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7-22 02:51:14
世界影坛上曾经出现了不少意识流电影,它们对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我国电影界也有一些编导为了丰富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尝试运用意识流手法拍摄电影,如著名的影片《苦恼人的笑》、《小花》、《樱》和《天云山传奇》等,但它们还算不上是意识流电影。
意识流电影是受意识流小说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影片样式。20世纪20年代欧美作家将“意识流”运用于文学创作,50年代才进入电影创作之中。什么是“意识流”?“意识流”这个名词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提出,他在《心理学原理》中说:“意识……并非以一段段的形式出现的,像‘链’或‘环节’那样。它不是联结起来的,而是流动的。河流或流水是描写意识状态的借喻。”这里的涵义在于强调意识活动的连续性,如水流一样不可中断。后来“意识流”被现代派小说广为运用,形成了“意识流小说”派。根据一些文艺史家们的意见,小说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即早期小说,注重描写情节和人物外部活动;心理小说,着重描写人物内在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意识流小说,描写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不仅是理性内容即理智思想,还有非理性内容,如幻想、幻觉、情感波动等。由此可见,意识流小说阶段的文学作家们已开始运用人的意识如同水在流动着的概念去写小说,写人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活动,改变了过去写事件、写故事情节的手法。
其实,一些作家面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复杂性,他们认为过去写实主义的方法已不足以表达已经被认识到的复杂性,需要寻找一种表现这种复杂性的恰当的文学形式,意识流的方法就是在这样的探索中形成的,它打破了传统小说基本上按故事情节发生的先后次序或者按情节之间的逻辑而展开的结构。故事随着人的意识活动,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实际上,意识流小说用的主要技巧和手法就是“内心独白”。1887年法国作家杜夏丹最早采用“内心独白”手法,因而被认为是“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但“意识流”文学的真正鼻祖应推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尤利西斯》1922)和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1927),他们的创作实践受到了伯格森直觉主义学说和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的强烈影响。二战以后运用意识流方法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多,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现代小说的一种传统创作手法。上世纪的60年代,法国出现了一个新小说派,代表人物是阿兰·罗勃·格丽叶,他们就是用意识流方法从事文学创作,并且取得了成就。于是,在新小说派的影响下,开始把意识流这个心理学概念引用到电影中来。
二
什么是意识流电影?它是指这类电影受“意识流”小说影响,要求在银幕上着重表现人的非理性的、潜意识的、直觉活动的电影。
世界影坛上的意识流电影出现于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之交。在世界电影史上被最早视为“意识流电影”的是瑞典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又名《杨梅树下话当年》)。这位有世界影响的导演,深受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善于通过意识流去体现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宗教观念。他敢于运用假定性很大的意识流,如人与神并存、死人与活人重逢之类,但是他力图使这些场面富于纪实性,使环境与人物有机融合,很有电影特性。他的《野草莓》拍摄于1957年,剧情发生在现在时态的约24小时的一段时间内,表现一个78岁的医学教授波尔格在其儿媳玛丽安的伴随下,驱车前往一所大学接受荣誉学位。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重访了一些故地,使老波尔格不断地进入到往事的回忆和梦幻中,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思。影片结束,他开始有些意识到自己性格中的自私和冷漠,希望能与周围的人建立起一种互爱的关系。影片主要以人的潜意识为对象,运用意识流的手法,通过人物的回忆、幻觉、梦境等,表现了一个老人对死亡的恐惧、对孤独根源的探索和对生命再生的渴望。这部影片后来成为西方电影研究家们探讨意识流的“范例”。伯格曼的其他著名的意识流影片还有《第七封印》和《处女泉》等,前者描写一个中世纪武士参加十字军征战后,感到精神毁灭而回到瑞典。当时瑞典瘟疫流行,到处可见、盗窃和杀人的罪行。他更感幻灭,要从信仰上帝找到精神支柱。后来他从死神那里得知自己死期快到,乃与死神对弈,故意拖延时间以便找机会在死前做一好事(救了一对夫妇),以弥补虚度一生的内心悔恨。后者则着重心理分析,有三兄弟作恶多端,合谋少女嘉琳,还杀死了她。她父亲为了报复而处死他们。为了消除内心恐惧,他先举行了异教徒的祭祀仪式。影片结束时,嘉琳尸体下涌出了泉水,象征着道德“干枯”的世界已恢复了精神平衡。
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费里尼也以运用意识流著称,其特点是强调直觉。他不但受存在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影响,也受哲学家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影响,他们认为,在人的意识中直觉最重要。没有直觉认识也就没有逻辑认识;没有逻辑认识却照样有直觉认识。所以他们极端强调直觉,反对任何理性加工,鼓励创作“内省作品”。费里尼于1962年拍摄的《81/2》(又译《八部半》)正是强调直觉的“内省影片”的典型。它描述了一个名叫吉多的电影导演在筹拍一部影片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顿与危机。这位导演准备拍一部表现人类末日的新影片。为此,他来到了温泉疗养院,边疗养边准备拍摄工作。然而,他却发现自己的创作陷入危机之中。影片的主要布景已经搭好,但他的构思还是朦胧一团,处处是阻碍和矛盾,与此同时,他也深陷于个人生活的危机中,与妻子在感情上无法沟通,情妇又对他纠缠不休。他幻想出来的思想女性刚刚出现,立刻就显露出同样令人痛心的世俗态……最后,他举行了一次毫无内容的记者招待会,同请来的客人跳起了伦巴舞。这部影片是费里尼的创作转向表现人的内心现实的标志。它通过一个隐喻性的“故事”,探索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法国新浪潮电影流派干将阿仑·雷乃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也创作了震憾世界影坛的意识流电影《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尤其是《广岛之恋》在当时被认为是世界影坛上的“一颗精神原子弹”。这部具有反战倾向的影片,叙述了一位法国女演员,去日本拍摄一部关于和平题材的影片,她认识了一位日本建筑工程师,他们相爱了。在相爱的过程中,女演员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第一次恋爱,那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她在家乡纳韦尔爱上了一位23岁的德国士兵,但是,他在纳韦尔解放的那一天,却被打死了。这位18岁的少女则因为与德国人恋爱而被打成“法奸”,关在地窖内,并被剃光了头,遭尽羞辱,一度精神失常。后来她去了巴黎,那一天,正是日本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的日子。“她”与“他”分手后回到旅馆,因忍受不住孤独的寂寞又来到街上,与徘徊至那里的工程师相会。“他”恳求“她”留在日本,但“她”却难忘巴黎的家。最后,两人互相告别,并深情地呼唤着对方象征的名字:“广岛!”“纳韦尔!”这部影片不少地方运用了“闪回”镜头,由现在转换到过去,由日本转换到法国。日本建筑工程师的任何动作,都引起这位女演员回忆二战时的那位德国士兵和她在一起的情景。其中有一组镜头特别引人注目:早晨的旅馆里,女演员从阳台回到房间后,看见日本工程师还在床上睡,他的一只手在睡梦中蠕动。接着下面一个镜头,马上就是那个德国兵躺在地上,在临死前一只手痉挛的景象。这两个镜头的突然转换和连接,表明现在和过去的情景同时出现在女演员的脑海里了。整部影片没有一个中心事件,没有故事情节,展现的过去和现在、回忆和联系,全是女演员的意识活动。
