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并购论文范文1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海外并购贷款风险管理
构建完善海外并购贷款业务流程和组织体
(一)规范业务流程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应加快提升并购贷款的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为企业海外并购提供贷款之前,首先应对自身并购贷款风险管理能力进行评估,建立健全并购贷款风险管理制度,完善风险管理流程,从并购贷款业务的受理、风险评估、贷款方法、贷后管理等方面建立一套完善的机制(见图1)。
在建立健全并购贷款风险管理制度中,银行应在并购方案和融资方式上提出预警方案,并实施重点跟踪监管;还应建立完善的评估系统,选择好贷款品种;并严格执行贷款审批制度,强化经营风险责任,规范审批程序。同时,必须把风险的补偿原则落到实处,贯彻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的原则,使信贷产品的目标收益能够适当地反映和抵补银行所承担的风险程度;要有效防范贷款定价中隐含的市场风险和道德风险,确定合理的贷款定价水平和定价方式。因此,参与企业并购贷款的国有商业银行应加强信用等级评定工作,使信贷风险量化,并进一步做好对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的尽职调查,重点分析和评估并购后企业的未来收益及现金流变化,避免向风险过大的项目提供贷款。
同时,银行应增强在海外并购贷款法律结构设计和谈判的话语权,加强与国外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扩大信息来源,提高信息质量和判断分析能力;改变银行仅作为资金提供方的被动角色,积极参与交易法律结构的设计和谈判,并根据交易结构提出并购贷款结构和担保法律结构的安排意见;还应关注并研究并购方提出的并购方案或结构以及担保建议,并从贷款风险控制角度积极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而不应仅仅关注贷款安排本身。
(二)培育专业团队
按照中国银监会的《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的要求,商业银行对于并购贷款在业务受理、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合同签订、贷款发放、贷后管理等主要业务环节,以及内控体系中加强专业化的管理与控制。海外并购贷款是一项高度包含投资银行业务的资金融通活动,需要国有商业银行自己拥有一个很强的投资银行团队。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开展海外并购贷款业务少,没有规范的模式和规则,银行自身缺乏能够进行融资并购贷款业务的专业性人员,因此,应尽快组织并购贷款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的专门团队,积极培养具有与其并购贷款业务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足够数量的熟悉海外并购相关法律、财务、行业等知识的专业人员,他们要对并购企业的财务报表有着清醒的预期,还要对商业模式有清醒的判断,有足够的前瞻性分析。同时,由于并购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并购后的整合,银行应当优先选择有能力从事长远产业发展的企业与企业家,并与其建立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另外,充分利用金融风险管理师资格认证制度,加大对金融风险管理人才的培养力度。
海外并购业务受理与风险评估
(一)对并购项目的评估
并购贷款通常以所并购的股权或资产作为抵押,以收购项目的利润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在受理企业海外并购贷款业务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并购企业的信用水平和偿债能力,还要对海外被收购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高层次的分析和把握,了解被并购对象的盈利能力。并购方与目标企业之间的行业关联问题,直接影响到被并购对象的盈利能力,因此,银行需要对并购贷款的投向进行行业干预。
并购贷款应优先鼓励同业并购行为,这是出于专业化发展优于多元化发展的战略考虑。鉴于我国绝大多数企业还没有达到管理大型多元化企业集团的能力,且世界上也很少有无关多元化的成功并购案例,在确定并购贷款的优先支持对象时,要求并购双方具有一定的行业关联度,即同业并购或行业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并购均可。在企业海外并购的过程中,不必完全局限于同业的狭窄领域,否则无助于实现企业的完整产业链,不利于企业做大做强。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在受理并购贷款时,应结合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确定优先支持的行业领域。根据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力、相关产业的关联度、对经济结构升级的推动等几方面因素,优先支持能源与基础设施等战略行业中的企业并购行为。并购方通过并购能够获得研发能力、关键技术与工艺、商标、特许权、供应及分销网络等战略性资源以提高其核心竞争能力,国有商业银行不去支持财务性的并购活动。
(二)对防范、化解国家风险措施的评估
近几年的海外扩张中,我国企业遭遇多次因社会敌意、政权变化、经济利益和法律冲突等因素导致的国家风险。这既有他国对我国社会制度的不理解、对市场经济不承认的原因,也有我国企业对国际惯例、规则和他国情况缺乏相应的了解等自身原因,国有商业银行应该对并购企业防范、化解国家风险措施进行评估。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应积极与政府有关部门合作,借鉴1950年和1970年代美国和日本企业向外扩张,实施国际化战略过程中政府设立专门保障体系给本国企业服务的做法,建立为企业国际化服务的政府保障体系,为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和海外投资提供信息、市场协调、投资担保、信贷协调乃至外交协助等一系列措施,有力支持本国企业的全球化运作;此外,应为并购企业提供国际经营管理的经验和建议,防止因冒犯当地文化制度和经济利益而遭到抵制和报复。
贷款决策和指导参与
由于海外并购贷款比传统的贷款品种风险要高,结构复杂。因此,并购贷款都应根据其特点,设计不同的贷款保证体系,如选择收购资产的抵押、各主要子公司的股权的抵押、母公司的担保和安慰函、股东贷款和次级贷款的后偿、最低财务比率限制、账户的抵押和管理等等条款。在实际操作中,国外商业银行决定发放并购贷款时的做法值得借鉴:一是将并购项目与同行业的其他并购项目作比较,看该项目的并购定价是否合理,若并购方企业出价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则银行对发放并购贷款应相当谨慎;二是对被并购企业的历史经营状况进行详尽的审查,并对并购完成后企业的收益状况、企业是否能够产生足够的现金流进行全面的评估,以测算并购贷款发放的风险大小;三是看并购方企业自有资金比例,即并购杠杆的大小(杠杆收购除外),若并购方企业并购杠杆比较大,商业银行则对发放并购贷款应慎重。
当然,在贷款决策过程中,必须最大限度的规避风险,但也要注意保持企业经营的相对稳定和自由,给企业适当空间发展业务。否则,如果贷款条款将企业的自主性完全剥夺,表面上看保证了贷款资产的安全性,但往往适得其反,在此情况下,即便给予并购企业多种选择申请豁免,但如果是银团贷款,得到多数银行同意会花费很多时间,从而导致并购企业失去最佳市场机会,最终危害贷款的安全。
现金支付是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中最常见的支付方式和较为稳定的支付工具,其并购资金主要来自自有资金、国内银行贷款、国际银团贷款,少数企业通过到国际市场发行债券融资。单一的融资手段加重了企业的债务负担,形成高负债率,企业再融资成本加大,再加上还本付息,企业面临较大的财务压力。国有商业银行在提供贷款支持企业海外并购的过程中,可以指导并购企业创新融资支付方式以减缓融资压力:一是指导并购企业与国外企业结为联盟,共同收购。目前,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大多是独立完成的,这对企业的融资能力提出了巨大考验,并要承担很大的财务风险。我国企业可以与海外企业在业务上合作,积累与海外公司从资本到业务合作方面的经验,通过结为战略联盟来共同收购。这种联盟方式可以分散了并购资金压力、减少风险。二是利用有形资产进行产权嫁接融资。利用有形资产进行产权嫁接融资是并购公司将自己拥有的机器设备、厂房、生产线、部门等嫁接于(投入)目标公司,成为目标公司的一部分,获得相应的股权以实现对目标公司的控制。产权嫁接融资利用有形资产作为并购支付手段实现并购,为大型并购融资尤其以小并大的融资提供了新模式,对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贷后管理与风险控制
