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论文范文1
这里所要讨论的“过去”，当然不是纯时间的范畴。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过去主要指的是传统，即那个在已往的历史中形成的、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
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捉摸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于是在许多著作中、文章中、报告中乃至政策性的文件中，常常看到“文化传统”、“传统文化”的字样。惹人麻烦的是，这些概念，往往交叉使用，内容含糊；特别是当着那些著作等等向读者提出任务，要大家来批判、继承、发扬或弘扬传统的时候，更有无所适从、无可施技之感。因为，至少从字面上看来，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并不一样；如果进而追究内容，则差别之大，几乎可以跟蜜蜂和蜂蜜的差别媲美。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全称大概是传统的文化（Traditionalculture）,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例如说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古典诗文、忠孝观念之类；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化遗产。
传统文化产生于过去，带有过去时代的烙印；传统文化创成于本民族祖先，带有自己民族的色彩。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在传统文化身上表现得最为鲜明。
各传统文化在其各自发生的当时，本系应运而生的，因而在历史上都起过积极作用。及至事过境迁，它们或者与时俱进，演化出新的内容与形式；或者抱残守阙，固化为明日的黄花和垢土。也有的播迁他邦，重振雄风，礼失而之野；也有的生不逢辰，昙花一现，未老而先夭。但是，不管怎样，不管它们内容的深浅，作用的大小，时间的久暂，空间的广狭，只要它们存在过，它们便都是传统文化。
凡是存在过的，都曾经是合理的；分别在于理之正逆。凡是存在过的，都有其影响；问题在于影响的大小。因此，对后人来说，就有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批判的任务，以明辨其时代风貌，以确认其历史地位，以受拒其余风遗响。在我国，所谓的发掘抢救、整理清厘、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等等那一套办法和方针，都是针对传统文化而言的；所有的吃人的礼教、东方的智慧等等一大摞贬褒不一的议论，也多是围绕着传统文化而发。对此大家耳熟能详，无待赘述。现在需要仔细讨论的是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的全称大概是文化的传统（Culturaltradition）,落脚在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它不具有形的实体，不可抚摩，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既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也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如愿套用一下古老的说法，可以说，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
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共同语言，从而也就有它们共同的意识和无意识，或者叫共同心理状态。民族的每个成员，正是在这种共同生活中诞生、成长，通过这种语言来认识世界、体验生活、形成意识、表达愿望的。因而，生活对于他们就是一片园地，语言对于他们便是一种工具，大凡在这种生活里不存在的现象和愿望，由这种生活导不出的方式和方法，为这种语言未曾表达过的意念，用这种语言无法道出来的思想，自不会形成为这一民族的共同心理；纵或民族的某个或某些成员有时会酿出某些独特的心理，也往往由于禁忌、孤立等社会力量的威慑，不是迅速销声匿迹，便是陷于孤芳自赏，而很难挤进民族的共同圈子里去；除非有了变化着的共同生活作后盾。唯有那些为这一民族生活所孕育、所熟悉、所崇尚的心理，始能时刻得到鼓励和提倡，包括社会的推崇和个人的响往，而互相激荡，其道大行，成为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力量。这样，日积月累，暑往寒来，文化传统于是乎形成。
所以，一般说来，文化传统是一种惰性力量。它范围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灵魂归宿）。个人的意志自由，在这里没有多少绝对意义，正象肉体超不出皮肤一样，个人意志超不出文化传统之外。但也正因如此，文化传统便成了一种无声的指令，凝聚的力量，集团的象征。没有文化传统，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民族能够如何得存在，一个社会能够如何不涣散，一个国家能够如何不崩解。
当然这并非说文化传统是不变的。因为时间在前进，生活在交替，经验在累积，知识在更新，传统中某些成份会变得无所可用而逐渐淡化以至衰亡；生活中某些新的因素会慢慢积淀、并经过筛选整合而成为传统的新成份。但是必须注意，文化传统的变化无论如何总是缓慢的、渐进的，不会发生一蹴而就的奇迹；虽在社会急剧变幻的革命时期也是如此。
当然这也并非说文化传统不会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以变化自己的内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只要存在，便可能有接触；只要有接触，便有交流；只要有交流，便有变化。但是，从接触到交流到变化，中间有着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大体说来，两种不同文化（带着自己的文化传统）由于婚媾、交通、贸易、扩张、侵略等原因而接触而互播时，起先往往互相惊奇，彼此观望；尔后则互相攻讦，彼此拒斥；最后乃互相学习，彼此交流。而学习所取、交流所得，仍待经过自己文化传统这个“有机体”的咀嚼、消化和吸收，或者叫做整合，才会加入为传统的一个新成份，带来传统的变化。这时候，反观其与原型的同异，虽未必面目全非，常难免橘枳之感。这是历史和现实所已反复证明了并仍在证明着的。
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其不同程度视生活的差异程度和发展阶段而定。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可以进行比较，但很难作出绝对的价值判断；因为每个传统对于自己民族来说，都是自如的，因而也是合适的；不同民族之间，并无一个绝对标准，所谓的人类标准。形形的民族主义者将自己的传统吹嘘为人类的，强迫或诱使别人接受，是没有根据的，也难以奏效；除去证明他自己的无知或狂妄。民族内部某些成员鼓动大家效法外族传统，民族领袖规定人民遵循外族传统，都只能停留在宣传上或法令上，而难以深入人心；除非生活已经变化得有了接受的土壤。
就一个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说，当然可以自我评价，一分为三，剖分出哪些成份为优，哪些成份为劣，哪些不优不劣。但这种剖分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要借助于时代推出的新生活和新认识，以作为标准；否则，将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自己的时代来说，既然形成而为传统，就有它的必要性。“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
历史上有所谓文化危机、精神危机、信仰危机时代，那是说文化传统发生了问题。究其原因，或由于强烈的政治震撼，或由于深刻的社会变革，或由于风靡的文化干扰。其来源，主要来自共同体的内部；外部的刺激有时也起很大作用。危机的消除，有待于传统的重振和重组，任何武力的、政法的、经济的、宗教的强制措施最终都是无效的。而所谓重振和重组，绝不是全面复旧，无视政治、社会、文化上的新局面；也不是作茧自缚，排拒一切驰入舶来的新东西。这时需要的是冷静分析，分析传统中哪些成份变得无理了，现实中哪些因素是合理的。抛弃不合理的，传统方不致一足落网而全身受缚；接受合理的，传统始得与现实相安于无事。这叫做
“一切合理的，都应该成为现实的。”（恩格斯）
是否有不受时代生活的局限、不被民族性格所约束的成份，存在于某个或某些文化传统之中呢？就是说，在文化传统中，有无超越历史超越民族的成份，非时代性非民族性的成份，或人类性的成份呢？应该承认，这种成份是有的。因为作为动物的人类，彼此是相同的；作为人性的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样式也大体相似。因而，不同的人群在各自圈子里形成的传统，必然要有相同和相似的成份。这些成份，或适用于全人类，或适用于全历史，而成为民族传统中的超民族超历史者。这是不难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超越的成份，正以其超越，而失去了个性，不能成为民族性格的标志、时代精神的象征。真正代表各民族文化传统的，恰恰是那些专属于该民族、使其得以同它民族区别开来的那些基本成份；真正代表时代面貌的，恰恰是那些为该时代所专有、使其得以同它时代区别开来的那些特殊成份。超越成份的存在，是不同民族能以相互理解的根据，不同时代得以前后传承的基因。但民族之间要想真正理解，必须去理解那些不易理解、为各民族精神所独具的基本成份。所谓民族文化交流，所谓民族互相学习，都是就这些成份而言。时代之间如需加以比较，如需相互区别，也是要抓住各自的特殊成份方有可能。
体与用
文化改革上有所谓体与用问题，曾经争个不亦乐乎。照我理解，所谓体，应该就是文化传统，就是某一民族之所以成其为某一民族的那些品格、精神；而所谓用，则是这个体的功能、作用、外在表现，就是某一民族之用以现其为某一民族的那些传统文化。当年严复强调的牛体不能有马用，在这个意义上，是对的。
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必先自己变幻为马体，然后始得用马之用，倒也又不尽然。因为用固赖体而现，无此体则无此用；但用既为外在表现，或既已表现在外，则人人得而见之，人人亦可得而法之，所谓“拿来”者是。牛固不能“有”马之用，牛却可以“用”马之用。这在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哲理上说，有，和是、存在同义，乃本体上的事；用，停在现象界。移花接木，甚至掐下花来插在头上，总是能办得到的。
但是如果由此又得出结论，认为一切拿来之用，都将如原封未动般地发挥其效用，却也又不尽然。因为，马用在这里终究是安在牛体上，牛体本身受用不受用，一来取决于用之为物，看它在原体上属于哪个层面：物质层面的，移用较易；制度层面的，移用较难，因为它要受体作相应的变化；精神层面的，移用更难，因为这往往触动受体的深层。二来取决于体之为物，要看此受体的开放性与承受力，以及它自身的发展阶段，它与授体的差异程度。
千言万语说到底，体是根本的决定力量，体是民族的魂。拿近代历史看，在日本，只能是和魂汉才或和魂洋才；在中国，只能是中体西用，把外来的东西中国化。和魂和中体，各自的发展阶段不一，开放性上亦有差异，故影响着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和深度；但必得以自己的体为体，一切外来之用方能有所安顿，这一点上，彼此又是共同的。否则，再美的用，也只是出墙的红杏，可嗅而不可及，海上的楼市，可望而不可登也。
人们有埋怨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如何如何封闭保守加落后的，也有吹嘘它怎样怎样悠久辉煌加美妙的。不管怎样说，埋怨它，也只好面对现实，无法另换一个体，至少因为这是民族的共同体。某一个人也许能做到脱胎换骨、洗心革面，跳出三界外，彻底绝裂于传统；整个民族却无法做到。吹嘘它，也无力阻止它与时俱进，随世界浪涛激荡，抛弃需要抛弃的东西，吸纳应当吸纳的东西。由于无法另换一个体，所以西体中用说是不着边际的。由于体在与时俱进，所以中西互为体用说是没有意义的。
值得讨论的倒是用对体的反作用，特别是拿来之用对拿者之体的反作用，比如说，西用对中体的反作用。鲁迅当年强调开放时曾奚落保守份子道：人吃了牛肉，绝不会因之变为牛。他忘了补充一句：人常“用”牛肉，身“体”的确会壮实起来。西用之与中体，亦可作如是观；一切有益之用，对于受体，都应作如是观。谁都知道，飞机、电讯的引用，不仅方便了交往，而且也加快了生活节奏，开拓了眼界耳疆，改变了时空观念，冲垮了坞屏壁障。这些，已足以激起长期逗留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传统的不安，而不得不作因应变化；更不用说那些制度性的、观念性的拿来之物所施加于体要求于体的变化了。
但是，反作用也只不过是反作用；第一性的决定作用者仍在体本身。这一点，前面已经反复说到了。
两个传统？
民族有上层人士与下层平民之别，社会有剥削阶级与劳动群众之分，国家有统治集团与人民大众之殊，于是，研究者们不免要琢磨：文化是否也有两套传统？
列宁有过两种民族文化的说法，说每个民族都有一些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份，而占统治地位的则总是资产阶级文化。这是就文化而言的。就传统而言的，则有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或精英传统与民间传统的说法。
如果依此类推，还可以举出雅文化俗文化，政统道统，上帝的事凯撒的事等等提法。
所有这些分别确然是存在的。不注意它们将无从分析一个民族的纷繁复杂的文化面貌，无法理清民族文化的绵延演进的历史过程，也无力规划未来文化的灿烂前景。这大概应无争议。但所有这些分别都还不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是全民族的，是民族之所以为该民族的气质、品格、精神、灵魂。它的成份可能很复杂，有土生土长的，有外部潜入的，有尘封蛛网的，有崭新亮的；但它并不因此而支离破碎，七拼八凑。因为它是整全，它能整合，各种成份经过整合而彼此相安，彼此相需，形成一个完整而和谐的统一体，一个独具特色的个性。
其土生土长的成份，就其显现而为文化看，在文明社会即存在着劳心劳力、统治被统治的社会里，常呈现出雅俗之分；并进而在衍化上各自承续，出现所谓的大小传统之别。但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只是文化，只是传统文化；而不是传统，不是文化传统。就是说，这些分别只是民族精神在不同阶层的不同表现，还不是其所以表现的那个民族精神。在民族精神方面，二者是共同的，一源的。这一点，从雅俗文化之间、大小传统之间川流不息的交换、渗透，乃至有意识地进行的采风观俗、化民成俗之类的行动之所以必须和能以成功的事实，足可以得到证明。
其外部潜入的成份，本是经过筛选了的；否则将潜而不能入，入而不能居。用以选择的大筛，便是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包括它的价值取向和时代感、开放性。合则留，不合则拒，是这里的铁则；象一切有机体对待外物的原则一样。既已选入或接纳以后，这些成份虽不免仍带有“客家”的风采，但已然是新的大家庭的一员，便不可能独立寒秋，自成一系，与居停主分庭抗礼，形成独自的传统；而只会是入乡随俗，舍己从人，化为受体的有机部分。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两个传统的事，也是不会发生的。
有人喜欢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形成了一种新传统：反传统的传统。此说在此至少有这样两点需从理论上讨论的内容：五四后的中国文化有两个传统，以及，这个新传统是从外部传入的。
大家知道，五四时代有许许多多西洋新说蜂涌而来，其中不少说法和做法曾被广泛宣传，乃至付诸试验；宣传者试验者无疑曾是爱国的、赤诚的，很多还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但是真正被中国文化接受的，为人民大众信服的，却为数了了。个中原因，可以举出许多，而文化传统的筛选，或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外好多学者分析过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安家的根据，也有人探讨过五四所以采取全面反传统手法的原因，结论都认为，其根据和原因，仍在中国的文化传统身上，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相通相容之处，是中国有把政和道、真和善捆在一起的传统，因而才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有五四的全面
反传统。这也就是说，五四引入的新说，都还不过是一些“用”，它们只因和中国文化传统能相容，被中国文化传统所承认，所接纳，从而附着到中国文化的“体”上，才得以掀起波澜，发生作用；否则，将只是一些动听好看而无所作用的西方夜谭而已。
因此，这也就是说，五四并未在中国造出新传统，五四以后也未形成新传统；五四以来所发生的，不过是老传统适应新世纪、翻出新花样而已。两个传统的事，本质上是不可能的。
财富和包袱
设想一下，如果某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每一天都在从头开始去练习生存本领……；其情景当然是不堪设想也不忍设想的。因之，称传统文化为祖宗的丰富遗产，说文化传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应该是不为过分的。