雷乃的另一部代表作《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是继《广岛之恋》后又一部涉及到关于记忆与时间以及遗忘之间关系的意识流影片。这也是一部没有传统的故事和连贯的情节、人物身份也极不明确的影片。描写在一座巴洛克式的豪华建筑中,聚集着一大群客人。其中有一位X先生,告诉一位叫A的女士,他们去年曾在马里昂巴德见过面。她当时答应过离开她的丈夫M,与他一起私奔,现在一年过去了,他不愿再等下去,她必须跟他一起走,A女士却无论如何也记不清有过这段往事,不承认与X先生有过交往。但在X先生的反复诉说下,她终于抛弃了M丈夫,与X先生一起离开了。
除了介绍以上几位世界电影大师的意识流影片外,当代著名的经典意识流影片还有法国的《老枪》等,也在电影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都具备着共同的创作特点。
三
世界影坛上出现的意识流影片的创作特点是极其鲜明的,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意识流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国外电影理论界围绕“意识流”问题历来有争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作为现代主义流派的“意识流”与作为表现手法的“内心独白”应严格加以区别;另一种意见认为,“意识流”也就是“内心独白”,它经过现实主义改造可以为现实主义艺术家所运用。其实,当今世界影坛上不少电影导演都是按照第二种意见去做的。法国影片《广岛之恋》就是以其丰富的“内心独白”(意识流)深入生动地剖析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深刻鲜明地表达了影片的主题思想。这部影片在主题思想上尽管有暧昧之处,不像传统电影那样直白单一,但从今天角度来看,影片既表现了一个异国恋情故事,又折射了战争,影片通过女演员视点中的广岛和回忆中的纳韦尔。她说:“我总是为广岛的命运哭泣。”接着以镜头中把相爱的美丽而的身体和受原子辐射烧伤、变形、腐蚀的人体相对照,这种蒙太奇组合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效果:灭绝人性的屠杀和以爱情为象征的生命的顽强抗争。影片也了几个旅游者参观日本和平广场的镜头。她又说:“我还知道一些别的事,一切都会重新开始。20万人死亡,8万人受伤,在9秒钟之内……”这些断断续续的“内心独白”(画外音)是和各种纪录片镜头组合在一起的。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同时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些特殊的含义:这是在告诫人们,警惕啊!不要“忘记”,“忘记”就意味着历史的重演。《广岛之恋》也是把文学与电影完善结合起来的成功典范。影片中优美的解说词与抒情的语调给影片带来了浓郁的文学色彩。因为影片的剧本出自法国著名的新小说派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之手。她曾发表70余部小说,10部剧本,当过14部影片的编剧和导演。她70岁高龄时发表《情人》,搬上银幕后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广岛之恋》的语言风格明显带有杜拉斯本人的风格特点。影片中大段的内心独白,祷文式的叠句,咏叹式的朗诵,确是其他影片所罕见的。加上导演雷乃又是个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创作者,他掌握了视觉和语言之间的完美的平衡,并且运用画面表现了人的潜意识活动,形成了影片中新颖的意识流手法。这部影片于1959年问世后,不久就荣获了第1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第14届英国学院奖、联合国奖以及法国梅里爱奖和1961年纽约评论家协会最佳外语片奖。
第二,时间空间跳跃多变,大大丰富扩展了影片的容量,深化了主题。
意识流电影往往是打破了时间、空间、地点的界限,把时间、地点自由地交叉起来,因为这些影片编导认为,当一个人考虑问题时是没有时间、地点观念的,思想活动往往是没有逻辑性和规则的,他们还认为,要“真实”地表现一个人的思想活动,就要不受时、空、地的限制,一定强调时间、地点的统一,必然有“虚假”的成分,有“编”的痕迹。当然把时间、空间与地点混在一起的手法,在常规电影中也出现,有时也出现“闪回”、“倒叙”,但它是围绕一个主题和一个中心事件来处理的。意识流电影的“闪回”、“倒叙”却不同,不是为中心事件服务,完全是按照人的潜意识的不规则活动而混在一起的,从而起到深化主题的作用,当代著名影片《老枪》就是成功的典范。
《老枪》这部影片由法国著名导演罗贝尔·昂里哥于20世纪70年代执导的。他成功地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电影传统与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探索创新结合起来,使影片取得令人赞赏的成就,因而荣获了1976年法国首届最高电影奖——凯撒奖的最佳电影、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声音奖。这部影片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量使用了“闪回”。“闪回”在影片中出现10余次,在时间上占据了全部影片放映时间的五分之二,这在一般影片中是少见的。这部影片由“闪回”在结构上形成了两个时空层次,即现实时空层次(客观的时空层次)和心理时空层次(主观的时间)。这两个层次清晰明确地将影片分成两个部分,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二次大战末期,法国医生于连为妻子女儿报仇,手拿老枪,孤身一人消灭德国残敌的故事。另一个是大战前于连和妻子克拉拉从一见钟情,到婚后生育女儿弗洛兰丝的幸福生活。这两个层次展开的两个故事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互为因果,推进两个故事双向展开。现实层次触发了心理层次的展开,心理层次又为现实层次的行动提供动机,两个层次互相对比,互相衬托,构成了这部影片剧作结构的基础骨架。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意识流影片《老枪》中的“闪回”确实充分发挥了作用。传统影片中的“闪回”主要作用在于交代或补充某些事件,以保证影片讲述的故事有头有尾,完整无缺,很少用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老枪》中大量使用“闪回”,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将镜头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揭示人物心态,从而塑造了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并因此大大增强了影片主题的深度和广度。如影片中的现实层次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展开的,心理层次则根据主人公于连的心态呈现出来的,与现实时间恰恰相反。第一次“闪回”,是于连的“想象”:妻子和女儿被德寇用喷火枪残害成“木炭”。这里用于连的想象就使观众亲眼看到了于连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体验到他的激愤之情。接下来出现的一个个闪回,使观众从于连的心理角度,看到了于连幸福的家庭生活和甜密的爱情生活。从这些“闪回”里,观众看到了战争在一个人心理上产生了深刻的烙印,同时也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英雄。这完全来自“闪回”手法的功效。因此说《老枪》是一部借助“意识流”刻画战争的成功影片。这个特色体现了50年代以来人们注重展露战争对人精神上的影响,而一反传统战争片从外部反映战争的老套。
再提一下《广岛之恋》,这部影片完全摒弃了传统的故事和线性的叙事结构。它通过大量的“闪回”和画外音手段,打破了时空界限和对情节的外部描述,把过去与现在、经验与经验的描述交织在一起,在对记忆与遗忘,经验与时间等问题的探讨中表现了战争给人带来的梦魇。影片中对过去的追求并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而是被深深嵌入今天之中,与今天构成了一种隐喻式的结构。影片中移动拍摄的广岛街头的镜头与同样方法拍摄的纳韦尔街头的镜头组接在一起。这种过去与现在的交融形成了影片一个时间性的主题,片中的“她”就是作为“过去”的一个代表,这两位都有着自己幸福家庭的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显然不能从一般的生活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毋宁说是一种象征。纳韦尔少女的个人遭遇与广岛遭受的浩劫完全不能相比。但导演雷乃却有意把这两个相差悬殊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以一种独特的对比强调战争的残酷。这两个异地发生的事件又能从时间上联系起来(“她”获得解放之时,正是广岛遭受灾难之日),从而进一步打破了它们的空间界限,使其成为人类永恒的记忆。
