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范文1
一、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金融资本的论述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中。“金融资本”的概念是由拉法格首先提出的。奥地利学者鲁道夫・希法亭首先对“金融资本”做了系统的阐述，并作出了卓越贡献。而列宁全面地、科学地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金融资本的理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和垄断、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信用、股份公司以及银行的作用等学说，既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构筑了研究金融资本问题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必然性。当一个生产部门分散的资本“逐渐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形成、资本主义信用及银行和工商业的关系等的分析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研究金融资本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奥地利经济学家鲁道夫・希法亭对于金融资本问题进行了系统化并富有成果的研究。他于1910年出版了《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一书，明确地提出了“金融资本”这一理论范畴。希法亭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企业固定资本相对投入加大和加快，资本主义有机构成迅速提高，从而造成企业利润率下降。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便产生了通过联合和垄断以克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此过程中，产业对银行的依赖使银行资本职能发生变化――从提供流动资本信用为主向以提供固定资本信用为主转变，股份制度所提供的条件、巨额“创业利润”的动力，使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为金融资本。“我们把银行资本，即通过这种途径实际上转化为产业资本的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列宁对金融资本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希法亭《金融资本》一书的影响，但他不同意希法亭给“金融资本”所下的定义，他认为生产领域中资本关系的变化是金融资本形成的基础，而希法亭“没有指出的重要因素之一，即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就会造成垄断，而且已经造成了垄断。”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指出，构成金融资本的“三个主要因素”是“大资本的发展和增长达到一定程度；银行的作用（集中和社会化）；垄断资本（控制某工业部门相当大的一部分，以致竞争被垄断所代替）”。“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结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的和这一概念的内容。”
二、金融资本在战后的新发展与金融资本概念的拓展
上述关于金融资本的论述，基于当时研究者所处时代环境，即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转变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揭示了金融资本的本质、规律、形成原因、发展趋势、对社会经济的重要意义。在希法亭看来，通过各种方式实际上转变为工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就是金融资本。希法亭的概念强调在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溶合中银行的统治作用。列宁认为金融资本是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混合生长而形成的一种特殊资本。金融资本既可以以银行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也可以以工业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今天，列宁的金融资本概念就其内核来说依然是科学的，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传统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新发展已缺乏应有的解释力。因此，有西方学者认为它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下的概念。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金融资本是否存在有较大的争议。我们认为金融资本概念揭示了私人垄断资本的实质和发展规律，即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集中和垄断，各种垄断资本必然溶合为金融资本，进行社会统治。金融资本概念的实质，体现在私人垄断资本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力上。战后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但这种控制力并未削弱，并且通过各种途径得到强化。因此，金融资本的概念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仍然适用，金融资本作为最高形态的私人垄断资本，仍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本质的经济特征。
金融资本概念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必当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发展。战后，在生产集中和垄断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随着银行资本的高度集中和垄断化过程的加快，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采取多样形式混合成长，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工业垄断企业也得到很大发展，传统的金融资本概念看来已经狭窄，不能完全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金融资本概念需要加以拓宽，表现在：一是二战后各种储蓄机构、保险公司、养老基金、投资基金和投资银行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迅速成长为产融结合的重要力量。二是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其他行业如商业、运输业、公用业及信息产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因此，现代垄断资本的溶合，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为此，我们把金融资本概念拓宽为：金融资本是金融业垄断资本与非金融业垄断资本的溶合与混合生长。金融业资本不仅包括垄断性商业银行资本，也包括垄断性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和其他垄断金融机构的资本；企业资本不仅包括垄断性工业资本，也包括垄断通运输、公用事业和商业资本。只有这种广义金融资本概念，才能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实质。
三、我国金融资本形成的可能性和现实发展
（一）我国金融资本形成的可能性。长期以来，金融资本是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特有的范畴来使用的。然而，从金融资本形成的一般条件来看，在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存在垄断资本，就有可能产生金融资本。实际上，我国已经出现了垄断集中的趋势以及产业资本和金融业资本溶合的趋势，我国金融资本的形成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
第一，我国已经出现了生产和资本的垄断集中趋势。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企业合并与兼并的政策和措施，推动了我国大行业、大企业和大集团的形成与发展。通过企业的合并与兼并，我国一些重要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有了较大的提高。而我国的金融业从一开始就是高度集中与垄断的。随着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更多的商业银行相继成立以及专业银行商业化进程的加快，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专业银行的绝对控制地位将有所改变，但其主导地位在较长时期内仍不会动摇。