但是如果忘记，传统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保守的因素，它具有箝制人们思想、范围人们行动的本性，利于造成原地踏步的局面，也将出现某种不堪设想和不忍设想的后果。因之，说传统是民族沉重的负荷，社会前进的包袱，也是不为过分的。
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辩证地了解和掌握传统的这两重属性，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千里，是一大学问，是一种艺术，是人类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表现和广阔场所。
能理解这一点和做到这一点，看来并非易事。我们容易看到的，常常是与之相左的情况。比如说，一种人以为传统象服装，并认为服装以入时为美，而去追求时髦，日日新，又日新。这时，具有惰性的传统，只会被斥为阻碍趋时的包袱。另一种人以为传统象文物，文物唯古是尚，应该保护其班剥陆离，切忌来刮垢磨光。这时，传统所不幸具有的惰性，倒又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财富。
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非时装。传统不是可以逐气温而穿脱的外衣，甚至都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期蜕除的角质表皮。传统是内在物，是人体和虫体本身；精确点说，是人群共同体的品格和精神。它无法随手扔掉，难以彻底绝裂，除非谁打算自戕或自焚。
但是传统也不是神赐的天生的，它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产物，必定也会随共同生活的变化而更新。抽刀断水水更流，谁要想拉住传统前进的脚步，阻挡传统变化的趋势，纵或得逞于一时，终将不止于徒劳无功而已，更往往要激起逆反心理，促成精神危机。这是有史可稽的。
那么人们是否只能坐享其成、静观其变呢？倒也又不是。
这里似乎用得上“创化论”。创化和进化的不同，主要在进化论认为变化是受动的、机械的，而创化论则认为进化是生命冲动的绵延，是创造性的。创化论能否解释生物和生命现象，还可以争下去；若借以解说与意志的人密切相关的文化传统，也许倒合适。传统随生活的进化而进化，但无论生活的进化还是传统的进化，都离不开人的意志，或者叫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传统的进化上，被传统笼罩着的人们并非总是无能为力的。问题在于人们在多高多大的程度上认清了未来和过去，从而拿出什么样的对策，以及，在多广多深的程度上动员了群众，一起来实行创造性的进化。
传统文化论文范文2
一、严复晚年回观传统文化的问题
要说明的是,本文重在探讨严复晚年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观,不涉及他晚年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因为终其一生,严复在政治思想方面都是保守主义,而思想文化方面则有前后期之说②。但作为那个风云诡谲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严复的政治活动难免影响人们对其文化思想的认识、判断,尤其是严复晚年有参加筹安会、名列孔教会、支持袁氏称帝、反对辛亥革命诸活动,无一不是他复古反动的重要证据。这方面已有比较充分的考证和纠偏③,此不赘述。从文化观的演变角度看,严复晚年的确表现出从启蒙到回观传统文化的嬗变。不过,这种文化取向是否真如一些研究者所说,严复在晚年已沦为复古主义者,尽弃西学,完全回到封建主义的怀抱中去了？要准确客观的评述严复晚年的文化观,就不能只注意他晚年否定西学、赞美传统的片言只语和某些尊孔读经的政治行径,而简单的论定他走向反动和倒退。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重新解读严复晚年对传统文化的回望反观。
(一)严复晚年“尊孔读经”问题
经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深刻反思,严复认为西方文化以自然科学最见发达,而中国文化却以道德之教较为深邃,儒家的学说尤其如此。在孔教会成立前后,严复通过《思古谈》、《读经当积极提倡》、《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等等系统地阐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他指出:"中国旧学,德育为多,故其书为德育所必用"[2]284,而且德育对国民人格的塑造起着重要的教化作用,因此他主张在中国必须研读经书:"夫读经固非为人之事,其于孔子,更加无损,乃因吾人育国民不如是,将无人格,转而他求,则亡国性。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故曰经书不可不读也"[2]332。显然,他提倡读经的主要着眼点在道德教化,旨在保持能够熔铸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儒家德性之学。正因为严复着力于道德复古,因而重视经学,甚至提倡读经成为他晚年经常谈论的话题。但是也不能由此就断言严复晚年主张的"复古",就是"社会制度的复古"或"完全回归到封建主义"。因为严复提倡"尊孔读经"是为了树立国民人格,养成国民道德,所以用"尊孔读经"来笼统概括严复晚年的思想特征,并不能界定其尊孔的内在涵义和思想特质。如果用"道德复古论"来概括严复后期的思想,则是比较允当的。对于袁世凯鼓动的"尊孔读经",严复始终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他既不愿将思想鼓吹与政治运作混为一谈,也割舍不了以儒家伦理拯救世道人心的选择。经历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秩序仍然非常混乱,如何形成统一的观念和价值体系,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最为迫切的问题之一。严复坦言:"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3]692所以,中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3]661。基于此,严复提出著名的《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呼吁尽快调整国家的宣传教育方针,不要一味鼓励已经变质了的所谓民主自由的观念,而应依靠传统文化的道德教化来解决社会危机。这是因为,"夫言自由而日趋于放恣,言平等而在在反于事实之发生,此真无益,而智者之所不事也"。在他看来,"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至于平等,本法律而言之,诚为平国要素,而见于出占投票之时。然须知国有疑问,以多数定其从违,要亦出于法之不得已。福利与否,必视公民之程度为何如。往往一众之专横,其危害压制,更甚于独夫,而亦未必遂为专者之利"[2]337。
因此,他郑重提出以"忠孝节义"为中华民族的特性和中国自古以来的立国精神,建议将如下诸条付诸公议和表决,以期重建一种既有新意又有传统精神的道德标准。一、标举群经圣哲垂训,采取史书传记所纪忠孝节义之事,择译外国名人言行,是以感发兴起合群爱国观念者,编入师范生及小学堂课本中,以为讲诵传习之具.二、历史忠孝节义事实,择其中正逼真者,制为通俗歌曲,或编成戏剧,制为图画,俾合人民演唱观览.三、各地方之忠孝节义祠堂坊表,一律修理整齐,以为公众游观之所.每年由地方公议,定一二日醵资在祠举行祭典,及开庙会.四、人民男妇,不论贵贱贫富,已卒生存,其有奇节卓行,为地方机关所公认,代为呈请表章者,查明属实,由大总统酌予荣典褒章.五、治制有殊,而砥节首公之义,终古不废.比者政体肇变,主持治柄之地,业已化家为官.大总统者,抽象国家之代表,非具体个人之专称,一经民意所属,即为全国致身之点.斯乃纯粹国民之天职,不系私昵之感情,是故言效忠于元首,即无异效忠于国家.至正大中,必不得以路易“朕即国家”之言相乱也.此义关于吾国之治乱存亡甚巨,亟宜广举中外古今学说,剖释精义,勒成专书,布在学校,传诸民间,以法天下之感.六、旧有传记说部,或今人新编,西籍撰箸,其有关于忠孝节义事实者,宜加编译刊布,以广流传.[2]344这个建议在严复看来,未尝不是解决当时社会混乱状况的一剂良药。因为即使我们承认进化是一个不可违背的历史事实,但也不能得出进化过程在道德方面就是最可赞扬的,如赫胥黎所指出,"适于生存与道德上完美并不必然是一回事"[4]。
从人类历史长河的流淌脉络来看,一个社会的道德伦理,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变局的影响,但决不会随着政治变动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强大冲击,最令人深思和担忧的就是在道德观念方面,由此可能会削弱中国传统的精神支柱,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所以,严复充分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有针对性的提出这个既承袭传统文明,又吸收西方近代思想精华的建议,是有其可取之处的。此外,严复晚年坚持在中国对传统文化应当积极提倡,并且重新挖掘和诠释。他在给熊纯如的信中承认:"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子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3]668。表明他对传统文化给予较高的评价,目的在以"新式机器发掘淘炼"之,可见他对传统文化并非无条件的继承,而是持一种分析、批判的态度。因此,对于严复晚年回望反观传统文化,提出读经、导扬民族传统精神,我们应该有一个尽量客观和理性的认识,而不应全盘斥之为复古倒退。
(二)严复晚年并未尽弃西学
众所周知,严复早年对西学的译介,以自由和科学为最力。严复晚年到底有没有放弃他早期译介的西学理论？我们还是从严复自己的文字中找答案。对于自由主义,严复在晚年确实很少提及,但也从未表示反对。1914年发表的《?民约?平议》一文,驳斥了洛克、卢梭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但并不意味着他是拒斥西学。平心而论,严复从未倾心于卢梭,也从未赞同过卢梭的自由与平等的观点。严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批判,也不能等同于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至多是对"天赋自由"观念的批判,是自由主义理论中的实证派与天赋论派之间的论争[5]。严复和卢梭之间的思想分歧,乃是对自由、平等意义的理解不同所致。后来严复指斥俄国"十月革命"为"欧东过激党","其党极恶平等、自由之说"[3]704,就表明他对平等自由依然情有所钟,说晚年严复仍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并不为过。对于科学,严复晚年也并不否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严复一方面批评欧美人误用科学而导致灭绝人性的战争:"如今之欧美,以数百年科学之所得,生民固多所利赖,而以之制作凶器,日精一日,而杀人无穷……科学昌明,汽电大兴,而济恶之具亦进"[3]690。另一方面,他依然强调科学对中国社会的振弱疗贫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可知物理科学一事,不独于吾国为变化士民心习所不可无,抑且为富强本计所必需……以中国前此智育之事,未得其方,是以民智不蒸,而国亦因之贫弱。欲救此弊,必假物理科学为之"[3]283。
由此来看,严复晚年并没有放弃和否定自己早期着力宣传的西学。他自己坦言,翻译《群学肄言》乃是要纠正政治激进主义,继续以早期接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劝告人们把民主作为长远目标。因此,他不惜以年迈之躯译介《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等书,也是为了了却其介绍科学方法的夙愿,声称若能使《穆勒名学》等"数书得转汉文,仆死不朽矣"[3]527。到1919年严复著文批判白话文运动,还在说:"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3]699。显然,进化论仍然是他的基本的理论依据,如果用"复古"或者"弃西学"来概括此期严复思想的变化,就很难说是客观之论。虽然严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有否定西方、赞颂孔孟教泽的言论,但他同时主张必须改用西方文化的"新式机器"去"发掘淘炼"中国传统文化,使"四书五经"这座"最富矿藏"发出新的生机。如在《读经当提倡》一文中既提倡尊孔读经,又强调"今之科学,自是以诚成物之事,吾国欲求进步,固属不可抛荒"[3]331。在著名的《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一文中,严复又根据时代精神用西学对孔教的"忠孝节义"进行了改造,使"忠"是从忠于一家转向"事国之天职为尤重";"孝"由"重其亲"转向能爱其祖国;"节"则是"主于不挠,主于有制,而后不滥用自由,而可与结合团体";"义"是"轻性命财产而赴正义"[2]343。
可见,严复晚年仍然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认为西方文化确有值得中国人借鉴之处。综上所述,严复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望反观,并不是主张用孔孟儒学经书来代替西学,而是强调二者的存在都是必要的,而且可以相互参照、取长补短。严复晚年对传统文化的关注点,主要在于伦理道德精华及其教化作用,并未与其早期对中学的批判相违背;他晚年所批判的西学也仅限于西方的伦理与社会道德层面,也未与其早期所引进的西学精华相冲突。
(三)严复晚年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
余英时认为,儒学的合理内核可以为中国的现代转化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不过,"儒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怎样和西方文化成分互相融合和协调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6]6。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严复晚年所思考与实践的也正是"如何使孔孟之道具有现代意义"的问题,所以才会有对传统文化的回望反观。那么,在严复晚年的思想中,中西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二者的关系又如何处理？严复通过对中西文化的全面比较,认为中西文化"实未敢遽分其优绌"[7]3,他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文化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各有其体用。同时也看到中西文化是可以合流的:比如儒家薭矩之道与自由观念相通;杨朱哲学与西方个人主义的一致;斯宾塞的社会学与《大学》修齐治平之道可相互阐释;"中国以学为明善复初,而西人以学为修身事帝,意本同也"[8]。所以他曾向吴汝纶明确表示:"新学愈进则旧学愈益昌明;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9]1549基于这样的对比和思考,严复对中西文化的结合抱十分乐观的态度,提出应该"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3]560。也就是,打破中西之隔阂,融和中西文化为一体,重建中国新文化体系。很显然,严复晚年回望反观传统文化,是试图将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结合起来,为传统文化构筑一种新体系,不是回归到中国传统不再创新,而是要使孔孟之道具有现代意义。如何构建这种新文化体系呢？严复早年在《救亡决论》中曾指出:"公等(学西学者———引者注)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6]49此所谓"归求反观",就是"以自他之耀,回照故林"[10]72。这种深入发掘传统文化价值的方法,也是严复晚年力倡的用西方文化作为"新式机器"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富矿藏"进行"发掘淘炼"。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而全面的回望反观,既是严复指出的构建中国新文化体系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今天研究严复晚年思想的关键所在。所以,对于严复晚年思想中的"回望反观"事实,我们必须做科学剖析与理解,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的价值批判层面。
二、严复晚年回观传统文化的原因
