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教育论文范文1
【关键词】文科学生 自然科学素养 自然科学史
【中图分类号】W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7-0168-02
国内高中开始的文理分科和大学的专业教育，使大多文科学生很少接触理、化、生等自然科学的相关知识，导致了文科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的不足，造成其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的缺失，严重制约了文科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当前部分高校在文科学生课程体系中增加了“自然科学基础”类课程，但由于文科学生的理科基础薄弱和个人兴趣等原因，往往不能取得好的效果。
自然科学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的学科，是描述和解释自然科学知识产生、发展和系统化进程的历史学科。1917年，自然科学促进会在其年会上认为：“科学史是一种溶剂，它能溶解由学校课程表带来的文学和科学之间人为的壁垒。”[1]在高校文科学生中开展自然科学史教育，对于提高文科学生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培养自然科学素养、培育怀疑与批判精神、创新与开拓思维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但是，目前国内大学文科教育中还极少将“自然科学史”列入教学内容中。探讨“自然科学史”课程的教育目的、意义和方法是当前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通过自然科学史教育提高文科学生自然科学素养的可能性
科学史作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科学发生和发展历史的一门学问，立足于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诸多科学事实本身及其相互间的关系[2]。要实现高等教育阶段科学和人文的融合，提高文科学生的科学素养，在高校广泛地开展自然科学史教育是一条重要的途径。这是由自然科学史的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决定的。
自然科学史是描述和解释自然科学知识产生、发展和系统化进程的历史学科，包括它的通史、断代史、国别史和部门科学史[3]。从它的含义来看，一方面，虽然它着眼于自然科学，却立足于历史。科学史如同经济史、政治史、文学史和艺术史一样，本质上也是一门历史学科，它属于人文科学研究领域，具有浓厚的历史感[4]。所以自然科学史从本质上说是一门历史学科，历史学科又从属于人文学科，这就决定了自然科学史的人文属性。另一方面，它不是关于社会、经济或人类的历史，它是一部关于自然科学的历史，具有明确的指向性。这决定了它的科学属性。所以说自然科学史具有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
文科学生的思维方法更偏向于形象思维，而自然科学知识的逻辑性相对较强，如果单纯的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对于文科学生而言接受起来比较困难。自然科学史简单来说也就是自然科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学生可以在历史的脉络中学习到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培养逻辑思维方法。所以通过自然科学史教育来提高文科学生的自然科学素养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二、在高校中开展自然科学史教育的意义
（一）促进文科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复合型人才
复合型人才指的是那些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具有一二门专业知识，且知识面较为广泛，基础较为扎实，在广泛领域内具有较强适应性和较高水平，并以自己创造性劳动在社会中做出某种贡献的人[5]。社会科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密切相关，如果文科大学生不了解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不了解科学研究的方法，那么全面发展就无从谈起。在文科学生中开展自然科学史教育，有利于学生知识的全面渗透，不仅使学生了解了科学发展的历史，也提高了科学知识水平，弥补了自身知识单一的缺陷，拓展了其知识面，促进文科学生向复合型人才迈进。
（二）培养文科学生的探索和批判精神
人文学科的知识具有较为稳定的特点，学生学习和应用过程中大多只需要有选择的接受即可。而自然科学知识却是迅速发展变化的，这就需要一代代的人们不断地探索、发现。通过自然科学史的学习，相信文科学生会理解自然科学知识形成和发展规律，学习到科学家们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和科学的批判精神。从学生的整个人生的发展来看，既有利于养成他们以科学精神看待人文社会科学的习惯，也有利于他们形成以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来反思科学技术发展的批判意识[5]。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自身的发展，更为全社会形成良好的学风提供基础。
（三）提高文科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
现代公民要舒适的生活，更要科学理性的生活。这不仅需要专业的知识以从事相关职业，而且需要科学的精神来辨别社会生活中的是非。我国的经济在高速发展，但是公民的科学素养却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一些人由于科学知识缺乏，辨别是非能力不强，从而相信封建迷信，轻者影响自身生活，重则影响社会安定。在文科生中普及自然科学史，有助于学生培养科学精神，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帮助学生更加科学理性的生活，从而带动社会上的科学之风。
三、在高校文科学生中开展自然科学史教育的途径
（一）高校要对文科生的自然科学史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大学专业教育的背景下，许多高校只把目光放在了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的教育上，而对学生的综合教育关注甚少。这就造成了一些文科学生虽然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但是却对自然科学知识了解甚少，例如不知道“光年”是长度单位等。要改变这一现状就需要高校对文科学生的自然科学史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在西方，很多国家关心学生的科学史教育，为学生开设了科学史课程。美国哈佛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就较为系统地面向各专业的学生开设科学史课程，其科学史的师资队伍也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趋势。在法国的大学教育中，科学史也很受重视[4]。我国高校应该借鉴国外高水平大学的做法，重视文科学生的自然科学史教育，这样才能更有效率地提高文科学生的自然科学素养。
（二）适当改革课程设计体系，增加科学教育比重
大学实行专业教育，这一方面确实有利于学生掌握专业知识，为企业、社会的发展输送各方面所需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这种专业教育却忽视了人才的全面发展。大学的课程安排多是按照本专业需要而设定，课程设置比较单一。例如一个新闻专业的大学生，学校可能为其开设了新闻理论、传播理论、中外新闻史等各种专业课程，但是他们却很难接触到有关高等数学、物理、计算机等各种理科性的知识。大学是一个开放的课堂，应尽力改变课程设置的单一，增加科学教育的比重。例如，一方面可以增加有关自然科学基础的选修课，并且可以选择一到两门作为考试或考察的科目；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学校的科技活动，并且多多鼓励文科学生参与，加强文科和理科学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让学生在大学这个开放的课堂中得到全面发展。
（三）开展丰富多彩的自然科学史讲座
毫无疑问，课程的学习是增加学生知识的重要手段，但是校园中丰富多彩的讲座是学生获得知识的又一条捷径。在高校中开展形式多样的自然科学史讲座，聘请各个自然科学专业的老师，在一定的时间内向学生展现一幅学科发展的精品画卷，这对提高文科学生的自然科学素养具有极大帮助。另外，每个老师都有自己不同的讲课风格，这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校园讲座有助于提高文科学生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兴趣，使学生在浓厚的兴趣中提高自身的自然科学素养。
（四）开设《自然科学史》课程
选择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生物、医学、能源、机械、材料等各个学科的知名教师以联合授课的形式在文科学生中开设《自然科学史》课程，重点讲述各个学科的重要发现、科学思维和历史进程。在课程基础上组织编写针对大学文科教育的《自然科学史》教材，让学生可以在课下巩固所学知识。以课外阅读的形式要求学生阅读一些能够看懂的经典论著，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哈唯的《心血运动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通过课程的系统学习，逐渐培养文科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科学素养，提高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和了解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基本知识和重要历史事件，增强综合素质。
四、结语
社会需要综合型人才，高校在着力培养文科学生专业素质的同时，也应把眼光放在提高文科学生的自然科学素养上。通过自然科学史教育提高文科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探索与批判精神、增强辨别是非、正误的科学能力，文理渗透、融合，为社会输送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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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论文范文2
理论如果不应用于实践，再好的理论也没有意义，理论与实践是必然发生着关系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在感性认识阶段，人们只能认识各个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理性认识即理论，它是在感性基础上形成的、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是互为辩证统一的，二者互为条件，互为补充。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在实践过程中统一的，“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理论与实践是互为基础，相互建构的。理论和实践是双向交织的一多关系，即对于任何一种理论来说，理论是一，实践是多，一种理论可以对多个实践有效。反之，相对于一个实践来说，实践是一，理论是多，一种实践必定牵涉多种理论。
笔者认为在考察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必须首先考虑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的独特性以及教育理论的构建模式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才能构建出符合教育实际的、真正的能指导教育实践的教育理论。
