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1
内容摘要：本文针对世界经济共同周期下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研究，通过选取1978-2008年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及7个样本国的经济数据作为数据来源，利用相关分析法、图表比较法对中国经济在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协同性、差异性特征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对这两个特征的研究，得出了相关结论以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文章认为：第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周期高度同步且协同性在增强，与发达国家周期协同性在减弱。第二，中国经济周期逐渐从过去的短周期向中周期过渡，周期持续时间不断延长，波动幅度减缓，波峰和波谷的位势从高位型向中位型转变。第三，为了避免经济波动大起大落，政府的宏观调控仍会以微调为主，调控手段将多样化，调控重点逐渐从总量调控向结构调整转变。以期为未来中国的经济宏观调控提供一定的依据。
关键词：共同周期 经济 相关分析法 协同性 差异性
研究背景
世界经济共同周期是一种经济波动现象，是将整个世界的经济活动作为一个个具有理性的个体而组成的整体，具有阶段性特征及协同性特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国家之间存在经济周期的共振现象，也存在经济波动的传播行为。随着中国经济开放度的逐步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为此有必要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以及不同代表国经济间的波动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基于此，本文通过多个国家和较长时间跨度的分析证实了中国经济周期特征，发现了经济发展趋势的协同性和隐藏于国家群体之间的差异性，从而为准确地把握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规律性和特征性，为做出更好的经济决策提供依据。
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共同周期下的特征，本文中中国经济增长率所采用的数据以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为起点，截至2008年，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世界经济增长率数据来源于历年《国际统计年鉴》；样本国选择不同发展阶层、不同地区的国家，本文主要选择美国、日本、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巴西和南非作为样本国，样本国家数据除美国外全部来自世界银行WDI 数据库，时间跨度从1978到2008年，都以2000年不变美元计算，美国的数据来自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网站。
（二） 方法定义
针对中国经济在世界共同周期下的不同发展特征，本文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分别进行计算、比较与分析。
方法一：滚动相关系数法。该方法是基于固定样本长度的滚动相关系数法来使用分析，本文主要使用该方法计算出滚动相关系数，进而分析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周期之间的动态相关性。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假设i国的经济共同周期的指标序列是{sik}，j国的经济共同周期的指标序列是{sjk}，在样本范围内的滚动相关系数定义如公式1所示：
（1）
其中，Cov表示方差，var表示变量。
方法二：交叉相关分析法。该方法是基于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本文主要使用该方法计算中国与另一样本国间的经济发展相关系数，分别计算多个不同的样本国数据，根据交叉相关系数大小进行排序比较进而分析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与中国相关度高、中、低的国家类型（规定交叉相关系数大于0.7的为高相关度国家，交叉相关系数在0.4至0.7之间的为中相关度国家，交叉相关系数在0.4以下的为低相关度国家）。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假设中国经济变量组为U，样本国经济变量组为V，利用数学方法分别对这两组变量进行线性组合，把这两组变量化为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即令x=（U1，U2，...，Um），y=（V1，V2，...Vn），计算x和y之间的交叉相关系数r，则标准化U和V的相关系数定义如公式2所示：
（2）
其中Cov表示方差，var表示变量，R为变量间转化的常数。
研究分析
（一）协同性
在世界经济共同周期中，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就是协同性。所谓协同性，是指世界各国的经济周期由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出现的经济行为的同步性，表现为一个国家与该整体经济活动所呈现出来的经济波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经济周期的共振现象，还存在经济波动的传播行为。为了更加深入的分析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本文从定量的角度，运用中国与世界经济相关系数分析，采用滚动相关数法，考察二者间的相关性。
首先，针对特定的数据来源，绘制从1978-2008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与世界经济增长率曲线图，如图1所示。
通过图1中的波动振幅变化规律可知：从宏观上看，世界经济周期的波动位势比中国的稳定，这是因为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更高的提升空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从微观上看，中国的波动变化规律是先动荡后稳定，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还在探索经济发展之路，故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具有动荡性。但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逐渐强大并形成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故具备稳定的经济发展趋势；世界经济在1994-1998年出现大的波动是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而导致的经济衰退。
其次，利用方法一的滚动相关数法，计算出中国与世界经济相关系数值，绘制成表格与图形如表1和图2所示。
由图2 可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滚动相关系数一直在0.5左右波动。在1997-2001年期间相关系数是负值，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当时正是体制转轨以及国有企业改革最艰巨的时期，另一方面是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的诸多国家的经济动荡，使得这段时期两者之间的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是负值。进入21 世纪之后，两者的滚动相关系数又突然升高了。因此，总的来看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从研究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协同性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关性经历了由强到弱，再逐步转强的过程，中国经济的持续性比世界经济稍强，但中国经济的波动幅度较大且滞后于世界经济波动，对世界经济存在较强的依赖性。
（二） 差异性
在世界经济共同周期中，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差异性。所谓差异性是指国家之间经济波动的非同步性，可以用不同国家的发展经历的跌宕起伏来理解。通过对差异性的研究可以进行类别的归类，同时为把握国家今后经济发展的方向提供依据。
本文选取的样本国有针对性的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和非亚洲国家两大类，分别考察这些国家在我国改革开放推进阶段（1978-1992）、改革开方深化阶段（1993-2008）的同步相关性。根据特定的数据源，利用文本方法二交叉相关分析法公式依次计算中国与各个样本国之间的相关系数，具体的数据见表2与图3。
通过对图3的观察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与发达国家（美、英、日）、发展中国家（马、新、巴、南）周期的同步相关性呈现不同的类型，在1998年前中国与发达国家周期的相关性高于与发展中国家的周期相关性，总体而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周期的同步性高于与发达国家周期的同步相关性，并且在2000 年以后差异性更加明显。