就严复晚年的思想取向,有学者曾经指出:"近代中国有识之士,理智上想与中国思想疏远,但感情上又要认同中国思想"[11]67,即理智上选择西方,情感上却依恋传统。那么,严复晚年对传统文化的回望反观,是情感上不自觉的依恋传统呢,还是深思熟虑后的认真抉择？笔者认为二者兼而有之,但这种回望反观传统文化的不自觉依恋,还有更深刻的意义需要我们去理解和挖掘。以往学术界多认定这种回望反观传统文化的现象,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先进"人物晚年思想"倒退"的"规律性怪圈",严复如此,康有为如此,辜鸿铭亦如此。其实,所谓思想中的"历史性怪圈"[12],一点也不怪,只是因为人们自身的认识难免陷入这样的误区:"以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来区分中西文化"[13],以物质文明的发展为参照标准,认同西方资本主义就是先进的代表,恪守中国传统就是落后的表现。与此相联系,在评论历史人物的思想时,往往就要求其与所谓的时代及其思想潮流同步,否则就是落伍于时代甚至目为反动,成为不能与时俱进的典型,严复就是这样"被倒退"的。但是,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历史人物的思想变化完全遵守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生命力的释放规律,也完全符合个人思想内在发展的逻辑理路。中国传统文化是古代中国人创造的理论化的和非理论化的、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14]47。人间普世的事,从思想至衣食住行这样的生存方式,无一不是传统文化的赐予。真正的传统是已经积淀在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态度中的文化心理结构,它不是你想扔掉就能扔掉、想保存就能保存的身外之物。所以,传统的作用大到"人只能活在传统中"的地步[15]508。人与生俱来对传统文化有着一种深厚的情结,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久远的历史、宏大的体系和无所不在的影响力,而使国人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积淀。这种心理积淀,正是近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产生回望反观现象的深层基础。传统文化作为人类群体精神升华延续的洪流,它是流在历史的纵向上的,它在历史上这样或那样地流,主要是由"时代的地形"造成的。传统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怎样流下去,自然主要取决于"时代的地形",但它也与人们"心灵的地形"有着重要的关系。因为人们在研究传统文化时,能够通过反思自身的精神思维态势———完善"心灵的地形",来为传统的洪流开辟更好的"地形",甚至新的源泉。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望反观,其实正是顺着思想发展的逻辑理路与必然性,做"反思自身思维态势"的努力,改造适合传统洪流流淌的更好的"心灵地形"。严复身处旧者未尽去、新者未尽立的"过渡时代",他在思考民族前途的时候,触及到了文化的"传统—现代"问题。他有留学欧洲的经历,系统地了解资本主义时代的科学知识,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的反省,所以没有停留在随意评论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的地步,而是将其提到根本哲理的高度,观察历史的演化,觅求对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他觉悟到继承固有文化与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性,也认识到在继承传统时必须对固有的文化做科学的分析,挖掘其中具有继承价值和时代意义的部分并予以采纳,才能走向民族文化的创新。所以,他回望反观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既超越传统文化又超越西方文化,根据现实与未来发展的需要营造新的价值体系。这种新的价值体系,既有择善而从、兼容并包的特点,更有自己新的开拓与创造。为此,他在晚年探幽索微,抉剔爬梳,或讲述儒学,或整理国故,或研究语言,或探讨制度,或品评人物,试图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全面的解剖和了解,从而去发现传统、认识传统进而改造传统文化,以图进行有益的转换性的创造。但是,这种必要而艰巨的文化反省,长期以来被人们误解为"回归传统的复古"。
综上所述,严复晚年回观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传统文化释放规律和个人思想发展逻辑理路的双重作用下,试图用科学精神和方法来解读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为传统文化构筑一种新体系,使孔孟之道具有现代意义,而不是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再出来和创新。
三、结语
传统文化论文范文3
每一个时代的社会核心价值观都有其时代的特点，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另一方面，价值观也具有历史性和鲜明的民族性，任何一种社会核心价值观都有其民族性的基础，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文化、民族需要的基础上的。不管时代如何发展变化，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永远会在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反映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积淀和精神基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新型的先进的价值观，一方面，体现了人类社会价值理念的发展趋势，表现出超越民族性的一面；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的集中表达，必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三个倡导”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集中的概括和表述。这三个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我们都能够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找到它们的理论渊源。首先，从国家层面来看，和谐无疑是社会主义国家层面最核心的价值观。因为其他两个方面，是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角度，表述我们建立的和谐国家和社会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如果说富强、民主、文明等价值理念是世界上多数文化都崇尚的价值的话，那么“和谐”的价值理念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在价值观领域做出的独特贡献。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和合”文化。中国人历来注重和谐，讲究“和而不同”。“和”是指不同事物通过相互补充，实现事物整体上的和谐，“同”则是指事物片面的绝对的雷同，这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和而不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处世辩证法，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不仅可以运用于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构建，而且还可以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平相处和交往提供一种重要的方法。中国古人眼中的和谐社会，是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三个层面的和谐社会。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传统道家主张，人类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更好地利用自然，回归自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天人合一”。追求人道和谐，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更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理想。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道和谐的前提和基础。墨子主张“兼爱”，提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的人道和谐的价值观。“和谐”作为一种价值观，历来被中华民族所追求和向往。同时“，和谐”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最具民族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其次，从社会层面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本质的体现应该是公平与正义。这是因为，只有社会倡导公平与正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才不是抽象的，也只有在公正的前提下，自由和平等的观念才会得到最终实现。另一方面，法治是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有力武器。社会主义是在战胜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发展来的，是更加具有优越性的一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这一社会制度能够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压迫，建立一个共同富裕的公平正义的社会。今天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观，同样深深植根于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之中。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中华民族一直在不断探索一个公平正义社会的建立。历代封建王朝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爆发，虽然原因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农民深受封建地主的压迫，农民阶级痛恨不公正的社会遭遇，憧憬一个“均贫富”的理想社会。中国传统社会主张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朴素思想，尽管带有非常深厚的平均主义色彩和历史的局限性，但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说明中国古人追求人人平等的价值理想。从《礼记》的大同理想到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大同社会”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建立一个公正社会的向往和追求。最后，从公民个人层面来看，重视个人道德修养历来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的传统美德，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主要思想来源。比如，爱国主义的价值观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整体主义价值观，在国家和个人面前，历来主张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个体对国家民族命运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再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诚信看作是人与人交往的一个基本准则。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子强调“诚”的思想，“思诚者，人之道也”，将诚信视为君子必备的品行，是人人都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诚信也是开明的封建君主治理国家的根本，“民无信不立”，统治者必须取信于民，才能做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总之，中华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充分吸收和借鉴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是对它的提炼和升华。
二、增强文化和价值观自信，需要从传统优秀文化中吸取精华
在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价值观曾经有其历史的进步意义，它是随着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而不断形成的。作为反对封建社会的思想武器，它所倡导的平等、自由、博爱的核心价值观，是对严格的封建等级制价值观的超越。同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社会以往所形成的一切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越性，一方面，体现在它是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就使得它的实现不再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是有了根本的制度保障。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我们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是因为这种社会理念以没有剥削、没有两极分化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根本特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民主、自由、公平、人权等价值观念，已经不再是一些抽象的概念，而是有了切实可以实现的制度根基和保障。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鲜明的民族性，任何一种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民族性的基础，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文化、民族需要的基础上的。所以，作为一种新型的先进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越性，也体现在它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是建立在中华民族辉煌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的。正如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增强核心价值观自信，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独特的精神命脉和文化基因。今天，我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要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民族的“根”和“魂”。我们的价值观的自信，一方面来自于我们坚持的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来自于我们的价值观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从未间断，它所创造的深厚的文化传统，一方面造就了辉煌的古代文明，另一方面也为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来源。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强大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价值观自信来自于文化自信，今天我们提高文化软实力，坚持价值观自信，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正如前面所言，中华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为世界贡献了许多具有当代意义的价值观。今天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一定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可以引领世界主流趋势，融入整个世界的传统价值观。比如，“和谐”的价值理念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对人类社会在价值观领域做出的独特贡献。“和谐”不仅为中华民族所追求和向往，在当代，对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具有普遍示范意义的一种价值理念。西方社会讲人权，但在西方的话语语境中，人权更多的是从个人的角度去理解，所以在维护个人人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社会的相互冲突甚至是战争。“‘和谐’则是一个能够超越西方‘人权’概念的更加上位的价值理念。”[2]80和谐的社会理念尊重个人人权，但也规范人们的权利诉求，从而可以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冲突。“和谐”的传统价值观，今天还可以运用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之中，可以成为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有力的思想武器。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国际舆论的总体格局仍然是西强我弱，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不断地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立足当代，提高文化软实力，坚持价值观自信，我们一定能够做到增强对外话语的公信力，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染力。
