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交通论文范文1
关键词:交通成本,社会成本,公共交通
一、引言
20世纪中后期。各国都把汽车工业作为支柱产业进行大力扶持,汽车工业尤其是小汽车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私人交通的发展。在城市交通领域,私人交通的无限制发展导致了城市公共交通比例的下降,引起了整个城市尤其是中心地区交通的拥挤,甚至是交通瘫痪;人们的出行成本也随之升高,环境污染严重,造成了城市整体形象的下降。
二、城市交通成本分析
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各种交通成本费用大大增加。这些成本不仅仅指可以通过市场价格体现出来的财务成本如燃油费等,还包括那些非市场价格成本如环境污染等。总体说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如表1所示)。
个人成本指城市交通用户个人直接承担的交通成本部分。有实际市场价格的成本如车辆购置费、燃油费、通行费、车辆维修费用、交通事故费用(个人承担部分,主要指车辆维修和人员伤亡费用)等,非市场价格成本的有时间成本、交通拥挤成本(指车内的交通拥挤)。
社会成本指城市交通用户无需个人直接承担而转由社会承担的交通成本部分,有环境污染成本、交通事故成本、交通拥挤成本(道路)、城市发展成本。
环境污染成本包括噪声污染成本、空气污染成本(车辆尾气排放)和天气变化成本。天气变化成本指交通工具的尾气排放会诱发温室效应,使大气变暖,各行业受此影响而造成损失。
交通事故成本包括健康上、生产上的损失以及各种行政费用。健康损失主要是指事故所造成的人身伤害,包括伤残、死亡费用和精神伤害费用。生产上的损失是指伤亡人员以及事故所涉及其他人员应事故发生而引起的工作时间减少的损失。行政费用是指政府为维持交通秩序、处理和防止交通事故的费用。
交通拥挤成本主要指时间成本以及由此引起的其它成本。交通拥挤造成道路资源被占有,使得人们总体出行时间增加造成的损失,包括人们的精神伤害损失。
城市发展成本包括建设成本、占用城市空间成本和城市形象下降成本。建设成本是指城市为解决交通问题而进行道路维修、改造和新建费用。城市形象下降成本指因为交通问题造成城市整体形象下降而导致外来投资减少及其它的无形损失。
三、城市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的交通成本分析及其公共交通的影响
1.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的成本比较
根据上文对交通成本构成的分析,我们对城市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的成本也从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进行分析。
就个人成本而言,公共交通中的个人成本以市场价格体现主要表现在公交票价上,而私人交通中以市场价格体现的个人成本相对复杂些,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的交通成本中无法以市场价格表现的部分为时间成本和交通拥挤成本。如表2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以市场价格体现出来的个人成本中,公共交通的个人成本相对私人交通的要少,而无法以市场价格体现出来的个人成本部分中,公共交通要较私人交通大。但私人交通中的车辆购置费属于一次性的费用,在实际计算中,人们一般不再考虑,甚至对车辆的维修折旧费也很少考虑,人们考虑较多的只是燃油费、通行费和停车费。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从这一层面来说,个人成本中以市场价格体现的成本在人们的生活比重中所占甚少,人们更多的是考虑到无法以市场价格表现的部分,即时间成本和交通拥挤成本(车内),这一部分在个人成本中所占的比重要远远大于能以市场价格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因此,综合考虑,公共交通的成本要较私人交通的个人成本大。
城市交通的社会成本构成已在前面分析过,目前这些成本大多还未得到价值体现,许多学者已将研究重点集中在量化交通活动的社会成本方面,研究表明这部分的成本是十分巨大的。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的社会成本构成是一致的,但研究表明:公共交通的社会成本远远小于私人交通的社会成本。欧盟一些国家对其城市客运交通系统中各种交通方式社会成本进行研究,结果如表3所示。
2.交通成本对城市公共交通的影响
通过上述对城市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的成本分析,可以发现在考虑和不考虑公共交通与私人交通的社会成本,人们私人交通和公共交通的出行选择有明显的不同,这由经济学中的替代效应所决定。
假设人们的交通出行消费支出不变,不考虑交通的社会成本,且不考虑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的社会成本以及两者的个人成本中无法以市场价格体现的部分时,公共交通量和私人交通量分别为X和Y。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更追求生活质量,因此,在选择出行工具时,人们更多的是考虑到那些无法以市场价格体现的成本,也就是出行途中的感受如拥挤成本、时间成本等。当考虑到个人成本中无法以市场价格体现的部分时,公共交通的吸引力下降,人们更多的是愿意选择私人交通出行,公共交通量和私人交通量分别下降至X1和上升至Y1,减少的公共交通由私人交通来替代。
同样,假设人们的出行消费支出不变,在仅考虑个人成本时,公共交通量和私人交通量分别为X、Y。当考虑到交通的社会成本时,居民的交通出行支出会有所改变。由上面的分析可知,私人交通的社会成本远大于公共交通的社会成本,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将会上升,私人交通则会下降,公共交通量和私人交通量分别上升为X2和下降为Y2,减少的私人交通量由公共交通来替代。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不考虑交通行为的社会成本时,人们更多的是愿意选择私人交通方式出行;相反,当考虑交通行为的社会成本时,人们更愿意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
四、发展公共交通的综合效益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道路空间属于“准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非独占性和非排他性。道路空间的这种特殊性质导致了道路使用者(车辆)出行对道路空间的利用,不可避免会有“搭便车”的行为,产生“公共用地”类的悲剧。为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发展公共交通是最好的选择。
发展公共交通具有广泛的社会综合效益,有形的效益和无形的效益,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见表4所示。
交通事故下降是指发展公共交通后,城市道路机动车出行减少,车辆间的冲突降低,从而减少了机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频率。这不但减少了交通事故损失,而且还给社会、个人和家庭幸福创造了有利条件,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从能源情况看,较之私人交通,公共交通人均使用油耗明显要低。有资料显示,公共交通的人均能源消耗仅为私人交通的l/3。
机动车尾气污染物排放已成为大气环境的主要污染源,机动车辆尾气散热、排放的C02,以及公路硬表面吸放热,是造成城市热污染、产生城市热岛效应的主要因素。发展公共交通,减少了道路上机动车辆的出行,有利于减轻城市大气污染,改善城区大气环境质量;同时也减少了车辆行驶所产生的噪声污染。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减少是因为发展公共交通后,私人车辆出行减少,车辆对城市道路的使用减少,城市用于道路建设的改建、新建投入也随之减少。而且,私人车辆出行的降低也会导致对停车设施需求的下降,从而降低对停车设施的投入。
公交乘客时间节约是指发展公共交通后,整个城市出行顺畅,乘客的出行时间得以节约。
城市土地交通用地的节约指发展公共交通,城市可以减少城市道路的新建和停车场的建设用地。
此外,发展公共交通为社会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渠道,增加了就业机会。公共交通的发展也提高了路网的通畅性和土地的可达性,从而改善了城市布局的合理性,美化了城市景观,提高了城市的整体形象。而且,公共交通的发展给那些无车阶层以社会公平感,也降低了社会犯罪率。
