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传播论文范文1
【关键词】中国文化传播；对外汉语教学；留学生汉语教学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古代文献《周易》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刘向《说苑・指武》中的“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也提到了“文化”一词。此后，史书和文学作品中“文化”这个词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使用频率逐渐增多，大致沿用着“以文教化”的意思。当今，“文化”已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即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积淀，是人类在发展进化过程中长期创造所形成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结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文化的支撑。
文化传播也即文化扩散，是将一个社会的思想理念、技能经验和文明创造传播到另一个社会，从一个区域传播到另一个区域的过程。
人类的发展，历史的沿袭，文明的传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世界各个民族文化间相互不断地吸收、借鉴。不同民族为了自身的延续和发展，一定会以其特有的方式去传播本民族的文化特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与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史，当今的对外汉语教学正是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之一。
笔者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文化传播。
1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文化的传播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在贸易、投资、金融、教育、体育等方面与国际的“接轨”不断增加， 因之，学习汉语的风潮席卷了整个世界， 留学中国也成为许多外国学生的选择。除了语言的训练，文化的传播亦是对外教学的重要任务， 正如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秘书长张德鑫先生所言： “对外汉语教学的宏观宗旨是弘扬中华文明， 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对外汉语教学就是传播中国文化。”
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结合文化的渗透，不仅是传播中华文化的方式，也是增加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语言文化水平的途径。
1.1 以汉字为本位进行对外汉语教学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世界上曾有四种古老的表意文字：汉字、楔形文字、圣体字、玛雅文字，后三种文字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唯有汉字虽历尽五千年沧桑，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汉字的音、形、义无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子，小小的方块字折射出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积淀了古代的文化现象和不同时代的文化内容。
对于那些习惯了拼音文字的留学生来说， 多数汉字笔画繁多、结构复杂、不易辨认、不易记忆、不易书写，汉语之难，难在汉字。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将汉字置于文化大背景下进行授课，使汉字知识与文化内涵自然、有机地融合，即可缓解学生的畏难情绪，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如：结合中国古代男耕女织的社会面貌来讲授“男”、“女”两字字形，“女”字字形，甲骨文是一跪坐的人形，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安然、闲适；“男” 字字形，甲骨文则是上“田”下”“力”，在农业社会中，男子多“用力于田”，而女子主要是以室内劳动为主。而“妇”字从“女”、从“帚”，封建社会的劳动分工，在字形上表现得多么清晰。
1.2 以词汇为依托进行对外汉语教学
汉语有庞大的词汇系统，词汇语义丰富、深刻，融合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思维方式，汉语词汇能够直接反映本民族生活的变迁、价值观念的沿革和文化的发展， 正如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先生在《社会语言学》指出的：“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词汇，常常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因此，留学生学习汉语词汇就不仅要了解词汇的具体指称意义，更应着重理解其所隐含的文化内涵。
留学生在进行语言交际时，对词汇望文生义而发生误会的现象比比皆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了解该词的文化涵义，没有真正懂得其意思，也就影响了他们正确地使用这个词进行交际。所以对外汉语教师应特别注意对那些文化涵义较为深刻的词汇的讲解。而汉语中词汇的文化内涵常与中国历史、典故和文化传统有关，如“拔苗助长”、“画饼充饥”、“滥竽充数”、“对牛弹琴”、“望梅止渴”等等，这些词汇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在教学中如果结合历史典故讲解其文化含义，即可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便于留学生更好地掌握所学词汇。
在汉语中还有大量蕴含着鲜明的民族文化色彩的词汇，如中国人常用“红眼病”来表达某人强烈的嫉妒心，“羊肠小道”则非常形象生动地描绘了那些狭窄曲折又险峻的山间小路，又如“拦路虎”比喻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因“虎”在汉语文化中占据着百兽之王的地位，故用其来比喻，“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中的“龙”、“凤”在汉语中都有特殊的文化内涵。
2 对外汉语课外活动中文化的渗透
文化的传播，不仅要贯彻在课堂教学上，还应该融汇在留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在涉及到相关内容时，自然而然地引申出文化内容来，这样的方式学生不会觉得生硬，也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例如，碰到中国各种节日时，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重阳节等等，都可以让学生了解这些传统节日的来历、习俗及相关的传统文化知识，还可通过与留学生所在国的传统节日的比较，了解其文化差异，从而加深印象。
旅游活动也是对留学生进行文化渗透的一种方式，可以说，旅游活动是他们学习汉语的“第二课堂”。旅游不仅使留学生更直观、真切地了解中国，更使其体验到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如，学生在北京游览了古老的长城、金碧辉煌的故宫、壮丽的天坛、雄伟的天安门等等，当留学生看到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建筑物，读到旅游景点随处可见的汉字，都在潜移默化地体会一种文化的来龙去脉，实际上就是活生生地读到了一段中国的历史，他们在这个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社会大课堂中汲取营养，培养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情感，可谓是一种“文化之旅”。
