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事例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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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事例

传统文化的事例范文1

随着历史文化的演进,宋代的装饰纹样开始时兴写实风格,文人墨客大多用花鸟为题材,使传统装饰元素有了进一步发展。明清的装饰设计艺术则开始走向规格化、定型化,当时吉祥图案、国画装饰非常受欢迎,图案多以花卉为主,在动物纹样上,设计者多喜欢运用鱼、鸟、龙、凤等。山水建筑这种基础纹样最早产生于战国时期的铜器上,随后慢慢在不同材质上得以呈现。例如,汉代画像砖上的纹样就有用建筑物为主题并配以人物的装饰,加上树木和鸟纹的点缀相得益彰,表现手法非常精巧。在宋、元、明、清的瓷器装饰艺术上传统的装饰艺术发展得更加完美,山水纹以国画形式成为各种装饰艺术中的主题图案。例如,山水画中的携琴访友、临江远眺、春水泛舟等都被运用到山水纹中,这种旷达、质朴的艺术风格展现了文人墨客自由清闲、极富情趣的生活,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一种基础纹样就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喜爱的吉祥图形,它包括了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涵和美好的寓意。在吉祥图形纹样中艺术创作者运用人物、动物、植物、自然等内容通过文化意义中的借喻、双关、谐音、象征等来进行吉祥意义的表达。例如,万事如意、鸳鸯贵子、龙凤呈祥等纹样,在展示出自然美的同时,表达了对生活的美好寓意。另外,我们在生活中还常看到各种几何图形的纹样,设计师们利用点、线、面的巧妙组合使其成为民族传统的审美对象,并能够起到传递信息的作用。例如,万字纹在梵文中意为“吉祥之所集”,在很多装饰上都喜欢采用它,如客厅木制沙发的缕空图案、书桌上的花瓶等都有这种纹样。

1叙事性纹样艺术表达

说到叙事,人们都会想到文学作品,而装饰艺术正是利用文学中的叙事性故事题材,让人们清楚的看到历史再现,直接地描绘出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最常见的题材当属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宗教经典等。以历史故事为叙事性纹样艺术表达的题材,一般是当时生活中具有影响力的事件和感化人的情景,这些内容经过艺术设计者的精心加工,以真实而生动的图案反映出来。例如,岳母为岳飞刺上“精忠报国”的图画,艺术设计者利用叙事性纹样艺术表达的形式,将其放在现代室内客厅或书房中,激起人们爱国的热情。神话传说作为叙事性纹样更是普遍,像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狮滚绣球等,我们不妨在生活中注意留心,会发现在壁画、雕刻中神话传说的叙事性纹样是最常用的题材。佛教对我国人民的文化影响很深,因而运用宗教故事对宗教场所进行装饰也是常用到的手法。例如,菩提树、莲花池、如来、菩萨等佛教的装饰艺术题材,艺术创作者以此来表达普世救赎、惩恶扬善的宗教精神,是反映出人们现实状态与心灵追求美好愿望的艺术形式。在现实生活中,艺术设计者还喜欢运用风俗民情故事作为装饰艺术中的题材,我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生活中寓意吉祥的题材至今还很流行。例如,状元及第、孟母三迁、铁杵成针等,既表现出历史中的社会生活,又表现了人们的普遍价值观,也充分展示出中国人心中的愿望及仁义道德。

2中国传统色彩艺术

根据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金、木、水、火、土,传统色彩文化与之对应是白、青、黑、赤、黄。这五种颜色表现在装饰艺术中常见的有宗教壁画、民间年画、传统服饰、古代建筑等。例如,北京的紫禁城就有“风水活化石”的美称,观察其色彩,会发现它巧妙地运用了五种色彩搭配,表达了中国人五行相生的文化意识,把自然、伦理、哲学等思维运用于颜色当中,这给现代室内设计艺术在色彩搭配上具有很大的启发,形成了独特的中国色彩文化艺术。在现代室内设计中,设计师要根据不同的空间氛围来利用这种装饰色彩。具体地说,白色在中国人心里代表了纯洁素雅。例如,古人把白绢做成的衣服称之为“素衣朱绣”。在我国民俗传统中白色也用来喻意死亡。例如,京剧的脸谱就将白色代表了象征阴险、狡诈。青色是中国特有的颜色,在古时候代表了尊贵,在装饰中还可以表示木叶萌芽的色彩,用来象征生活富有生机;另一方面也象征着古朴和庄重。例如,在装饰器物色彩时常会用青色表示古朴。黑色在我国佛教中常喻意罪恶,又会使人产生严肃的感觉,所以黑色在进行室内装饰设计时要慎重考虑。红色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色彩,中国人喜欢红色,从古代起婚庆、节日、金榜题名时以及家居环境都喜用红色。红色对中国人来说代表了吉祥、喜庆、热情和正义。在室内装饰颜色时可以考虑这种颜色,但也不能使整间房子都是红色,这就要求室内设计师可以巧妙的使用红色与其它颜色搭配来点缀环境,起到符合现代室内设计艺术的审美效果。黄色对中国人来说代表了孕育万物的土地,它象征了生命的源流,蕴含了权利、宝贵、光明和智慧。因此在进行室内设计时可以在卧室内设计一些黄色系的装饰元素,以让人产生温暖的感觉。此外,汉字也经常被作为传统装饰元素,应用于室内设计艺术中,作为一种象形字它能够在装饰艺术中起到以形表意、以意传情的作用。汉字具有丰富的内涵,在进行室内设计时可以在保存象形因素的同时,对其进行抽象符号的表达,使其在笔画的处理中让人感受到文字特有的节奏和韵律,使其在室内设计中起到更强的装饰艺术效果。由文字演变的吉祥图形运用于室内设计艺术中最常见的有长寿字、百寿图、福禄寿等。

二在现代室内艺术设计中运用传统装饰元素

在现代室内艺术设计中运用传统装饰元素是与人们的审美情趣紧密相连的,对于极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内心都有受深厚中国文化影响的传统风俗习惯、审美观。虽然对外来的艺术风格也会产生某种欣赏,但民族传统的东西一直深藏于心。因此,我国的现代室内设计艺术作品都离不开中国传统装饰元素的运用。

1运用传统装饰元素艺术

在中国传统的室内艺术设计中,设计师运用传统民族文化艺术,使纹样发展出极具传统风格的装饰纹样。我们细心观察一下居室,就会发现从天花板到墙面、门窗、家具和陈设艺术品,还有床上、沙发上的织物等,几乎都有经典基础纹样这些素材,这就是我国传统室内装饰设计的关键,这些经典基础纹样在历经漫长的历史变迁后,仍然散发着它的艺术魅力。现在的室内艺术设计中还会常用到的传统装饰纹样,是因为它一直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例如,具有吉祥象征的万字纹、高贵吉祥的龙凤纹、富贵连绵的双钱纹等。这些经典的纹样在设计师的手中变得更加精彩,不断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视觉上的审美感受,也象征了现代人对美好生活、富贵吉祥的追求。又如,龙凤纹样气势磅礴、形态优美,被巧妙的运用于“大观”顶楼建造的空中四合院。设计师在其中的地毯印花上传承了经典的龙凤纹样,设计了祥云腾龙纹样,将龙和云的形象进行抽象变形,衬托出了房间的豪气,并在陈设中也运用了龙的形象做装饰,由龙为造型的烛台和龙的雕塑装饰品,符合现代人意境审美的空间追求。在现代室内艺术设计中,传统装饰色彩有着独特的魅力,室内设计者用自己的智慧和文化底蕴进行大胆配色,使室内色彩达到了和谐统一的审美效果。正如我们前面论述的那样,在中国现代室内设计中红色是室内设计师最离不开的颜色。以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设计为例,其室内主色调就是以中国红为核心,馆内馆外的装饰色基本是全红,为了更突出这种红色调,设计师在地面上运用了我国经典的青砖灰,造成视觉上的对比和互补,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的浓烈热情。在传统装饰中金、黄的搭配能够营造出富丽堂皇的氛围,以此做室内装饰色,可以衬托出主人的尊贵。例如,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的设计中,设计师就借助传统装饰审美,构建了华贵高雅的氛围,体现了细致淡雅的风格。

2现代室内艺术设计对传统装饰文化内涵的运用在现代室内设计艺术中,室内设计师将传统装饰元素中美好的内容集为一体。例如,传统纹样麒麟就是集多种动物特点于一身,寓意吉祥平安、驱灾辟邪。在室内设计中通常将其设置

于天花板,墙壁,陈设等,以表达吉祥的寓意。这种趋吉避灾的意识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人们总是渴望生活吉祥如意,这样的吉祥图案和吉祥色彩会通过室内装饰设计表达出来,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例如,人们喜欢在春节时把“福”字倒贴在门上,寓意“福到”,用福、禄、寿、喜等吉祥寓意的汉字做室内的装饰,表达对传统装饰文化内涵的美好寄托。由此可以得知,现代室内环境艺术设计是以人的需求为目标,现代人追求设计物更多的体现人性化的感受。既要实现室内设计上的实用性和适用性,还要达到精神上的审美需求。因此,这就要求室内设计师恰当的使用传统装饰艺术所表现出的文化内涵,并在设计中不断进行创新,在传统文化中注入新的艺术内容,使空间展现出符合现代与传统设计的艺术氛围,赋予室内空间以灵魂和文化内涵,这样装饰的室内空间才能唯美动人,充分迎合人们的审美及文化艺术意蕴,体现一种人文关怀达到和谐共生的效果,从而实现传统装饰文化内涵在新时代室内艺术设计中焕发出的新活力。