五、城市交通社会成本的内部化
城市交通成本内部化是指通过各种措施,使得城市交通工具使用者承担自己所制造的所有成本,包括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以使社会资源得以公平、有效地利用。
1.城市交通社会成本内部化的作用
人们愿意选择私人交通方式出行,主要是因为有很大一部分的成本是由社会承担的,城市交通社会成本内部化可以起到以下几个作用:
(1)在出行之前正确引导人们的出行行为,减少不必要的出行,从而减少对道路资源的使用;
(2)指导人们的出行选择,使私人交通和公共交通公平竞争,既有利于对道路、燃油等社会资源和能源的高效利用,又解决了部分交通问题,减少了各种环境污染;
(3)有助于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政策的实施,以提高公共交通出行比例,提升社会公平感,减少社会犯罪。
2.城市交通社会成本内部化的措施
城市交通社会成本的内部化可以从经济手段上来进行实施。
(1)收取拥挤费用:在交通过分拥挤地区或路段如城市CBD区,或在交通高峰期,对私人交通采取拥挤收费制度。近年来不少国家采用,如新加坡。
(2)变更停车费:在交通拥挤地区,不同时段对私人小汽车收取不同的停车费,特别是在交通比较拥挤的时段,对小汽车收取更多的停车费。
(3)税收制衡:包括车辆购置税、车辆里程税、汽油和柴油税等。
(4)收取环境污染费:环境污染是私人交通带给社会诸多成本中最为危害的成本之一,也是最难以量化的一部分。实际操作时,可以通过意愿支付法估得人们对环境的意愿支付,再根据车辆的行驶里程进行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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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一是交通信号灯设置不规范。近几年，南充市经济发展较快，车辆保有量迅速提升，但相应的交通设施配套缓慢，部分路口无信号灯设置，或是部分交通信号控制路口存在信号灯设置不规范的问题。车辆、行人通行秩序混乱，易引发交通事故。二是标志标线设置不完善。市区内部分交通标志标线老化，且不规范，现急需更新；新建道路标志标线设置不到位，给事故预防工作带来难度；各主要路段标线不明显，车辆行人难按规定行驶，易造成交通违法。
（二）遍地施工导致通行面积减少。城市道路施工往往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当前南充市多处市政重点工程开工建设，道路封闭施工，对城区交通组织工作带来巨大压力。一是下中坝嘉陵江大桥延伸线工程（高坪岸）全线开工，影响范围广、时间跨度大。二是五星花园商圈及下穿隧道改造工程，南充市人民南路至西河大桥高架桥、团结路口南北向高架桥工程及人民南、北、中路下穿隧道工程北湖路改造工程施工。
二、当前南充公共交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规、政策把握不准，畏难思想严重。在当前执法环境发生变化，规范执法行为更为严格的新形势下，少数民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明哲保身，执法办案只走过场而不攻坚克难，在交通事故、车驾管工作中缺乏应有的为民服务意识。
（二）交通管理工作不完善。各交警大队所管辖的为城区及城乡结合部，道路交通环境复杂：道路平面交叉多，学校、商城、医院、批发市场在主城区，使学生上学放学、市民上下班横穿马路存有安全隐患；城区内商城林立、摆摊设点占道现象严重，道路安全隐患突出；其修建五星花园地下通道、事故多发点段的各类交通安全设施需不断完善，降低事故发生率。
（三）车辆急剧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可忽视。当前，车辆和驾驶人的过快增长带来了一系列不可忽视的问题：一是市区车流量的迅速膨胀，使高峰期交通拥堵现象日益加重。二是停车场位短缺，尤其是丰登路、柳林路、金泉路等路段周边，乱停车现象严重。
三、推进南充公共交通管理的途径
（一）挖掘综合管理效能，改善道路交通状况。为强力推进我市道路交通的改善和提升，以优质的基础设施为保障、以良好的运行服务为支撑，高标准建设交通基础设施、高水平实现交通科学组织、高强度推动交通环境整治、高效率优化交通服务管理、高质量完善交通法规政策、高规范提升交通文明程度综合水准，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优化道路交通通行，挖掘警务资源潜力，系统改善交通状况，努力营造安全畅通、文明有序、高效便捷的城市交通环境。
（二）深化勤务模式，提升通行效率。在充分分析交通流量变化规律特点的基础上，要按照警力随着警情走、警力跟着堵点走的要求，科学调整改进勤务管理模式。一是全面推行“区域责任制”勤务管理模式，以大队为单位，实行“网格化”管理，承包区域、路段、节点，逐步建立长效勤务机制，确保管控实效。二是在平峰时段，减少固定岗民警，加强高峰期时段路面的巡逻管理，扩大勤务覆盖面，最大限度缓解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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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外交；网站；网站关注度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3.08.043
[中图分类号]G203；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3）08-0076-02
0 引 言
我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走向强国之路，不但要抓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等硬实力建设，更要着力提升国家影响力、亲和力和感召力等软实力水平。软实力须以硬实力为基础，但是硬实力不必然形成软实力，在硬软实力的转换过程中，公共外交是不可或缺的工具[1]。
何为公共外交？赵启正认为，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公众3个方面，其中政府是主导，社会精英是中坚，普通公众是基础。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参与公共外交的各方从各种角度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解释外国对本国的不解之处，并同时在国际交流中了解对方的有关观点。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是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的利益，表达真实的国家形象[2]。赵可金给出公共外交的定义则明确了公共外交主客体的双向交流媒介是传播、公关、媒体等手段[3]。
公共外交在我国日益受到政府及学界的重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同志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公共外交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开拓方向，首次将公共外交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党的十报告中，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将扎实推进公共和人文外交，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外交部成立了公共外交办公室，并建立公共外交协调机制。全国已在上海、广东、天津等省市成立多家公共外交协会，旨在汇集开展公共外交研究和实践相关机构的力量，服务国家整体外交大局。与此同时，高校及科研院所也纷纷成立了公共外交的研究机构，像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除此之外，推进公共外交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还有一些非官方智库，影响较大的如察哈尔学会。
