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论点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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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论点

传统文化的论点范文1

一、倡导自强不息精神,加强人生态度教育

任何一个文明的民族都有独特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可以用《周易大传》的两句话来表达,即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所谓‘自强不息’即是发扬自觉性,坚持前进的精神;所谓‘厚德载物’即是以和为贵,宽容博厚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称为‘中华精神’。这是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核心。”(《张岱年全集》自序)。张先生这一段话言简意赅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政治制度、物质生产、科学技术、文化思想,还是民族关系、朝代更替,都是在不断发展的,而国家的统一正是在这种发展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加强的。这种力量跨越了时空界限,永远不会被摧垮、被泯灭的。相反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以极其旺盛的生命力,推动国家统一、人民团结、社会进步和繁荣。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笔极为宝贵的丰富的精神财富,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也是一种特殊的思想资源和教育资源。它既有用以建设新时期特色文化的功利性的一面,更有凝聚国人和世界华人,心向祖国、企盼祖国繁荣昌盛、富裕强大的道义性的一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就在于它以儒学为主体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也正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核心。

今天,我们对大学生在进行人格修养和道德价值观念的塑造时,必须时时处处提倡积极奋进、自强不息的有为精神;重视优良传统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这种文化传统,对内不断产生着强大的内化力和凝聚力;对外像一面旗帜,永远保持着一股强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

二、强化整体精神,注重人生价值观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精神实质,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所积淀起来并且渗透于民族精神和行为之中的整体意识。它也是在中华世世代代传递、流动的最具生命活力的东西,一方面通过历史继续发展、积累和传递,另一方面又用潜移默化的不同方式加以继承和发展。

儒家各派认为,社会是一个集合体,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或为家庭或为国家,或为天下中一员,所以群体的利益就是个人的利益,群体的荣誉就是个人的荣誉。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群体的共同意志,个人的价值只有在体现群体利益的过程中才有意义。群体受到损坏,个人的生活就失去了保障。因此,家、国、民族的利益总是第一位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以群体利益为重。在政治上,要有“大一统”的整体观念;在文化领域中,要有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宽容精神;在伦理领域,提倡顾全大局,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或局部利益以维护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儒家在强调群体利益至上的同时,并没有否定个体有其自身的价值。在个人和整体、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个体为善的主动性是重要的,只要经过艰苦的自我修养,“人皆可以为尧舜”,社会可以实现和睦相处。这种群体至上的思想观念,在当时对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人们的个性发展和正当权利的需要也起到抑制的束缚作用。但这种群体观培养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意识,增强了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励越来越多的人们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愿意以国家富强、人民乐业为己任,忠心耿耿,救国兴邦。

今天已不同于过去,但是,强调社会责任心,强调每一个人都应对社会、国家和集体负一定责任的要求,这与过去是相同的。因此,加强社会整体意识的传统文化教育,仍十分必要。孔子提倡的“和”,并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和顺,也不是老好人的作风,其主旨是和而不同。孔子的中庸思想影响到墨家、道家等思想流派,并逐渐成了中国人的处世原则,即中庸之道。中庸之道,要求人做事不走极端,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存小异,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这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扩大,维护统一的多民族间的团结,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无疑有着积极意义。但是,要求做事“言必有中”,一味强调平衡,也容易形成保守心理,形成胆小怕事、因循守旧的劣根性。对此,我们应该有所批判和扬弃。

三、借鉴“理想人格”,加强诚信教育

重视理想人格,追求人格完善,是中国儒家、道家和佛家一致追求的目标。而人格上要达到理想的境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则主要强调人格的“内圣”方面。“内圣”的基本精神是以“仁”为其内容的。所谓仁,即仁者爱人,即仁爱,是儒家规定的最高道德准则,“好仁者,无以尚之”,“仁者爱人”,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成了人最基本的道德原则。那么,怎样实现“仁”呢?孔子把“恭、宽、信、敏、惠”视为“仁”的具体内容。但在更多的场合,孔子却一再把人格的“仁”的内在规定突出地放在“义”和“节”这两个方面。孔子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后来的孟子亦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这种“义”这种“节”的确被封建社会后期的中国人所认同,并成为一种生活的道德准则。这种对善的人格理想的追求,使中国人重气节、讲情操的品德特别突出,从而在客观上孕育出了一大批正道直行之人。当然,这种执着追求人格“内圣”的倾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健康的民族人格和心理的发展,但它的积极意义也是明显的,在目前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多宣传些“德”的精神“义”的道理和情操与气节问题,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是大有裨益的。

对大学生理想人格的教育的基础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加强诚信教育。诚信教育要实行知行并重。一是理性认知,“知德”才能“行德”;二是实践体验,在行为中,把做事之道与做人之道相结合。诚信教育的一大难点就在于,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并非不知道一般的道德标准和是非善恶,而是出于种种原因明知故犯或表里不一,言行不一。这里存在着一种“人格分裂”和“双重标准”的现象,即要求别人或集体是一种标准,当涉及到自身的利益时,则另当别论。在价值天平上,功利的考虑重于道德的权衡。错误的价值取向导致是非模糊,认识混乱。“当老实人吃亏”、“老实就是无能”、“讲信用无用”等就有一定市场。这里有环境因素,有认知因素,也有心理问题。社会上功利主义盛行,信用缺乏造成的种种不良现象对学生尤其是涉世不深的中小学生是有较大的负面影响的。高校正面教育和引导存在一定程度的软弱无力状况,针对性差、有效性弱。那么教育工作者要振奋精神、知难而上,积极探索富有成效的教育理念、方法、形式和载体。诚信教育重在实践性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习”比“学”更重要。诚信的养成离不开社会关系。要积极创设有利于学生们相互交往的活动环境,包括正确引导学生在电脑网络交往中趋利避害,正确处理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辩证关系,使学生与学生相互交往和帮助,使学生和老师相互交往,从而培育良好的人际关系、对集体的向心力和团队精神,优化他们的心理环境,改善他们对客观环境的认知和处世能力。要积极参加能够发挥自身智力特长的各种有益的社会实践,如青年志愿者活动,培养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对社会公共事业的热情参与和积极奉献,从而锻炼和健全其健康人格,提升和完善诚信品质。