留学生的课外活动能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丰富其课余文化生活。如在中国传统节日时举办的联欢会等文化体验活动，以及与留学生所学专业和课程相关的各种文化活动，还可以通过汉语演讲比赛、辩论赛、“美食节”、“运动会”、“中国文化技能比赛”等等，这对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有着很大的帮助，使他们的汉语学习由书本进入到实际，由理论转化为实践，在开阔其视野，增长其见识的同时，更使其直观地了解、学习中国文化。
3 结语
对外汉语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留学生的汉语能力，而此能力的培养，不仅需要留学生掌握运用语言的规律，而且还要了解该语言所承载的文化。通过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文化的传播和课外活动中文化的渗透，可以促进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增强留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正确地运用汉语，从而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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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哈军华. 论对外汉语教学的几个问题[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3）： 61）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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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对外汉语传播；物质文化符号；非物质文化符号
一、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分析
在传播学的定义中，“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是信息表达和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1]符号一般指人们共同约定俗成的，以任何形式来显示意义的标志物，即再这种标志物中可以感觉和体现指代的对象的意义。比如一提到“长城”，首先能感受到中国宏伟的气势，感受到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奇迹。对于国家，民族这种巨大的事物，符号本身就是一种公认的结果。符号不同于一般的记号，对于一个国家，它是首先被想到、记忆最清楚的，也是最响亮和夺目的。能够代表中国的符号不仅能让中国人唤起民族自信，而且可以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中，在留学生在心中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笔者将能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可以分为物质文化符号和非物质文化符号讨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中国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长城、敦煌莫高窟、明清皇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曲阜孔府、孔庙、孔林、武当山古建筑群、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丽江古城、平遥古城、苏州古典园林、颐和园、天坛、大足石刻、明清皇家陵寝、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龙门石窟、都江堰―青城山、云冈石窟、中国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澳门历史城区、安阳殷墟、开平碉楼与古村落、福建土楼、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荔波小七孔。”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医针灸、京剧、中国篆刻、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中国书法、中国剪纸、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南京云锦织造技艺、端午节、中国朝鲜族农乐舞、格萨尔、侗族大歌、花儿、玛纳斯、妈祖信俗、呼麦音、热贡艺术、中国传统蚕桑丝织技艺？、藏戏？、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粤剧、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麦西热甫、中国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中国活字印刷术，昆曲、古琴、艺术、新疆木卡姆、蒙古长调。” [2]
这些文化遗产仅是众多的中国符号中比较突出的代表，从某一方面或者整个方面象征了中国，但是中国符号远不仅限于此。中国的文化符号可以和对外汉语教学结合起来，让留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
语言是文化传播的媒介，文化是语言表达和传播的内容，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越来越重要。现在来到中国的外国学生已不再只为学习语言，许多学生来华前就有一定的汉语基础，甚至汉语水平很高，感受、体验中国华夏五千年的文化成为很多留学生和社会学者踏上中国高校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程度和熟悉程度也最终决定留学生是否最终掌握了这门语言。
留学生在拥有一定的语言文字功底时，即可进入对留学生进行中国的文化感受环节。中国文化经过五千年的沉淀，自身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形态和系统，涉及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借鉴冯骥才的《符号中国》，本文将能支撑起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传统文化分为语言文化氛围，物质文化氛围，非物质文化氛围。
二、汉字承载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面孔和灵魂。没有汉字也就不会有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可以说汉字是中华文明之母。汉字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在每一个汉字的构成。汉字是汉族人的祖先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汉字之所以能够承载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因为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表意体系的汉字于表音体系的文字不同，他不是直接表示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而是用不同笔画构成的大量表意符号来记录汉字的单音节语素，从而代表语素的声音。唐汉在《图书文字》里将汉字分解为不同的部件，从而得出这个汉字的起源和意义，有助于大家理解和记忆这个汉字。如“母”字是象形字，甲古文中的“母”字是一个朝左跪立的女人形象，中间加了两个点突出女人和母亲的形象。“牢”字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中的“牢”是一个小房子里有一头牛，门被锁起来了，发展成为“监牢”、“囚禁”的意思。唐汉认为每个汉字都是有意义的，可以分解开来得出这个汉字的来源。王祥之在《图解汉字起源》里认为所有的汉字都源于物形。经考古发现，中国的文字起源于图画，虽然今天的简体字有很多已经看不到当年图画的痕迹，但是对留学生掌握最初的字根，掌握象形文字，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肯定的是，最初原始的文字数量不会太多，到后来庞大的汉字系统是如何创造的呢？早在东汉时期，许慎就著有《说文解字》，第一次系统的阐述了“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造字法和用字法，“文”“字”不是同一个概念，反应了汉字发展的两个阶段。“文”指汉字的图画符号阶段，主要针对象形文字和指事字，“字”指汉字的表音符号阶段。古代文学称独体的字为“文”，合体的字为“字”。独体的结构需要说明这个字的来源，故叫“说文”，合体的字一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偏旁组成，故需要解剖，再来分析，即“解字”。这本书介绍了中国汉字的构字法，分析了当时每一个汉字的来源，反应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不但有助于我们对汉字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博古通今，了解当时的社会形势。