中国与亚洲国家（日、马、新）经济周期的相关性逐渐增强，而与亚洲以外国家（美、英、巴、南）经济周期的相关性下降。这一现象反映了中国政治上重视亚洲国家、经济上地区一体化程度提高的事实。中国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向具有很大的区域性特点，中国与亚洲地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与其他学者研究结果一致。
结论
本文利用1978-2008年的经济数据，重点研究分析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共同周期下的协同性和差异性两种特征，并对出现该特征的原因做相关分析，同时也为中国经济所处于的位置及发展趋势做好相关依据。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周期高度同步且协同性在增强，与发达国家周期协同性在减弱。第二，中国经济周期逐渐从过去的短周期向中周期过渡，周期持续时间不断延长，波动幅度减缓，波峰和波谷的位势从高位型向中位型转变。第三，为了避免经济波动大起大落，政府的宏观调控仍会以微调为主，调控手段将多样化，调控重点逐渐从总量调控向结构调整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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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方明.中国经济周期的独特性[J].宏观经济，2008（10）
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2
论文关健词:创新哲学 哲学创新 创新哲学
论文摘要:哲学创新与创新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哲学创新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体现。哲学创新必然要求对创新进行哲学研究,形成创新哲学。创新哲学是哲学的新分支,是研究创新的一般现象,揭示创新的一般特征、本质和规律的应用哲学。
一、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以往旧哲学的彻底变革和根本超越,是创新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当时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受到黑格尔哲学的熏陶,而后又受到费尔巴哈哲学的洗礼,但他们在革命活动中超越了前人,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彻底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吸取了其合理内核—辩证法;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吸取了其合理内核—唯物主义,创立了自己的新哲学—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但它不是哲学的终极,而是哲学在更高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新开端。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从未为其哲学设置一个终点,把它变成封闭、僵死的体系,而是敞开通向真理的大门,为这一学说的再发展留下了无限广阔的天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150多年以来,自身一直地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对他们的哲学作了发展,他们的继承者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重大的创新和发展。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的时代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国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从实践和生活中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又不断地从批判旧东西中发现新东西,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
马克思在谈到辩证法的本质时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具有这种辩证法的本质,是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学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的教条。 “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着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应的定义”那只是一种“误解”因此,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而应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创新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这种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体现和二根本要求。
二、哲学创新必然形成创新哲学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就是说,任何哲学都是一定时代的哲学,只有真正摸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脉搏,映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从而真正把握了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所谓时代精神是关于一定时代内容的本质特征的集中表现。哲学从总体上反映把握时代的基本内容,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因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的本质特征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时代精神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哲学创新就是要根据时代的不断变化,把握新的时代本质特征,概括和提炼新的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真正的哲学,理应把握新的时代本质特征,概括和提炼新的时代精神。
如果说上个世纪的时代是工业经济的时代,那么新世纪的时代就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创新,知识经济就是创新经济。知识经济是建立在高新技术基础上的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基础的经济,是知识经济化和经济知识化的产物,是当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结果,是知识创新的结晶。在知识经济中,科学技术和知识处于基础地位,起决定作用。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成为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服务创新乃至整个知识的创新,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知识经济的根本特征就是创新,知识经济是创新经济。
事物的根本特征是标志着该事物得以成立的根本点,是本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主要点。创新作为知识经济的根本特征,是知识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的主要点。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虽然也有创新,但创新数量少、速度慢、周期长,经济的增长主要靠资本和劳力的投人,知识创新不是主要因素,不构成这些经济的主要点、根本点。而在知识经济中,知识创新的周期相对较短,创新步伐越来越快,产品更新换代具有加速度的性质。上个世纪80年代技术产品的一般寿命为30年左右,90年代则为20年左右,世纪交替之际则更短。有些高新技术产 品的寿命甚至只有几年、几个月,就需要更新换代,计算机领域的产品更新周期已降为6个月左右。着名的摩尔定理恰好说明了这一点。美国的微软公司,正因为它不停地提供社会 需要的新产品,才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内,搜取了数千亿美元的财富,也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可见知识经济需要不停地开发、不停地创新。要是没有创新,科技就不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不会出现,知识经济也不会存在和发展。创新成为知识经济的命脉,成为知识经济的根本所在。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国家主席江泽民才在近年来多次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正因为创新成为知识经济的命脉,成为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成为新的时代精神,对创新进行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就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主要课题,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呼唤。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理应关注新时代的呼声,把握新时代的基本特征,提炼新的时代精神,为时代提供理性的力量。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创新,就必然要把创新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形成创新哲学。