目前，人们将知识类型共分为三种：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人文知识151(47)。自然知识主要是反映人们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对纯粹物质事实与事件的观察与试验的方法来获得。社会知识主要反映的是人们对“世界知识”的认识，主要是通过渗透着价值的社会事实与事件的观察、模型化与价值分析的方法而获得。人文知识主要是反映人们对于人文世界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对各种具体价值规范及其历史实践的总体批判与反思获取。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人文知识的基本特征及区别教育学学科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夸美纽斯《大教学i论〉的出版。不过此时还具有浓重的哲学色彩。直至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的出版，教育学才算真正独立，具有了“科学性”。当然这里的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因而教育学的科学化，是以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按自然科学的程序来规范自身，希望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直接结果就是实验教育学的出现。这也是教育学至今不能成为一门真正独立学科的原因之一，因为它拿自然学科的标准试图构建一门非自然的学科体系，注定是不成功的。
从表1可知，教育学显然不属于自然科学。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活动，这种活动是以影响每一个具体的人的身心发展为内容的，所以也涉及到人的精神和价值的形成发展，使得教育学也具有人文学科的某些特征。教育学不仅关注社会学科的核心“社会”，也关注人文学科的核心“人”，具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特征，是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的某种整合。因而，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应属于社会一人文学科。
关于科学理论，当代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认为，理论只不过是宇宙或它的受限制的一部分的模型，一些连接这模型中的量和我们的观测的规则。一个好的理论必须满足两个要求：1、只包含一些任意元素的一个模型的基础上，准确地描述大批的观测;2、对未来观测的结果做出确定的预言。对于理论产生的途径，霍金认为首先通过现象观测进行建模(提出假说)然后对模型进行验证，最后得出结论。
奥康纳认为把“理论”一词用在教育方面是一种“尊称”，此中的“理论”指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但事实上教育理论不同于自然学科的理论，所以不可以用自然学科理论的标准来衡量教育学理论。
教育理论是通过一系列教育概念、判断或命题，借助一定的推理形式构成的关于教育问题的系统性的陈述。教育理论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的规定性：第一，教育理论是由教育概念、命题和一定的推理方式构成的。第二，教育理论是对教育现象或教育事实的抽象概括。第三，教育理论具有系统性。
教育学是人文一社会科学，所以教育理论构建的模式，绝不可以照搬自然科学理论。对此，有学者认为单个教育理论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开始对教育现象作描述;随着教育实践的继续，人们对教育认识的深入，了解到了教育的本质，形成一些关于教育的概念，即教育理论研究上的概括阶段;概念产生以后，使用判断和推理等方法，形成较为普遍意义的、合乎理论的结论，即教育理论研究上的外推阶段;通过外推，发现教育的规律，然后经过系统、科学的整理形成理论171。我们认为这一认识的过程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由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认识过程，这一教育理论的形成过程是从现象描述^概括—外推规律。
事实上我们目前的大部分教育理论的形成不是从实践中来，而是建立在纯粹思辨基础上的纯理性的东西，是纯粹的理论推演和盲目的照搬照抄，理论始终处于范畴、概念的体系中，成为现实的阴影王国。
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教育理论迅速发展，尤其是进入20世纪末以来，大量的新名词、新概念、新范畴层出不穷，花样繁多，所谓的“教育理论”的数量剧増，但质量依旧，无所发展。
这些教育理论中教育概念的提出一般都是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在概念提出后，不考虑其教育范畴问题，也不就它们的界限进行过划分，使之能与其他概念相区别;在提出教育理论时，对做出的教育判断又从不解释论证，采取的是武断的定性的评价方式。从而使教育理论与实践离得越来越远，两者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导致了当前教育界对“教育理论脱离教育实践”的呼声越来越高，甚至提出了教育理论消亡论。
教育理论的严重缺失己引起学者的重视。郑金洲认为目前教育理论研究有5个方面的缺失;刘铁芳也从对教育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思考。
笔者认为，当前的教育理论最大的弊端在于其构建模式。教育理论的构建模式不再是从现象描述—概括-外推^规律，而是从旧理论中的概念-外推—规律新理论。这种理论严重缺少实践的根基，纯粹是思辨的、推演的，只是教育理论的一厢情愿。
其次，教育学存在的价值是使人适应社会，具体说来就是使人成人、成材。教育与社会是分不开的，与生活具有同构性。教育如同生活一样具有丰富多彩性，那些隐藏在教育背后的理论也是丰富多彩的，它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可以通过明确的、具体的文字概括出来的。而隐喻则是一种比较好的阐述教育理论的方式，应该在理论构建中积极使用这种方式。自古以来，隐喻一直被中外的教育大家们使用着，如《学记沖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论语》中的“朽木不可雕也”、叶圣陶的“教育是农业”、柏拉图的“洞穴中的囚徒”、夸美纽斯的“种子”、杜威的“生长”等都是用隐喻形式来传达难以言说的教育之理。
第三，教育理论没有处理好古今、中外的关系。正如RichardPratte所说的:“理论仅仅是一种工具，一种对思想的指导，而不必是对现实实践的指导。教育活动是发生在当下的活动，它不具有重复性，但对以后的教育活动具有参考价值。从整个教育历史史实的全面比较中就会显示出教育的一般规律，得出教育演变的大致轨迹。但目前的教育理论很少去研究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些理论，而是直接套用西方的一些新的教育理论。其实西方的教育理论也是在它们自己的历史中吸收营养发展起来的。它具有其厚重的历史根基，它在它们自己的国家中是先进的。但我们直接将它拿过来，随意的和我们的教育装配。失去了自己生存土壤的西方教育理论，会和我们的教育实践发生任何联系并在实践中继续发展吗?
第四，现在的很多教育学理论太注重其科学性，以至于直接、简单地借助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教育。这并不是说教育学没有科学性，因为它是以客观的实在社会的活动为对象，并通过研究把握它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只是它的准确性不及自然科学。当然，作为社会一人文学科的教育学是可以认识的，不过我们要注意自然学科与社会科学互相渗透的同时，要加强教育学自身研究方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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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理论自觉；教育技术研究；教育技术理论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1)01－0021－03
引言
南国农先生在《现代教育技术》2010年第4期上“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重构：路线图”，系统论述了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理念、策略、途径与目标。何克抗先生在《电化教育研究》2010年第5、6期连载论文“关于发展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的深层思考”，对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的教育思想、教学观念、理论基础、理论体系和自主创新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这两篇重量级论文向教育技术学界发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号，即完善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体系将是我国教育技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如何完成这一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呢?教育技术研究者能够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呢?笔者认为，研究者的理论自觉是完善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的前提条件和必然要求，没有研究者的理论自觉，就不会有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的诞生。所谓的理论自觉是指教育技术研究者理论意识的自我觉醒，它包括对教育技术理论价值的认同、对教育技术理论内涵的认识以及对教育技术理论品质的追求等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 对教育技术理论价值的认同
教育技术学要成为成熟的学科，甚至成为一流的学科，就不能没有自己的理论，就不能没有走向科学化的努力。虽然有学者认为，“在学科性质上，教育技术学不仅是科学，同时又是技术，是科学与技术的混合体。”然而，无论在学科内部，还是在其他领域的人看来，教育技术学怎么也不像科学，原因之一就是教育技术学缺少自己的理论。虽然任何一个学习教育技术的人都说得出诸如建构主义、教育传播学、系统科学之类的理论，但这些并不是教育技术学自身的理论，而是移植过来作为理论基础的理论。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教育技术学要成为一门称得上科学的学科，甚至还想站在科学高峰的话，那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研究。
可是，国内教育技术学界出现了一种忌谈理论、羞谈理论的怪现象，好像谈理论就是在空想、就是在务虚，就不是在搞教育技术。这种怪现象的蔓延对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来说十分不利。桑新民教授指出，“教育技术学在中国至今还是一个‘重技术，轻理论’的领域，基础理论的研究被边缘化，并常遭冷嘲热讽。”事实印证了这一点，有人对2001－2005年中国教育技术学硕博论文679篇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教育技术学研究的现状是应用和实践谈得多，而理论的东西谈得少。”
实际上，我国的教育技术并不缺乏实践经验，教育技术在推广和应用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事实，但是我们缺乏的是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知道如何运用可以获取的信息、事实和经验进行理论化的努力。在教育技术领域，几乎每个人都实践着，操作着，却并非每个人都在理论着，思想着。教育技术学作为一种科学形态而存在的真正难题就在于，在这样一个技术日新月异而教育又相对保守的交叉领域里难以制造出一个真正的理论系统。所以，我们有丰富的教育技术实践却很少产生来源于实践却又高于这些实践的理论。是不是因为教育技术理论的贫乏和构建教育技术理论的高难度而导致人们对教育技术理论的偏见呢?