第二，我国出现了产业资本与金融业资本相互渗透的趋向。从我国历史上看，曾出现过金融资本。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1956年开始的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金融资本在我国开始逐渐消失。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产业资本与金融业资本的界限分明，两者还没有涉及股权的转化。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大企业经批准才开始设立财务公司，具有了产融结合的初步形态。1992年随着首都钢铁公司设立全资所有的全国性商业银行――华夏银行，标志着产融结合在中国重新出现。目前，我国产业资本向金融业资本相互渗透的方式主要有四种：第一，工业企业集团建立商业银行或财务公司；第二，非金融企业参股各类金融机构；第三，非金融企业兼营金融业；第四，金融机构参股非金融企业。
金融资本范文2
[论文摘要]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全球流动使得各国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关键是如何实施有效监管，以达到避害趋利之目的。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一、金融资本全球化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
1.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加深
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有效地削弱了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成本，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导致金融机构规模日益庞大，这反而使债权人很难及时了解其经营状况，也大大增加了金融机构有效筛选和监督债务人的困难，结果使原本弱化的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重新显现出来，从而加大了金融机构的脆弱性。
首先，金融资本全球化之前，金融机构一般是区域性的并且规模不大，债权人的数目相对有限并且比较集中，他们比较容易了解本地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和风险状况，所以金融机构和债权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并不很严重;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使金融机构债权人的数量大大增加，并分散在全球各地，他们要了解一家跨国金融机构的经营和风险状况是非常困难的，这加大金融机构和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根据经典的“囚徒困境”理论，如果某个意外冲击使存款的提现速度加快，那么每个理性的储户都会赶紧加入挤兑的行列。即使银行的经营是稳健的，即使所有的储户都能够认识到如果他们不进行挤兑更有利于整体的利益，挤兑行为仍然会发生。因此全融资本全球化加大了债权人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剧了金融机构脆弱性。
其次，在金融资本全球化之前，一般来说，金融机构规模不大，债务人的数量相对有限也比较集中，金融机构对债务人的筛选和监督的效率比较高，这样金融机构和债务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不十分严重。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金融机构的规模全球化，债务人的数量全球化，这使得金融机构对这些债务人的筛选和监督成本急剧上升，结果导致金融机构和债务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日益突出。
2.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加深
金融机构的产生本来可以降低借款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却反而使金融机构隐藏了巨大的道德风险。
首先，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条件下，规模巨大的跨国金融机构的破产可能对一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冲击，因此金融机构经营者认为如果单个银行出现困难，政府可能听之任之，如果大规模的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政府就不得不进行拯救；再加上竞争压力也迫使它们继续其进行冒险性的决策。这将导致道德风险加剧。
其次，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经营者可能面临的奖励和处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性。经营者的某种风险性决策一旦成功，他将获得极大的奖励；如果失败其最坏结果也不过是下岗而已，所有者从错误决策中招致的损失只不过是其自有资本，所以金融机构管理者的理总是倾向于作一些风险较高的决策。一旦失败，那么金融机构就面临巨大的灾难。巴林银行就是如此。
最后，由于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全球金融机构之间的往来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个别金融机构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将极有可能扩散到整个金融系统。
3.发展中国家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的加剧
(1)发展中国家汇率的波动性加剧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衍生工具超速增长，货币当局在面临强大的贬值或升值压力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巨额投机资金时往往无能为力，即使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其结果也必是货币汇率的大幅波动。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其波动将更加剧烈。
(2)发展中国家股价的波动性加剧
历史上的金融危机甚至经济萧条均与股市的剧烈波动相关，而金融资本全球化更是加剧了股市的波动性，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和股市的波动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股市的波动。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与发达国家证券市场间的联系紧密。当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发生波动时，即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正常，其证券市场也会相应地出现波动。另外，实体经济波动在很大程度会影响股市的波动，因此全球经济的不稳定也会加剧全球股市的波动，进而加剧发展中国家股市的波动。
第二，市场投机与操纵。随着金融资产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市场，一些大型机构投资者凭借自己的资金实力和信息优势操纵股票市场，创造虚假交易，制造交投繁荣景象，推动股价持续上涨。因此，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股市的波动更加频繁和剧烈。
第三，外国投资突发性的大规模撤资，往往会造成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困难。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的规模十分有限，外国投资往往占有较大比例。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下，突发性的外国撤资几乎没有任何障碍，此时，不仅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会遭受冲击，而且往往伴随货币大幅度贬值，进而导致证券市场流动性大幅萎缩。
(3)发展中国家金融资产风险的传染性加剧
由于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比以前更加复杂，因此金融资产风险的传染性也比以前大大增加。一旦某个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价格下跌以至于其不能保证正常的流动性头寸，那么局部的金融困难就会迅速、剧烈地传播到其他金融机构，甚至演变成整体性的金融动荡。
二、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资本全球流动的有效监管
1.对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
发展中国家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监管不仅要遵守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一系列协议所管提供的最低标准，还应该就本国有关对外国金融机构的专门管制或更严厉的审慎管制进行监督，综合采取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方法，检查外国金融机构经营的合规性，以作为经营性监督的补充。
第一，加强对外资金融活动监管的立法准备。通过金融立法，制定全球化条件下的金融业运行规则，并完善金融执法体系，保证规则得到执行，以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构筑全球化条件下的金融安全网。
第二，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监管。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在考虑是否批准国外银行进入时，除了执行巴塞尔协议规定外，还应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对国内银行业将会带来何种影响；二是本国经济对其提供的金融服务的需求程度；三是其注册资本数量和劳动质量；四是该机构母国是否有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另外，中央银行还应把握好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速度与布局。