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需要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当今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各种社会思潮和矛盾接踵而来。为了应对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党的十报告提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同时，我们也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社会思潮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在思想领域的集中反映。随着我国改革事业的不断推进，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现。应该说，目前我国社会思潮的主流是好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一些反动的社会思潮也传入中国。这些错误的思潮，虽然在形式和思想内容上不尽相同，但都是以反马克思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目的。所以，如何正确引领多样化的思潮，尤其是如何有效反对错误的反动的思潮，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评价各种社会思潮的根本标准。但是，如何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价值方向引领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一方面，要立足当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批判力，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分析各种社会思潮；另一方面，也要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容，大力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现在是历史的延续，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态度坚决地反对的倾向。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面对文化观念上的西强我弱的现实，中国一定要维护自己的文化独立和文化安全。历史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成功抵制西方社会的和平演变，最终走向了解体。今天，吸取苏联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色，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价值观。面对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我们要发扬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和而不同”的精神，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但是，对于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把西方的各种价值观念特别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比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看作是永恒的“普世价值”，则是我们应该根本反对的[3]。“普世价值”论的本质是当代西方话语霸权及其价值渗透方式的表达，其真正目的是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破坏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一种价值观可以说是“普世”的，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永恒的价值观。所以，划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的界限，化解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消极影响，需要我们大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重要途径
传统文化论文范文4
我国的传统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传承方式多种多样，最为常见的主要有以下三种传承方式：第一种是家族传承，它是在家庭、家族、亲友或邻里等日常生活私人交际圈中进行传播和继承的方式；②第二种是师徒传承，它是一种有主动意识的传承方式，与个人的兴趣爱好有关；第三种是仪式传承，它是通过某种仪式或者活动，将本民族的文化传承给下一代。但是，以上三种传承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三种方式传承的范围比较小，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只能在同一地域进行传承，受众比较单一，周期较长，不利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家族传承随着家族人丁的延续会有逐渐衰退的风险。如果家族里的人员较少，甚至绝代，那么这种传承也将随之消滞。同时因为人的记忆能力和喜好不同，在传承的内容上也会有所侧重，这就使得传统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偏差，甚至出现无人传承的境况。
二、纪录片对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意义
媒体借助自身的传播优势，打破时空的限制，在扩大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范围、延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时间和丰富内涵方面，具有其他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而电视纪录片大多运用纪实手法，将原汁原味的生活如实地记录下来，客观再现事件的具体过程和动作的具体细节，因此它在弘扬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优势不言而喻。
1.唤起受众对故乡的眷恋与儿时的回忆。
文化的记忆理论是德国学者阿斯曼提出的，通过文化传承方式来解释文明发展的规律。他指出以文字和意识为主要媒体的文化记忆，对民族主体性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③从19世纪的照相术，到20世纪的影像媒体，再到今天的数字化新媒体，大众媒体俨然成为传承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通过电视的影像，人们或多或少都能回忆起属于自己时代的记忆，这就有可能将单一的个体连接成统一的“民族大家庭”，构成影像的共同体，延续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记忆。在《舌尖上的中国》这部纪录片中，编导就运用到了这一点。第一集《自然的馈赠》介绍到广西的美食酸笋以及柳州的螺丝粉，让当地的受众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元素，这些元素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和交流的焦点，并引起为生活而远离故乡的人对童年的回忆。《舌尖上的中国》这一部纪录片以美食为主线，反映出乡愁与亲情、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观，以及城市化进程给农村带来的影响等。④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曾经属于我们的饮食文化渐渐被遗忘，而《舌尖上的中国》通过电视屏幕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这种文化的集体记忆，唤起了人们对故乡热土的眷恋。
2.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的直观教育。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长久的文化积淀当中，形成尊老爱幼、尊重师长、爱国敬业、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等传统美德和文化观念。目前，这些传统美德的教育，主要是通过学校的课堂教育或者青少年自行阅读相关书籍进行，但是这样的教育缺乏具体形象，往往难以引起青少年的共鸣。而纪录片凭借其真实的画面展示、语言描述、音乐渲染，传递的信息比课堂和书籍要直观、生动得多，而且电视纪录片感染力强，更容易激发青少年学习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在潜移默化中使他们受到教育和启发。电视纪录片的教育功能体现在大众科普教育和人类学、传统文化教育两个方面。通过影像的方式，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呈现在青少年观众面前，能够帮助他们正确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好的纪录片，往往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激起青少年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就拿爱国主义教育来说，大型纪录片《屈原》系统地介绍了屈原的生平，歌颂屈原的优良品质，以及屈原忠君爱国的精神。青少年在观看纪录片的时候，往往会被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品质所吸引，从而激发起模仿和学习屈原爱国主义精神和优良品质的热情。
3.挖掘正在消失的中国传统文化。
随着社会变迁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很多传统文化面临着无人可传的危险境地。如何让濒临消失的传统文化引起广泛关注？纪录片在这方面具有其自身优势。纪录片凭借其影响力，对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并展现给受众，引起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对优良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播。比如《莫默织锦声》这一部纪录片，它挖掘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具有民族代表性的手工艺品壮锦的发展历程及其制作过程。由于壮锦制作方式和传承延续大都靠口传身授，并且其制作工艺相对落后，不能满足现代工业生产的需要，因此当今学习壮锦制作工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这项工艺已然面临着无人可传的境地。而《莫默织锦声》将这一严峻的问题揭示出来，让更多人关注民族文化。又如在《舌尖上的中国》当中，有一段拍摄广西东兴京族踩高跷捕鱼的画面。虽然仅仅是几分钟的画面，但是它让广大受众了解到在广西东兴还有这么一种传统的捕鱼方式。又比如南宁电视台《故事》这一栏目，在2013年元旦拍摄当地宾阳县炮龙节纪录片《蛇年》。这一部纪录片将宾阳的炮龙节这一极具地方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进行传播，渐渐地，宾阳炮龙节成为周边城市过节旅游的一个好项目。纪录片能够挖掘中国正在消失的传统文化，并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从而促使人们去保护这些正在消失的传统文化。
4.纪录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当今经济文化全球化趋势之下，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要得以传承，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纪录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再现与还原的功能。纪录片以其真实性、纪实性的特性，在记录保存非物质文化的时候更形象、更真实、更直接。电视纪录片《中国大运河》就全面介绍了京杭大运河的悠久历史、厚重的文化底蕴，把在京杭大运河两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对于一些即将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仅仅依靠现有的技术条件难以进行很好的保护，而记录保存这些传统文化的最好的方式之一是运用纪录片将其保存下来。纪录片通过真实的影像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传播覆盖力和渗透力是别的保存方式无法比拟的。例如纪录片《话说运河之孔孟之乡》，记录了中国大思想家孔子的家乡，把涉及孔子的一系列文化遗产记录了下来，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这一地域的文化遗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第一手研究资料。
5.吸引受众，增强传统文化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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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的观点审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会发现一方面当今世界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另一方面精神世界却陷入深重的危机，主要表现为自我失落，价值观崩溃，人文精神枯竭。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有助于缓解目前的价值失范、道德危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对于现代人的精神培养具有重要人文价值。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当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审视当代思想文化时，我们会发现这个时代的思想观点复杂纷呈，不同的思想观点以及价值观相互冲突、激荡，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以及价值观是多元的。然而，正是这种相互矛盾、冲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蕴含着人类精神世界的失落与分裂。
当今世界一方面是科技进步和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另一方面也使得现代文明陷入深重的危机：因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生态系统使得人类生存环境日趋恶劣，因竞争的加剧而导致人际关系的隔阂、冷漠，因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而带来人的行为失范等等。