学生的诚信问题,还是学校、家庭、社会各方面诚信问题的反映。目前教育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教育者只管“教”,不管“育”。“教”只是传授知识,“育”则是要培养健全人格。由此在道德教育上引申出两种恶果:一是教育只管“知”,不管“行”;二是教育里只有知识教育,而无情感教育。没有情感教育,则培养不出善的情感,没有善的情感,则无所谓诚信的培养。

传统文化的论点范文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课堂、主阵地、主渠道,其核心目标在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养政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增进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具体地讲,就是引导学生“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在培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知与认同的过程中,我们曾经走过一小段弯路。正如金耀基1998年指出:“我们不会不注意到,中国内地这个华人社会的高等教育,自1949年之后所推展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根源的社会主义教育,它有系统地清除资本主义(以美国为主)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的(被认定为封建主义的)教育思想。”这种认知确实揭露了当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脱节甚至人为制造对立的状况,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在关系。这种反思自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开始,时至今日,学者们仍然十分关注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补、互动、互利性,进而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的重要生长点,有利于增进大学生对世情、国情、党情的了解,特别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增进学生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与认同。2014年,教育部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要“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作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紧密结合,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进一步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提升教学效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共同承担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之重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既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又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打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之窗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可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思想作为论据,而且可以在适当的内容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论据,以此丰富教学内容,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认识到两者功能的内在互补性,更新教育理念,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各自优势,找准结合点,充分展现合力育人功能。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需要内容对接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要注重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且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其中。就二者的关系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可以实现内容上的完美对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我国当前的主流文化,它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多种文化和谐共生的文化。盘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可以从中挖掘出诸多育人的宝贵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如在“原理”课的具体教学实践中,可以通过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在契合深化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如从古代神话的开天到女娲补天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对人所生活的世界充满了探索的渴求。通过神话故事的推介激起学生学习与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通过中国古代经典文献的思想介绍加深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并形成深入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习惯,增进文化自信。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的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开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存在某种“抑商”倾向,但在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上,中国古代先哲也形成了自己的“经商之道”,并积极探索经济运行规律。如春秋末年的“范蠡认为物价变化是有规律的,可以预测的”。他指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揭示的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受供求关系影响,商品的价格围绕商品的价值自发波动”,中国古代的经商之道与价值规律虽表述形式稍有不同,但实质相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崇尚大同理想,在科学社会主义部分,不能忽略诸如“大同理想”一类的重要社会理想资源。如《礼记•礼运》中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及近代康有为、孙中山等分别阐扬的“大同理想”,尽管他们的大同理想有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的某种痕迹,但其在中国社会形成较为广泛的影响,是中国本土关于未来美好社会理想的典型代表,其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存在内在契合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要充分挖掘其中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通过两者的比对、分析,建立两者间的内在联系。不仅通过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逻辑证明马克思主义,还从西方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理论资源,拉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大学生的空间距离,缩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大学生的时间跨度,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其在育人化人中的作用。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需要载体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创新传播载体,即不断创新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具体而言,要注重实现口语表达精致化和演示文稿即PPT展示精美化。口语表达精致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个充满智慧的宝库,在其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接过程中,要注重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方式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方式现代性的双重转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以学生喜闻乐见的语言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现代语言展现古典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魅力与奇效。口语表达可以采用古文的方式,但要做适当的解释,否则,学生没有听懂,起不到交流的作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在教学语言上做好马克思主义话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的结合,展现出其历史的生命力与思想的深邃力。PPT展示精美化:现代化条件下的教学往往借助PPT的手段,PPT具有易保存、易共享的特点,特别是学生在课后可以下载PPT,考前复习会阅读PPT,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这一资源。PPT展示精美化不仅体现在制作的精细与美工上,还应注重将现代艺术元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元素有机结合,在PPT平台上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灵动性。

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需要理性批判

大学时代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当代大学生的认知特点,恢复其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为自主探究式教学,引导学生积极发挥理性思维的批判作用。教师在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时,要特别注重引导学生自觉开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思考,学会用理性批判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讲到历史观时,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可以引入历史上现实存在的、且争议较大的人或事,如清末帝后之争。有的同学可能将清朝的灭亡归结为慈禧一人之过,甚至将中国近代的受欺压、受的悲惨史实归到慈禧一人头上。一方面,允许学生积极思考,开动头脑,对问题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另一方面,通过引导,让学生从思考“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的作用”转到思考“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让学生从人物的批判到封建制度的批判,并在批判封建制度的同时,正确对待封建制度中的优秀文化。除了在课上引入中国历史上的人与事外,还可以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若干观点,如讲人的本质时,引入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性非善非恶论等,一方面,介绍他们思想中的合理之处;另一方面,引导学生辩证看待他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并与马克思“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学说加以对比,进一步指出强调阶级社会中人性是具有阶级性的。

五、结语

传统文化的论点范文3

近代以来 ,传统文化的命运成为一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思想文化难题。这是因为 ,近代中国社会遭遇了整体的文化困境 :传统文化在自己的整合方式难以发挥社会功能的条件下 ,日益面临一个自我秩序崩解的危险。近代中国社会的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 ,已经无法在既