确实有学者认为教育技术学不需要建立理论。“教育技术学特征之二是教育技术学不是为了建立理论的学问体系，而是指向于教育实践，是为了解决教育中的问题而开展设计和评价并提供技术和方法的学问。”问题是，没有系统的理论，如何开展设计和评价呢?用以解决教育中问题的设计和评价仅仅是一种技术操作吗?即便是提供技术和方法，仍然需要回答，为何提供这种技术和方法，而不是其它呢?这里面有太多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伽达默尔说：“理论就是实践的反义词，理论就是对实践的反驳，理论就是对实践的超越。”教育技术学是指向教育实践的学问，同样也是反驳教育实践、超越教育实践的学问。而且，只有在反驳和超越实践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指向实践。强调教育技术实践的重要性而忽略教育技术理论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是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对教育技术实践来说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教育技术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应用学科，其研究领域可以分为基础性探索和应用型探索两个层次。”基础性探索主要是出思想、出理论、出观念，它因为不能带来实际效果而受到研究者的冷落，而应用型探索因为能够带来即时的实际效果而受到了教育技术研究者的热烈追捧。重视应用型探索肯定是正确的，但忽视基础性探索却是不明智的。教育技术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极端的功利主义倾向，这种极端功利主义“狭义地解释的功利规范，给科学强加了一种限制，因为它认为只有当科学直接可获利时才是可取的。与这种观点有关的理智上的近视，反对对那些不提供直接成果的基础性研究给予任何注意。”对于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研究，是不是可以把眼光看长远一点呢?是不是可以用一种宽容、鼓励的眼光去看待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呢?虽然目前不能看到它们的实际效果，但不能排除在不久的将来它们会对教育技术实践带来很大的实际价值。因为“基础的科学知识是一种自足的善，而且作为一种剩余价值，它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导致各式各样的实用结果，为人类的其他利益服务。”看到了这一点，就不会用异样的眼光来对待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了。
对教育技术理论价值的认同是教育技术研究者理论自觉的第一个表现，它解决的是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地位问题，也是解决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合法性问题。如果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研究者们还在就教育技术要不要理论研究进行争论，甚至还在排挤、讽刺从事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学者，那将是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的不幸，也是教育技术实践和事业发展的不幸。
二 对教育技术理论内涵的认识
从另一个方面来分析，之所以有那么多不认同教育技术理论，嘲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人，这与教育技术理论本身的含糊不清有莫大的关系。几乎每本教育技术的期刊和著作都在说教育技术理论，也确实有不少人说自己是搞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但是，教育技术理论究竟是什么?教育技术理论的内容有哪些?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有明确的答案，那么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台法性仍然是无法牢固确立的。
“理论这个词从严格意义上看，一种理论乃是一个确立了的假设，或者更常见一些，那是一组逻辑地联系着的假设，这种假设的主要功能在于解释它们的题材”理论是从假设或假说开始的，恩格斯有句名言：“只要自然科学运用思维，
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教育技术学是兼具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它的发展形式摆脱不了假设或假说。AECT的使命是“通过在当时可使用的最好的技术的应用，来帮助人们更有效、更高效的学习。”这其实就是一个假设，它的核心观点是技术能够促进学习。围绕这个假设，国外教育技术界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有的研究结果认为技术对学习的影响甚微，有的则认为技术对学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因此，在西方教育技术发展历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理论流派。中国的教育技术研究中有多少是从假设开始呢?又提出了多少假说呢?中国的教育技术研究缺乏“假设一验证一理论”的科学研究思路。鉴于此，有人提出，“由于在我国的教育技术研究中，科学实证主义研究只是凤毛麟角，所以我们不得不呼吁研究者要重视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
我们再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理解教育技术理论。“理论有三个基本的向度，一个是向上的兼容性，是人类认识史的总结、提炼、结晶和升华；另一个是任何一种文科理论都有时代的容涵性，都是思想中的时代；第三，任何一种理论都具有逻辑的展开性，都表现为一个概念系统。”教育技术理论并非完全是自然科学范式下的理论，它的很多成分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的性质，这是由教育技术的教育属性决定的。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教育技术理论同样具有三个基本向度：一个是历史向度，即教育技术理论应该内在地体现在教育技术发展的历史当中，在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技术就是教育技术史；另一个就是教育技术理论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它能反映每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化思潮；最后就是教育技术理论具有一个完整的概念系统和清晰的逻辑理路，教育技术理论是从规范的概念开始的。在教育技术理论研究中，尽管“以文献和思辨研究为核心的人文主义占研究方法的主流位置”，但所产生的研究成果中并没有多少体现了教育技术理论的三个基本向度。人们指责教育技术理论的空泛和混乱，并非无中生有，人们恐怕也不是指责作为人文主义方法的思辨和文献研究法本身，而是研究者在教育技术研究中运用思辨和文献的研究方法确实没有产生多少称得上理论的东西。除了哲学思辨和文献研究等方法之外，随着质性研究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兴起，参与式观察、人种志、行动研究和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将在教育技术理论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上面分析了教育技术理论的自然科学属性和人文社会科学属性，接下来要回答的是，教育技术理论究竟是什么?教育技术理论由哪些要素组成?我们认为，教育技术理论来自特定的教育技术实践，是在对教育技术实践的认知、解释、反思和超越的基础上，以假设、概念或命题的形式表述的，以符合逻辑规则的方式对教育技术理性认识的成果。教育技术理论至少包括三个基本要素，首先，它是一个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它能够揭示教育技术系统运行和发展的规律，能解释教育技术现象和预测教育技术发展的未来趋势：其次，它是一种具有独特过程的思维方式，它告诉我们采用怎样的方式来思考和解决教育技术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最后，它还是一种价值规范，它规定什么样的教育技术是合符理性的、合符伦理的以及符合国情的，它能对教育技术实践做出适当的价值判断。目前，我国学者对教育技术的知识构成有了一些研究，比如刘美凤教授认为教育技术学自身知识由三个方面构成，“发现或创造性地提出把与教和学相关的科学知识或经验用于解决教和学实践当中的问题的原则、操作程序、方式或方法、技能或技巧以及对所需要用到的资源(媒体、环境和相应的支持系统)的要求等方面的知识；对过程和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应用、管理和评价等的知识；基于行动研究的系统方法和形成性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应用模型、实施程序等知识。”但对于教育技术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却鲜有涉及，可以说还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深刻认识教育技术理论的内涵是教育技术研究者理论自觉的第二种表现。在研究和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的时候，首先要自我询问的是，这些成果是教育技术理论吗?它具备教育技术理论的功能和特点吗?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是从事真正的教育技术理论研究，而不是什么都往理论研究里装。
三 对教育技术理论品质的追求
认同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也认识到了教育技术理论的内涵，并不代表理论的完全自觉。因为，这还是认识层面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行动，即表现为对教育技术理论品质的自觉追求。为何有人指责教育技术理论是空泛的、是教条的?为何在人们的印象中，教育技术学是没有多少理论可言的?为什么连教育技术学术圈子里的人都很难说出有哪些教育技术理论?为什么教育技术学在其他学科的人看来只是技术而不是科学?归根到底是因为已有的教育技术理论不像理论，或者说，它们缺乏理论品质。
不可否认，在教育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诸如“主导――主体”教学结构理论、数字化学习理论、混合式学习理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台理论、远程教育理论、还有新技术、新工具(比如博客、物联网技术、web2.0、web3.0等)在教育中的应用理论等成果。而且，每年在《电化教育研究》、《中国电化教育》、《现代教育技术》等教育技术核心期刊以及其他教育技术期刊上发表了数千篇的学术论文。难道能说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具备理论品质吗?当然不能抹杀这些研究的理论贡献，尤其是那些得到公认的教育技术理论成果。然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进一步反问，这些研究成果能够编入教育技术学专业核心课程《教育技术学》中的知识有多少?这些所谓理论当中有多少是教育技术理论本身的内容，有多少是直接介绍其他学科的理论?在各种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关于技术支持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型、教学环境和学习环境的研究，但仅仅是构想，而没有实证。我们也可以发现大量介绍国外学习理论进展、移动学习、泛在学习等研究，但只是引进，而没有反思，没有理论的创新。从方法论上看，这些教育技术研究既缺乏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思辨和质性研究，从而产生了一大堆在学科内外的人都看起来不像理论的理论成果。
“在教育信息化推进过程中，关于领域、名称、定义、定位、逻辑起点等问题，至今在理论建设方面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就拿教育技术学本科专业的核心课程《教育技术学》和教师教育公共必修课《现代教育技术》中关于教育技术的定义来说，几乎所有的教材都是用AECT94定义来作为教育技术的概念。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教育技术学居然还拿不出一个令大多数人赞同的教育技术定义，仍要搬出AECT的定义作为权威来传播，这难道不反映了中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脆弱吗?