现代文明给人带来的伤害不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伤害，它导致人自我的失落，价值观的崩溃，人文精神的枯竭。马克思在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时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面对现代文明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梳理这一切，以理性的心态、以多维的价值系统和评价尺度来审视中国传统思想，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思想对缓解现代社会精神危机、培养现代人健全的精神人格具有重要意义。
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会发现传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历史长河中多种思想文化元素的综合体，经过多个时代不断淘汰、选择、积淀而成。它是在历史的延续中积淀起来的，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的，没有延续和积淀就谈不上传统，同样没有发展和变迁也就没有传统。随着历史的发展，其中一些传统会成为历史的陈迹而被送进博物馆，另一些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传统则在新的时挥重要作用，与现代社会和新的文化因素相结合，在新的历史时期形成新的传统，这是思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共有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线的内涵括其他各种不同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构成体系。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意味着“过去存在过的一切”遗存物，其更深层的含义在于，传统文化是一种传承的思想观念之流，是一种价值取向，是开启于过去而融透于现在又将延续至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发展形成的独特的精神信念和价值意识，它在社会机体组织以及人们的心理深层结构中有着不可替换的生命力和潜影响力，这些也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和意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为。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历史上百家争鸣、儒道互补、儒道释相互融合等等，各种思想相互融通，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或国家文化素质的鲜明特征和突出表现。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受该民族的文化特质决定，并反过来表现和影响着该民族的文化素质及其发展变化。说儒家思想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是从儒家文化对构建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和作用来讲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世界思想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的鲜明“民族精神”或“民族个性”。
当我们以马克思主义辩证的观点，多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发掘和论析，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着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内涵，而且蕴含着鲜活的生命力。
一、以人文主义的情怀化解科学主义对人类带来的伤害与困惑
在当代科技与人文严重对立的情势下，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人文主义情怀对于化解科学主义对人类带来的伤害与困惑无疑是一剂良药。
近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这无疑是科技主义的成功一面，然而也使得现代文明陷入深重的危机。人们在科技的引领下肆无忌惮地追逐自身的经济利益而破坏生态环境，使得地球生态面临严重危机，而且在科技引领的工业文明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和威胁面前，个人的力量显得那样渺小，人们似乎无法改变这一切。科技对世界的改变无处不在，在科技这头庞然巨兽面前，人是科技的奴隶，是满足各种现代机器运作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有时“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带来物质产品极为丰富，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人们无休止追逐利益和财富，竞争的加剧，导致人际关系的隔阂、冷漠，因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而带来人的行为失范等等。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看待科技和工业文明的利与弊时，就会深深感到科技不能背离人文，科技是属于人的科技，科技应该具有人文的内涵，必须用人文的理念和价值观驾驭科技这头猛兽，只有这样科技才能造福于人类，否则，只能给人类造成无尽的灾难。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中心重在人文，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思维方式的一大特质，这一点以儒家表现最为典型。儒家以仁作为最高价值取向，仁既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内核，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仁的内容是“仁者，爱人”、“泛爱众”、“忠恕之道”等，这就是儒家文化所影响的中华民族基本心态的重要体现。根据这种心态，中国人传统上注重人和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亲和关系。儒家另一个重要概念是礼，规范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是仁的价值的外在体现。礼是人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以仁为最高追求目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仁”与“礼”互补互用，人的行为应具有“仁爱之心”和“博爱”情怀。这种人文情怀在价值观念上的反映就是“重义轻利”、“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中华民族心理的优点是朴实、厚道、待人以诚，从而导致社会和谐稳定，秩序井然。这无疑对于培养现代社会健康的人格价值观具有借鉴意义。
儒家以“人”为贵，以“民”为本。在儒家看来，“仁”以及“仁者，爱人”是最高的文化范畴。孔子当初只把“仁”看成是人的一种道德属性，也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存在。后来，儒家的继承者们不仅把“仁”看成是人的道德属性，更把“仁”视为宇宙和自然的属性，看成为世界最高存在。因此，儒家总是以“仁”或“人”为最基本的思维对象与内容，从而给儒家的思维方式带上了“人文主义”的特色。在儒家看来，“仁”是人们一刻也不能失去的。孔子甚至还提倡：“当仁，不让于师。”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诗”和“礼”都是“仁”的外在表现，是人与人之间感情关系的描述与规定。这些都说明儒家把以“人文”为基本内容的思维扩散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由儒家所奠定的“人文主义”思维的特质是强调入的感情因素，重视人在天地间的主体地位，一切从人出发，最后又都复归于“仁”或“人”。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思维，具有鲜明的对人的关爱与尊重的特性，倡导感情和谐和崇尚道德的价值。在现代社会危机问题普遍存在且日趋严重的历史条件下，“人文主义”的思维更是一种难得的思维品质。
二、以“和谐”、“中庸”的世界观寻求对分裂世界的互通与融合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看世界，就会发现在当今物质文明空前繁荣背后，是敌对与分裂日益加剧。就人与人而言，许多人沉溺于拜金主义，狭隘的功利主义原则极度扩张，人的道德、尊严等一切都可以商品化，大干世界的人格呈现异化，人们价值观迷失、崩溃，精神颓废甚至也成了一种时尚。就国与国而言，由于不同的利益纷争、不同的、不同的文化习俗、不同的价值观等说不尽的原因，导致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各种帮派组织之间的冲突与战争不断，恐怖主义蔓延。当今社会人们应该重新审视过去所奉行的哲学和价值观。
中国传统思想世界观是和谐的世界观，讲天人合一，强调整个世界的和谐与统一。天地人“三材之道”并行不悖，并育而不相害。宋儒主张“人与天地万物一体”，要以仁德之心对待天地万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和谐的世界观要求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奉行的准则是“忠恕之道”，强调的是对人的关爱与尊重，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传统辩证的思维模式是中国古代各种有影响的文化形态所共有的思维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特质。这种思维方式很多表现为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的完善方面。如子曰，为人谋事，“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孔子还告诫人们，对于交友要注意正、反两个方面。他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又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
儒家倡导“中庸之道”，就是讲：“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之道”要求在思考和处理问题时，力求中和、持平、稳定，注意公平协调两方面的关系，做到“允执其中”、“致中和”的程度，既反对过火，又反对不够。“中庸之道”的出发点是儒家的“仁义”之德，提倡“和谐”和对人的关爱与尊重，从思维方式上反对固执、片面、偏谢。这种思维方式对当今社会是大有裨益的。当今社会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下，思考和处理人际关系，思考和处理一般学术与社会文化问题、社会与生活问题，就应注意“致中和”、“允执其中”，应提倡协调、稳定、安宁。当然，“中庸之道”与无原则调和矛盾有本质区别。
三、倡导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怀、尊重和人格平等，以消融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冲突与矛盾
今天，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以及网络科技发展使人们感到地球就像一个地球村，人们之间的距离从未像今天这样近。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又是如此遥远，人们深切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孤独、隔阂、矛盾和冲突，不仅不同的国家间、宗教间、民族间、文化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就是个人自我人格也存在矛盾分裂，这是当今文明的一个矛盾，是在精神深处困扰人们心灵的沉重隐疾。萨特认为现代人一方面要设法从他人的掌握之中解放我自己，另一方面他人也在力图从我的掌握之中解放他自己；一方面我竭力要去奴役他人，另一方面他人则又竭力奴役我。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所要面临的现实。
儒家人格价值观饱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真切关怀、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尊重、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尊严平等。在儒家人格观中，天地间只有人至尊至贵，《周易》把人与天地并称为“三才”，人是万物之灵，因此儒家主张尊重爱惜人，应该把人当人看，用人的方式对待人，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一种真诚的相互关怀，这就是儒家通常所说的“仁者爱人”。孔子特别强调尊重他人的做人意愿和人格，认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讲“忠恕之道”，忠指忠心、忠实、忠人之事，“恕”为宽恕、宽和。这些思想在《礼记·中庸》中被概括为“仁者人也”。要求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把别人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看待。孔子还要求待人都应做到“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
儒家这种人格思想贯穿了三个原则：一是人道原则，肯定人的尊严，主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建立爱和信任的关系；二是理性原则，肯定人同此心，人是有思想意识的人；三是平等原则，在人格上不分贵贱，人都具有善的本性，只要通过努力都可以成为“圣人”，正如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儒家“仁学”人格价值观是不同的人之间、不同的国家之间、不同的民族之间、不同的宗教之间、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相接相处之道，是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世界的普遍和谐之道，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生命感通。儒学人格价值观对于克服现代人的人格分裂和精神危机有重要启示。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否定的态度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视中国传统思想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障碍，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不斩断与传统的联系，就无法实现现代化，把中国社会的愚昧、落后、腐败，乃至被动挨打的根源统统归罪于传统思想，不加分析地毁辱传统。当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审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时，我们固然要看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存在糟粕的一面，对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批判否定，但同样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存在优秀的一面，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文化发展传承的规律性，我们今天的思想文化是由过去发展而来，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如果因为传统思想文化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就对传统思想文化一味否定，这是，是不尊重思想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如何对待人类文化遗产都曾有过经典论述，特别是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强调：“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因此，又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今天，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高度工业化后带来的社会问题，纷纷转而向东方文化寻求思想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说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现代价值不容低估。传统与现代化是统一的，它们之间的历史渊源不能割断，传统与现代有着血肉联系，我们应该主动地去改造和吸收传统，使其实现自我更新，为现时代服务。
