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前沿问题研究范文1
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开发是从2009年确定的，针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的研究从近年才开始的。主要的研究如下：①在开发战略研究方面：王晓玲，阐述了辽宁沿海经济带在环渤海经济区中是连接东北与华北乃至东北亚的纽带、推进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李靖宇等人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的战略投放体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投放体系应形成由点到线、扩县成面的对外开放新优势，并以辽中城市群为腹地起到联动作用；王雅莉在《对辽宁沿海经济带战略的几点思考》中提到应当在中央政府指导、城市政府协商、市场中介组织和企业等多个层面上逐步形成制度性区域合作协调机制，以实现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相互协调的共同发展。②产业集群方面研究：何艳等人在《辽宁沿海经济带的产业集群研究》中提到制定城市的差异性定位与合理分工体系、建立跨区域协调组织、按产业的空间集聚度进行产业布局、建立网络化的产业集群；王志等人针对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集群发展的问题提出科学规划，依托工业园区发展产业集群，加强集群间的分工与合作、构建区域产业创新体系的对策；徐晓兰在《对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园区建设问题的若干思考》中提到从产业集群构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低碳发展等三个方面探究了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园区建设的方法手段,从优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加强财政支持以及加强人才引进与培养等五个方面讨论了促进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园区快速发展的保障措施；而曹松威等人在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布局的问题上则认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与合理布局，港口与腹地联动式发展，加强城市间合作和错位发展，坚持产业集群化的发展战略，提高产业和企业的创新能力是最优的解决方式。③总体空间布局研究方面，王亚丰等人通过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空间格局演变的城市化影响方式研究，经济带的城市化影响方式主要体现在城市化进程推进、城市体系重构、区域空间结构优化和区域生态空间构建四个方面。④县域经济角度研究，潘志等人阐述了辽宁沿海各县市(区)中，研究区两端的经济发展明显好于中间部分；连显淼等人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浅探》中认为辽宁沿海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不平衡性和空间差异显著，大体呈现东中西三大地带分布格局。⑤在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肖瑜对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发展的战略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认为全面优化旅游服务环境；加强带内各市之间及与周边区域的旅游合作；同时李红波等人在对旅游空间结构进行研究的结果是使其形成一个中心、一条发展主轴、四大旅游区，构建了辽宁沿海地区“点―线―面”的空间结构；庄河―丹东线列为第一个二级发展轴。⑥沿线各城市相应研究，谷春立《辽宁沿海经济带与沈阳经济区的互动发展区》；王延滨《营口沿海经济带区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吴艳娟《关于锦州沿海经济带建设问题的研究与思考》等。
在学术论文方面，科研人员也有更为详细的论述著作来论证，辽宁沿海经济带在各个方面应该如何定位发展。2007年―2009年关于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学术研究论文如下：
发表时间 论文名称 作者 指导教师 专业 论文来源
2007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产业布局整合研究 华玉介 钟磊钢 工商管理 东北大学
2007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城市化发展研究 邬冰 杨青山 人文地理 东北师范大学
2008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 张立鹏 戴慎志
邢铭 城市规划与设计 同济大学
2008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产业集群研究 高焱森 李秀敏 公共管理 东北师范大学
2008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与五点一线开发研究 徐志坚 李靖宇 区域经济学 辽宁师范大学
2008 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布局及沿海经济带构建 张耀光 人文地理 辽宁师范大学
2008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发展优势问题研究 陈刚 匡海波 工商管理 大连理工大学
2009 辽宁沿海城市群经济整合战略研究 赵宇飞 韩增林 人文地理 辽宁师范大学
2009 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中的长海县域开发开放研究 宋洋 李靖宇 区域经济学 辽宁师范大学
在我国学者在期刊上发表的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各个方面的研究中，战略方面从早期在区域定位到近期的具体部分的细致分工，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入和对现实的具体操作的指导性更清晰。在沿海经济带的发展中，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产业的布局以及区域生产力的分工上，这点直接导致了沿海各个地区的发展的规模是否能达到规划预期。产业与经济的密切联系，使大家对辽宁沿海经济带上县域经济也有了深入的探索，由于“五点一线”的主要沿线是依靠县级市或乡镇这些行政单元组成，更好的带动经济发展必然会更好的发展县域经济并使其具有特色。在沿海经济带的资源方面，研究广泛，比如旅游资源的研究、港口资源的研究、海洋资源、农业资源等等。针对重要的几个城市，对每个城市相应的问题分析得到解决的措施，但核心的思想都是抓住这次机会，快速发展沿线城市与乡镇，以此带动周边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学术论文研究方面，从研究学者背景看出，大多数研究人员是从事经济地理和管理方面的，而城市规划专业对其空间分布的研究比较少，一方面是因为该战略规划在空间上已经明确了“五点一线”的格局；另一方面是在发展目标的指引下，研究重点放在产业的研究方面。这样解决了目前的产业开发和投资的问题，但对城市未来的发展没有前瞻性，容易引起之后城市规模发展不一、经济不平衡等城市问题，对整个经济带的发展起到制约作用。针对经济带中某个城镇的研究比较缺乏，只是从产业上指导个片区发展产业类型，该产业一是从其附近大的城市主导产业定位，另一种新增的产业。在学术论文的研究当中，《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中的长海县域开发开放研究》和《庄河市海洋产业空间布局》两篇文章，是以“点”为研究对象，根据其历史、现状及政策指导对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产业布局以及城市空间布局探索。
综上，在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的研究中存在全面但不精确深入的问题，在沿海经济带中有全面的产业布局、空间结构的研究，但更重要的是每个部分详细规划设计针对每个地段的不用情况分析其发展得利弊因素，将考虑区域发展得各种因素用于某一地区，对其进行全面的解读，之后因地制宜的制定发展战略，指导其未来高效的开发开放。
参考文献：
1． 宋欣茹、于晓霞，庄河市海洋产业空间布局研究，海洋开发与管理，2007
2． 薛峰，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3． 宋洋，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中的长海县开放开发研究，辽宁师范大学说是学文论文，2009
4． 薛峰，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管理学前沿问题研究范文2
关键字：研究型教学;双语教学;行政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6）02-0009-02
培养高素质研究型人才是现阶段我国综合性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之一。近年来，突破传统讲授型教学模式，开展研究型教学已成为高校教学研究与改革的重要课题。而双语教学模式在引入新思维、新方法、新资料等方面具有优势，天然地具有一定的研究性质，因而对研究型教学模式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本文旨在总结行政管理专业以双语教学推动研究型教学的实践经验，并提出改进建议。