教育技术学概念混乱、理论含糊、逻辑不清。这是目前教育技术理论存在的普遍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产生高品质的教育技术理论。什么样的方式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呢?哲学，只有借助哲学才能解决概念混乱、理论含糊、逻辑不清的问题。约翰，洛克认为哲学是垃圾搬运工和
科学研究的前奏，维特根斯坦宣称哲学的任务就是清除混乱。教育技术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澄清概念，为教育技术的科学研究扫除障碍。虽然教育技术哲学无法对一种本质上是实践的事业做出直接的贡献，但是，它通过清除消极事物和理论混乱，担任一名老老实实的垃圾搬运工，从而做出它应有的贡献。身兼数学家和哲学家的罗素指出，每一个研究领域都是作为形而上学领域开始的。所谓的形而上学就是哲学，真正的教育技术理论的诞生需要借助教育技术哲学的帮助。
另外，单一的研究视角妨碍高品质教育技术理论的形成。“如果说有综合学科的话，应该说没有什么学科比教育学更为综合。”而在教育学中，没有什么学科比教育技术学更为综合。可以说，教育技术理论是教育学中最复杂的理论。教育技术学关注人的发展，也关注技术的发展，它把研究技术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使命。所以教育技术学不得不涉及到哲学、心理学、教育学、传播学、自然科学、信息技术等许多学科，教育技术理论作为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它注定是多视野的、多方法的。可是，现有的教育技术理论要么简单移植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要么就热衷于技术构造，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教育技术理论不能反映复杂的教育技术实践，不能透视复杂的教育技术现象，从而使教育技术理论的说服力、生命力大打折扣。
我们还缺乏一个独特的话语系统。我们说的很多话是教育学、心理学、信息技术、传播学的话语，更可悲的是，我们还把别人的话语当做自己的话语。没有独特的教育技术话语系统，就不可能有独特的教育技术理论。创造属于自己的概念逻辑、言说方式和话语系统，是教育技术理论自觉的最重要的表现。只有这样，才能让教育技术理论更像理论，具有理论的特征、具有理论的气质，否则，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体系只会是一厢情愿的理想而已。
四 结束语
教育技术理论是提升教育技术学学术品位、学科地位和实践效度的重要指标。要想通过教育技术研究产生真正的教育技术理论，首先要实现理论自觉，即认同教育技术理论研究、认识教育技术理论内涵以及追求教育技术理论品质。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心态问题。国内的科学研究已经步入了一个功利主义的时代，为了经费去争取课题，为了职称去写论文，把获得物质利益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种态度大大影响了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的质量。马克思说，“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在直接地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教育技术理论研究是精神生产，它产生理论，思想和观念，这种生产应只有在不受肉体需要(表现为物质利益需要)的影响下，才能成为真正的生产。因此，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自觉还包括一种超越物质需要的态度、一种愿意投入激情和热情的心理、一种为了思想、为了理论本身而研究的境界以及一种把理论研究当做志趣、当作快乐源泉的洒脱。
对于中国的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南国农、何克抗、桑新民、祝智庭、李龙、李芒、李艺、杨开城、刘美凤和焦建利等诸位前辈先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笔者认为，对前辈们所开创的事业最好的响应，就是努力学习他们的思想和精神，并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本文的出发点是厘清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障碍，切入点是理论自觉，并认为没有理论自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就不会有真正的科学的教育技术理论诞生。这个推理是成立的吗?尤其，对于理论自觉的理解是全面的吗?是准确的吗?笔者将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力求使思想自觉成为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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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论文范文4
关键词： 生态文明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生态道德教育
大学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大学生是否具有生态文明理念与民族未来是息息相关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理应担当生态道德教育的重任，应把生态道德教育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体系之中。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加强生态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一）生态道德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意。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我们党继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2012年党的十报告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由此可见，我国已经进入建设生态文明的新时期。在这一新时期，必须通过生态道德教育帮助人们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培养生态道德情感，养成生态道德行为习惯。而加强生态道德教育，正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课题。
（二）生态道德教育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使命和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使大众形成与当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品质。纵观我党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其具体内容总会因时、因势而变，随着党的历史任务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会及时调整教育内容，为我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政治保证[1]。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执行者。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优良传统，必将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和实践上。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产生一系列环境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除了人类对大自然的一己之私外，更本质的原因是人们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问题。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新形势和变化，自觉把生态道德教育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中，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对党的方针政策的一种积极回应，是贯彻执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具体体现。
（三）生态道德教育是实现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
生态道德作为一种新型道德，既反映着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又反映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它不仅是人类道德进化的必然产物，而且是人类社会进一步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否具备良好的生态道德意识，是当代社会衡量一个人全面素质的重要标准。
大学生引领着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发展命运，是将来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他们将是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决策者、管理者和执行者，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针的具体实行者。然而某些大学生并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观和良好的环境素质，这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和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大学生需要接受良好的生态道德教育，并通过一系列系统有力的生态道德教育培养其良好的生态意识和生态道德，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标。高校是大学生进行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是贯彻执行国家相关教育政策，学习国家传达的时政文件的重要机构，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态道德教育的主要阵地。高校应本着增强和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准则和使命对大学生进行环境道德教育，为大学生进行生态道德教育提供充足的条件和设施，把大学生生态道德教育真正付诸实践并对其教育成果进行检验。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开展生态道德教育的思路和措施