(一)通过股权参与加强项目监管
在企业海外并购中,国有商业银行在提供大量资金的同时,应当对信贷资产保持控制影响力,对企业的运作履行一定的监管职能,监督与指导企业的贷款运用和资产运作,以防范风险。为了保障债务安全,银行还可能通过股权参与的形式,对并购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进行监督,对并购实施持续的影响。
(二)企业并购后的整合
两种企业文化的融合尚且不易,海外并购中两种国家民族理念和传统文化的整合更为困难。企业文化能否成功融合是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没有企业内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和融合的积极应对之策,并购就很难摆脱失败的命运,这大大提高了银行提供海外并购贷款的成本和风险。因此,并购完成后企业文化差异化的解决方案和风险化解措施是国有商业银行贷后管理的应有之义。
同时,银行应建议企业重视提升管理层的经营理念和能力。一个企业从国内企业发展为国际性企业,对管理层的素质和能力要求必然提高,实现海外并购的我国企业,往往会“水土不服”。因此,管理者如果不能适应国际竞争环境并适时调整战略,挖掘企业自身优势,必然导致经营失败。同时,海外并购往往是媒体的焦点,并购中的问题很可能被媒体评论曝光乃至放大,企业管理层也常常需要面临媒体或资本市场的疑问。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应促进管理层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和素质,适应国际惯例和法律市场环境的变化,提高市场应变能力和危机攻关能力。
(三)风险分散、抑制和规避
在贷款出现风险征兆至风险损失实际发生之前,可根据预先获得的警报信号,采取有力措施抑制和规避风险的恶化。根据贷后跟踪调查制度,银行应定期了解并购后企业经营情况,掌握还款计划执行情况,当出现风险征兆时,提前收回或部分收回贷款,追加担保方、追加资产抵押。同时,银行还可以与并购企业协商,将有相当风险的贷款转移或置换给与原并购企业相关的新借款方,起到降低贷款风险的目的,但转移风险的同时,要关注和防范新的借款方可能产生的贷款风险。针对并购完成后企业不能履行还款协议的任何情况,银行应立即找出原因。在确定贷款本息不能收回时,应立即判明原因,制定催收计划,坚决、策略地进行清收;当催收均无效时,在有效追索期内立即采取法律行动,适时接管、占有抵押物,并通过拍卖抵押物,以此收益弥补银行呆、坏账损失,但海外并购的特殊性会直接影响抵押物的有效性及变现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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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并购论文范文2
【关键词】 中国企业； 海外并购； 政治风险； 法律风险； 文化风险； 无形资源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24-0006-04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持续活跃，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重要战略意图就是要获得国外的优势无形资源[1]，以期尽快地摆脱自身在专利、技术与品牌等无形资源方面处于弱势的状态，促进自身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但是在走出去步伐加快的同时，中国企业在征战海外的过程中却屡屡受挫，在中国企业出海并购热情高涨的背后，伴随的却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较低的成功率。
针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屡屡受挫的现状，学术界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的风险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有的学者根据并购所处的不同阶段，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分为管理经验不足的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与整合风险[2]，有的学者则按照风险的性质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的风险归纳为系统风险与非系统风险[3]，有的学者则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的风险分为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两种，并根据海外并购所处的不同阶段对相关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进行了具体的细化[4]。
以往学者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风险的研究，既没有考虑到海外并购不同于国内并购的特点，也未能充分结合中国企业获取海外优势无形资源，促进自身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战略意图，所提出的防范与化解并购风险的对策与建议也难免缺乏必要的针对性。本文则基于无形资源的视角，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的不同于国内并购的特有风险进行剖析与研究，以期为通过出海并购促进自身无形资源优化升级的中国企业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迪。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的特有风险
与国内并购相比，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会涉及到中外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与法律制度，并容易引发双方国家从宏观层面上基于国家利益对并购行为的审视与考量；中外双方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环境、价值取向与风土人情，并购双方企业在并购整合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较大的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差异。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使中国企业在征战海外的过程中面临特有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与文化风险。这些风险的诱发因素是无形资源，同时这些特有的风险也会对中国企业获取海外优势无形资源、促进无形资源的优化升级产生严重的影响与制约，并最终构成决定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成败的关键因素。
（一）政治风险
海外并购中的政治风险，就是由于东道国政治力量而引起的宏观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变化，使跨国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预期收益受到负面影响的可能性[5-6]。尽管母国的某些政治因素也会使海外并购的企业遭受政治风险，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一直持鼓励与支持的态度，来自我国的政治因素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影响较小，因此，本文主要关注东道国的某些政治因素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政治风险通常包括由于战争、内乱、国有化征用征收以及汇兑等政治因素所造成的风险。在近年来以获取优势无形资源为目的的海外并购中，中国企业所遇到的政治风险主要表现为并购前遭受苛刻的政治审查或被否决，以及在并购交易完成后被迫剥离原来所收购的资产等。
政治风险一般来说会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企业应尽量规避政治风险[7]。但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分析发现，中国企业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却有着向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实施海外并购的倾向[8]，近期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仍然不够敏感[9]。在征战海外寻求战略资源，获取专利、技术等优势无形资源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面临着较高的政治风险。
