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文化论文范文1
茶文化最初来源于中国，但是在传入日本之后，日本将茶文化赋予了自己本国的特色，茶道也由此产生。总的说来，中日茶文化在定义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以下，将对中茶文化进行总体的概述，以此对茶道、茶文化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
（一）中国的茶文化总说
中国的茶文化研究，当属陈香白老先生最为精通，他在对中国茶道进行定义时，将中国茶文化分为七种义理，即茶世、茶德、茶礼、茶理、茶品、茶情和茶学说。这七种义理的总结，是从饮茶过程出发的七种品格修养，使得人们在饮茶的过程中，引导每一个品茶者完成自身品格的修养，从而实现民族的安乐和谐这道。在陈香白先生之后，还有很多学者对中国的茶文化进行研究，有人认为，饮茶是一个道德修养的过程，人们在悠闲的饮茶过程中，进行人格、道德与内心情感的训练，从而得到一种内心平和的结果。中国的茶文化可以归结为四个字，即和、静、怡、真，这四个字是中国五千年文化沉淀的结果。“和”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核心，最早源于道家的“天地人”合一的思想，它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所要求的“和谐之美”。“静”是中国茶文化中佛家思想的体现，静是每一个品茶者“欲达茶道通玄境，除却静字无妙法”的追求。“怡”是指品茶者精神上的愉快之意，是指品茶者在品茶时的独特精神享受。“真”则是真理、真性情的意思，它是中国茶文化中最高的精神追求，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表现之处。
（二）日本的茶文化总说
茶文化从中国传入日本之后，被日本人吸收、丰富与发展，使茶文化具有了日本本圭化的特点。日本人对茶文化的定义与中国不同，也们认为：茶道就是有关沏茶、饮茶的文化祗，是用以修身养性，与别人进行沟通与学习的工具。二十世纪末期，日本的谷川激三先生曾在《茶道的美学》中，对茶文化进行了定义，也认为茶文化是一种艺术，是以茶品为媒介而演出的一种艺术。因而谷川激三先生认为茶文化具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即艺术、社交、礼仪与修行。可以说，日本的茶文化更具有实用价值，从中国古代高深玄妙的宇宙观中解放出来，将之用于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工具。日本茶文化的核心是禅，这与中国古代诗词中所说的“本来无一物”“无一物中无尽藏”的禅修行十分吻合，中国传统的禅宗思想认为，思想的修行不需要去全心向佛，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注重修养，品茶正是修身养性的方式之一。日本茶文化的形成，受中国影响很大，与中国的“和、静、怡、真”相比，日本提出了“和、敬、清、寂”四个品茶原素。与中国的道家形上的思想观相比，日本茶文化则具有相互尊敬、渴望社会安定、国家和平的愿望，这是日本茶文化在吸收了中国茶文化之后，进行了本土化思想的加工与改变。
二、中日茶文化之异同
饮茶，是中国与日本代表的东方世界所特有的生活现象。虽然茶文化最先起源于中国，但当它传到日本之后，茶文化开始发生变化，开始与中国的茶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以下，本节将对中日茶文化的异同进行分析，希望能对更好的理解茶文化有所帮助。
（一）中日茶文化相同之处
中日茶文化虽然在发展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茶文化中重视“精神内涵”的特点却是相同的。中国的茶文化中注重“天人合一”“、禅茶一味”等思想，是中国人对真、善、美境界的追求。因而中国人品茶十分注重“品”字，他们把茶看到一种形而上的存在物，甚至把茶水当作人与自然、人与天地的媒介，而饮茶的过程则是人与天地、人与自然进行交流与感悟的过程，其精神内涵的追求是品茶最终目的。在这一点上，日本茶文化与中国相似“，和、敬、清、寂”是日本茶文化的精神理念，日本人在品茶时，茶水制作的每一道工序都十分讲究，及时茶具的使用也是极具禅宗意味的。从茶室的布置与安装，到茶具的选用，茶叶制作的程序等等，日本的茶文化无一不体现着禅宗文化中“本来无一物，勿使染尘埃”的精神追求。此外，中日两国的茶文化的相似之处还在于，都追求品茶活动舒缓身心的作用，简而言之，饮茶成为人们放松心灵的一种方式。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影响之下，人们背负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的重担，每一个中国人都把家庭、民族的伟大与振兴当作自己的责任，从而背负着重重重担的中国人，把饮茶当作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希望在这种放松心灵的品茶活动中，能够收获更多的动力与领悟。由于日本民俗所特有的民族特征，品茶理所应当的成为他们放松身心的方式，正是基于品茶这样的特点，饮茶才成为社会中最为普遍的放松方式，无论是王化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对茶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喜爱。
（二）中日茶文化相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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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
所谓“话语”本是指一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具体言语行为，亦是表达一定思想观念的字词、句式。而当人们把说出或写出的语文以体系化的形态表现其属性时，便成为人类认知系统外在的表达方式，话语体系即产生。在此，作者认为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为对象，在其对外交流、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话语体系自然就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其具体表现为通过传媒、文教、人文交流、产品流通等形式实现文化成果及价值观的外溢。“话语体系不仅是话语权的展现载体，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外化象征。还是文明传承、文化积淀的集合与总汇，更是国家形象、实力和发展道路的折射与缩影。”由此，作为中华文化基元的少数民族文化，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应在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中占重要地位。
(二)关于主流文化价值观