一、研究型教学及其与双语教学的适应性
（一）研究型教学及其双语需求
研究型教学以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为主要目标。在授课过程中，它融合科研与教学于一体，教师凭借其自身的科学研究经验，在教学中以问题启发、专题研究、实证分析等多种方法，培养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
研究型教学相对于传统教学模式的优势在于，它更加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研究型思维，帮助学生树立自主研究意识，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成为真正的研究型、创新型人才。我国教育部在2001年《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和2005年《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均强调，要开展研究型教学，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然而，研究必须是面向国际、面向前沿的，这就要求以双语为教学媒介，广泛涉猎外文资料，广泛接触学术前沿。因而，以双语教学作为研究型教学的基础和依托，是现代大学教学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对于需要与国际接轨的管理类专业、自然科学专业来说。
（二）双语教学及其研究本质
双语教学以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研究能力培养为目标。在大学开展双语教学的目的在于以两种语言、两种思维方式、两种文化背景之间的交叉、融合，使学生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具创新的思维、更好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能力。
近年来，双语教学已成为我国高校中普遍应用的新型教学模式。由于它采用两种语言开展教学，授课内容也紧贴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因此在教学理念、方式和方法上都对研究型教学有益，表现在：教学内容以国外实践和学术新发展为主，跟踪前沿动态，培养学生前沿意识;外文教学资料丰富，特别是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有助于更新学生的研究方法;教学方法上，多采用教师辅助、学生主导的开放式教学方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提升研究的主动性。可见，双语教学的本质就在于研究和探索，它与研究型教学模式有着内在联系。
（三）研究型教学与双语教学的结合
目前，国内外有关研究型教学模式和方法的研究多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专业培养中，人文学科的研究型教学研究相对较少。一般的研究性教学研究大多讨论研究型教学的内涵、模式分类、研究型教学方法及其应用等。而有关如何在双语课程中开展研究型教学的研究极为稀少，有关如何应用双语课程的优势对学生的研究能力进行培养的研究更为少见。这可能是由于双语教学对教师的语言能力要求较高，而研究型教学对教师的科研能力要求较高，二者相加则难上加难。至今，我国的教学改革与实践成果中，或者以研究型教学成果见长，或者以双语教学示范课为优，而专门的研究型双语课程建设的教学改革研究成果尚未出现。
行政管理相关专业是我国为适应公共管理的专业化、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培养现代化公共管理人才而设。要想在21世纪全球化进程中提高我国政府及公共部门的管理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实力，必须实现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国际化，也必须专注于培养具有良好的思维能力、认知能力、科研能力、创新能力的新型研究型管理人才。因此，在行政管理相关专业的双语课程建设中，加强研究型教学模式和方法的应用意义重大。
本文将以行政管理专业双语教学课程为例，总结多年来以双语教学推动研究型教学的实践经验，并提出一些设想。
二、以双语教学带动研究型教学的实践探索
――以行政管理专业双语教学课程为例
行政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为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公共组织培养掌握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了解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能够从事组织规划与决策、人事开发与管理、公共政策分析与制定等活动，具备组织协调、公文写作、电子政务处理等多方面技能的专业人才”。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及我国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需求的推动下，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必须使学生掌握国际前沿的行政管理理论、实践和方法。为此，课程组所在的行政管理专业已成熟地开设了“管理实务”双语课程，同时在“社会保障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等课程上也开展了双语教学实践。这些课程已成为研究型教学的良好载体，授课中研究型教学模式已成为教学的主导模式。
（一）以双语教学引导学生的前沿研究意识
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必须与当前世界各国的公共管理实践动态紧密相连。在双语课程中，课程组紧跟各国公共管理发展趋势，介绍各国公共管理改革新问题、新挑战、新动向，并及时引导学生自主选取分析视角进行主题讨论，比如对欧元债务危机与福利制度改革的讨论等，其他问题如环境治理、养老金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政治选举等。这些实践问题不仅具有时效性，也具有持续性，有力地促使学生跟踪国际公共管理实践发展，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
（二）以双语教学提高学生的前沿研究能力
在以上主题研究的基础上，主讲教师还进一步引导学生分析公共管理规律性知识。比如通过对美国政府债务上限调整的讨论，分析政府债务的合理规模和民主制度运行框架等;通过对欧元债务危机与福利制度改革之间的关联，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通过对各国养老金制度改革实践的分析，讨论养老金模式的经济效应及其背后隐藏的“公平”与“效率”价值取向等。这些讨论都紧紧围绕当前公共管理学术发展前沿，实现了由实践到理论的升华。同时，教学中，主讲教师为学生提供大量的外文学术文献，通过对前沿文献的查找、阅读、跟踪、研究，拓展了学生的学术视野，丰富了学生的理论基础，为研究型教学奠定了基础。
（三）以双语教学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双语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均以开放式教学为主。教学中，通过双语的主题讨论或情景模拟等方法，引导学生自主思考、自发讨论、主动实践。学生可以从任何角度进行分析，主讲教师并不加以约束，也不给出具有倾向性的结论，而是引导学生之间进行观点辩论，形成思想交锋。主要目的在于，形成头脑风暴式的课堂氛围，培养自主学习意识。比如，对养老金改革实践的分析，学生可以从经济学视角比较各养老金模式的优劣、分析人口老龄化与基金平衡的关系，也可以从分配正义、代际正义等伦理学视角进行分析。
此外，思维与语言是不可分割的，语言能力的发展对思维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双语教学对于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十分有益，实践中也增进了研究型教学的效果。
（四）以双语教学训练学生的研究方法
双语教学中所使用的大量外文文献不仅能使学生了解前沿问题领域，也能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实例，从而有效地提高学生的研究方法使用技能，比如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经济学与伦理学方法相结合、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结合等。这些方法的应用与实践问题紧密相连，相比传统的研究方法课程更生动、更具体，能更好地提升学生的研究能力。
三、以双语教学带动研究型教学的展望
（一）注重双语教学与科研创新的有机结合
以双语教学带动研究型教学，最终取决于科研创新的程度。从本质上说，双语教学仅是研究型教学的一个媒介，其最终目的是促进研究型教学水平提高，提升学生的研究能力。因此，双语教学必须与科研创新有机结合，可以以科研项目为依托，将科研课题贯穿于日常教学，以问题带动教学，从而实现教学与科研相长。
（二）提升双语教师的教学与科研能力
一方面，应加强双语教师的研究型教学能力和方法培训，可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培训课程或研讨会，加强研究型教学方法交流。另一方面，应加强教师的科研能力培养，以科研项目、论文和著作的绩效评价与经验交流促进科研创新。
（三）加强学生的外文应用能力
学生的外文水平也影响着双语课程中研究型教学效果。因此应通过课程设计、学分制激励等多种方式，强化学生的外文应用能力，为研究型教学的开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卢德馨.关于研究型教学的进一步探讨[J].中国高等教
育，2004，（21）.