（一）以四门基础理论课为主渠道，强化生态文明理念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教育的特色。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2]。在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新时期，高校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具有生态文明知识、生态环保意识和生态行为能力的，以及符合新时期社会发展要求的大学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渠道，强化生态文明知识。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的必修课，在这些课程体系中要根据时展要求，适时加入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及生态文明相关知识，使大学生掌握基本的生态环保知识，增强保护环境的意识，培养对自然的感知能力。但由于各门课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要各有侧重，互相渗透地加强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教育。
1.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讲授我国现有的环境保护法及实施环境保护法的现实意义，并在学生头脑中形成破坏自然环境要受到法律惩罚的概念。
2.要在“中国近代史纲要”中，恰当合理地补充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资料。这门课中的生态文明教育不能牵强附会，要根据各个章节的内容合理补充，力争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3.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中，加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教育。马克思以前瞻性眼光关注和研究环境问题，即唯物地阐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出人类发展与生态持续相统一的协调发展思想，而且还从生产和社会制度方面提供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途径[1]。这些思想为我们如今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思路，对生态文明建设有指导意义。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在授课中还要加强“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讲解，让学生深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环境问题与人的生态道德素质之间的关系，从而更直观地培养学生的生态道德素质。
4.要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教学中，突出探讨、邓小平、、思想中有关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引导学生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本质和要求。另外，还要结合时政要点和十报告的最新精神，加强生态文明教育。
（二）优化教育教学方法，培养生态道德情感。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采取“灌输”的教学方式，因此会有重说教灌输轻情感激发的局限，高校某些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抱有消极甚至抵触心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生态道德教育，必须优化教育教学方法，采用学生比较欢迎的教育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生态道德情感。
1.创新生态道德教育方法。国外的环境教育起步较早，有很多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美国的环境教育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把环境教育贯穿于游戏和活动之中。美国教育学家约瑟夫・克奈尔撰写的《与孩子共享自然》一书专门研究在游戏和活动中如何开展环境教育。每个游戏都会设置一个情景，通过角色扮演、活动体验等形式，让参与游戏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3]。另外，美国中小学环境教育还常常采取问题教学法、户外教学法和角色扮演法。因此，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生态道德教育时，要创新教育教学方法，通过教学情境的设计，让学生参与到角色扮演中，或在户外教学中让学生深入大自然，了解大自然、在一系列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热爱自然的生态道德情感。
2.充分发挥网络资源、网络教学的优势。网络的发展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为人们更好地了解世界提供了便利。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必须抓住网络上的资源。高校可以创立生态道德教育主题网站，设置生态文明栏目，按期更新相关知识，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我国及世界各国生态文明的现状，了解生态环境恶化、物种减少、气温上升、沙漠化、能源危机程度；了解工业文明造成的污染和危害及污染是怎样对人身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4]。还可以利用网络大量生态道德教育、环境教育的资源，观看生态影片或学习借鉴国外环境教育项目，培养学生的生态道德情感。
（三）以社会实践活动为支撑，养成生态道德行为习惯。
蔡元培说：“道德不是记熟几句格言就可以了事的。”而要注重实际行动，要“随时随地抱着实验的态度”。大学生生态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通常以社会实践活动为支撑。国外的环境教育更注重教学实践环节，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知识，增强意识，养成生态行为习惯。德国的环境教育充分利用大自然和社会公共资源，广泛开展户外教学活动，贯彻实施地方独特或国外引进的环境教育项目，如“半半项目”、“零排放项目”等。英国的环境教育鼓励学生调查研究环境问题，在实际活动中增长对环境问题的认识[5]。
1.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要策划形式多样的校内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实践活动。通过举办生态文明知识讲座、研讨会、生态文明知识竞赛，增长生态文明知识。通过观看生态题材的影片，举办生态图片展、画展，通过这种更直观的形式，提高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情感。最后充分发挥学校社团作用，目前各大高校都设立“环保协会”等社团，这些社团大多以保护环境、爱护环境为目标，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可以亲近自然，培养生态道德行为习惯。
2.要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成果的实践评价指标。不能仅仅依靠一张试卷，而要对道德行为习惯做出规范并提出一定的社会实践要求。纵观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都没有对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做出规定。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高校应审时度势地制定大学生行为规范。如提出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铺张浪费、爱护公共设施、爱护环境的规范要求，用此类规范要求约束学生的行为，有利于大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某些高校规定学生必须修满素质拓展与创新学分规定项目的学分，这些规定项目包括、发明专利、参加学科竞赛及专业技能竞赛和参加学校指定的一些社团活动，而这些规定的项目中缺少某些生态文明建设项目，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对学生的实践活动提出具体的要求，如在一学期内参与一项绿色行动、回收废旧电池等活动，使学生通过参与这些实践活动，将平时学到的生态文明知识、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自己的生态文明行为习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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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论文范文5
关键词 教育 应用伦理 “应用”教育 新探
1、