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互联网提供了网络公共外交的新渠道和新传播方式。据统计，全球网民数达 24.06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 34.3%，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搜索引擎用户规模达到4.29亿，网络新闻的用户规模达到3.92亿①，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网民约占网民总数的80%。网络通过其传播及交互功能渗透并影响到现实社会、政治、军事以至国家安全等领域，2008年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战事、2009年伊朗的“twitter革命”，无不说明网络能量的强大。各国外交系统都纷纷利用网站、博客、播客、微博等开展公共外交，美国、日本等驻华使馆都纷纷利用微博与中国公众开展互动交流，网络公共外交越来越成为各国公共外交的新宠[4]。网站是整合多种网络传播交互工具的平台，如何开发网站的公共外交效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命题。
1 国内公共外交网站现状
为方便讨论，我们首先界定一下公共外交网站的定义。公共外交网站是指专门从事公共外交研究、实践及管理的网站，按照功能定位可分为公共外交研究型网站、公共外交实践型网站和公共外交管理型网站。公共外交研究型网站主要展示公共外交理论的研究成果及研究动态，公共外交实践型网站侧重于实际开展公共外交工作，公共外交管理型网站则主要政府主管部门的政策、法规等指导性文件，统筹协调指导公共外交。
目前，国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公共外交网站并不多见。从现有的具有公共外交功能的网站来看，按照主办人（单位）性质可以分为3类：① 政府部门主管的相关机构的官方网站，如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官方网站、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官方网站（下称北外网站）；② 民间机构开设的公共外交网站，如GBD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中心主办的中国公共外交门户网——公共外交网；③ 官方或个人的微博，此类网站内容集中在外交外事活动或理论研究与探索方面，这里不做论述。
前两类网站，以北外网站与公共外交网为例，从内容、受众、功能定位3方面来分析：北外网站主要设置了学术活动、研究课题、研究成果、专家言论等内容模块，网站面向的受众是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功能定位上来看，该网站属于公共外交研究型网站；公共外交网包括国内外新闻报道、公共外交理论观点、案例分析、专家介绍、活动报道，环球艺术、公益慈善、外交讲坛等， 内容涉及公共外交活动报道、理论研究、文艺宣传、实践指导等多个层面，网站的受众涵盖国内外普通民众、研究人员、外交外事及涉外机构与人员，是公共外交研究、实践与管理综合型网站。
门户式网站是否适合公共外交，换言之，公共外交网站是要“全能”还是要“专攻”，公共外交的客体主要是外国民众，那么公共外交实践型网站的受众应以外国民众为主，而实施公共外交的主体是本国民众，就是说研究型和管理型公共外交网站应主要服务于国内民众，进一步分析，公共外交研究型网站的受众以研究人员为主，公共外交管理型网站以外交、外事、涉外及公共外交实践人员为主。所以，不同功能的公共外交网站的受众范围有着比较清晰的划分，内容设置应因受众而异。门户式公共外交网站主要存在的问题是面向对象不明确，功能定位不清晰，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
国内专门用来从事公共外交的网站数量少，现有的网站存在功能定位不清晰，内容设置不合理等问题，并且，国内指导公共外交网站建设特别是公共外交实践型网站建设的研究资料很少（作者以 “公共外交网站”为关键字（或主题）在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为0条，以“公共外交”为关键字并包含“网站”，检索结果为10条，以“公共外交”为主题并包含“网站”，检索结果为16条）。本文对网站内容模块的组织形式及网站推广进行分析，并设计出网站关注度的简易评估算法，以期在推进我国网络公共外交实践方面提供方法论的借鉴。
2 网站内容选取原则及内容模块设置
（1） 内容选取3原则： ① 不迎合； ② 不灌输； ③ 讲真话。
（2） 网站内容模块可分为5部分：① 人物纵横；② 城乡风采； ③ 媒体聚焦； ④ 域外视角； ⑤ 市民课堂。[5]
3 网站内容组织形式
3.1 多媒体网站
（1） 图文并茂，以文字叙述为主的形式，如人物纵横、市民课堂等模块。
（2） 媒体聚焦模块，为突出真实性，可采用视频的形式。
（3） 外国人在中国、城乡风采以精彩图片配上简短文字说明的形式为主。
（4） 对于突发事件，还可以设置议题，开展在线民意调查。
3.2 文字版网站
建设相应的文字版网站，当终端用户因下载速度受限无法访问多媒体网站时，直接转向文字版网站。
3.3 慎用论坛、微博等开放式网络媒介
纵观国内几大门户网站论坛，其中不乏色情、暴力、恐怖等低俗内容。一些微博信息充斥着不负责任的谣言、谎言、传言，许多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或故意误读、恶意曲解，不少人还以编造、传播这些信息为乐 [6]。诚如拉扎斯菲尔德和莫顿所言：“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也可以为恶服务的工具；而总的说来，如果不加以适当的控制，它为恶服务的可能性更大。”[7]
如果网站被质疑和虚假的信息充斥其中，无疑会混淆视听。在现阶段网络信息监管机制不尽完善及网络内容过滤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为最大程度地发挥网站公共外交功能、引导网络舆论方向，需慎用微博等开放式媒介。
3.4 网站管理功能的要求
（1） 为考察网站的关注度及影响力，网站应设置浏览统计、评论及评论统计、转发及转发统计功能、引用及引用统计功能。通过数据分析，为网站内容改版和技术升级提供数据依据。
（2） 部分文章应配有英文翻译，方便国外浏览者查阅。
（3） 设置内容审核功能，防止虚假信息及恶意评论的出现。
（4） 设置用户管理功能。除了注册用户的管理，还要记录游客的IP地址、访问时间、访问内容等。
4 网站的推广
网站推广分为“广告语”设计和实质推广两个阶段进行。网站的“广告语”要简短传神，既要体现网站的功能，又能引起受众的广泛关注。
网站可从以下3个渠道推广：
（1） 官方推广。网站广告语及域名可在中国驻外机构（如大使馆与领事馆等）及官方的外事活动中，以适当的形式呈现出来。
（2） 民间力量推广。可以借助相关管理部门，通过中国跨国企业经营活动、民间交流活动、体育赛事、文艺演出、出国留学、旅游等涉外事务推广网站。
（3） 技术手段推广。可以借鉴商务网站推广方案，这里不做论述。
5 网站关注度评估
只有引起网民的广泛关注和兴趣，网站内容才可以得到有效传播。为评估网站关注度，我们引入访问量变化率、国外受众比率、评论率、转载率、引用率、访客关注度等变量。在给出上述变量的定义前，先说明计算引用到的一些概念。
5.1 计算引用到的概念
（1） 本次评估时间点是指评估时的时间。
（2） 上次评估时间点是指本次评估时间点-给定的时间跨度得到的时间。
（3） 初始评估时间点是指上次评估时间点-给定的时间跨度得到的时间。
（4） 本次时间区间是指上次评估时间点到本次评估时间点。
（5） 上次时间区间是指初始评估时间点到上次评估时间点。
5.2 变量定义
（1） 访问量变化率α1：访问量变化率 = （本次时间区间内的总访问量 - 上次时间区间内的总访问量）/ 上次时间区间内的总访问量。并限定
α1 = 0，if α1 < 0α1，if 0 ≤ α1 ≤ 11，if α1 > 1 （1）
（2） 国外受众比率α2：通过IP地址分析，得到国外浏览者的数量。国外受众比率 = 本次时间区间内国外访问量/本次时间区间内的总访问量。
（3） 评论率α3：评论率 = 本次时间区间内总评论量/本次时间区间内的总访问量。
（4） 转载率α4：转载率 = 本次时间区间内总转载量/本次时间区间内的总访问量。
（5） 引用率α5：引用率 = 本次时间区间内总引用量/本次时间区间内的总访问量。
（6） 访客关注度N：
N = μ1 × α1 + μ2 × α2 + μ3 × α3 + μ4 × α4 + μ5 × α5 （2）
限定条件为：μ1 + μ2 + μ3 + μ4 + μ5 = 100μ2 > μ1，μ2 > μ3，μ2 > μ4，μ2 > μ5μ1，μ2，μ3，μ4，μ5 > 0 （3）
为突出网站对外传播的关注度，故限定μ2 > μ1，μ2 > μ3，μ2 > μ4，μ2 > μ5。
给出满足限定条件的μ1，μ2，μ3，μ4，μ5值，就可以计算出访客关注度，根据访客关注度的大小，可评估网站关注度的高低。
主要参考文献
[1] 傅莹.为什么公共外交那么重要[J]. 红旗文稿，2010（23）.
[2] 赵启正. 由民间外交到公共外交[J]. 外交评论，2009，26（5）：1-3.
[3] 赵可金. 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4] 韩方明. 中国公共外交：趋势、问题与建议[J]. 公共外交季刊，2012，9（1）：8-16.
[5] 王国正. 网站建设助推公共外交[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11-30.