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绝不是社会前进的包袱，更不是历史进步的阻力，而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动力。尤其面对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内涵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原英人香港第22任总督葛量洪于1958年“五四”前夕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演时，以他多年对中国的了解，说道：中国文化最为高深，千古以来，世界上古老文化能绵延不绝，至今仍然光芒万丈，屹立不摇，只有中国文化。……21世纪必然是中国人的世纪无疑。
不过，我们认为中国文明的再度崛起，必以传统文化的中道文明、宽容和谐、扶助弱小，并以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化育精神，吸收、融合先进文化，创造出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当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审视当代思想文化时，我们会发现这个时代的思想观点复杂纷呈，不同的思想观点以及价值观相互冲突、激荡，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以及价值观是多元的。然而，正是这种相互矛盾、冲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蕴含着人类精神世界的失落与分裂。
当今世界一方面是科技进步和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另一方面也使得现代文明陷入深重的危机：因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生态系统使得人类生存环境日趋恶劣，因竞争的加剧而导致人际关系的隔阂、冷漠，因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而带来人的行为失范等等。
现代文明给人带来的伤害不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伤害，它导致人自我的失落，价值观的崩溃，人文精神的枯竭。马克思在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时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面对现代文明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梳理这一切，以理性的心态、以多维的价值系统和评价尺度来审视中国传统思想，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思想对缓解现代社会精神危机、培养现代人健全的精神人格具有重要意义。
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会发现传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历史长河中多种思想文化元素的综合体，经过多个时代不断淘汰、选择、积淀而成。它是在历史的延续中积淀起来的，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的，没有延续和积淀就谈不上传统，同样没有发展和变迁也就没有传统。随着历史的发展，其中一些传统会成为历史的陈迹而被送进博物馆，另一些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传统则在新的时挥重要作用，与现代社会和新的文化因素相结合，在新的历史时期形成新的传统，这是思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共有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线的内涵括其他各种不同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构成体系。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意味着“过去存在过的一切”遗存物，其更深层的含义在于，传统文化是一种传承的思想观念之流，是一种价值取向，是开启于过去而融透于现在又将延续至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发展形成的独特的精神信念和价值意识，它在社会机体组织以及人们的心理深层结构中有着不可替换的生命力和潜影响力，这些也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和意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为。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历史上百家争鸣、儒道互补、儒道释相互融合等等，各种思想相互融通，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或国家文化素质的鲜明特征和突出表现。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受该民族的文化特质决定，并反过来表现和影响着该民族的文化素质及其发展变化。说儒家思想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是从儒家文化对构建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和作用来讲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世界思想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的鲜明“民族精神”或“民族个性”。
当我们以马克思主义辩证的观点，多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发掘和论析，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着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内涵，而且蕴含着鲜活的生命力。
一、以人文主义的情怀化解科学主义对人类带来的伤害与困惑
在当代科技与人文严重对立的情势下，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人文主义情怀对于化解科学主义对人类带来的伤害与困惑无疑是一剂良药。
近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这无疑是科技主义的成功一面，然而也使得现代文明陷入深重的危机。人们在科技的引领下肆无忌惮地追逐自身的经济利益而破坏生态环境，使得地球生态面临严重危机，而且在科技引领的工业文明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和威胁面前，个人的力量显得那样渺小，人们似乎无法改变这一切。科技对世界的改变无处不在，在科技这头庞然巨兽面前，人是科技的奴隶，是满足各种现代机器运作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有时“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带来物质产品极为丰富，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人们无休止追逐利益和财富，竞争的加剧，导致人际关系的隔阂、冷漠，因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而带来人的行为失范等等。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看待科技和工业文明的利与弊时，就会深深感到科技不能背离人文，科技是属于人的科技，科技应该具有人文的内涵，必须用人文的理念和价值观驾驭科技这头猛兽，只有这样科技才能造福于人类，否则，只能给人类造成无尽的灾难。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中心重在人文，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思维方式的一大特质，这一点以儒家表现最为典型。儒家以仁作为最高价值取向，仁既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内核，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仁的内容是“仁者，爱人”、“泛爱众”、“忠恕之道”等，这就是儒家文化所影响的中华民族基本心态的重要体现。根据这种心态，中国人传统上注重人和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亲和关系。儒家另一个重要概念是礼，规范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是仁的价值的外在体现。礼是人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以仁为最高追求目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仁”与“礼”互补互用，人的行为应具有“仁爱之心”和“博爱”情怀。这种人文情怀在价值观念上的反映就是“重义轻利”、“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中华民族心理的优点是朴实、厚道、待人以诚，从而导致社会和谐稳定，秩序井然。这无疑对于培养现代社会健康的人格价值观具有借鉴意义。
儒家以“人”为贵，以“民”为本。在儒家看来，“仁”以及“仁者，爱人”是最高的文化范畴。孔子当初只把“仁”看成是人的一种道德属性，也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存在。后来，儒家的继承者们不仅把“仁”看成是人的道德属性，更把“仁”视为宇宙和自然的属性，看成为世界最高存在。因此，儒家总是以“仁”或“人”为最基本的思维对象与内容，从而给儒家的思维方式带上了“人文主义”的特色。在儒家看来，“仁”是人们一刻也不能失去的。孔子甚至还提倡：“当仁，不让于师。”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诗”和“礼”都是“仁”的外在表现，是人与人之间感情关系的描述与规定。这些都说明儒家把以“人文”为基本内容的思维扩散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由儒家所奠定的“人文主义”思维的特质是强调入的感情因素，重视人在天地间的主体地位，一切从人出发，最后又都复归于“仁”或“人”。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思维，具有鲜明的对人的关爱与尊重的特性，倡导感情和谐和崇尚道德的价值。在现代社会危机问题普遍存在且日趋严重的历史条件下，“人文主义”的思维更是一种难得的思维品质。
二、以“和谐”、“中庸”的世界观寻求对分裂世界的互通与融合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看世界，就会发现在当今物质文明空前繁荣背后，是敌对与分裂日益加剧。就人与人而言，许多人沉溺于拜金主义，狭隘的功利主义原则极度扩张，人的道德、尊严等一切都可以商品化，大干世界的人格呈现异化，人们价值观迷失、崩溃，精神颓废甚至也成了一种时尚。就国与国而言，由于不同的利益纷争、不同的、不同的文化习俗、不同的价值观等说不尽的原因，导致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各种帮派组织之间的冲突与战争不断，恐怖主义蔓延。当今社会人们应该重新审视过去所奉行的哲学和价值观。
中国传统思想世界观是和谐的世界观，讲天人合一，强调整个世界的和谐与统一。天地人“三材之道”并行不悖，并育而不相害。宋儒主张“人与天地万物一体”，要以仁德之心对待天地万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和谐的世界观要求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奉行的准则是“忠恕之道”，强调的是对人的关爱与尊重，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传统辩证的思维模式是中国古代各种有影响的文化形态所共有的思维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特质。这种思维方式很多表现为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的完善方面。如子曰，为人谋事，“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孔子还告诫人们，对于交友要注意正、反两个方面。他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又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
儒家倡导“中庸之道”，就是讲：“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之道”要求在思考和处理问题时，力求中和、持平、稳定，注意公平协调两方面的关系，做到“允执其中”、“致中和”的程度，既反对过火，又反对不够。“中庸之道”的出发点是儒家的“仁义”之德，提倡“和谐”和对人的关爱与尊重，从思维方式上反对固执、片面、偏谢。这种思维方式对当今社会是大有裨益的。当今社会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下，思考和处理人际关系，思考和处理一般学术与社会文化问题、社会与生活问题，就应注意“致中和”、“允执其中”，应提倡协调、稳定、安宁。当然，“中庸之道”与无原则调和矛盾有本质区别。
三、倡导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怀、尊重和人格平等，以消融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冲突与矛盾
今天，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以及网络科技发展使人们感到地球就像一个地球村，人们之间的距离从未像今天这样近。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又是如此遥远，人们深切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孤独、隔阂、矛盾和冲突，不仅不同的国家间、宗教间、民族间、文化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就是个人自我人格也存在矛盾分裂，这是当今文明的一个矛盾，是在精神深处困扰人们心灵的沉重隐疾。萨特认为现代人一方面要设法从他人的掌握之中解放我自己，另一方面他人也在力图从我的掌握之中解放他自己；一方面我竭力要去奴役他人，另一方面他人则又竭力奴役我。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所要面临的现实。
儒家人格价值观饱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真切关怀、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尊重、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尊严平等。在儒家人格观中，天地间只有人至尊至贵，《周易》把人与天地并称为“三才”，人是万物之灵，因此儒家主张尊重爱惜人，应该把人当人看，用人的方式对待人，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一种真诚的相互关怀，这就是儒家通常所说的“仁者爱人”。孔子特别强调尊重他人的做人意愿和人格，认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讲“忠恕之道”，忠指忠心、忠实、忠人之事，“恕”为宽恕、宽和。这些思想在《礼记·中庸》中被概括为“仁者人也”。要求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把别人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看待。孔子还要求待人都应做到“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