中国的语言文学中，文字固然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朱俊声曾说“读书贵先识字，识字然后能通经，通经然后能致用”。而诗歌则是汉字所承载中国文化底蕴的精华。中国古代称能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现代一般统称为诗歌。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中国就和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诗歌发展经历了《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诗，建安诗歌，魏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现代诗的发展历程。从唐朝开始，诗赋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诗赋不仅是世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也是评判一个人是否“有才”的标准，更是上流社会、官场应酬场合的必需品。诗赋同时也影响到社会的普遍风气，认为“才子佳人”是最完美的婚姻。中国传统文化铸造了中国的民族精神，这些精神在我国古代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可以说诗歌史记录的也是当时的历史，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承载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的内涵，而诗歌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唐诗宋词也是中国的象征之一，是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国传统文化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物展示营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
中国的历史遗迹和实物展示属于物质文化符号的范围，即“有形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和人类文化遗址。这些是人类在历史反战的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并且是具体的物质的遗存。它是由人类创造，或者于人类的活动息息相关的过往。这些历史遗迹和文物有的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有的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教育意义或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属于下列各类内容之一者，可列为文化遗产：①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或结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②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③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地带。历史遗迹和文物是对一个国家文化的见证，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遗的物质文化遗产有二十七处，部级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不胜数。历史遗迹给留学生以第一手资料，真实的感受和还原当时的历史氛围。”以故宫为例，北京故宫与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一起被誉为世界五大宫。顾名思义，故宫以为过去的皇宫，为15世纪初年明朝皇帝所建，用30万民工，历时14年建成，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拥有殿宇宫室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被称作“殿宇之海”。故宫的修建集中国的建筑、天象、风水、绘画、雕刻等为一体，依照古代星象学说，紫微星（即北极星）位于中天，乃天地所居，中国历代君王自命天子，天子宫殿如同天帝的“紫宫”禁地，故名紫禁城。皇宫严格按照“前朝后寝”的标准建造，一根中轴线贯通整个宫城南北，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御花园依序位于这条中轴线上。中轴线宫殿两旁又对称分布着许多殿宇。皇宫殿宇可分为前半部分外朝、后半部分内廷，外朝是皇帝朝政场所，以三大殿为中心。内廷“后寝”以三宫为中心，是皇帝和后妃们居住、举行祭祀宗教活动，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通过研究和感受故宫，留学生可以对中国历史上的宫殿有个大致的了解，明白中国的皇帝办公的地方，能感受到古代中国的气魄和皇家威严，留学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故宫又被称为“紫禁城”，有助于留学生掌握中国的历史文化。
再如长城，长城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与埃及金字塔齐名的建筑，长城是人类的奇迹。两千多年前劳动人民以血肉之躯修筑了万里长城，其成为中国冷兵器时代直到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期规模最大、最坚固完美的筑城体系，是世界著名的军事工程。“在万里长城身上所蕴藏的中华民族2000多年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的内涵十分丰富，除了城墙、关城、镇城、烽火台等本身的建筑布局、造型、雕饰、绘画等建筑艺术之外，还有诗词歌赋、民间文学、戏曲说唱等。”[4]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戍边士卒、骚人墨客、诗词名家为长城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边塞诗词已成了古典文学中的重要流派。如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李白的“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等名句，千载传诵不绝。长城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旅游观光的胜地长城以它巍巍雄姿、坚强的体魄，象征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克服困难的毅力。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以长城作为依托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学能让留学生在游乐的过程中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有直观的了解和震撼。
中国的物质文化符号太多，数不胜数，中国的名山华山、峨眉山、泰山、青城山、武当山等分别代表了中国的道家、儒家文化，对留学生的教学可以以此为依托而展开；丝绸之路、楼兰古城、大理古城、西夏古城等可以支撑起中国古文化遗址的教学，大足石刻、莫高窟、敦煌石刻等记录了中国的佛教本土化艺术。这些历史遗迹和文物在对外汉语教学上都相互映照，奠定了留学生学习和感受中国文化的基础，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四、中国现有社会传统习俗氛围渲染了中国传统文化