管理学前沿问题研究范文3
笔者认为，《会计前沿》课程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学理念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相对稳定的《会计前沿》课程教学活动的框架和程序，其核心要素包括课程设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等，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二、会计学本科生《会计前沿》课程教学模式的比较分析
（一）课程设置
表1所示，《会计前沿》课程名称都有所不同，课程性质均为专业选修课，其学分数为2。
（二）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学实践活动的预期效果。如表2所示，《会计前沿》课程的教学目标主要包括：通过教师理论授课，帮助学生加深对会计发展理论的认识与了解，不断提升学生的理论水平；通过专题讲座，引导学生关注会计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不断拓宽学生的专业视野；通过学生自主式学习，不断强化学生独立思考与发现问题的能力等。
（三）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学与教相互作用过程中有意传递的主要信息，包括课程所涉及的专业领域以及核心问题等。《会计前沿》不同于《会计理论》课程，《会计理论》课程主要讲授会计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知识，而《会计前沿》课程重点关注会计学科最新发展动态，即会计发展理论。如表3所示，《会计前沿》及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非常丰富，其中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宁波大学的经验值得借鉴。笔者认为，《会计前沿》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1）会计学科前沿研究方法；（2）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s）；（3）国际审计准则；（4）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5）商誉会计；（6）盈余管理；（7）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8）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等。
（四）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教师和学生为了达成共同的教学目标，完成共同的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的方式与手段的总称。我国大学常用教学方法包括系统讲授法、自学指导法、讨论法、实验演示法、实习指导法、研究指导法等，而新型大学教学方法包括发现教学法、问题教学法、研讨式教学法、微型教学法、掌握学习法、学导式教学法、合同教学法、个性化讨论法等。如表4所示，《会计前沿》课程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理论授课、专题讲座、自主学习和课堂讨论等。其中宁波大学和上海海事大学的教学方法比较灵活，值得借鉴。
（五）考核方式
如表5所示，《会计前沿》课程的考核方式包括平时考勤、课堂提问和期末考核等。
三、会计学本科生《会计前沿》课程教学模式的优化路径
（一）丰富教学内容
《会计前沿》属于会计学本科生的专业选修课，它主要讲授会计学科发展的前沿知识，其目的在于扩宽专业视野，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浓厚兴趣，不断提升学生的理论研究水平。笔者认为，在教学内容安排上，《会计前沿》课程可考虑“动静结合”。这里“静”是指对于会计学科发展的基本问题，包括会计学科前沿研究方法、会计准则国际比较，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等，其教学内容应保持相对稳定，并以教师主讲为主。“动”是指对于会计学科发展的特殊问题，包括商誉会计、人力资源会计、环境会计和社会责任会计等，这一部分教学内容可以师生协商，灵活处理，以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
（二）创新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创新是教学模式优化的关键。《会计前沿》课程的教学内容的安排具有动静结合的特性。教学内容不同，其教学方法也应体现差异。如前分析，《会计前沿》课程的教学方法包括理论授课、课堂提问、专题讲座、自主学习和小组发言等。对于会计学科发展基本问题的教学，包括会计学科前沿研究方法、会计准则国际比较等，教师可采用理论授课和课堂提问等教学方法，而对于会计学科发展特殊问题的教学，其方法可以灵活多样，包括专题讲座、自主学习和小组发言等，师生可以互动，以顺利完成各项教学任务。
（三）改进考核方式
管理学前沿问题研究范文4
一、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
学界关于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研究主要围绕海洋经济史概念范畴、历史观和方法论展开。其中，关于海洋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即海洋经济的概念，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国内最早的著述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海洋经济学科产生之初。但是海洋经济史作为一门学术史被纳入到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时间则相对较晚。
（一）海洋经济史研究对象———海洋经济的相关概念范畴界定
归纳研究中关于海洋经济概念表述，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1、经济学意义上的海洋经济范畴。海洋经济概念探索随我国海洋开发实践不断深入，其时代特征明显。由此形成如下各种观点：早期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海洋资源开发论、海洋经济产业论、海洋资源配置论、海洋开发综合论等。海洋经济概念范畴由狭义的海洋资源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逐渐扩展到广义的海洋相关产业、与海洋经济难以分割的海岛陆域产业、海岸带陆域产业、内河经济等多个层次。在海洋经济归属上，相关研究或将其视作陆地经济的扩展和延伸而归为大农业经济一部分，或将其归为与陆域经济相平行的大区域经济。海洋经济体系的相对独立性特征在学界还未完全得到重视。2、史学视角下的海洋经济概念。杨国桢研究发现，早期西方史学研究认为海洋经济即为海洋航运和海洋商业，随着西方历史发展，尤其是十五、十六世纪以海洋为纽带的地理大发现，最终促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后，海洋经济在相当长时期内被史学界等同为“殖民掠夺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以海洋为活动舞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1］［2］3、多元学科综合的海洋经济释义。海洋经济的学科交叉特征，以及海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磨合，形成了多学科综合视域下的海洋经济概念。杨国桢将其表述为“海洋经济是人类在海岸带、岛屿和海洋（近海和公海）中直接或间接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经济构成、经济利益、经济形态和经济运作模式”，其特征突出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动态性、起源的多元性、发展模式的非固定性、多层次性，以及与不同经济形态的依附性。［2］
（二）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架构研究