在定义主流文化价值观前，首先得明确主流文化价值的理论定义。据中国社会学学者艾君的解释:“主流文化就是在一定范围时间内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代表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方向，能起到教育人、启迪人、鞭策人的作用，主宰并传承着社会进步、发展的文明的文化形态。”因此，该文化形态在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观念集合与观念评判即是主流文化价值观，它更多关注的是人类文明的血脉———文化，而不是在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等范畴内寻求人性的共融。同时，就人类社会成员对自身文化价值评判的普遍性而言，主流文化价值观并非某一时代或某一社会形态或某一利益集团独有，它所包含的价值观构成与被认知体系始终处在动态变化之中，随动于时代的变迁。所以，我们希望建立的强势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也应当随动于少数民族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构建。
二、主流文化价值观是全社会成员共同价值取向的认知结果
从哲学意义讲文化价值就是客体对于主体在文化范畴内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而要评判文化价值的大小首先需要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主流价值观认知系统，并以此为共识设立趋同的主体评判标准，否则作为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客体对于主体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只能是功利的。二者的关系是:主体是实践、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客体则是主体实践、认识活动指向的对象，两者相互联系又互相制约形成对立统一关系。在理论运用上，我们把“客体”定义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主体”则是指主流文化价值观指导下的全社会成员。作为客体，我们的诸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所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遗产”，说明其具有文化价值属性。要把具有文化价值属性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出去，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国际“符号”，被欣赏，被流行并加以持久的价值推崇，必然要经历一个从文化认同到文化自觉的价值评判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只能建立在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认知系统内，由全社会成员进行价值取向。这就需要我们转换视角，确立主体意识，在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下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并有所作为。同时摈弃绝对以我为主的文化价值观，遵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价值观演变规律。
三、少数民族主流文化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的呈现与现实要求
以史为鉴，大凡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成为原动力，被全世界认同的时候，多是国家处于民族大融合之后的盛世。如:春秋、战国后的秦汉时期，其中以“文景之治”、“武帝极盛”、“昭宣中兴”为代表;魏、晋、南北朝经隋朝短暂过度后进入的大唐时期，其中以“贞观之治”、“开元全盛”为代表;五代十国、辽、宋、金、元之后的明、清(前)时期，其中以“洪武盛世”、“仁宣之治”、“康雍乾盛世”为代表。该三个时期无一例外均处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之后，各族源文化相互嵌合，众多民族文化基元构成了当时的华夏文化总体。其最显著的文化表征为文化成果及价值观的外溢，而它多元且日臻成熟的文化价值观内核对周边乃至全世界文化价值取向之影响力巨大。结果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华夏文化成果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形成四方来朝，竞相仿效的国际文化氛围。如今中华文明正当中兴之时，民族团结空前巩固，少数民族文化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繁荣时期。这一历史机遇既为本文命题的实际应用提供了基础，又是历史发展的现实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指出: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此，我们需要利用好对外话语体系既有平台，加强新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其媒介功能，并以此为突破口，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文化价值观的主体意识框架内，主动去适应全球化浪潮。
四、基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之上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建设路径
(一)进一步明确少数民族文化为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中有关文化建设的决定，实际上已将对外文化发展战略视为国家战略。为此，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在对外交流、传播过程中的定位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需要顶层设计，进一步明确少数民族文化在国家文化发展大战略中的重要性，建立和理顺相适应的政策法规、行政等支持体系，制度上保障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等系统建设。笔者认为，这一实践过程中，特别是“两委”(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民委”的工作职责就规定了其有关民族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起草职能，并负责拟订少数民族事业专项规划等。而“全国人大民委”在参与和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过程中，享有议案权、议案初审权、调查建议权和部分监督权。据此，两委在民族文化建设等民族事务方面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职能与职权，建立和完善国家层面的有关政策法规、行政等支持体系，两委责任重大。
(二)设立少数民族文化对外发展专项基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行的是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主要的特殊财政支持有三项:一是补助费;二是机动金;三是财政预备费高于其他地区。国家相应地建立了诸多民族专项资金，如:“民族地区补助费”、“民族工作经费”、“民族自治地方预备费”等等。而各民族专项资金中少数民族文化对外发展资金为打包使用，分散于各项目中，国家预算中未设立专项基金，资金不足及资金分散问题严重。所以，应设立少数民族文化对外发展专项基金，专款专用，以解决对外文化发展资金不足及资金使用各自为政、相互挤占文化传播空间的问题。