社会传统习俗形成的文化氛围，如传统节日，祭祀活动，以及带有民族印记特殊活动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和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方面已经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祖先留下来的传统习俗氛围已经形成他的独特魅力，经久不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2]截止2010年底，中国已有4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中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超过100是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这些符号从不同的侧面显现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和特点，或感情、或审美、或个性。反过来，他又是留学生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凭籍。应该强调，社会传统习俗不是认为刻意制造出来的，是靠历史沉淀和选择出来的。它是中国的精华，是最深刻的内容最鲜明的外在化表示。越是博大精深的文明古国，它的符号也就越多、越丰富和灿烂。符号的灿烂是文明的灿烂之使然。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也是留学生能够地道掌握汉语的核心要素。熟悉和感受中国的传统习俗，是留学生从“局外人”向“局内人”过渡的重要环节。中国的传统文化颇多，以“茶艺”为例，自丝绸之路开通起，“茶”就成为了中国的象征。茶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国有句俗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中国古代，文人用茶以激发文思；道家用以修心养性；佛家用以解睡助禅等，物质与精神相结合，人们在精神层次上感受到了一种美的熏陶。“茶艺”顾名思义，就是沏茶、品茶、喝茶的艺术。茶艺包括：选茗、择水、烹茶技术、茶具艺术、环境的选择创造等一系列内容。茶艺讲究氛围，不同的风格的茶艺有不同的背景要求，只有选对了背景才能更好地领会茶的滋味。在品茶过程中，人们与自然山水结为一体，接受大地的雨露；调和人间的纷解；求得明心见性回归自然的特殊情趣。所以品茶对环境的要求十分严格：或是江畔松石之下；或是清幽茶寮之中；或是宫廷文事茶宴；或是市中茶坊，路旁茶肆等。学习和了解中国的茶艺，有助于留学生对中国茶艺精神有深层次的了解，从以前空泛的茶印象有一个提升过程。除了茶叶，中国其他的传统文化以及习俗，如压岁钱、古典舞表演、花轿、护身符、灯笼、春联、针灸、书法、京剧等，每一个符号都可以支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侧面，让留学生从整体上构成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由此可见传统的中国文化无论是从语言文字方面，还是物质文化、历史文化遗产文化方面，都能够形成自身完善的系统，这三方面在一起，完整的支撑起了对外汉语教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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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传播论文范文3
主题和内容设置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在谈到本届大会在主题和内容设置上的考虑时，周明伟说，第三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是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特别是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半年多以来，在一系列重大对外交往的理论和实践取得重要突破的背景下召开的，也是在国际舆论发生一些新变化，产生一些新趋势的背景下召开的。在这个大背景下，将这次理论研讨会的主题确定为“全球传播：新趋势·新媒体·新实践”。
具体的议题有一部分是延续了第一、二届研讨会的话题，但也有一些新的话题。议题包括中国梦的国际传播，国家传播战略的理论和实践，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国际舆情和国际受众研究，国家形象和城市形象等，内容相当丰富。
周明伟强调，大会议题总体来说还是围绕着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围绕十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外宣传、对外交往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和重要举措，围绕国际舆论环境的一些新情况、新趋势展开讨论。归纳来说，主要是围绕四个方面的议题进行讨论。
第一是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理念的传播。周明伟认为，国际社会在延续二三十年关注中国，特别是关注中国经济辉煌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关心中国经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关注一系列经济数字发生重大变化所体现出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过去二三十年来所形成的发展理念、理论、道路和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成就，以及中国人的价值观。因此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执政党的执政理念、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追求，既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也是我们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一个重大课题。
第二是中国的话语影响力和话语权问题。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在中国同世界联系的紧密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很多新的理念，一些中国特色的概念表达同国际社会的既定表达产生了冲突或找不到恰当的表达方式。”目前中国话语的影响力，解释中国道路、理念的能力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相适应，还有很大差距。
他提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不断适应并影响原有的规则及话语体系，也要形成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并且让自己的话语体系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发挥作用，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我们的话语权建设有多大影响力，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形象，影响到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
第三是新技术应用和新媒体传播。周明伟说，这是过去两届研讨会中重要的关注点，也是大家讨论比较充分、热烈的一个话题。但是仅仅一两年的时间又产生了很多新的情况，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应用，传播的形式和内容都进一步向着多元、多样、多变的方向发展。由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传播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也是这次会议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的国际传播如何适应，如何运用新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我们每一个传播工作者要关注的内容。”
第四是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周明伟曾多次对媒体谈到，在媒体之外，现在传播中国形象的载体越来越多地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和中国人所承担起来。他强调，如何提升我们中国制造产品的形象，提升中国人的形象，通过系统工程来丰富中国产品和中国人在传载中国形象过程中的作用和能力，这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传播理论研究和传播实践不断创新