海洋经济史在学理上属于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顺应经济史研究注意非经济因素、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发展趋势，“海洋社会经济史”提法在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研究中得到更多学术关注。无论是作为海洋人文历史研究的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还是更大范围的中国海洋史，其根本理论出发点都在于矫正中国史文本中海洋史“陆地化”的认知偏差，“让原本附属于陆地史的有关研究回归海洋性的本质”，即要树立站在海洋活动群体角度观察思考问题的“海洋本位”思维。［3］［4］就其研究任务而言，学者认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旨在“考察我国沿海区域、海岛和海洋国土及相关的外海海域、海外地区间的中国海洋经济活动，阐述这一经济运动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社会组织的具体形态，揭示海洋社会区域经济运动的规律性”。［1］采用“科际整合”研究方法，“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当作一个子系统，并置于不同时空、内外推拉的海洋经济圈内，对中国海洋发展区域的经济变迁和社会变迁作有机的历史考察”；立足开阔、外向的“海洋视野”，兼顾大陆和海洋，跨地区、区域、国家、大洋，以至世界的“整体思维”，“跳出中国看中国的学术思维”，站在中国经济史立场和世界海洋社会经济史视域，整合各相关专门史研究。［1］［5］郑杰文概述了海洋经济史研究的辅助史料文献支撑，包括海洋古典文献及佚文、海洋方志资料、海关物流文献、海洋科技文献情况。［6］另外，作为海洋经济规制层面的中国海洋经济制度和政策也属于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内容。史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与当代海洋经济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属于海洋管理史的学术框架。关于历史研究中“海洋管理”的概念界定，学者认为，应“采用管理学中管理的最广义定义，管理的主体不仅是政府与国家，还有民间各种组织、机构，方式，即可以从严厉的控制一直到温和的协调服务；管理内容包括海洋权益管理和海洋经济管理，管理的外延包括海洋、海岛、海岸带和向海洋用力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等社会系统和关系，以及海洋政策、理论、战略、观念心理等人文素质，即海洋经济、社会、人文三个层面”。［7］中国海洋管理史研究最核心问题在于要立足于海洋本位的思维方式，即“以海洋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研究的出发点，脱离农业文明的研究框架，以海洋的独立视野研究中国古代的海洋管理，从农业思维中解放出来，从传统农业文化话语的历史文本中发掘古代海洋管理的人文信息”；应采用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其未来的研究取向在于“揭示当代中国海洋管理民间、各行业的相对有序发展与政府、国家的海洋综合统一管理的相对无序进行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7］关于中国海洋经济制度更替和政策变迁的研究主要关注以下问题：中国海洋管理体制变迁历程及演变动因；海洋管理与中国社会变迁关系；海洋管理体制变迁过程中民间、行业、国家政府三者在海洋开发利用上的互动与行为均衡等。这些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海洋管理主要是从陆地农业经济角度出发，以行业和部门管理为主，海洋管理中职能交叉，缺乏统一协调现象突出；海洋管理政策调整是中央朝廷与地方海洋社会之间、官方与民间之间几度达成均衡，又在新一轮的不均衡中重新调整的磨合过程，在这一动态历史过程中，既存在服务于海洋经济整体发展的制度与政策，又在不同时期分布着大量部门专项政策。
二、海洋渔业史研究
海洋渔业史的早期著作可追溯至清末沈同芳《中国渔业历史》，该著作虽对明清海洋渔业经济略有研究，但主要内容是大范畴的中国渔业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震东和杨金森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在海洋渔业史的综合研究和长时段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断代中国海洋渔业史中，欧阳宗书的《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对明清时期整个中国海域的海洋渔业做了系统考察。区域海洋渔业史研究的地理单元集中在山东、江苏、福建、香港等东南沿海地区。近年来，伴随着海洋渔业统计数据不断完善，以及经济地理学分析手段发展，区域海洋渔业史研究开始由单纯的史况介绍转向遥感、GIS等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技术辅助下的海洋渔业空间规律揭示。#p#分页标题#e#
（一）中国海洋渔业历史沿革梳理
这方面研究成果既包括中国海洋渔业总体发展概况，也包括不同历史时期海洋渔业细分部门（海洋捕捞、海水养殖等）发展。部分学者对海洋渔业领域其他一些细节问题给予了关注，如韩兴勇和于洋、都樾和王卫平关于张骞发展海洋渔业思想和发展海洋渔业实业行为，对中国海洋渔业近代化进程推动的分析；［8］［9］韩兴勇对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地区渔业社会经济发展史的研究；［10］（P1－220）伍员对解放前浙江海洋渔业金融发展的分时段考察等。［11］
（二）海洋渔政管理与渔业技术研究
海洋渔政管理属于海洋渔业规制范畴，早期海洋渔业专门史著作中一般将其细分为渔业政策、渔业税捐和渔盐政策阐述。新世纪海洋渔业管理更突出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下的管理制度和政策。在管理手段上，由单一政策措施引导扩大到综合性措施制定和探索，包括海洋渔业信息系统、海洋渔业风险管理和渔业保险制度、海洋渔业资源养护激励和共同管理、跨界海洋渔业管理等。海洋渔业技术是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资本要素，这方面研究多见于自然科学领域，如郭仁达《现代海洋渔船》等。
（三）海洋渔民社会与渔业组织研究
海洋渔民是海洋渔业经济的实践主体。海洋渔民社会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如欧阳宗书的《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同时关注渔民生产空间系统（渔场系统）和生活居住空间系统（渔村系统）、静态的渔民在海洋社会中经济行为与动态的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演进，对明清以来中国海洋渔民社会和渔业经济进行综合系统研究。该领域的其他研究还包括：海洋渔业政策对沿海渔村和渔民生活的影响、渔农文化及渔民的海洋文化活动与海洋渔业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等。渔业组织是沿海渔民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组织。渔业组织问题多单独构成海洋渔业历史著作的一个重要专题。新中国成立之前，渔业组织的主要形式有渔帮、渔民会所、渔会、渔业合作社等；新中国成立之后，产生较大影响的是1954年成立的“中国渔业协会”。经历了近50年发展，近期相关文献多围绕中国渔业协会发展历程和职能演变、地方渔业协会在区域海洋渔业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和功能、渔业协会的制度性缺陷及发展方向等方面剖析。概括而言，以上众多有关中国海洋渔业历史的研究偏重于不同年代史况概述和史料整理，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分析多将海洋渔业经济视为一种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缺乏将海洋渔业视为一个产业的相关分析。该领域研究的一大特点还在于对海洋渔业各部分往往侧重于单一条块研究，对不同部分间的联系及相互影响，及海洋渔业诸多历史事实背后的经济逻辑则较少挖掘。
三、海洋盐业史研究
目前以《中国盐业史》、《中国盐政史》，以及诸多断代盐业、盐政与盐务史研究为代表的盐业史研究，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历史文献。这些研究中渗透着海盐研究内容，但这类史学研究往往关注广义的“盐”概念（包括井盐、池盐、岩盐、海盐等），缺乏关于海盐的独立研究。这主要囿于海盐在诸多方面，尤其是管理制度和政策方面，与其他盐种的一致性，难以将这些文献中海盐研究成分独立出来。下面针对海盐研究文献进行梳理。
（一）海盐业考古探索与文献考证