三结语

传统文化的事例范文2

[关键词]古代中国;判例法;启示

一、古代中国的“混合法”传统及其发展历史

(一)古代中国的混合法传统

长期以来,人们,包括许多法学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崇尚制定法的国家, 而对古代中国的判例法却不甚了解。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古代中国除了有发达的成文法以外,还有发达的判例法。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的古代,人们心目中的“法”远远不限于国家认可和审判活动确认的行为规范,那些在生活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客观行为准则也被纳入“法”的范畴,甚至成为最具权威的“法”。正因如此,能够表述“法”这一社会现象或行为规范的文字也是多种多样的,譬如,法、刑、礼、律、范、辟、则、彝、度、制、典、事,等等[1] 。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有着“混合法”的传统,即“成文法”与“判例法”的有机结合。具体说来,“混合法”包括两层意思:在立法方面,历朝历代在可能的情况下按照正规程序制定和颁布成文法,而在无现成的成文法可依,或虽有成文法但却明显不合时宜的特定情况下,则通过司法渠道以创制判例法的形式实行局部立法;在司法方面,适用成文法与使用判例相结合,在时机成熟时,再通过立法把判例吸收进成文法中。对此,曾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部长多年的居正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向来是判例法国家,甚似英美法制度”,在民法颁布之前,“支配人民生活的,几乎全赖判例”,“司法向来已经取得创造法律之权威”,“判例势力之伟大,实无可争辩”[2]。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史方面用力甚勤并颇有建树的武树臣先生,则将从西周到春秋的时期称为“家本位判例法”时代,而将西汉到清末的两千年称为“国家本位混合法”时代[3]。

(二)古代中国判例法的发展历史

从判例法的发展历史来看,汉以前是简单援引阶段,由汉迄唐是判例法的成熟阶段,至明清是判例法的发展阶段,其后是其衰落阶段。以下对其作一简要介绍。

从舜时的“皋陶造律”的传说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中国古代的成文法起源于司法实践,律生于例,律是例的固定和升华。春秋时期,晋国叔向抨击郑国子产“铸刑书”时所说的“昔先王议事以制”中的“制”即指沿袭已久的习俗、故事或成例。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封建社会取代了奴隶社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封建统治者们纷纷颁行了成文法,判例法从主要法律渊源退居次要地位,但它仍是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

秦朝司吏断狱时,除律以外,可以适用“廷行事”,即以判案成例作为判案依据。汉承秦制,规定凡律无正条者,比附以为罪。《周礼秋官大司寇》载:“若今律,其有断事,皆依旧事断之,其无条,取比类以决之,故云决事比”。“决事比”与秦朝的“廷行事”相类似。不过,其种类更多,应用更广。汉朝的比分为决事比、死罪决事比和辞讼比三类。据史书记载,汉代可以作比附的案例十分繁多。

晋“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自此,例与法联系起来。北齐“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篇首”,称为名例律。

唐朝是我国封建法制成熟与定型时期,法制比较完备,在司法实践中,虽允许法律无明文规定时比照成例断案,但控制较严,并且注意以成文法规范判例法,以免引例破敕、以例害律。

宋初颇重律、敕。神宗即位以后,实行变法图强,法律形式也发生变化,不仅编敕地位提高,而且例也得到发展,“法所不载,然后用例”。宋代的例有两种,一为断例,即审判案件的成例,另一为指挥,即尚书省及各部等官署下达的指令。高宗南渡以后,由于刑典的散佚,例的地位更趋重要。宋代各朝皇帝都有编例之举,其中较为重要的有《绍兴刑民疑难断例》、《乾道新编特旨断例》、《开禧刑民断例》等。至于指挥,就更是浩繁,仅是南宋宁宗年间就达数万件之多。

元朝的法律体系是一个集辽蒙古法、汉法、回回法在内的多元联合体。其法律统一的方式就是在继承本民族法律传统的基础上,有条件地吸收前朝的立法经验,将一些在审判中形成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判例经国家机关认可,并通过特定的立法程序加以分类汇编,成为统一的法律规范——“断例”,它是成文法与判例法的有机结合。

明代仍然采用以例断案的传统。明朝的“例”主要是刑部针对具体案件做出的判决,并经皇帝以上谕的形式批准,使其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因案生例的原则自此确立并盛行起来。明中后期的《问刑条例》将例提高到与律同等的地位,“以例辅律”、“以例补律”,律是正文,例是附注,例律并行。但在司法实践中,例优先于律。

清朝大体沿袭明朝。清代例的删定、编纂是重要的立法活动,由律例馆负责。修律的主要内容是将具有一般意义的判决提升为法律规范,删除和更正律文与例文、例文与例文之间的重复和矛盾。凡馆修入律之例实际上已被纳入制定法的范畴,成为《大清律例》的构成部分。清朝明确规定“既有定例,则用例不用律”。

自1840鸦片战争始,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陷入了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之中,富国强兵成为整个中国民族的必然选择。为此,清政府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其法制也开始了近代化转型。环视四周,当时的日本是一面改革成功的镜子,而“东洋复采诸西洋”,这就导致了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学理上,中国由日本而德国的“取经”之路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引进日德的成文法势必遏制中国固有的判例法的继续发达,从而中断了“混合法”传统。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新旧法制的递嬗又产生了判例法适用的空间,中国又形成了“国社本位”的“混合法”。但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判例仅具有事实上的效力而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所谓“备参考,供取资”而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一边倒”政策的施行,中国以前苏联为榜样建设自己的国家,法律制度建设也自然如此。而前苏联的法律体制除了其社会主义属性以外,在很大程度上继承的是德国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德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故而前苏联也实行成文法体制;此外,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理解,将判例法看成是资本主义属性的东西而予以批判,判例法彻底地衰落了[4] 。

二、古代中国判例法传统的形成原因

(一)经验哲学与判例法

我国法理学学者谢晖教授以法律所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为标准,将法律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建立在超验哲学基础之上的神启法,二是建立在先验哲学基础之上的法典式制定法,三是建立在经验哲学基础之上的判例式制定法。并且他还认为正是由于判例法与经验理性有以下逻辑上的关联,才导致了在经验基础之上生长起来的法律就是判例法:首先,经验哲学肯定事物间的差异性,而判例法强调对不同事物要不同对待,由此形成了二者间的可契通性。正是由于法官对复杂案件的具体分析产生了具体案例,在此基础上进而形成了作为一种制度的判例法。然而,具体经验又是如何走出狭隘迈向理性的呢?或者换言说,判例法中所包含的实践理性 是怎样产生的呢?这就是经验哲学对判例法的理性导向作用。其原理是:判例法所体现的是个别理性,而经验哲学所追求的是有关经验的一般理性,要使判例法在人类制度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需要将经验哲学这种更具一般性、普遍性的理论导入,以指导、甚至支配判例法的制作和运作[5]。

正像英国判例法的发达与其经验主义哲学的发达间具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一样,中国古代判例法的发达同样也与其经验哲学的发达间具有必然的逻辑关联。在中国哲学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尊重人们生活经验的智慧应是其基本特点。所以,在黑格尔看来,代表了中国文化最大成就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用也没有的——只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6] 相应的,中国的文化是一个权变的文化——对此,李泽厚先生说道:“中国人的吵架,也习惯于由第三者调停、协商,和谐解决,而不重是非曲直的客观审断。所以,礼俗代替法律,国家变为社会,关系重于是非,调解优于判定,‘理无可恕’却‘情有可原’等等,也都成了直到今天仍普遍存在的现象。”[7]

(二)贵族精神与判例法

对于中国古代“混合法”传统的形成,武树臣先生从另外一个角度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先秦的贵族精神为中国古代几度兴盛、连绵不绝的判例法提供了无形的精神源泉。判例法是宗法贵族政体的产物。法官与其他官吏一样都是世袭的。在敬宗孝祖、“帅型先考”观念的支配下,按照父兄先辈的故事办,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于是便形成了“遵循先例”的原则。当时的审判方式是“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临事制刑,不豫设法”,判例是立法的产物,又是司法的结果。

当时判例法产生的社会条件是:社会上存在着普遍公认的法律原则,这在当时就是“礼”;有一批善于在司法中立法的高水平法官;另外,还有一个允许法官独立进行立法司法活动的政治法制环境,即宗法贵族政体。关于第一个条件,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是法、类的根本性指导原则,正是礼为法官的灵活司法提供了法律依据。而在宗法贵族政体下,贵族与生俱来的身份因为得到神权和血缘意识的确认而带有无上尊严,从而使贵族个人的品行、好恶、举止、言行无不带有政治性和权威性。贵族个人人格的巨大政治效应使得贵族们非常重视个人品行的修养。此外,“学在官府”的庠序之教履行着干部培训学校的职能。个人修养加上官府培养教育使得他们具有较高的综合人文素质。此外,在贵族们看来,正如他们有权利匡正君主之弊一样,也有权利纠正君主颁布的法。再则,贵族精神崇尚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故而贵族统治者们拒绝接受固定、刻板、统一的行为规范的制约,这就使他们天然地喜欢判例法而讨厌成文法,他们宁愿运用自己的良心智慧和经验,而非刻板地遵守成文法来对案件做出裁决,贵族法官随时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情况创制新的判例,在司法中立法。

历史演进至战国、秦朝,集权政体与成文法的大潮将贵族精神与判例法冲得体无完肤。但是,西汉以后,儒家思想入居正宗,秦式旧法与之不协,加上成文法难以一气呵成。在这种特定背景下,判例法又复兴了——这就是汉代大儒董仲舒始作俑的“春秋决狱”[8]。

除却对奴隶贵族政体作了田园牧歌式的过分的美化之外,应当说,武树臣先生的上述分析是精辟入理的,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判例法产生的原因。

(三)判例法产生的根本缘由:实用性

除了以上原因外,笔者以为,判例法在我国产生和发展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其“实用”性,即在整个封建社会,大凡在无成文法或成文法不宜于实用之际,优秀的法官便会根据时代的需要,他们或则宣扬“议事以制”的合理性,或则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或则论证判例的重要价值,或则一言不发,把判例结集印行。从汉代的董仲舒到民国政府的法官们,他们都没有片面地推崇成文法,而是立足于人类前行的历史之上,勇敢地从传统习俗中寻找法源[9] 。