谈到作为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的承办方——中国外文局，近年来在传播理论研究和传播实践创新方面的探索时，周明伟说，在过去超过十年的国际理论传播研究过程中，外文局始终围绕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重大课题和国际社会的重大关注来研究国际舆论趋势，研究应对策略，研究各种新的对外传播尝试。不断的创新和探索是这些年传播理论研究取得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因为这种创新精神和探索精神，使外文局有机会集聚到国内一批优秀的传播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形成了相对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优势。
周明伟特别提到该研讨会的承办方之一——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他说，今年正好是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这次会议也是其十年研究成果的重要巡礼。“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依托我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整体实践成果，在搭建平台，形成氛围，聚集资源方面取得了成绩。”
在对外传播实践的过程中，外文局另外一个持续下大工夫做的是本土化战略。周明伟介绍说，本土化战略首先依托于外文局六十多年来多语种、多媒体的对外传播实践，包括10多个出版社、将近30多个网站和20多本杂志。外文局书刊本土化的历程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但在过去10年发展迅速，无论是语种、地区范围都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和进步。实践证明，书刊本土化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与所在国的文化交流，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我们将争取更多的资源，更深入地推进外语书刊的本土化，并且依托它们延伸我们各种文化产品在当地的影响力，发挥好外语书刊用别人的语言讲中国故事的作用。”周明伟说。
期待研讨会形成理论优势
周明伟认为，对外传播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是一项新事业，这项事业是同中国改革开放相关联的，是从中国同国际社会打交道，同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交融、交锋过程中不断积累形成的。
他进一步介绍，此次会议收到论文260多篇，总体来说，无论是相对于前两届理论研讨会的研究水平和成果而言，或者是整体反映中国目前理论和实践的水平而言，都有很大的进步，研究领域的广度和研究具体问题的深度也有很大的进步。但同时，他也客观地提出，现在的研究还有一定的局限。“得到专家一致公认的、整体优秀和全面优秀的论文，无论是数量和质量上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也将成为我们办好这个研讨会的重要动力。”
谈到与会者对大会这个平台的期待时，周明伟强调说，这些年研讨会集聚了一批优秀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要用好这个平台，在交流探索的过程中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和理念，推动我们的实践，使得理论研究能够在大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国际交流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对外传播的实践中有更多的心得、感悟和经验，以此来推动我们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推动我们国际传播水平的提高，推动我们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
对外传播论文范文4
一、概念界定
“所谓官方话语，是指国家领导人、官方文献或官方发言人发表的正式观点， 是一种包含具体目的的、受制于一定政治文化的语言的具体使用。……官方话语具有政治话语和机构话语的双重性，是政治人物或官方机构的话语。”①
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外传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跨文化和跨语言。而官方话语的对外传播是通过人际和组织传播及大众媒介向所有外国人传播代表国家喉舌的国家领导人、发言人及政府机构发出的话语。
官方话语的对外传播结构可用图表归纳表示如下（如图1）。
二、我国官方话语对外传播研究的现状
相比国外研究，我国官方话语对外传播多集中于外交学、国际政治学以及新闻传播学等领域，语言学研究学者介入很少。综合分析期刊文献、硕博论文以及专著，笔者发现，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视角展开相关研究：
第一，结合传播学理论的研究。传播学理论在官方话语的对外传播研究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结合传播学理论对官方话语进行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条思路：1.传播学领域的官方话语变迁研究，主要是梳理官方话语与传播的关系，以及官方话语的功能衍变。2.官方话语的传播模式研究和新媒体时代官方话语的对外传播，这主要集中在2010年之后。3.官方话语对外传播的案例分析，主要是分析热点事件的官方报道，如“非典事件”、“汶川地震”、“3・1”、“甬温高铁事件”等等。或是，将其与外媒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得出中外官方话语对外传播的不同之处，以及如何应对可能预见的一些报道冲突。这些研究较为偏重应用性、战略性、对策性，其中不少文章是部级课题的研究成果，可见国家近年来非常重视对跨文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研究、国际涉华舆情研究、中国媒体的国际化战略研究、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软实力与国际传播研究等等。②
第二，结合国际关系及外交学学科等的研究。官方话语对外传播起着表达政治观点，在国际社会创建有利发展环境的作用。这些都与国际关系学、外交学等有很大关系，因此，结合上述学科的官方话语对外传播研究也是一大热点。该方面的研究往往涉及国家形象构建、意识形态研究以及政治观点传播等等。
第三，语言学角度的研究。语言学角度的研究主要包含有话语分析研究和官方话语文体特征研究。话语策略研究，如模糊性策略、闪避策略以及隐喻的运用等受到学者重视，其中语用模糊是学者们研究最多的话题。对于官方话语，模糊性既是一种语言特征，又是一种交际策略。语气隐喻是另一研究较多的话语分析话题。语气隐喻研究有助于分析人际关系和会话意义，从而应用于政治实践。针对政治人物话语的文体特征研究也是一大热点，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等到美国总统布什、奥巴马，都有一些个案研究和中外比较研究。还有翻译学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外交语言的翻译以及对外报道的翻译策略等。这些都是通过研究官方话语的语言特点以更好地在国际事务中付诸实践。
总之，以官方话语对外传播为主题的研究论文数量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相关研究大多是跨学科交叉研究时边缘性涉及官方话语。从研究方法来看，大部分论文多是在案例分析法的基础上，跨学科对官方话语进行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较少。在研究主体方面，对国家领导人话语的研究较多，以政府发言人为主体的官方话语对外传播研究和对政府机构的公关宣传和组织标志系统的研究较少。研究素材多为演讲资料，而诸如领导人会谈和访谈、政府报告、政府声明、以及政府网站内容的研究较少。官方话语对外传播的效果研究对于官方话语对外传播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而针对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层次的研究更少。有关官方话语的理论研究也较薄弱，只有极少的研究通过对政治语言的定义、研究历史和方法综述，从而研究媒介社会中政治语言的传播特点，并归纳和总结媒介社会中政治与语言的互动关系，并对媒介政治语言学理论框架的构建提出前瞻性的思考。