瑞典导演伯格曼的《野草莓》也是通过人物的意识在现实媒介刺激下自由地流动,完全打破了时空界限,几乎概括了老教授波尔格整个的一生。影片在一段波尔格向观众讲述自己的故事的片头后,就是他作的一个恶梦。在梦中,他看见一辆柩车在街上自己行走,棺材打开来,里面的死人伸出来要拉他进去。而他发现,这个死人正是他自己。梦中包含的对死亡的恐惧促使他对自己进行反思。影片中波尔格探望老母亲的段落是用现实的形象来暗示他对自我的探索。影片中的另一个梦,象征着他对自己的判决,揭示了老教授在潜意识中对自己的否定和自责,而又与他在现实中正在走向一个新的荣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影片结尾,老教授又作了一个美好的梦,表现出他对新生活的渴望。伯格曼在影片中不但运用大量直接的心理画面来表现过去的反思,而且通过对现实情景和人物的规定,使其与过去紧密呼应,以强化人物的主观感受。这些现实中的形象既为波尔格的心理活动提供了依据,也使过去与现在、梦幻与现实构成了一个互相耦合的整体。
第三,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化结构。
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的故事片创作达到了鼎盛时期,而这些故事片都是戏剧式结构,故称戏剧式电影。在艺术历史的长河中,先有戏剧,后有电影,早期的电影模仿了戏剧。因此电影作为故事片样式从一诞生,就受戏剧影响,总是沿袭亚里士多德、易卜生等的戏剧编剧方法和舞台处理方法,即开始、发展、高潮、结局、尾声等5个阶段的结构方法,或为三幕剧方法,即第一幕开始,第二幕发展,第三幕结束。但意识流电影的编导们认为,这种创作规律和结构方法不符合电影的特性,电影的特性是能够开拓微观世界,把肉眼看不见的东西,通过摄影机变成可见的。于是根据这个原理,他们更觉得电影应该表现人的内在的心理状态,只有反对戏剧性,反对情节化,摒弃“编戏的虚构成分”,才能“如实地表现”所要表现的事物。
因此,无论是《野草莓》、《81/2》,还是《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等这些经典的意识流电影,它们的结构都是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式结构,是反情节化、反戏剧化、反传统的舞台剧结构,也不要求有一个完整的戏剧事件在影片中贯串始终,而是打破时空顺序、随意跳跃、非理性怪诞、无逻辑的闪接。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WTO透明度关系
一,非政府组织对于WTO的价值和意义。
近年来,非政府组织的兴盛发展与其在国际事务上越来越多的参与是与全球化分不开的。全球化被视为是一种“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外化”,①——诸如环境污染的全球性的问题更多的需要在国际上得以解决,从而削弱了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对这些活动的控制能力。对这些全球性问题的承认,带来了更多的国际层面上的谈判与协商,这样也就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与此同时,WTO也在全球化进程中完成了对GATT的继承,并成功的过渡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完整的一套世界贸易规则体系。当然,非政府组织不可能放弃WTO这个展现其能力的大舞台。正如一位环境问题专家所指出的:“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是迄今为止最为常用来解决国家间有关环境问题争端的机制”。②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撇开了WTO就无法实现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和利益。
可以说,非政府组织对于WTO体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有利于强化WTO的决策能力。当WTO的机构面临一些诸如贸易与环境等非其所长的专业知识时,从非政府组织获取的可利用资料、信息将有利于拓宽WTO对有关问题的分析基础,从而降低WTO决策机构发现事实和推理分析过程中的错误,提高相关机构报告的质量。
其次,非政府组织是由一国或数国的公民或公民的联合发起的并谋求某种公共利益的独立于国家的具有私人性质的组织。③可以说,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某一个或几个地区公民(团体)的意见。在全球化的态势下,这一公民或团体的意见已经无法通过国家意志的形式来表达。于是,非政府组织便成为这一部分公民的代言人。而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对于缺乏透明度的WTO来说,无疑是加强其为公众所认知的最佳途径。
最后,WTO协议中的仅允许缔约国方提供信息的规定无疑造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垄断。④如何打破成员国方提供信息的垄断并创造竞争环境以寻求建立最佳的政策制定机制成为WTO亟需解决的问题。非政府组织的介入提供了一种最佳方案:在WTO中,非政府组织可以扮演一个政府缔约方的情报提供竞争者的角色,这样就能利用其在某一专业领域的智力资源优势,发挥了非政府组织迅速发现问题并能及时做出反应的特长。从而在WTO体系内构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平行竞争机制,以期能更好的发挥各方面优势、集思广益,制定出最适宜的世界贸易政策。
二,现行WTO制度中有关非政府组织的规定。
WTO各缔约方早已认识到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意义,因此各方在达成《建立世界贸易组
织的协定》中,已经包含有关于非政府组织的内容。该协定的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总理事会应做出适当安排,以便与在职责范围上与WTO有关的各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与合作。”另外,在1996年6月18日,总理事会通过了《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安排的指导方针》(WT/L/162)①,建立了一整套WTO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框架。这一系列的指导方针包括:1,遵循《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第五条第二款所确立的基本原则;2,各成员方认识到非政府组织能起到增进公众对WTO相关活动的认知程度的作用,因而各成员方愿意提高WTO的透明度并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3,为了达到更具透明度的目的,必须保证非政府组织获得更多有关WTO活动的信息,特别是比过去更快地取消对获取有关这些活动的文件限制。为此,秘书处将使相关资料(包括已经取消限制的文件)在互联网上公布;4,WTO秘书处应积极地采用各种方式,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直接联系;5,如果WTO各理事会或委员会的主席参加同非政府组织的讨论会或其他会议,他只应代表其本人。除非该理事会或委员会做出其他的特别决定;6,各成员方重申WTO是一个对其成员方的有关权利和义务具有法定拘束力的政府间组织。因此,各成员方认为非政府组织不可能直接参与WTO的工作或其会议。
自1996年以来,WTO秘书处和各成员方以各种方式积极地保持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而以上这些方针则起到了指导作用。WTO在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中进行了如下几种尝试:
第一,允许非政府组织参加部长级会议。在通过了《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安排的指导方针》后不久,WTO各成员方就非政府组织参加新加坡第一次部长级会议的程序达成了一致意见:1,非政府组织将被允许参加大会的全体会议;2,登记的非政府组织必须符合《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必须证明他们的活动与WTO的工作是由联系的。②
1996年12月的新加坡会议是WTO历史上第一次由非政府组织参加的主要会议。总共有159个非政府组织登记并参加了会议,其中的108个非政府组织(235名个人)代表环境、发展、消费者、商业和农民等各方面利益。另外,设在新加坡大会会场的非政府组织中心为与会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代表提供了会议场所、电脑设施和会议的官方文件等便利措施。
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于1997年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共有128个非政府组织(362名个人)。在为期三天的会议期间,非政府组织除了参加非正式的工作会议外,还参加了由秘书处主持的日常简报会——这是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一个特色,并被非政府组织视为一个WTO保证其透明度的真正的信号。③