(三)加大国家行为的对外媒体宣传力度
文化传播能力的大小与媒体宣传力度成正比，媒体宣传力度越大相应的文化传播能力也越大，能掌握的话语权必然更多，我们所推崇的文化理念的认同度就愈高。因此，作为主流媒体，部级的传统三大媒体(报纸、电视、广播)应一如既往地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主阵地。同时，随着我综合国力的逐步提高，还应改变原固有模式，从注重对内宣传向对内对外宣传并重方向发展、延伸。特别是，当今新媒体(网络，数字化视频、音频媒介系统，手机信息服务，桌面视窗、触摸媒介等)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其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模拟化及互动性、即时性、海量性、共享性等特征突出。由此决定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整合媒体资源，既可提升传统媒体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增强自身信息生产和服务的能力，又能推动新媒体利用传统媒体的既有平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的。这就为加大国家行为的对外媒体宣传力度提供了新的契机，从而打破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在对外交流、传播过程中因地域封闭、技术手段落后等原因造成的内循环发展模式，使之由过去的小众传播向大众传播转化:即由单向传播向双向传播改变，由山地、牧场意识向市场意识改变，由乡村传播向国际传播改变。
(四)探索民汉双语教育新模式
民汉双语教育是指采用少数民族语文和汉族语文两种语文教学的教育系统。虽然中国各民族的交往在语言上“民汉兼通”已有数千年历史，但双语教育政策的正式形成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1950年政务院批准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中就要求:“培养相当数量兼通本民族语文和汉民族语文的干部。”1984年我国开始在内地设立“西藏班”，后又设立“新疆班”，民汉双语教育受益面明显扩大。但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日益增多，承接这一发展趋势的人才缺口仍然较大。同时，民汉双语教育只重视语言文字技能的培养不重视素质教育的问题突显出来，提高学生对民汉双语的听、说、读、写能力依然是长期延续的、最主要的教学行为;而对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民族自豪感及民族文化自觉、民族文化自信等方面的教育不够。所以，民汉双语教育作为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培养能熟练使用民汉双语的民族学生，还要注重培养能娴熟运用处于主流地位的族际语———汉语，将本民族优秀文化及其文化价值观对外传播的复合型民族人才。
(五)增强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华文化构成多样性意识宣传
对外汉语教学是指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它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培养学生正确使用汉语文的能力。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平台，对外汉语教学系统有责任主动去适应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日益增多的现实，有力地配合和支持国家文化对外发展大战略的需要。为此，在训练、培养外国学生正确使用汉语文能力的过程中，嵌入式进行中华文化构成多样性意识宣传，不仅要让外国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基本特点，还要明白除汉文化以外，还有55个民族所创造、传承的少数民族文化，从而在潜移默化中领悟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和先进性，使其在获得正确使用汉语文技能的同时，完成一个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认同到文化自觉的价值评判过程。同时，还应加强中国的多元文化政策宣传，了解中国这个多民族社会用以管理文化多元性的公共政策，即中国政府推行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宽容政策。进而改变外国学生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猎奇心态，使之更多地理解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辅相成的历史发展进程及互为依存、彼此包容的现实状况。还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体系中创立孔子学院(ConfuciusInstitute)的成功实践。截至2013年底，作为“国家汉办”(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全球已建立了440所孔子学院和646个孔子课堂，分布于120个国家(地区)。如此庞大的孔子学院(课堂)布点优势，对强化中华文化构成多样性意识宣传，提高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及其文化价值观输出能力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六)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对外出口
根据商务部官网数据:2013年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为251．3亿美元，文化服务出口额为51．3亿美元。而同年，中国的货物出口总额就为2．21万亿美元。由此可见，我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对外出口的潜力巨大，其中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对外出口潜力尤甚。为此，国务院在2014年3月印发了商务部等有关单位起草的《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对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做出全面部署。要使少数民族对外文化贸易与我国在世界整体贸易中的地位相匹配，还需通过经贸活动中少数民族文化产品质量的提升、经济的宣传、个性化的展示、交易和物流平台的搭建、现代网络的商业利用等手段，打造出一大批优秀品牌，发挥文化品牌对大众审美的影响作用，从而适应乃至引导文化消费的国际潮流。文化服务则需根据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具有“形态多样性、分布立体性、环境适应性、传承神秘性、认同全民性的特征”，深化服务内容，拓展服务方式(注:目前广告宣传服务比例过大)，充分发挥每个民族符号化的个体文化优势，更多地关注其文化价值的对外输出。为此，多举办各种国际性的涵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及民族产品的，带有展示、交易性质的博览会是有效途径之一。以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及民族产品为依托，充分利用市场化功能，促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及服务与文化消费的国际潮流对接。目前，已有成功的范例，如:1992年开始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中国—亚欧博览会”，2004年开始在广西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2013年开始在宁夏银川举办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三者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七)建立更多的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中心