三、创新哲学是一门新的应用哲学
创新哲学与哲学创新是不同的概念。哲学创新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与时俱进,是指哲学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前进。创新哲学则是关于创新的哲学,是以创新为对象的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对创新的一般问题进行哲学探讨的科学,是对创新的哲学审视。因而它是哲学的一个新分支,是一门新的应用哲学。 创新哲学是研究创新一般现象,概括创新一般本质,揭示创新一般规律的科学。任何科学的建立,都必须有它特定的研究对象,有它基本的问题。创新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人类社会的一般创新现象,或者说是人类社会各种创新都具有的共同现象。就这一点来说,它同创新学是一致的,它同创新学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因此从这意义上讲,创新学也可以说是创新哲学。但它同创新学也有层次上的一定差别。创新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研究创新现象,揭示创新的内在机制,说明创新的一般规律,着重提高人们的创新能力。而创新哲学则强调对创新现象的哲学审视和批判,对创新一般知识进行反思,提供创新的精神和理念。因此创新哲学是创新学的理论基础。
创新哲学研究的一般创新问题,是各种具体创新现象都:具有的共同问题,如创新的本质和特征、创新的根源和基础、二创新的地位和作用、创新的价值和意义、创新的类型和结构、创新的要素和机制、创新的过程和变化规律、创新的主体和客三体、创新的能力和素质、创新的意识和思维、创新的原则和方法、创新的环境和条件、创新心理和创新人才培养等。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反思,形成理性的范畴,就是创新哲学的基本通任务。
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研究创新现象,揭示冬创新的本质和一般规律,提供创新的一般理念。创新是一个么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由许多相关要素按照一定结构组成,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影响创新的进程和效果。人的身体于和心理,特别是人脑这个复杂系统,是创新的主体,直接决定创新的进行和成败。人的心理素质如何,人的创新意识和创 新思维怎样,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怎样,是创新哲学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创新有哪些内在要素,它们有哪些内在联系,性质和作用怎样,都是创新哲学必须回答的问题。创贡新哲学也要研究创新的条件和环境,没有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任何创新都不能进行。创新哲学特别要研究创新的根源和基础、创新的地位和价值,关注创新的伦理意义,突出创新对人类的影响、对自然的影响,审视每项创新的终极意义。特别是对一些技术创新,要进行哲学批判,揭示其利弊,为人们制定其应用的伦理原则提供理念。
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3
关键词：碳关税；世界经济；农产品贸易；影响
中图分类号：F741.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2-000-01
引言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环境污染问题也引起了更多人的重视。为了进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发达国家对没有实施温室气体强制减排的国家实施了碳关税这一惩罚性边境调节税。从表面来看，碳关税的征收主要是针对环境保护，但实际上却是对发展中国家采取的贸易限制手段。因此，有必要对碳关税对世界经济和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展开分析，从而更好的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一、碳关税的概念及特征
所谓的碳关税，其实就是对高耗能进口产品收取的二氧化碳排放税。就目前来看，碳关税主要针对水泥、钢铁、铝、玻璃自评等碳排放密集型产品征收，最早由法国提出。从特征上来看，其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因为，控制碳的排放关系到世界人民的利益，属于WTO条款允许内。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这却是发达国家向其征收的特殊关税，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在行使贸易保护。其次，碳关税具有覆盖广泛性，几乎整个贸易领域都涵盖在征税范围内，钢铁、化工、化肥等行业更是受到了较大影响。再者，碳关税具有保护方式隐蔽的特点，其实是变向的将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目的与气候变化控制问题捆绑在一起，是发达国家通过国际公约寻求贸易保护的隐蔽手段。此外，碳关税具有强制性，在执行方面将受到法律保护。
二、碳关税对世界经济和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在研究碳关税对世界经济和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时，可以使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利用该模型，可以对各个国家的生产、消费等情况进行描述，然后通过分析国际商品贸易关系将其连接成一个多国家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在此基础上，则可以利用GTAP数据库进行全球经济数据的分析，从而对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展开分析。
（一）碳关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自碳关税开始征缴以来，从总体上看世界各国GDP受到的影响较小。但自从欧盟单方面进行碳关税的征收后，除欧盟和日本国家，世界其他国家的GDP均有所下降。其中，受到影响最大分别依次为中国、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GDP下降幅度分别在0.0236%、0.0226%和0.003%左右。其中，金砖国家由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从整体上来看，全球GDP仅有0.0036%的降幅，所以碳关税征收对世界经济影响并不明显。而自美国征收碳关税后，欧盟、日本和非洲等地区GDP均有所提高，中国和金砖国家则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影响，GDP分别降低0.0283%和0.0036%[1]。在日本征收碳关税后，中国和东盟地区的GDP再次出现了明显下降。但是，美国和日本并未从碳关税征收上活动更多的利益，其在征收碳关税后国家GDP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所以从总体上来看，欧盟国家是碳关税征收的收益者，中国则是最大受害国。在欧盟、美国和日本同时进行碳关税的征收后，世界经济下降0.0063%。
作为关税的一种，碳关税征收将对各国的贸易平衡产生影响。在欧盟征收碳关税后，除了美国、欧盟和日本，中国、金砖国家、非洲、东盟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净出口额均有所减少。而中国的贸易顺差出现了明显下降，美国降低最多的则为贸易逆差。所以从这可以看出，欧盟碳关税的征收使中国贸易出口受到了抑制，但是同时也促进了美国的贸易出口。美国征收碳关税后，除美国、中国和东盟以外的国家净出口额均有所增加，从而使欧盟成为了获益最多的地区。日本征收碳关税后，除日本、中国和东盟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净出口额均有所提高[2]。而从总体上来看，自欧盟、美国和日本征收碳关税以来，欧盟、日本、美国和非洲成为了最大的收益者，中国、东盟和金砖国家的贸易出口额均有所降低。