多哈部长级会议期间,WTO秘书处安排了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计划。这些计划将由感兴趣的成员方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协商后达成一致意见。其中正在考虑的有非政府组织参加一些活动包括:1,日常非政府组织简报会。秘书处会为已经登记的非政府组织举行一天一次或两次的有关大会会议进程的工作简报会。这些简报会将由一些想同非政府组织交流的成员方的部长或官员来主持;2,特定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简报会。有关一些特定问题的简报也将由总干事或秘书处官员集中向登记的非政府组织。相关问题的确定取决于大会的主持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趣所在;3,由秘书处组织的讨论会。WTO秘书处将就非政府组织感兴趣的问题组织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将在非政府组织中心举行,同时面向所有多哈会议的与会者开放。①
第二,为非政府组织举行讨论会。自1996年以来,秘书处为非政府组织安排了许多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往往针对一些有关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切身利益的特定问题,如其中的三个讨论会是关于贸易和环境问题、一个关于贸易和发展问题等等。这就反映了WTO认识到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实体,其本身的权利应受到重视。另一方面,这些讨论会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为非政府组织提供了一个同WTO成员方的代表讨论相关特定问题的机会。
第三,同非政府组织保持日常联系。WTO秘书处每天都会从全世界收到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的询问信函。同时,WTO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会定期与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举行会议——这些会议既是独立的,也是作为秘书处组织非政府组织参加WTO活动的一部分。
第四,一些新的举措。在1998年7月的总理事会上,总干事通知各成员方,秘书处将采取一些新的步骤来增进同市民社会的对话。这些步骤有:从1998年秋开始,WTO秘书处将为非政府组织提供日常工作简报;在WTO官方网站上增加有关非政府组织的相关内容。另外,秘书处还会将其每月收到的由非政府组织提交的论文的目录汇编成册并散发给各成员方。②
值得注意的是,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其报告中也对非政府组织的地位予以确认。在沸沸扬扬的海龟案中,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前后对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来文的态度明显不同。在本案中,专家小组认为:“…根据DSU第13条,专家小组掌握着寻找信息和选择信息来源的主动权。在任何场合,只允许争端当事双方和的三方直接向专家小组提供信息。在我们看来,接受从非政府组织途径来的未经征询的信息同DSU的现行规定是不符的。因此我们通知各当事方我们对于这些文件(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将不予考虑…”③
而在上诉机构的报告中,尽管肯定了专家小组评判非政府组织提出的报告的行为是在DSU第12条和第13条授予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但上诉机构着重指出了专家小组在有关是否应该接受未作要求而收到的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的问题上对DSU相关条款所作的法律解释是错误的。上诉机构回顾了“荷尔蒙案”(WT/DS26),认为根据DSU第13条第2款,专家小组可以从任何相关途径寻找关于案件的信息,也可以咨询任何专家以得到他们关于案件特定方面问题的意见。在这里,上诉机构强调专家小组可以向“任何个人或团体”或“从任何来源”寻找“资料或技术信息”。同时上诉机构也强调了DSU第12条第2款,即“专家小组程序应有充分的灵活性以保证提供高水平报告,而又不会不适当的延误专家小组审案进程”。上诉机构在其报告中指出了本案专家小组在解读“寻找(seek)"时,不必要的太过于注重正式性和技术性而以至于要求“任何个人或团体”首先必须得到专家小组的允许才能提交报告。上诉机构进一步指出:“在本案的情况下,基于实用或其他相关的目的,‘经要求得到的资料’与‘未经要求得到的资料’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不存在的。”④因此,DSU授予专家小组寻找资料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专家小组可以禁止接受那些事先未经专家小组要求而提供的意见。
在本案中,上诉机构的报告直接肯定了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信息对于专家小组、上诉机构及当事方的法律上的意义,这就从侧面肯定了非政府组织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同时这也意味着非政府组织在WTO体系中的活动范围得以拓宽。另外,本案对今后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处理涉及有非政府组织提供信息的案件也具有垂范作用。
三,评价。
总的来说,非政府组织在WTO体系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作用有所增强。正如WTO官方网站上所说的,“WTO自其成立以来的运作历程生动地表明了世界贸易体制从未像现在这样备受公众舆论的关注和审视”。①
然而,WTO各方对非政府组织的介入仍持怀疑态度。因此,非政府组织在WTO中的作用依然有限。有意思的是,持将非政府组织排除在WTO政策制定过程之外的观点的大多是成员国的政府官员(而非专家或学者)。他们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加入只会扭曲而不是改善WTO的决策机制。综合起来,现在反对者持有以下几种意见,下面我来一一评述:
第一,担心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特殊集团的利益。即认为当一个政策决定机构允许游说集团介入后,将存在着某一特殊的利益集团施加不平衡影响的可能性。有一些分析家认为,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减缓决议制定的进程进而导致工作效率的降低。②还有一些贸易专家认为许多非政府组织不赞成贸易自由化,因而担心它们的加入会阻挠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由于代表商业实体(通常是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者)利益的代表在WTO中已经存在。因此,纳入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会产生各种利益集团相互监督、相互牵制的效果。从而抵消WTO中现存利益集团的影响,进而只会是降低而不是增加有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的政策的产生的可能性。
第二,担心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影响WTO作为一个多边政府机构的性质。这种观点认为WTO作为一个调整政府间关系的机构,只应保证成员国政府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中起主导作用。而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一个或数个成员国国内公民的利益。这些公民的利益和他们所在国家的利益如何在WTO体系内得以调和将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此,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冲击国家在WTO中的地位,会使WTO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③
然而,非政府组织在本质上就具有跨国性的特征,它也有独立参加某些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一点早已在联合国体系中得以确认。给予非政府组织在WTO中发言和观摩争端解决程序的机会,并不排除各成员国依然可以闭门议事。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一些涉及政治的经济问题愈发需要在国际层面上得以解决。因此,WTO不需要以一个纯粹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机构的形式存在。可以预见,非政府组织的加入能够强化WTO作为一个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的地位。
第三,认为非政府组织不具代表性。此观点认为很难确定非政府组织究竟代表的是哪些人或是多少人的利益。这样就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怎样来保证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的准确性?非政府组织应采用何种方式来保证它们的代表性和它们对其代表所负的责任?