该“中心”是一集合概念，应属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化机构。体制上可官方也可非官方还可官民合一，经济效益上可非盈利也可盈利。按其功能划分，可细化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研究中心、翻译中心、咨询中心、培育中心、展演中心、贸易中心以及产业园区、旅游园区、博物馆、图书馆、数据库等等。上述“中心”等机构的建立实际上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之一，对加强其国际传播能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现已建立有“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等官方机构，主要从事宏观研究，涵盖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工作重大问题等方方面面，且多注重于民族问题的内延研究，较少涉及现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及其文化价值观的输出研究，更少就构建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话语体系之现实平台进行研究。如今我国还没有一家专司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工作的部级研究机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各种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中心建设的实践上，虽有2002年开建的以展示、弘扬回族、伊斯兰先进文化为主题的银川“中华回乡文化园”等成功案例，但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满足不了现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外延发展的需要。
(八)鼓励成立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学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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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美国家的城镇化模式
欧美国家的城镇化过程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形成的，城镇的区域分布和城市群、城市带的形成主要是依照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区域结构形成的。尽管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也发挥了作用，但主要是依靠市场的作用形成的。英国作为最早出现工业革命的国家，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机械化生产和资本扩张相结合的大生产代替传统的小手工业和传统农业，成为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伴随着圈地运动，使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人口在城市聚集不仅促使城市扩张和经济增长，而且也使农村的生产生活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程度提高，带动了产出效率提升。到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镇化的国家，其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0%，而同期世界的城镇化率则只有6.5%。但同时，在英国实现城市化的过程中，也伴随着环境污染、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短缺、犯罪率上升等问题，因此，英国也成立了很多机构来治理，如济贫法委员会、工厂视察员办公室、卫生总局、地方政府委员会等。同时，英国也大力兴建商店、公园、车站、剧院等公共基础设施，提供公共产品供给和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英国的这种城市化发展模式在欧洲大陆随着工业革命的出现而被推广。美国的城镇化也是伴随着工业化而展开的，主要是通过完善交通运输网和有利的地理位置，降低了成本，聚集了资源，吸引了大量移民，积极培育现代大工业和现代商业，使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城镇化水平就达到了51.2%。但由于美国自由放任的传统，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管理水平不能及时跟进，缺乏科学的规划和治理，使城市的生活环境逐步恶化，如交通拥挤、犯罪横行、住房紧张、空气污染等，使许多城市人口开始移居到郊外，形成了一种“回归乡村运动”，也被称为“逆城市化”现象。这种自由放任的城镇化一方面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降低了城市的人口密度，但另一方面也使城市出现“空心化”，提高了运行成本，造成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2、前苏联的城市化模式