定的传统文化范式内加以整合了。另一方面 ,自有源头 ,并且自有承传的西方文化价值理念与制度安排、生活方式 ,展现着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 ,而且挟其经济实力与政治强权 ,硬性楔入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这就带给中国社会以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模式。而且 ,从两种社会生活模式的类型来讲 ,具有内在的相斥性。这就注定了选择其中一种生活模式 ,就必须放弃另一种生活模式。于是 ,从近代中国以来 ,所谓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就此形成一种僵化性的文化格局。这种社会文化格局 ,造就了相应的思想文化格局。如果说系统描述这种思想文化格局 ,不是某个具体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所可以完成的事情 ,而决定性地只能容许他从某个具体的角度去把握这一思想格局的话 ,那么 ,选取伦理道德的视角观察这一格局的情况 ,是一个可以将整体情况收摄于“一斑”的最好视角。因为 ,中国传统文化乃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这一见解 ,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基本认同的。对此 ,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印证 :第一 ,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讲 ,伦理道德构成了它的内涵。表现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三纲八目、体现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三纲五常 ,在古典社会时段 ,发挥着整合中国人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的两相关联的作用。而进入近代社会 ,人们试图告别古典历史 ,也恰恰是从“吾人之最后觉悟是伦理的觉悟”这一角度来诀别传统文化的。这两个方面正好从正反两面 ,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结构的特质所在。第二 ,就中国传统的制度安排来讲 ,伦理化是其基本取向。政治上的宗法制度、经济上的均平格局、法律的儒家化教育的忠诚至上等等制度取向 ,都以其伦理化来显示出它们的制度特质。假如从制度运作的过程来看 ,在制度安排的起点上 ,伦理动机决定着制度机制 ;在制度运作的实际过程中 ,人们的伦理境况则是制度功能得以发生、制度有效性得以保证、制度本身的状态可以调整的依据 ;在制度运作的绩效评价上 ,则也是以制度的伦理后果来作为评价的基础的。假如制度安排的后果是人们在伦理上所难以接受的 ,那么它就必然不是一种好制度 (比如 ,由此古典中国人排斥了竞争 ),假如制度安排的后果是人们在伦理上乐于见到的境况 ,那么它就是值得继续施行的一定之规 (比如 ,由此中国人养成了均等的心灵习性 )。第三 ,就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实际状态而言 ,伦理道德也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人们的日常思想与行为方式 ,都是由伦理关系所决定的。就宗法社会讲 ,齿序具有决定的作用。就人际关系调节言 ,中庸起着基本的指挥作用。就解决冲突的方式看 ,无讼成为人们追求的境界。就理想的社会状态说 ,大同是为人们认同的目标。这些都是伦理性的东西.

这种伦理性的文化 ,在古典社会的范围内 ,与古典社会和现代社会交替的边缘状态上 ,发挥作用的方式具有重大差异。如果说在前者言 ,它还不能说是完全适应的话 ,起码也是基本协调的。但是就后者讲 ,它则是完全无法给与社会运动过程以引力的了。就这种文化事实而言 ,人们早已经是不否认的了。

然而 ,复杂的是 ,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微妙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与价值认同问题。价值选择的公共性较弱 ,个体性特点较强。换言之 ,价值问题上的分歧 ,较之事实上的认知 ,分歧会更大。而且 ,价值问题是一个可以脱开现实世界 ,在精神世界独立运作的思想领域。因此 ,某种价值主张完全可以以某种个人偏好为支撑、或以某种群体心理为支持。在事实与价值之间 ,寻求到相对的一致性 ,则是凸显价值认同引导现实认知之路的要求。

这是一个价值难题。围绕这一价值难题 ,近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种断定传统文化近代命运 ,以及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传统伦理近代命运的判断 :否定传统文化的近代功用者 ,吁求人们的“伦理觉悟” ,形成所谓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思路。肯定传统文化的近代作用者 ,呼吁人们看到“花果飘零”之后的“灵根自植”事实 ,从而对于传统中的近代因素进行耙梳 ,以便接通传统与近代联系的血脉。在两者相互的衡量中 ,前者视后者为不可救药的保守分子。后者视前者为数典忘祖的激进人物。而在两者的思想学术努力中 ,前者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视为将一切社会要素化约为伦理的简化思维 ,从而将这种基础上形成的伦理中心主义思维 ,视为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定势 ,请求人们在现代背景下将之弃置不用。后者则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思想与行为抉择方式 ,恰好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仍然期许的道德理想主义特质。而这是现代社会生活中所不可匮缺的东西。因此 ,传统伦理的处境 ,不能简单化为一个否定传统、抛弃传统的问题 ,而是要致力于将传统中具有时代价值的东西尽力挖掘出来 ,为当下社会伦理道德建设所用.

两者处于鲜明的对峙状态。就分析的角度来看 ,二者各据其理。从反对传统的理论立场来讲 ,假如他们是站在传统与现代的类型差异的视角看问题的 ,那么 ,他们可以在这种事实差异的基础上 ,找到自己观点的有力根据。因为 ,不论你在何种理论角度看问题 ,中国古典传统与西方现代社会 ,都是两种类型的社会 ,那些具体要素上的类同性 ,与类型上的差异性比较起来 ,都是可以忽略的。而且 ,不论你在何种心理状态的支配下看问题 ,你都会对传统本身在明清以降的内在动力的匮乏 ,感觉到一种“自己不争气”的晦气 ,反传统者自不用说 ,即使是现代新儒家 ,也对“花果飘零”痛心疾首。另外 ,不论你在何种意欲的理论预构引导下看问题 ,你都会在离开传统的既有思路上去讨论足以“结合”古典传统与现代精神的“新型”思想问题。

从支持传统的理论立场讨论 ,假如他们是站在传统与现代的要素关联性上看问题的 ,那么 ,他们就可以在这种事实联系的基础上 ,提供给自己观点以多种支持。因为 ,即使你强调传统与现代的类型差异 ,但是 ,历史从来不是运行在完全中断的基础上的 ,因此历史的连接 ,总是一个历史的实际。这就为人们在文化传统的价值基点上 ,寻找自己文化发展的动力提供了支持理由。而且 ,不论是中国历史 ,还是西方历史 ,又总是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 ,通过文化资源的互相借取 ,来为自己文化提供发展养分的。因此 ,绝对没有一个民族在完全远离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资源的情况下 ,独立地开掘出一条文化发展之路。由于对于现代西方文化来讲 ,中国古典文化的启发性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 ,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 ,也是不容抹杀的。但是 ,就综合的角度看这一问题 ,则会有不同的结论.