“诉讼是一国政治的晴雨表”,法院或法官在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同司法在该国经济社会中的基本作用的定位有关。由于社会国家观的转变,现代法治国家 在司法观上多强调司法是一种“国民福利”,在推行“司法积极主义”的同时,保障每位公民都享有“接受司法裁判”和“接近正义”的权利,最终实现社会的整体正义[10]。 由此出发,现代法治国家一般都实行司法能动主义,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弥合相对稳定的制定法与变动不居的社会之间的沟壑。美国著名法官霍姆斯曾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实用主义法律概念:“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他还认为,逻辑并不是法律发展中起作用的唯一力量,“逻辑形式的背后是针对相互冲突的立法理由的相对价值与轻重程度做出的判断。当然,这往往是未经道出且不知不觉的判断,然而却是整个司法过程的根基与核心所在”[11]。 笔者也以为,我们应当以功能型态度对待法律,要看重法律的实际效用——其衡量标准就是“社会福利”,即单个人生活之幸福的总和。“正义和一般效用,这将是指导我们进程的两个目标。”[12]

三、中国古代判例法传统对我国当今法制建设的启示

(一)现实: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失落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看到,判例法不是逻辑推理的产物,而是人们共同经验的产物,是以人们共同的生活习惯为基础的。黑尔曾经将判例法说成是集体经验积累的仓库,霍姆斯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他说:“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是对于时代需要的自觉与不自觉的感受。”自清末我国法律的近代转型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我们学习大陆法系颁布了大量的成文法(制定法),然而法律施行的实际效果往往难以令人满意。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不过笔者以为,统治者们不顾我国悠久的判例(法)传统——进一步说就是权变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注重实用的民族传统文化,而一味急功近利地仿行大陆法系颁布成文法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这样做的结果除了是制定法虽日渐繁多但却仍不敷使用之外,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道德的滑坡。因为道德是以习惯、惯例为依托的,而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日趋开放,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习惯受变动性的冲击而渐失拘束力,以习惯、惯例为依托的道德的效力也随之降低。并且,自对外开放以来,西方思想的传入,使原有的道德评价体系受到了冲击,道德的单一体系已不复存在,一种多元化的道德体系已悄然而生。就这样,失去了道德依托的法律,其存在顿失依据,违法、避法现象大量滋生,而且违法也并非就是丑恶的,相反,能规避法律倒可能是件荣耀的事情。于是,道德与(制定)法便双双失落了;而且,这种双重失落还处于一种相互加剧的恶性循环之中。

(二)出路:法律形式与时代哲学的重新统一

如何走出这种恶性循环?笔者以为方法就是实现法律形式与时代哲学思想的重新统一。首先,传统思想中的法律应脱离道德的支配,即实现(道德)正义价值的内生(于法律)化;其次,改变单一的成文法律形式。当代各国的法制实践表明,任何一种法源形式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需要其他法源形式的补充和配合才能使整个法律体系良好地运行。当今,在法律形式上,特别是在法官造法上,普通法与成文法已非截然不同,二者的共同点正随着哲学思想的发展、统合而增多[13]。实际上,当今两大法系的差别并不在于是否承认法官造法,而是在多大程度上承认的问题。我国传统思想中的非常道、道的不可言说的思想相当流行,这可以为增加我国法律的灵活性提供思想源泉,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应时应景的判例(法)。另一方面,今时今日,人权、法治的全球潮流以及法本身的内在属性,又使得法的一定程度的确定性成为必需。故尔,制定法也成为不可缺少的法制因素。并且,笔者以为,在当今我国权力腐败包括司法腐败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法官判案应当以遵循制定法为原则,只有当制定法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或者适用现行法律规定明显违反人情事理,显失公平时,法官才可以在依据法律的基本原则、严格遵循法定程序的前提下,结合实际情况创制法律——判例(法)。总之,笔者以为,我国宜选择“二元”的法律体制,采取以制定法为主、判例法为辅的法源形式,实行严格规则主义与法官自由裁量相结合。

(三)关键: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制

那么,又如何保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会遭到滥用呢?——时下的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提出这个疑问。笔者以为方法有三:第一,要对认定、变更、撤销判例(法)的组织机构及程序做出明确规定。我们可以借鉴法国和日本的做法,在拥有准立法权的最高人民法院 设立专门的由资深法官组成的判例委员会,专事甄别、选择判例之职能。同时由全国人大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判例法。这样,判例经过判例委员会选择并予以公布后便具有法律效力,下级法院办案时必须遵循,最高人民法院也不得轻易将之废弃。第二,加快法官职业化的步伐,大力提高法官素质。要严格执行《法官法》,把好法官入口关,时下尤其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一些不具备法官资格的人当不了普通法官,但却可以被任命为法院院长、副院长,其荒唐性可以说是无以复加。这种现象如果不予以改变,《法官法》将在实际上遭到废弃。第三,利用程序加强对法官的控制。上述第一、第二点是法官裁判过程之外的控制。程序控制则是裁判过程之内的控制,它在法官日常司法过程中每时每刻起着作用。为了维护法的相对自治性,防止法与社会的直接短路,需要设置一些有过滤效果的中介装置,法律程序就是其中之一。程序可以限制法官的恣意,可以保证法官和诉讼当事人进行理性的选择;并且,与判例(法)机制直接相连的是程序具有“作茧自缚”的效应:经过程序而做出的裁判被赋予既判力,只有通过高阶审级的程序才能被修改;而且,先例机制迫使审判法院在今后的活动中保持立场的一贯性,对同类问题按照同样方式来解决。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缓和立法刚性过强的机制主要是采用法律试行的方案,在一定时间范围或空间范围内强化位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法律规范发展的契机,通过立法与司法的有条件的逆转、认知注意力的集中、反馈机制的利用等方法,来实现法律的动态妥当性。但由于当今我国的立法程序、诉讼程序均不完备,这种做法易生弊端,会导致反制度化的结果[14]。由此就更凸显了笔者于本文中所提出的“二元”法律体制的实践价值。最后,与英美具有发达的司法技术一样,判例法传统在我国虽古已有之,但却缺乏精细的司法技术,因此,道德因素、人情因素就在没有程序控制的条件下与法律直接对接,其结果就是法律的随意化、任性化。因此,要下大力气研究和发展司法技术。

注释:

关于“实践理性”,参见[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0-100页。

作这种转型主要是实行自由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大陆法系国家来说只是缓和其职权主义的问题,谈不上是转型。当然,这里所谓的转型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它并没有根本改变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律传统。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许多司法解释本身已经具备法律规范的要素,并且实际上也起着法律规范的作用,其作用甚至超过正式立法机关的立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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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5).

传统文化的事例范文3

[关键词]古代中国;判例法;启示

一、古代中国的“混合法”传统及其发展历史

(一)古代中国的混合法传统

长期以来,人们,包括许多法学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崇尚制定法的国家, 而对古代中国的判例法却不甚了解。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古代中国除了有发达的成文法以外,还有发达的判例法。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的古代,人们心目中的“法”远远不限于国家认可和审判活动确认的行为规范,那些在生活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客观行为准则也被纳入“法”的范畴,甚至成为最具权威的“法”。正因如此,能够表述“法”这一社会现象或行为规范的文字也是多种多样的,譬如,法、刑、礼、律、范、辟、则、彝、度、制、典、事,等等[1] 。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有着“混合法”的传统,即“成文法”与“判例法”的有机结合。具体说来,“混合法”包括两层意思:在立法方面,历朝历代在可能的情况下按照正规程序制定和颁布成文法,而在无现成的成文法可依,或虽有成文法但却明显不合时宜的特定情况下,则通过司法渠道以创制判例法的形式实行局部立法;在司法方面,适用成文法与使用判例相结合,在时机成熟时,再通过立法把判例吸收进成文法中。对此,曾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部长多年的居正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向来是判例法国家,甚似英美法制度”,在民法颁布之前,“支配人民生活的,几乎全赖判例”,“司法向来已经取得创造法律之权威”,“判例势力之伟大,实无可争辩”[2]。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史方面用力甚勤并颇有建树的武树臣先生,则将从西周到春秋的时期称为“家本位判例法”时代,而将西汉到清末的两千年称为“国家本位混合法”时代[3]。

(二)古代中国判例法的发展历史

从判例法的发展历史来看,汉以前是简单援引阶段,由汉迄唐是判例法的成熟阶段,至明清是判例法的发展阶段,其后是其衰落阶段。以下对其作一简要介绍。

从舜时的“皋陶造律”的传说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中国古代的成文法起源于司法实践,律生于例,律是例的固定和升华。春秋时期,晋国叔向抨击郑国子产“铸刑书”时所说的“昔先王议事以制”中的“制”即指沿袭已久的习俗、故事或成例。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封建社会取代了奴隶社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封建统治者们纷纷颁行了成文法,判例法从主要法律渊源退居次要地位,但它仍是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

秦朝司吏断狱时,除律以外,可以适用“廷行事”,即以判案成例作为判案依据。汉承秦制,规定凡律无正条者,比附以为罪。《周礼秋官大司寇》载:“若今律,其有断事,皆依旧事断之,其无条,取比类以决之,故云决事比”。“决事比”与秦朝的“廷行事”相类似。不过,其种类更多,应用更广。汉朝的比分为决事比、死罪决事比和辞讼比三类。据史书记载,汉代可以作比附的案例十分繁多。

晋“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自此,例与法联系起来。北齐“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篇首”,称为名例律。

唐朝是我国封建法制成熟与定型时期,法制比较完备,在司法实践中,虽允许法律无明文规定时比照成例断案,但控制较严,并且注意以成文法规范判例法,以免引例破敕、以例害律。