（二）法律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法律风险是指，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过程，违反中外双方国家对并购进行监管等的相关法律法规，使中国企业遭受经济损失甚至并购失败的可能性[10]。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整个过程中都会面临法律风险，并购之前在对目标企业进行尽职调查时，中国企业如果对目标企业被查封、冻结的资产以及悬而未决的诉讼了解不清，那么就可能会支付过高的对价；在并购交易实施的过程中，在交易结构的设计以及并购双方权利与义务的界定上，如果存在疏忽或遗漏而使契约不完善，则可能会给并购后的整合埋下隐患；在整合过程中，对人员精简、经营模式的设计以及业务流程的梳理等，也可能会遇到东道国关于劳工、环保以及反垄断等相关法律的制约与影响。
以获取优势无形资源为主要目的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应着重关注的法律风险主要有三种：一是市场准入型法律风险，这主要是我国企业在对目标企业进行并购前所遇到的东道国法律法规的限制与制约。二是劳工纠纷型法律风险，指我国企业在东道国与目标企业员工之间发生的劳资纠纷。三是知识产权保护型法律风险，中国企业以获取海外优势无形资源为目的的并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知识产权的跨国转移与扩散，在此过程中很可能出现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对国际贸易往来中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联合国曾明确规定东道国政府有权对跨国公司进行相应的处理，而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一旦由东道国政府进行处理，中国企业一般会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三）文化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文化风险是指，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由于并购双方国家文化与企业文化差异，而使企业的经营受到影响，未来收益可能偏离预期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11]。跨国并购中的文化风险具有以下方面的特征：一是客观存在性，文化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中外双方在并购整合的过程中在文化方面发生碰撞、摩擦与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二是根源性，在海外并购中企业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以及财务风险等，都可以从中外双方文化的不相兼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分歧等方面追溯到根源，这些风险都源于双方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行为规范的差异。三是双效性，并购双方的文化差异和由此造成的风险，可能会加大企业并购整合的成本，给优势无形资源的跨国转移扩散造成障碍，但同时也给并购双方提供相互借鉴与吸收对方优秀文化元素的机遇。四是可控性，并购双方可以通过分析文化差异对文化风险进行识别与判断，然后制定有效的文化融合策略，对文化风险进行控制与防范。
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特有风险的成因
（一）政治风险的成因分析
从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的角度来看，首先，我国最先出海并购的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这些走出去的先行者往往肩负寻求能源、矿产资源的使命，并倾向于向与中国关系友好的国家进行投资，而这些与中国关系友好的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却普遍不高。其次，国有企业一直是我国海外并购的主力军，从过去并购交易的金额来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大手笔多出自国有企业之手，国有企业的国有股权与政府背景很容易使东道国政府联想到其并购背后的政治意图，进而引起东道国政府警觉及社会舆论的质疑。再者，从近年来并购的动机来看，中国企业出海并购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能源与矿产资源、专利技术，这些与国民经济命脉紧密相联的战略资源、涉及科技领先领域的优势无形资源极易触动东道国敏感的政治神经。
从东道国的角度来看，近年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引起了西方一些国家政客的担忧，他们散布所谓的“中国”，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怀有戒备心理。中国企业以获取优势无形资源为主要动机的海外并购，往往以资源储量丰富的国家以及在高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为主要目的地，能源与矿产资源都是稀缺的战略资源，往往关系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同时，发达经济体也有借助高、精、尖技术保持领先或垄断地位的思想倾向。因此，东道国出于保护本国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考虑，往往会对中国企业获取优势无形资源的并购活动设置各种形式的政治壁垒，并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严格的审查。
（二）法律风险的成因分析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律体系尤其是关于企业海外并购投资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关于加强国际贸易双边、多边担保的互惠法律法规也不够健全，海外投资保险的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不能有效地对海外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风险进行有效的法律保护。中国企业的法制观念不强，对东道国的法律法规了解得不透彻，对国际上通行的商业规则与惯例不熟悉，极易在并购交易及整合过程中触犯东道国的劳工法、知识产权保护法以及反垄断法，采取有悖于国际商业惯例与规则的举措。宏观层面的客观条件与微观层面的主观因素，都容易使中国企业以获取优势无形资源为目的的海外并购遭受法律法规的制约与影响。
世界各国都会出于维护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对来自国外的投资在投资的领域、行业等方面进行限制，以便对本国的某些产业或行业进行保护。西方先进发达国家还存在着利用其拥有的优势无形资源保持自身在国际上竞争地位的思想倾向，因此他们往往会对中国企业以获取优势无形资源为目的的海外并购设置一定的法律障碍。
（三）文化风险的成因分析
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面临着民族文化、商业文化与企业文化三种类型文化的差异，三重文化差异尽管有利于中外双方对彼此的民族文化、商业文化与组织文化互相借鉴并取长补短，促进学习效应的显现，但是也会影响到中外双方的沟通交流，而且也容易使双方在交往过程发生误解进而产生摩擦与冲突，如果对并购中出现的摩擦与冲突处理不当，中国企业对海外目标企业的整合就会步履维艰，难以取得有效进展。
在以获取专利技术和管理知识等无形资源方面为目的的海外并购中，中国企业往往以发达经济体作为对外投资的目的地。然而这些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其民族文化中往往会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情绪，对自身的企业文化也比较认同。中国企业在对这些目标企业进行整合的过程中，东道国的社会舆论及目标企业的员工可能会对中国的民族文化及企业文化不予认可，甚至进行排斥与抵制，进而影响到并购双方的合作与互信。合作与互信是优势无形资源实现跨国转移扩散的基础，如果并购双方缺乏互信，那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目的就难以实现。
四、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特有风险的防范策略