我认为,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性问题在WTO对其开放后将更易于解决。所以,不应过多地考虑这个问题。相应的,在国际领域内,对非政府组织地位的重视程度应取决于该组织过去在增进其所参与的国际机构和其所代表的公众之间的联系所作的贡献。
第四,还有一些人提出了非政府组织参与WTO的可操作性问题,即担心控制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贸易体制内的活动的难度过大。另外有一些观察家认为非政府组织在WTO会议上的出现会使一些成员国由于担心受其国内的指责而不愿暴露其真实的想法。这样反而有违吸纳非政府组织加入WTO以增加透明度这一做法的初衷了。①
有关非政府组织在WTO中活动的具体操作的确还存在着问题。目前WTO可以参照其他国际性经济组织的做法,如世界银行早已建立起一套允许非政府组织参加它的会议和决策过程的程序。同样的,经合发展组织(OECD)近年来也拓展了与非政府组织接触的领域和范围。总之,要让非政府组织高效、更好的参与WTO的有关活动,实际中要克服的困难是有很多的,但过多地担心确实是不必要的。
谈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众所周知,1999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WTO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由于会场外众多民众的示威游行而草草结束,预先拟发动的新一轮多边谈判也淹没在一片反全球化的口号声中。②
尽管西雅图会议以失败告终,尽管其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它给人们最大的警示就是:向WTO发出了其贸易政策制定过程和争端解决程序应更具透明度的讯号。WTO处于正在浮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核心,世界贸易体制的规则和程序正日益被视为协调好全球范围内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WTO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处于一种“幕后运作”的状态了。
其实早在战后酝酿成立“国际贸易组织”(ITO)时,创立者们已经清楚的预见到了非政府组织将扮演的重要角色。后来,GATT的第一任行政首长,EricWyndhamWhite先生,提出了一项非政府组织议程。他建议ITO:1,起草一份给与磋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名单;2,邀请非政府组织观察员出席ITO大会并允许他们提出议案和自由发言;3,就ITO活动领域内的问题向非政府组织提出咨询;4,任命一个由非政府组织代表组成的顾问委员会。③这一方案可以看出ITO的创始者们对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充分认识。只可惜ITO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成立,而以临时协议的形式出现的各方妥协的产物——GATT对这一问题没有充分重视,从而失去了与非政府组织握手的良机。
与此同时,其他国际性组织却在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上走在了GATT的前面。最典型的当属联合国。1945年的《联合国》第71条规定了联合国处理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原则,即经社理事会(ECOSOC)可以就与非政府组织有关并属于经社理事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征询非政府组织的意见。根据这一原则,经社理事会通过了第1296号决议及其附件——“理事会与非政府组织之咨询办法”,具体规定了非政府组织享有咨商地位的条件与程序,并为处理和协商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成立了专门的辅助机关——非政府组织委员会。④
取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按其活动性质与范围,以及经社理事会或其辅助机关对其所能提供协助的预期程度而分为以下三种类型:1,一般咨商地位;2,特别咨商地位;3,列入名册。上述三种咨商地位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咨商活动的范围与能力不同:这三类组织都可以参与经社理事会召集的国际会议的咨商活动;都可以向所出席的会议书面陈述意见;但都无表决权,原则上也都不参与联合国其他主要机构的工作;第一、二类组织可以派出全权代表,作为观察员参与经社理事会及其下属机构的公开会议。但只有第一类组织可对经社理事会及其辅助机关的议程提出建议,并在会上发言。
WTO可以参照以上国际组织的做法,提出一套非政府组织参与其制定贸易政策和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以便具体操作。从而加强同市民社会的联系,提高WTO活动为公众所认知的程度,以更切实的贯彻WTO的宗旨和原则。
四,反思非政府组织对我国入世的启迪和意义。
中国领域内具有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的数量还不多,也就是说,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在我国还处于一个刚起步的阶段。由于我国刚刚加入WTO,民主法治化的进程也正在加快,鼓励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的发展对于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其一,建立和发展各种非政府组织将有利于充分反映我国领域内某些区域或某些行业的公民的利益,从而能够在国际层面上表达这些利益集团的想法,以减少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其二,非政府组织可以为我国政府制定对外贸易政策和参与多边谈判提供信息和资料,从而奠定相关政策的民意基础;
其三,非政府组织可以监督我国各级政府的行为,使这些政府行为与WTO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进而避免出现我政府被诉的不利局面;
其四,非政府组织还可以向我国政府提供有关别的成员国违背其WTO各项协议下对我国义务的证明资料,以便于我国政府及时或应诉,从而减少损失或不利影响。
①KarstenNowrot:LegalConsequenceofGlobalization:TheStatusof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underInternationalLaw,IndianaJournalofGlobalLegalStudies,1999(6),P583
②JeffreyL.Dunoff:TheMisguidedDebateoverNGOParticipationattheWTO,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1998(3),P439
③StephanHobb:GlobalChallengestoStatehood:TheIncreasinglyImportantRoleof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s,IndianaJournalofGlobalLegalStudies,1997(5),P276
④DanielC.Esty: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sat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Cooperation,Competition,orExclusion,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1998(1),P135②P.M.Nichols:Realism,Liberalism,Values,and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1996(4),P862
③见前引JeffreyL.Dunoff:TheMisguidedDebateoverNGOParticipationattheWTO,P437-438
①见前引DanielC.Esty: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sat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Cooperation,Competition,orExclusion,P142
②GaryHorlick:TheSpeedbumpatSeattle,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2000(1),P168
近几年来,我们开设了大阅读课,引导学生阅读了大量的课外书,并写出读书笔记,开阔了学生的眼界,丰富了学生的知识。但是由于学生受其生活阅历的限制,在自读过程中对作品形成的形象往往不够完整,在大脑中的印象也就不深,有时往往一闪而过。如何让些形象深刻地印在学生的脑海中?我想到了绘画。
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决定了他们乐于画画,愿意用图画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我充分利用这一点,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做笔记的同时,拿起彩笔,把自己在阅读中想到的画到笔记本上,把自己在阅读中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充分享受阅读的快乐。学生把抽象的语言文字变成形象的图画的过程往往就是一个对阅读内容回顾、加工的过程,等他把这幅画画好以后,也就把自己在阅读中的收获表现了出来。例如:围绕着“抓住事物的特点写”这一训练重点,我向学生推荐的阅读书目中有自读课本中《高大的皂荚树》这篇文章,大多数学生在课下读了这篇文章并做了读书笔记,在笔记本上画下了自己印象中的皂荚树:有的只画了一棵枝繁叶茂的皂荚树;有的又进一步突出了高大这一特点;有的则在这棵皂荚树下又画上了一些正在玩耍的孩子……总之,他们都画出了心目中的皂荚树。透过这一幅幅彩画,我们可以看出学生在阅读中的收获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一棵皂荚树,在孩子们心目中留下的印象却不一样,有的只抓住了表面特征:又高又大;而有的却深入到了内里特征并受到了心灵的震颤。其中有个学生在这枝繁叶茂的皂荚树干上画上了眼睛、嘴巴、鼻子,组合成一个正在微笑着的母亲头像,这位母亲正在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一群用皂荚树叶烘烤着小手的孩子。这个学生在阅读收获中这样写道:这棵高大的皂荚树多么像一只知奉献不知索取的妈妈呀!我也要学习她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
彩图画好之后,再让学生把文中的优美词句抄写在笔记本上进行对照,做到图文并茂,学生就会找出自己图画的不足,并且在脑海中又把图画变成了文字,于是又在自觉不自觉中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
画笔走进学生的阅读世界,也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为能充分利用好自己的笔记本,使其美观实用,学生在打开每一页笔记时,都要在布局结构、色泽搭配上费一番心思,许多学生还给自己的笔记本配上了漂亮的花边及一些漂亮的小图案,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创造力,也提高了学生的审美能力,增强了他们阅读的乐趣。
如果就此得出“中国无设计”的结论又显得简单和不负责任,在半年前的“大声展”上,人们几乎是“突然”看到一群中国新生代设计师的集体亮相。之后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吉吉、Perk、01media……这些名字不仅渐渐为设计界所熟悉,也不知不觉间走进了公众的视野。如果可以把行业精英的出现看作一个行业逐渐成熟的迹象,那么在设计业,现在的确已经出现了这样几个为数不太多、知名度也不太高,但在业内确有一定影响力的“精英人物”。