历史上海盐业是中国历代封建经济的重要支柱。历朝历代海盐生产、盐政管理文献浩如烟海，为海盐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物证和史实。因此，考古、文献考证成为海盐史研究的一大特点。海盐业考古覆盖海盐产地、海盐生产技术、海盐管理等方面。其中实物考古关注的年代主要在时代久远的商周时期，集中于鲁北地区。这些实物考古研究在中国海盐业起源年代和发源地地址上基本达成一致，认为其起源年代早于晚商时期；并对《世本》所载“夙沙氏煮海为盐”的年代和地址给出了较为可信的结论：中国海盐业起源应是在距今5500—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中期或略早，制盐地域应在现今山东北部寿光至广饶一带。关于海盐技术的实物考古显示，鲁北地区是我国用淋煎法生产海盐的最早地区，并且早在距今3000年前后就已发展出一套初具规模的技术流程，流程包括摊灰刮卤和煎卤成盐两个环节；在《管子》所载海盐生产资料中，“煮海为盐”实际上只是泛指当时山东北部沿海出产海盐，并非仅指用海水煮盐，也包括利用地下卤水（即“煮泲水为盐”的“泲水”）煎煮成盐，“煮海为盐”的煮盐器具应是山东北部沿海商周遗址常见的盔形陶器，煮盐设施是圆形或长方形盐灶。文献考证与考释上，海盐生产的考证内容广泛涵盖古籍和出土文字资料所载词句、古代海洋生产沿革，以及区域海盐业发展，跨越先秦、隋朝、汉朝等多个历史时期。海盐技术考证集中在海盐第一生产阶段的技术考究、区域海盐生产技术比较、海盐生产技术改革的起源时间、唐宋海盐制法、宋代莆人陈应功开创的“海盐天日晒制法”等。海盐业制度方面主要是对《管子》所载齐国盐业制度，尤其是齐桓公时期海盐管理制度的考证。
（二）海盐生产与技术变迁研究
海盐生产历史的断代时序研究，多关注海盐产地分布及其变化、海盐生产及影响因素、海盐产量等方面。其主要结论为：（1）唐代海盐产地的格局为南多北少，这一时期中国海盐生产重心已由渤海沿岸开始南移至东海沿岸；（2）北方海盐生产虽较之南方落后，但仍能满足本地需要；（3）海盐生产受气候变化明显。区域海盐生产史研究的地理范围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山东地区、两淮地区，以及福建、宁波、海南等东南沿海区域，研究主题包括盐区围垦、海盐生产和运销等多个环节。从研究朝代看，北方海盐研究时期多集中在先秦商周；两淮地区研究主要在秦汉时期；东南沿海多数研究则推进至明清以及近现代。这基本符合中国海盐生产由北向南的迁移时间趋势。与海盐生产相比，海盐技术研究无论从史料记载还是学术层面的问题关注都略显不足，但不乏一些对海盐技术发展史的长时段系统研究。林树涵通过海盐生产技术沿革史研究，认为中国海盐生产史上存在过三次重大技术革新，分别起始于唐代的广东、江淮，宋代的福建、广东和明代的福建。这三次技术变革分别为：改直接煎煮海水成盐为晒沙土淋滤制卤，再煮卤成盐；改煮卤成盐为晒卤成盐；改晒沙土淋滤制卤为晒海水制卤，再晒卤成盐。［12］纪丽真关于山东海盐生产技术的考察则在某种程度上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佐证，其研究表明，清代山东盐业生产技术在承接明代盐业基础上，已由淋卤晒盐法发展到了工艺成熟的滩晒法阶段。［13］此外，吉成名还对唐代海盐生产技术的材料及其被用于海盐生产问题作了论述。［14］#p#分页标题#e#
（三）海盐制度与政策研究
海盐制度包括海盐管理体制和海盐运销体制，这两方面的制度建设与改革是政府盐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且这两种体制的演变往往与私盐问题密切相关，尤其是盐业运销体制。盐业运销体制不当，将形成不合理盐业运销体制与私盐泛滥相互作用下的恶性循环，这恰恰是推动海盐制度变迁的动力。此外，王日根和吕小琴还专门对清代海盐赈济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海盐行业赈济是对海盐区自然灾害时期盐民的一种间接补偿；经清代规定盐商支盐需纳“赈济灶丁银米”，并开辟各种渠道，建预备仓储谷备赈，以及建盐义仓，逐渐走向制度化。［15］渔盐制度在清代不同地区表现为不同形式，这也是与治理渔盐走私问题密切相关的制度之一。现有研究中提及的海盐政策主要包括盐滩管理政策、盐业生产管理与盐业保护政策，但文献研究多为不同时期政策梳理，对这些海盐政策背后蕴含的经济学原理缺乏深刻挖掘。在这一点上，马俊亚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他从清朝和民国两淮地区海盐业集团博弈和利益分配的视角，对张骞盐务改革实践困境进行了经济学解析。［16］总体而言，中国海洋盐业历史研究文献浩繁，集中于海盐史考古、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海盐生产、海盐技术及盐政等方面，且大量涉及地方性研究。这主要源于中国海盐资源和海盐生产材料时间空间分布的不平衡。该领域研究的突出特点在于，绝大多数海盐研究关注中国古代海盐资源开发和海盐发展的各层面问题，现代海盐业研究，则由于习惯被纳入到更大范围的海洋产业和产业结构研究领域，很少进入海盐史专门研究的学术视野。
四、海洋贸易历史发展与政策
（一）断代海洋贸易史综合研究①
近三十年来，有关中国海洋贸易史领域的著作主要是断代史。在国外学者中，日本松浦章著有《清代海外贸易史の研究》，国内研究则围绕不同朝代、跨代海外贸易史和区域海外贸易史展开，朝代海洋贸易史覆盖宋、元、明至清初。国内的代表性著作，如李金明和廖大珂的《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黄纯艳的《宋代海外贸易》、喻常森的《元代海外贸易》、高荣盛的《元代海外贸易研究》、陈高华的《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李金明的《明代海外贸易史》、林仁川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等。区域海外贸易史著作研究的地理单元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如《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等。
（二）海洋贸易制度与政策研究
这方面的综合性研究著作有《中国市舶制度研究》、断代的《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和《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海洋贸易制度研究主要关注中国海洋贸易管理管理制度与机构设置（如市舶司、近现代海关），以及海洋贸易立法和法律制度变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宋和明朝，研究内容多为各朝代海洋贸易立法或法律制度演变的考究。在海洋贸易政策研究中，尤为关注明清时期的海洋贸易政策，集中于对明清海洋贸易政策及对海洋与沿海经济兴衰的影响、明清“海禁”政策定性、关于海禁政策是“闭关”还是“非闭关”的争论、关于明清海禁政策与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关系的争论等问题的探讨。综合这些研究成果，可归纳得到该时期海洋贸易政策的总体特征，即受陆权思想、陆地威胁影响，海禁成为了明清海洋管理政策的基调，但该时期海洋贸易政策兼具外向性和内收性的双重特征。另外，与海外贸易相关议题研究还包括中国海外贸易网络研究、海外贸易思想研究、中国海运史研究，以及海商问题专题研究等。总体而言，国内外有关中国海洋贸易史研究跨越多个历史时期、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的贸易品种和贸易对象。就研究朝代看，绝大多数文献集中于唐代以后。唐宋早期研究主要是沿海贸易，以及建立在海上丝绸之路基础上的对外贸易，此后朝代的研究则以海外贸易为主流。总体来看，这是与中国海洋贸易发展的历史相吻合的。海外贸易在中国海洋贸易发展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国海外贸易被纳入到国家管理轨道的起始点正是唐代市舶司的设立。中国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拓展以及贸易多元化时期主要是宋元和明清以来的时期，尤其是地理大发现以后，世界范围内的经贸联系的加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
五、中国历史上的海洋开发与沿海社会经济变迁研究
在历史文本中，海洋开发史多被纳入海疆史研究视野，但海疆史研究主题多包含海洋权益和地缘政治成分，更强调海防、军事等非经济要素。海洋经济史范畴上的海洋开发则关注经济层面的研究成果。另外，海疆的地理范畴由古代海岸带（包括沿海的陆地、滩涂、港湾、岛屿）到现代涵盖海岸线、海岛、海域的“管辖海域”的扩展，也决定了完整地理意义上的海洋开发，应同时包括沿海海岸带开发和海洋产业开发。本部分主要梳理古代海疆开发意义上的中国沿海海洋开发史文献成果。
（一）中国沿海海洋开发史研究