宋初颇重律、敕。神宗即位以后,实行变法图强,法律形式也发生变化,不仅编敕地位提高,而且例也得到发展,“法所不载,然后用例”。宋代的例有两种,一为断例,即审判案件的成例,另一为指挥,即尚书省及各部等官署下达的指令。高宗南渡以后,由于刑典的散佚,例的地位更趋重要。宋代各朝皇帝都有编例之举,其中较为重要的有《绍兴刑民疑难断例》、《乾道新编特旨断例》、《开禧刑民断例》等。至于指挥,就更是浩繁,仅是南宋宁宗年间就达数万件之多。

元朝的法律体系是一个集辽蒙古法、汉法、回回法在内的多元联合体。其法律统一的方式就是在继承本民族法律传统的基础上,有条件地吸收前朝的立法经验,将一些在审判中形成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判例经国家机关认可,并通过特定的立法程序加以分类汇编,成为统一的法律规范——“断例”,它是成文法与判例法的有机结合。

明代仍然采用以例断案的传统。明朝的“例”主要是刑部针对具体案件做出的判决,并经皇帝以上谕的形式批准,使其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因案生例的原则自此确立并盛行起来。明中后期的《问刑条例》将例提高到与律同等的地位,“以例辅律”、“以例补律”,律是正文,例是附注,例律并行。但在司法实践中,例优先于律。

清朝大体沿袭明朝。清代例的删定、编纂是重要的立法活动,由律例馆负责。修律的主要内容是将具有一般意义的判决提升为法律规范,删除和更正律文与例文、例文与例文之间的重复和矛盾。凡馆修入律之例实际上已被纳入制定法的范畴,成为《大清律例》的构成部分。清朝明确规定“既有定例,则用例不用律”。

自1840鸦片战争始,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陷入了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之中,富国强兵成为整个中国民族的必然选择。为此,清政府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其法制也开始了近代化转型。环视四周,当时的日本是一面改革成功的镜子,而“东洋复采诸西洋”,这就导致了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学理上,中国由日本而德国的“取经”之路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引进日德的成文法势必遏制中国固有的判例法的继续发达,从而中断了“混合法”传统。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新旧法制的递嬗又产生了判例法适用的空间,中国又形成了“国社本位”的“混合法”。但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判例仅具有事实上的效力而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所谓“备参考,供取资”而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一边倒”政策的施行,中国以前苏联为榜样建设自己的国家,法律制度建设也自然如此。而前苏联的法律体制除了其社会主义属性以外,在很大程度上继承的是德国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德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故而前苏联也实行成文法体制;此外,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理解,将判例法看成是资本主义属性的东西而予以批判,判例法彻底地衰落了[4] 。

二、古代中国判例法传统的形成原因

(一)经验哲学与判例法

我国法理学学者谢晖教授以法律所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为标准,将法律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建立在超验哲学基础之上的神启法,二是建立在先验哲学基础之上的法典式制定法,三是建立在经验哲学基础之上的判例式制定法。并且他还认为正是由于判例法与经验理性有以下逻辑上的关联,才导致了在经验基础之上生长起来的法律就是判例法:首先,经验哲学肯定事物间的差异性,而判例法强调对不同事物要不同对待,由此形成了二者间的可契通性。正是由于法官对复杂案件的具体分析产生了具体案例,在此基础上进而形成了作为一种制度的判例法。然而,具体经验又是如何走出狭隘迈向理性的呢?或者换言说,判例法中所包含的实践理性 是怎样产生的呢?这就是经验哲学对判例法的理性导向作用。其原理是:判例法所体现的是个别理性,而经验哲学所追求的是有关经验的一般理性,要使判例法在人类制度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需要将经验哲学这种更具一般性、普遍性的理论导入,以指导、甚至支配判例法的制作和运作[5]。

正像英国判例法的发达与其经验主义哲学的发达间具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一样,中国古代判例法的发达同样也与其经验哲学的发达间具有必然的逻辑关联。在中国哲学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尊重人们生活经验的智慧应是其基本特点。所以,在黑格尔看来,代表了中国文化最大成就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用也没有的——只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6] 相应的,中国的文化是一个权变的文化——对此,李泽厚先生说道:“中国人的吵架,也习惯于由第三者调停、协商,和谐解决,而不重是非曲直的客观审断。所以,礼俗代替法律,国家变为社会,关系重于是非,调解优于判定,‘理无可恕’却‘情有可原’等等,也都成了直到今天仍普遍存在的现象。”[7]

(二)贵族精神与判例法

对于中国古代“混合法”传统的形成,武树臣先生从另外一个角度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先秦的贵族精神为中国古代几度兴盛、连绵不绝的判例法提供了无形的精神源泉。判例法是宗法贵族政体的产物。法官与其他官吏一样都是世袭的。在敬宗孝祖、“帅型先考”观念的支配下,按照父兄先辈的故事办,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于是便形成了“遵循先例”的原则。当时的审判方式是“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临事制刑,不豫设法”,判例是立法的产物,又是司法的结果。

当时判例法产生的社会条件是:社会上存在着普遍公认的法律原则,这在当时就是“礼”;有一批善于在司法中立法的高水平法官;另外,还有一个允许法官独立进行立法司法活动的政治法制环境,即宗法贵族政体。关于第一个条件,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是法、类的根本性指导原则,正是礼为法官的灵活司法提供了法律依据。而在宗法贵族政体下,贵族与生俱来的身份因为得到神权和血缘意识的确认而带有无上尊严,从而使贵族个人的品行、好恶、举止、言行无不带有政治性和权威性。贵族个人人格的巨大政治效应使得贵族们非常重视个人品行的修养。此外,“学在官府”的庠序之教履行着干部培训学校的职能。个人修养加上官府培养教育使得他们具有较高的综合人文素质。此外,在贵族们看来,正如他们有权利匡正君主之弊一样,也有权利纠正君主颁布的法。再则,贵族精神崇尚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故而贵族统治者们拒绝接受固定、刻板、统一的行为规范的制约,这就使他们天然地喜欢判例法而讨厌成文法,他们宁愿运用自己的良心智慧和经验,而非刻板地遵守成文法来对案件做出裁决,贵族法官随时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情况创制新的判例,在司法中立法。

历史演进至战国、秦朝,集权政体与成文法的大潮将贵族精神与判例法冲得体无完肤。但是,西汉以后,儒家思想入居正宗,秦式旧法与之不协,加上成文法难以一气呵成。在这种特定背景下,判例法又复兴了——这就是汉代大儒董仲舒始作俑的“春秋决狱”[8]。

除却对奴隶贵族政体作了田园牧歌式的过分的美化之外,应当说,武树臣先生的上述分析是精辟入理的,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判例法产生的原因。

(三)判例法产生的根本缘由:实用性

除了以上原因外,笔者以为,判例法在我国产生和发展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其“实用”性,即在整个封建社会,大凡在无成文法或成文法不宜于实用之际,优秀的法官便会根据时代的需要,他们或则宣扬“议事以制”的合理性,或则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或则论证判例的重要价值,或则一言不发,把判例结集印行。从汉代的董仲舒到民国政府的法官们,他们都没有片面地推崇成文法,而是立足于人类前行的历史之上,勇敢地从传统习俗中寻找法源[9] 。

“诉讼是一国政治的晴雨表”,法院或法官在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同司法在该国经济社会中的基本作用的定位有关。由于社会国家观的转变,现代法治国家 在司法观上多强调司法是一种“国民福利”,在推行“司法积极主义”的同时,保障每位公民都享有“接受司法裁判”和“接近正义”的权利,最终实现社会的整体正义[10]。 由此出发,现代法治国家一般都实行司法能动主义,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弥合相对稳定的制定法与变动不居的社会之间的沟壑。美国著名法官霍姆斯曾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实用主义法律概念:“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他还认为,逻辑并不是法律发展中起作用的唯一力量,“逻辑形式的背后是针对相互冲突的立法理由的相对价值与轻重程度做出的判断。当然,这往往是未经道出且不知不觉的判断,然而却是整个司法过程的根基与核心所在”[11]。 笔者也以为,我们应当以功能型态度对待法律,要看重法律的实际效用——其衡量标准就是“社会福利”,即单个人生活之幸福的总和。“正义和一般效用,这将是指导我们进程的两个目标。”[12]

三、中国古代判例法传统对我国当今法制建设的启示

(一)现实: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失落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看到,判例法不是逻辑推理的产物,而是人们共同经验的产物,是以人们共同的生活习惯为基础的。黑尔曾经将判例法说成是集体经验积累的仓库,霍姆斯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他说:“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是对于时代需要的自觉与不自觉的感受。”自清末我国法律的近代转型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我们学习大陆法系颁布了大量的成文法(制定法),然而法律施行的实际效果往往难以令人满意。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不过笔者以为,统治者们不顾我国悠久的判例(法)传统——进一步说就是权变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注重实用的民族传统文化,而一味急功近利地仿行大陆法系颁布成文法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这样做的结果除了是制定法虽日渐繁多但却仍不敷使用之外,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道德的滑坡。因为道德是以习惯、惯例为依托的,而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日趋开放,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习惯受变动性的冲击而渐失拘束力,以习惯、惯例为依托的道德的效力也随之降低。并且,自对外开放以来,西方思想的传入,使原有的道德评价体系受到了冲击,道德的单一体系已不复存在,一种多元化的道德体系已悄然而生。就这样,失去了道德依托的法律,其存在顿失依据,违法、避法现象大量滋生,而且违法也并非就是丑恶的,相反,能规避法律倒可能是件荣耀的事情。于是,道德与(制定)法便双双失落了;而且,这种双重失落还处于一种相互加剧的恶性循环之中。