对外传播论文范文5
[摘要]：本文以国外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作为视角，考察了欧美传播理论话语在 中国 的诠释和变异，研究了西方客观经验主义的大众传播理论如何被潜移默化地等同于传播学的过程，同时以《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为例，对我国目前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应该进一步开阔视野、注重研究范式、重新思考传播理论的教学与应用。
陈丹青的《退步集》中用了一幅赵卫东拍摄的肖像照：一个穿着皱巴巴不合体西装的 农村 青年站在土墙边，正凝视着镜头，墙上挂着一张刘德华八十年代拍摄的海报。精彩的是下边的评注：“他所仿效的不是真的香港人或西方人，而是本村第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人”。[1]沃尔特•李普曼生造了“假（拟态）环境”（psedo-enviroment）这个概念，追溯这种被中介的经验的来源。这是自信能够判断真假的传统经验主义者的见解，但从现象学的和诠释学的角度来看，其实这种经验并不假，它们同样也是社会实在的重要组成部分。换个角度来看，它们就是中国特色，或者是“自主创新”。
中国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也也是在这种想像中起步的。按照吉登斯的说法，社会理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双重诠释”（double-hermeneutic）[2]，社会理论会被行动者用来反作用于社会（比如“主权”概念的效应），我们所研究的个体有能动性，他们会根据理论作出改变。被中介的传播学也对当今中国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冲击，不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开始运用这种被中介的传播学考虑和处理问题（比如我们的政府发言人制度和最近通过的应急预案），“大众传播”“媒体”等成为流行词汇。被中介的传播学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管理社会信息的行动。问题变得越加复杂：传播学在中国学界的诠释是第一层中介，社会行动者从学界那里获得的对传播学的理解是第二层中介，具体到中国具体国情下的操作是第三层中介，最后，对使用经验的感知才能成为“传播学”在中国应用的社会实在。
“传播学”翻译中的断裂
要理解传播学在中国或者中国的传播学，我们要从理解传播学在中国的译介开始。库恩主义认为，教材是一个范式确立的重要标志[3]，因此，考察教材的移译是研究此问题的捷径之一。
首先不能不提到施拉姆著、余也鲁译述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1978）。余也鲁是施拉姆的弟子，他对许多概念的翻译对后来者的解释影响深远。比如此书的 英文 名为“men, message and media: a look at human communication”(1973)，余也鲁先生它译成了“传学概论”，“传播”成为了“学”。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有学者开始介绍传播学，[4]但是直到 1982年北京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后，“传播学”这一命名才算是正式合法地进入大陆语言系统。1983年由原中国社会 科学 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小册子中明确使用了“传播学”这个概念。1985年陈韵昭在翻译werner j. severn和james w. tankard, jr.所著的“communication theories: origins, methods and uses in the mass media”时，将其名译为《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施拉姆上书的新版“men, women, messages and media: 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1982，加上了另一作者william e. porter）再次被译为中文，但这次英文名称有所变化，女性主义的影响微妙地显示在标题中，但是中文却是波澜不惊的《传播学概论》。
在看似一致的译名背后，是中介与诠释过程中的变异。首先，“传播理论”和“传播学”被划上了等号。上面提及的施拉姆的书是一本普及介绍传播研究的入门书，以理论为主，几乎没有涉及应用层面，甚至未提及研究方法。而severn和tankard, jr.的书名则明确说明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为理论。
其次，大众传播理论与传播理论被划上了等号。虽然施拉姆在论述传播符号时涉及到了人际传播的内容，但是该书大部分谈的是大众传播。由郭镇之主译的severn和tankard, jr.的《传播理论》第4版2000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虽然书名改回了《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但是原文中“在大众传播中的应用”被省略为“应用”。
第三，（以美国为主的）传播实证研究和传播研究被划上了等号。近年来虽然传播批判学派的译介逐渐增加，但从教材上来看，仍是实证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当然，这也和其他研究范式缺乏内部规范，无法形成自己的标准教材有关，比如洛厄里和德弗勒就曾用讽刺地语气说：“选择文化批判观点的研究者所取得的成绩还远远谈不上明晰。要文化批判学者们以本书这种叙述方式来 总结 其观点或许还为时尚早。”[5]但是，标准化也许并不是我们对“文化批判”理论的期待，我们更期待的是灵活而深刻的见解和获得另一种选择。此外，像符号学、修辞学、文化研究、质化的实证研究引介，传播研究领域做得仍然不够。
当然，我们对传播学的理解也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此外，从个人层面来讲，学术的兴趣和选择的自由 自然 无可厚非，但是传播学教材的译介与创作整体的同质化现象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从大众传播理论到“传播学”的中介转换，使在国外原本松散模糊的传播研究被限制和规定（discipline）在一个较狭窄的区域内，在中国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具有明确研究对象与统一性的学科（discipline）。[6]
语言的背后是世界观，就像梁漱溟提到中国人对西方“自由”“民主”概念的翻译一样，用旧的语言去想像一个汉语中本不具有的观念，往往意味着长期的误读。[7]用“传播学”这样一个概念来指代关于大众传播的客观经验主义的理论，就像用“传播”来翻译“communication”[8]、“群众思想 交通 ”来理解“大众传播”[9]、用“公众通讯工具”“宣传工具”来理解“传播媒体”[10]、用“舆论”来代替“民意”[11]一样，令我们的思维过程出现一些觉察不到的偏执和盲点。比如，因为成为了和新闻学（理论）一样的“学”[12]，所以传播学在中国变成了纯理论，虽然我们撷取了客观经验主义范式，但是却弱化了其实证主义的特征，研究方法被忽视，只留下一些脱离具体环境的理论空壳，成为摆设，或被削足适履地论证一些与之缺乏必然联系的结论；[13]另一方面，传播学作为既有的新闻学的补充与对立面，形成了一系列二元对立，比如本土的-西方的对立，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实用-虚文的对立，有明确就业方向的-没有明确就业方向的对立……这些刻板印象把传播学放在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位置，也赋予了新闻学某些可疑的特征，这既不利于传播学的 发展 ，同时也不利于新闻学的发展。
除了对概念的诠释与中介外，国外（主要是美国）传播理论教材的引进也反映了我们对“传播学”的独特诠释，同时也影响了我们对“传播学”的理解。接下来就具体结合我国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和这本《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谈谈它们带来的启示。
传播理论教材移译中的盲点