前苏联建国前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但仍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当时俄国城市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8%。作为经济相对薄弱的国家，苏联的工业化快速发展，也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虽然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为了重点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大量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享受城市居民同样的待遇。但由于苏联为了控制大城市的规模而实行了“居留证”制度等控制政策以及一些集体农庄领导人的“寻租”行为，使城市的劳动力供给不足，造成政府采取行政抽调的方式来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同时，为了积极推进工业化，苏联也实行了旧城改造和在农村地区建设新城的措施，并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如1931年出台规定严禁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建设新的工业企业。同时，1917年到1982年期间，苏联新建立的城市就达到1238座，平均每年20座。通过依靠工业布局的控制来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并通过行政手段来实现人口、资金、技术等要素的聚集，是苏联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特点。
3、拉美国家城镇化模式
拉美国家作为二战后开始兴起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纷纷采用进口替代战略，积极引进外资，建立工厂，发展本国的工业化。而这些工业项目大多分布于几个大城市，为了推进项目进展，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也主要集中于几个大城市，造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加上实行以农业哺育工业、转移农业剩余的方式来支持大城市的工业化，造成了农村经济衰败、农民生活困苦，使大量的农村人口盲目的转移到少数几个大城市。据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拉美大城市的人口每10年就翻一番。但城市的发展并不能有效吸纳这些新入城人员，给其提供就业机会和生活保障，导致城镇贫困人口的比例甚至超过农村人口的比例，从而出现了“过度城市化”。这实际上是一种缺乏产业支撑和科学规划的冒进的城镇化。
4、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城镇化模式
二战后，亚洲经济增长异常强劲，不仅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保持了30多年年均9%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出现了亚洲四小龙等新兴经济体。亚洲这些新兴经济体在发展道路上采取了出口导向战略，不仅实现了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完成了城镇化的过程。由于这些经济体大多是滨海国家，国内空间狭小，人多地少，加上其工业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部市场，因此，这种引进型的工业化模式使主要工业大多集中在大城市及其周围，促使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成为城市居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制定了完善的城市规划和产业规划，积极建设交通、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进政府效率，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使得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滨海大城市为依托，众多中小城市聚集的城市群发展模式。
二、世界城镇化发展的经验
尽管城镇早就出现，但真正意义的城镇化则开始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在100年左右的时间内，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完成了城镇化过程。但从实际绩效来看，不同国家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各有差异，有的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增长极，而有的则引起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生态危机。纵观世界城镇化发展的历程和模式，其中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1、城镇化的推进必须以产业为支撑，依据产业布局合理规划城镇分布
无论是英美等为代表的欧洲发达国家还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和苏联等国家，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成功的城镇化模式都必须以产业为支撑。城镇化说到底并不是简单的把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而是必须有充分的就业、足够的收入、基本的生活和宜居的环境等，是人的城镇化。而这就需要有足够的产业支撑来吸纳从农村进入城镇生活的人员，在人员供给结构和人员需求结构方面实现平衡。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从农村迁移进城镇的人员无法就业，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就可能成为社会危机的根源，也会限制城镇化的发展。如拉美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盲目的推进人口迁移，造成城市贫民窟聚集、交通拥挤、犯罪率上升、生态环境恶化等。而瑞士的小城达沃斯则凭借着“世界经济论坛”成为世界名城，带动了房地产业、旅游业、餐饮业、交通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2、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制约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城镇化都是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的优势在于依靠市场规律，能够实现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政府的优势在于通过规划、政策等手段使城镇化发展避免盲目性。但单一的市场与单一的政府都存在缺陷，片面强调政府的作用可能导致“城镇化的”，使得城镇化只见城不见人，丧失了城市的文化和价值功能，甚至也会影响经济功能，成为所谓的“鬼城”;片面强调市场的自发演进可能由于资源流动中的“马太效应”而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出现许多“城市病”。因而，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一般来说，政府主要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法律法规等制度保障、城镇规划和建设等具有外部性、公共性的产品和服务。而市场则依靠利益驱动的逻辑来引导社会资源和人口的聚集，通过市场调节，使经济机会不断出现，产业迅速发展，为人员聚集和城镇化推进提供良好的经济保障。
3、城镇化的过程是经济社会的重要转型，需要不断推进制度创新