（二）碳关税对农产贸易的影响
在农产贸易方面，碳关税给世界各国带来的影响并不相同。欧盟征收碳关税后，世界农贸出口额有所下降。其中，美国、欧盟、金砖国家和日本等国家出口额显著下降，中国、东盟等国家出口额明显上涨。美国征收碳关税后，世界各国农贸出口额均有所下降。其中，美国下降幅度较大，其次则为欧盟和其他地区。但是，中国、东盟、金砖过埃及和非洲等地区出口额则有所提高。日本征收碳关税后，世界农产品贸易受到的影响较小。从总体上来看，出口额下降最多的为日本，欧盟、美国和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额也有所下降。在三个征收碳关税的国家和地区中，欧盟农产品贸易受到的影响最小，美国和日本的农产品贸易受到的影响较大，几乎所有农产品出口份额都有所下降。而金砖国家、东盟和非洲地区的农产品出口额都有所提高，中国农产品出口额除了油菜籽和其他食品之外均有所提高。分析原因可以发现，相较于重工业和采掘业，农产品生产的碳排放量较少。而碳关税的征收，使得生产要素向碳排放强度较低的农业部门聚集，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出口份额增加。所以，在农产品贸易方面，碳关税的征收并不会给发展国家带来过多负面影响，并且还能够为世界农产品贸易地区结构的改善提供一定的助力。因此，从长远角度来看，碳关税征收将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进行农贸产品贸易发展。
三、结论
总而言之，在发达国家陆续进行碳关税征收的发展背景下，世界经济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面对这一发展形势，发展中国家还应该尽快认识到碳关税征收给自身带来的影响，并且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从而在低碳时代取得新的贸易发展优势。同时，考虑到碳关税征收对农民产品贸易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大农贸产品出口力度，从而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同时，迎来世界市场新局面。
参考文献：
[1]潘辉.碳关税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02：41-46.
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4
关键词：经济学隐喻；实在性；模型；经济学方法论；
作者：殷杰，祁大为
由于经济学不能提供对事件的具体预测[1]，而经济学家主要支持的却是实证主义方法论准则[2]，因此，这导致了经济学研究内容和方法论之间的矛盾。有关经济学知识如何构成及其获取方式的探讨，直接关系到这门学科的认知地位和知识的合法性问题。在经济学方法论的近期研究中，经济学修辞学和经济学批判实在论的研究在化解上述困境方面有所贡献，然而也形成了新的矛盾。经济学修辞学的代表麦克洛斯基(DeirdreMcCloskey)认为，因为波普尔传统在科学哲学中根深蒂固，所以由其所形成的方法论不能合理地解释那些实践经济学家所做的研究，她主张回到“实践”，尤其是要关注经济学家的实践带给方法论的启示。经济学批判实在论的代表人物劳森(TonyLawson)认为，方法论者专注于认识论问题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经济学理论的本体论意义，即这些理论忽视了关于社会经济现实本质的预设[3]52。劳森主张要找寻经济学理论的本体论前提，并对经济实在的本质进行概念化，也就是要对经济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构成加以探讨。在面对经济学方法论究竟应该是“理论导向”还是“实践导向”这一问题上，科学隐喻作为一种说明框架逐渐引起了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者的关注。此外，“模型”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辅助工具，在经济学理论建构和实践中有着频繁的运用。本质上说，经济学隐喻和经济学模型在实在性上有着很多的共同点，甚至一致性。因此，针对上述两个“导向”的争论，本文跳出传统方法论的规范性和非规范性争论的态度，在探讨模型这一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质的基础上，采用隐喻话语分析的方法来化解经济学的困境和方法论的分歧，进而说明隐喻分析方法不仅是更新经济学方法论的可行方案，而且还深深“扎根”于“实在性”之中。
一、作为理论建构和实践工具的经济学隐喻
在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过程中，传统上作为修辞手法的隐喻进入到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关研究者的视野之中。此后，隐喻在哲学上的价值也逐渐体现在了认知的内在性、本质性的本体论层面；认知功能实现的认识论层面；以及跨学科、跨视域的方法论研究层面。与此同时，经济学方法论也发生了两个研究路径上的转向，分别是以仔细探查经济学家实践而不是专注科学哲学“教义”的经济学修辞学，以及旨在修正波普尔理论对经济学理论影响下对本体预设忽略的经济学批判实在论[3]51。两个理论分别在经济学研究者的话语实践，以及经济学假设的、未被观察到的经济实体(economicentities)和机制进行概念化的研究对象投入认识的过程中都着重强调了隐喻分析方法。传统上仅作为修辞手法的隐喻由此进入了哲学基础的阐发以及寻找其本体论意义的活动中，这对于经济学理论建构和实践的实在性分析，乃至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语用学为经济学隐喻分析提供了基础。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写道：在语言的起源时，几乎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比喻，每个短语都是一个隐喻[4]。而经济学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语言为媒介并辅以假设、图示以及数学符号等的系统表征。传统上作为“手段”的经济学隐喻，其“目的性”也在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中越发凸显，尤其是有关类比、模型、寓言以及语用上的语境转换带给隐喻意义方面的探讨，给予了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强烈的“指引”意味。根据格赖斯(PaulGrice)标准二分法，在我们得到语义含义(semanticmeaning)后，通过“语用推理”(pragmaticinference)推导出语义的语用含义。在这一过程中，其一，语用学强调在语法和语言意义研究过程中语境因素的作用，通过设定语用学讨论语言交往过程的普遍性前提，事实上是构造言语可能理解的先决条件，以反思该设定的有效性，进而对言语行为的规则提出质疑或展开辩护。其二，要让指称词所指有意义也须借助语用学的语境理论。在经济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过程中，隐喻与指称相互作用确保了意义的必然性，由此，“所言”进入到了“所含”，经济学隐喻就此到达了语用层面。
我们都知道，语用学研究的是语境对话语解释的影响[5]51，经济学则研究人类针对价值交换和彼此相互作用过程中对某种规律性进行解释的尝试，语言的运用为这一切提供了交流机制。另外，经济学试图将社会制度解释为某些函数的最优化过程中所衍生的常规性[5]6，隐喻的使用无疑会使这种尝试成为可能，并且有效。
其次，经济学隐喻是经济学理论建构的可行方式。从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经济学研究对象客观实在的样态往往超出主体所有可能经验观察的范围，这使得经济学语言在指称或表征一些特殊概念方面常常陷入某种困境。有鉴于此，隐喻的理论建构功能越来越被经济学方法论者所重视。
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工具，长期活跃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构建及使用过程中。其一，隐喻被视为发现新知识的工具。隐喻方法对于经济学理论未确定的解释和证实对象构成了一种微妙的“指引”，为确定的解释和证实对象提供了明确的借鉴，针对新理论意义的探讨也因此获得了可能。其二，经济学隐喻为经济学理论赋予意义。隐喻的解释力涵盖了所有其他相关的比喻，通过对众所周知事物的描述，把已知事物的现有洞察和语词用作新的，已转变的经济学语境中的理论描述，进而形成了对新理论的建构。其三，隐喻深深扎根于经济学理论的描述和评价过程。在经济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备隐喻特质的联系定义了经济学概念。与此同时，隐喻将我们的关注点从承载者(基体)转移到了隐喻本身，经济学隐喻中的“联系”定义了知识，由于持续性“联系”的变化，达成了不同的结构、组织、技术或者其他有关经济学的认知，新理论由此形成。
最后，经济学隐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实践”指的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通常由经济学家在研究和分析过程中使用的观点、理论、研究策略、测量技巧、说明假设和对象描述等组成[2]96。上述的每一种实践方式都与隐喻密不可分，甚至还需要借助于假设和隐喻建模来展开相应的说明。实际上，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人类借助于一事物对另一事物进行诠释或理解的方法。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进程中，隐喻的存在方式已不局限于修辞手法或语言游戏，事实上隐喻已经成为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实践的有效方法，甚至已经成为经济学家概念系统的“加工厂”。进一步来说，隐喻的存在方式已渐变为，如何使用经济学语言来描述经济实在“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