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所面临的特有的政治、法律与文化风险是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其中政治风险与法律风险来自于东道国国家力量的干预与影响，在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环境中面临国家力量的干预，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同时不论是民族文化还是企业的组织文化，都是经过长期积淀形成的，中外双方的文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统一。因此，要想有效地防范与化解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所面临的特有风险，单靠中国企业微观层面个体的力量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只有在宏观与微观层面通过政府与企业共同努力与相互配合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一）宏观层面上的中国政府风险防范策略
1.加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信息服务
在海外并购中，中外双方地理距离较远，并且在沟通交流方面存在着语言文化的障碍，中国企业要全面了解目标企业无形资源的真实情况，熟悉东道国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以及民族文化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因此，中国政府可利用自身在长期的国际经济交往中所拥有的信息优势，建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信息服务平台，专门搜集整理海外东道国关于政治、法律、文化以及无形资源等方面的信息，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综合的信息化服务，以降低单个企业获取东道国以及目标企业所在行业等的信息搜集成本，帮助中国企业熟悉东道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民族文化特点，在并购之前对目标企业的优势无形资源进行合理的评估，为中国企业更好地开展海外并购整合以及并购风险的防控在信息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搭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良好平台
针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日益活跃的趋势，为了更好地帮助中国企业防范与化解海外并购的特有风险，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与东道国尤其是在无形资源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一方面以平等互惠为原则，与东道国建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以降低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所遇到的国有化征收、政策不稳定以及汇兑限制等风险的概率，尽量避免东道国政府把中国企业微观层面海外并购的经济行为政治化；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文化交流，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可度，并在帮助东道国政府在促进就业、保护环境、改善公共服务等方面做出努力，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在国际上树立中国以及中国企业良好的形象，逐步消除所谓的“中国”给中国企业走出去造成的负面影响。
3.构建多管齐下的海外并购风险防范机制
首先，中国政府应搞好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顶层设计，对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统筹规划，在鼓励民营及股份制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促进出海并购的国有企业加强与海外投资机构的合作，尽可能弱化“国有”身份给海外并购带来的不利政治影响。其次，进一步完善海外投资的法律法规，构建系统完善的海外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法规体系，合理简化对海外并购的审批程序，并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在法律方面的衔接，在法律层面上优化并购双方争端解决机制。再者，针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所面临的三种特有风险，我国可设立政策性的对外投资保险公司，建立海外并购投资的保险制度，在对传统的内乱、种族冲突以及国有化征收征用等海外并购风险进行承保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设相应的险种，覆盖海外并购因政治审查以及东道国临时出台针对性法律所造成的风险，通过政策保险机制建立与完善增强中国企业防范海外并购特有风险的能力。最后，出台相关的政策，培育我国海外并购中介服务机构，促进专业性中介服务机构逐步发展与壮大，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在会计、法律、咨询与投融资等方面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有针对性地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特有风险进行防范与化解。
（二）微观层面上的中国企业风险防范策略
1.增强对海外并购特有风险的识别能力
在走出去之前，中国企业就应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与文化进行全面的了解，尽量降低海外并购过程中因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与风险。三种特有的风险都有许多分量指标，比如政治风险就包括社会动乱、政府稳定度、种族冲突、外部冲突、民主稳健度、恐怖主义等指标；文化风险方面，中外双方也存在着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化、长期取向/短期取向等维度方面的差异；中外双方立法的法理基础也不尽相同。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应详细地了解中外双方在这些分量指标方面存在的差异，认真分析与识别可能诱发风险的因素，判断其发生的可能性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并制定相应的风险防控预案尽可能地将这些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2.灵活采用多种策略防范化解风险
在对影响海外并购的关键风险元素进行识别的基础上，中国企业应进一步提高海外并购的风险防范化解技能，采取多种策略防范与化解海外并购中所面临的特有风险：一是可借鉴利用证券投资组合分散风险的思路来规避政治法律风险，在投资区位上可选择政治风险相关性极小或者根本不相关的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散化组合投资[12]。二是在融资来源的安排方面，可与东道国或其他先进发达国家的投资银行等机构共同发起海外并购，借助国际投资机构熟悉东道国政治法律与文化环境的优势，在海外并购整合的过程中有效地防范与化解风险。三是中国企业应充分利用分布在海外的华人华侨等人脉资源，向国际上以及东道国投资中介服务机构寻求帮助，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当地社区以及目标企业的沟通与交流，增进双方之间的理解与互信合作，并以互惠互利的实际行动在东道国及国际社会树立中国企业良好的形象。通过加强中外双方的沟通交流解决海外并购过程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互信合作机制的建立为促进优势无形资源从海外向中国企业转移扩散营造良好的氛围，进而降低三种特有风险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整合产生的影响。
3.创新中外企业双方的文化融合模式
在以获取优势无形资源为目的的海外并购过程中，中国企业应针对海外企业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强势的特点，采取渐进式的动态融合模式以促进中外双方文化彼此相互借鉴、吸收与交融，最终实现两种企业文化的和谐与兼容。在并购交易完成后的开始阶段，可对目标企业采取分离式的文化整合模式，避免两种差异性较大的文化出现碰撞与摩擦；之后再采取相互渗透的共生文化整合模式，促进双方互相借鉴、吸收彼此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剔除中国企业文化中的消极因素，通过中外双方文化的融合创新最终形成一种有利于创新能力增强和运营效率提升的新文化。