(二)出路:法律形式与时代哲学的重新统一

如何走出这种恶性循环?笔者以为方法就是实现法律形式与时代哲学思想的重新统一。首先,传统思想中的法律应脱离道德的支配,即实现(道德)正义价值的内生(于法律)化;其次,改变单一的成文法律形式。当代各国的法制实践表明,任何一种法源形式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需要其他法源形式的补充和配合才能使整个法律体系良好地运行。当今,在法律形式上,特别是在法官造法上,普通法与成文法已非截然不同,二者的共同点正随着哲学思想的发展、统合而增多[13]。实际上,当今两大法系的差别并不在于是否承认法官造法,而是在多大程度上承认的问题。我国传统思想中的非常道、道的不可言说的思想相当流行,这可以为增加我国法律的灵活性提供思想源泉,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应时应景的判例(法)。另一方面,今时今日,人权、法治的全球潮流以及法本身的内在属性,又使得法的一定程度的确定性成为必需。故尔,制定法也成为不可缺少的法制因素。并且,笔者以为,在当今我国权力腐败包括司法腐败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法官判案应当以遵循制定法为原则,只有当制定法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或者适用现行法律规定明显违反人情事理,显失公平时,法官才可以在依据法律的基本原则、严格遵循法定程序的前提下,结合实际情况创制法律——判例(法)。总之,笔者以为,我国宜选择“二元”的法律体制,采取以制定法为主、判例法为辅的法源形式,实行严格规则主义与法官自由裁量相结合。

(三)关键: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制

那么,又如何保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会遭到滥用呢?——时下的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提出这个疑问。笔者以为方法有三:第一,要对认定、变更、撤销判例(法)的组织机构及程序做出明确规定。我们可以借鉴法国和日本的做法,在拥有准立法权的最高人民法院 设立专门的由资深法官组成的判例委员会,专事甄别、选择判例之职能。同时由全国人大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判例法。这样,判例经过判例委员会选择并予以公布后便具有法律效力,下级法院办案时必须遵循,最高人民法院也不得轻易将之废弃。第二,加快法官职业化的步伐,大力提高法官素质。要严格执行《法官法》,把好法官入口关,时下尤其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一些不具备法官资格的人当不了普通法官,但却可以被任命为法院院长、副院长,其荒唐性可以说是无以复加。这种现象如果不予以改变,《法官法》将在实际上遭到废弃。第三,利用程序加强对法官的控制。上述第一、第二点是法官裁判过程之外的控制。程序控制则是裁判过程之内的控制,它在法官日常司法过程中每时每刻起着作用。为了维护法的相对自治性,防止法与社会的直接短路,需要设置一些有过滤效果的中介装置,法律程序就是其中之一。程序可以限制法官的恣意,可以保证法官和诉讼当事人进行理性的选择;并且,与判例(法)机制直接相连的是程序具有“作茧自缚”的效应:经过程序而做出的裁判被赋予既判力,只有通过高阶审级的程序才能被修改;而且,先例机制迫使审判法院在今后的活动中保持立场的一贯性,对同类问题按照同样方式来解决。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缓和立法刚性过强的机制主要是采用法律试行的方案,在一定时间范围或空间范围内强化位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法律规范发展的契机,通过立法与司法的有条件的逆转、认知注意力的集中、反馈机制的利用等方法,来实现法律的动态妥当性。但由于当今我国的立法程序、诉讼程序均不完备,这种做法易生弊端,会导致反制度化的结果[14]。由此就更凸显了笔者于本文中所提出的“二元”法律体制的实践价值。最后,与英美具有发达的司法技术一样,判例法传统在我国虽古已有之,但却缺乏精细的司法技术,因此,道德因素、人情因素就在没有程序控制的条件下与法律直接对接,其结果就是法律的随意化、任性化。因此,要下大力气研究和发展司法技术。

注释:

关于“实践理性”,参见[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0-100页。

作这种转型主要是实行自由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大陆法系国家来说只是缓和其职权主义的问题,谈不上是转型。当然,这里所谓的转型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它并没有根本改变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律传统。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许多司法解释本身已经具备法律规范的要素,并且实际上也起着法律规范的作用,其作用甚至超过正式立法机关的立法。

参考文献

[1] 武树臣.中国的“混合法”——兼及中国法系在世界的地位[J].政治与法律,1993,(2).

[2] 居正.司法党化问题[J].中华法学杂志(5).曹三明.中国判例法的传统与建立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J].法律适用,2002,(12).

[3] 武树臣.中国法律传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4] 汤尧.中国判例法传统及其现代化[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17(1).

[5] 谢晖.经验哲学之兴衰与中国判例法的命运[J].法律科学,2000,(4).

[6] [德]黑格尔.哲学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谢晖.经验哲学之兴衰与中国判例法的命运[J].法律科学,2000,(4).

[7]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319).

[8] [9]武树臣.贵族精神与判例法传统[J].中外法学,1998,(5).

[10] 黄松有.中国现代民事审判权论——为民服务型民事审判权的构筑与实践[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6).

[11] Oliver Wendell Holmes,The Path of the Law ,”in Collected Legal Papers,181,184(1920).[美]AL考夫曼.卡多佐[M].张守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12] [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5).

传统文化的事例范文4

[关键词]古代中国;判例法;启示

一、古代中国的“混合法”传统及其发展历史

(一)古代中国的混合法传统

长期以来,人们,包括许多法学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崇尚制定法的国家, 而对古代中国的判例法却不甚了解。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古代中国除了有发达的成文法以外,还有发达的判例法。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的古代,人们心目中的“法”远远不限于国家认可和审判活动确认的行为规范,那些在生活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客观行为准则也被纳入“法”的范畴,甚至成为最具权威的“法”。正因如此,能够表述“法”这一社会现象或行为规范的文字也是多种多样的,譬如,法、刑、礼、律、范、辟、则、彝、度、制、典、事,等等[1] 。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有着“混合法”的传统,即“成文法”与“判例法”的有机结合。具体说来,“混合法”包括两层意思:在立法方面,历朝历代在可能的情况下按照正规程序制定和颁布成文法,而在无现成的成文法可依,或虽有成文法但却明显不合时宜的特定情况下,则通过司法渠道以创制判例法的形式实行局部立法;在司法方面,适用成文法与使用判例相结合,在时机成熟时,再通过立法把判例吸收进成文法中。对此,曾任政府司法部长多年的居正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向来是判例法国家,甚似英美法制度”,在民法颁布之前,“支配人民生活的,几乎全赖判例”,“司法向来已经取得创造法律之权威”,“判例势力之伟大,实无可争辩”[2]。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史方面用力甚勤并颇有建树的武树臣先生,则将从西周到春秋的时期称为“家本位判例法”时代,而将西汉到清末的两千年称为“国家本位混合法”时代[3]。

(二)古代中国判例法的发展历史

从判例法的发展历史来看,汉以前是简单援引阶段,由汉迄唐是判例法的成熟阶段,至明清是判例法的发展阶段,其后是其衰落阶段。以下对其作一简要介绍。

从舜时的“皋陶造律”的传说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中国古代的成文法起源于司法实践,律生于例,律是例的固定和升华。春秋时期,晋国叔向抨击郑国子产“铸刑书”时所说的“昔先王议事以制”中的“制”即指沿袭已久的习俗、故事或成例。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封建社会取代了奴隶社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封建统治者们纷纷颁行了成文法,判例法从主要法律渊源退居次要地位,但它仍是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

秦朝司吏断狱时,除律以外,可以适用“廷行事”,即以判案成例作为判案依据。汉承秦制,规定凡律无正条者,比附以为罪。《周礼秋官大司寇》载:“若今律,其有断事,皆依旧事断之,其无条,取比类以决之,故云决事比”。“决事比”与秦朝的“廷行事”相类似。不过,其种类更多,应用更广。汉朝的比分为决事比、死罪决事比和辞讼比三类。据史书记载,汉代可以作比附的案例十分繁多。

晋“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自此,例与法联系起来。北齐“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篇首”,称为名例律。

唐朝是我国封建法制成熟与定型时期,法制比较完备,在司法实践中,虽允许法律无明文规定时比照成例断案,但控制较严,并且注意以成文法规范判例法,以免引例破敕、以例害律。

宋初颇重律、敕。神宗即位以后,实行变法图强,法律形式也发生变化,不仅编敕地位提高,而且例也得到发展,“法所不载,然后用例”。宋代的例有两种,一为断例,即审判案件的成例,另一为指挥,即尚书省及各部等官署下达的指令。高宗南渡以后,由于刑典的散佚,例的地位更趋重要。宋代各朝皇有编例之举,其中较为重要的有《绍兴刑民疑难断例》、《乾道新编特旨断例》、《开禧刑民断例》等。至于指挥,就更是浩繁,仅是南宋宁宗年间就达数万件之多。

元朝的法律体系是一个集辽蒙古法、汉法、回回法在内的多元联合体。其法律统一的方式就是在继承本民族法律传统的基础上,有条件地吸收前朝的立法经验,将一些在审判中形成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判例经国家机关认可,并通过特定的立法程序加以分类汇编,成为统一的法律规范——“断例”,它是成文法与判例法的有机结合。

明代仍然采用以例断案的传统。明朝的“例”主要是刑部针对具体案件做出的判决,并经皇帝以上谕的形式批准,使其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因案生例的原则自此确立并盛行起来。明中后期的《问刑条例》将例提高到与律同等的地位,“以例辅律”、“以例补律”,律是正文,例是附注,例律并行。但在司法实践中,例优先于律。

清朝大体沿袭明朝。清代例的删定、编纂是重要的立法活动,由律例馆负责。修律的主要内容是将具有一般意义的判决提升为法律规范,删除和更正律文与例文、例文与例文之间的重复和矛盾。凡馆修入律之例实际上已被纳入制定法的范畴,成为《大清律例》的构成部分。清朝明确规定“既有定例,则用例不用律”。