第三，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业务的监管。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对外资银行的业务管理与对本国银行基本相同，即所谓“国民待遇”。但发展中国家还应该对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经营地域等适当进行限制，对不同的外资银行采取不同的政策。如对离岸商业银行，只应允许其开展境外业务；对限制性外资商业银行，可以允许其经营境外业务及部分境内业务。
第四，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异常动向的监管。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一要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及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跟踪监测能力，通过对外资机构业务过程的监督、测定、计量、分析和评估，及时发现国际游资的动向；二要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异动的应急处理能力。中央银行应通过立法，保留在非常时期对外资金融机构特别处置的权力。
第五，加强与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努力搞好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通过与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的交往与协作，提高中央银行的监管水平，在进一步扩大和提高金融对外开放水平的基础上，不断增强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确保本国民族金融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2.对长期外债实行规模控制
发展中国家要想把握住资本自由流动的机遇，把国际债务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保障本国在负债经营中能够量力而行，借好债，用好债，还好债，既促进经济发展，又防止发生债务危机，政府应建立起一套适合本国情况的较为完整科学的外债监测指标体系，并以此来对外债进行分析和考评，发挥其指导和监督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采用包括偿债率、借债率、负债率、流动外汇持有额、外债增长率、短期债务率、外资依存率等指标对外债进行监测，以保证外债的适度规模。
3.对短期游资实施有效监管
鉴于游资的不稳定性和破坏性，发展中国家应该对游资实施有效监管，以减少巨额游资兴风作浪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发展中国家对游资的有效监管应该根据本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资本流动规模和结构，尤其是流动渠道（即短期借款、证券投资还是经常项目渗入）来决定是采取征收货币交易税、数量控制等直接控制手段，还是采取财政政策调整、浮动汇率等间接手段进行调控。
第一，对短期境外借款的有效监管。监管短期境外借款可以采取三种针对性措施:一是期限管理，如规定借款合同的最短期限，鼓励长期贷款;二是限制其流入本国股票市场、外汇市场、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以根绝短期资本获取暴利的可能性；三是业务限制，比如限制甚至禁止外资金融机构从事本币业务特别是本币借贷业务等。
第二，对证券投资的有效监管。短期游资进入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的渠道多种多样，对其有效监管可以采取的措施有：对非居民投资本国证券市场施加外汇约束;规定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对境外投资者不同的开放度；提供给居民和非居民以不同的投资工具，如A股和B股，或者规定外资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规定非居民持有的股份限额；限制非居民投资本国未上市股份；对游资侵入本国证券市场的中间机构进行限制。在本币部分可自由兑换的条件下，无论境外资本是投资于东道国本币证券还是外币证券，无论境外资本是直接进入还是通过在岸、离岸外国机构投资者进入，都必须通过证券经纪公司。
第三，对通过经常项目渗入的游资的有效监管。对于通过贸易与非贸易渠道进入东道国的游资，可以通过完善外汇管制制度来加以控制，强调外汇买卖和资金进出必须建立在真实交易基础之上，并要求以真实单据作为外汇交易的依据。
此外，税收措施对各种游资都具有较强的监管作用。例如交易税或印花税，对投资所得依据来源地原则征收所得税，对资本利得征收所得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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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范文3
一、企业金融资本经营的概念及特征
企业的金融资本主要以有价证券为表现方式，如股票、债券等，也可以是指企业所持有的可以用于交易的一些商品或其他种类的合约，如期货合约等。它是与企业资本相对应的资本形态。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就是指企业以金融资本为对象而进行的一系列资本经营活动。它一般不涉及企业的厂房、原材料、设备等具体实物运作。企业在从事金融资本经营活动时，自身并没有直接参加生产经营活动，而只是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或者期货合约等来进行资本的运作。所以，企业金融资本经营活动的收益主要来自于有价证券的价格波动以及其本身的固定报酬所形成的收获。企业金融资本经营的主要目的是以金融资本的买卖活动为手段和途径，通过一定的运作方法和技巧，使自身所持有的各种类型的金融资本升值，从而达到资本增值。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与实业资本运营相比较具有如下特征：
1.经营所需的资本额较少
实业资本运营，尤其是项目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经营活动，往往都要求企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而对于企业的金融资本经营，只需企业购买一定数量的有价证券或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即可从事金融资本的经营活动。所需资金量相对实业资本来说较少，大多数企业都能够承受。所以，金融资本经营是一种适合于大多数企业进行的资本运作方式。
2.资本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
金融资本投资经营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企业所持有的各类有价证券上，而这些证券又都是可以随时变现、随时充当支付手段的媒介。由于企业的金融资本在经营活动中，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也就使企业在从事金融资本运作时有了较大的选择余地和决策空间。换言之，一旦企业察觉到形势有变或者有了新的经营意图，它可以较方便地将资产变现或者转移出来，以及时满足企业的需要。
3.心理因素的影响巨大
社会心理因素对各种资本经营方式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造成经营行为和经营效果的偏差，而这些影响一般都具有间歇性和偶性发的特点。但在金融资本经营中，心理因素却是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比如，当证券投资者预感到一种证券价格将要发生变动时，他就会依据自己的心理判断抢先做出行动。当这种意识为多数人所共有时，则会形成集体的“抢先”意识。这种共有的意识构成了证券市场每时每刻的心理潮流，并常常会由此引发价格的剧烈波动，而这种现象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者的心理动荡。
4.经营收益的不稳定性
金融资本经营是一项既涉及企业自身条件，又受外部宏观环境因素干扰的活动。企业的自身条件有：企业的资金实力、决策人员的能力、企业所具有的金融资本经营的经验和技巧等；而企业外部宏观环境因素诸多，如国家的经济形势，政府所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政策，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居民收入等。这样就使企业金融资本的经营容易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干扰，造成其收益的不稳定性。另外，金融资本经营的收益主要是通过有价证券价格的变动来获取的，由于证券交易市场上价格的频繁变化，企业收益发生波动也是必然的。
二、金融资本经营的技术操作原则
1.经营目标明确，制定投资计划
要使企业的金融资本经营取得成效，应首先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在确定目标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投资计划，以避免投资经营的盲目性，保证预期投资效果的实现。企业在拟定投资经营计划时，应充分考虑以下几方面问题：（1）资金的来源与稳定性。（2）投资收益的获取方式，是以股票投资经营为主，还是以债券投资经营为主。（3）处理好可获得的信息，把握机会。
2.组合投资经营，分散投资风险