中国沿海海洋开发史研究多循时间和空间两条线索。时间上着眼于中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总体状况及政策的历时性梳理；空间上针对海洋开发的地域差异，又分离出诸多沿海区域的专门研究；关于区域海洋开发的历史研究则在这两者研究综合基础上完成。中国海洋开发的时序研究，上自先秦两周时期，经秦汉、明清，一直关注至今。在研究范围上，既包含综合性的海洋资源利用和海洋国土开发，又强调海洋资源开发的环境生态因素，不乏专门针对海岛、荡地等海洋生态资源和陆海交汇地带的系统考察。各学者研究成果的综合，展现了中国海洋开发无论广度还是深度上均渐次递增的轨迹：（1）两周时期人们对海洋资源的认识利用，主要限于海洋渔业、海水制盐业、海产品的加工和利用。这一时期，海洋渔业捕捞处在起步阶段；海洋盐业资源被纳入到了国家专职管理的轨道；海产品加工的用途由单纯的食用扩展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其他实用层面。（2）秦汉时代，海洋采集捕捞业和珍珠捕捞发达；以盐官为依托、遍布全国的海盐生产和食盐供给体系形成；船舶制造业的规模化和航海航路开辟，推动了中国进入大规模海疆开发的时期。（3）明朝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海军参与海洋经济开发。（4）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国家海洋开发政策的与时俱进，海洋开发逐渐由传统的资源开发向海洋强国战略和海洋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海洋开发和海洋产业发展转变。海洋生态资源开发研究主要围绕海岛和荡地展开。前者集中于明清海岛开发由传统单一模式，向以农业、渔业、海上走私贸易为主、多样并举开发模式转变的探讨，以及明清海岛开发形式的差异性分析；荡地研究主要关注明代荡地土地资源与海洋资源双向开发的综合效益、荡地开发在中国海洋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现代中国海涂围垦的历史沿革和开发方式等问题。区域海洋开发史研究强调中国海洋开发历史进程中因时代、地域差异的特殊性。该类研究围绕地区特定的区位特征和特有的海洋类要素禀赋展开。研究区域集中在环渤海和东南沿海地区，研究内容主要是特定时期区域不同层面海洋资源和海岛开发、沿海区域海洋资源和海洋国土开发历史进程的梳理。相关研究表明，明清时期海洋开发在历史上具有一定转折意义，尤其是福建地区，由过去仅为谋生而进行的经济开发，逐渐转变为以牟利为目的的经济开发，这种开发在凸显其商业化色彩的同时，也显示出了因经济开发活动中的短期行为和嗜利倾向，导致自然生态环境失衡，引发或加剧自然灾害的弊端。此外，另一些学者还专门对历史上沿海区域经济开发中生态环境因素，以及江苏古今沿海滩涂的垦殖历史等给予了专门关注和梳理。#p#分页标题#e#
（二）沿海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及海洋观变迁
这方面研究既包括实践层面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也包含根植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意识领域的海洋观嬗变。
1、沿海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发展与变迁研究。相关研究在地理维度上覆盖中国北部的渤黄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以及更大范围的南中国海区域。其中以东南沿海研究为最多，包括：（1）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路向演进及海洋经济发展模式演迁：东南沿海由内陆向海陆发展路向的转折始于唐代甚至更早，到南宋时期初步成形；明清时期伶仃洋区域海洋社会经济的变迁，展示了中国近代意义的海洋文明与传统时期的内陆文明，在伶仃洋区域相互斗争、交融过程。（2）福建、深圳和作为广西开放区历史渊源的桂东南沿海等更小地理单元海洋发展模式的形成探索。（3）中国海港城市及腹地、海湾、海岛历史变迁进程的考察：海港区和湾区的发展在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际力量的磨合中经历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由陆地走向海洋的社会经济转型。中国北部海洋区域经济研究见于杨强的《北洋之利———古代渤黄海区域的海洋经济》。该著作旨在矫正中国海洋史研究中重南方、轻北方的研究偏好，致力于从人地相关系统视角，提出以环渤海为中心的古代北方海洋经济史的研究构想。关于更大区域范围的南中国海区域经济史研究，则主要强调海洋考古学对该领域研究的学术价值。
2、海洋要素对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及两者互动研究。这里所指的海洋要素涉及三个层次内容：（1）综合性的海洋经济活动，包括海洋开发、沿海与海外贸易、海洋运输；（2）海关、海防、海疆等经济管理制度与政策等；（3）海洋文化和海洋意识。海洋经济与沿海区域社会经济联动发展研究中，主要集中于海洋经济对广东区域经济历史影响、不同历史时期海洋经济对山东沿海地区向现代化转变过程影响的论述。单项海洋要素研究主要是各要素对沿海区域社会经济的单项或双向、积极或消极影响。所论及的沿海区域社会经济既有关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或经济结构变迁的综合研究，也有专门针对区域农业经济、商业经济，以及经济观念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单项研究。鉴于海洋经济发展与区域海洋文化的附着，以及两者间共生共荣的融合关系，另外一些学者还对如下问题有所研究：（1）海洋信仰与区域经济发展；（2）海洋区域经济发展与民俗嬗变的互动；（3）中国历史时期海洋灾害与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4）国家和社会在应对海洋灾害时扮演的不同角色；（5）海洋史学视野下的海洋灾害史等。关于沿海民众海洋意识与海洋观的研究，学者主要就中国海洋人文社会大系统中海洋观演变历程；新中国成立后广西人所体现出的由“近海不识海”到“扬帆向海”再到“全方位开发海洋”的海洋行为，以及由“冷却”到“复苏”再到“升华”的海洋意识嬗变；明代闽南乡绅积极参与海上贸易活动的海洋意识等问题进行研究。
（三）海洋移民问题研究
海洋移民是海洋经济活动的重要方面。杨国桢认为，海洋移民史研究包括在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范畴内。关于海外移民的界定，他们指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意义上的海外移民活动，不同于“华人社会经济史”“华侨社会经济史”，但是这些概念间往往难以鉴别，在讨论晚清海外移民时，海外移民与华侨经常可以替代使用。海洋移民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以杨国桢等的《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为代表。其从中国沿海社会变迁与海外移民史交互影响的双重视野出发，致力于对明清海外移民动因，海外移民社会特征及反馈等问题的系统研究。其他研究还包括台湾早期海洋移民研究、明清国内的海洋移民、明清海外贸易和南洋开发与海洋移民的互动、海外移民与海洋文化的关系研究、海洋移民政策研究、海洋移民的比较研究等。
综合以上研究，虽然在沿海海洋开发问题上积累了诸多成果，但在多数研究中海洋作为第一研究本体的特征不明显，尤其是区域研究层面，多将海洋开发等同于沿海地区的区域开发。而在沿海地区海洋开发与陆地开发的分异、沿海海洋经济活动与陆域社会经济间交融过程、当前中国沿海海洋经济区外向型经济的历史源流分析等问题研究上，则相对薄弱。事实上，也正是由于沿海地区海陆交界的地理特征以及荡地同时兼具海、陆和生态的三重属性，而中国的史学研究中又未有海岸带这一概念，决定了以往对这些区域海洋经济规律的历史研究，难以将海洋经济与沿海经济、沿海海洋开发与沿海区域开发明确区分，因此难以避免海洋经济史研究中海洋“陆地化”倾向。系统研究中国沿海海洋开发与区域海洋经济结构变迁历史，还需建立在对不同海洋区域，尤其是陆海交汇地海洋开发综合效益的量化评估基础上。
六、现代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
在现代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的专门著作中，拙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经济史》主要从新中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变、海洋经济政策、海洋产业、海洋经济中技术演变，以及海洋经济理论研究及方法论五个方面，对现代中国海洋经济历史发展进行断代研究。［17］（P1－483）其他相关研究情况详述如下：
（一）中国海洋经济理论演进与思想梳理
该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现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二三十年，这与中国海洋经济理论研究，多是在1978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提出建立“海洋经济”学科和专门，研究机构后发展起来的现实是相符的。研究内容包括中国海洋经济研究脉络的文献梳理、中国海洋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总结、中国古代海洋发展战略思想、中国海洋经济思想嬗变等。
（二）海洋空间经济与产业演化研究
现代中国海洋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研究主要在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围绕中国海洋地域空间结构和产业空间集聚态势的演变展开；海洋产业演化研究内容则包括海洋三次产业结构演进，以及主要海洋产业独特的演化轨迹等。
（三）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海洋产业演进规律