公共交通论文范文4
今年的公共外交研究关注的内容范围较广，在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研究思路的拓展上相比往年有较大提高，在研究方法上多数为通过单个或多个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也有不少理论研究的内容。
“新公共外交”拓展理论与历史深度
2016年，学术界在有关公共外交的概念或理论的研究中，主要关注非政府层面即公民社会成员参与公共外交的实践，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共外交”理论内涵的变化。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是David Fitzgerald在对Geoffrey Wiseman于2015年出版的著作《孤立或参与：敌对的国家》的评论中总结：公共外交的内涵包括三部分，国务院层面做出的公共外交、政府各部门的公共外交努力以及政府以外民众的公共外交举措 。
不少学者⒄庖槐浠了的公共外交称为“新公共外交”，并对其产生的原因和可能导致的后果做出了分析。Elena Gurgu， Aristide Cociuban认为“新公共外交”的产生有三个原因：1.全球化导致信息传播范围扩大； 2.信息传播助长了公民在决策中的参与和监督意愿；3.民主国家数量增多导致民众对政府决策的信任度降低，政府需要致力于关注国内舆论和推动公共外交 。①Yvind Kalnes， Eva Baky则以影视作品为研究对象探讨新的国际形势下的新公共外交发展状况，并指出新公共外交的发展加大了国际事务的不可预测性。“新公共外交”的大量参与者既然非政府成员，获得充分了解政府政策的可能便是其产生作用的前提，这就强调了“新公共外交”实践的双向互动要求。DB Wharton总结了“新公共外交”诞生的约15年，指出其包含的三个要素，即公众参与、双向交流和社会化媒体的崛起②。双向交流成为了这一年公共外交研究的关键词。
因此，美国的公共外交实践在学术界的研究中开始出现不少负面评价。Foad Izadi在《美国的公共外交：一个理论论述》中指出，美国的公共外交“缺乏道德合法性”，往往是单向的信息灌输和形象塑造。文章用霸权主义、美国例外主义、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理论，奠定了研究美国公共外交的新的理论框架，明确指出良好的公共外交需要双向的交流互动。在围绕《穆罗的冷战：肯尼迪政府的公共外交》③一书展开的讨论中，Ray Niekamp认为虽然上世纪60年代中期，“宣传”一词被“公共外交”代替，但美国早期的公共外交仍与政治及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密不可分 ，Liyoon Karen Han等学者亦在对美国公共外交案例的研究中认为其公共外交模式基本属于单向输出，不符合新公共外交时代的双向交流互动的需求。
同样的结论出现在对俄罗斯公共外交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其公共外交做法与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倾向于选择与亲俄的公众建立良好互动而避开其他敌对的人群，这导致它在推动与他国的伙伴关系的努力上具有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削弱了其公共外交活动的影响力，导致其难以说服原本不亲俄的人群④。
新媒体重塑公共外交研究热点
2016年对公共外交的研究，越来越多基于新媒体平台展开。其中大多数研究都采用了案例分析的形式，还有不少将不同国家的公共外交案例做了对比分析。
（一）新媒体公共外交
新媒体公共外交是相对于传统的媒体外交而言的。社会化、网络化媒体出现后，公共外交的渠道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新媒体公共外交是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今年对新媒体外交的研究，既有宏观的对社会整体形势的探讨，关注新媒体外交的形成原因和影响，也有针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关注这一公共外交手段应用的过程和效果。研究的具体对象已从对新媒体在公共外交领域的应用情况的现象描述，转变为深入探讨新媒体的特性以及应如何推动新媒体外交的发展。
Zhao Geng研究了美国大使馆的微信公共账号，发现其对中国的民众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同时，他认为新媒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日益体现，是一种有益补充。Yong-Seok Choi， Hyo-Mi Kim进一步给出了社交媒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逻辑，认为通过社交媒体，可以充分展示一国的文化内容，而公众对公共外交涉及的具体文化内容的喜爱程度影响其心中的该国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则影响其对国家品牌的喜爱度和忠诚度⑤。
传播革命改变了公共外交的范式，区域媒体的崛起为小国提供了挑战大国信息权威的机会⑥，但这并不一定总是带来好处。Miriyam Aouragh的《Hasbara 2.0：数字时代的以色列公共外交》解释了互联网在巴勒斯坦是一个反政府信息传播的空间、但在以色列则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情况。以色列的哈斯巴拉项目意在转移国内外的公众舆论，但事实上对其公共外交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反而强调了其暴力殖民的形象 。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是新公共外交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新媒体外交能够在不同的国家同时形成的原因。但是多数学者的研究方法仍局限在针对传统媒体外交的研究方法中，针对单一国家或者单一案例做实证分析，而没有考虑到新媒体外交本身所具有的全球性特点――当前的公共外交不再仅仅是一国的公共外交，而应当认为已经成为多国甚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复杂交流（示意图如下）。
Seow Ting Lee和Julian Lin关注到了这一点，在研究方法上做了很好的尝试。在他们的研究论文《公共外交和公共关系的一种集成方法：对美国、中国和新加坡五年的政府信息的分析》中，他们指出政府，尤其是外交部，在新媒体平台上信息以获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是公共外交的手段之一。2008-2012年间，美国、中国、新加坡三个国家的政府在线了13，714条公共外交文本，但在大多数话题上的立场并没有一致性，这显示出公共外交的单向性没有得到大的改变，国际社会的相互理解和合作面临障碍⑦。
（二）文化教育外交
与媒体公共外交一样，文化教育外交也是一个传统的研究议题。2016年的研究中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较多，有中、俄、美、澳、日、欧盟等。
汉弗莱计划、孔子学院等是以往研究的热点，去年对孔子学院的研究热度比往年有所降低，但仍有不少关注。Yuxiang Du对中国在134个国家建立了500多所孔子学院的收效予以了肯定，不仅称这是近年来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外交努力，还通过研究指出与非孔子学院学生的人相比，孔子学院的学生在看到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时并不会轻易改变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zhengjie Yuan等则批评孔子学院在政治立场上踌躇不前，认为中国并未通过孔子学院的发展获得显著的全球利益，并且认为从孔子学院的运营管理受到各种限制可以看出，中国在管理全球文化网络上还没有足够的经验。
@两年，对清华大学的苏世民学者项目和北京大学的燕京学堂项目的建立，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提升软实力、加强国际教育交流的重要举措，是教育角度的公共外交的持续努力的体现，有了这两个新的项目后，中国将在国际社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⑧。
除了中国的文化教育外交以外，学者们还关注了欧盟在东亚所做的外交努力――2004年以来欧盟在东亚建设了11个欧盟中心并开设了两个项目⑨，以及俄罗斯为促进教育角度的公共外交――大量招收国际学生并有意识地在经济、文化、学术理念的传递中遵循其政治理念。学者认为，俄罗斯很明显地将独联体国家作为其推广高等教育和招募国际学生的主要“目标受众”，这符合其对外政策。俄罗斯的公共外交尝试有助于改善其负面的外部形象，国际学生在回国后将充当“俄罗斯外交官”的职能⑩。
（三）文化活动和非政府组织作用
从对公共外交的内容的认知理解上看，文化外交是最符合人们对其认知的一类，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也最包容的一类，同时也是研究最多、关注点最广的一类。因为不同的国家、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特点，在研究中也往往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2016年学者们就关注了美国、印度、土耳其、伊朗、以色列、保加利亚、克罗地亚、马耳他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外交。他们认为，不同于立竿见影的媒体外交或文化活动、体育外交，文化外交的作用是渐进的。要获得期望的公共外交效果，需要较长的周期和花费较多的精力。不过，文化外交的效果持续性极强。因此，Deepa Anagondahalli，LinZhu指出，在外交谈判时可以通过一国的文化形势对其态度、立场做出预测，以文化外交应对文化孤立，尽可能地避免发生外交危机并促进良好交流效果的产生 。