姑且不说二者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对于传统命运得出的相反对的结论。同时 ,也不论二者对于传统文化发展前景的设计多么具有吸引力 ,仅就二者的思路和结论来看 ,就存在可以改进的地方。其一 ,在问题意识上 ,二者仅仅依据于社会原生问题的各一个方面立论 ,对于中国问题的连动机制 ,掉以轻心了。其二 ,在问题陈述上 ,也都只是对于中国传统命运这一个问题的两面 (现代有效性与时代失效性 ),各占据一个方面的事实依据。其三 ,在价值主张上 ,各自也是在自己的价值立场上 ,声言自己立场的合理性 ,对于对方的价值立场缺乏起码的尊重 ,因此对于相互间共同分享的价值资源忽视了。其四 ,在解决传统伦理的出路问题上 ,各自都在自己封闭的思路寻求“出路”。保守传统 (以儒家为核心 )价值者以为传统本身就可以为我们走出近代以来的文化困境提供一切药方。反对传统 (也以儒家为核心 )价值者则以为传统构成了我们走向现代的障碍 ,于是以告别传统为走进现代的前提。其实 ,就文化的当下发展来讲 ,传统自身的处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现代出路问题。在问题的确认上面 ,二者都有以伪问题为立论基础的嫌疑。

为此 ,在展开对于传统文化、传统伦理现代处境问题的论述之前 ,需要先行确立起几个论说问题的原则 :

第一 ,告别二元对峙的处理传统命运的方法。一方面 ,绝对不单纯站在具有永恒价值的道德理想主义的视角 ,来为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体系进行辩护。另一方面 ,也绝对不站在需要扬弃的伦理中心主义的视角 ,去为全盘反传统主义进行论证。而是走出这种各据传统之一个方面的内涵 ,而各阐其说的理论困境。将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视为传统 (儒家 )伦理两个难以割离的层面 ,将传统做整体观。这样 ,可以保证我们不至于在割裂传统结构的基础上 ,对于传统进行不可靠的问题讨论与价值抉择。

第二 ,告别基于学理要求的伦理学思想史讨论的学术定位。这样 ,就可以避免在学理的僵化逻辑进路上 ,对于问题的丰富蕴涵加以撇除 ,而集中于论述者关注的或辩护、或拒斥的一个或几个价值兴奋点上面。从而对于原教旨主义基点上的思想史阐释方式 ,予以回绝 ;同时 ,对于反传统主义基点上的思想史裁量方式 ,加以扬弃。在此基础上 ,对于传统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 ,作合乎其历史面目的理论审查。在理论逻辑思量的同时 ,对其作实践逻辑的同情性了解 ,使传统伦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不至于割离 ,由此获得具有真实性保障的理解.

第三 ,告别那种专注于对传统、传统伦理与儒家伦理的系统描述方式。从而 ,对于传统中与现代关联紧密的问题 ,做突破性的思考。这就要求我们对于传统伦理中 ,对现代中国人的伦理思维与行为的伦理抉择发生着影响的观念与行为导向 ,进行聚焦式的审查。而这类问题 ,大致有 :传统伦理的构成状况究竟是如何的 ,传统伦理的类型特征实际是怎样的 ,中国传统伦理与西方伦理的传统与现代构成的异同如何 ,在“现代”的变迁条件下 ,传统伦理的处境怎样 ,传统伦理的现代理论境遇与实践际遇如何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 ,比之于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描述传统伦理的学术取向 ,更有利于我们进入传统的堂奥 ,并携带传统宝贵遗产 ,走进现代的大门。

第四 ,告别那种脱离现实伦理生活关联着的伦理学问题的玄虚的致思方式。就此而言 ,就可以期望在论述传统伦理的现代处境问题时 ,从现实的伦理生活要求这个伦理学致思的最强有力的基点上 ,去考虑问题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理论性与实践性诸方面关联着问题省思的方方面面。于是 ,当代中国的道德失序与道德秩序重建要求 ,就此成为我们反省传统、传统伦理、传统儒家伦理的理论问题与实践处境的背景条件。由此 ,问题就引向了讨论传统伦理的时代感维度。这就使得当下伦理生活的问题 ,可以既在传统中寻找它的源头 ,又可以在传统中寻思它的解决之道。但是 ,在此传统绝对不构成我们思考现代的轴心。

确认了这些原则 ,则讨论传统伦理问题的问题思路就凸现出来了一者 ,确立讨论传统伦理的理论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传统伦理的核心组成部分———儒家伦理的结构分析问题。长期以来 ,反传统主义者将这一结构中与传统政治直接关联在一起的、令人反感的伦理中心主义加以放大 ,以此作为否定传统伦理价值的依据。而保守主义者则又将其中的、与古典社会伦理道德生活的常态相吻合的道德理想主义加以扩展 ,以此作为为传统伦理的现代转进的理论努力的根据。其实 ,分析起来 ,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正是构成传统 (儒家 )伦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旦割裂 ,传统就会变成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了。只有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入手 ,才能理解作为古典规范伦理体系的儒家伦理 ,缘何既可以提供一个调整社会生活的普适规范 ,又可以提供一个个人道德修养的指南原因。儒家有关于良心的论说 ,是因应于后者的论说。而儒家关于忠诚的言述 ,则是关于前者的社会伦理陈述。就此而言 ,儒家伦理绝对不可能是时下一些论者所认定的、在现代社会可以直接发挥管理功能的管理伦理学 ,而只能是古典意义上的规范伦理学.