在金融资本经营过程中，收益和风险是紧密相连的。在风险已定的情况下，应尽可能使投资报酬最高，或在报酬已定的情况下，尽可能使风险最小，这是金融资本经营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企业在金融资本经营进程中，要实行组合投资经营，即将各种不同类型的金融资本运作方式合理搭配起来，以分散企业的投资经营风险。一般是将企业的金融资本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的债券或优先股；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具有成长性的普通股；另一部分应作为准备金，以待更好的投资机会或用来弥补意外损失。
3.坚持以人为本的经营原则
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靠人来进行的，人的潜能最大，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资本要素。金融资本运作是一项需要高度智慧性劳动的复杂工作。因而，投资决策者必须具有扎实的相关理论知识以及一定的经营能力，能够把握住金融资本经营的有利时机，做出成熟的决策。
4.机会成本最小原则
在金融资本经营交易市场上，资本的经营方向是可变的。资本要不断地从那些盈利性低的部门退出，进入盈利性较高的领域，以使金融资本运营的机会成本最小。要做到这一点，投资者应该理智、慎重，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对各种类型的经营方式做认真比较的基础上，选择最适合的动作对象和方式。
三、如何选择金融资本经营对象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最常见的方式有三种，即股票交易、债券交易、期货和期权交易。金融资本经营对象的选择，主要是指企业选择何种金融资本经营方式的过程，一般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风险因素
在金融资本经营市场上，不同的投资者由于其财力、物力和人力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这就要求企业在金融资本经营中，在充分了解自身情况的基础上选择风险适度的投资经营对象。风险与收益一般成正比例关系，即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但也不排除会有低风险高收益和高风险低收益的情况。企业在选择投资经营对象时，应注意各种不同经营对象的风险与收益的对应关系，保证在一定的风险水平下有相应的收益相匹配。
2.变现因素
由于证券构成企业金融资本的主体，所以金融资本的流动性主要表现在证券的变现能力上。在没有二级市场的情况下，证券的流动性取决于证券的偿还期限，期限越短，流动性越强；如果存在二级市场，证券的流动性则主要取决于二级市场的发达程度和某种证券的热度。
3.收益因素
追求高收益是大多数投资者的最终目的，但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必须要充分考虑价格、手续费、现金等因素，以期在成本——收益原则下，选择出以较低成本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对象。
4.便利因素
金融资本范文4
资本主义正在进行又一次变异。
20年前制度上的现象——显眼的国内商业精英、对企业的稳定管理控制以及与金融机构的长期关系——很大程度上正消失在经济历史的长河中。在另一方面，我们见证了全球对地方、投机者对管理者、乃至金融家对制造商的胜利。我们正见证着20世纪中叶的管理资本主义向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变。
金融业“松绑”
金融资产爆炸式增长、交易活跃、“衍生品”问世、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资本全球化，金融业“松绑”让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既体现在参与者身上，也体现在所持有的资产性质方面
最主要的是，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饱受遏制的金融行业再次摆脱了束缚。许多新的进展源于美国。但它们正越来越全球化。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有新的经济活动和新财富，还有新的社会和政治现象。
首先，金融资产出现了爆炸式增长。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称，全球金融资产占全球年度产出的比例，已从1980年的109%飙升至316%。2005年，全球核心资产存量已达140万亿美元。
金融资产的大幅增长在欧元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该地区金融资产占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从1995年的180%升至2005年的303%。同期内，英国也从278%升至359%，美国则从303%升至405%。
其次，金融资产的交易驱动型特征远为明显。1980年，银行存款占全部金融资产的42%。到2005年前，这一比例已降至27%。在银行体系中，资本市场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中介作用。而凭借其向客户的长期贷款和与客户的持久关系，银行业已从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转变。
第三，大量复杂的新型金融产品从传统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外汇中衍生出来。“衍生品”由此诞生，其中以期权、期货和互换最为知名。国际互换和衍生工具协会的数据显示，到2006年底，利率互换、汇率互换和利率期权交易的发行在面价值达到286万亿美元（约为全球GDP的6倍），远高于1990年的3.45万亿美元。这些衍生品改变了管理风险的机会。
第四，出现了新的市场参与者，特别是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据估计，对冲基金的数量已从1990年的610家，激增至2007年第一季度的9575家，其管理下的资产价值约为1.6万亿美元。对冲基金扮演着典型的投机和套利角色，这与共同基金等“只做长仓”的传统基金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传统基金一般投资于股票和债券。2006年，私人股本筹资总额达到创纪录水平：私人股本情报的数据显示，684家私人股本基金的筹资总额高达4320亿美元。
第五，新资本主义越来越具全球性。高收入国家居民拥有（或欠下）的国际金融资产和负债总额占累计GDP的比例，从1970年的50%，跃升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00%，并在2004年达到330%。
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既体现在参与者身上，也体现在所持有的资产性质方面。大型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也日益向这个方向发展。例如，2005年，北美地区占全球私人股本投资的40%（低于2000年的68%），占全球筹资总额的52%（低于2000年的69%）。同时，2000年至2005年，欧洲占全球私人股本投资的比例从17%升至43%，该地区占全球筹资总额的比例从17%升至38%。同期，亚太地区占全球私人股本投资的比例从6%升至11%。
金融业地位上升的解读
自由化（监管的取消或放松）和技术进步（电脑和通讯革命），让金融业地位上升
如何解释金融行业金融中介作用的增强和该行业活动的上升？答案与经济活动全球化大致相同：自由化和技术进步。
20世纪中叶以前，全球各国的金融行业都一直受到严格管制。在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区别开来。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居民持有外汇以及外国资产实行严格控制。对贷款利率设定上限是相当平常的事情。其中最为着名的是美国的利率上限规定(Regulation Q)。该规定禁止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这个规定还推动了战后第一个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
然而，在过去的25年，几乎所有这些监管规定都被取消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外汇管制从高收入国家消失，在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大部分（甚至完全）放开。1999年欧元的诞生加速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欧元区的金融市场一体化。如今，全球许多国家的金融行业开放程度已达到了100年前——就在一战前——的水平。
电脑和通信革命的重要性也不可小视。它创造出了一系列复杂交易，特别是衍生品交易，使我们能够为其定价。这也成就了巨量金融资产的24小时不间断交易。基于电脑的新风险管理模型在整个金融行业得到了运用。如今的金融行业，是电脑革命一个极其活跃的产物。
另外两个长期进展有助于解释所发生的一切。首先是金融经济学的革命，特别是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和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在上世纪70年代初设计出的期权定价模型，该模型成为如今庞大期权市场的技术基础。其次是各国央行在为全球经济、同时也是为全球金融体系创建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方面取得的成功。法定货币（Fiat money，指政府创造的货币）如今已良好运转逾四分之一世纪，提供复杂金融体系一向依赖的货币体系稳定性。
短期理由
金融资本范文5
【论文关键词】金融泡沫;投机资本;房地产泡沫
一、引言