在海洋渔业研究中，重点关注海洋渔业资源核算、渔业资源保护、海洋渔业经济发展评价等问题。学者关于海洋渔业资源核算的研究包括最大持续渔获量估算、海水产品增养殖、海洋渔业生产潜力和效益测度、海水产品成本核算、海洋水产品捕捞回归分析等。海洋渔业资源保护研究主要包括海洋渔业资源衰退情况分析及经济学解释、中国海洋捕捞作业方式变化和海洋渔业生产的资源经济学分析等。海洋渔业经济评价则多强调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应地，其研究主要采用生态学方法，如生态足迹和人文发展指数、逻辑斯蒂增长模型等。另外，在海洋渔业转型问题上，由于海洋渔业转型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专属经济区制度建立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就学术界现有成果看，多集中于理论层面海洋渔业转型具体问题探讨，如国外转型经验推介、转型运作机制及评估体系建立、推进区域海洋渔业转型和渔民转产的政策等，对具体转型实践现实的描述和评价较少论及。在海盐业方面，当代海盐经济研究多强调海盐产业布局优化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海盐区产业结构调整等产业经济领域主题。与中国古代和近代海洋经济历史研究主题相比，现代海洋经济的这些特殊议题研究，一方面源于现代海洋经济领域诸多概念范畴的变化，这为学界依据不同海洋经济的概念范畴，形成不同的观点和思想提供了条件；另外，现代中国海洋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对诸如海洋产业结构变迁、区域海洋经济的空间布局等方法的定量分析有了数据支撑。#p#分页标题#e#
七、研究评价与展望
纵观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关中国海洋经济历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多数著述为中国海洋专门史、海洋行业史、区域海洋地方史和各朝代海洋断代史。这些史料和学术研究成果对中国海洋经济变迁全历程的整体梳理颇具参考价值。但需看到，在贯通中国海洋经济历史发展全周期的综合系统研究领域，无论在研究视角、研究路线、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还有待深入。兹述如下：
第一，研究视角上，对中国海洋经济历史源流、孕育和发展历程的解读，多从中国陆地经济主导的区域经济系统着眼，或将海洋经济视为沿海所特有的一种经济形态，或将其割裂为沿海经济系统中陆地经济“向外用力”的一种地理范围的延伸，海洋经济研究过程中的“陆上痕迹”颇多。由于史学研究对考古、古籍文本考证考释等技术的依赖，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史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集中在史学界。这种单一史学视野下的经济史往往囿于“注解式”研究———基于古籍史料的历史信息的整理，而对这一漫长历史进程的诸多问题缺乏一种经济学意识的观照。另外，“站在中国看中国”也是从事中国海洋经济问题研究的学者所普遍存在的视野局限，对数千年中国海洋经济的理论探索，长期停留在系统闭合式思维的狭隘层面，缺乏一种全球化视野。
第二，研究路线上，现有海洋经济史研究侧重于单体研究和以朝代形态为界点的时段研究。虽然无法排除海洋经济系统本身即为部门和区域组合的观点，但这种部门或区域孤立式研究思路，难以刻画经济部门间融通，容易造成海洋经济史研究的专业“条块分割”局面。多断点的朝代研究，因无法充分兼顾大历史时期内经济的连续性，也无法对中国数千年的海洋经济史源流进行长周期研究。
第三，研究内容上，以往的海洋经济史研究多零散地分布于沿海社会人文的史学考究中，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缺乏一种经济学关怀。即便是单纯的历史学研究，海洋经济领域诸多文献的零散分布也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史料本身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第四，研究范围上，多集中在中国海洋经济实践时序发展脉络的梳理，中国海洋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显匮乏。海洋经济史研究中“重古略今”和“重南轻北”的研究倾向依然未得到合理矫正。另外，中国海洋经济史诸多措词表达上也有待深究和统一，如中国海洋经济，尤其是古代海洋经济研究，自海洋经济活动出现伊始，有关称谓的表述就被冠之以“产业”（海洋渔业、海盐业等）称呼，其实这些活动远未成熟为一种产业。在诸如这些问题上，还需克服学术盲目的痼疾，真正立足于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范畴界定。
管理学前沿问题研究范文5
【关键词】西方教育经济学 前沿 关键词
依据西方教育经济学基本范畴在外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 中下载4350篇文献，并从结果中剔除会议、征稿等消息类文献，将文献数据输入Citespace II 软件中，将Node type设为Term，选用突变检测法来运行数据，一共检测到5个膨胀词，节点共76个，连线共93条，产生聚类关系的文献之间会有不同颜色的填充，形成圆圈化的聚类面积，另外，启动CitespaceII中文献标题词与其出现频次功能，则图谱的各文献聚类中会进一步显示各共被引聚类文献的施引文献标题中出现的高频词汇及其频次，如图1-1所示。
结合图1-1可以看出，“经济模型”“工会”“成人教育”词频较高，在1981-1990这一时间段内显得较为突出，这与当时的年代实际情况也密切相关，自80年代初卢卡斯将人力资本概念简单定义为一般的技术水平，并且提出人力资本的获得与积聚有两个途径，一是正规教育二是在工作中训练，但是由于没有合适的变量代表后一途径形成的人力资本，自然而然也没有可用数据。通过研究发现，1981-1990年间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前沿偏向于通过构造经济模型来解决生产中所产生的与教育经济相关的问题，完整的数据和模型的成功构建对于促进劳动生产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在1991-2000年间，“人力资本”“培训”“教育技术”“学校财政”这几个词的词频较高，较受人们关注，处在学科前沿。结合当时背景来看，西方教育经济学自90年代开始从变化着的外部环境来研究其对教学内容、理论以及生产方式的影响，为了在将来的工作中更有成效，人们必须获得良好的解决问题的技能、交流的技能和社会交往的技能。先进的教育技术正日益增加对非传统的教育内容传授的要求，经常性的学习或者说终身学习已经成为必须，学校外学习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出，1991-2000年间，国外教育经济学受到世界经济格局以及全球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前沿与当时的大环境紧密相关，研究从单纯研究经济模型转变为更多的考虑人力资本人文因素在经济生产中的作用，以及如何提升人力资本以适应当前大环境的挑战。
2001-2011年间，“新制度”“改革”“高等教育需求”“教育产权”“教师工资”等词汇频次和中心度较高，进入21世纪，随着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社会调查数据的丰富，对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起到重要的辅助和促进作用。此外占据经济学前沿地位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使得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更加拓展，尤其是将产权理论引入教育领域，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平问题进行制度分析，十分有助于对学校微观经营和管理的研究。学校如何在经营中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如何在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的基础上建立多元化的办学体制，是当今西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前沿问题。通过研究可以发现，21世纪的国外教育经济学大多将教育经济问题与公共政策的出台相关联，并且引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于教育经济学的问题研究更加微观、明确。
总之，西方教育经济学由于发展比较早，学科制度结构比较完善，与经济的互动研究比较深化，相关基础研究比较充足，紧密联系当今社会实际以及全球情况，与政府公共政策也比较贴合，相比之中国教育经济学来说，发展相对较为成熟。但是国外过分的依赖经济模型和大量的实证定量研究来解决教育经济学领域的一些问题，这点还有待商榷。
【参考文献】
[1]张武升.教学研究范式的变革与发展趋向.教育研究，1994（12）.