二者 ,在确认了传统伦理的结构特征之后 ,我们需要对于传统伦理显现出自己的结构特征的外部条件加以分析了解。在比较伦理学的视野中 ,中国传统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的结构性差异 ,是最为显明的。之所以要对这两种伦理体系加以比较 ,不是因为一些论者认为的我们中国人近代以来形成的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定势。而是因为 ,这一方面是取决于传统伦理的结构背景与西方伦理的结构背景 ,正好构成一个相互对应性的参照架构从比较方法学的角度讲 ,这样最有利于说明具有差异的两者之发生差异的原因 ,以及这种差异显示出的两者各自的独特性征。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伦理学在其自身的延伸逻辑上 ,构成了体系化论说而又具有比较价值的伦理学传统 ,就是中国与西方的伦理学两种传统。再一方面 ,则是由于中国与西方自近代以来的文化冲突 ,构成为 1 7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以来 ,最为剧烈、而又最为具有跨文化传统研究价值的现代文化问题。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冲突与对接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涌现了它丰富的理论蕴涵。这值得人们去加以追究。当然 ,这种比较是复杂以至于在冲突与融会的整个过程中也不可能全部予以清晰的理论阐释。为此 ,从三个视点上去加以把握是值得尝试的进路。一是中国与西方伦理传统中是否共同分享着某些理论话题。为此 ,考察最具有伦理意味、且为古典中西伦理学家都高度关注的“中庸”话题 ,在这里就变得具有特殊的意义了。二是中西伦理传统中是否具有某种深层的伦理心理的分流。在此 ,通过中西社会伦理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悔”的道德心理现象的比较分析 ,似乎可以期望对于其中的某些差异加以认知。三是中国与西方伦理传统中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伦理回答 ,是否具有引导社会向不同方向运作的理论诱导力量。就此而言, 中国古典传统的伦理与政治的直接合流 ,与西方现代传统的伦理与法理的紧密关联 ,确实给我们显示出两幅社会政治伦理画面。

三者 ,在区域化发展的伦理格局被打破以后 ,亦即在通向全球化的伦理发展格局的大背景条件下 ,我们对于伦理问题的反思 ,有了不同于各自传统自身审查传统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进路。因此 ,我们如何可以合理地确认在这种条件下 ,判定伦理道德问题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方法 ,就成为我们的伦理道德审查必须确立的方法论前提。为此 ,对于我们自己传统的形成过程加以描述性分析 ,对于我们的伦理传统之表现而出的精神特质 ,对于我们的社会与相异类型社会的本质差异加以勾画 ,进而对于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反省方法论问题加以检讨 ,就成为相互依赖的几个问题。于是 ,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 ,中国文化特质的勾画问题 ,以及伦理思维的理论与实践前提的反思问题 ,就成为伦理学必须直面的基础性问题。

四者 ,反思传统伦理问题也好 ,检省现代道德问题也好 ,都必须围绕一个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现代社会背景条件———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以及支配性地影响这一进程的现代性问题。在这一进程中 ,中国传统伦理或儒家伦理的异变问题 ,才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否则 ,我们大可不必理会与我们的伦理生活毫无关联的其他伦理传统。现代进程与现代性的挑战 ,正是促使我们检点传统伦理的深厚实践动力。为此 ,我们需要对于现代社会之必须告别伦理中心主义的社会伦理生活格局加以确认 ,也需要对于中国人近代信念的重建问题加以回省。这样 ,五四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并且 ,对于近代以来我们的伦理生活的规范寻求之生态环境的彻底改变 ,加以应有的强调。从而 ,确立起我们对于传统伦理反思的新型背景条件。

传统文化的论点范文4

关键词: 生态文明 传统文化 理性认识

生态文明理论作为一种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兴理论或学说,自大工业之后,逐渐被人们提出和关注,逐渐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在中国,这一理论或学说,引起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是在20世纪末,当初所争论的焦点是:解决温饱与环境关系的问题,争论结果大体上取得一致性观点,就是不走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接受可持续发展道路理念。十七大报告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党的报告,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之一。可持续发展是指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以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

党的十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生态文明建设其实是把可持续发展提升到绿色发展高度,就是不给后人留下遗憾而是留下更多的生态资产。

自此生态文明已由一种理论观点上升为国家制度,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我国在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的关键时期,处理好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问题尤为重要,关系到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但是,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理论,一种制度,至今仍没有一个公认的概念,众多学者在不断探寻中,其中不乏中国学者,也在孜孜不倦探寻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和发展历程,试图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和答案,其现实性和紧迫性就不言而喻。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解读的表现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学者在探寻生态文明的理论渊源时,理所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出的环境伦理思想为解决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提供了思想依据。众多学者试图通过阐述传统文化中的环境伦理学思想的内容,以说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为现代社会政策提供了行动准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大致有以下几种理论观点:

1.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的主题――尊重生命,兼爱万物。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兼爱万物的伦理原则,在尊重自然的一般前提下,尤其强调爱护生物,尊重一切生命的价值,并以此作为衡量人的行为善恶准绳。《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儒家以“仁”作为其伦理思想的核心,道家主张生命的平等,佛教主张“不杀生”。

2.寡欲节用,珍惜自然资源的传统美德。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珍惜自然资源的伦理准则。孔子提倡:“节约而爱人。”(《论语・学而》)意思是:节约费用,爱护人民。荀子主张:“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道家提倡“少私寡欲”。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名与生孰亲?生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耻不殆,可以长久”。

3.天人合一,以和为贵。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既贵为万物之灵,就要遵循自然规律,同时在天地万物生生不已的运化过程中附有特殊的使命。儒家学者在《中庸》一书中指出:“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老子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二、传统文化的中生态伦理思想探究对现代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

随着现代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使人类对生态系统的需求急剧增加,致使人类不断地大规模地向大自然索取,导致当前社会出现一系列的生态环境危机,如何克服这种危机,是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党的十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尊重自然,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秉持的首要态度,要求人们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尊重自然界的一切创造、一切存在和一切生命。顺应自然,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要求人们顺应自然的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保护自然,是人与自然相处时应承担的重要责任,要求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向自然界索取生存发展之需的同时保护自然界的生态系统。这些措施是对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方针,是国策,也是一项影响是深远的伟大实践活动。所以,对现代生态文明伦理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没有科学理论作为指导,就没有科学的实践活动。生态文明建设同样如此。