五、结语
近年来，中国企业持续活跃的海外并购活动都显现出中国企业对海外知识、品牌等优势无形资源的渴求，在寻求海外优势无形资源尽快促进自身创新能力提升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在宏观层面面临着政治、法律与文化三种类型的特有系统性风险。政治与法律风险主要来自东道国国家力量的干预与影响，而文化风险则主要源于中外双方巨大的文化差异与文化不兼容。为了顺利地实现并购目的，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应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通过努力降低海外并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加强中外双方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强并购双方之间的互信，提高风险识别的能力和防范化解风险的技能等多种策略，来防范与化解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所面临的特有风险，使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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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并购论文范文3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就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防范措施。海外并购为中国企业加快国际化进程带来机遇，但同时企业并购是一项充满风险的投资行为，企业跨国并购与并购国内企业相比，操作程序更复杂,受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更大，因此风险也更大。
企业并购是一项充满风险的投资行为，海外并购与国内并购相比，操作程序更复杂，受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更大，因此风险也更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和我国国力的增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步伐不断加快，跨国并购成为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方式。海外并购为中国企业加快国际化进程带来机遇的同时，也要看到海外并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
海外并购风险分析
（一）战略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一般都是以增强核心竞争力为内在动因的战略性并购。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往往是先发现海外并购的机会，然后进行可行性分析，时间相对仓促，往往未能对所有可能的备选方案进行全面分析便做出并购决策匆匆投标，如果缺乏对自身管理能力的评估和对企业长远战略的规划，盲目进行扩张，并购后很可能因规模过大而产生规模不经济，反而使企业背上沉重包袱。如李东生在分析TCL跨国并购遭受挫折时承认，战略准备不足是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
（二）政治、法律、社会风险
中国企业在整个并购的全过程及并购完成后都可能会面临政治、法律、社会风险。在并购实施阶段，往往需要经过双方政府部门的批准，其中涉及许多政策与法律条文。如果并购不符合有关政策或法律的规定，就会被否决；另外，并购方案在此阶段一般已公之于众，对一些敏感的并购往往会造成较大的舆论压力，对舆论应对不当，也可能会给并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澳大利亚的政治、社会因素的阻碍是中铝收购力拓失利的主要因素。中国企业在并购完成后同样会遭受政治、法律、社会风险。例如：上汽收购韩国双龙之前，缺乏对韩国工会风险的充分评估，在收购过程中及收购后，双龙工会组织了多起罢工事件，逼迫上汽提高员工工资和福利待遇，并且坚决抵制裁员，这导致双龙汽车的生产成本比竞争对手高出许多。
（三）财务风险
海外并购在并购过程中通常需要支付大量资金，整合过程中可能也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巨额的资金需求可能会导致企业的债务负担过重。另外，如果未能发现目标企业隐藏的问题，如目标企业隐瞒了大量债务或存在未决诉讼、担保事项等，并购后将使中国企业债务压力加大，增加财务风险。
（四）目标企业客户流失风险
海外目标公司被并购后，目标企业的客户可能会对一家中国企业控制下的企业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地提供值得信赖的产品产生怀疑。另外，目标企业的竞争对手也可能会趁机采取措施争取拉走目标企业原来的客户。例如：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后，原IBM的大客户转向戴尔。原IBM的竞争对手惠普宣称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对惠普而言是巨大的商机，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IBM的客户转投惠普旗下。
（五）并购后整合风险
中国企业普遍缺乏国际性经营管理人才，国际化管理经验不足，加之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加大了整合风险。海外并购的整合过程中，不仅会存在并购企业与被收购企业之间的企业文化冲突，还常常伴随着更深层次的国家文化冲突。海外并购的并购双方在价值观、思维方式、领导作风、工作风格等企业文化方面存在的碰撞和冲突，将影响核心能力的转移和运用。许多跨国并购的失败都与文化冲突有关，企业文化的冲突常常导致高层管理人员、核心员工的流失，使得中国企业无法实现当初并购的目标。
海外并购风险防范措施
（一）正确认识自身实力
企业在实施跨国并购前必须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跨国经营战略，要对企业自身的跨国经营能力有正确的认识，对并购后的经营策略制定明确的规划。进行海外并购的中国企业应该具有以人为本的优秀企业文化、出色的国际化经营管理及重组整合理念。
海外并购的过程也是资金不断投入的过程，企业应对并购各环节的资金需要量及支出时间进行预算，对于自身的资金是否充分、筹资能力及相应的能够承受的财务风险的程度具有正确的认识。
（二）充分认识目标企业及其所处环境
要对目标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企业文化、管理人员的背景、员工状况、战略性资产、重要合同等做全面深入的尽职调查，对并购能否增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制定出一套完整可行的整合方案，另外要在交易方案中加入如发现交易信息出现失真或隐瞒，需进行赔偿的条款。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要对当地的运作模式，以及法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环境非常了解和熟悉并保持高度的敏感性。中国企业应聘请具有丰富国际并购操作经验且熟悉目标企业及其所在国环境的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降低海外并购的风险。
（三）引进与培养国际化人才
中国企业应高度重视战略人才储备，尽早培养和网罗国际化人才。引进熟悉东道国法律、财务、经营管理的国际化高端人才。同时在企业内部积极培养既熟悉本企业情况又熟悉国际化管理、法律、财务等的高端人才，并参与到跨国并购的全过程，这样既可以降低并购风险，同时也可以积累海外并购经验为企业今后的跨国经营战略储备有经验的高端人才。
（四）引入国际股权投资基金
目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更多的还是依靠本国银行的债务融资。对于实施海外并购的企业而言，国际股权融资更具有现实意义。中国企业对开展海外并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掌控能力还很有限，借助股权基金融资，合作方与中国企业共担风险，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加强与目标企业的沟通，尽快熟悉当地市场，克服各种困难，而且容易获得被收购企业相关利益方的认可。中国企业不仅要获得所需要的资金，而且还要有效利用国际股权基金管理团队中的当地管理者和投资者获取除资金之外的各方面资源。例如：收购意大利的CIFA，对于首次迈出国门进行收购的来说，意大利当地的政策法规环境、中意文化差异等都是此次海外并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引入中意双方参与的曼达林股权基金则成为与并购有关各方无障碍沟通的桥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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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岚.联想如何规避并购风险[J].经济管理，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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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的 海外并购 经营状况 盈利状况