自1840鸦片战争始,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陷入了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之中,富国强兵成为整个中国民族的必然选择。为此,清政府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其法制也开始了近代化转型。环视四周,当时的日本是一面改革成功的镜子,而“东洋复采诸西洋”,这就导致了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学理上,中国由日本而德国的“取经”之路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引进日德的成文法势必遏制中国固有的判例法的继续发达,从而中断了“混合法”传统。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新旧法制的递嬗又产生了判例法适用的空间,中国又形成了“国社本位”的“混合法”。但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判例仅具有事实上的效力而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所谓“备参考,供取资”而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一边倒”政策的施行,中国以前苏联为榜样建设自己的国家,法律制度建设也自然如此。而前苏联的法律体制除了其社会主义属性以外,在很大程度上继承的是德国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德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故而前苏联也实行成文法体制;此外,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理解,将判例法看成是资本主义属性的东西而予以批判,判例法彻底地衰落了[4] 。

二、古代中国判例法传统的形成原因

(一)经验哲学与判例法

我国法理学学者谢晖教授以法律所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为标准,将法律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建立在超验哲学基础之上的神启法,二是建立在先验哲学基础之上的法典式制定法,三是建立在经验哲学基础之上的判例式制定法。并且他还认为正是由于判例法与经验理性有以下逻辑上的关联,才导致了在经验基础之上生长起来的法律就是判例法:首先,经验哲学肯定事物间的差异性,而判例法强调对不同事物要不同对待,由此形成了二者间的可契通性。正是由于法官对复杂案件的具体分析产生了具体案例,在此基础上进而形成了作为一种制度的判例法。然而,具体经验又是如何走出狭隘迈向理性的呢?或者换言说,判例法中所包含的实践理性 是怎样产生的呢?这就是经验哲学对判例法的理性导向作用。其原理是:判例法所体现的是个别理性,而经验哲学所追求的是有关经验的一般理性,要使判例法在人类制度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需要将经验哲学这种更具一般性、普遍性的理论导入,以指导、甚至支配判例法的制作和运作[5]。

正像英国判例法的发达与其经验主义哲学的发达间具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一样,中国古代判例法的发达同样也与其经验哲学的发达间具有必然的逻辑关联。在中国哲学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尊重人们生活经验的智慧应是其基本特点。所以,在黑格尔看来,代表了中国文化最大成就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用也没有的——只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6] 相应的,中国的文化是一个权变的文化——对此,李泽厚先生说道:“中国人的吵架,也习惯于由第三者调停、协商,和谐解决,而不重是非曲直的客观审断。所以,礼俗代替法律,国家变为社会,关系重于是非,调解优于判定,‘理无可恕’却‘情有可原’等等,也都成了直到今天仍普遍存在的现象。”[7]

(二)贵族精神与判例法

对于中国古代“混合法”传统的形成,武树臣先生从另外一个角度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先秦的贵族精神为中国古代几度兴盛、连绵不绝的判例法提供了无形的精神源泉。判例法是宗法贵族政体的产物。法官与其他官吏一样都是世袭的。在敬宗孝祖、“帅型先考”观念的支配下,按照父兄先辈的故事办,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于是便形成了“遵循先例”的原则。当时的审判方式是“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临事制刑,不豫设法”,判例是立法的产物,又是司法的结果。

当时判例法产生的社会条件是:社会上存在着普遍公认的法律原则,这在当时就是“礼”;有一批善于在司法中立法的高水平法官;另外,还有一个允许法官独立进行立法司法活动的政治法制环境,即宗法贵族政体。关于第一个条件,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是法、类的根本性指导原则,正是礼为法官的灵活司法提供了法律依据。而在宗法贵族政体下,贵族与生俱来的身份因为得到神权和血缘意识的确认而带有无上尊严,从而使贵族个人的品行、好恶、举止、言行无不带有政治性和权威性。贵族个人人格的巨大政治效应使得贵族们非常重视个人品行的修养。此外,“学在官府”的庠序之教履行着干部培训学校的职能。个人修养加上官府培养教育使得他们具有较高的综合人文素质。此外,在贵族们看来,正如他们有权利匡正君主之弊一样,也有权利纠正君主颁布的法。再则,贵族精神崇尚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故而贵族统治者们拒绝接受固定、刻板、统一的行为规范的制约,这就使他们天然地喜欢判例法而讨厌成文法,他们宁愿运用自己的良心智慧和经验,而非刻板地遵守成文法来对案件做出裁决,贵族法官随时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情况创制新的判例,在司法中立法。

历史演进至战国、秦朝,集权政体与成文法的大潮将贵族精神与判例法冲得体无完肤。但是,西汉以后,儒家思想入居正宗,秦式旧法与之不协,加上成文法难以一气呵成。在这种特定背景下,判例法又复兴了——这就是汉代大儒董仲舒始作俑的“春秋决狱”[8]。

除却对奴隶贵族政体作了田园牧歌式的过分的美化之外,应当说,武树臣先生的上述分析是精辟入理的,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判例法产生的原因。

(三)判例法产生的根本缘由:实用性

除了以上原因外,笔者以为,判例法在我国产生和发展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其“实用”性,即在整个封建社会,大凡在无成文法或成文法不宜于实用之际,优秀的法官便会根据时代的需要,他们或则宣扬“议事以制”的合理性,或则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或则论证判例的重要价值,或则一言不发,把判例结集印行。从汉代的董仲舒到民国政府的法官们,他们都没有片面地推崇成文法,而是立足于人类前行的历史之上,勇敢地从传统习俗中寻找法源[9] 。

“诉讼是一国政治的晴雨表”,法院或法官在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同司法在该国经济社会中的基本作用的定位有关。由于社会国家观的转变,现代法治国家 在司法观上多强调司法是一种“国民福利”,在推行“司法积极主义”的同时,保障每位公民都享有“接受司法裁判”和“接近正义”的权利,最终实现社会的整体正义[10]。 由此出发,现代法治国家一般都实行司法能动主义,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弥合相对稳定的制定法与变动不居的社会之间的沟壑。美国著名法官霍姆斯曾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实用主义法律概念:“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他还认为,逻辑并不是法律发展中起作用的唯一力量,“逻辑形式的背后是针对相互冲突的立法理由的相对价值与轻重程度做出的判断。当然,这往往是未经道出且不知不觉的判断,然而却是整个司法过程的根基与核心所在”[11]。 笔者也以为,我们应当以功能型态度对待法律,要看重法律的实际效用——其衡量标准就是“社会福利”,即单个人生活之幸福的总和。“正义和一般效用,这将是指导我们进程的两个目标。”[12]

三、中国古代判例法传统对我国当今法制建设的启示

(一)现实: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失落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看到,判例法不是逻辑推理的产物,而是人们共同经验的产物,是以人们共同的生活习惯为基础的。黑尔曾经将判例法说成是集体经验积累的仓库,霍姆斯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他说:“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是对于时代需要的自觉与不自觉的感受。”自清末我国法律的近代转型以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我们学陆法系颁布了大量的成文法(制定法),然而法律施行的实际效果往往难以令人满意。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不过笔者以为,统治者们不顾我国悠久的判例(法)传统——进一步说就是权变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注重实用的民族传统文化,而一味急功近利地仿行大陆法系颁布成文法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这样做的结果除了是制定法虽日渐繁多但却仍不敷使用之外,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道德的滑坡。因为道德是以习惯、惯例为依托的,而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日趋开放,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习惯受变动性的冲击而渐失拘束力,以习惯、惯例为依托的道德的效力也随之降低。并且,自对外开放以来,西方思想的传入,使原有的道德评价体系受到了冲击,道德的单一体系已不复存在,一种多元化的道德体系已悄然而生。就这样,失去了道德依托的法律,其存在顿失依据,违法、避法现象大量滋生,而且违法也并非就是丑恶的,相反,能规避法律倒可能是件荣耀的事情。于是,道德与(制定)法便双双失落了;而且,这种双重失落还处于一种相互加剧的恶性循环之中。

(二)出路:法律形式与时代哲学的重新统一

如何走出这种恶性循环?笔者以为方法就是实现法律形式与时代哲学思想的重新统一。首先,传统思想中的法律应脱离道德的支配,即实现(道德)正义价值的内生(于法律)化;其次,改变单一的成文法律形式。当代各国的法制实践表明,任何一种法源形式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需要其他法源形式的补充和配合才能使整个法律体系良好地运行。当今,在法律形式上,特别是在法官造法上,普通法与成文法已非截然不同,二者的共同点正随着哲学思想的发展、统合而增多[13]。实际上,当今两大法系的差别并不在于是否承认法官造法,而是在多大程度上承认的问题。我国传统思想中的非常道、道的不可言说的思想相当流行,这可以为增加我国法律的灵活性提供思想源泉,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应时应景的判例(法)。另一方面,今时今日,人权、法治的全球潮流以及法本身的内在属性,又使得法的一定程度的确定性成为必需。故尔,制定法也成为不可缺少的法制因素。并且,笔者以为,在当今我国权力腐败包括司法腐败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法官判案应当以遵循制定法为原则,只有当制定法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或者适用现行法律规定明显违反人情事理,显失公平时,法官才可以在依据法律的基本原则、严格遵循法定程序的前提下,结合实际情况创制法律——判例(法)。总之,笔者以为,我国宜选择“二元”的法律体制,采取以制定法为主、判例法为辅的法源形式,实行严格规则主义与法官自由裁量相结合。