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保存着内在而为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宝库中,探寻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对理解现代生态文明理论的是有益的。从十提出的现代生态文明理论看,就其实质,提倡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观点,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重生命,兼爱万物;寡欲节用,珍惜自然资源;天人合一,以和为贵思想是相通的,或者是近似相同的,可见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了许多生态伦理思想,对构建现代生态文明理论是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

三、理性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

党的十八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生态文明观念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是我党发展理念的理论升华。生态文明观点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研究生态文明已成为热门话题,大多数学者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解决当今的生态问题,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有些学者提出疑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对现代生态文明理论的影响究竟有大?甚至有的学者直接提出:中国古人根本就没有认识到生态平衡问题,有些思想能沾点边,有些观点就是以中国人自吹自擂的心理可以牵强附会。但这些观点的出现,并不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的影响,也不是要否定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的价值,问题出在中国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传承上。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解决多个问题:

1.从传统文化的产生的基础看,中国传统文化,说到底,主要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是封闭的生态环境条件下,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的产物。古代社会创造的传统文化,尽管辉煌灿烂,但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弱点和不足一样,其中就包含生态伦思想,古代的人们产生对自然的关注,是在在生产力相对低下时,是人类曾崇拜自然、畏惧自然的表现,其目的是期盼风调雨顺,取得农业的好的收成,过上富足的好日子的朴素的、善良的愿景,因此这一因素在今天探究传统文化时,看来是被忽视,当时的人们还不可能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起码在认识的程度上没有今人认识得那么清楚。

传统文化的论点范文5

(一)以学习先进为最大价值取向的激进态度所造成的文化困境

在上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教育学者的态度都相当激进,他们主张对外学习,并对先进教育理论予以了高度肯定。然而,在他们充满热情地学习国外教育理论时,却陷入了文化困境。作为文化的产物,中国教育学者的文化属性必然带有中华文化的特色。也就是说,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是中华文化的“所有者”,特别是近代早期学者,其文化属性更带有明显的国学色彩。带着这种浓厚的国学色彩去学习西方教育理论和模式,难免会对西方文化教育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产生偏差,面对这一困境,只能摒弃传统,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去进行研究与学习,久而久之,就渐渐被西方文化“殖民”了[1]。对于广大中国教育学者而言,这种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歧出”对其研究和学习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影响,具体表现在:首先,它分割了中国教育学者的日常生活与学术生活。关于这一现象,台湾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曾说过:“我们以西方的模式从事研究工作,以中国的生活模式生活。”其次,它容易使国人过分崇拜西方教育理论。由于西方教育理论具有情境性和临时性的特点,中国人一旦走出研究工作的“象牙塔”之后,就会失去生活的方向,甚至迷失自我,但是他们坚持向先进教育理论学习的精神又迫使他们陷入了以理论指导实践的困境,这大大弱化了实践对理论的约束力。面对这种情形,自然会出现过分崇拜某种理论的现象。再次,它将教育理论的创新精神扼杀在了摇篮中,导致中国教育研究极其缺乏原创精神。

(二)以注重继承传统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态度所造成的文化困境

当中国教育学者穷尽自己的力量去承接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或开始对传统文化特色予以高度重视时,尽管其价值取向是正面的,但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首先,如果他们不解决“破旧立新”的问题,就算多么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无济于事的。换言之,当代的中国教育学者一方面要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又不能因创新影响传统的继承。但是,我国教育理论本身就沿用了西方模式的大环境下,他们该如何厘清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理论、传统教育之间的关系?当中国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与先进教育理论发生碰撞时,我们会发现,这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所看见的东西均未超出“胚胎”、“萌芽”、“历史”的范畴。这难免会使广大中国教育者陷入理论困境中。由于无法在传统中找到可以与先进教育理论相抗衡的东西,教育学者们便只能徘徊于西方教育理论的框架中,同时也使得中国教育者即便是尽了最大努力去发展本土教育理念,但触碰到西方教育理论,却又被打回了原形[2]。其次,由历史原因引发的困境。受中国教育学者自身价值观的影响,他们在研究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会因为教育理论中国化价值取向发生变化而陷入困境。他们熟知近现代教育理论的一切内容,而且可以轻松地阅读各种外文文献。在他们眼中,古文比英文更为复杂、陌生。目前,除了专门从事古文研究的学者之外,我国很多教育学者都不太了解古文,这已成为了我国教育学界的普遍现象。这种困境阻碍了他们传承传统文化的脚步,也切断了他们与古代文化典籍的联系。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研究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效果。

二、后现代教育理论下中国化文化的出路

(一)改变先进和传统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

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感。现代社会的发展轨迹表明,西方文化并非“先进”的代名词,现代化也并非西化。换言之,落后并非是“传统”的代名词。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应该用“好”、“坏”二字来形容传统,只是因为人们看待传统的观点不同,因此才会产生好与坏的看法。如果简单地把西化视为现代化,将先进文化视为西方文化的话,那么异质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就是坏的、落后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中的“礼”,就被视为一种落后的表现,因为它是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礼教。尽管我们早就摆脱了传统礼仪的枷锁,但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学校中、街道上、公共场合里,依然可以看到各种丑态百出、缺乏教养的行为。尽管在当代社会已经见不到“三跪九叩”这样的大礼,但见到长辈鞠躬、行礼也未尝不可。在教育领域中,已失去了用于划分传统与先进的界线,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特地对教育的范畴进行了划分,将其分为了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严格来说,这种划分方式就是人们排斥落后,追求先进的一种表现,再进一步说,这种划分方式无疑是想让大家认同现代教育的先进性与传统教育的落后性。就教育而言,在不考虑社会因素的情况下,这种区分是很难明确的。就算可以根据时间区分这两种范畴,也无法明确教育观念的归属。如果再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尝试将教育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思维方式不成熟的表现。要知道,无论哪一个时代都在努力的寻求“教育是什么”的答案,如果早已对自己时代和社会的教育实质了然于胸,又何必将教育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教育理论和实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既充满了时代性,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传承性。人们只有通过解释和补充上一代的教育观念,才能得到符合当下时代特征的新观念,如果没有上一个时代的教育精神作为支撑的话,这种解释与补充是无法实现的[3]。就拿教育组织形式来说,当今教育的基本组织形式乃班级授课制,这种组织形式是在个别教学形式上发展起来的。但是班级授课制却始终未得到现代教育史上几次大规模教育组织形式改革的认可。与传统教育相比,尽管现代教育中的个别教学在性质和复杂程度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就个别教学来说,现代和传统是高度统一的。在历届教育改革中,人们用于取代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就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二)以中西文化交流为基础