城镇化的过程是经济社会的重要转型，从乡村文明发展到城市文明，从城乡的“二元结构”到城乡一体化，人们的消费方式、就业方式、居住方式、生产方式等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对于各种社会经济制度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如人员、土地、资金、技术等各种要素的流动要受到政府行政边界、户籍制度、土地政策、汇率制度和金融制度、基建水平、产业和贸易政策、法律制度等各方面的影响，这就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又鼓励和产生制度创新。比如，英国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匮乏，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居民住房短缺，生活环境恶化，出现了犯罪率上升、交通拥堵、贫民窟遍布、职业病蔓延等问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英国开始加强城市卫生防疫和环境保护，先后制定了《公共健康法》、《住宅补贴法》、《住宅改进法》、《工人阶层住房法》、《住宅与规划法》等一系列有关环境卫生和住房标准的法律法规。而且成立了卫生部，不仅负责社会民众的公共卫生健康问题，而且负责城市规划等问题。政府还采取了设置环境绿化带和建设新城等城市规划政策，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大城市的无序蔓延。美国的学者、城市规划者和政府为了应对“逆城市化”现象，提出了“精明增长(SmartGrowth)”的概念，开始注重城市发展的功能定位和规模控制。前苏联为了实现合理有序的城市化，设计了“居留证”等制度来限制和约束农村人口的盲目无序向城市流动。所有这些都说明，城镇化的发展不仅仅是农村居民从原居住地向城市的转移，还需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来提供激励和保障。
4、城镇化的发展应着眼于长远，注重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
城镇化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因此，应着眼于长远，不能只注重眼前利益和指标的实现。同时，城镇化过程契合了工业文明的大规模投入、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排放的生产方式，这种发展模式带来了严重的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资源短缺并且浪费严重，高污染、高排放，居民的生产生活空间日益恶化，物质水平提高的同时却出现了幸福指数和生活质量下降的趋势。如西方在20世纪50－70年代出现了伦敦烟雾事件等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垃圾成吨、空气污浊、传染病蔓延等。实际上，人是社会动物，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除了追求较高的物质满足之外，还追求环境优美宜居、和谐美丽的生产生活空间。正如总理指出的“绿水青山，贫穷落后不行;但殷实富裕，环境恶化也不行。”因此，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普遍重视资源环境的保护，提高生态治理水平，环境质量不断提高。经济学中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也说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会加强生态治理和提高环境质量的努力。
三、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现实选择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5000美元，中国的工业化率已经达到47%，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尽管城镇化水平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不到19%上升到2012年的52.57%，但我国的城镇化率还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正如周其仁教授指出的“目前我国出现了‘工业化超前，城镇化落后’的现象。”同时，城镇化还承载着扩大内需、拉动下一轮经济增长的重任。面对艰巨而又寄予厚望的城镇化，中央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不能重复过去城镇化的老路。
1、城镇化过程必须坚持“人的城镇化”
这一核心思想和原则当前，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形成了城镇化的浪潮。各地纷纷推出规模宏大的计划，许多地方把城镇化简单的等同于把农村的平房拆掉，把农民赶到楼上去就是城镇化;有的热衷于造城运动，削山造城、填海造城等。根据国家发改委的一项研究，在调研的12个省区中，12个省会城市规划了55个新城，144个地级市要建200个新城新区，甚至在167个县级城市中也有67个要建新城。结果导致许多地方为了推进城镇化强拆农民房子，逼农民上楼。由于没有足够的产业支撑，失地农民上楼居住但仍从事农业生产，不仅没有让农民享受到城镇化的福利，还带来了福利损失。在许多“新城”，楼房是建立起来了，但房屋空置率很高，形同“鬼城”，不仅浪费了大量资源，造成了很多资源浪费，而且还破坏了环境，影响了民众对政府的情感认同，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这些现象背后的根源在于没有真正理解城镇化的本质，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是在产业支撑基础上带来收入增长，从而引起消费模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的社会结构的变革，是一种文明的替代。
2、推进城镇化应遵循市场规律，合理界定
政府边界，坚持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相结合从资源配置的视角来看，城镇化的过程也是一种资源配置状态和模式不断调整的过程，因而，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否清晰，是否存在越位、缺位、错位的情况，将直接决定城镇化的效率和质量。从世界城镇化的历史来看，城镇化的过程也是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片面的依赖市场或政府过度的干预都会引起许多问题。我国的城镇化应坚持市场主导，因为市场机制可以发现市场机会，引导资源配置到效率最高的地方。市场主导能够避免政府过度干预下出现的“拍脑袋”工程、无效率的“政绩工程”、损害民众利益的“被迫”城镇化等问题。同时，政府也应发挥好引导作用，通过政策引导、城镇规划、法律法规以及对交通、通讯、供水电暖等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提供基本的保证，引导城镇化科学发展。
3、应坚持绿色城镇化