经济学隐喻的实践价值具体体现为：其一，隐喻为经济学实践提供了话语媒介。由于实践经济学家无法做出对研究对象的全称判断，也不可能做出经济世界与经济语言完全一致的描述，通常经济学家采用的策略是将经济世界和与之相应的语言置于约定的定义之下，运用隐喻的“连接”，将二者的相似点和一致性设置成为衔接点，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修正，使经济学话语的逼真度逐渐接近经济世界的本质。其二，隐喻化解了经济学实践与理论间的冲突。理论化并非经济学本质，理论之外的实践也并非缺少意义。经济学实践和经济学理论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即便是搁置了理论优位视角，在实践过程中也常常发现经济学理论系统内以及实践与理论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乃至冲突。那么，如何理解这种相互作用呢？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相互作用”已经达到了具体概念的“门口”，但它还属于“本质”论中的“反思范畴”，尚未达到对立统一的认识———“概念”(“具体概念”)[6]。这也就是说，在试图找寻经济学实践与理论谁决定谁这一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发现，经济学所用的概念往往存在问题。要么是概念过于抽象不明确，要么是它们在经验中的适用范围缺乏明确界定。隐喻允许我们依据一个经验领域去理解另一个经验领域，这表明理解是依据经验的整个领域，而不是孤立的概念[7]，而概念化经验的方式正是隐喻功能的实践价值所在。
通过审视经济学实践与理论的相互作用我们发现，概念作为经济学实践与理论的本质性存在，其精神内涵是借助于隐喻来实现其具体表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隐喻本身就是经济学概念的“精神”。另一方面，从实在性角度来讲，隐喻作为科学说明的重要方式，其为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之间提供了意义转换的媒介，同时，隐喻还是由科学共同体约定的一种对客观世界特征具有洞察力的描述，以及对社会世界实在性的结构表征，而科学思考的特征是模型的使用[8]。事实上，模型可以利用隐喻，均衡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把模型应用于理解社会实在，模型本身也就成了隐喻[9]。因为，模型在本质上是要排除掉干扰因素，把变量用可衡量的值隐喻地表达出来，并依据隐喻的非定义性固化指称模式(non-definitionalmodeofreference-fixing)来构造模型变量变动本质的可捕捉的前提，在经济学模型建构过程中这种隐喻的使用尤其凸显了其实在属性的重要性。
二、经济学模型的隐喻实在性
作为经济学隐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模型一直是经济学家与经济世界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于经济学模型实在性的探讨也关系到其自身合理性存在的前提。通常来讲，经济学家仅仅把模型视为诸如启发式的工具、理论的解释或预测的方式。然而，随着有关经济学模型事实和虚构对立关系研究的深入，其讨论的实在性指向日益明显。
对于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来讲，模型的运用早已司空见惯。尽管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者对各类模型的评价不尽相同，但模型与建模作为经济学中具有主导地位的认知方式，却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事[10]。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学建模做的工作就是从一个截然不同的学科或建模传统中选择一些新的隐喻元素，将它们做一系列改进并应用在经济学家现有的理论框架上。因为，一个足够好的经济学模型能够做出准确的进程简化，还可以通过使用少量的因果性箭头而获得大量的知识[11]。
由于模型的工具属性早已在经济学共同体中获得认同，因此，针对经济学模型的有效性进行解释，进而对经济学模型展开基于隐喻实在性的说明，这对于澄清经济学隐喻和模型的关系，揭示经济学模型的实在本质就具有重要的本体论意义。
1.经济学模型的实在性
经济学刻画的是人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及其对这种关系内在结构实在性的表征。而经济学模型的本质属性就是为描述人与经济社会的关系以及为描述这种关系的内在结构提供一种途径，一种可能。那么，一个恰当的经济学模型就应该具有描述真实与虚构联系的可信性、本体论承诺下的信念、表征抽象的经济要素等特征。本质上讲，任何事物都可以作为其他事物的模型。经济学模型成立的核心问题体现在，建构所获得的经济实在在多大程度上与含有虚构成分的模型相一致，也就是模型实在性的说明问题。
首先，经济学模型描述的是某些事件的可信状态。经济学模型的可信性来自模型中假设之间以及模型与真实世界因果结构之间的指称一致性[11]12。因为，经济学模型是一种与真实世界并行不悖的抽象概念，而且模型世界要比真实世界单纯得多。模型世界的建构过程是从真实世界出发，去除干扰因素，并指称真实世界与之对应的指称物的这样一个过程。尽管模型描述的与事实有出入，但却是可以置信的世界。这种可信性使得我们的研究从模型世界归纳推论进而来到了真实世界。
其次，经济学模型的本体论信念(ontologicalconvictions)具有实在性。在一个社会中，一个信念只有属于某个社会团体或社会群体(socialpartyorgroup)，它才有存在的前提[3]3，在经济学共同体内也是如此。在经济学领域，熊彼特最早使用了“洞察力”一词来描述经济主体的信念实在性，这是经济学中本体论信念的早期形式。众所周知，经济人这一概念有着长期的、变化的历史。在历史上经济人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目的、认知或更多其他的能力、以及对他人采取的态度等等[11]19，信念的实在性伴随着“经济人”这一术语发展的整个过程。因此，本体论信念作为经济行动者(economicactors)的本质属性就有了经济学建模的可能基础。本体论信念通常表现为有关本体的世界观，例如，在模型建构的过程中，假如我相信决策是经济人做出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原则作为建模的基本信念。假如模型中存在消费者偏好，市场失灵等不确定性的变量，那么我们就会采用与之不同的建模策略。最后，模型是经济实在结构抽象的表征。抽象，意思是用单方面或片面的方式看待某一事物，这种方式在经济学中是不可或缺的。其目的是使一个具体实体(entity)某个部分或方面的特点更加鲜明，从而更好地理解该实体。在建模过程中，当抽象被巧妙地运用时，它能够让我们接近或理解一个结构化的、动态的、整体的实在。[1]231劳森认为，关注一个经济学对象的某些特征而忽略其他特征是一个典型的抽象化过程。当然，选择一个关注点会带来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分析观点、概括水平，以及与二者都有联系的时空延展问题等。
在经济世界中，虽然模型具有实在性，而且还可能帮助我们把研究对象看得更加通透，但是，它们仍然会留下一些盲点，因此，我们不应只靠一套模型来理解未可知的未来。那么我们如何来克服这个问题呢？经济学隐喻中的新隐喻向我们暗示了理解实在的一个新的概念框架，可以使我们摆脱看待隐喻和模型问题的惯有思路[9]106。
2.经济学隐喻与模型的同构实在性
随着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所强调的模型的清晰化、精确性、客观性和形式化等特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而恰当的经济学模型应该依据事实来进行建构，把通过分离出现实中关键的因果联系作为目的。由于科学思考的特征是使用模型[12]，还因为经济世界不仅是由经验中直接给出的事件构成，还包括尚未被观察到的或者也许是无法被观察到的实体、结构和机制等等，基于此两点，经济学隐喻的本体实在性在经济学建模过程中就被日益清晰地阐发出来。
按照罗姆·哈瑞(RomHarré)的思路，我们可以用两个特征来描述一个模型：模型主体(modelsubject)，即模型表征了什么；原型领域(modelsource)，即这个模型的基础(basis)。模型来源于主体之间的关系，可被用于区分两种类型的模型：拥有相同主体和来源的模型为同胚模型(homeomorphicmodels)，而主体和来源不同的模型为变形模型(Paramorphicmodels)，批判实在论认为变形模型对于科学具有根本性的作用[8]497。科学通常使用的是变形模型，因为理论构建的任务通常是更好地说明我们尚未充分理解的事物，而不是为那些我们已经熟知的实体或事态构造模型。
回到经济学领域，变形模型利用我们对于模型来源的理解来启发人们做出存在的假设，去思考那些可能解释主体行为的各种推定实体(putativeentities)、关系和因果机制。也就是说，变形模型提供了尚未被人们观察到的推定实体、联系和机制，并把它们作为存在的侯选答案，这激励着经济学研究者从复杂的研究中确定那些假设的实体是否存在。通过这种方式，变形模型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因果框架，还提供了进行说明所需的理论术语和假设实体。