儒家这种人格思想贯穿了三个原则：一是人道原则，肯定人的尊严，主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建立爱和信任的关系；二是理性原则，肯定人同此心，人是有思想意识的人；三是平等原则，在人格上不分贵贱，人都具有善的本性，只要通过努力都可以成为“圣人”，正如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儒家“仁学”人格价值观是不同的人之间、不同的国家之间、不同的民族之间、不同的宗教之间、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相接相处之道，是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世界的普遍和谐之道，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生命感通。儒学人格价值观对于克服现代人的人格分裂和精神危机有重要启示。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否定的态度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视中国传统思想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障碍，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不斩断与传统的联系，就无法实现现代化，把中国社会的愚昧、落后、腐败，乃至被动挨打的根源统统归罪于传统思想，不加分析地毁辱传统。当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审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时，我们固然要看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存在糟粕的一面，对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批判否定，但同样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存在优秀的一面，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文化发展传承的规律性，我们今天的思想文化是由过去发展而来，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如果因为传统思想文化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就对传统思想文化一味否定，这是，是不尊重思想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如何对待人类文化遗产都曾有过经典论述，特别是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强调：“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因此，又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今天，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高度工业化后带来的社会问题，纷纷转而向东方文化寻求思想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说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现代价值不容低估。传统与现代化是统一的，它们之间的历史渊源不能割断，传统与现代有着血肉联系，我们应该主动地去改造和吸收传统，使其实现自我更新，为现时代服务。
传统文化论文范文6
本文认为，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争论（诸如抽象继承、选择继承、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创造性转化论、综合创新论等等），凸现了同一个课题：文化整合。作者由此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和合学"主张，并从哲理上系统阐发了这一学说，论述了和合之真及所蕴含的"融突论"的基本内涵；追究了和合学五义及融突论的根据；强调了理论学说的生命力在于适应时代的呼唤；而和合学是求索现代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的化解之道，是文化方式的最佳选择和最优化的价值导向。作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所整合的人文精神的精髓，和合学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五大原则，是21世纪人类的最大原理和高价值。
一
在此世纪之交之际，中国文化面临着西方的挑战、现代化的挑战和同一文化圈内部的挑战。在这种情境下，中国文化如何作出回应？归结到一点，便是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一百年来，中国人就如何或怎样现代化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索，展开了中西文化各方面的比较，提出了形形的主张。就继承传统文化而言，有抽象继承，选择继承，宏观继承，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就中西文化的体用而言：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中西为体与中西为用，中西即体即用与非体非用；就传统文化的创新来说：有现代解释，客观解释，创造性解释，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分析地扬弃与综合地创造；还有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论，全盘西化论，以及复兴儒学论，儒家文化第三期发展，返本开新论等等，莫衷一是，均有其提出的时代与文化背景，有其合理的内涵和学术价值。
然而，尽管提出了这些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种种主张，为什么中国仍然未能走向现代化？其中有政治的、制度的、经济的种种复杂问题，也有价值观念、文化素质、思维方式方面的问题。但就这些主张的本身来说，都属于如何怎样实现现代化的方法、手段问题，是一个坐而论道、纸上谈兵的谈资，而未能落到实处。
为什么会流于纸上谈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价值观的价值标准、价值评价、价值理想问题。譬如：什么应当批判或抛弃？什么应当继承或选择？中学应当以及为什么为体、西学应当以及为什么为用？解释和理解应当以什么为标准？创造性转化应当如何转化和转化出什么？综合创新以什么为新？新之所以为新？为什么彻底决裂？什么为全盘西化？如何全盘西化？复兴儒学应复兴什么？如何以及应怎样返本？返什么本？开什么新？等等。
价值是关系的概念，是指客体（自然、社会、他人和某种客体形式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变化）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肯定与否定、冲突与融合）的关系。人把自己生存于其中的外部世界作为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和发展的对象，外部世界亦是具有满足人的需要和发展的可能，这种客体世界与人的主体需要的关系，称为价值关系。价值标准是指主体的客观需要和利益在人的价值关系和价值活动中，具有尺度的性质和功能。①
价值评价标准取决于诸多因素，基本上有：一、人的需要和利益，它以各种方式反映在人对待事物的态度中，成为评价标准的一个内容；二、客体现实情境的可能与不可能的形式，决定人的"应该"与"不应该"的界限，这表现为不同时代对待不同事物的不同态度中的内容；三、价值理想的合理与不合理形式，决定人的"应该"与"不应该"的界限。此三者的统一，便是价值评价标准的基础。然而，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民族国家、不同思维方式的人的利益与需要以及对客体可能形式、价值合理形式的理解都不相同，因此，判断什么是应予肯定的、继承的、有价值的精华，什么是应予否定的、批判的、无价值的糟粕，都会随历史朝代、民族国家、思维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出现种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评价。这说明好与坏、肯定与否定、正价值与负价值、精华与糟粕的区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否定什么，继承什么，均受不同价值观念的制约。
当代中国文化的转型，从方法与手段而言，与唐宋时期有某些相似处。唐宋时面临着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战，中国本土道教文化的挑战，出现了释盛儒衰的情境。宋代还面临唐末五代十国社会大动乱之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心灵的冲突的挑战。当时对儒、释、道三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方法和手段，试图在兼容并蓄中使传统经学儒学与当时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和利益相适应。然而，从唐到宋初的兼容并蓄的方法和手段，并没有对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战作出积极回应，未能复兴儒学，以致韩愈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的简单化作法，反衬出佛、道文化挑战的威胁下儒学的危机。到宋初，虽然仍然实行兼容并蓄，但一些学者对佛道采取激烈批判的态度。孙复说："汉魏而下，则又甚焉。佛老之徒，横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②孙氏重在从伦理道德上批判佛道所造成的破坏和失序，李觏则从富国强兵方面批判了佛道。但是，他们的批判并没有创造出新的学说和观念，并未使兼容并蓄的方法得以落实。
直到程颢，"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③这一体贴使儒、释、道三教的兼容并蓄的方法落到了实处，即朱熹所说的有一个安顿处、挂搭处，并开创了理学的新时代。宋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化对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战作出了成功的回应，佛学和道学均被融摄在理学之中，凸显了中国文化能经受各方的激烈冲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亦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各方面精华智慧，改变自己的理论形态，以适应当时社会的新环境的需要。以现代的话说，即从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文化。
今天，中国文化所面临挑战的内涵、性质、特征虽然与唐宋有异，但情境、形势与宋有相似之处。作为如何和怎样走向现代的方法、手段，诸如抽象继承、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等等，与兼容并蓄之名虽异，但作为文化整合方法、手段，其实相同。
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能仅停留在怎样或如何现代化的方法的争论上，方法还可以提出很多种，但并不能解决现代化如何实现的问题。笔者提出和合学，就是试图思考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现代化的挑战下，如何作出一种回应，以适应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利益和需要。
二
和合是中国文化的首要价值，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生命的最完善的体现形式。
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过程中各元素、要素的优质成分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
宇宙间一切现象都蕴涵着和合，一切思维都浸润着和合。在和合的视野中，自然、社会、人我、心灵、文明都是和合，乃至存有的追根究底，亦是和合。存有就是和合论，即是对和合经验的反思、梳理和描述。和合如何可能？和合的本质是什么？和合如何或怎样是一个真？
和合之真，是和合关系之真，即"融突"关系之真。和合而有事物的本质，事物本质只有在和合存有，无和合亦无所谓事物本质，通过和合才能有张力。它是如何的真？可谓是差异和生之真，存相式能是和合的本质形式义，冲突融合是和合的变化超越义，汰劣择优是和合的过程真切义，烦恼和乐是和合的艺术美感义。统此五义，即"融突"关系之真的和合整合。
（一）差异与和生。天地间万事万物是依"和"或"合"而有的"和合者"，外于和合而有的"在"，为"非在"；"非在"转换为"在"，必待和合，经和合而拥有"在"的质或式。故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①共名的事物是和合，殊名的一事一物亦是和合。和合就是差分，只有差分和异质，才能回应"如何与怎样和合"是可能的。
和合是差分、异质元素及多元要素和合而生生。唯有和合，才能变易、转换为新生命、新事物，故和合是新生命、新事物作为和合者之"在"或"有"的一种根据或根由。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西哲学思维的差异。西方的神创思维持一个被普遍认同和强化了的"创世记"说，天地万物最初从哪里来？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犹太教、基督教预设了一个唯一绝对的、全知全能的客体精神来创造世界万物。中国没有这样的一神创世记说，哲学家们为了回答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问题，采取了解"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的"观"的方法，并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体认，由男女（夫妇）交合而生出新生儿，新生儿的本质即在和合中存在，由此而推及天地万物的化生："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②"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③这就是天地、阴阳、夫妇各种差分、异质元素的和合而生生。
（二）存相与式能。天地间的存有都是"相"，无论物相、事相、心相，还是道相、法相、名相，都是存有之相。存相分殊，分殊而有别，别即有对待。千差万别的存相，便是差异分殊，差异分殊便有冲突，冲突就需要选择，相亦是选择，由选择才能转换为式能。
式能是指存相方式的种种潜能，亦指存相所涵蕴的潜能方式或潜能结构。如日月星辰、四时运行的自然存相的和谐而有秩序的潜能方式。人心身、家庭、社会、国家的存相的和睦而有序的潜能结构。潜能结构与方式在种种冲突中选择一种式能，转换或走向和谐有序。式能是即存有即活动，即方式即潜能。存相的殊途同归，便是式能展现为自然的、社会的、人际的、心灵的和合。作为方式潜能的"能"，是无限的、活泼的、日新的，是天地万物存相的动力和生力。
（三）冲突与融合。冲突是指诸元素性质、特征、功能、力量、过程的差异和由差异而相互冲撞、伤害、？牾状态。冲突包含差异，是差异的激化。宇宙间没有无冲突的自然、社会、人生、心灵和文明。冲突既有原结构方式的突破、破坏；又有秩序结构的冲击、打散。由无构、无式而需要重建结构、秩序、方式或继存过程中，各自的生命潜能、力量、特质、价值均有赖于另一方的聚会、渗透、补充和支援。融合在冲突过程中实现，它标志着新结构方式或方式结构的化生。冲突是融合的前提，融合是冲突的理势。现代人类面临着种种冲突，怎样化解此种种冲突，是人类文化生命之所在和时代人文精神之精髓。这便是更高层次，即和合。和合包容了冲突和融合，作为冲突融合的和合体，它是一种提升，使原来的冲突融合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冲突只有在新的和合体中，才能继续发展和获得价值。冲突需要融合来肯定和认可，融合的正面价值，亦需要冲突来肯定和定位。冲突就是生活，融合亦是生活，融突的和合体，便是生活体。
（四）汰劣与择优。和合是诸多差分元素之优质成分的和合，并形成新事物或新结构方式。何为优质、劣质？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笔者既不简单地划分彼此优劣，亦拒斥依某一时期政治权力意志的需要而定优劣。在这里仅提出判断优劣成分的价值原则，其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现实层面，即公平、正义、合理；二是超越层面，即真、善、美。优质价值原则的规定，是以预设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有优质元素、要素存在的价值判断，这是一种先定法。在历时态和共时态的时空中，吸收一些元素、要素和合成新结构方式；新事物的过程若失败，重又分解成元素、要素，于是便吸收另一些元素、要素和合成另一种新结构方式，并在时空中较稳定地生存下来，这是后定法。
以和合为汰劣择优的真切义的过程，和合就是一个不断符合真切的过程。选择说到底是主体人的选择，择优是主体人在选择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汰劣是对于差分中有符合于和合需要的元素、要素的淘汰。汰劣是冲突原则，择优是融合原则，由择优构成了新和合体。