具体地，Theodora Dragosti nova研究了冷战时期保加利亚的文化输出对美国国内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认为其体现了一个小国的惊人的公共外交成果 。Erman Akilli，Federico Donelli从土耳其与古巴关系的例子研究土耳其对拉美地区和加勒比地区的软实力外交战略，可以认为土耳其对加勒比地区的公共外交努力是成功的，增加了其在当地的存在感和影响力，并指出“清真寺外交”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外交形式 。Viktorija Car等人对宝莱坞文化的研究表明，公共外交的重要作用是通过一个国家的文化和艺术打造国家和民族品牌，并使之成为一种典型的软实力外交的象征。但是，这一经典文化的传播却导致克罗地亚学习社会科学的大学生们形成了对印度的刻板印象11，这是传统文化时常会面对的尴尬场景。
文化外交的一个子议题是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外交，这类活动可以比一国的政府、民众等实行的公共外交活动更有效地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去年，有两位学者专门针对青年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外交活动做了研究。Rohollah Modaber认为，青年非政府组织通过超越国界的福利和慈善计划，在公共外交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在文章《利用青年非政府组织开展的青年外交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中说，青年间的交流可以促进不同国家公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在民族冲突、移民、疾病蔓延等话题上加强全球合作。Saeed Sarabi据此补充研究认为，对青年非政府组织，为他们提供国际交流项目支持可以有助于利用其向他国传播本国文化，进行公共外交活动 12。
此外，有学者呼吁从文化产品的接受角度讨论文化外交的效果。David Clarke指出，尽管我们都了解文化外交对展示和强化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但一直以来，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都忽略了他国对本国文化产品的接受程度，而只关注输出的过程。如果可以更多地关注和引导文化外交的接收，促进公共外交的对象国主动、宽容地对本国的文化外交作出积极反馈，可以实现更好的公共外交效果。
除此之外，2016年数个国家推动了在社交媒体上有针对性地消除恐怖组织的宣传影响的努力。去年，有学者重点关注了恐怖组织的“公共外交”手段，尤其是借助新媒体平台，针对具体的案例进行了分析。Moran Yarchi在《恐怖组织对公共外交的利用：限制与冲突》中研究了不同的恐怖组织在宣传的方式和具体信息类型上的异同。研究针对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斯兰国这四个被广泛声称的恐怖组织的“公共外交”手段展开。这项研究表明，与国际社会处于全面冲突状态的恐怖组织会尽量避免直接与国际社会的沟通接触，但仅有有限冲突的则更善于使用公共外交手段宣传自己 。
更具w的案例来自“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行动：它通过媒体及其他传播手段信息，提高自己的曝光率并设置议程框架，塑造自己的“国家品牌”以吸引与其价值观相近的公众，并最终帮其实现招募支持者的目的13。其社会交际策略与当前国际社会通用的公共外交策略十分类似。
中国的新媒体公共外交继续受到关注
多年来，国际学术界的公共外交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针对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分析讨论占比较大，针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小国的关注较少，区域关注度不平衡。2016年，这种现象有所改善，针对不同国家的研究数量增长明显，针对上述三个大国的研究亦不再话题过于集中。比如Jad Melki，May Jabado研究了西班牙上世纪60年代就通过举办展览进行了公共外交的尝试的案例，说明了公共外交在一开始就并非只适用于民主制政体。同样地，Ellen Huiigh的研究显示印度尼西亚在从一个“独裁国家”转变成一个新兴的民主力量的过程中，其公共外交模式也在不断发展 。另外一个案例是波兰，Beata Ociepka将波兰描述成一个从西方广播政治宣传的对象转变为传播者本身的国家，通过Belsat TV向白俄罗斯的民众传达信息，成为代替其国内媒体的重要信息来源。这种媒体的努力是成功的，波兰在传播中也充分结合了自己国内的历史，成为公共外交的典型 。
中国作为公共外交的新兴国家，同样受到高度的研究关注。近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尤为关注，因此大部分围绕软实力建设的研究都以中国作为案例。比如Claude Zanardi认为中国的公共外交战略文化具有二重性，即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包含孔子学院和海军建设两部分，反映出中国政府在增强国内凝聚力、重新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避免苏联只注重打造国家硬实力方面的错误14。但是，整体而言，国际学术界对中国以公共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努力的评价仍然存在刻板印象。Paul SN Lee认为自从2012年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以来，中国的软实力建设从强调和平崛起的意愿向争夺国际话语权转变；Jan Servaes提出中国梦不允许自由议论，中国的公共外交策略带有浓厚的传统政治色彩 。
Cao Wei研究了2005-2012年间中国的公共外交政策在不同国家的收效，发现其在俄罗斯得到了明显成效，在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则没有明显体现，在德国甚至表现出负面影响。“与之相对的，中国的军事力量的增长比公共外交举措更大地改变了他国对其的印象，尽管这往往是负面的改变”。
在区域上，典型的文章是Catie Snow Bailard在《中国在非洲：中国传媒的扩张对非洲舆论的影响分析》。她认为2006年，中国政府为提升在非洲的软实力而策划实施了一项媒体发展计划。该学者对比了2007年和2013年的数据，认为在其关注的非洲的六个国家中，中国的这项公共外交努力取得了期待的成效。Yu-Shan Wu对中国媒体的努力效果则持有不同意见，认为尽管中国试图为其公共外交的努力营造一个广泛适用的环境，它对非洲大陆的动态变化仍然缺乏足够的考量，因此中国的公共外交在南非及其他非洲国家有潜力也有局限15。
对于中国的新媒体活动，海外也有较多的关注。比如，相比较往年谈及中国的新媒体外交首先出现的平台是微博，Zhao Geng在《美国在微信公众号上对中国的新媒体公共外交的研究》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微信已成为各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在中国民众中开展公共外交的新平台。这是将微信作为新媒体外交研究的主角的创新研究。Zhao Geng通过研究美国大使馆的微信公共账号，发现这一公共外交手段的影响作用是潜移默化的，这是以往未被指出的社交媒体的公共外交影响特点――其他的公共外交途径如传统媒体、文化教育、体育活动等都难以做到浸润式的影响，社交媒体的强互动性帮助其实现了这一点。
总体而言，2016年的国际学术界对公共外交的研究成果数量多、内容范围广、重视区域平衡，质量较往年有所提高。遗憾的是，在去年的国际研究中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相关的公共外交努力没有被作为公共外交的研究对象，大部分研究――无论针对中国或他国――是对已有案例的分析论证，缺少前瞻性的内容。不过尽管如此，今年的这些研究成果已经为之后的公共外交理论和实践讨论提供了不少新的方向和话题，如新公共外交理论下国际事务的不可预测性和国家谈判策略立场的可预测性，如新公共外交实践中如何建立有效的双向互动甚至多向互动交流以实现公共外交努力的预期效果等。
「注释
①Elena Gurgu， Aristide Cociuban， New public diplomacy and its effects on international level，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People， 5.3 （2016）： 46-56.
②DB Wharton， Diplomacy and Dialogue for Stability in Africa： A Conversation With David Bruce Wharton， The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40.2 （Summer 2016）： 49-55.
③Gregory M. Tomlin， Murrow’s Cold War： Public Diplomacy for 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 2015.