历史上，世界各国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都出现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犯罪率上升等“城市病”，城市已经成为资源消耗最多、环境压力最大的生态“洼地”。当前，世界正在兴起绿色革命的浪潮，注重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实现绿色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我国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把生态文明上升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提出要实现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绿色发展。2012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这就要求我们的城镇化要坚持绿色城镇化的道路。这里的绿色城镇化不仅仅是指环境好，而且也应包括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应多采用低碳、循环的原材料，发展绿色建筑。在城镇的规划中，要努力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给居民提供优美宜居的生产生活环境。同时，要不断改进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不断推进制度创新，提升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真正让迁入城镇的居民体会到福利的改进。只有这样，我们的城镇化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才能真正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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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新教进入美国之后，新教就从政教认同、政教关系和政治参与这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对美国政治文化产生着重要影响。
（一）政教认同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是各个民族的“大熔炉”。美国人来自世界各地，具有各种文化背景。各种异质文化融入美国，没有使美国社会陷于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状态，反而使其斑斓多彩、百花齐放。而且，美国人无论其祖先来自何处，肤色如何，使用何种语言，只要他们怀揣“美国梦”，不辞跨洋过海来到美国，成为“美国人”，绝大多数人都会表现出强烈的爱国心和作为一个美国人的骄傲。这一点对一个由血缘、肤色、语言、文化、生活习俗等高度不同的移民组成的国家来说，是极其可贵的。将形形色色的移民及其后裔凝聚在一起，使其成为具有统一道德标准与价值观的“美国人”的法宝是什么?是基督新教及其伦理观。美国中小学学生每天要宣读《效忠誓词》：“我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国旗，以及它自所代表的共和国：在上帝庇佑下的统—国家，不可分割，人人享有自由和正义”。“OneNationunderGod”的概念从小就植入美国人民的心中。在2011年6月的一项调查中，盖洛普公司发现目前美国有92%的人声称信仰上帝。在2011年一月到十一月这段时间里，该公司对327,244名美国人，进行了一项关于宗教偏好的调查。调查显示，在美国，大概有52.5%的人信仰基督新教，这远远超过其他宗教信仰和不信教者。
基督新教对美国的影响不仅仅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将基督新教作为信仰，而且还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内心已经将基督教价值和伦理作为道德标准和生活准则。盖洛普公司举行的另一项调查显示，尽管近年来有所下降，但是在2011年仍有55%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6%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在美国人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仅有19%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在生活中不起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出生在美国的本土人，还是刚刚拿到“绿卡”，进入美国社会的新移民，无论文化、经济背景如何，信仰什么，要想正常生活，只能接受源于基督新教的价值观与道德标准。“这是由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的实用性和不可空缺性决定的。尽管一个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新教、可以在思想上拒绝甚至批判美国的价值观与道德标准，但在美国的社会实践中，却不能不使用这套标准。”宗教机构仍然是人们了解公民道德规范的重要场所。新教的道德督导和教化在美国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指导意义远远超出了宗教信仰本身，已经深深地融入美国人的一言一行中，是美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人可以选择不同的宗教，可以不相信新教，可以从法律上强调政教分离，但却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拒绝基督新教的道德规范。因此，基督新教及其伦理价值是美国人的凝结剂，是美国人的基本共识，构成了美国人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
（二）政教关系
美国所实行的政教分离主要是指宗教与国家在组织制度上的分离（通常意义上，即指教会与政府的分离），其主要目的是防止世俗政府干预神圣的宗教事务，这一原则深深地扎根于当代美国公民的心中，展现于当代美国人民对待政治的态度中。而这一原则是与新教信仰分不开的。基督新教徒有着超越主义价值观，严格区分人的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将个人的私域与国家权力二元化和相互对立，认为世俗生活只不过是通向天国旅途中的一个客栈。相对于人的彼岸命运，国家只有工具价值，只是“必要的恶”。新教教徒对于国家权力往往是不信任的。在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马丁•路德•金针对种族隔离制度进行批判时，说了这样一段充分反映美国公民对政教关系的认识，“你拥有双重身份。你既生活在现在也生活在永恒。你的最高忠诚应奉于上帝，而非凡夫俗子或政府或民族，或其他世俗机构。如果其他世俗制度或习俗与上帝意志相冲突，作为基督徒，你有义务反对它。你永远也不可让世俗机构短暂的、易逝的要求战胜全能上帝的永恒要求”。也就是说，新教教徒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基督经”。“政教分离”不是指政治与宗教的完全分离，也不是指宗教信徒与政治活动的分离，更不是宗教与政治在精神上的分离。宗教信徒当然可以参加政治活动，比如根据自己的信仰来选择总统候选人。因为政治需要道德，而道德源自信仰。