然而在一个并不成熟的行业里,精英们的“精英”程度依然很值得怀疑。在“美风”、“日风”、“韩风”的轮番轰炸下,这些新一代设计师中外莫辨;在后现代和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作品却奇怪地面目相似,充溢迷幻特色,浸透着摇滚波普文化的漫画、涂鸦、玩偶等元素。
“大声展”上集体喊
黑色方框眼镜、T恤、喜欢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虽然设计师吉吉总是给人愤世嫉俗的文学青年形象,但每当他开口说话时就像布道者一样滔滔不绝,且不喜欢把话题放在自己身上,谈论起自己身边的年轻设计师来,他更显得眉飞色舞,一直在琢磨“大声展”的他说:“由于国内的设计环境不好,死气沉沉的,这个社会需要新的设计力量。而在内外部环境都达到一个饱和点的状态下,我们的‘大声展’也就应运而生了。”
“大声展”的想法源自巴黎进行工作实习的中国留学生孟源。去年10月,她在无意中发现了一群活跃在网络上的年轻摄影师,在她的策划下,这群非职业性的艺术爱好者举办了一场影像展,这就是最初的“大声展”。几个月以后,这种“大声展”的形式得到了众多热爱视觉设计的年轻人的支持。在姜剑、钱骞、欧宁、吉吉的策划下,众多海内外正活跃的中国年轻设计师,决定今年4月初在国内的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城市分别举行三场规模宏大的设计艺术展览。这次展览引起了一场年轻势力的众“声”喧哗。
“大声展”的策划者和参与者们将这个展览自嘲为“展现第三代草根群集艺术设计”,事实上,它已成为新一代设计师张大嘴巴的“发声”之处。
在中国,设计师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职业,始自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代设计师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接受传统美术学院的训练,崛起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
那时个人电脑还不普及,他们的设计都是手工作品;第二代设计师崛起于Macintosh电脑风行之时,科技革命也使得旧的设计王国体制彻底瓦解,新的跨界媒介建立起来,这些设计师开始接受国际数码设计潮流的影响;第三代———亦即今天这代设计师,伴随着互联网兴起,亚文化主导街头,新的体制演变成为电脑图像界面,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孕育成形,其中很多人的设计身份开始呈现多元化。
风格雷同噱头多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讨论本土设计,“传统”就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何为传统,又如何继承?这几乎是个只能尝试、不能讨论的问题。
许多新一代设计师在作品中运用了传统符号,比如在01media的作品中就出现了仙桃、孙悟空等元素。但从更加广泛的层面上看,在这群年轻设计师的作品中,虽然有不少形式新颖、别出心裁的设计,然而比这种创新更加显而易见的是风格雷同和对日韩文化浓重的模仿痕迹。对于流行的掌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甚至是刻意地忽视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在作品中,反映出一种的对传统的无视,玩的是反讽式的修辞章法。沿袭新新人类的通用语与修辞风格,他们的作品充满了迷幻特色,浸透着摇滚波普文化的漫画、涂鸦、玩偶等元素。
一位业内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缺少了对传统的继承,何来好的设计?大师都靠边站了,年轻设计师又从何处学习?现在他们玩的不还是点噱头。”“大声展”策展人之一欧宁说:“这一代年轻人的设计娱乐性太强。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缺少一种现实的关怀。”
在设计风格的创新性之外,设计的终极目的是服务于生活。国际艺术指导协会(ADC)中国代表任宝华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位设计师应该利用有限的空间和物质去创造更方便、更务实的产品,而不能有‘设计的就是奢侈的’这种概念。如果这种思想无控制地扩散,对设计界是最大的障碍。”
“我在这些新生代设计师身上看到了20岁时的自己,但他们在作品与商业的结合方面还不够。”香港知名设计师陈幼坚在此前参观完“大声展”现场后说。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龙兆曙教授对此的观点显得颇为宽容,他认为:这批年轻设计师可能会有浮躁或是技术方面的不纯熟等缺点,但是“大声”可以把这些“小声”的东西遮掩过去忽略不计。
独立与商业无界限
作为视觉艺术的一个分支,和绘画雕塑等其它艺术门类相比,设计是最没有办法讨论“非商业性”的。一个画家完全为个人而创作或许还会被人称道,但很难想像一个设计师是只为个人而设计的。
任何一个设计师都可以说是商业设计师,独立设计师更不能以商业或者非商业来加以区分,最具权威的广告与设计奖项D&AD最初就是为推动商业设计的高水平发展而设立的,没有一个作品是客户空缺的“飞机稿”。真正优秀的设计应当是将艺术与商业结合得天衣无缝,日本畅销水瓶的包装都是由平野敬子、水野学、佐藤可适和等一流的独立设计师轮番设计。
但似乎是出自一种习惯,人们还是喜欢对设计师进行分类。有一种观点认为,设计师可分为商业设计师与独立设计师,只有那些非商业性的个人设计师或组合才是独立设计师。
独立设计师往往以个人工作室或者小型设计公司的方式工作,与之相对应的是进入大的设计公司并代表商业主流。或者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做自己的作品,其中的代表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MEWE设计联盟、Unmask、中国第一家设计画廊的创立者吉吉、做时尚产品开发的Perk、喜欢自制玩具的彭磊、网络公司职员兼插画师北邦……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管理 和谐管理 管理变革
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管理思想在西方兴起,并迅速向世界蔓延,对长期以来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和挑战,它所包含的和谐管理思想对当今组织的管理变革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后现代管理理论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向管理学领域渗透的结果。文艺复兴时期后,西方哲学完成了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折,人的主体意识开始生成,人代替上帝成为世界的主宰。在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性学说的推动下,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着对世界的改造。到了20世纪,人类主体主义被进一步放大,人对世界的改造也愈演愈烈,在建立起辉煌的现代文明的同时,人类也将自身推向危险的边缘:人类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人的物欲不断膨胀,以道德滑坡、理想迷失、信仰混乱为特征的精神危机不断加剧……于是,人们开始反思现代性。面对现代社会的危机,20世纪中后期起,一些思想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现代性学说赖以建立的基础--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和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也就应运而生。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人与世界内其他存在者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同一大家庭中不同成员之间的共生共存关系。“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发掘的大仓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透过其理论核心及其产生背景,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后现代主义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它极力倡导对世界的关爱,倡导和谐。后现代主义试图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主张消除现代性所设置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主张通过倡导主体间性来消除人我的对立,它所倡导的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成全的关系,这其中包含着鲜明的“和谐”思想。
作为一种泛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起初主要活跃于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在从西欧传入美国后,后现代主义的理念和方法才逐步渗透到管理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盛行于世界的后现代管理理论,虽然因其范围不同而理论重点与后现代主义有所区别,但它继承了后现代主义倡导“和谐”的思想,以批判现代管理中的不和谐现象为基点,向自泰罗科学管理思想产生以来一起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后现代管理学否定现代管理学对历史和管理发展规律的乐观描述,关注西方企业组织现代化以后的弊端。它认为,现代企业组织中的个人还被工业化文明的成果所压迫。人成为管理制度的创造物,是被现代文明的产品所异化而存在的。在后现代管理理论看来,传统管理学思想的起点是理性主义的,注重职能的研究和管理的理性面,希望管理学能够步入“精密科学”的圣殿,而忽视管理的非理性主义方面。然而,它却面临基点不稳的问题,整个管理理论大厦出现了倾斜。这个基点就是管理的非理性主义问题之一――组织的价值观问题未能得到彻底地解决。后现代管理理论认为,传统管理学中研究中的泰罗的理性假定的普遍主义实际上给管理学的发展带来了太多的“命定性”的规定,其实质是要将管理的发展“规范化”;把某一特定环境条件下管理发展的特征整理成严格的图式,去套其他不同环境条件下其他企业的管理发展过程。
在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信息革命、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等正全面、深刻、迅速地改变着世界和人类自身,变化成为后现代社会惟一不变的特征,因此管理的内容也在不断地变化和更新,而从过去的管理历史中按线性规则归纳出的管理原则、管理制度等已不再具有普遍适用性。现代管理理论忽视组织的多元性、差异性,不顾某个组织成功所依赖的具体情境和偶然性,而将其成功经验套用到其他组织的管理中,给人们提供的是一种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幻觉。现代管理理论注重管理的理性面而忽视管理中的非理性因素,导致组织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日渐枯竭,组织之间经济纷争和利益争夺加剧,组织内部冲突不断、过度控制而导致组织内的人为管理制度所异化。在后现代管理理论看来,这一切不和谐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管理理论所赖以建立的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通过对现代管理理论的批判,后现代管理理论旨在追求一种和谐管理的思想,极力倡导在管理过程中建立起组织与世界、组织与组织、组织与员工之间的和谐关系。