西方教育理论中国化作为后现代教育理论中国化的代表,是以中西方文化交流为支撑的,我们要用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去对待和接受西方文化,同时又要自觉地抵制其不良文化的侵蚀。一方面,在对后现代教育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进行接受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全面地把握西方文化的历史结构与逻辑习惯,这样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后现代教育理论在中国变成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另一方面,倘若我们仅一味地接受外国教育理论的模式,而不用本民族的特性对其进行创新的话,就会影响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导致中华民族文化出现断层的现象。所以,我们应该敞开心扉地去接受和传承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拒绝、排斥。与国外教育学相比,我国教育学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加之中国学者在探索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常将教育传统视为一种“落后”的东西,因而难免会对外来教育表现出崇拜之情。要知道,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教育传统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如果没有丰富的经验,就无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鉴于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传统是必需的,我们不能因为其是“过去式”就不假思索地舍弃,而要是看到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4]。所以,在外国教育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公平地对待中西方文化,而且要努力为中、西方文化搭建沟通与交流的桥梁。

(三)反思性地运用

中国社会的文化环境与西方社会的文化环境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导致二者的发展现状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中国教育,都面临前代和现代的问题。正如北大教授钱理群所说:“我们是旧病未愈,又添新病。”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当代中小学学生所接受的仍然是一种奴化的教育,一方面,他们不敢说真话,也不能说自己的话。相比之下,“五四”时期主张说真话、强调个性解放的思想还是比较先进的;另一方面,当今的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父母长辈的宠爱使他们养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思想,同时优越的生活条件使之越来越物质。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教育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又遭遇了新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以一种反思的态度来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5]。毫无疑问,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一些主张的确起到了推动中国教育发展的作用,当然也不乏一些不符合中国教育现状的论断,甚至还有一些模棱两可的观点与主张。有些学者表示,引入后现代教育理论的目的是补充、完善现代教育,而非否定现代教育,所以现代教育理论永远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我们应该树立一种有限理性的教育观,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要不余遗力地挖掘非理性的潜力,另一方面又要大胆地承认理性精神的启蒙作用;我们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去发展教育,树立与人类发展规律相一致的教育观,一切以人为出发点,同时要正视人类对生态、环境与资源造成的破坏,反对过分夸大人的作用;与此同时,在批判和反思人类命运和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也要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我们还应该树立诗意理性的教育观,既要鼓励浪漫、诗意的教育理念,又不能有失分寸,显得过于主观,这样才能赋予教育观一定的张力和弹性;我们要根据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树立以科学精神为主导的教育观,还要本着人文关怀的态度去弱化科学的技术性与工具性[6]。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不放弃现代教育主张的前提下,科学地、理性地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学会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优秀观点去对现代教育进行补充与完善,甚至创新现代教育,最终使现代教育变成一个先进的、多元化的教育理论。

(四)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

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和而不同”的传统思想,每种文化之间虽然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但是这些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具有“和”性的。所以,在后现代教育理论发展基础上,我们应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发展,简言之,这是一种多种文化中间从“不同”达到特定意义上的“同”的过程。这里的“同”并非意味着要同化中国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或是在这些文化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位置,更不是取代这些文化,而是要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集,并以此为依据,准确把握文化的多样性,并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并不意味着否定本国传统教育文化,或是抬高西方教育文化,而是要建立一个被所有人认可的教育世界。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为中西双方教育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最终体现出“和而不同”中“和”的内涵。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拓宽中国教育发展的眼界,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并且还能够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三、结束语

传统文化的论点范文6

一、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中贯穿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

1.有助于大学生进一步认识与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2004年10月14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简称《意见》)。《意见》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要想取得良好的指导效果,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把马列主义具体应用于实践,化为方法,在实践中实行它,丰富和发展它。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实践也主要是学习过程中的实践,大学生应该在学习和实践中领会: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传播和发挥作用,不可能离开中国的传统文化。按现代解释学的理论,任何一种作为“文本”的理论、学说、观点等等只有在一定的背景或“前结构”中才能被理解和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必然的。同时大学生应进一步去深刻理解并自觉地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这种结合是指理性光辉照耀下的、通过主体努力才能实现的结合。具体说就是既要精通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又要精通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通过两者的比较,特别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和清理,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同时也必然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的重新塑造。