（五）烦恼与和乐。人活在世上就包含烦恼、不安、困惑、痛苦、恐惧等等，这是人的精神生活受逼迫而成。人的烦恼、焦虑、困惑、痛苦的原因千差万别，有政治的、经济的、自然的、社会的、人际的、心理的、生理的、情感的等等。烦恼、痛苦等是人类普遍的主观感受，由于人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文化观念、地位、阶层的氛围中，其主观感受亦差异。每个生命实体的心灵中都有生存意欲和生命的意识，以及追求快乐、幸福、自由、富贵、长寿等强烈愿望，便与人的必死的局限、痛苦、贫贱、短命构成相对关系。
生与死的冲突，贫与富、贵与贱的冲突，哀与乐、善与恶的冲突，对人生生命构成一种精神上的压抑与紧逼，因而产生恐惧感、孤独感、疏离感、使人的精神与心理失去平衡，而有烦恼痛苦。因而有人便要求在精神生活结构方式上有所改善，以获心情的宁静、和乐。心灵不和不乐，便会唤起贪欲诈伪之心。"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①
和合能协调、和谐人的精神生活中的烦恼、焦虑、孤独、空虚等冲突，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由人和而天和，进而是人乐而天乐的天人和乐的和合心灵境界。无论是和而合，合而和，还是和合，合和，都以差异、冲突的存在为"在"，而否定"一律"、独尊、独断，才能构成冲突融合或差分融合的和合体。这个和合体犹如一曲美妙的交响乐，由各种不同的乐器，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正因其不同，才能以其内在的和谐，深刻的意蕴，高超的艺术，呈现人对于自然、社会、人生、心灵的真谛的感受。即使是独奏，也是这一乐器所奏出高低、迟速、轻重等不同音律的融合。这就是"和六律以聪耳"②，方成一美妙动听的乐曲，给人以美的享受一心灵的愉悦，使人心理平衡，思虑静定。若只有一种声音，便"声一无听"③，是使人心烦意乱的噪音。
和合五义，都蕴涵着"融突"理论，即关于融合冲突关系的理论，简称"融突论"。差异一存相一冲突一汰劣一烦恼为"突"；和生一式能一融合一择优一和乐为"融"。融突统一、提升，即是和合。和合此五义，即是和合意蕴的内在结构方式：和合第一义，有自性，才能生生，差异和生，生命生生之所本；第二义，有本质，才有形式，存相式能是变化日新之所本；第三义，会变化，才会超越，故冲突融合为大化流行之所本；第四义，有过程，才会真切，故汰劣择优是对称整合之所本；第五义，有艺术，才有美感，故烦恼和乐是中和审美之所本。差异和生的絪緼原理，存相式能的选择原理，冲突融合的变化原理，汰劣择优的互动原理，烦恼和乐的平衡原理，是"和合论"的五原理，这便是"融突论"和合的基本内涵。
三
所谓和合学，是研究自然、社会、人际、人身心灵及不同文明中存在的和合现象，与以和合的义理为依归以及既是涵摄又超越冲突、融合的学问。
凡存在都涵蕴着"融突"，大至日月星辰，小至草木蝼蚁，都是融突和合。和合宇宙是无数自性关系、本质关系、变化关系、过程关系、艺术关系的整合结构方式。和合无所不在，无处不有，一切融突存在，都是和合存在。这就是和合学所要研究的。
下面我们从和合人文精神的原则切入，来凸显和合学的意蕴。
（一）然与所以然。和合的主旨是生生，生生是不息的流程，是新生命的化生，体现了对生命存在的关怀。生生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华。中国哲人在对于内在生命力量和外在环境变化相交识的深刻体验中，领悟到人生生命的尊严、价值和意义，爆发出对于生命生生的活力和对于真善美境界的快乐的深沉感受，以生为乐是一基本价值取向。孔子、颜回对于生的乐道精神，体现精神生命的文化价值，开出了中国文化的个性路向--积极入世的人间性、道德性、政治性。个体生命的超越和升华，便是普遍的德性。对于地间生命的普遍关怀，孕育了中国文化对普遍生命价值、作用的尊重。
如何生生？怎样生生？生之后所以然，本身便是和合或合和。"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①和合学是对如何生生的为什么的追究，即诸多异质元素、要素为什么冲突融合？为什么冲突融合而生生新事物，新结构方式？以及新事物、新生命化生的所以然的探讨，亦是对和合生生的生命力源泉的寻求。因此，和合学亦即新生命哲学，新结构方式学说，即生生哲学。
冲突融合而生生不息，这是然，犹如"一阴一阳之谓道"。为什么"一阴一阳之谓道"，犹如为什么冲突融合而生生。"所以一阴而一阳者，是乃道体之所为也。"②道就是阴阳的所以然，而和合就是冲突融合生生的所以然。
（二）变化与形式。和合作为差分存相的式能，存相便是有待，有待就是有变化；式能作为存相方式的潜能，是存相涵蕴的内在潜能方式和外在潜能结构。式能是存相之为存相，以及存相存在的性质、状态、结构的获得的能。有此式能，便能呈现存相的种种形式。存相是形式，式能相作为有冲突的存在，亦日新变化。"变"的初义是"更"，即易常之意。生生的后一个"生"字，便蕴含着变易的意味。"化"是教化，人通过教化，便改过迁善。
和合的"融突论"，在某个意义上说亦是变化论。"突"就是冲突、对待，"融"是到了一定限度，便进入顿变的阶段，是新生命的化生。《周易》以"易"命名，即蕴含变易之义。64卦的总体结构方式和每一卦卦画结构，都以阴（--）与阳（--）为基本元素、要素，阴阳异质对待变化而变易各不相同的卦，其所蕴涵之义亦异。《易传》运用《易经》的结构方式，又超越此结构方式，以天地变化来论证新生命的化生。因此，变化日新是和合生生的普遍原则。
和合学是对于存相式能是什么与为什么的追究。它是对诸多元素、要素构成新事物、新生命的中介转换机制的探讨，是对于存相变化日新的生命力潜能的寻求。和合学也是对于存相式能的各种理解与解释的理论反思，包括这种理论前提能否成立、是否合理，以及这种理论形式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思考。和合学试图和合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公共理性与分殊理性之间的两极对待，以"融突论"为指导，达到和合境界，即使之成为冲突融合的和合体，亦即元体。
（三）流行与超越。冲突涵摄天地，融合亦涵摄宇宙。宇宙间万物万物都是"融突"的大化流行中的存相与大化流行中的式能。一切事物都要在大化流行中被冲洗出来，即剥光了层层服饰，而显其真元。因此，冲突融合的大化流行，本身便是汰劣择优的过程，它毋需预设价值原则，这就使诸多元素、要素的优质成分的和合为新事物成为可能。
宇宙是一个大化流行，万物的"资始"、"资生"，乃"乾元"、"坤元"之大化，"云行雨施，品物流形"③。为什么宇宙大化，周流六虚？为什么为道屡迁，妙用莫测？非上帝之使然，亦非天的主宰，乃和合体内在的异质差分元素、要素的互相冲突、碰撞，也即和合中变化、交感、动静之潜能的展现，而有絪緼、摩荡之相。此变化、交感、动静之潜能，无以名之，名之曰"神"。《易传》说："知变化之道也，其知神之所为乎。"①此"神"非为实体性鬼神、神灵、上帝，乃神之潜能的发动，无限微妙，神妙莫测，"阴阳不测之谓神"。②阴阳变化，不可测度，叫做神。"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③。神的不可测度，就是妙。朱熹认为，神是阴阳变化的所以然④。由阴阳变化，推而宇宙大化流行，均是神之所为所使。神之所为所使是"自造"，就是自然而然的"为"和"使"。自然而然即出于和合体内在的潜能，它无迹可见，运于无形。"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⑤，宇宙大顺大化，不待征于色，发于声，人莫知其所以然之妙，可称谓为神，或称为"神化"。
和合学是对于宇宙大化流行的动因的追究，它既涵摄又超越冲突融合。只有超越冲突融合，才能涵摄冲突融合的原因和根据；也只有超越，才能成为自由和合与和合自由的根由。超越基于价值理想的追求和价值导向的理势。
（四）对称整合。优与劣是对称的价值判断，汰与择又是相对的主体态度和方法。中国的"太极图"最鲜明地体现了对称原则，即宇宙间各种现象在形态、结构上相对称的表征。"太极图"是由缔合转换所引起的对称。对称亦被解释为在分界面或正中面侧的部分具有对应的大小、形状和相对位置，这是左右对称，还有中心对称等等。
对称也是事物整体统一性中的系统与系统内部各要素、元素间的一种相应的等价性关系。这种关系提升为概念，如左右、上下、徐疾、动静、形神、有无等。如果系统经过一定中介选择交换后发生了变化，就是非对称，非对称即对称的破缺。对称与非对称是系统转换发生前后的两种状态，非对称是系统内部的不同要素与系统、环境之间差异所引起的冲突表征。冲突就意味着重新整合，亦意味着否定。经过某种转换，又出现新的对称。
这里所说的某种转换，包括整合的方法。整合是关于诸多元素与要素统一所构成一整体结构。冲突包含对称，融合包含整合。因此，对称整合与融突相联结。对称的差异，意味着相对相成，而非独对独成。相对意蕴着此消彼长，即在对称相对中择优。故对称整合，即是汰劣择优，而达整体的统一和谐。
和合学的本旨是和，它是对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的整体之和谐、协调、有序的探索；是对于什么是优与劣的为什么的追求，以及什么是优劣的价值原则的为什么的追究。对称整合作为中国人文精神的原则，在诸多元素、要素的优质成分和合为新事物、新生命中，起着重要作用。对称整合是和合学的内在的与外在的结构方式，汰劣择优是和合学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尺度。亦是和合学所关心探索的课题，以求和合新生命的生生不息。
（五）中和与审美。有差异，才有中和。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存在差异中和，人的精神生活中亦存在差异中和，诸如人心的焦虑、苦闷、孤独、烦恼、痛苦等等，都是人生生命存在中由种种内因外缘所引起的对人的心灵的刺激的回应。如何协调、和谐人的精神生活中的烦恼、痛苦等冲突而获得和乐愉悦，这需要在承认差异冲突的情境下，处理好种种关系。春秋时，"和合"从五行和而生物，已推衍到社会生活以至精神生活领域。如治疗精神生活中的烦恼、痛苦等，也要从各个方面着手。《诗经》上讲"和羹"，《左传》、《国语》讲和声、和味、和政等，中和之美感，与人的心灵密切契合。⑥中和作为审美对象的价值，需要通过主体的实践和感受。若无主体的感受和交往活动，中和之美只是一种潜能方式。荀子认为，中和之声能激起主体内心情感的发动，以协调、和谐人心灵各种冲突、差异。①《乐记》认为："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②中和之声的审美价值，就在于净化人的心灵，使人的心理失衡、情绪失序、精神失常等得以调理，达到血气和平，和美愉悦，并收到移风易俗、天下安宁效果。
和合学是和乐、和美、和和，它是对人类精神生活之所以有烦恼、苦闷、困惑、痛苦的原因以及造成这种原因的自然、社会、人际、心灵和文化、政治、经济、环境关系的追究，是对于如何修养心性的所以然的探讨；是对于什么是审美价值的为什么的追究。
和合学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和之为美的审美价值的反思，以及对于审美方式、审美结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是中和，道家文化和墨家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亦是中和。因此，和与中和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精髓。所以，和合学亦是关于和合之所以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原因、根据的探索，换言之，是什么原因或能量使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生命智慧呈现为和合，以及为什么和合构成中国文化和生命智慧的稳定结构。
和合学五义与合五义相对应，蕴涵"融突"理论与对于"融突论"根据的追究。和合学义蕴与和合人文精神的原则相契合，并通过纵横互补律、整体贯通律，达到和合艺术境界。
四
21世纪人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冲突。概而言之，有五个方面，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它们关系着人的生命存在和利益，以至人人均不可逃。为了索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的化解之道，东西方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和设计。但笔者认为，任何理论、学说和设计的生命力，不在于其言词表述的高深玄妙，而在于能否化解现代人类所面临的冲突和挑战的现实，即是否适应现代人类的需要或时代的呼唤。若以此为价值标准来审视一切文化，则无所谓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绝对界限，也可以跳出传统与现代两极二分的框架。世人便可以转换视角，用一种新的"融突论"的和合观念，即和合而化生新生命、新文化的观念思考21世纪人类文化战略问题，从而超越长期以来纠缠不清而又道说不明的东西（即中、西）和古、今（即传统与现代）文化论争的情绪。
笔者认为，化解人类五大冲突之道，和合学是最佳化的文化方式的选择和最优化的价值导向。和合不仅是中国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亦是东西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它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所整合的人文精神的精髓，亦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可获共识。
基于这种"和合"观念，以"观"人类21世纪所面临的一大冲突以至种种多元冲突，人们可通过共识而获得五个中心价值或五大原理。这便是：
（一）和生原理。人类和一切生物、非生物，都由自然而生。生物、非生物的自身差分形成彼此的差异，又与外缘内因相联系。自然制造了人的生命，而又异化了人，人成为自然的主宰者；人亦创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自然主宰、支配人的生命。在这种互动中，人的生命与自然生命，应建构共生意识。因为任何一方的生命受到威胁或危害，另一方生命亦会遭到威胁和危害而不可逃，只有共同生存于这个"地球村"或"太空船"中，才能使各自的生命延续得到保障。人与自然关系可作如是观，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的以及各文明间的关系，亦可作如是观。和生意识是以"地球村意识"与"太空船意识"为基点和基础的。各民族、种族、国家、社会、文化、他人以及贫富、集团之间，都应相互和生；和生才能共荣共富，否则就会走向共亡。和生必然有竞争、斗争、冲突，如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但这种竞争、冲突，导向和谐、融合，即融突而和合，意蕴着新的生命基础上的和荣和富。换言之，共生意识要抽升为和生意识，使生态环境、生态社会人文、生态人际心灵、生态文明，皆依和生原理实现。
（二）和处原理。"共生"意识是与"共处"意识相联系的。人类既最善于共处，又最不善于共处。人与自然、社会、他人、心灵、文明，都处在各种各样形式的共处中，并在共处中生活活动。人类一旦离开与自然、社会、他人、他文明、以至心灵的共处，即不存在。人们欲自己生存，亦要让自然、社会、他人、他文明生存；人们相互共处，但由于其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文化素质的差异，亦会发生冲突和竞争。人们必须以"温、良、恭、俭、让"①的规范自律。人对于自然、社会、他人、他文明以及他人心灵，都应以温和、善良、宽容、恭敬、节俭、谦让的态度相互共处。这种共处意识应成为人类自觉的责任，故笔者称其为和处意识或和处原理。
（三）和立原理。人们囿于优胜劣败的偏见，总想显示人类无所不胜的力量，导致毁灭性地开发自然，砍伐森林，滥捕动物，以及制造种种大量高效杀人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等），总以对立面的消灭、消亡为自我力量的实现和和证明。其实任何东西都有自己独立的、特殊的存在形式、方式和模式。自然有自然自身生存、发展的独特方式；社会有社会自己选择各种各样生存方式的自由和发展道路；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生活活动方式、方法；文明有各个文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行为方式、语言文字，以至每个人的心理结构、性格、气质等等，大相径庭。对此，必须建立和立意识，绝不能唯我独尊，强加于人，霸权主义，以他物、他国、他族、他种、他人的失败消亡来使自己生存成功。这种和立意识，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③的精神，以开放的、宽容的胸怀，接纳自然、社会、人生、他人心灵与他文明，按适合于自己特性的生存方式和适合于自己实际的发展道路发展，不要搞一律、一个模式化，而是求多样、多元的和生、和处、和立，这便是和立意识或和立原理。
（四）和达原理。和立意识基于和达意识。人与自然、社会、他人、他文明、他人心灵都应共同发达。尽管自然生态环境各有优劣之分，社会制度、社会发展亦有先后、贫富的差异，文明的特征、风格、信仰也相距甚远，但既然共同生存于一个"地球村"或"太空船"中，就要允许差异的存在。各国、各族、各人、各文明既自己走自己的发达之路，亦要有和达的意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中国家，都应具有共同发达的意识。要知道发达国家是靠过去侵略、剥削殖民地或战争赔款来发达自己的，曾经把自己的不发达转嫁他国身上。发达国家应以和达意识指导、帮助不发达国家走向发达，而不应采取各种制裁、限制等等手段，延误其发达。任何国家、社会、人都在关系中生活，离开关系就无法生活。
假如发达国家与不发达中国家冲突愈烈，积怨愈深，贫富差距愈大，"地球村"世界就会发生动乱，"太空船"就会翻船，发达国家亦不会安宁太平。现代明智的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应具有长远的观念来观照不发达和发达中国家。和达意识是在当前多元文化、多元发展、多元样式各种错综复杂情境中求取协调、和谐，以获共同发达，这便是孔子所说的"己欲达而达人"，这种达人意识，便是和达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