一、引言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开始站在向经济强国迈进的新起点上。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困难。随着中国社会加速老龄化，“刘易斯转折点”加速到来，要素资源约束加剧。中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同时，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当前中国市场化的进程并未彻底完成，体制机制障碍较多，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对中国提出更高的标准。中国经济正进入新常态。
面对中国经济面对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及时作出反应。2015年11月10日，同志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在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在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个方面。供给侧改革概念的提出给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路，对各行各业如何应对风险，把握机遇指明了方向。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阶段，家电企业同样面临严峻的挑战。国内家电市场低迷，“根据奥维云网（AVC）统计，2005年到2015年10年间，中国家电零售规模走势近五年与前五年相比，复合年均增长率从9.1%降低到2.3%。销售额方面，2008年到2011年逐年增长，而此后数年至今，一直与上年保持持平状态”[2]可以看出，家电企业的国内市场已经很难实现高速增长。家电分析师梁振鹏指出中国市场盘子在变小，行业竞争更加激烈，导致利润急剧下滑。相比较而言，海外市场竞争更加温和。在此种情形下，很多家电企业纷纷到海外寻求更大的市场。海外并购成为众多品牌海外认可度不高的家电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路径。2015年，海信集团以2370万美元收购夏普墨西哥工厂全部股权和资产；2016年1月海尔宣布拟以54亿美元现金收购通用家电业务及其相关资产。2016年3月30日美的与|芝签署协议，美的以4.73亿人民币收购东芝80.1%的股份。家电巨头大手笔海外收购的背后，也留给我们一系列问题：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海外并购究竟效果如何？是否增加了家电企业的价值？是否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个时期的海外并购有哪些特点？有哪些经验和教训？是否值得全行业推广？
美的集团是一家以家电制造业为主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2015年实现收入1384.4亿元，同比增长21%。美的集团在中国家电业处于领先地位，2015年《财富》中国500强榜单，美的排名第32位，位于家电业第一。美的集团有着很强代表性，作为国内家电业的三大巨头之一，美的集团拥有国内最为齐全的家电产业链。美的集团同时是一家民营家族企业，其海外并购经验也能为民营企业将来的发展提供借鉴。本文以问题为导向，拟选取近期美的收购东芝的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围绕美的并购东芝是否增加了企业价值和竞争力，总结家电企业海外并购和应对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的经验。
二、文献综述
纵观国内外文献，并购的分析研究中，存在企业并购的“成功悖论”（赵息，2013）。并购行为有时并不总能给公司创造价值。Singh（197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并购使得公司价值创造能力降低。Mueller（1985）研究了近百家大规模并购的公司，发现其市场份额均大幅度减少。李善民、曾昭灶等（2004）以84家境内上市公司企业的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发现并购行为并没有给公司带来业绩增长。
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Healy（1992）以50起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发现并购和企业的价值增长有显著关联性。刘笑萍（2009）选取了749个并购样本，实证检验发现并购为股东创造了价值。
总之，理论界对于并购能否给企业创造价值观点不一。不同的实证检验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除了并购能否给企业创造价值，哪些因素影响着企业并购对公司价值的作用也是一个热点问题。Weston（2004）认为，横向并购能带来规模经济，纵向并购降低了交易费用。这些是并购价值的创造原因。Shimizu（2004）则认为并购可以较快占领市场。张新（200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动机可以解释并购减少公司价值的现象。赵息（2013）等以153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内部控制与并购价值创造正相关，高管权力与并购价值负相关。
高良谋认为，并购分为两个过程。一个是并购的交易过程，一个是并购后的整合管理过程。对于并购后的整合，Bert（2003）发现整合程度越深，并购创造价值越大。李善民（2010）选取了2000～2006年间的43个并购样本，发现整合速度越快，越有利于企业发展。
前人研究主要集中于大样本方法，很少有案例性的分析。在家电领域少有的案例分析中，仅有少数如唐旭辉（2013）以海尔并购三洋为例，研究家电行业跨国并购的案例。国内以定量的方法研究供给侧结构改革背景下家电企业海外并购的案例研究暂时是空白，本文试图从定量方法的引入和联系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两方面推陈出新，总结经验。为以后企业尤其是家电企业的并购提供借鉴，为其供给侧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三、案例介绍
美的集团是一家以家电制造业为主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2015年实现收入1384.4亿元，同比增长21%。美的集团在中国家电业处于领先地位，2015年《财富》中国500强榜单，美的排名第32位，位于家电业第一。美的集团有着很强代表性，作为国内家电业的三大巨头之一，美的集团拥有国内最为齐全的家电产业链。在国内建设有14个生产基地，位列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中第38位，美的集团以行业领先的压缩机、电控、磁控管等技术为支撑，形成了家喻户晓的领先家电品牌。
东芝是日本的半导体制造商，也是日本第二大综合电机制造商，率属于三井集团旗下。1875年东芝开创至今，已经经历了140多年，在20世纪90年代，东芝在数字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等领域突飞猛进，成功从家电行业的巨人转变为IT行业的先锋。另外，东芝从二战至今为日本政府生产各类军用设备。
2016年3月17日晚，美的集团公告称，已与东芝株式会社就收购其白色家电业务达成协议，美的集团同时表示，收购东芝是实现其全球经营战略的一部分，进一步夯实美的全球经营基础，有助于其实现建立全球领先企业的目标，提升其全球竞争力。
3个月后，美的收购东芝尘埃落定。6月30日下午，美的集团宣布收购东芝家电业务的股权交易已经完成，美的集团所得到的股权占东芝家电业务的80.1%，美的集团付出的对价为33.2亿元。美的公告显示，截至6月30日，美的集团已经获得包括日本反垄断监管机构在内的监管机构的审批，合并后的美的与东芝期待彼此实现利益最大化。
四、理论基础与制度背景
理论层面，不少学者对并购能否推升企业价值展开了不少研究，提出了各种学说。归纳起来，有些理论主张并购可以推升企业价值；有些理论主张并购会降低企业价值。如协同理论和市场势力理论认为并购会提高企业价值，而理论和自大假说理论认为并购会降低企业价值。