[2]王坤庆.论西方教育学的发展及其方法论启示.教育研究，1994 （7）.
管理学前沿问题研究范文6
关键词：人为因素 体育教研 影响
中图分类号：G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4（c）-0138-01
体育教研，对于我们最基层体育教师是一个较新的领域，我对“人为因素”对体育教研的影响关注较长的一段时间。希望可以一定程度地提升自己教学、教研的水平和质量。
1 管理者对体育教研工作的影响
拓展体育运动的教研活动，管理者的组织水准和能力对此类工作活动进展的优劣关系紧密。体育工作能力经验丰富，而且教研水准很高的管理者，体育老师的相关技能提高的速度就会相应地突飞猛进；反之，其提升的速度就会令人莞尔。就体育教研活动的管理者来说，其中有的是体育教研员，有的是体育队队长等等，然而不论是谁组织管理前沿教师拓展体育教研活动，都必需确定明确的思维策略和有效益的方式。
1.1 体育教研工作的现状
现今，管理体育教研活动工作不是都顺风顺水，从概念探析上还体现出一些综合现状，具体表现在积极主动型和消极被动型、有策略方式和无策略方式相互交叉组构成四类现状。第一种现状：体育教研工作积极主动并且有策略方式，此类的组织管理者的思维脉络会十分清晰，依据前沿教师的需求，在各种不同的时间内要怎样拓展体育教研活动轻车熟路，而且方式策略会行之有效，体育老师的积极主动性也将被整个激活出来，当然体育教研活动的收效也会非常可观。第二种现状：体育教研工作积极主动但思维策略和方式都不够清晰。此类的体育活动组织教研者通常具有非常高的教研热情，同时也很有责任心，然而因为匮乏明晰的思维脉络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体育教研活动的成效也会大打折扣，自然体育老师的积极主动性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第三种现状：体育教研工作有思维策略有方式但工作起来消极被动。此类状况拓展的体育教研工作也通常很难完成可观的工作效益，其和管理组织者的工作态度存在重大的关系。第四种现状：体育教研工作不仅消极被动而且思维策略不明晰及缺乏方式。此类情况是最糟糕透顶的一种现状，大约全部的前沿教师遭遇到此类的教研工作管理组织者都会感到无可奈何，因为此类的体育教研管理工作长年累月地周转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削减了前沿教师的体育教研工作成效，还会逐步削弱体育教研教师工作参与的热情度。
1.2 体育教研工作的问题
组织管理者的体育教研管理工作产生的首要问题突显在以下方面：首先是体育教研工作管理者的态度问题；其次是体育教研工作管理者的能力水平问题。从客观上来说，态度问题通常是因为责任心和工作热情度的匮乏，缺少责任心的体育教研工作组织管理者几乎不会有出色的组织工作表现，会产生应付工作的现象出现，通常不能从体育老师的拓展和提升教学品质的角度出发组织体育教研工作，此类的组织工作成效会微乎其微。就体育教研工作能力来说，由于部分体育教研组织者的能力受各方面制约，因此制订出了成效微乎其微的体育教研方略，比如组织观看体育教研课程却缺乏相应的要求、匮乏必要的教研方向、组织管理体育教研缺乏秩序等等，使得前沿教师的关注度自然就会在观看教研课过程中大打折扣，导致对真实问题的敏感度微乎其微等等。还有些体育教研教师因为工作能力有限，匮乏教研工作体系规划和有针对性的破解难题的方略，使得体育教研工作结束，然而体育教研中的问题依然延误了教学质量。
1.3 体育教研工作的策略
体育教研工作必需有组织，并且是行之有效的组织，如果发生体育教研组织管理工作不能秩序井然、难以达到基本成效的状况的时候，那体育教研工作组织者就必需得考虑两方面的问题：应该怎么改变工作态度？应该怎么提升工作能力？体育教研工作组织者必需强化教研理论的探究，比如认真学习理论书籍，借鉴体育教研工作组织者成功的经验知识，同时可以经过教研培训的方式熟练掌握组织策略等。然而归根结底，体育教研工作组织者的组织能力的提高是转变态度最有效的方式。组织管理前沿教师拓展体育教研工作，是综合体力和脑力的互动较量，工作内容纷繁复杂，容易因为劳累过度而精力耗损，但是当所付出的劳动获得一定成效的时候，比如观察到前沿教师在教研流程中舒展了紧锁的眉头，其意思就是说真正圆满地破解了前沿教师在体育教学和研讨工作上的难题的时候，体育教研工作组织者自然会萌发一种欣喜宽慰的心情。不过归根到底，这要求体育教研工作组织者主动克服困难，掌握工作经验和服务意识，长期而来，不仅体育教研工作组织者的热情会节节攀升、组织能力逐渐提升和富于亲和力，前沿教师对体育教研的参与热情度也会悄然无声地浓烈起来。
2 教导者对体育教研工作的影响
前沿教师的体育教研工作必需有指向性的针对教导，而教导者不仅需要有理论专家，而且需要有教研专家或高级教研师、特级教师等等。然而客观实际中教导者的教导不是都十分合乎套路，也会产生许多问题出现。而教导者的教导工作成效的优劣，和教导者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多少密切相关。因此，就体育科研工作理论者来说，必需认真关注体育操场，只有在真实地理解实践出现的问题根源，在此种基础上所论述的理论才更富于说服力和启迪性。
3 结语
体育教研是前沿教师提升体育教学技能水准和教学研究能力的首要路径和方式，然而体育教研工作若想要获取出色的成效，就必需认真考虑各方面的人为因素，包括体育教研工作的组织管理者和指示教导者，尤其还有前沿教师自我的教研状态和成功经验的掌握，都是不可小觑的，唯有使全部人为因素都产生积极的正能量的影响时，体育教研工作才会完美地达到成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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