后现代管理理论虽然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注重批判而失于建设,然而它所倡导的和谐管理的思想对当今组织的管理变革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寻求和谐的组织形态变革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组织是一种处于相对稳定态的结构,组织与外部存在着严格的边界,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竞争性的、“我们与他们”式的关系。组织的这种“结构”概念使得组织难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也导致不同组织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展开激烈的、“你死我活”的竞争,甚至导致组织置信誉于不顾、商业道德沦丧。而在后现代管理理论看来,组织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改变或消亡。根据组织的这种“过程”概念,组织的边界是模糊的,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多数情况下是合作竞争性的、“我们大家”式的关系。在当今社会,组织的经营环境和战略行为日益表现出高度复杂化、不连续性和不确定的特征。新技术不断涌现,市场一体化、国际化日益加剧,产品生命周期趋于缩短,市场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一切要求组织能及时调整自己的边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对组织之间协作经营和资源共享的促进,要求组织改变“小而全”的经营模式而转向按比较优势组织经营。因此,以增强组织适应性、寻求组织与外部环境和谐为目标的组织变革的一个重要趋势应是组织形态的无界化、网络化、虚拟化、联盟化。
寻求和谐的组织内部结构变革
现代管理理论强调管理幅度,认为一个管理者所能直接管理的下属人数是有限的,下属人数增加到一定程度就会超越管理者有效管理的范围,而且越往高层,管理者所能有效管理的下属越少。因此,组织的人数越多,管理层次一般也就越多。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组织内部结构多为以等级为基础、以命令控制为特征的层级式结构。这种结构以纵向分工为主,将组织划分为若干层次,下一层次接受上一层次的指挥,命令自上而下逐级传达,禁止越级指挥和越级汇报;在同一个纵向层次上又按照职能进行横向分工,横向职能部门之间往往有严格的界限,而且横向部门之间通常不直接进行沟通。层级结构对相对稳定环境下的较小规模的组织而言,或许是一种效率较高的组织形式,然而在当今社会却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不适应性。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组织的跨国经营,出现了一大批超级跨国公司,过多的管理层次使得这些“恐龙”公司难以有效运转。另一方面,快速变化的环境要求组织能够快速作出反应,而层级结构较多的管理层次和较长的信息传递过程往往造成信息不畅、失真,决策迟缓,而且横向部门之间因缺少沟通而导致协调难度较大,这大大削弱了组织的适应能力。要改变这些不和谐状况,必须摒弃层级结构的组织形式。一是要减少组织内部的纵向层次,实行扁平化的组织结构。要减少管理层次,关键是要增加管理幅度,而日益先进的管理信息系统等则为管理幅度的增加提供了可能。二是在横向组织设计上,以跨越职能的任务团队等形式代替按职能划分的部门,根据市场变化的要求组织和协调员工,使员工彼此依赖各自的能力进行动态的多方位的协作,从而增强组织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寻求和谐的组织管理模式变革
现代管理理论倾向于将组织设计成一部结构精密、严格按规则运行的机器,主要依赖于建立在理性权威基础上的刚性制度实施管理。这种刚性管理模式一味地强调科学和理性,而不考虑人性,忽视了管理中人的情感、意志等一些非理性因素,从而造成组织管理与组织员工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使员工产生失落感和不满意,削弱了员工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使得组织目标与员工个人目标产生更大的背离。要消除现代管理所带来的组织与其成员间的不和谐,必须实行刚性管理模式向柔性管理模式的转变。与刚性管理以规章制度为中心、凭借制度约束、纪律监督、奖惩规则等手段对员工实施管理所不同,柔性管理主要依靠组织共同的价值观、文化、精神氛围进行管理,在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采用非强制性方式,在员工心目中产生一种潜在的说服力,从而将组织意志转化为员工个人的自觉行动。要实施柔性管理,一是要关注员工的内心世界,根据情感的可塑性、倾向性和稳定性等特征去进行管理,其核心是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消除其消极情感。管理者应尊重下属,善于沟通,对下属员工宽容、仁慈,慎重对待下属的要求。二是要实行分权式的领导方式,向员工授权,让员工参与决策,激发员工的主动性和责任感,使员工能自我管理,自觉把个人意志和组织意志结合起来,从而使每个员工心情舒畅地为组织作贡献。三是实行制度管理向文化管理的转变,这也是柔性管理的关键所在。通过培育组织文化,使员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行为规范,主要依靠组织文化而非制度对员工实施管理,并在组织和成员间建立起富有意义的合作伙伴关系。
在后现代管理思想指导下的管理变革,其宗旨归结为一点就是改善组织的适应力,增强组织的柔性,以求得组织与社会环境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内部结构之间、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和谐。这种和谐管理的思想乃是后现代管理理论的建设性向度所在,也是后现代管理理论对管理学发展的积极意义所在。
参考资料:
1.F・费雷.宗教世界的形成与后现代科学[A].后现代科学[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2.罗珉,李永强.西方后现代管理思潮评述[J].财经科学,2002,(3):16-20. 王治河.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向度[J].中国社会科学,1997,(1):25-35.
3.王晓华.后现代主义的真谛[J].
探索与争鸣,1998,(8):31-33.
4.彭新武,姜璐.传统管理的危机--来自复杂性科学和后现代主义的挑战[J].甘肃社会科学,2002,(4):114-116.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1985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遗产公约》。1987年,中国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第一次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截至目前,中国共有55处世界遗产,位列世界第一。其中,以37项文化遗产(含文化景观)位居世界第五,仅次于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法国;以14项自然遗产位居世界第一;以4项双重遗产与澳大利亚并列世界第一。在遗产总数超过40项、排名前5位的国家中,中国是拥有自然、文化与双重遗产最为均衡的国家。世界遗产预备清单里,中国有58项待提名世界遗产。除这些物质类世界遗产外,中国还有44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13项世界记忆遗产。这些物质类和非物质类遗产共同构成了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体系。
从宏观来看,凡是人类思维“扫描”过的事物都不可避免地留下文化的印记,这些印记包括精神文化(含非物质文化)和物质文化。其中,物质文化主要包括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有形可见的文化,含所有的人造物和人类认知的自然物。世界遗产就是物质文化的典型代表,不仅反映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器物文化,更蕴含着该国家或民族的悠久历史所积淀的制度与精神文化。从这个角度看,世界遗产是一种物化性质的符号,是特定共同体人群赖以表达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情感交流的媒介。即便世界遗产本质上有文化和自然的区别,但不可否认,大多数自然遗产仍寄托着人们某种共通的精神、情感或审美体验,并由此使其价值得到认知,人文与自然和谐交融,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
文化遗产作为可以在国内外传播,并得到感知和认可的中国文化符号,蕴含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观念、理念等重要文化资源。如北京天坛反映的宇宙观;西递、宏村及福建土楼等古村落反映的聚族而居的传统,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表现;曲阜三孔见证儒家思想传承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传承儒家文化重要的物质载体之一。
纯粹的自然遗产展现了中国丰富多样的地质地貌和壮丽河川。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梵净山等为中国特有的珍稀动物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九寨沟、武陵源等是举世罕见的天然名胜奇观;南方地区喀斯特和丹霞地貌见证了中国地质发育与演化的历程,以此形成多样的罕见地貌。至于混合遗产,如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闻名的黄山,以“秀山、奇峰、幽谷、险壑”享誉中外的武夷山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现出中国特殊和丰富的地质环境及生物资源,并且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信念等,蕴藏着丰厚的传统文化思想。
非物质文化遗产则体现出中华民族在历史悠久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技艺、信仰、习俗等可传播传承的非物质文化成果。甘肃的花儿等表演艺术体现出强烈的地域风格和民族特色,是社会文化生活中的艺术瑰宝;经由长久社会实践所形成的信仰和节庆文化——妈祖习俗、端午节和二十四节气等,蕴含独特的民族精神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一些信仰民俗甚至传播到世界诸多国家和地区,为世界人民所接受并传承至今;活字印刷术、宣纸传统制作等传统技艺,在世界文化传播史上有着无与伦比的意义;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等兼具制作性、技能性和艺术性,是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见证。
中国现有的13项世界记忆遗产中,无论是记载历史上某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或是记录一些珍贵技艺的档案,如“南京大屠X档案”“清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和“近现代苏州丝绸样本档案”“样式雷”建筑图档等,还是记录着古人智慧和文明结晶的文献古籍,如《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记忆,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具有重要价值。
综上,中国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记忆遗产,都是极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是国家软实力的载体。
(摘编自蔡礼彬、王晨琳《世界遗产事业的中国担当》)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截至目前,中国共有55处世界遗产,居世界第一,是拥有自然、文化双重遗产最为均衡的国家。
B.物质文化主要包括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有形可见的文化,含所有人造物和自然物。
C.蕴含了中华民族精神、观念、理念的文化资源,可在国内外传播,是得到感知和认可的中国文化符号。
D.