从1636 年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近400年的时间里,人类在金融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金融工具不断丰富和完善,但再先进的金融模型似乎也无法阻止金融泡沫的产生,而投机资本正是催生泡沫的主因,特别是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推进,金融资本在国际间大范围流动的阻力越来越小,交易成本越来越低,这种资金无摩擦的流动使得金融泡沫更容易产生,规模和影响也越来越大。例如08年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全球陷入金融危机,至今都未能完全恢复。本文正是试图探讨投机资本是如何催生金融泡沫,金融泡沫的产生直至破裂具有哪些特征,最后具体到我国目前的房地产泡沫现状及解决途径。
二、投机资本的利与弊
牛津字典对投机的定义是:对商品、股票和证券等的一般性买卖行为,与普通交易或投资不同的是通过市场价格的上升或下降来获取利润。根据这个定义,所有那些买入(卖出)某一样资产只是为了今后能够以更高(更低)的价格卖出(买入)的交易都是投机易。而以投机易为运作手段的资本就称之为投机资本。
投机交易依靠不确定性而存在,不确定性既是投机交易的利润来源,同时也是风险的源泉。但投机资本的存在对金融市场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并且是必不可少的。期货市场就是最好的例子,众所周知,期货交易由于高杠杆化,具有高收益、高风险的特征,然而最初期货交易的诞生却是为了规避风险,也就是套期保值交易。一直到今天,期货市场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帮助生产者通过套期保值交易规避价格波动的风险,同时为商品进行合理定价。但是如果市场中仅有生产者或称套期保值者,出于交易者人数较少及交易方向趋同等原因,套期保值交易往往难以达成,这时就需要众多的投机者进场交易。于是期货市场的存在就可看作是套期保值者通过放弃盈利的机会,将亏损的风险转嫁给投机者,而这各取所需。目前期货市场上绝大多数的交易者都属于投机者,正是投机交易的存在,使得期货市场可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为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然而投机之所以为人所厌恶,是因为投机交易和投机资本在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同时会产生一个副产品——金融泡沫。金融泡沫是指由于过度的投机,使得金融资产价格严重高于其合理的价值的经济现象,这种价格和价值严重偏离的状态难以长期持续,一旦无法为继,资产价格就会快速大幅下跌,导致泡沫破裂。如同投机一样,金融泡沫也有其两面性,在泡沫产生和膨胀阶段初期,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经济快速增长,金融资产的持有人也从中获取了丰厚的回报。然而随着泡沫进一步膨胀,价格偏离价值的程度越来越严重,赚钱效应使得人们开始盲目、疯狂,产业资本不满足于实体经济的利润率而转投金融领域,虽然虚拟财富依然在增长,但是其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贡献已经越来越小,甚至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最终出于各种原因导致泡沫破裂,由于资产价格严重下降,资产持有者面临巨额亏损,同时债务违约等问题相继出现,导致银行、保险等金融领域资产状况迅速恶化,同时,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也会通过成本、需求等途径波及实体经济,导致经济下滑甚至产生萧条。
综上所述,投机资本的存在有其必要性,但必须加以控制,否则只会产生一个又一个的金融泡沫。
三、金融泡沫形成至破裂的过程
1.泡沫的形成
根据普林斯顿经济学家Jose′ A. Scheinkman和熊伟的研究,泡沫的产生是源于投资者对于重大经济问题的意见不一致。具体过程如下:多空双方对价格的走势有很强的分歧,看空的投资者会抛售甚至做空,但是由于做空的成本非常大,而且风险也很高,所以一般的投资者都不会站在空方这边,这样多方天然就占优势。当价格上升的时候,空方就损失惨重,促使价格进一步上升。而多方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引来更多的新投资者,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由于市场上有很多群投资者,当一批投资者认为价格过高时,总有另外一批投资者进入市场推高价格,或者是原来看空的投资者转变观点。在不同群体的投资者的推动下,价格会越来越高,泡沫形成。
如果从宏观流动性的角度分析,金融泡沫的产生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整体流动性泛滥导致,这时金融泡沫往往产生于资金容量庞大的资产领域,例如股市、楼市等,这样的泡沫往往持续时间较长,规模和影响也较大。但要注意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是引发泡沫的可能诱因,但不是充分条件。例如日本在过去20年间长期实行“零利率”的政策,但是依然没有再度引发资产泡沫。另一种是结构性流动性泛滥,也就是市场上整体资金并不十分宽裕,但由于难以寻找到良好的投资标的,使得投机资本集中于少数资产领域,这些资产类型往往是之前被资金关注较少,因此具备足够升值空间的品种。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泡沫往往存在于一些小众化的投资品市场,例如艺术品、珠宝玉石、红木家具等,这种投资品市场往往依赖其稀缺性而存在,因此资金容量较小,相应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也有限。
在泡沫的形成阶段,价格刚刚开始偏离其价值,但因投资者对资产价值的判断没有统一的标准,这时候市场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的投资者并不是以“投机”为目的的,而一旦价格开始推升,赚钱效应显现,嗅觉敏锐的投机资本就会大举入场,为价格加速上涨提供动力,也就进入了泡沫的膨胀期。
2.泡沫膨胀
泡沫形成时价格的走势是稳步上升,但是进入膨胀期后,价格会加速上涨。在泡沫膨胀期会出现下列的现象:理性的投资者从一开始就看出了泡沫的存在,因此做空或观望。赚到钱的投资者开始抛出手中的筹码,但是有更多的新投资者进入,所以价格还是加速上涨。很多新进入市场的投资者赚到钱,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下,这些人成为众人羡慕的对象,而更多的人也决定一试身手,价格被进一步推高。最初理性的投资者开始怀疑自己的初始的判断,由于害怕错过这次机会,所以也开始买入。在不同的投资者之间,分歧仍然很大,看空和看多的投资者都占相当大的比例。
3.泡沫破裂
泡沫持续膨胀,直到有一天,当资产价格上涨到几乎没有人愿意接受的程度,或者市场上出现重大转变时,泡沫到达了顶点。这时几乎所有的投资者终于达成了价格过高的共识,因此一同抛售。而此时,由于很多投资者承担了过大的风险(比如借债买房或炒股),价格的下跌导致他们(以及他们的债务人)的财务状况急剧恶化,泡沫破灭了,价格的下滑比上升时还要快。这就是着名的明斯基时刻。一般来说,泡沫上涨期(形成、膨胀)和下跌期(崩溃)的用时比例大约为5比3。即如果是一个持续8年的泡沫,其中5年是上涨,3年是急跌。
四、我国房地产泡沫分析
我国目前宏观经济的一大难题就是高企的房价。特别是北京、上海等一、二线城市,房价已经上涨到了百姓难以承受的地步。因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以求平抑房价,如收紧银行房贷,出台限购政策,大力推进保障房建设等,目的就是为了通 过抑制投资性购房需求,同时提高保障性住房供给,使房价回归合理区间。
那么我国目前是否存在房地产泡沫呢?通常,房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快速上涨可能是出现房产泡沫的预警信号之一。就中国而言,过去10年城镇新建住房平均销售价格年均上涨了9%,09年涨幅则达到了两位数。在一个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的经济体,房价以这种速度上涨也不让人意外。不过,官方公布的房价数据并没有按地段或质量进行调整。由于销售的大多数新建房屋往往距离市中心越来越远,官方的房价数据并不能准确反映出房价随着时间推移而上涨的真实情况。中国最大的二手房中介公司——中原地产也公布大城市二手房销售均价。中原地产的数据显示一线城市平均房价的上涨幅度远高于官方数据反映出的情况。用来评估房地产泡沫的一个常用指标是房价收入比——即一套住房的平均价格相对居民年可支配收入的比率。而中国的房价收入比非常高:老百姓通常得用9到10年的收入才买得起一套房;而在一些大城市,这一比率最近攀升到了20年。在发达国家,房价收入比通常在4-6年。另一个与房价相关的指标是租金回报率,也就是房屋不动产的资产回报率。据中原地产的统计显示:目前一线城市房产的租金回报率已经跌破了3%,上海更是已经接近2%。这一回报率已经低于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说明目前投资房地产的资金并不以收取租金为获利手段,而是依靠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属于典型的投机资本。其实,我们可以用更简单的标准来判断,当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房价过高了,买不起房了的时候,就可以断定房价存在泡沫。
与一般的金融泡沫相比,楼市的运行规律稍有不同。楼市泡沫的推动力主要是恐惧。在泡沫的形成阶段,只有比较富有的人群才买房,而随着房价的增高,原来不具备买房实力的人群陷入对未来的恐慌,从而以“倾家荡产”或“创新”的方式加入楼市。因此,市场上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新奇现象,比如高价倒卖楼号,合伙买房等。另外,楼市几乎没有做空机制,因此理性的投资人最多也就是观望而已,这样楼市就被多方完全占据。另外一个推动楼市上涨的因素是卖方的“惜售”行为,具体表现为新楼盘推迟开盘以等待高价,或者二手房卖主在签约前后仍多次涨价等。惜售行为在泡沫上涨期会助推价格上涨,但是在泡沫崩溃期会导致卖方不能及时止损,加大损失,从而进一步压低房价。在某一个时间,多方的热情退去或是遇到重大的经济或政策环境转变,价格开始下跌,此时市场会等待原来观望的购房人购入从而继续抬高房价,如果还是没有人买房,这就是房价见顶的信号,楼市泡沫开始破裂。
针对我国的情况,可能有多种因素会触发楼市泡沫破裂,例如:信贷大幅度收紧、利率大幅提升、允许资本外流、股市或其他资产市场持续表现良好等,也有可能到了某个时点房价不再上涨,房地产的实际资产收益率为负,从而造成需求下降。