经济学隐喻在这种变形模型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其一，关于经济学模型的说明离不开隐喻。如果从一个经济学对象或事态与其他对象或事态的相似程度来看待这个对象或事态，不管是真实的还是假设的，那么它就是一个经济学模型。经济学隐喻与模型的这种密切的联系在于隐喻的说明需要建立在底层模型(underlyingmodel)之上；当我们在隐喻的基础上讨论事物时，我们就有了一个经济学模型，因为隐喻意味着受众(audience)会用其他事物来理解当下谈论的经济学领域中的事物。也就是说，经济学隐喻暗示了一个模型，而经济学家可以通过这个模型尝试说明他们的研究对象。换句话说，当我们在模型基础上说话时，我们就是在用隐喻的方式说话，因为我们使用了体现经济学模型来源的术语来谈论模型主体。其二，模型的反身性依赖于经济学隐喻的运用。个体的经济学知识会反馈到他们的经济行为中，而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知识也会反馈到经济政策的建议中，这就使得经济学具备了反身性特征，这种特征是自然科学所不具备的。最近的文献关注的就是这种反身性特点带给经济学的各种操演(performativity)，特别是在金融模型的语境中[10]50。经济学的各种基于模型的研究策略虽然与自然科学研究策略颇为相似，但同时经济学也与其他社会科学在解释学特征方面有着一致性。由于经济学部分上是基于日常概念的，而作为经济学研究主体的我们却或多或少地对于各种经济学现象有着某种程度的先在的理解。另一方面，经济学隐喻提供了一个模型，经济学家可以利用这个模型理解和建构他的研究主体。隐喻在经济学建模中的任务就是确定我们观察到的行为中那些未知的实体和机制，这时，隐喻的作用在于它并未去重新命名模型中通过其他的常规方式可以确认的部分，而是通过提出新的解释性范畴和假设新的实体和机制等来促进经济学家对模型的研究。由此，我们对模型的认识就成了对隐喻的认识，反之亦然。
科学思考是通过模型来进行论证的，模型的应用借助于一种外部事实和一种想象事件或一个尚待解答的问题。由于经济学对象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很难由准确、清晰的科学话语来表达，因此，经济学对存在的表达不得不向具有模仿功能的隐喻求助。从模型与世界关系的角度来看，隐喻就是典型的科学思考方式，经济学家用经济学模型来理解或说明经济世界的事实，隐喻描述在有关事实的展开过程中通常使用的是故事的呈现方式，这正是典型的隐喻实在性存在的一种体现。因为故事既不“仅仅是启发式的”，也不“恰好是修辞的”，而是把模型贴上标签在使用过程中来发现模型本身的基本组成部分，隐喻“故事”式的呈现方式让理论经济学研究者把研究聚焦在具有描述性的模型上。这种描述方式使得模型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真实经济世界的描述，而非“理想的”模型[11]178，这同时也是隐喻实在性存在的一个典型说明。
三、经济学隐喻实在性的本质
经济学修辞学和经济学批判实在论都将隐喻视为分析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要方法，他们分别从各自的视角来探讨经济学隐喻的本质，经济学修辞学认为：经济学就是漂浮在隐喻之上的[13]，经济学批判实在论则主张“类比和隐喻的逻辑”[8]487。那么，从探讨经济学方法论的合理性角度来讲，更好的方法论应该能使我们用一种明确的方式确定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本质。该本质应尽可能地独立于经济学理论对各种研究对象想当然的表征，从而被当作社会实在的一部分来看待[1]45。因为，在社会实在这个问题上，人类主体成为了核心概念，而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具层次化的本体论图景[2]92，在经济学方法论多元化发展趋势下，将经济学隐喻进行实在性分析，对经济学本身乃至经济学哲学无疑具有重要的本体论意义。
1.经济学隐喻的指称实在性
语言与世界的一致性关系是社会实在研究的主流方向，并且研究通常聚焦在符合论真理观基础上的语言与存在实体相对应的指称问题。经济学批判实在论在主张类比和隐喻逻辑的同时也强调了这种指称的趋同性，由此，隐喻的指称问题就成为了有关经济学隐喻实在性问题探讨的核心部分之一。
首先，“指称”是一种经济学研究者的实践。通过隐喻指称，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任何可行的方式，将另一个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共同熟悉的某个事物上面。同时，指称也要受到特定语境中说出一个话语的说话者的影响，而不是受到个别的词汇术语(词根)本身的影响[8]488。经济学术语同样包括“涵义”(sense)和“外延”(denotation)。一个词根的“涵义”就是它的字典定义。“外延”指的是词根与它在经济世界中所指谓的事物，也就是指谓实体与事态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货币银行学的语境中，词根“流通”指谓的是货币流通。其次，指称是经济学隐喻获得意义的途经。根据术语学(terminology)对隐喻本质的描述，由隐喻构成的理论术语用来指称研究路线、重要意义、操作规程(protocols)等。术语的意义能够为经济学家指出指称所特有的认知路径，由此，隐喻指称就成了术语获得意义的可靠方式。例如，“机会成本”是相较于传统“会计成本”而提出的决策分析术语。“会计成本”指称的仅是可还原为单位货币的计算，而机会成本则指称做出某一决策而放弃其他若干可能收益中最大的那一个，同时还指称了“机会成本”的成立前提，即资源稀缺、资源的多用途、资源已得到充分利用以及资源可自由流动。显然，“机会成本”的指称涵义与经济世界的本质对应的更合理。这样的例子还有“挤出效应”、“边际效应”、“木桶原理”等等。这些例子反映出隐喻在指称上能够适应经济世界的因果结构这样一个互动、辩证的过程，也体现了隐喻对指称物指称上的成功。另外，我们发现了隐喻在经济学术语的使用中具有了指称连续性的特点，这是经济学隐喻指称意义更进一步的说明。最后，指称是经济学隐喻分析的前提。在经济学家尚未对理论的指称物形成最终描述的时候，隐喻此时作为一种非定义性固化指称的模式在发挥着作用。进一步来说，一个指称表达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是这并不妨碍受众去挑选出指称表达所指称的指称物。在经济学共同体认为指称与指称物发生了较大的偏离(无论正负)，也就是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时，隐喻指称所提供的认知路径以及指称仍然能够得以维系，这就是指称实在性的本质特征。例如，对“资本”一词的理解离不开“资本增值”这一语境。如果我们要说明资本是否有增值属性是一个开放的问题，那么，现在假设资本持有者通过使用“血液流动”这个由隐喻构成的理论术语而试图去获得资本运行机制的指称路径，这里“血液流动”指称的就是类似于资本在流动过程中实现增值的一种假想的机制。我们的隐喻获得了这样一种指称实在性的观点，并可以解释资本持有者投入到资本保值和增值的经济活动当中，于是经济学家就会得出下面的结论：资本流动就是血液流动。“流动”这个术语的意义是在人体血液循环这个语境中得到的，它促使经济学家尝试去用这个词来指称资本运行中的一个假想的部分或方面，并使我们对指称物实在本质的理解得到了强化。
2.经济学隐喻的结构实在性
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社会科学中，隐喻的价值已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根据结构实在论的主张，隐喻原则将文化内在的深层结构转换为一种浅层结构，而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恰恰是通过这一方式来实现的。而从本体论出发，如果知识是可能的，那么科学家的语言和概念结构必须与世界的因果结构相适应[8]491。在经济学领域，隐喻在结构化非经验对象，也就是说在解释不能被还原为经验事件的经济学对象过程中，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更体现为一种人们对经济学对象进行认知与思维的，本质性的实在结构。
首先，经济学隐喻是认知结构上的极简表达。由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着多样性和异质性等特点，人们有限的认知能力无法对经济世界全部知识进行有效的描述，因此，根据“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准则，隐喻呈现出一种类似于“奥卡姆剃刀”的本质属性，其一般句法形式是“S是P”的主谓结构。例如“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效率就是金钱”就是典型的经济学隐喻陈述句。无限多样的经济世界由此通过意义映射的连接，使经济学概念成为可认识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结构。其次，经济学隐喻结构的“能指”本质。“能指”是语言符号单位“音响形象”指称的替代，能指并不代表“音响形象”发出的实质性的声音，也不是一个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声音在我们意识里形成的一种心理印迹[14]。在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家心理印迹的形成依赖意识中的联想关系，通过联想关系，经济学语言展示了其社会性这一内在特征。因为经济学语言离不开社会现实，经济学语言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同样离不开主体意识和主体意向性，隐喻在经济学语言与社会实在之间架起了桥梁，其内在结构的张力在经济学语言与社会实在之间反复作用，意识中的这种心理印迹所表征的内容因此就与经济事实无限接近了。再次，经济学隐喻塑造了“因果”机制视域外的可描述性结构。实证主义经济学提倡用符合根本性的因果力或机制的方式对经济学现象进行描述和分类，而经济学的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均是动态和变化的，那么，“在世界的连接处断开世界”这种实证主义认知策略便不可能实现经济学的可靠描述。由于隐喻非定义性(non-definitional)结构的存在，在面对经济学研究中诸如理论的重大变革或重构，以及面对实践中新观察或者新现象出现的情况下，运用对指称物的指称，经济学描述依然可以实现，并且能够使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中术语的指称涵义得到改善。最后，经济学隐喻的语言结构与施喻者和受众的语境同构。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在特定的语境(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语境)中展开，并且科学研究的结论也需要在语境限定的范围内进行理解[2]3。在经济学中，隐喻的表达与接受必须基于特定的共同语境，施喻者在语境中表达某一隐喻，受众在这种语境结构中调整语词的内涵，选择描述对象某一属性的相关度，从而在描述对象内涵的选择与遗弃中建构认知背景，以理解此隐喻。脱离了这种语境，我们则无法理解经济学隐喻的所指为何。由此来看，经济学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词汇的替代，即一个词取代另一个词，还是“一种相互的借用和思想的互动，语境之间的交换”[8]495。