黄山、武夷山等混合遗产,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和信念,蕴藏着丰厚的传统文化思想,也是自然遗产。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章第一段通过列举数据,强调了中国世界遗产丰富多样,并在世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B.文章从中国世界遗产的四个方面分析,阐述中国在世界遗产中的“中国担当”,论述充分。
C.文章在阐释世界遗产的过程中,既举了大量的实例,又进行了分析、评价,显得有理有据。
D.文章观点明确,论述清晰,既有条理,又能做到层层深入,体现了作者分析问题的能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中国世界遗产,无论是现有的,还是待提名的,数量上都居世界前列。
B.文化遗产是传承文化的非常重要的物质载体,属于物质文化中的一种。
C.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四种遗产中最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格的。
D.记忆遗产中记载的重大事件或珍贵技艺档案,值得全人类珍视和保护。
【答案】
1.D【解析】A项,“是拥有自然、文化双重遗产最为均衡的国家”错误。从文章第一段“在遗产总数超过40项、排名前5位的国家中,中国是拥有自然、文化双重遗产最为均衡的国家”可见,选项把范围扩大了。B项,“含所有人造物和自然物”错误,文章第二段“含所有的人造物和人类认知的自然物”可见,选项中“自然物”前的限定词语被去掉了。C项,“蕴含了中华民族精神、观念、理念的文化资源”错误,原文第四段“蕴含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观念、理念”的应该是文化遗产,而不是文化资源。
2.D【解析】D项,文章并没有层层深入。
3.C【解析】C项,“最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格”在原文无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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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人民网北京7月13日电近日,青海可可西里和福建鼓浪屿先后以自然和文化遗产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52处,继续保持世界遗产总数领先的地位。蚂蜂窝旅行网近期《2017中国世界遗产探索攻略》显示:可可西里申遗成功当天,旅游热度暴涨了248%;次日鼓浪屿申遗成功,鼓浪屿的旅游热度则增长了16%。“申遗成功客观上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但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更多人前往当地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妈蜂窝旅行研究中心负责人冯饶表示,旅游热门和世界遗产其实并不直接挂钩,如土司遗址等与考古、史前文化相关的遗产,并不受到大众旅游市场的广泛欢迎。
中国世界遗产名录分布情况
分类
数量
举例
世界文化遗产
36
明清故宫、拉萨布达拉宫
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4
泰山、峨眉山-乐山大佛
世界自然遗产
12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湖北神农架
(摘编自《2017年中国世界遗产探索攻略:可可西里和鼓浪屿热度暴涨》)
材料二:
世界遗产不只是一地一国的遗产,更属于全人类。所以,保护世界遗产要有大格局,不能求一时一地的商业利益,求的是子孙后代还能从这份宝贵遗产中受益,求的是自然和历史的馈赠不要在我们手中消失。以鼓浪屿为例,它展示了以闽南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多元文化,在建筑、技术、因林景观方面能看出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融合。西风东渐、华侨反哺,闽南白话字和早期的汉语拼音在这里传播;中国的现代医学、音乐教育在这里生根;弘一法师、林语堂、马约翰、林巧稚等在这里留下足迹……人类文明交流史,在这个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浓墨重彩地演绎。美丽,但是脆弱;珍贵,却又易逝。这正是我们要保护历史文化记忆的原因,也是世界遗产设置的初心所在。
(摘自《人民日报·保护世界遗产应有历史担当》)
材料三:
在世界遗产名录中,文化遗产的数目远多于自然遗产。为此,近年来世界遗产委员会呼吁高度重视自然遗产的申报。在自然遗产管理方面,美国将遗产资源的公益性服务排在其使命的首位。内政部下属的国家公园体系,保护价值一般比较重大,对游客有较多限制;农业部下属的国家森林体系,常分布在国家公园周边,保护价值相对较低,更多地承担旅游功能,大为减轻了国家公园的旅游压力。我国的现状是,即使部级遗产的管理也是以地方政府为主。而地方政府派出的管理部门既管理又经营、政企不分,不同程度地改变了遗产资源的公益性质,从而导致遗产保护难以遏制不当的开发建设趋势。
(摘编自金磊《从遗产日的文化与自然双主题说起》)
材料四: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高速发展的经济建设浪潮,迅猛改变着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环境的情况下,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一项具有广泛和深远意义的国际活动。1972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第十七届大会提出并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联系和促进各国政府和公众在全世界范围内采取合作拯救行动。1985年12月22日,我国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国际上成熟的遗产保护工作已有近200年的历史,许多经过大量经验、教训和理论锤炼的原则和方法在我国还尚需了解和理解。目前在历史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名城的业务管理上还存在着交叉现象。历史文化名城的性质就是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有其自身的规律,在管理上需要进一步明确职能,只有解决好工作中的交叉现象,才能更好地管理和保护世界文化遗产。
(摘编自白英《中国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而努力》)
4.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申遗成功客观上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更多人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
B. 鼓浪屿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它美丽珍贵却脆弱易逝,因此,要好好保护。
C. 美国高度重视自然遗产资源的公益性服务,如把国家公园体系和国家森林体系摆在同样重要的地位。
D. 我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较晚,还需了解和理解国际成熟的遗产保护工作的相关原则和方法。
5.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目前文化遗产的数目远多于自然遗产,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很突出,各国应更重视自然遗产的申报。
B. 当今中国的遗产保护难以遏制不当的开发建设趋势,因为政企不分不同程度地改变了遗产资源的公益性质。
C. 只有解决好历史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名城管理上存在的交叉现象,才能管理保护好世界文化遗产。
D. 四则材料都围绕世界遗产进行概括陈述,让读者对申遗意义、怎样管理保护遗产有了基本的了解。
6. 在管理规划和管理体系方面,如何更好地管理保护我国的世界遗产?请结合材料简要概括。
【答案】4.
C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