④Thomas Just， Promoting Russia abroad： Russia’s post-Cold war national identity and public diplomacy，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Vol. 22， No. 1， 82C95.
⑤Yong-Seok Choi， Hyo-Mi Kim，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Diplomacy with Social Media on Country Image and Country Brands -Focusing on Cultural Contents， The Journal of the Korea Contents Association， Volume 16， Issue 3， 2016， pp.426-438.
⑥Marwa Fikry Abdel Samei，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Clash of Satellite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Vol 4， No 2 （2016）.
⑦Seow Ting Lee， Julian Li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Public Diplomacy and Public Relations： A Five-Year Analysis of the Information Subsid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2016.
⑧Emily T. Metzg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as Public Diplomacy Tools_ China-Based University Programs for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6， Vol. 20（3） 223C241.
⑨Hungdah Su， EU Public Diplomacy in Asia： A Case Study of the EU Center in Taiwan， Asia Europe Journal， 14.3 （September 2016）： 337-351.
⑩Sirke M？kinen， In Search of the Status of an Educational Great Power？ Analysis of Russia’s Educational Diplomacy Discourse， Problems of Post C Communism， 63.3 （2016）： 183.
11Viktorija Car， Lidija Kos-Stanisic， Zrinka Viduka， The Limits of Soft-Power Public Diplomacy： Consump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Bollywood movies among Croatian students of media，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science， Teorija in Praksa， 53.5 （2016）： 1213-1235，1277.
12Saeed Sarabi， Development of appropriate strategies for promotion of the national outlook and development document of Iran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NGOs， Journal of Current Research in Science， Supplement， 1 （2016）： 553-559.
13Jad Melki， May Jabado， Mediated Public Diplomacy of the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Syria： The Synergistic Use of Terrorism， Social Media and Branding，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Vol 4， No 2 （2016）.
公共交通论文范文5
【关键词】公共外交；中国；日本
2010年8月16日，日本政府公布第二季度产出为1.28万亿美元，略低于中国的1.33万亿美元，日本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为0.4%。①中国也因此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日本《朝日新闻》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50的日本人认为GDP被中国超过是件大事。除此之外，两国之间屡次发生的“事件”也昭示了中日两国由于经济发展、历史问题等原因存在着各方面的矛盾与摩擦，而目前日本国内由于经历了海啸、核泄漏等事件造成经济不振，国内怨声载道，所以大有可能将矛头引向中国，再次宣扬“中国”，以此转移民众的注意力，这也是我们在两国发展进程中所需要警惕的。面对这种可能对两国关系发展存在潜在隐患的状况的发生，在两国政府层面进行沟通交流的同时，需要加强与对方国家民众的交流与理解，即采用公共外交的方式加深彼此的信任，减少猜忌与误判，从而促进两国关系的平稳发展。
一、对日开展公共外交的现实紧迫性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早在1965年就由美国学者格里恩创立，在冷战时期被美苏为代表的两大阵营作为向对方阵营的公众进行“舆论宣战”的工具，冷战结束后，公共外交曾一度“销声匿迹”，而在2001年发生“9・11”事件之后，公共外交又一次被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所重视，原因在于当前国际舆论环境已经成为一国发展所面临的不可忽视的要素之一，而公共外交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本国政府与他国民众的一系列沟通、互动影响他国公众舆论，获取民心，从而为本国发展赢取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公共外交区别于传统政府外交的根本就在于将公众纳入到外交的范畴中，而不是纯粹的官方之间的往来，但也并不等同于单纯的民间交流，简单的说，公共外交的主体是一国政府，而客体则是对方国家的公众。
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失去的十年”使得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民众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国内矛盾在邻国中国政治、经济日益发展的背景下愈发显得激烈，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目标也因此受到国内发展环境与国际社会的重重阻碍，种种因素使得整个日本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心理变动，由之前以繁荣的经济自居于“亚洲第一”的心态将中国作为“等而下之”的国家到现在不愿承认中国的强大而又必须面对甚至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恐惧心理，害怕被日益崛起的中国所“威胁”，甚至在东亚地区被边缘化。这种既自大又自卑的复杂心理被日本国内的保守主义分子和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利用，自1990年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开始，“中国”作为转移日本国内民众视线的工具被不断的宣传并夸大，这也成为中日两国民众好感度、互信度日益下降的因素之一。
正是由于受到日本国内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思潮上升的影响特别是日本部分媒体的误导，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也不断下降。据日本内阁府1996年舆论调查数据看，日本人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比例：1980年为79%，1986年为60%，1992年为55.5%，1995年为48.4%，1996年为45.1%②。而由《望东方周刊》和日本《读卖新闻》合作进行的针对日本全国和中国十大城市的调查则显示，2010年中日两国国民的互信度下滑到自2006年来的最低点。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即便是在近几年两国关系出现“政暖经热”的状态时，两国之间“民意冷”的状态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
两国民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对方的认识和态度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在信息高度发达、公众广泛参与外交的今天，任何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都不得不把“民意”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中日两国政府也不例外。两国“民间之忧”已经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而这种“民间之忧”极有可能会因为中国的继续发展和日本国内极端分子的利用而变的更加深化，以至于演化为阻碍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绊脚石。而这对于两国各自的进步甚至东亚地区的和平都是极为不利的，因为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关键之一在于中日两国的合作，尽管我们两国存在众多历史问题、现实纠纷，但其共同利益要远大于彼此分歧。因此，对日积极开展公共外交，缓和两国关系就成为现实之需，并且极为迫切。