协同理论认为，并购会使得并购双方互相利用彼此优势资源、管理经验和优秀文化，共享平台，实现1+1>2的效应。协同效应进一步又划分为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和管理协同效应。
市场势力理论认为，并购会提高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大幅提高企业竞争力，将其他竞争企业挤出市场。跨国并购一方面可以跨国东道国壁垒，进入东道国市场，获得核心技术和销售网络。另一方面，通过兼并，形成强大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将竞争对手挤出市场，获得高于正常利润水平的利润，从而带来并购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
理论认为，在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情况下，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管理者容易背离股东的目标进行公司经营。公司并购可以增添管理者的业绩，提高管理者的政治成就感和位保障。因此，管理者可能不遗余力的推进企业的并购，而不顾并购对于企业的经营绩效和价值是否有实质的提升，很多情况下，这样的并购不但不能提高企业价值的，反而会降低企业的绩效和价值。中国的上市公司很大程度上存在内部人控制的现象，这种情况下，问题更加突出，上市公司并购或难以提升企业价值。
自大假说认为，管理者基于自己的知识水平和获取的信息，往往会对自己的能力和经验水平进行过高的估计，盲目自信于自己的并购决策。在这种情形下，公司可能会付出更高的并购对价，进而损害公司的绩效和价值。
五、海外并购的短期经济后果
运用事件研究法计算短期超额收益率和短期累计超额收益率来研究美的集团海外并购的短期经济后果。
具体来讲，取并购公告日为第0天，界定估计窗口为[-150，-31]，事件窗口为[-30，30]，对美的集团的股价进行分析。选取深圳成指作为市场指数。
计算过程如下：
首先计算市场模型的参数，公式如下：
Ri，t=αi+βi*Rm，t+εit （1）
其中，Ri，t表示第t天，第i只股票的收益率；Rm，t代表第t天大盘指数的收益率。
计算美的集团的短期超额收益率
即求出 ARi，t=εi，t
计算美的集团的短期累计超额收益率
CARt1=Σt1t=-30ARt （2）
如图1，美的集团CAR在宣布并购前后，CAR累计逐渐上升，但上升幅度变化不大，说明并购行为并未引起明显的短期经济后果。
六、海外并购的长期经济后果
本小节我们采用会计研究法研究美的集团并购的长期经济后果。
首先从盈利能力来看，以资产报酬率作为指标，2015年12月31日美的集团资产报酬率为0.10，自并购开始的2016年3月30日，美的集团资产报酬率为0.026，2016年6月30日为0.056，2016年9月30日为0.079，呈现上升趋势。说明并购使得美的集团盈利能力显著提升。
其次从经营能力来看，以资产周转率作为指标，2015年12月31日美的集团资产报酬率为1.07，自并购开始的2016年3月30日，美的集团资产报酬率为0.26，2016年6月30日为0.46，2016年9月30日为0.71，呈现上升趋势。说明并购使得美的集团经营能力显著提升。
因此，无论从经营能力还是盈利能力来看，美的集团的相应指标在并购后都呈上升和改善状态。总体来看美的并购东芝，提升了美的的竞争力。
七、小结
综上所述，美的并购东芝，提升了美的的竞争力，在供给侧改革和经济下行压力下，美的的并购决策为其他企业提供了有益启示，有条件的企业应该捕捉合适的时机，结合企业实际，选取合适的并购对象，提升企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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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增强，企业间并购行为越发激烈，并购成为企业增强自身竞争实力，完善企业经营的重要方式。市场资源整合程度虽然逐渐加强，并购行为日益增多，但企业间并购也有可能会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成功率不高，根据麦肯锡机构的数据，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成功率仅为40%，但通过并购方式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资源优化，仍然是加快中国经济优化发展的重要方式。因此，分析企业进行并购的不同并购动因，有利于企业针对不同并购动因的特征实行不通的并购方式，促进并购绩效的优化，从而使企业资源通过并购方式得到优化，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市场经济的不断优化。
二、并购动因综述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从事并购的动因各不相同。Brouther（1998）?⒉⒐憾?因分为三类，分为是经济动因、个人动机和战略动机。 Weston等（1998）则将并购动机分为四类，分别是战略驱动的并购、管理层无效驱动的并购、管理层利益驱动的并购、股市无效驱动的并购。关于并购动因的理论主要分为三种，分别是新古典综合派理论、协同效应假说、委托-理论。新古典综合派理论主要认为并购的动因主要有规模效益、市场力假说以及税赋效应理论，这三种理论分别将并购的动因归为规模经济增加企业实力、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减轻税负。协同效应则是指通过并购的方式产生规模经济、低成本取得内外部融资、企业效率的提高。委托理论则是指通过并购可以降低成本，减少管理者和股东在经营方面的冲突。
魏涛（2012）按照不同的标准对并购进行不同的分类描述，并探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即通过海外并购可以促进无形资产的优化升级，并进行该项资产的资产整合。其次，结合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并购现状，构建出针对无形资产资源优化的海外并购流程，进一步探讨人力资源、企业间关系资源和企业文化在整个并购过程中的影响，针对这三个方面提出跨文化进行文化整合、创新企业间关系维护的模式等建议。
谷峰（2014）在针对中国石油企业跨国并购动因的研究中认为，中国石油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特征主要有：并购规模较大、以国有企业为主、多为横向并购并且支付方式单一。石油企业进行并购的并购动因则多种多样，例如：为增强自身实力、获取石油资源、进行全球化战略部署、国家政策支持、调整战略结构等。导致企业并购失败的原因则主要有：并购后期资源整合计划不完善、并购时机选择不恰当、宏观因素（政治因素、地缘因素）的影响、竞争对手的实力强大。最后，针对目前中海油海外并购的情况，从政府层面和石油企业自身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综上所述，在理论层面，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并购动因的理论发展不断完善，各种理论通过税收、、规模经济等不同维度对并购的原因进行分类；在案例分析层面，根据不同类型行业的特征、市场选择的不同，并购的动因也各不相同。根据行业特征，并购的动因多与企业目前在行业中所处的地位和状况，以及未来企业的战略选择相关；而根据市场选择不同，并购的动因则主要基于未来企业发展的市场规划和长远图景。不同的并购动因可能会导致企业采用的并购方法不同，在完成并购后进行企业资源整合的方式不同，并购动因的多样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间并购绩效。
三、针对并购动因的影响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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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遭遇政治障碍
文/王中美
当美国最大汽车企业通用汽车宣布进入破产重组时，其旗下各大品牌和资产引来众多企业觊觎。金融危机的影响展现出更深层的一面：企业并购机会的大量涌现。对于政府来说，放任企业在危机中倒闭是有很大风险的，经济的不景气将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并进一步影响到政局的稳定。当有清偿债务能力的企业购入或接管那些破产企业的资产之后，闲置的机器设备将很快正常运转，实体经济才有望复苏。帮助和促成并购与重组，美国对克莱斯勒和通用正在这么做，德国对欧宝汽车也是这么做的，其他欧洲汽车企业被救，估计无不出左右，美国甚至已用到极限的方法：政府成为企业的大股东。
但是，在金融危机促成的民族自救浪潮中，外来的收购者常常遭遇抵触情绪。除了急于脱手亏损或破产企业的股东外，工会、经营层、竞争企业和消费者，都可能出于私利的考虑而反对一项外来投资者的跨国并购计划。而面对重重压力下的政府，在做出是否审批的决策时，也更加具有不确定性，任何事前的承诺和表态都不代表最终的结论。因此，对于希望通过并购直接进入欧美市场的外国企业，在面对这样难得的历史机遇时，必须意识到许多经济考量之外，政治因素也是一项重要的障碍。