金融资本范文6
关键词：金融危机；《资本论》；经济危机；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5-0012-06
一、引言
140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的产生、发展及其灭亡规律的研究，宣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死刑，认为这个制度已经患了不治之症，死期已迫在眼前，而更高一级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将取而代之。然而，在马克思之后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纠偏匡缺，使资本主义矛盾比过去有所缓和，延缓了它的死亡。因此，资本主义在危机和萧条之后又死里逃生，接着又迎来了复苏和繁荣，周而复始。从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到2008年由美国的金融风暴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这一百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明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在危机、萧条、复苏、繁荣中周期性运行的，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方式。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虽然在地球上存在的寿命比以前预期的更长，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最终使资本主义摆脱不了其注定的命运。那么，《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和阐述能否成为解开金融风暴症结的启关钥匙?危机是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因病?泡沫经济和虚假繁荣背后隐藏着哪些真相?要想破解这些难题，我们必须循着《资本论》的分析思路，探究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推演，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二、《资本论》中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推演
一直以来，马克思非常重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问题，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马克思的其他理论一样，马克思在经济危机理论的建立过程中，始终将其辩证分析方法贯彻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逻辑推演之中。
(一)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既是经济危机的实质，又是经济危机的特点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简单商品生产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大量历史事实的考察，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现象是生产过剩，但这种生产过剩是普遍的相对的生产过剩，这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又是它的特点。在资本主义以前没有生产过剩危机，简单商品生产只是为危机提供了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只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才为危机提供了充分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危机才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蕴涵着经济危机可能性的两种形式：一是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即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时所产生的买和卖的分离；二是由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而产生的支付链条关系的破坏。但这只是“危机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无非就是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没有内容，没有危机的内容丰富的起因”。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使危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马克思从理论逻辑上分析了经济危机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基础。他发现在资本主义幼年时期没有生产过剩危机，在工业发展的初期，停滞现象只限于个别的工业部门或个别的市场。工业周期阶段的变换“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大工业时期产生的特有现象。“现代工业才会经常地出现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的现象――由于比例失调而带来的经常的动荡和痉挛”。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价值增殖而不是使用价值，使生产具有了无限扩大的趋势，在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以及生产社会化程度普遍发展。与此同时，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在不断扩大，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赶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而生产的社会化要求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以及各个生产部门之间保持一定的合理比例，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生产自发进行的条件下，各个部门之间的这种合理比例经常受到破坏，必然导致生产普遍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这就是经济危机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基础。可见，马克思充分强调了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内含因素。
马克思进一步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是相对生产过剩的判断做了更深层次的诠释。马克思说：“生产过剩只同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有关。这里涉及的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不是同绝对需要或者占有商品愿望有关系的生产过剩本身”，所以，“如果说生产过剩只是相对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同样，“对于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就业来说，生产资料生产得不是太多了。正好相反”。但是，“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因此，“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
马克思还把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置于供求框架下来进行分析，指出生产过剩出现在供求失衡的时候。“供给发生了变化，尽管需求仍旧不变，这样一来，就会产生相对的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的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比生产扩大得慢；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再生产时所经历的周期中……会出现市场对于生产显得过于狭窄的时刻。这会发生在周期的末尾。但这也仅仅是说：市场商品充斥了。生产过剩现在变得明显了”。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的出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这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发生生产过剩的时候尤其令人奇怪的是，正是充斥市场的那些商品的真正生产者――工人――缺乏这些商品。这里不能说，他们要得到这些东西，就得去生产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他们已经生产出来了，但他们还是没有。也不能说，某一种商品之所以充斥市场，是因为对这种商品没有需要”。如果“新商品从生产领域出来时，市场还是被旧商品占据着，那么就会产生停滞，阻塞；出现市场商品充斥，商品贬值；出现生产过剩”。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和特点就是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