同时，通过历史实践也证明通过公共外交的方式对促进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加深彼此公民社会的理解是大有裨益的。在中日两国还未建立正式邦交关系之前，我国就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加强了与日本民间的联系。敌视中国的岸信介政府时期的“围棋外交”，池田政府时期的“兰花外交”，以及佐藤时期的“乒乓外交”都在中日两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背景下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了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进程。建交之后，中日两国更是加强了双方在文化、教育、媒体等方面的交流与沟通，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程度在80年代曾一度达到顶峰。在80年代，中国政府曾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并与中国青年友好联欢了15天，3000人的规模堪称中日民间交流之最，也因此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日民间交好的代表性事件。③
因此，无论是从维护东亚安全与和平的宏观角度出发，还是从缓解甚至化解两国矛盾，促进两国友好发展来看，对日本开展公共外交都成为大势所趋甚至是刻不容缓之举措。
二、对日公共外交的策略方法
在明确了现阶段对日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之后，采用哪些策略方法来开展公共外交以及在开展过程中所要注意的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在对日公共外交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媒体的作用。在当代信息社会，媒体在公共外交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因其传播信息、影响舆论的速度与强度都无法替代，而公众对媒体的依赖度也愈发强烈。因此，在对日开展公共外交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我国以及日本国内媒体影响公众舆论的作用，及时将针对我国的一系列负面言论予以解释更正，同时利用媒体客观真实积极的报道来向日本民众展示一个真实的、负责任的、睦邻友好且不会对日本造成“威胁”的国家形象。创立于1996年的日本侨报社通过在日本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加深两国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该报社从2007年开始每年推出一本《必读：有趣的中国》，该书由日本著名翻译家三潴正道教授带领团队翻译，而翻译内容则是摘录自《人民日报》中的经典文章，并配以图片、评论等。这样的举措使得日本国内的民众能够以他们看得懂的语言了解一个更加客观、真实的中国，除此之外，日本侨报社还在日本创立“星期日汉语角”，举办日中作文大赛，创办日中翻译学院等，一系列的突破与实践为我国对日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崭新的空间。
其次，应高度重视华人华侨在开展公共外交中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应向以色列学习其“族裔外交”，以色列凭借在美国庞大的犹太人群体建立起多个旨在影响美国国内关于以色列舆论的利益集团，借此间接维护以色列国家利益。我国的华侨华人数量众多，邓小平在1993年也曾表示，“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④。而目前“在日华侨华人和留学生总数已逾70万，其中改革开放以后赴日的新一代华侨华人就占了95%”⑤。因华侨华人与当地民众有广泛的接触，对所在国的社会发展状况较为了解，通过这部分群体建立相应的社会团体、利益集团等能有效的与所在国民众在进行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建立互信友好关系，从而为双方发展达到增信释疑的目的。日本自2009年9月上台后决定给予在日本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在地方的参政权，而这其中就包括十几万日本华侨，这就为我国对日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我们可以吸引这批在日华侨，建立相关机构，利用他们对日本社会生活各方面更深刻、更熟悉的了解以及对祖国强烈的爱国心和对祖国现状的熟知的优势，促进他们与当地主流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接触和沟通，从而进一步加强日本国内公众对中国的客观了解和全面认识。
再次，应重视发挥公民社会行为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公众的参政意识，特别是对一国外交事务知晓、参与的诉求愈发强烈，由此也产生了一大批由公众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等，而公共外交的发展趋势也恰恰是要逐渐淡化政府“抛头露面”的机会，而更广泛的交由非政府组织甚至是个人来开展，由此减少他国民众因有政府出面而产生的不信任感。由中国日报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日本“言论NPO”组织联合举办的“北京东京论坛”自2005年以来已连续举办了七届，论坛邀请了中国、日本的新闻界、学术界、商界、学校社团等众多主体参与并讨论中日两国发展中的问题、摩擦、公众舆论、共同发展前景等一系列主题，为我国开展对日公共外交提供了新的渠道。
最后，要积极开展中日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文化最能引起他国民众兴趣与共鸣，而中日两国在文化及教育交流方面的历史经验源远流长，“遣唐使”的到来与“鉴真和尚东渡”都传为佳话。甚至是在20世纪中日两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也未能阻挡两国民间的文化往来。通国两国文化、教育的交流能够使日本国内公众从多个不同的角度了解中国“之所以然”的文化背景及传统因素等。2010年在中日两国关系低谷的状况下，我国依然邀请了1000名日本青少年参观上海世博会，并应邀派出2000多名高中生和教师访问日本。目前我国在日本也已开办了12所孔子学院和6所孔子学堂以及汉语角等机构作为向日本民众传播我国文化，教授汉语的平台，一系列的举措也彰显出文化教育交流在中日两国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三、小结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尽管两国之间还存在着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也出现了因各自的发展需要而导致的利益纠纷，但是友好合作发展终究是大势所趋，也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要求。面对日本社会对我国的“敌视”态度和日本民众的“冷漠”，我国应从全局出发，积极利用公共外交的方式向日本民众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并逐渐改变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民族主义分子对民众的影响，进而能够改善日本国内对我国负面甚至是偏激的看法，从而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健康发展塑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与舆论平台。
注释：
①“日本二季度GDP低于中国，中国成第二大经济体”，finance.省略/a/20100816/004297.htm。
②日本经济新闻，1997一03―07。
③刘国华，李阵：《公共外交：实现中日关系和谐发展的根本出路》，载《东北亚论坛》，2007年3月第2期。
④刘宏：《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公共外交》，载《公共外交季刊》，2010年4月，news.省略/mainland/special/PublicDiplomacy/lilun/201004/0422_10032_1610949.shtml。
公共交通论文范文6
关键词：城市轨道交通;公共服务设施;线网规划;空间耦合;布局优化
中图分类号U231 文献标志码A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及机动化的飞速发展，面对生态、低碳等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逐步完善，城市轨道交通以其运载量大、快速高效、节能环保成为各大城市积极发展公共交通、追求绿色交通的优选方式［1-2］。但由于轨道交通建设周期长、投资大、具有不可逆转性，以及对于城市空间结构及土地开发的导向作用［3-5］，其线网的合理规划就成为充分发挥轨道交通综合效益的重要前提。作为大运量的交通工具，轨道交通需要大量客流作为支撑，对土地开发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而作为公共交通工具，轨道交通是服务于公共需求的，应为公众的日常出行提供便捷顺畅的服务，尤其是对基础民生需求的服务设施更应予以覆盖，因此，轨道交通的线网设置应充分结合具有较高人流集聚度的公共服务设施。基于此，本研究首先论证了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基于公共服务需求导向的必要性，继而从理论的角度论述在公共服务需求导向下的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理念、流程与策略，进而以天津市为例展开实证研究，并提出线网优化的相关建议。
1公共需求导向线网规划的必要性
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消费的持续增长，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文化、教育、医疗保健等公共服务的消费需求在明显上升(见表1)。由此，也就极大地引发了这些公共服务设施的到发交通量，使其在汇集大量人流的同时，往往也成为城市主要的交通拥堵节点。因此，大力倡导公共服务设施与城市公共交通，尤其是运载量更大、线路运行多集中于地下的轨道交通的有机结合，不仅可以有效缓解地面上的交通拥堵，而且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可达性，扩大其服务半径，并强化其设施配置与利用效率［6］。与此同时，公共服务设施的大量人流也可以为轨道交通提供非高峰时段长期稳定的客流支撑，从而提高其运营效益。从区位优势的角度而言，公共服务设施较多之处是城市服务区位优越的地区，而轨道交通沿线则是城市交通区位优越的地区，二者均对周边用地具有明显的带动提升作用，使得在土地使用功能、强度以及土地价格分布方面形成以公共服务设施或轨道交通站点为核心的圈层式梯度级差分布特征［3］。因此，轨道交通的线网规划如能与公共服务设施有机结合，将使二者之间的合力效应最大化。而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讲，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的基础民生需求，轨道交通作为面向全体市民的公共交通工具应尽可能对其予以覆盖，以满足广大市民的日常出行需求。