(三)关键: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制

那么,又如何保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会遭到滥用呢?——时下的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提出这个疑问。笔者以为方法有三:第一,要对认定、变更、撤销判例(法)的组织机构及程序做出明确规定。我们可以借鉴法国和日本的做法,在拥有准立法权的最高人民法院 设立专门的由资深法官组成的判例委员会,专事甄别、选择判例之职能。同时由全国人大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判例法。这样,判例经过判例委员会选择并予以公布后便具有法律效力,下级法院办案时必须遵循,最高人民法院也不得轻易将之废弃。第二,加快法官职业化的步伐,大力提高法官素质。要严格执行《法官法》,把好法官入口关,时下尤其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一些不具备法官资格的人当不了普通法官,但却可以被任命为法院院长、副院长,其荒唐性可以说是无以复加。这种现象如果不予以改变,《法官法》将在实际上遭到废弃。第三,利用程序加强对法官的控制。上述第一、第二点是法官裁判过程之外的控制。程序控制则是裁判过程之内的控制,它在法官日常司法过程中每时每刻起着作用。为了维护法的相对自治性,防止法与社会的直接短路,需要设置一些有过滤效果的中介装置,法律程序就是其中之一。程序可以限制法官的恣意,可以保证法官和诉讼当事人进行理性的选择;并且,与判例(法)机制直接相连的是程序具有“作茧自缚”的效应:经过程序而做出的裁判被赋予既判力,只有通过高阶审级的程序才能被修改;而且,先例机制迫使审判法院在今后的活动中保持立场的一贯性,对同类问题按照同样方式来解决。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缓和立法刚性过强的机制主要是采用法律试行的方案,在一定时间范围或空间范围内强化位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法律规范发展的契机,通过立法与司法的有条件的逆转、认知注意力的集中、反馈机制的利用等方法,来实现法律的动态妥当性。但由于当今我国的立法程序、诉讼程序均不完备,这种做法易生弊端,会导致反制度化的结果[14]。由此就更凸显了笔者于本文中所提出的“二元”法律体制的实践价值。最后,与英美具有发达的司法技术一样,判例法传统在我国虽古已有之,但却缺乏精细的司法技术,因此,道德因素、人情因素就在没有程序控制的条件下与法律直接对接,其结果就是法律的随意化、任性化。因此,要下大力气研究和发展司法技术。

注释:

关于“实践理性”,参见[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0-100页。

作这种转型主要是实行自由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大陆法系国家来说只是缓和其职权主义的问题,谈不上是转型。当然,这里所谓的转型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它并没有根本改变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律传统。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许多司法解释本身已经具备法律规范的要素,并且实际上也起着法律规范的作用,其作用甚至超过正式立法机关的立法。

参考文献:

[1] 武树臣.中国的“混合法”——兼及中国法系在世界的地位[j].政治与法律,1993,(2).

[2] 居正.司法党化问题[j].中华法学杂志(5).曹三明.中国判例法的传统与建立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j].法律适用,2002,(12).

[3] 武树臣.中国法律传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4] 汤尧.中国判例法传统及其现代化[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17(1).

[5] 谢晖.经验哲学之兴衰与中国判例法的命运[j].法律科学,2000,(4).

[6] [德]黑格尔.哲学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谢晖.经验哲学之兴衰与中国判例法的命运[j].法律科学,2000,(4).

[7]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319).

[8] [9]武树臣.贵族精神与判例法传统[j].中外法学,1998,(5).

[10] .中国现代民事审判权论——为民服务型民事审判权的构筑与实践[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6).

[11] oliver wendell holmes,the path of the law ,”in collected legal papers,181,184(1920).[美]al考夫曼.卡多佐[m].张守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12] [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5).

传统文化的事例范文5

前言

传统节日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民族文化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是近年来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使得人们对传统节日逐渐失去了解,本文就如何通过在幼儿园中开展传统节日文化教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在实践教育中探索出一些具体的做法。

一、对传统节日中蕴含的传统文化进行解读

我??民俗文化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我国的传统节日,我国的传统节日大多与节气、历法、天文、重大事件以及一些古代先贤有关,这些在一些诸如《尚书》等古代文献中均有记载,传统节日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与节气有关的祭祀、庆祝的节日,例如春节、清明节等;另一类则是纪念日,例如端午节等。

早在先秦时期一些日子就被当时的人们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但是当时这些日子的内涵还不够丰富,经过时间的沉淀,这些日子从最早的迷信禁忌以及原始崇拜逐渐演化到现在的寄托情感、祈求幸福的日子。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神话故事为节日增添了神秘和浪漫的色彩,一些历史先贤的在节日中被赋予了永恒的纪念意义,因此我国的传统节日有着厚重的历史感[1]。

我国的传统节日在传统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节日文化教育可以使人们深刻感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我国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以及民族凝聚力,更能使民族文化得以发展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基础。

二、在幼儿园中开展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的建议

1.了解本地历史并加以利用

我园处于山东地区,境内曾存有齐、鲁、曹、维等诸国,齐鲁大地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历史造就了这片土地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如今的山东更是一个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大省。我省的古代先贤更是不胜枚举,有齐国大夫晏婴,政治家、思想家、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及其学生曾子,名医扁鹊、建筑巨匠鲁班、军事家孙斌等,在文学界有蒲松龄、辛弃疾、李清照。众多的文化思想汇聚到一起,在对幼儿进行传统节日教学的过程中要对本地历史文化资源加以利用。例如,山东曲阜的孔子文化节,该节日正式设立是在1989年,9月28日是孔子的诞辰,所以时间定为每年的9月26日到十月十日,现在每年的这个时期都会在孔庙大成殿前举行大型的歌舞来纪念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弘扬东方文化,在世界各地更有许多孔子学院,我园依托孔子文化节对幼儿进行思想教育,例如让幼儿回家收集孔子的生平事迹,在每日十分钟的经典诵读中,师生共同诵读《论语》,让幼儿选择一条自己最喜欢的一条,说出自己喜欢的理由,并对其他的小朋友进行讲解,使幼儿了解孔子的思想,树立更远大的理想抱负。

2.在庆祝传统节日时在幼儿园内创设节日环境

在对幼儿的教育过程中环境的利用十分重要,因此在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更营造一个浓厚的传统节日气氛,根据具体的节日在园内建立一个合适的节日环境,例如,在春节期间在园内走廊悬挂一些亲子制作的灯笼、布艺鞭炮;在元宵节来临,家长陪同幼儿上街看丰富多彩的正月十五闹元宵活动,将孩子们拍到的精彩镜头来布置教室、走廊;在端午节来临前夕让小朋友自己搜集有关于端午节的挂饰,我园也组织家长和幼儿一起制作香囊和龙灯,营造一个节日的气氛,师生还针对不同传统节日的相关资料进行搜集,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幼儿讲一讲与节日相关的神话传说、民俗习惯等等。通过环境对小朋友产生影响使其对我国传统节日产生兴趣,加深对传统节日文化的印象,从而主动的对相关知识进行学习[2]。

3.开展适合幼儿的节日活动

我国的传统节日中都有与之相对应的节日活动,但是一部分节日活动并不适合在我园开展,所以我们对一些节日活动进行选择,例如在春节、元宵节、端午节组织中大班的孩子包饺子、汤圆、粽子,让幼儿在自己动手的过程中体会到节日的气氛,老师趁机向幼儿讲解食物的由来,例如,粽子就是古代爱国诗人屈原投河以后当地人向河里投放粽子,喂食河里的鱼虾,防止其破坏屈原的遗体。由于小班的幼儿不具备自己制作食品的能力,所以将家长们邀请来和孩子们一起制作食品。而对于一些其它节日活动也可以选择性的使用现有条件进行替代,例如,原来在春节的时候都要燃放鞭炮,考虑环保和安全因素,我园购进一些电子鞭炮供孩子们玩耍,幼儿在放鞭炮时老师告诉孩子鞭炮的由来,既让孩子充分体会到节日的快乐,又不污染环境卫生,还不用担心孩子受到伤害。对传统的节日活动进行选择并进行创新,在保证幼儿安全的前提下,使幼儿充分体检节日活动带给自己的快乐。

4.在日常教育中插入与我国传统节日有关作品

幼儿园的日常教学相对于其他阶段来说比较灵活,可以根据这一课程特点在重要的节日开展主题教学周活动,我国的传统节日有许多的文化作品,传统节日主题教学周就可以从中选取适合幼儿的文化作品进行学习,不仅使幼儿学习到了知识,更了解了传统节日文化。例如,在元宵节来临之际,开展了元宵节主题教学周,在元宵节猜灯谜,并选择一些传统的字谜给孩子们猜,不仅使幼儿认识了许多新的汉字,更让幼儿认识到了学习汉字的趣味性,提高幼儿学习语文的兴趣,音乐课带领孩子们学习歌谣《卖汤圆》,这首歌谣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符合幼儿的接受习惯,还可以开展安全教育课程《安安全全元宵节》,提高孩子们的节日安全意识,提醒孩子过节在开心的同时不要忘了注意安全,数学的加减法则可以出下面这样的计算题,例如,盆里原来有十个汤圆,有两个小朋友每个小朋友吃三个还剩几个?这样的传统节日主题教学周可以在寓教于乐情况下,使幼儿更好的了解并喜欢上传统节日文化。

传统文化的事例范文6

关键词:用天津。文化 旅游商品 情感化设计

检 索:.cn

Abstract :By analyzing tourist psychological activity and behavior motivation depending on Tianjin histor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to explore the emotional elements of history, folk-custom, folktale and traditional handcrafts, and to summarize the innovation design methods of Tianjin tourism commodities, the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ianjin culture tourist commodities.