这世界上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大家都会关心的，这件事情就是教育。从小到老，大家都无不身在教育之中。当然，你我他也会有身在教育之外的时候（不过这时候应该说是身在教育之中的特殊才对）。在各种特殊面对教育的情况中，或许最难得最重要最费劲的一件事情就是对教育对象的探索与反思。因为我们大家在教育面前都是那么有限，要想对教育的自身存在探索出个一二三，那一定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或许正是这种原因，我们人类认识或反思教育的路才变得那么漫长，而走这条路的人也未必能赢得很多人的同情与理解。然而，教育确实是我们人类文明的宝藏，你我他在这里加入了探索和反思教育的行列，或许所做的努力能对社会文明进步会有或多或少的益处。
在社会文明伦理的大系统中，教育应用伦理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正是在社会文明伦理的大系统中，“教育”一词本身才充分显现了“文明应用”的具体特征。这就是说，教育本身就是社会文明的一种具体应用的伦理存在。如果说没有社会文明的存在要求，也就不会有具体的社会教育活动。这里所显现的教育的“文明应用”具体，正是教育的社会存在本质。所以，“教育应用伦理”中的“应用”二字特别重要，其动态的“应用”二字更能表明教育的社会文明存在的具体特征。
我们中国是人类最古老的教育国度之一。上下五千年，中国所积累的教育经验无疑是一笔宝贵的人类文明财富。在中国，教育大家群星布天，曾经发达的中华文明就是证明。斗转星移，中国陷入可恶可悲的历史低谷后才挣扎着重新站起，在这段特殊的民族振兴的过程中，新学教育无疑起到了重大的社会文明推进作用。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已经具有一定中国特色的教育更是得到空前的改进与发展。伴随中国发展的步伐，中国今天的教育正朝着世界先进平台迈进。在此之际，先进的教育理论开发就成了重中之重的工作。自从“浙风”渐起，“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试着较上了劲，而这背后所存在的则是新教育理论开发的重大风险：要么新教育理论开发成功，促成中国文明发展愉快地步入世界先进行列；要么新教育理论开发失败，造成中国文明发展的更加困难费力……
2、
当我们今天在考虑是“社本”教育为好呢？还是“人本”教育为好呢？或者是“双本”教育为好的时候，先看一看动物世界中的一些“教育现象”，我们或许能在其中得到一些额外的启发。
我们先看动物世界，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动物世界中的“教育现象”是那么丰富多彩。为什么学？为什么教？个体的自然生存需要和群体的自然生存需要无疑是发生动物教育现象的根本原因。个体动物的学它性和自学性是为了自然生存好理解，在群体动物中的教它现象显然已经超出了个体生存需要范畴，是长辈“类爱”的体现？还是强者“自大”的炫示？虽然动物不可能有代类体社会作为的“自觉”性，但它们的“类爱”或“自大”的示范教育无疑促进或保障了类型生存的具体延伸。
我们人类也曾经历过动物式的“教育现象”时期，如果没有说错的话，我们人类或许就是在动物时期偶然间经历诸多“教育革命”以后才步入文明大道的。我们人类最原始的“教育”当在动物时期，堪称我们人类最伟大的“教育革命”也应该属动物时期。我们人类今天回头看看动物世界的“教育现象”未必不是好事，至少可以让我们人类看清一些教育事理：“个体和群体的自然生存需要是教育的自然根本”，当我们今天“重新”重视这条自然教育应用伦理的时候，我们还得牢记仅仅立足这点上是不够的，远古的动物人如果没有“个体性教育”向“全体性教育”进步的“教育革命”，我们人类一定是脱离不了原来的动物局限步入文明大道的。
由以上事理可以引出供今天教育理论开发参考的一些事理就是：不仅要维护保养现有较成功的教育范式，更要重视促成具体教育在动态中推陈出新，而且是在推陈出新中切合实际地敢于走自己的路，敢于为现有文明教育之先。教育改革应向远古的动物人学习，既然“无中生有的教育革命”创造了文明人类，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也在质变性的“无中生有的教育革命”中谋取更大的文明教育发展呢？
3、
教育理论的生长基础何在？教育理论生长的基础应该是大统一的“人之理、社会之理、整个自然之理”。而这当中的“大统一”则是教育理论生长基础的关键，如果说我们人类的教育理论仅仅建立在“人之理、社会之理、整个自然之理”的某个层面上，哪怕已经是建立在“整个自然之理”的层面上，我们人类的教育理论都会有“发育不良”的可能。为什么？因为“人之理、社会之理、整个自然之理”的现实各自存在都还处在不停发展之中，都还相当地不文明成熟。譬如“心理学”之类，我们人类今天对自己的“意识存在”就还知之甚少；又如“社会学”之类，社会文明构成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问题还远非得到理论上或实践上的最好解决；再如“哲学”之类，我们人类有许多“哲学”已经走到了“尽头”，不仅上帝被“弄死”了，而且人也被“弄死”了，甚至还没摸到边的整个自然也被“弄死”了。教育理论如果在如此不确定的具体的“人之理”、“社会之理”、“整个自然之理”的某“基础”上生长，我们能指望其教育理论会有什么最周全的文明效果吗？所以，教育理论应该对自己的具体生长“基础”持一种特殊的“疑惑”为好，这样才有利于把“根系”布到“人之理、社会之理、整个自然之理”的大统一存在上去，并自己特殊生成有利于文明教育具体生长的“生存基础”。
教育应该有自我生成“生存基础”的特殊能力。我们人类在动物时期为什么会发生“教育革命”？教育的自生成的“生存基础”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在当时远古动物人的教育“生存基础”中，要不是有某些原始特殊的“人之理”、“社会（群体）之理”、“整个自然之理”的 “大统一之理”的意外发生，我们人类在动物时期就难有什么“教育革命”的发生。因此可以推断：我们人类的教育如果没有自我生成“生存基础”的能力，我们人类就不可能有别于其他动物走向文明。并由此进而说：我们人类今天的教育“生存基础”还是应该靠教育自己“无中生有”的“生成”为好，解决教育自我生成“生存基础”的问题当是今天教育理论开发最重要的努力方向。
教育自我生成的“生存基础”是源于具体高于具体的特殊。今天的教育家们应当看到这种特殊的教育应用伦理存在特征，在这点上自我树立行业的“专业信心”，不应指望具体某部分的“人之理”、“社会之理”、“整个自然之理”可以作为教育最好的“生存基础”，而是要在高于“人之理”、“社会之理”、“整个自然之理”的“大统一之理”中特殊建造教育自己的“生存基础”。这是教育应用伦理得以具体展开的关键，如果我们今天的视野看不到这点，或许我们今天的教育理论开发就会因各种“肤浅基础”的障碍，在一些“人本”或“社会”的层面中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搁浅。
教育的“生存基础”是产生和形成具体教育“师本”的关键。源于“人之理”、“社会之理”、“整个自然之理”又高于“人之理”、“社会之理”、“整个自然之理”的“大统一之理”是产生或形成周全的文明教育“师本”的具体基础。在“大统一之理”下，任何部分的“人之理”、“社会之理”、“整个自然之理”都会处于被教育的下风，因为源于“人之理”、“社会之理”、“整个自然之理”又高于“人之理”、“社会之理”、“整个自然之理”的“大统一之理”一经成为教育的具体“师本”的生存基础，现有的“人之理”、“社会之理”、“整个自然之理”就会处于被催促发展的教育程序之中。教育本身的文明价值存在就在这里得到了充分显现，凭据“大统一之理”的“师本”催促“人之理”、“社会之理”、“整个自然之理”进步，这不正是我们今天教育理论开发所期望的文明效果吗？
转贴于 4、
用哲学的特殊视角来看我们人类的教育存在，里里外外就是一种具体教育应用伦理的存在过程。从教育应用伦理的一般显现可知： “共识”是社会性质的，“公平”是产生“共识”的前提条件，“程序”是显现“公平”促成“共识”的具体路径。在我们人类的具体教育应用伦理存在中，“应用伦理”所共有的基本自律已经特有方方面面的体现：具体教育“师本”的产生，其教育“师本”就是一种具体的“共识”；形成教育“师本”的“大统一之理”，其本身就是一种“公平”原则的结果；在凭据教育“师本”催促“人之理”、“社会之理”、“整个自然之理”进步的具体活动中，要与被教育对象达成具体“共识”，就得依赖“公平”原则并通过一定的教育“程序”去具体实现之。
而且，在具体的教育应用伦理形成或运作中，哲学的特殊视角还可以看到教育应用伦理所有的一切都是“活着的”。教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大统一之理”的根基是处于不确定性发展中的“人之理”、“社会之理”、“整个自然之理”，因而“大统一之理”是相对“活着的”；具体的教育“师本”因为“大统一之理”是“活的”，所以也是相对“活着的”，其具体的教育“师本”也是随着“活的大统一之理”而处于不确定性发展中的；由于教育“师本”是具体“活着的”，教育所追求的学习“共识”更是处于不确定性发展中的；为达到学习“共识”而存在的“公平”原则是不是“活着”的？具体事实上，整个自然中的所有“公平”原则也都是自处在本有化变之中的；各种教育范式是教育“程序”平台的具体体现，现有的教育“程序”平台已经定型了吗？或许教育改革或“教育革命”落到实处就是要对已有成型的教育“程序”平台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造，并凭据教育“程序”平台的改造而落实全新的教育“共识”目标，所以，教育“程序”平台也是具体“活着的”。
5、
无“师本”不成教育。我们人类的教育发展到今天，在教育“师本”上有些什么样的特殊具体？很显然，我们人类的个体与类体或全体之间的“文化差”一直是形成教育“师本”的特殊具体。任何人类个体一经面对强大的类体或全体的文化背景时，都是处于少知识或弱知识的，都是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的。所以，我们人类历史也就在这点上自然而然铸就了“文化差”式的教育“师本”模式：以既有的历史堆积的经验确定了的“文化材料”为其条件加工成“知识性师本”，然后在具体付诸对人类个体或群体对象的文化教育。
凭据“文化差”建构教育“师本”是存在一些非理智问题的。其问题就出在我们人类的教育如果太过分依赖“已经确定”的既有文化，其既有文化的“过去时”的滞后性必然会影响到教育“师本”的文明存在质量。经验化的“过去时师本”天生就有一种向后拉的特性，把前人的文化成就或有文化成就的前人知识化地排列成“巨人肩”式的高山峻岭，如此“已经确定”的“山梁师本”虽然对任何人类个体都是强大的，但是怎么都改变不了“过去时师本”的经验特殊，而这种“过去时师本”的经验特殊除了能有利于实现既有文明的继承目标以外，其特有的限制创新发展的拉力往往会大于促进发展创新的教育企图。我们人类在如此“过去时师本”教育的具体中，又有多少人能在“纯知识”排列的“巨人肩”式的高山峻岭上爬过去的？！
我们人类教育因“过去时师本”而铸成偏知识化教育，这虽然对人类的文明进步也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日益暴露出来的“应试”教育问题无疑是今天教育面临危机的警钟。当我们人类今天试图解决现有教育的“应试”问题时，是不是应该在更深的教育伦理存在层次中去寻找问题的解决？“文化差”是产生“过去时师本”的具体原因，“过去时师本”是形成偏知识化教育的具体原因，偏知识化教育是造成“应试范式”的具体原因，当我们今天面对如此特殊的教育具体时，能简单再用一些特殊的“文化差”来解决问题吗？当今世界，一些区域的教育偏“社本”，一些区域的教育偏“人本”，在整个人类教育都处于偏知识化教育时，想用“社本”教育和“人本”教育的相互差来解决“应试”问题是不大可能的。尽管在“社本”教育和“人本”教育的相互交流中，各区域的具体教育会得到或多或少的改善，就算实现了较周全的“双本”教育，这种特殊的“文化差”造成的综合性效果还是不能真正解决“应试”教育问题的。