从当年的中海油收购尤尼科，到最近的中铝收购力拓，中国国有企业在对外收购上受到的政治阻力特别强大。中国的国有企业不能忽视这样的政治障碍和社会担忧。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别，西方政府和媒体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总是抱有较深的成见。另一方面，中国国有企业近些年来跨国投资和并购集中于一些能源、重工业和机械制造业等行业，这些行业颇为敏感，这也是中国国有企业对外并购屡受当地政府干预的原因之一。
纵观目前中国企业的多起并购案，中国企业表现出较强烈的对品牌、技术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渴望。这本无可厚非，但却很容易被外国媒体和一些反对力量演绎为对其民族工业的控制倾向，和掌控世界生产线的野心。中国企业的许多举措放在西方企业身上，便是正常的企业追求收益和扩张的行为，但中国国有企业这么做，就可能被“妖魔化”。凡是要求通过产业管理部门审查的许多并购案，涉及中国国有企业作为收购方的，往往不能成功。而中国收购者在报请审批之前已经为了谈判、协议和承诺付出了相当大的成本。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改变中国国有企业在并购市场上遭遇的“歧视待遇”，一再论证国有企业的市场性，并希望西方国家能一视同仁，这和争取反倾销中的“市场经济地位”一样困难。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经济学或法学的命题了，而涉及敏感的政治。当然，中国国有企业也并非没有改善的途径。以国有控股企业直接对外收购，如果能够换成以下属上市公司或参股企业的名义对外并购，显然会淡化政治色彩。另外，低调的专业的审慎态度，比一掷千金的豪赌和过多的炒作更能顺利地得到当地文化的接受。中国的企业家还需更多地学习收购的技巧和艺术。■
企业海外并购应“先安内后攘外”
文/彭兴庭
以跨国并购为主要特征的第五次并购浪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至今，全球企业跨国并购呈波浪式推进，且有一浪高过一浪的趋向。我国企业海外并购项目也可追溯到上世纪8O年代对外开放的初期。1984年，“中银集团”和“华润集团”联手收购了香港康力投资有限公司，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第一案。而进入2009年后，随着金融危机见底的声音不断出现，内地一些企业开始磨刀霍霍，准备出海大显身手。然而，应该警惕的是，尽管在近30年时间里，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以年均17％的速度增长，但据有关机构研究，其中67％的海外收购不成功。
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不仅增长迅速、方式多元，而且，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仍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以国有企业为主的海外并购主体，使我国企业海外并购遇到了比其他国家企业更多的困难。许多国家对外国企业并购进行干预， 法律及政策规定重要行业的企业不能被别国的国有企业收购， 即使出售给外国国有企业也要经过复杂繁琐的审批，也因为如此，在海外并购过程中，我国企业痛失了许多有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并购机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海油并购尤尼科和中石油收购俄罗斯斯拉夫石油公司的失败。
正如有人所言，“近年来我国企业的经济实力不断上升，使境外同行产生了较强的戒备心理和竞争心态，在政治上也招致更多猜忌。”西方国家担心中国的国有企业海外收购会危害其国家安全并加深与中国的政治利益冲突，这也是我国企业海外收购活动所遭遇到的最大阻力。
事实上，我国企业治理结构方面的缺陷也是导致海外并购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学者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海外并购往往更多考虑的是政治、社会、国际安全等一系列非经济因素，而往往忽略经济效益，较高的收购价格加上政府的直接参与使得并购效益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企业海外并购经常被我国国有大企业当作“政绩工程”、“里程碑”来追求和操作，普遍存在的好大喜功和盲目并购行为使得许多企业的海外并购项目成为企业沉重的负担， 甚至威胁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在我看来，为了使我国企业更顺利地“走出去”，首先应该“安内”，苦练内功，完善自己的公司治理结构。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并购并不是简单的几何叠加，考验的关键不是谁的嘴巴大，而在于谁的消化功能好。不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在选择海外并购之前，都应充分评估公司治理结构及跨国经营能力，在此基础上制定一个相对成熟的扩张战略。国有企业应避免行政力量的过强介入，在并购之前，应该通过各种渠道充分了解投资国的政治、法律、社会状况和投资项目的资信等状况，尽量避免参与政治阻力巨大、法律障碍多的并购项目。
此外，企业海外并购还应该“攘外”，政府需充分利用外交资源，为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保驾护航。前美国总统白宫顾问戴卫就这样告诫中国，“中国企业在走出去前，必须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无论怎样，中国必须清楚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即使对方的观点中国并不同意。” 无疑，让他国政府、社会公众充分了解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情况、中国的对外政策以及企业自身的状况，并将国外民众和政府的误解消除到最低限度，同时，借助他国及国际友好组织和社会人士的帮助，消除恶意阻挠并购的各种力量的影响，推动并购按市场规则进行，这些，都是国家和政府政治和经济外交的重要目标，也是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成功与否的关键。■
中国最大海外并购
“败”在我们自己
文/毛豫杨
2009年2月，中国铝业公司与全球矿业力拓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铝出资195亿美元，将其在力拓的持股比例由目前的9%增至18%，一场中国国企最大的海外收购拉锯战由此开始。但是短短几个月后，情势突变，2009年6月5日，继力拓公告称撤销与中铝的交易后，中铝确认力拓将支付1.95亿美元的分手费。
据悉，在力拓集团单方面宣布撤销中国铝业公司对其的195亿美元注资后，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随后会见了中铝方面的高层。澳洲媒体对此称，在这次“匆忙的会面中”，陆克文向中国人表示，“我们仍然需要你们的钱”。
为什么中铝的这场海外最大的并购梦想会最终走到失败的结局？其实看看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几起比较典型的海外交易案例，我们几乎可以发现每一起海外并购失败的案例中都有相似的失败因素。无论是前些年联想收购美国IBM时遭遇的波折，还是当年在与以色列签订军购合同后，以色列单方面撕毁与我方的哈比无人侦察机的合作合同，就连送出去升级的哈比战机都被以方扣留，导致我方遭受巨大的损失。应当说类似的案例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警示，中国有句俗语“智者不能犯两次同样的错误”，对于层出不穷的此类案例，我们的管理层和决策层究竟该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首先，对于目前中国国企在海外的并购行为，相关方面对于并购的风险意识绝对要有充分的认识。海外并购不像国企在国内的企业行为，在国内，目前的体制无疑给了国企很多先天的优势，但是在海外就不一样了，我们的国企管理层应该学会按照国际游戏规则出牌，如果还是按照国内的那一套出牌，无疑是要吃大亏的。就拿这次中铝的并购案来讲，中铝出资195亿美元目的是将其在力拓的持股比例由目前的9%增至18%，但是约束合同双方履行的保证金（也就是违约金）才1.95亿美元。有人为此算过一笔账，如果中铝此次海外并购案成功，中铝能够盘活国内的巨大市场不说，还会获得数千亿美元的长期企业效益。1.95亿对数千亿，这当中的利益选择相信傻瓜都知道如何做。假如我们的中铝当初在与对方签订合同时，能够对合同的风险有足够的认识，把合同的违约金提高到数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恐怕事情的结局又是另外一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