Keywords :Tianjin Culture, Tourist Commodities, Emotional Design

Internet :.cn

旅游是对差异时间、文化、环境的体验过程,也是对审美、愉悦等精神享受的追求。旅游商品也称为旅游购物品,包括旅游用品、旅游纪念品、旅游消费品等[1]。现今旅游商品已成为旅游过程中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旅游者会在旅游支出计划中对旅游商品做出预算,以满足旅游过程中的物质及情感需求。需求和渴望决定情感表达,满足则表现为快乐、喜爱的情感,反之亦然。所以,情感化设计是旅游商品与旅游者之间重要的纽带,在特定的时间、地域条件下,旅游商品能够使旅游者产生触动心灵的心理活动和情感体验,激发其好奇心及体验渴望,触发购买欲望。

一、天津文化旅游商品现状

伴随全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天津文化旅游也成为各地游客青睐的重要项目。据天津旅游政务网统计,“2013年一季度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56.59万人次,同比增长10.2%;旅游外汇收入5.85亿美元,同比增长19.0%,各项旅游经济指标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2]。天津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天津文化旅游商品市场的进一步升级。天津拥有着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但旅游商品收入却呈现出较低水平,少有能够凝聚津门特色、情感内涵的优秀旅游商品。目前,天津文化旅游商品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情感化设计缺失。旅游吸引物的吸引力弱,没有从民俗文化情感中提取特色情感元素。例如,凝聚海神文化的天后宫,其旅游商品形式各异,但是能够饱含天后宫海神文化内涵和情感寄托的旅游商品却寥寥无几。

第二,规模化产品设计系统不够完善。天津文化旅游商品没有形成从产品调研、开发、设计到制作、销售等必要环节的有效系统,而是以小作坊、代加工的形式制作旅游商品,只实施产品系统中单一环节,造成了旅游商品趋同化,缺乏设计感且文化内涵不足。

第三,旅游商品市场秩序良莠不齐。天津旅游商品的销售场所主要集中在景点周边的旅游商品专营店以及特色商业街上,主营儿童玩具、纪念品、服装、箱包等,往往是多品种经营、产品质量拙劣、市场监管力不够,且缺乏品牌意识。具有产品特色的品牌专卖店则主要集中在饮食文化商品上,包括“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耳朵眼”炸糕等,具有系统的生产、运营模式,拥有一定的民俗文化内涵,有利于进一步可持续发展。

第四,品牌意识差。天津特色文化不仅包含饮食文化,其妈祖文化、漕运文化、杨柳青年画、泥人张彩塑、风筝魏等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品牌基础[3],充分发挥品牌效应,将带动天津文化旅游商品的快速发展,得到巨大收益。

二、天津文化旅游的情感化因素分析

(一)历史中的情感化因素

历史是表达天津情怀的文化基础,影响着天津人民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从天津得名开始,就被冠以“龙兴之地”的吉祥寓意,从内涵上迎合了人们渴望成功、胜利的情感需求,象征着权利、地位的满足。从历史中感受天津,触动游客对天子渡口的好奇心,令游客产生体验历史的满足感。作为重要的航运通商口岸,各地商客络绎不绝,形成了天津人热情淳朴、擅于包容新事物、新思想的生活态度。例如,五大道文化街区代表着近代天津历史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4]。通过历史与现代对比,给人以感官冲击,使游客犹如时光穿梭一般,跳跃于历史与现代的舞台之间,感受时代的变迁。同时,从对历史建筑的欣赏和探究中,满足了游人对天津近代百年历史的求知欲望和好奇心,带给游人以求知、满足、愉快的情感体验。

(二)民俗中的情感化因素

民俗文化中蕴含着天津的风土人情和人们的生活习惯,是天津情怀的最直接体现。以天津方言为例,拥有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有词汇,包括“哏儿”“逗闷子”“硬嗑”等,具有一定情绪、感情效果,通过语调的调节,能够反映出人的心理感受。其中,相声作为语言艺术的表现形式,结合天津方言使其更加灵活多彩,提升娱乐效果。从天津人对相声艺术的热爱中也间接反映出天津人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三)民间故事中的情感化因素

民间故事来源于民间,是民俗文化历史的重要内容,寄托了一个时期民众的精神和情感追求。天津武术名家霍元甲的故事被广泛流传,包括:“肩挑千斤担”“威震俄英大力士”“猛挫东洋武魁”等传奇故事,通过故事情境,给游人编制了一个生动而形象的故事空间,成为了故事中的人物,目睹了历史的发展,带来了身临其境的特殊体验感。从故事中激发游人的爱国热情,以加强游览地的情感体验。同时,具有亲和力的故事,使游人更加融入到天津的淳朴民风中,更加生活化的体验了天津的民间魅力,满足了游人对文化本质的追求,而不是为了旅游而营造出的特殊人文氛围。

(四)传统手工艺中的情感化因素

天津的传统手工技艺在物质上留下优秀的具有天津特色的艺术作品和技艺,从精神上弘扬并促进了天津传统文化的发展。例如,杨柳青年画将宋、元时期的绘画传统与明代的木刻版画、工艺美术等表现形式相结合,色彩艳丽且民族绘画风格突出,是中国三大著名民间年画之一[5]。现今的杨柳青仍保持了部分年画作坊,以展示年画制作的全过程,起到提供游人参观、游览并引起共鸣的作用。通过对杨柳青年画制作工艺的认识,迎合了人们探索未知事物的心理,通过年画传说故事的渲染,结合其独特的绘画风格和制作工艺,激发游人的收藏欲望,把吉祥寓意带回家。

三、情感化设计指导下天津文化旅游商品的创新方法

(一)特色天津――历史文化旅游商品创新

第一,从天津历史角度出发,不同地区的历史体验过程是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旅游商品的设计中可以以历史沿革为方向,提取重要时期的历史事件元素对旅游商品进行系列化设计,使游人能够在系列化旅游商品设计中感受天津的发展变化,强化对天津旅游的体验感和满足感,树立游人心中的天津情怀。例如,在天津旅宿商品设计中,提供游人的住宿商品可按天津历史发展中不同时期的特征进行创意装饰和设计,使游人在休息的过程中体验不同年代风格的天津生活,配合特定时期风格的物品,带给游人对天津历史发展进程的体验感。

第二,从天津历史人物角度出发,在旅游商品设计中融入历史人物的情感世界,引发游人内心情感渴望。例如,、邓颖超纪念馆景区的旅游商品设计可与伟人的生平事迹相联系,从革命友情、爱情、亲情等感情线索中挖掘创意灵感,一封饱含深情的书信、一支代表爱情的冬梅,皆可提炼成为重要的情感元素融入到旅游商品造型设计中。

第三,从天津历史建筑角度出发,抽象提取建筑特征融入旅游商品设计,渲染出近代天津的洋味儿情结。例如,五大道景区的旅游商品设计可从一幕幕历史画卷中展开,凸显各国的文化交融,展现历史与现代的融合,使游人仿佛穿梭于时间的长河,游历于各国之间,领略各国风情,满足其对异国文化的探知欲望,展现了独特的文化价值,象征着天津特定时期的文化意义。

(二)创意天津――民俗文化旅游商品创新

天津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明显,在旅游商品的创新设计上应注重“神”的表达,抓住风俗文化中的灵魂元素,表达出天津风俗文化的意义与价值。以旅游商品中调味瓶设计为例,不仅为游客用餐的时候提供方便,也可作为兼具使用和审美功能的旅游纪念品,具有体型小巧、方便携带、使用率高、易于宣传城市文化等特点。在设计中可以结合天津风俗文化特色,利用方言特点与传统相声艺术相结合,抽象提取独具天津民俗文化特色的文化符码,从造型上精炼相声人物形象,展现天津人饱满向上的精神,以天津方言为内容进行创意设计,起到传神达意的艺术效果,传递出天津人民的生活百态。令游人在使用或馈赠这份小礼物的时候,也将天津的风俗文化传递到世界各地。

(三)人性天津――民间故事启发下的旅游商品创新

天津是一个人情味浓厚的城市,民众之间善于交流,拥有众多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民间故事来源于群众生活,是百姓生活的写照,反映了民众的追求、渴望以及精神的寄托。以民间故事为灵感的旅游商品设计具有亲和性,相比意境化、寓意较强的艺术品更易被给广大游客所理解,能够细腻、真实的反映城市传统文化。那么,民间故事启发下的旅游商品设计可从故事的目的性着手,把握故事所表达的内涵或所反映出当时民众的意愿,提炼设计元素,营造出符合故事情节的物境、情境、意境,使游人在购买旅游商品时感受天津文化,了解天津故事,留下深刻、难忘的天津印象。

(四)时尚天津――传统手工艺文化旅游商品创新

天津传统手工艺丰富多彩,具有一定历史和文化的积累,其手工艺品本身就是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商品。在旅游商品创新设计中融入时尚元素是符合现代人不断提升的审美需求的。在灵巧的电子产品中融入传统手工艺元素,增强了旅游商品的使用和艺术的双重价值,使人们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传承并弘扬传统手工艺文化。那么,传统手工艺文化指导下的旅游商品设计可从天津传统纹样、绘画技巧中提取元素,树立品牌形象,实施品牌战略,提升旅游商品对传统手工艺文化的承载力,以宣传天津传统手工艺文化。

四、总结

旅游商品是旅游过程中的必需品,从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影响着旅游活动,体现了旅游地的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情况[6]。天津文化旅游商品是天津文化的动态宣传媒介,代表着城市文化形象和内涵,从整体上建立系统化设计营销模式,坚持以人为本,人性化设计模式,提取天津文化中情感化元素融入旅游商品设计中,提升了旅游商品品质及文化内涵,促进了天津旅游商品市场的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

注释

[1] 张勇.旅游资源、旅游吸引物、旅游产品、旅游商品的概念及关系辨析[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0,29(4):155-159.

[2] 中国天津旅游政务网.2013年全市旅游统计简报(第一期)[EB/OL]. http:///a/lvyouziliao/.

[3] 钟蕾,王宁宁.基于系统论的天津民俗旅游纪念品设计探讨[J].包装工程,2010,31(6):9-12.

[4] 钱亚妍.谈塑造城市历史街区文化的“活性”――以天津五大道历史街区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2012,12(10):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