2.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增强其民族自豪感。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中贯穿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永恒的主题。《诗经》中提出的“夙夜在公”,《尚书》中提出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以及广为流传的“精忠报国”等中华民族的爱国故事都强调着一种为国献身的精神。马克思主义原理学习中贯穿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能加深大学生对爱国主义的理解,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几千年的中华奋斗史中亦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民族英雄,传承着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我们中华民族传承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拼博精神;传承着“兴利除弊”的改革精神、不畏艰难的愚公精神、不惧的抗争精神;传承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怀;传承着“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坚韧品格;传承着“精忠报国”的民族激情;传承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气节;传承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悲悯情怀。在马克思主义原理学习中贯穿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学习,能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3.有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的吸引力和实效性。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精神感召力和民族凝聚力,马克思主义原理教学要获得良好的效果,就必须从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优秀传统文化融于马克思主义原理教学中,有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吸引力、实效性。如何提高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吸引力、实效性,是高校德育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以传统文化为载体,从一个方面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因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渗透性强,影响持久以及形象、生动、直观等特点,将中国传统文化寓于马克思主义原理教学之中,会使马克思主义原理教学更生动活泼,更易于为大学生所接受,这样可增强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的吸引力。同时,它能更好地产生“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其内容的浸染。此外,传统文化的覆盖面广,影响到每个人,这就扩大了其影响,使其作用在最大范围内得到全面实现,从而增强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的实效性。当今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课不感兴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原理课中没有做到有机的融合,课程内容显得枯燥无味。

4.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需要通过民族化来实现其世界化。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中华民族化,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这必然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富有丰富传统文化的古老国家,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要中华民族化,要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必须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开拓发展的新境界。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的契合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观点在不同时期思考与讨论的基本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概括大致是相同的。从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这种统一是建立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之上的,是经过了科学的概括和论证的;这种统一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一个原理、每一个命题之中。纵观中国哲学史,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统一的传统。如荀子哲学达到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荀子不仅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而且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天论》)。韩非也是一位拥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思想家。他的朴素唯物主义集中表现在天道观方而,他认为“道”是“万物之所然,万理之所稽”(《解老》)。王夫之哲学可以说代表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发展的最高水平,他通过有无、虚实关系,论述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中国由于封建社会历史冗长,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传统也特别悠久而深厚,这种深厚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结合的哲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有一定的契合性。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践观上的相通。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注重实践,马克思主义原理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原理最主要、最显著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原理第一次把科学的实践观引入哲学,科学地论证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和在哲学中的基础地位,正确地阐明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强调理论都要付诸实践、指导实践。中国传统文化也注重实践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行”是相对于“知”提出来的,并把“知”与“行”相提并论,强调“知”必须落实到“行”中。如儒家思想主张“学以致用”;宋代朱熹立足于理学,提出“知行常相须”学说。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存在相通性。

3.共产主义理想与“大同理想”的共鸣。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了人类的理想社会是最终消灭私有制,走向自由王国,实现共产主义,获得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世界”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共鸣。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依据他们对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提出过各种社会理想,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大同理想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美好社会理想,它鼓舞着人们为实现这一社会理想而进行不懈的努力。中国人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就缘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有着共鸣之处。虽然中国“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设计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在理论上,中国追求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存在共鸣,使许多中国人将两者相提并论,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就是人类走向“大同”。

三、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中贯穿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思考

1.首先要提高任课教师的综合素养。教师育人,关键在教师,育人为本,关键也在教师。对教师而言,除以自己的科研成果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外,更重要的是培养人才,对学生有大爱。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中贯穿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需要教师除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外,还须具备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中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贯穿教育,作为任课教师首先自己必须知道马克思主义原理中相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相近、相通的观点,以及反映这些观点的思想、古诗、名句、寓言、故事等,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来诠释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就能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思想资源,用最有民族意蕴的形式和风格去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道理,既升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成果,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必须提高教师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其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充分发挥教师的榜样示范作用。

2.在教学内容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堂教学中,应该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引用、运用深入人心的优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观念和语言,来阐发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逻辑内容。还可采取保留传统文化的旧形式,赋予新内涵的方法,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不仅可以使传统观点达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层面,而且也比较符合大学生的认知心理,更有利于他们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例如“实事求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意是指一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态度。对这个传统文化中的命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科学解释,使得这一古老的概念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成为了我们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精确概括,也成了大学生活学活用的处理问题的一种唯物辩证方法。

3.把网络教育作为重要载体。互联网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改变着大学生的教育和学习方式。互联网给马克思主义原理教学的手段、方式、条件、效果带来全新的变化和拓宽,教育手段也从过去单调的指示、命令、说教,转变为图文并茂、多媒体并用、生动活泼的思想和情感交流,从过去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和被动接受,转变为双向、多向的直接交流和互动。互联网络对大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贯穿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我们要充分利用网络这一载体。可以进行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传统文化理论相结合为主题的网页设计比赛,开展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习讨论,也可以建立生动活泼、内容充实丰富的主题网站,让大学生既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那些优秀传统文化在保持基本价值认同的前提下,把其内在的精神理念和道德含量提炼出来,放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中把握其精髓和实质,以达到贯穿教育的目的;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和革命优良传统教育结合起来,并注意更多地采用民族文化的形式,从而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教学更加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4.运用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一有效途径。利用课堂教学之外的实践活动、主题活动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是贯穿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增强马克思基本原理教学效果的一条重要途径。要注重利用大学生“三下乡”、志愿服务、专业实习、社会调查、生产劳动等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帮助大学生认识社会、了解国情、感悟中国传统文化,努力使大学生在实践活动中了解和感知中国传统文化,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结合。还可以利用传统节庆日、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纪念日等举办主题鲜明、形式活泼、重在体验的活动。如孔子诞辰日举行尊师敬贤主题活动、端午节开展爱国主义传统主题教育活动、重阳节开展敬老主题活动等。主题活动要精心策划,富有创意,使传统文化能渗透大学生的心灵,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能在活动中得到感悟,从而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

5.积极营造富有浓郁传统文化的校园文化氛围。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使大学生健康成长,科学对待传统与现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大学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手段之一。

要积极建设富有文化底蕴的校园外部环境。用中国古代名人名言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语录装饰校园,用名篇佳句美化环境。在不知不觉中,陶冶学生的品性,提高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其次,着力打造以修身立德为核心的校园内部环境。通过各种活动,如开学典礼、升旗仪式、纪念日、各种宣传日等适时进行教育,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教育,使大学生既了解国际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又感悟五千年中华历史中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