(二)经济危机的爆发既是资本主义矛盾使然，又是资本主义矛盾暂时的暴力解决
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探寻了经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方面，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表现为把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本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小作坊变为工厂，把个人的生产行动变为一系列集体协作的行动，从而极大地、不断地增强了生产力。另一方面，在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家占有了生产资料和产品，而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生产这些产品的雇佣工人却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成为无产者。可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正好在于它的这种趋势：使生产力绝对发展，而这种发展和资本在其中运动、并且只能在其中运动的特有的生产条件不断发生冲突”。“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生产中种种尖锐矛盾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在这些矛盾中运动，这些矛盾。即使粗略地看，也表明资产阶级生产只是历史的过渡形式”。马克思又提出“当一方面分配关系，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这些“各种互相对抗的要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而危机一旦开始，它就表现为破坏整个再生产过程的爆发形式。
马克思进一步通过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论证了经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竭力追求的只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基础“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所以，资本主义无限扩大的生产和有限的消费范围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而且“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在这里，马克思着重说明了由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婪和追逐，资本有无限扩大生产力的趋势；与此同时，工人的消费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又受他们只有在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利润时才能被雇佣的限制。资本积累的增加结果必然引起用于直接消费的收入的减少。马克思指出：“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因此，相对于资本家无限追求发展生产力的趋势，群众的贫困和其有限消费才表现为形成危机的因素。“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总之，马克思强调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基因决定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爆发，而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破坏和停滞只不过是其具体表现而已。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是使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生产能力遭到巨大的破坏，但经济危机也暂时消除了资本的盲目性生产所造成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使资本主义生产暂时恢复平衡，每一次危机都为克服它本身创造着前提。通过危机的破坏作用，停滞阶段又逐渐变为恢复的力量，资本主义经济又从复苏趋向繁荣。经济周期性地以螺旋上升的形式进入新的循环。因此，经济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它绝不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彻底解决，它只能暂时地和强制地摆脱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绝境。同时，危机成为生产力新发展的重要的加速器，新的生产力要求新的生产关系与其相适应。所以，经济危机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可见，马克思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阐明了危机的暴力爆发与暴力解决的辩证关系。
(三)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既是走向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又是摆脱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进行了考证，他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自1825年第一次在英国爆发后，每隔若干年就爆发一次。1836年英国又爆发了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还波及到了美国。这两次危机“完全是由工业品的生产过剩引起的”。1847-1848年的经济危机席卷了许多国家，它是从英国向其他国家蔓延的。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商品的惊人过剩和东印度贸易上的疯狂投机”，而且这次危机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前两次危机。1856年欧洲金融危机始于德国，是普遍危机的先声，1857年危机开始蔓延。1866年又有一次危机，这次危机是以伦敦一家大银行的破产为信号的，继这家银行后，无数在金融上进行欺诈的公司也接着倒闭了，工业部门也继之倒闭。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这种现象，认为资本主义自进入19世纪以来开始了经济危机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的周期循环运动。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具有十年一次的周期，每次周期又有各个周期性的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在积累进程中被越来越频繁地相继发生的不规则的波动所打断”。这种“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着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这样，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经济危机的出现呈周期性特点，而且说明了经济周期的各个阶段是由繁荣、危机、萧条、复苏四个阶段所构成的。在这四个环节中危机是其关键环节，经济周期是以危机打破繁荣，导致停滞为转折的。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把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看成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变的，并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
马克思还根据1847年以后大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发现当时大约十年为一个周期的危机是以当时主要大工业部门固定资本平均十年的寿命周期为基础的。由此马克思得出这样的判断：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与固定资本的更新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而危机又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固定资本的周转周期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趋势。一方面，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在增加，周转周期在相应延长；另一方面，生产资料不断变革，无形损耗不断增加，又使周转周期相应缩短。总的来讲，由于固定资本的无形损耗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迫使资本家实际上总是在固定资本的寿命终结之前，就以更有效的机器设备加以更新。马克思根据当时的情况指出：“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无论如何下面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
在这里，马克思强调固定资本的周期更新仅仅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而已，并非原因。
(四)信用制度既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又加深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