就笔者接触到的有限的以“传播理论”为名教材来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 论文 的选集或文摘（reader），比如james curran和michael gurevitch编的《大众媒体与社会》（mass media and society）、jennings bryant和 dolf zillmann主编的《媒体效果：理论和研究的进展》（media effects :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oliver boyd-barrett和chris newbold主编的《媒体研究的进路》（approaches to media : a reader）。第一本有 台湾 译本，最后一本有大陆译本，第二本据说也在翻译之中。这种教材单篇文章字数较少，角度多元，适合教学，但由于作者和文本来源不同，体例与思路难免不统一，缺乏理论体系。
另一类是自成成体系的传播理论教材，数量较多。从内容上来看，又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大众传播理论教材，比如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melvin l. defleur和和sandra ball-rokeach的《大众传播学诸论》（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台湾译为《大众传播学理论》），还有前面提到曾译过两个版本的severn和tankard, jr.的《传播理论：起源、方法及在大众传播中的应用》，还有出了5版的dennis mcquail的《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据说也在翻译之中。这类教材引进得较早，虽然近年来，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的教材的译介开始起步，但大众传播理论一直是我国传播学研究与教学的主要 参考 材料。
第二类是传播理论教材，例如stephen w. littlejohn的《人类传播理论》（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和emory a.griffin的《初识传播理论》（a first look at communication theory），这类教材的编写者多来自人际传播或群体（组织）传播的领域。littlejohn的《人类传播理论》2003年已经出到第7版，在短短几年内，也已经有了两个中文译本，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我国大众传播理论教材一统天下的格局。该书视野广阔，理论性强，论述深入，让大家看到了不少“新鲜”的理论。但是由于是研究生用教材，如果缺乏一定知识储备，难以全面理解。此外，该书重视梳理理论间的关系，而对单个理论的介绍则显得简略，例证也较少，对于本科生来说稍难了一些。相比之下，emory a.griffin的《初识传播理论》则专为本科生准备，该书把传播理论分为7个传统（控制论、修辞学、符号学、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现象学）、4个部分（人际传播、群体和公众传播、大众传播、跨文化传播），每个理论一章，介绍了31个理论。该书通俗易懂，个性化的论述风趣幽默，覆盖面广，从1991年问世到2000年已经出到第4版。现在手边这本richard west和lynn h. turner所著的《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introduc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14]借鉴了《初识传播理论》的体例，精选出了25个理论，分成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公众传播（修辞学）、大众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五类加以详细介绍。该书深入浅出，单个理论的论述比前书更为详细全面，同时注重应用，实例丰富，2000年问世后又于2004年又出版了第2版，是一本适合本科学生全面了解传播理论的入门教材。
第三类是选取一个独特角度论述传播理论的教材，这类书不像前两种追求面面俱到，而注重某个问题的阐述。具有代表性的如shearon a. lowery和melvin l. defleur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james a. anderson的《传播理论：认识论的基础》（communication theory: epistemiological foundations）。前者史论结合，以案例研究的形式介绍了美国传播实证主义效果研究领域的14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研究，让学生在扼要的 文献 回顾和社会环境的描述中体验实证主义效果研究的精神和特征，此书已经由我及几位同事翻译成中文，同时也有原版的影印本可以对照学习。后一本书主要以研究生为对象，作者的目的是要打破一般传播理论教材的那种天启式的权威论述，以后 现代 解构主义的姿态，打破禁忌，解剖各种研究传统背后的本体论、认识论（包括方法论）、价值论和实践论，把学术研究（或者布迪厄所说的“学术场”）变成研究客体，让不同研究传统的学生能够平等地认识和比较各种研究方法的长短，宽容地对待不同的研究传统。可以说这是一本传播理论的元理论研究。此外，charles r. wright所写的《大众传播：社会学视角》（mass communication: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虽然出版时间略显早了一些，但是从传播研究案例的角度来剖析传播理论的应用是该书的独到之处。
以上的总结虽然很不全面，但是从中也能大致看出，我们的教材引进主要侧重于大众传播理论，对传播研究的其他领域（特别是人际传播、修辞学等）介绍得还不够；泛泛的概论介绍偏多，而具有一定深度的理论考察还比较少；此外，在理论范式的介绍方面也还不够开放，仍是客观经验主义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对实证研究的引进已经足够了，
《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的启示
上述问题是一个大话题，应该留给所有研究者来共同回答。这里仅以笔者刚刚翻译完成的richard west和lynn h. turner所著的《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introduc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为例，谈谈它对我们传播理论教学与研究的一些启示。
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对众多传播语境一视同仁。由于 中国 的传播学被设置在新闻学院下面，所以对大众传播比较关注，而对人际传播、群体传播这些在 现代 生活中十分重要的领域，我们虽然很早就提到，但是真正高质量地引介与研究却很少。这与我国特殊的学科设置有着极大关系，像修辞学研究完全交给了中文专业。从本书所介绍的一些修辞理论就可以看出，这也是一个传播学者应该关注的重要领域，可能由于它是从传统的语言专业分离出来的，人文气息较浓，同时又因为我们只注重大众传播，所以除了中国社会 科学 出版社曾经编译过两本修辞学的选集外，我国传播研究界很少有人关注它。其实从后现代主义修辞学的观点来看，随着现代的大部分社会现象变成符号现象，修辞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另外，本书对跨文化传播几个理论的介绍也给我们一定启示。目前的研究对跨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误解，其实跨文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跨越国家疆界，在一个多元化国际化的世界里，身边就存在着众多跨文化传播现象。文化的区隔无处不在，即使是在最偏僻的乡村，跨文化传播也一直存在，在许多人类学田野调查中都可以看见这样的例子。比如在一本讲述农民上访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里就可以发现，一般农民和上访精英们的交流就是跨文化传播，特别是妇女，她们对事个事件基本处于失语状态，无法用自己的经验建立起完整的叙事，被问起时只会笑着说“不知道”、“说不清”，或者只能以“琐碎”的情节片断来诠释这个事件，就在一个小小的偏僻乡村内部就存在如此大的文化差异，更何况全球化、社会分层更明显的城市。[15]而目前我们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主要还集中在分析《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对国家领导人出访和重大外交事件报道的差异，以此论证中美具有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这实在是片面地理解了“跨文化”的内涵。