综上所述，在考察经济学隐喻的本质结构时，采取实在性视角可以帮助经济学研究者准确把握杂多的现象，远离孤立的、暂时的事件，进而打破经济学领域中对隐喻已有认识的局限。例如，对溢出效应理解本身就是对个人或者厂商行为所带来外部性的一种描述，也是决策附带积极或消极后果的一个说明。我们对溢出效应的理解通常是借助于寓言或者故事来辅助的，其内在结构也是在这种隐喻的展开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这种结构就是可表达性、可理解性以及隐喻自身的逼真度等特征的各自呈现。从隐喻结构的实在性角度来讲，经济学隐喻的结构就是其自身内在逻辑的再现和展开。
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5
关键词：邓小平 和平与发展 韬光养晦 和平崛起
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和民主，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和复兴，是近代所有中华儿女矢志奋斗的光荣梦想。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的先进性，依靠卓越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精湛的社会组织艺术，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民族独立的历史重任，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科学判断出“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对外推行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为核心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内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方针，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逐步开创出一条既适合中国国情又适合时代特征的“和平崛起”的新道路，即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实行对外开放，营造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
中国要实现崛起必须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指出：“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而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首先需对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的正确认识和科学判断，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的重要出发点和依据。正如列宁所说：“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曾用了相当大的精力去分析、观察世界形势的变化，探索自己的外交战略，以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在对时代主题的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化过程。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对当代世界的时代主题作出科学的概括。
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发展的年代；殖民体系瓦解了，亚非拉上百个国家相继获得独立，迫切要求发展；世界范围内反对霸权主义力量在不断地加强，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逐步增长，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一时期，尽管世界局部地区仍有战争发生，但紧张的国际局势，出现了一系列趋于缓和的迹象。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同时，战后逐步兴起的新技术革命浪潮，使当代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科技革命引起的国际分工和经济高度国际化发展，使世界各国的生产、交通、投资等日益联结为一个整体。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发展只有在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条件下才得以真正实现。经济全球化使世界成了“地球村”，不同国家各方面的往来日趋密切，任何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脱离世界而孤立发展。
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6
1．1世界城市的概念与内涵
国际学者在研究世界城市相关概念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表1列举了国际上世界城市相关概念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及观点．国内学者在概念方面的提法和解释呈多样化，诸如国际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世界城市、国际性城市、国际性中心城市、现代化世界城市等等，从目前趋势看“世界城市”与“全球城市”逐渐成为国内学界较为一致的概念称谓［4］．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对于世界城市的概念的认识是在不断的发展并逐渐趋于一致的认同．陈锐［5］在总结世界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征的基础上，将世界城市的概念界定为：依托世界经济网络和城市经济区两大载体，通过培育城市文化主题完善多维创新体系，以新型业态整合资本、人才和技术等高端资源，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快速高效集散，以发挥其对世界经济、社会体系的管理与控制作用的国际第一流城市．在世界城市的内涵特征方面，国际学者将观点集中在主要的职能中心、特征及条件与判断标准方面，表2列举了霍尔、弗里德曼、萨森、西蒙等四位国际学者的观点．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世界城市研究也急剧增温，研究角度也比前期更加细化和深入，如职能体系［6］、空间分散与产业集聚研究［15］、指标体系研究［16］、人口迁移问题［17］、城市发展战略［13，18］、巨型城市区域［19］、国际交通体系［20］、人口分布格局［21］、国际会展业［22］、世界城市网络理论［23］等等．对于世界城市本质的探讨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主要观点是：世界城市的本质属性主要表现在控制力、影响力、表现力上［14］，其本质可概括为一个结点、两个功能、三个特征，是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13］．随着世界城市概念与内涵特征的探讨逐渐深入，我国学界的判定标准与国际研究的主流逐渐一致，高级服务业水平、跨国公司总部等因素是公认的判定标准．但应当看到，世界城市理论还存在一些争议［4］：世界城市内涵仍在发展当中，在未来这一问题仍会持续；世界城市研究有西方中心倾向，较少关注中等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也忽略了东西方世界城市发展模式的差异；不连续城市发展模式与世界城市区域联系、时间演变观点的发展模式分歧；对城市社会分化、城市社会问题及可持续发展压力等问题的忽视将导致未来的不确定因素；世界城市发展的依托问题．
1．2世界城市的本质