6、
经过以上对人类教育伦理存在的新探，我们可以看清这样一个事实：显然“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并不是同一个级别较量的“对手”。我们人类教育历史性地走到“应试”教育范式这地步，它本有着自存在、自运作、自发展的特殊具体，能是在它具体存在之外理想出个“素质教育”范式就能取代其存在吗？何况，“素质教育”具有的“人本”特征太过偏重，这也不利于周全的人类“三本”教育（其“三本”是指人本、社本、自然本）的文明形成与进步。
“素质教育”虽然不是整个偏知识化“应试”教育的同级别“对手”，但是，中国现有的偏知识化“应试”教育却因为“素质教育”的先锋性挑战而陷入“麻烦”了。已经存在的偏知识化“应试”教育被质疑，这就为人类教育革命在中国的发生推开了一道门缝。人类意识的文明构成需要是知识、智慧、品德的具体统一，既然已有的偏知识化“应试”教育只能满足了人类文明意识构成三分之一的需要，我们今天除了要解决已有偏知识化“应试”教育的“自大权威”以外，更重要的工作还得放在人类教育应用伦理的具体开发上，从教育应用伦理中具体开发出“智慧师本”和“品德师本”。人类教育在具体开发出“智慧师本”和“品德师本”之前，“应试”教育的“知识师本”的“自大权威”问题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性解决的。
我们应该把挑战“知识师本”的“自大权威”和反对“知识师本”存在区别开来。人类已有的“知识师本”教育是具体存在的，而且也是具有相当文明存在价值的，即使到了“智慧师本”教育和“品德师本”教育开发出来的那一天，“知识师本”教育也还是自有三分之一的人类文明教育价值的。在人类文明教育的系统构成中，同样是少不得三分之一的“知识师本”教育部分的。
7、
无“师本”不成教育。我们人类文明教育在今天之所以落个严重残缺，就是因为“智慧师本”和“品德师本”迟迟未能得到应有开发。这一切并不全是“过去时”的“知识师本”惹的祸，而“知识师本”只是因为太有人类经验的方便性，所以才形成了我们人类教育偏主知识化“应试”的现实局面。既然人类经验的方便性只有利于“知识师本”的形成，我们人类今天就得突破这种方便性去寻找有利于“智慧师本”和“品德师本”生长的的其他方便性。“人类经验的方便”只能作为生成“智慧师本”和“品德师本”的参考，生成“智慧师本”和“品德师本”的方便还得在人类教育应用伦理的具体“应用”存在中去寻找。如果我们人类还是一味在“人类经验的方便”中去努力“智慧师本”和“品德师本”的开发，结果，知识化的“智慧师本”和“品德师本”还是不能解决偏知识化“应试”教育的问题，反会弄得我们人类教育在偏知识化的“自大权威”中更加不能自拔。因为知识化的“智慧师本”和“品德师本”再怎么弄都不是应该具体存在的“智慧师本”和“品德师本”，具体存在的“智慧师本”和“品德师本”应该是相对“知识师本”独立的“应用”，在我们人类周全的文明教育中，“应用”教育的“智慧师本”和“品德师本”与“应试”教育的“知识师本”应该是各占三分之一文明教育份额的。
智慧生于思考，品德生于行为，智慧教育程序和品德教育程序是各具特殊的“应用”教育存在。和“应试”的知识教育程序相比，智慧教育程序和品德教育程序应当在人类教育应用伦理活动中构成。现实性具体“应用”是可以区别于过去时“经验”的。智慧教育程序和品德教育程序也只有在现实性具体“应用”平台上才能构成，智慧教育程序和品德教育程序只有完全立足“应用”平台，最终才能脱离“知识化”程序的困扰得以自我文明生成。智慧教育程序和品德教育程序“应用”平台上的生成，其构成周全的人类文明教育的“应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具体统一才能成为可能。到了那时候，与“应用”教育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应试”教育虽然失落了往常的“自大权威”，虽然会分出去许多教育时、空、相，但那时候的“应试”教育部分肯定是要比之前的“自大权威”的纯“知识教育”更加文明成功。
8、
人类文明意识由知识、智慧、品德三大部分构成，历史证明，偏某方面的教育追求都不是最好的人类文明教育。理论上说，人类最佳的文明教育应该是知识、智慧、品德能够平衡和谐统一的教育。知识方面的“应试”教育已够“发达”，现实的问题当是对智慧方面和品德方面的“应用”教育作出具体开发。不能指望“应试”教育程序能生长出全新的“应用”教育程序，可以要求“应试”教育在整个新文明教育开发中逐渐收紧部分构成，充分为具体的“应用”教育的创新让路，让具体切合实际的“应用”教育能够得以方便生成。
人类个体文明意识的知识、智慧、品德的平衡和谐统一是和人类类体、全体文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平衡和谐统一有内在联系的。以往“自大权威”的“应试”教育之所以能够特殊持久，文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总是处于波动式的发展状态中不能说不是具体原因。如果教育的目标能够锁定在为了社会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平衡和谐统一上，如果社会文明也是这样要求具体教育的，我们人类教育还会是偏主知识的“应试”教育范式吗？
教育行为是社会文明的社会工程行为，社会文明对教育行为的要求无疑是生成具体教育的关键。如果说社会文明要求教育行为要为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平衡和谐统一服务（而不是为了社会文明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某部分目标服务），理论开发的教育革命就会在教育实际上渐进展开。如果说社会文明对教育行为的要求不能提档到为了政治、经济、文化平衡和谐统一的大目标上，所有的理论教育革命都将会具体落空。在中国，我们的人民政府能否形成对教育行为的全新文明要求，这将决定人类教育革命能否在中国具体发生。
9、
有了社会文明对教育行为的高级文明要求以后，在“应试”教育之旁开创“应用”教育的工程就得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办到。在具体操作中，必须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才行。只有理论不行，怎么说都是空话。只有行动也不行，盲目行动只会得出瞎胡闹的结果。教育前线的行动应和专职科研的理论有一种具体沟通，在互动中同生共长出教育应用伦理的“应用”教育部分。形成“智慧师本”和“品德师本”是不同于形成“知识师本”的过去时背景的，现在时和将来时的理论联系实际才是形成“智慧师本”和“品德师本”的具体基础。所以，教育前线行动和专职科研理论的沟通是具体生成文明教育中的“智慧师本”和“品德师本”的根本保障，除此之外我们人类实难再找到“智慧师本”和“品德师本”的具体生长点。
文明教育中的“智慧教育”部分和“品德教育”部分是活着存在的，活就活在具体的“应用”上。知识化的道德哲学和理论伦理学虽然在具体的教育应用伦理中有着相当的文化指导价值，但是，必须通过专职科研与教育前线的具体沟通程序，知识化的道德哲学和理论伦理学才会有指导教育应用伦理的具体价值。不然的话，如果教育前线发生“短路”，抛开与专职科研的具体沟通，直接把过去时的知识化的道德哲学和理论伦理学拿来教育前线操作，过去时的知识化的道德哲学和理论伦理学不但不能具体指导教育应用伦理，反而会大大有碍“智慧师本”和“品德师本”的具体生成。为什么，因为教育前线所专项的是具体的教育活动，教育前线并不能也不可能直接具有“消化”道德哲学和理论伦理学的功能，所以，教育前线是不能直接凭过去时的知识化的道德哲学和理论伦理学来具体生成“智慧师本”和“道德师本”的，理论“消化”机制无疑是实现“应用”教育的根本保障。
显然，由于“应用”教育的具体特殊，理论联系实际的沟通程序就显得比什么都重要。可以说如果没有具体化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沟通程序存在，就不会有任何具体“应用”的发生。“沟通程序”是需要社会文明建设才能具体生成的，如果不能社会文明运作，“沟通程序”是不会自然发生的，这就是我们人类迟迟不能建立健全同有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的文明教育的原因。既然“智慧教育”和“品德教育”是偏现在时和将来时存在的，“应用”的具体“沟通程序”的建立健全就是不可或缺的远比任何理论存在都重要的文明作为。
10、
“应用”教育的实际操作可以由“教育应用伦理委员会系统”的建立健全来具体运作完成。教育应用伦理委员会的基层单位是教育前线的具体设置，是因具体文明教育事由的需要建立健全的。基层单位的教育应用伦理运作委员会的具体教育应用伦理活动，一是以切合实际为主，二是以落实教育应用伦理的“应用”为具体运作过程，三是以满足人类文明意识的知识、智慧、品德的平衡和谐统一的健全需要为教育目标，最后就是以并举“知识教育”、“智慧教育”、“品德教育”为具体活动任务。在基层单位的教育应用伦理运作委员会之上，有必要设置多级别的教育应用伦理领导委员会。教育应用伦理领导委员会的功能，总的是为下属教育应用伦理运作委员会提供政治、经济、文化的大统一支持，具体功能就是：科研“消化”来自教育前线的教育需要信息和已经丰富积累的伦理学成果信息，从而把及时的科研“消化液”配发给相关的教育应用伦理运作委员会转化成具体的教育活动。跟上来的具体功能就是有效沟通领导委员会的“消化”机制和运作委员会的“运作”机制，保障动态的文明教育能在相对静态的程序平台上得以具体生成和持续发展。再接下来的具体功能就是自我进行系统工程化管理“教育应用伦理委员会系统”，让“教育应用伦理委员会系统”成为利民利国利全人类的社会文明教育机器。
自然教育论文范文6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科学领域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换”：开始由探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境化的教育意义[1]。我们需要重新反思和审视已建构和研究中的教育学理论，重新找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最佳结合点。这就必须回到重视研究生活世界和生活体验的教育，“引证教育中我们直接普通的经验，对那些我们最普通、最熟悉、最不证自明的东西实施结构化的分析，明晰和找寻教育意义的共合”，并将其本质的规律指导于其他的教育实践，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中形成自己的教育智慧和教育思想，才能使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完好的结合，从而发散自己的魅力和生命力。现象学教育学是上述提到转换的范式中的一种，它产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欧的一个与众不同的教育思潮和流派，其理论和实践源于现象学、解释学思想，因其强调的实践品格而逐渐被大家接受和认同。当今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是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范梅南教授。作为“现象学教育学”的其中一位开创者，其有关思想在《教学机智》《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儿童的秘密》等著作中有所阐明。以他的现象学教育学思想为出发点，从而获得我们对教育某种更深的感悟和领会，并找寻到解决当前教育理论与实践分离问题的方法和对策，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途径。