其次是对理论研究范式的强调。学术场也是一个众多范式竞争的场所，没有任何一个理论享有至高无上的裁判权。每个范式具有不同的前提假设，作为禁忌，它们很少被拿出来被平心静气地解剖，一般以中世纪行会式的言传身教的方式加以模仿和传承，但是随着科学 哲学 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引起的论争（比如索卡尔事件），理论和科学的元理论逐渐引起人们重视。本书在这方面做了较为清晰简洁地介绍，特别是对每个理论的前提假设都做了详细地解析。当然，尊重各种理论范式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它只是提醒我们，理论与方法不是避难所，理论的使用者要承担起责任。
不同的范式间百家争鸣，但是每一个研究范式内部却有着一以贯之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实践论，在进行理论研究时要讲求逻辑一致。有时不同范式表面上谈的是同一现象，而其后的这些基本逻辑则完全不同，如果无视范式的差异，就会得出一些不尽情理的结论。比如有的人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 工业 ”概念来指导媒介产业化，把议程设置理论等同于舆论引导；甚至有一位新闻学教授在一本批判美国新闻界（其中也包括对美国政府操控新闻的批判）的传播名著的前言中，竟然号召我们从该书中学习美国政府控制新闻的手法，不知这位美国学者对中国同行的这种“过度诠释”作何感想？
再次，本书也给我们的传播理论的教学提出了一些思考：比如，本科阶段的传播理论是介绍一些被划定为“传播学”的基本内容还是全面深入地引导学生进入传播研究的前沿课题；是侧重理论的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还是注重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新闻传播学院的本科教学以大众传播理论为主还是各领域平分秋色……当然这些问题不只是 教育 本身的问题，还和中国的人才需求、学科管理制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从此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并没有因为是本科教材而画地为牢，在他们的召唤下，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巴赫金、米德、葛兰西到当代的肯尼斯•博克、库恩、吉登斯、吉尔兹、霍尔这些大牌学术明星们悉数登场，问题不在于所讲的内容是否过于“理论化”，而在于如何恰当地使这些理论变得容易理解。正如作者一直在书中强调的，理论和理论化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传播理论的教学者也要注意这些“高深的”的传播理论在自己身上产生的“第三人效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远比大多数传播理论高深得多，它的教学早在中学就开始了（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学生总觉得传播理论不够“高深”）。思想活跃的学子们希望听到最新的理论，理解身边光怪陆离的现象，知道那些在大众报刊中被频频提起的学者的姓名和理论倒底是什么。武断地说，大多在新闻传播实务课堂上讲的内容也都是理论——这一点只消从学生实习或工作后的巨大变化上就能证明。这里不是说我们的业务教学不过关，而是任何职业教育都不能完全模拟复杂的社会环境——因此把传播理论“神圣化”（同时也是变成无用的摆设）并和其他业务课程割裂开都是对传播理论的误解。
此外，《传播理论导引：理论与应用》在传播理论应用方面也给我们以启示。书中的大量案例与理论应用告诉我们：理论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如何理解自我、如何理解和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如何理解和处理自己在群体、组织中的身份、角色，如何行动，如何与他人（包括其他共文化的人）沟通等都离不开传播理论，传播理论不是只供 政治 、 经济 和文化精英使用的工具，每个人都应该自觉地成为传播理论的出色使用者。当然，作者也一再提醒我们，传播的阴暗面也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最后，本书的特色和长处，同时也是它的不足，由于涉及领域较多，挂一漏万，难免顾此失彼，比如议程设置理论不知何故没有选入，[16]批判的和诠释学范式的理论比例仍然偏少，不过好在这方面的理论现在市面上译介也不少，学习者可以找来作为补充。同时要说明的是，这是一本美国人写给美国大学生看的书（比如里面举的例子绝大部分来自美国），虽然美国的文化具有多样性，但是毕竟也有其特殊的一面。我们应该有人类学研究者的那种解释意识，不是学习理论本身，而是学习如何用理论解释现实的思路与方法。英国学者约翰•伯格也以桑德照片中农夫身上不合体的西装为由头说过更意味深长的话：劳动阶层在着装上对统治阶层的模仿，正体现着统治者的霸权，农夫们自以为穿上西装后提升了自己的地位，殊不知这种按照坐着的权势阶层设计的服装就像一个圈套，正暴露了他们劳动者的体型与低下的地位。所以按照想像使用的西装，穿上去怎么也不如在上等人身上看着顺眼。好在他文章的结尾还算乐观：这些农夫在到达舞会现场，在喝了一瓶啤酒、欣赏女人之后，他们也许会脱下外套，拿掉领带，或许只戴着帽子跳舞，跳到天亮或工作之前。[17]
[注释]
[1]陈丹青：《退步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9页。
[2]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孟译，王铭铭校，三联书店，1998年。
[3]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对外传播论文范文6
关键词：软实力；传播力；全球化
1 改革文化传播的体制，建立长效的对外传播机制
对外传播的机制和体制是制约我国对外传播 发展 的瓶颈。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变化，提高我国传媒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以提升我国软实力，我们必须研究建立新的对外传播体制和机制，推进我国对外传播向纵深发展。在创新体制方面，当前我们要建立规范、畅通、协调的对外传播体制。政府主管部门应当改变以往的管理模式，分离媒体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让他们在自主的环境中，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媒体具有更充分的新闻报道权。另外还要突破“计划 经济 意识”对外传播模式，建立起市场化的模式。要大力推动传媒产业化集团化发展，壮大传媒产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在国际舆论的竞争中保持主动，增强控制力和影响力。
这种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现实的需要。一方面，我国对外传播的环境已发展较大变化。过去，我国对外传播媒体都产生在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当年的军事战争环境已经变成了如今无形的舆论战争。鉴于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我国对外传播的管理体制也有必要作适度的转变。另一方面，我国人世后虽然传媒领域尚未开放，但是肯定也会受到较大影响，信息渠道也会更加多样化，这些都给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当然，政府职能的转变并不等于不管，而是转变管理模式，使管理更为有效、更能适应新形势。
2 加强国际传播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舆论舞台上的地位
加强国际传播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舆论舞台上的地位。国际传播实力对国际关系和国家间竞争起着重要作用。当今国际传播力量的基本格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据了绝对优势。我们知道，美国在国际传播实力的各个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我国除了对外广播外，其他方面实力都比较弱。正因为我们的国际传播实力比较弱，无法与西方传媒相抗衡，所以在面对西方传媒的舆论打击时，我们在国际舆论上常常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因此，
3 调整文化产业政策， 发展 我国的大众文化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