世界城市是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其本质特征首先是拥有全球经济控制能力，这种控制能力主要来源于聚集其中跨国企业和跨国银行总部［7］．国际金融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集聚地、信息中心和高端人才集聚中心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强度达到强或极强），而较大的经济和人口规模、经济高度服务化和集聚全球跨国公司总部、区域经济合作紧密、国际交通便利、科技教育发达、人居环境优良等条件支撑着世界城市的这些中心．世界城市的本质可概括为一个结点、两个功能、三个特征［13］，即：一个结点，全球经济系统的中枢或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的组织结点，整合以人流、物流、资本流、技术流和信息流为代表的现代市场资源；两个功能，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具有控制力与影响力，是全球战略性资源、战略性产业和战略性通道的控制中心，是世界文明融合与交流的多元文化中心，也是城市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统一体；三个基本特征，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具有巨大的国际高端资源流量与交易，具有全球影响力．当代世界城市的本质体现在［14］：它是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体系的主要节点，是世界体系中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文化指挥控制中心，发挥着全球的影响力、控制力、表现力，欧洲、美洲和亚洲等区域通过世界城市的连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其本质属性主要表现在控制力、影响力、表现力上．其核心功能主要是世界经济管理控制中心、全球政治中心、世界知识创新中心、世界文化中心、世界航运中心．表3与表4根据郭万超的观点对世界城市的本质属性、核心功能与核心要素进行了整理．
2世界城市本质对城市地理信息的需求
从概念演化到内涵分析，再到本质及核心功能、要素梳理，国内外学者对于世界城市的研究也随着世界城市的发展演变经历了相对漫长的过程．世界城市的本质属性及核心功能对城市地理信息的获取、管理与服务都提出了新的需求（图1）．控制力是世界城市拥有的整合和配置全球资源要素、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能力和权力．本方面的城市地理信息需求主要是：聚集要素的表达与空间化管理；要素辐射范围的确定；石油、铁矿石、人才、信息、资本等等作为国际战略资源进行管理；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等作为国际战略产业的配套地理信息服务；机场、铁路、港口作为国际战略通道配套信息化监控与管理等．影响力是世界城市拥有的主导和改变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能力和权力．各种代表话语权的定价、信息权利等，以及代表软实力的跨文化交流、价值观等会形成一些新的地理信息要素，这对城市地理信息的获取方法及服务体系的整合度和服务效率提出更高的要求．表现力是指世界城市使自己的实力（主要是控制力、影响力）得到世界认可的能力，也包括对自己形象的塑造能力．面向国际的政治形象和社会形象的树立对城市地理信息的需求主要体现在管理层面，面向国际形象的诚信环境、公众素质、文明程度、社会风尚等也对城市地理信息管理方式与服务体系提出了更加体现国际化、多元化、人文理念的要求．对于世界经济管理控制中心，全球化公司、跨国公司和世界级金融机构有针对全球或区域产业经济的运行状况进行空间化监管的需求；对于全球政治中心，国际组织、国际机构的空间分布、辐射范围、空间决策等等需要不断完善的城市地理信息服务体系的服务环境；对于世界知识创新中心，新产品、新市场和就业新机会的衍生会不断产生新空间要素，各种新要素的更新、管理方法、服务方式需求是不完全相同的，这就要求城市地理信息服务环境具备开放性，并实时更新；对于世界文化中心，世界级文化资源与品牌改变了传统的文化服务业的发展模式，本地文化与国际化、多元化的文化相互融合，城市地理信息的获取、管理、服务都要适应多元化的需求；对于世界航运中心，当前是航空时代、高铁时代、远洋时代、信息时代，世界城市掌握的世界级交通体系越强大，掌握的人力流、物资流、资本流、信息流、知识流越多越集中，其控制力就越强．世界航运中心不仅要求城市地理信息为其自身运行作保障，还要求在五大流的运行过程中进行全方位的空间化监管，如物资流的地理位置追踪与全过程监管等．
3世界城市建设的城市地理信息需求
世界城市地理信息服务的对象不仅仅是生活其中的人群，还包括其控制力、影响力和表现力辐射范围涉及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机构，以及重要的国际战略资源、产业和通道．因而，其城市地理信息服务必然要适应这些“对象”的动态变化的需求．世界城市建设的城市地理信息需求主要解决好以下问题：第一，分析世界城市建设与城市地理信息需求的动态关系．世界城市建设是动态变化的，随着其本质属性和核心功能的增强，其对城市地理信息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第二、分析世界城市建设对当前城市地理信息服务体系提出的新的需求，明确其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在哪里；第三，从城市整体观的角度出发，分析城市地理信息服务体系应考虑的从整体到局部的不同层次；第四，从业务的时空管理视角分析城市地理信息服务体系如何满足世界城市建设中出现的新业务需求．
3．1世界城市建设与城市地理信息的关系分析
从城市地理信息角度看：一体化管理、信息资源整合与融合、新技术服务方式、共享与安全的平衡构建起来的地理信息服务体系应支撑世界城市核心功能、要素层面的各种中心，使其汇聚成体现世界城市本质的控制力、影响力和表现力．从世界城市角度出发：其本质在城市功能层面体现于政治、经济、科教、文化、资源环境、公共服务、城市设施等方面；其核心功能和要素体现在各功能的下级职能，如经济体现在金融、商业、租赁业、商务服务业、智慧服务业、信息业等，这些职能需要实现智能政府服务、智能企业网络、智能交通、智能社区与人口资源管理等智能化的管理；世界城市的建设要求提升已构建的地理信息服务体系的服务效率，多行业、多部门、多系统协同管理，形成对城市地理信息的整理观和立体化管理．在世界城市建设的过程中，随着其控制力、影响力、表现力的不断增强，其各项核心功能和要素的内容、辐射强度和影响范围也在不断变化，他们对地理信息服务体系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因而在城市的功能层面、智能管理层面以及城市地理信息管理的整体观和立体视角也在随之发生内涵上的演化，这个过程是动态变化的、螺旋上升的，与世界城市的建设过程紧密相关．
3．2世界城市的地理信息服务体系面临的基本问题分析
当前，世界城市的地理信息服务体系面临的基本问题主要体现在城市地理信息的一体化管理与信息资源整合、新技术服务方式、共享与安全的平衡等三个方面．第一，一体化管理与信息资源整合，从离散的分行业部门的城市空间实体要素层管理向连续的一体化管理的方向发展，从单部门、单行业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向多部门、多行业的信息资源整合与融合方向发展．以五大流为代表的现代市场资源，跨地域、跨政区、跨领域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各职能的中心，都要求将原先分散的各类城市空间实体联系起来进行系统化的管理，以支撑各核心功能．第二，新技术服务，从传统的服务方式过渡到新的技术服务方式，如城市地理信息的无线网络服务、智能化的查询与分析、可视化的二维平面与三维立体甚至四维时空展现、便捷的云服务和高效的超并行计算，特别是城市地理信息的物联网应用，借助射频识别技术把所有城市空间实体与互联网连接起来，形成能够智能化识别和管理城市空间实体的物联网应用．第三，共享与安全的平衡，促使城市地理信息共享与安全体系达到平衡，形成开放的、实时更新的信息服务环境．城市地理信息的共享与安全的前提是标准化和规范化，法律环境是其保障，通过政策进行调控．信息共享与安全的标准、政策、法律在各个国家，甚至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区域都可能会有所不同，而要对构成世界城市核心要素的各种中心进行城市地理信息服务则必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标准、政策和法律环境．
3．3城市地理信息服务的整体观角度分析
以城市单元为空间尺度，与城市运行、城市功能、城市管理和城市形态等相关的空间实体，即城市生存、发展所依赖的外部自然条件和内部各组成要素以及与城市经济社会活动和运行管理相关的空间实体是城市地理信息服务的主要载体．这些空间实体有着具体和抽象的存在形式，有着相对稳定和相对频繁的变化频率，有着城市上空、城市地表和城市地下的空间层次．空间实体是城市的最小“细胞”单元，同种存在形式、变化频率及同一空间层次的空间实体的聚集构成了某一方面的城市“器官”，如街道和建筑、城市的地下管网和其他设施、城市区域的气象环境等等．不同的城市“器官”构成了城市的“个体”．在世界城市建设过程的前期阶段，大多针对每种城市“器官”建立了城市地理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却没有过多考虑各“器官”之间的关系．在其本质及核心功能扩展阶段需要借助各种城市“器官”逐渐突出某种核心要素时显得力不从心．从该角度出发，世界城市地理信息服务体系应考虑三个层次的实现问题（图3）：（1）如何聚集起世界城市建设过程中新的空间实体并使之服务于世界城市的某项核心要素；（2）如何使各项核心要素共同促成世界城市核心功能的扩展；（3）在新的世界城市“细胞－器官－个体”的机制下，如何完善现有地理信息服务体系（软硬件环境）以支撑该机制．
3．4基于城市地理信息的要素时空精细化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