一、研究作为人文科学的教育学
教育是一个关于人的复杂现象和活动，它蕴涵着艺术性、创造性、随机性，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它的学科归属很模糊。教育不仅要关注作为社会现象的“教育”，个体的价值和精神表现也是研究的要点之一。在受到新启蒙思潮的“进步”观念影响之后，人们开始相信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人文科学研究，以及用这种方法建立起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在其影响下，教育研究大量引用科学的内容来阐述教育理论的改革方向，将数理统计、试验控制和定量分析的方法普遍应用于教育中的各个方面。研究者们以自然科学作为标榜，追求自然科学的标准，忽略了教育还必须关注人类自身的存在价值和精神现象，忽视了这一与自然科学属性的差异之处。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的物体”“自然事件”和“物体的存在方式”，人文科学则研究“人”，或者“有目的的、有意识的能动的存在”，他们能够创造出有意义的事物，并能解释人类如何在世界上生存[2]。范梅南的现象学教育学思想结合了20世纪60年代在德国教师教育中主导性的研究方法－人文科学教育与荷兰传统的现象学教育学方法，形成了他独特的现象学教育学研究方法以及在此方法下研究作为人文科学的教育学。
要研究作为人文科学的教育，首先要对人的本质和意义做一个探寻，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困难而难解的谜，却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求。从现象学的观点来看，思考人的本质及其方法的人文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教化或教育：它是生存和成长的课程学。因为现象学提出“回到实事本身”，“直观事情的本质”，用“还原的方法，描述事情的本质”，强调“生活世界的在先给予性”，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始终在先被给予的、始终在先存在着的有效世界……每个目的都以生活世界为前提”。现象学不是一门经验 [3]。它不是用于描述事件的实际状况，而是对人在与世界互动过程中的经历加以描述和解释。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同一个人的思想、意识和情感也会发生一定甚至是彻底的变化。因此，用调查方法、统计和其他量化的程序来进行研究具有人文性质的教育现象是不完善的。相比之下，教育学现象学以个人的方式调节了特异性（对具体的、有差异性的和独特的东西感兴趣）和普遍性（随本质的、造成差别的无差别的东西感兴趣）之间的矛盾。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现象。对于种种教育现象，我们要更加深入地探明其本质和意义，在此之后现象才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有效的步骤、采取必胜的策略或寄希望于精确的技巧来寻求直接的答案。现象学教育学保持自己特有的意向，而传统的、假设的研究主要是对那些高度概括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感兴趣[4]。教育在现象学教育学视角下，呈现出作为一个人文科学的教育学，显现出教育中“人”的因素。对于教育者来说，人文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培养一种批判的教育能力：知道在教育情境中，在仔细的启发性思考的基础上该如何采取机敏的行为，即将各种现象还原到事件的背景情境，使各种思想灵活地在不同的情况下得以合适地行动和贯彻。
二、现象学教育学的实践逻辑起点：教育意向
现象学研究的起点，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鉴别产生深刻兴趣的事物以及这种兴趣是否是真实的现象，也就是认定为人类亲身经历的经验。我们对某种现象的意向总是暗示着生活定的定位或观察视角。所以当一个人定位于一种现象时，便意味着他正满怀兴趣地接近这一体验。我们在这里定位的兴趣便是教育[5]。实际研究中有许多研究教育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对教育感兴趣，而是出于其他的目的。因此便会出现教育研究者的品格问题。假若研究中出现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则必定不是真正的实践，也无法探视教育问题的本身。如此形态的研究在进一步发展理论方面难有推进，所力荐的新思想也仅仅是装点门面的工具。进入公共领域的知识表达也只是在做“假想的本质”，对原有的理论进行假想的归纳演绎推论而已，因为表达者缺乏真正对教育的兴趣和热情、对教育意义和本质的好奇心和明确的教育意向。除非研究者对其研究的基本问题和现象保持一种强烈的指向，否则，会有许多诱惑使之走上歧路或进行无目的的思想漫游，或沉溺于浅薄的思索，或接受预设的观点和概念，或退回到抽象的理论。当我们对教育存有明确的意向时，就能体现我们的“生活哲学”，体现“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如何以积极思考的方式面对世界的”。
教育就是显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身上及其关系中的现象。对教育现象感兴趣，意味着保持强烈的教育指向性和教育意识，意味着面向实际生活中的教育，面向在教育中显示出来的意识、情感、思维、行为和体验等一切存在的实事，但不能被简单的化约为其中的任何一方面。研究者不能采取一种所谓漠然置之的、无动于衷的纯科学性的态度[6]。因此不能简单面向书本文献中论述过的抽象的教育。教育是一种显现，把受教育者在场的和不在场的经验系统的有计划的显现出来，并通过这种特性的显现产生生成与发展的作用。教育研究者通过现象学的观察，看到教育的本质、人的本质和存在的本质。
三、指向生活世界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
生活世界，即我们的生活体验世界，既是现象学研究的来源，又是现象学研究的对象。教育的意义必须到教育的实际生活中去寻找[7]。现象学首要的特点是它总是起始于生活世界。我们以自然的态度面对日常生活的世界。当我们以这种态度对所经历事件的本质进行反思时，才可能真正转化教育的意义或重塑自我。在这一点上，现象学与教育之间存在一致性，两者最为根本的一致性在于现象学是以“入世”的精神，研究被直接体验到的生活世界，在观察、思考和语言中“参与”并“创造”生活世界以及“改变实事”为底蕴，而不是关注先前的概念化的世界。这与始终面向教育的实际且以实践为底蕴的教育学不谋而合。教育也同样需关注儿童的实际经历和体验，以深刻地了解我们日常生活体验的本质和意义是什么，研究开启人的智慧，形成人的思想智慧，培养人的灵活交往能力。它是一门关于个体的哲学，而不能理解成他人、整体、社团或社会的泛泛的特征。许多教育研究倾向于将生活割裂成细小的抽象的碎片，而这对实际工作者来说几乎毫无用处，它特别的吸引力在于它试图保持一种教育学的观点如整体表达，和一种情境体验的观点如实际教育行为的主题来理解教育现象。
实践是第一位的，理论是通过反思实践而产生的结果。“实践的完整性并不依赖于理论，但是，实践可以在理论的基础上更好的发挥其主动性”，“理论自身并不能控制实践，教育的任何科学理论总是在实践中发展出米。理论只有在实践完结时才有了自己的空间”。他认为，理论总是姗姗来迟，所以不能以一种技术性和工具式的方式来指导实践。
人们谈论教育有两个出发点：一是从建立一种教育理论着手，然后用这种理论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另一种是从生活本身，用在与孩子们相处中的反思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教育。范梅南认为教育学理论从根本上是一种实践。“教育学需要的是实践而不是理论化的知识形式”，从根本上说，“教育学是一门实践的学问”[8]，不能在抽象的理论和文献的分析中去寻找教育的意义，而应该到生活世界中去寻找。教育是教学、养育的活动，或者从广泛意义上讲，是与孩子相处的活动，这就要求在具体的情境中不断进行实践活动。因此，教育理论可以不遵循正规的逻辑规则，也可以不作普遍规律的追求，但是要做生活意义的“共核”的阐明，可以囊括更加丰富复杂的、具有个性特征的资料，在理解之后对人起到启迪智慧的作用。“教育学要求我们具备一种解释能力，以对生活世界的现象作出解释性理解，其最终目的是理解与孩子共处情境之中教育意义”，“教育学还要求在研究过程中与文本的对话形成一个人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机制”。
四、结语
从范梅南的现象学教育学思想中，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教育研究者必须清楚的明白自己对儿童所承担的教育责任，“责任在召唤、责任召唤我去做我知道自己承担的任务”，这种责任感和召唤的使命感“牵涉到我们对区分什么对孩子好，什么对孩子不好的所有的积极思考”，这是我们作教育研究的前提条件。如果我们不认为儿童是活生生的人，不把儿童看成一个正在成长过程中的人，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将教育学的理论落入技术手段中去。除此之外，还必须存在着对教育的兴趣和意向性，“教育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假若我们对教育不感兴趣，我们仅仅是为了某种外在的目的，可想而知，教育研究只会成为我们的负担和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在这样情况下进行教育理论研究，脱离实践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还要将教育研究里对生活世界中的教育加以关注，通过写作和反思在生活体验中的教育现象的本质和意义，才能形成对教育更深刻的体会和领悟，才能形成教育智慧。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