2公共需求导向线网规划的理论解说
城市轨道交通的线网设置遵循“流量”原则，即“线随人走”，而公共服务设施作为居民日常出行的主要吸引点，其大量的人流集散可以为轨道交通提供全天候、全时段的稳定客流支撑。因此，下面将在轨道交通与公共服务设施合力效应最大化的目标指导下，探讨基于公共服务需求导向的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优化。
2．1规划优化的理念基础———耦合机制
“耦合”一词本是机械专业词汇，本文所提出的“耦合”概念，从广义上更多的是强调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地区与公共服务设施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由于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的集中与疏散、对于城市空间结构及土地开发的导向作用主要是通过轨道交通站点来完成的，因此，城市轨道交通与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耦合就主要体现在轨道交通站点与公共服务设施的耦合上。城市轨道交通站点与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耦合是以公共服务需求为导向的相互作用与共同演化的过程。一方面，公众对于公共服务产品消费的提升诱发了巨大的交通运输需求，使得交通网络不断适应这种需求规模的扩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出行需要［8］。这种以公共服务需求为导向的城市交通供需适应过程，是空间耦合发展的前期过程，也是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轨道交通的快速高效使其具有强大的时空收敛性，同时其相对于城市道路系统因交通拥堵而产生的不确定性而言具有更高的可靠性，而这也就成为促使空间耦合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2．2规划优化的流程手段———叠合分析
轨道交通站点地区作为轨道交通与外部沟通联系的重要节点，其与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耦合是实现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优化目标的重要手段。关于轨道交通站点的空间影响范围没有明确界限，在实践中，通常有4种划分标准:步行半径、功能—文脉因素、地形标志、开发边界［9］。本研究从实用角度出发，选取步行半径作为确定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地区范围的标准，即以站点为核心、500m半径(步行10min)的范围。如果公共服务设施与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地区在空间上有重合，则认为二者在空间上耦合一致;如果无重合，则意味着二者不能达到最有效的相互支撑状态。通过将轨道交通站点地区与文化、体育、教育和医疗4类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进行叠合，分析其对各类设施的交通支撑情况。进而将4类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进行分层叠加，得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总的空间分布，再将轨道交通站点地区与之进行叠合分析。针对轨道交通没有通过的公共服务设施的集中区域，进行线网布局优化调整(见图1)。
2．3规划优化的具体策略———双向互动
在城市的建成区，轨道交通的线网设置通常滞后于公共服务设施的发展，因此，轨道交通线路的规划布局应充分考虑对于公共服务设施的有机串联，实现轨道交通站点与公共设施的高效耦合。但随着轨道线路规模的不断增长，轨道交通网络的日益发展和完善，其对于城市空间发展的变革引导作用也将不断显现，进而诱发公共服务设施体系的更新完善。那么，对于这些在新的城市空间体系架构下拟规划建设的公共服务设施，在选址时应尽量考虑临近已建成的轨道交通站点，以通过二者的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实现合力效应最大化。
3公共需求导向线网规划的实证研究
《天津市市域综合交通规划(2008—2020)》确定中心城区的轨道交通线网为环放式结构，由10条城区线组成(见图2)。目前，地铁1、2、3、9号线已投入运营，地铁5、6号线正处于建设之中，而地铁4、7、8、10号线的线网布局仍处于规划之中。由于轨道交通建设的周期长、投资大、建设具有不可逆转性，因此，探究尚未进行建设线路的规划布局优化十分必要。
3．1轨道线网与公共设施的耦合分析
分别叠合2020年规划轨道交通系统(根据《天津市市域综合交通规划(2008—2020)》确定)与城市的文化设施、体育设施、教育设施和医疗设施，结果如图3、4所示。其中，文化设施和体育设施与轨道交通站点的耦合程度较高，分别有86%的文化设施和100%的体育设施都有500m范围内的轨道交通站点结合设置，但32%的教育设施和37%的医疗设施在其500m范围内没有轨道交通站点支撑，轨道交通的节点网络未能与教育设施和医疗设施充分结合。对于目前未能耦合的城市轨道交通站点与公共服务设施，宜根据现状和耦合的临近性原则进行整合。对于已经建成的轨道交通站点，新规划的公共服务设施应当充分结合站点进行规划;而对于现状的公共服务设施，新规划的轨道交通站点应当考虑与之结合设置。
3．2轨道线网规划布局优化建议
通过将文化、体育、教育以及医疗4类公共服务设施分层叠加，得出天津市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总体布局，并将其与轨道交通站点地区进行叠合分析。总体来说，天津市的轨道交通线网与公共服务设施的耦合状况较好，轨道交通基本串联起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集中区域，但仍有3个公共服务设施较为集中的区域存在轨道交通服务盲点(见图5)，即丁字沽文化中心片区(片区1)、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中医药大学片区(片区2)以及实验中学—儿童医院片区(片区3)。下面将分别针对这3片区域提出轨道交通线网的布局优化建议。3．2．1丁字沽文化中心片区文化中心是一个城市或地区进行文化展示、交流，市民从事文化活动的场所。丁字沽文化中心片区是天津市红桥区的区级文化活动中心，包括红桥区图书馆、展览馆等公共文化活动设施。其附近共规划有地铁1号线、4号线和8号线3条轨道交通线路，但与各线路最近站点的距离都在700m以上。由于地铁1号线已经建成通车，因此建议离丁字沽文化中心片区最近的轨道交通站点，即地铁4号线和8号线的交点适当向西北方向移动，以实现对于丁字沽文化中心的500m轨道交通站点覆盖。3．2．2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中医药大学片区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以及中医药大学是天津市的3所知名高校，在校师生共计约7万多人。但在3所高校合计占地约4．3km2的范围内并没有轨道交通站点，即使是最近的轨道交通站点也有1000多m的距离，这样既不利于高校师生的日常出行，也不利于轨道交通非高峰时段的客流收集。而通过对国内其他城市知名高校轨道交通支持情况的分析(见表2)可以看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主要出入口500m范围内至少拥有1个轨道交通站点。因此，建议对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中医药大学片区周边的轨道交通线网布局进行优化调整。由于地铁3号线已经建成通车，地铁6号线正处于建设之中，该片区附近仅可对地铁10号线进行线路调整。考虑到原规划对于地铁10号线的功能定位以及与地铁1号线换乘的便捷性，线路自与地铁1号线相交于海光寺站后，将原规划的沿新兴路走向，调整为沿卫津路走向，并分别于天津大学东门以及南开大学东门附近设立轨道交通站点(见图6)，以实现对于天津大学以及南开大学的轨道交通支持。但基于现状的建设运营情况仍无法实现轨道交通站点地区对于中医药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的覆盖，建议以后在增加新的轨道交通线网时优先考虑该片区。3．2．3实验中学—儿童医院片区实验中学是天津市著名的5所中学之一，占地3．3hm2，共有在校师生3200多人。而儿童医院则是天津市唯一的一所三级甲等综合性儿科医院，院内有限的停车位造成大量的路边停车，使得该区域经常出现交通拥堵甚至瘫痪。因此，加强该区域的轨道交通建设十分必要。而考虑到该片区周边的轨道交通建设情况，地铁3号线已经建成通车，地铁5号线正处于建设之中，因此，结合地铁10号线在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中医药大学片区的调整，在南开大学东门站后，与地铁3号线相交于吴家窑站，继而沿吴家窑大街方向行至与友谊路交口，与原规划线路相连，并增设儿童医院站(见图6)。这样调整线网布局，才能较好地满足对于实验中学和儿童医院的轨道交通支持。3．2．4零散分布的公共服务设施基于轨道交通高昂的建设与运营成本，其站点设置不可能完全覆盖中心城区内所有的公共服务设施，对于部分分布较为零散的公共服务设施，为提高其日常出行的便捷性及可达性，建议加强其与轨道交通站点的公交接驳。
4结论与建议
交通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城市中极少数人纯粹为了享受交通而交通，大部分人出行是由于他们希望从目的地得到社交、娱乐、教育、就业以及其他机会和好处［10］。因此，作为大运量的公共交通运载工具，城市轨道交通的线网设置应充分结合具有较高人流集散度的公共服务设施，以满足公众的日常出行需求。本文通过对天津市轨道交通站点与公共服务设施的耦合分析，提出天津市轨道交通线网的优化调整建议。但基于天津市现有的轨道交通建设情况，仍然无法满足对部分公共服务设施较为集中区域的轨道交通站点覆盖。因此，建议准备新建轨道交通线路的城市应在现有轨道交通线网与公共服务设施耦合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存在轨道交通服务盲点的公共服务设施集中区域，新线路的站点设置应充分与之结合。而对于新规划的公共服务设施，在选址时应尽量临近已建成的轨道交通站点，从而实现二者的相互支撑、相互促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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