经济危机的原因和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表明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而经济危机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由特定的事件引发，则构成了经济危机偶然性变化的诱因，马克思特别强调了信用在经济危机中的这种诱因作用。
经济危机是在信用已经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信用对于危机的进程起着推进和强化的作用。纵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济危机都是在信用制度已经渗入资本主义社会各个经济领域，已经达到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出现的。而在真正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前，单纯的货币信用危机就已经出现了，当周期性普遍生产过剩危机出现后，货币信用危机就成为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反对资产阶级学者把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中的作用归结为危机的原因。他说：“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在马克思看来，信用伸缩本身只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各个阶段更替的征兆，对于危机只起助动作用，而决非原因。由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是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础上的，只要信用突然瘫痪，对支付手段的强烈需求就必然会发生，危机随之爆发，特别是严重的工商业危机往往以金融恐慌为先导。“所以乍看起来，好象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
由于信用制度具有二重性，为此，马克思着重论述了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特别是在导致生产扩大和生产停滞两方面所起的加速和强化作用。信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作用表现为：一方面，信用是资本集中最强有力的杠杆。它集中了在数额上还不足以独立发生作用的小额资本，资本家通过信用制度可以支配别人的资本，以远超于个人资本所规定的界限的规模进行扩大再生产。股份公司的实质就是通过信用制度使资本集中的一种手段，因此，信用促进了股份公司和股份资本的发展。信用制度“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另一方面，信用促进了投机活动。“信用使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的结果；在这种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因此，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进行投机的商人，是拿着社会资本而不是拿自己的资本进行冒险的。在这里，马克思把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并给持有者带来收入的资本，叫虚拟资本。股票、债券和国库券是典型的虚拟资本，它们只不过是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纸质复本。这些证券的作用与信用的作用密切相关，它既是促进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工具、为现实经济发展服务，又是助长资本主义投机和冒险的武器，投机者借助信用工具造成资本主义虚假繁荣，形成泡沫经济，会引发金融危机、商业危机、生产危机。
信用制度在加速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同时，也加深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发展。事实上，“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增长”。但是，“正是信用制度在繁荣时期的惊人发展，从而，正是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在繁荣时期的巨大增加，以及这种需求在繁荣时期的容易得到满足，造成了停滞时期的信用紧迫”。由于信用是相互的，任何一个环节的资本回流出现了停滞就可能破坏一系列的、有一定期限的偿付义务的连锁关系。如果资本回流的停滞是严重的，连锁反应就会扩大，使信用兑付契约的履行成为一种无力承受的负担。作为信用危机转化形式的货币危机就在这样“一个接一个的连锁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受到破坏时发生了，信用关系遭到破坏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会产生。随之而来的就是商品跌价，一系列工商业破产，证券暴跌，银行倒闭，企业开工不足，生产下降，工人失业等等，经济危机就进入了全面爆发的阶段。
从上可见，马克思认为信用对于经济危机的进程有着巨大的影响，但信用不是危机的原因，它对于危机的发展只是起了促进和强化的作用。信用制度的发展加速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使危机的爆发不可避免。
三、《资本论》的启迪
综观《资本论》中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周期性爆发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的科学阐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迪。
(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及其周期性逻辑蕴涵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过去，我们在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时，不顾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机械地照搬照套马克思的理论，长期以来一直把经济危机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产物。然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表明，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产物，而并不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相关联。我们必须从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实际上，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产物，这一结论是与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密切相关的。因为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完全的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所以，必然得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的结论。但是，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与马克思当初设想的不完全一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最大化成为市场经济活动主体追逐的目标，盲目性生产在所难免，当商品生产大量过剩，供求矛盾尖锐，就会爆发经济危机。特别是在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信用关系极其发达，且与外汇市场、股票证券市场和商品期货市场相结合，当危机爆发时，其威力更加巨大，蔓延也更加迅猛，以致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总之，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内生现象且不可避免，只要有市场经济存在，就必然有经济危机。由于存在诱发经济危机的各种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也可能爆发经济危机，如果不及时化解，经济危机就会由可能性变成现实性。
《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还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内在规律。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同样具有周期性波动的必然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几次周期性的波动。防止和克服经济的剧烈波动，探索熨平经济周期的对策始终是学者及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全球经济经历了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更是当务之急。因此，我们更有必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重新思考《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理论的逻辑蕴涵，避免经济的剧烈波动，以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