观众的距离,易于招徕观众,引起观众共鸣。从一些成功的例子看,很多地方戏旅游演出有着较强的参与性和趣味性,观众可以直接参与,观看并参与演员的化妆、排练过程,营造出一种互动的环境,从而把旅游者的参与和消费欲望带动起来。
2.戏曲人文景观建设
戏曲人文景观建设,也就是所谓的戏曲文化“景观化”,就是围绕戏曲故事、人物、演员、作家等建设旅游公园、博物馆、纪念地等人文景观。佛山在2009年粤剧申遗成功之后,建成粤剧主题公园,公园集戏剧研究、交流、演出、收藏于一体,以多元化姿态展粤剧之美,为广大粤剧迷提供了一个欣赏、表演、交流的平台。浙江遂昌县建有一个汤显祖纪念馆,作为一个戏曲家,汤显祖虽不是遂昌人,但在遂昌当过知县。遂昌县建起这个纪念馆,成了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提升了该县的知名度。博物馆有中国戏曲博物馆、苏州戏曲博物馆、淮安戏曲博物馆等。这些戏曲人文景观,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结合,发掘戏曲人文景观的内涵与价值,或提供地方戏曲表演交流的舞台,或展示地方剧种的历史、艺术特征和发展成就;或动态,或静态,具有展览性、休闲性、教育性、收藏性的特点,是大众休闲娱乐的重要文化旅游设施和场所。大同保存有古代的戏台,应当考虑对其加以保护和修缮。
3.戏曲文化旅游纪念品开发
大同的旅游纪念品比较出名的有铜器、绢人、剪纸、煤雕、木雕等,这其中只有一部分“大同绢人”和“广灵剪纸”是将地方戏人物作为艺术造型表现出来的,算是一种戏曲文化旅游纪念品。实际上,从全国范围看,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一直是戏曲文化旅游的一个薄弱环节。
加强戏曲文化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利用脸谱制成各种纪念品。脸谱具有寓意化、图案化的特征。可以制成壁挂作室内装饰品,可以制成面具和游戏卡片作为小孩玩具,可以制作成明信片、挂历、书签、邮票、火花等,可以画成风筝,还可以印到服装上。
第二,地方戏中有特色的服饰和道具也可制成纪念品。如盔帽、翎子、髯口等。陕西的皮影戏很出名,当地就将皮影制作成纪念品,出售给游客。
第三,将地方戏曲刻录成音像制品。
4.模式的选择
根据上述策略,地方戏曲文化旅游价值开发主要有四种模式,即商演模式、景观模式、生产模式,以及综合了这三种模式的产业园区模式。其中,产业园区积聚了一批策划、创作、演出、营销团队,在运作戏曲产业化、服务文化氛围、完善商务环境、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如“深圳天下梨园第一村”就是这样的一个产业园区,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建有一个大剧院和30个小舞台,还有3个戏曲培训基地、一座戏曲文化文物展示馆。“深圳天下梨园第一村”集各地特色戏种,如粤剧、黄梅戏、昆曲、川剧、豫剧、越剧、湖南花鼓戏、潮戏、皮影戏、歌仔戏等几十种剧目,通过专业表演、串演、大型晚会、培训等方式,吸引了海内外大量戏曲爱好者。
模式无所谓好坏,重要的是适合于当地的戏曲和旅游业的水平和状况及其他客观条件。
三、开发利用的外在条件
1.体制与机制创新
第一,加强文艺体制改革,尽快推进剧团的市场化改造。将剧团分为两类——政府扶持的剧团和推向市场的院团,对前者要加大财政投入,对后者要改制置换。推向市场是主要的。大同地方戏剧团的改制较为成功,坚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的原则,由7家院团整合为3家院团,使剧团拓展了在演出市场中的发展空间,营造出了一个比较宽松和谐的文化环境。但这些改革并不彻底,还需要改进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如艺术法人制、艺术总监制、项目签约制、艺术团体股份制改造等,形成不同形式和层次的新布局,从根本上转变地方戏剧院的经济增长方式。
第二,完善保护机制,加强立法。既要重视保护,又要重视开发,还要重视地方戏曲的教学与科研,大力培养传承人。加强文化立法,根据地方戏曲的处境,把地方戏曲的管理和保护纳入法治化轨道。国家和地方有必要立法,将戏曲文化内容纳入基础教育中。
第三,创新人才机制,确保后继有人。保护传承人,培养优秀的编剧和演员。有些地方为此鼓励和支持当地高等院校开设戏曲表演专业,如安庆师范学院的黄梅戏专业、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的秦腔编剧专业等。高校应积极探索符合戏曲人才培养规律的办学道路。
2.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一是树立政府搭台、剧团与企业唱戏的观念,出台相关政策,为企业,特别是旅游行业的企业与剧团牵线搭桥,支持国有剧团和民间剧团的发展。大同市曾举办两届“大同市公益文化项目推荐会”,促成了戏曲院团与企业的合作,收到了良好效果。还要在建设戏曲文化旅游设施方面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艺校、戏校招生给予优惠政策。在税收、创作、演出场所等方面给予更多政策倾斜和扶助。
二是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制定一系列倾斜政策。比如,划拨专项资金,加强相关设施的建设,补贴旅游演出成本等。
三是改革奖励制度。
参考文献:
[1]庄志民.旅游经济文化研究[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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