宗教在公民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涉及到政治问题，进行政治决策时，宗教考虑必然占据着重要的作用。今年三月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大多数（60%）美国白人新教徒和多数（51%）美国黑人新教徒中认为教会和其他宗教组织应当对社会和政治问题发表他们的看法，而天主教教徒和不信教者中的大多数（60%和66%）则认为宗教应该远离政治。由于新教主导着美国社会，在大多数美国人的观念中，摆脱了宗教信仰，政治会陷入无道德；而过于强调自身宗派的宗教信仰，又会激化甚至导致国家内部的冲突和分裂。与此相一致，基督新教往往鼓励教徒在一定的时候要积极干预政治，并为公民参与政治提供了各种机会，对公民们的参与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提供了便利。
（三）政治参与
1986年重新修订的《国内税收法典》规定，教会有遵守禁止参加某些特定活动的义务，这些活动包括：将社团收益分配给其成员或理事、参加政治运动或试图影响立法（游说议员）等。这只是指禁止以这个教会团体的名义参加这些活动，而宗教组织中的个人还是可以以公民的身份参加这些活动的，也不禁止宗教活动中对于公共事务的探讨。宪政民主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公众能够通过参与政治，从而影响政治决策。然而，良好有序的政治参与是需要具有一定参政技能的公民与之相适应的。这就牵扯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得有愿意参加政治活动的公民，二是这些公民得具有一定的参政技能。具体来说，一方面，教会之所以能够提高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前提是教会唤起了人们参政的热情，教会为其成员提供了一个平等与民主的内部环境，其所宣扬的互助精神又往往使成员受到感染，激发起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
这一点在非洲裔美国人身上表现比较典型。教会是美国黑人中最古老和最有活力的社会组织，黑人的教会活动都与社会活动关系密切，部分原因就在于教会为黑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社交机会和平等的社会参与机会。1990年的全国宗教情况调查显示，81.8％非洲裔美国人自称基督教新教徒。美国的民意测验多次显示，非洲裔美国人的宗教观念和宗教行为比其他美国人要强烈。在非裔美国人教会的鼓励和组织下非裔美国新教徒往往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而政治参与活动所带来的丰厚成果（如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奥巴马的当选）又反过来刺激非裔美国新教徒参加政治活动，形成了一个有序活跃的良性政治参与循环。另一方面，在培育公民参政能力上，有组织的新教教会对于宪政民主有着极其重要的维护作用。有组织的新教教会是人们学习政治技能、培养政治能力的机构，能够帮助教徒获得基本的文化素养和公共活动技能，从而有效地参与民主政治。就一个地区而言，教会是社区的中心，是获取社会资源的最佳途径，是社交兴趣、规则和技巧的孵化器。
二、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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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持续的高速经济发展、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幽美的城市环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建筑和城市研究者的目光。在新加坡城市发展的众多成就中，其对公共住宅的关注和发展尤为突出。新加坡公共住宅不但以高层高密度的模式解决了居住问题，而且为高层住宅的对社区问题和气候问题的处理给出了新的范式。新加坡政府依托公共住宅创造了舒适的生活环境，发展建立了稳定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在被称为“文化沙漠”的新加坡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化认同感。
新加坡公共住宅的发展建立在对一些既有的建筑学理论的发展之上，同时充分体现了第三生态理论中对技术理解性使用的要求：新加坡高层住宅对其所采用的建筑学理论和模型都进行了反思和具有实际意义的改良，最终发展出了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一种居住模型。不但将其根植于热带气候环境之中，保证了居住的舒适性和环境的可持续性，而且在其居住环境中创造了全新的社会文化。新加坡高层住宅对于新加坡文化构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社区文化的培育，二是对于民族融合的促进。在下文中，本文将从建筑学的角度，主要介绍新加坡公共住宅在社区构建和识别性构建两个方面的策略和方法，进而分析新加坡公共住宅在第三生态社会维度发展上的贡献。
新加坡公共住宅的社区感构建
1.社区感的基础：新加坡新镇的三级规划
新加坡的第一座新镇“皇后镇（Queenstown）”由殖民政府的新加坡改良信托局（SingaporeImprovementTrust）1）在1952年开始建设，最后由建屋发展局（HousingDevelopmentBoard）2）在1970年代早期完成。当时的唯一目标是快速解决人口居住问题，因而几乎考虑完全移除传统居住形式（ShophouseandKamponghouse）后所带来的认同问题。大巴窑（ToaPayohTown）新镇是建屋发展局开发的第二座新镇，开始于1965年，规划人口18万人。从大巴窑新镇开始，建屋发展局开始有意识地在新镇中加入镇中心和相应的服务设施，构建功能完整自我维持的新镇。始建于1973年的宏茂桥新镇（AngMoKioNewTown）标志着新加坡新镇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从这个新镇开始，新加坡开始在新镇的规划中采用等级化的空间模型，设立镇中心和邻里中心两个层级。邻里中心一般包括一个小学、购物中心及社区活动中心，邻里中心的服务半径为400m。1970年代晚期，新加坡形成了成熟的新镇结构模型，即“棋盘式”模型。这一模型使用邻里单位（组团）作为规划中的最小单位。每个邻里单位约为4hm2（有时为4hm2的一半），包括8－10栋住宅楼，容纳400－800户家庭。每个邻里单位都包括一个儿童游乐场以及花园。组团的上一个层级是邻里，每个邻里包括4000－6000户。自此之后，新加坡的新镇都以“棋盘式”结构为基础进行发展，形成了新加坡城市乃至整个新加坡社会独特的“3个层级”的结构形式（图3）。新加坡新镇3级结构对于建立社区和归属感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清晰明确的社区体系：清晰的3个层级的社区结构不但为新镇的开发提供了便利，同时也建立起了新镇社区的基本骨架。依托这套骨架可以很方便地发展各种促进社区发展和完善的公共空间系统和管理体系。清晰的社区结构在帮助社区居民形成认同感等方面发挥了潜在的基础作用。2）充足完善的服务设施：3级结构的另外一个意义是为整个新镇的服务设施提供了一种高效的布局模式，分层级和领域的服务设施保证了每个邻里都被相应的服务设施所覆盖。因而，这种3级结构对公共设施布局的选址以及数量的计算都提供了巨大的便利，而且促进了对公共设施高效的利用。由此带来的充足的服务设施和方便舒适的生活环境是良好的社区氛围和认同感形成的物质基础。
2.社区感的培养皿：新加坡新镇的公共空间
依托于新镇的3级体系，新加坡的公共住宅发展了一套完整的公共空间体系，这套公共空间体系成为了社区感和认同感培养最为重要的场所。根据笔者总结，新加坡的公共空间体系由8个元素构成，分别是：组屋中的公共走廊空间、组屋的底层架空空间、组团的邻里公园、新镇中的社区中心（小贩中心和市场）、新镇公园、连接组屋的步行廊道系统（LinkwaySystem），以及沟通全城的公共交通系统。在功能上，可以将这8个公共空间元素划分为两类：一个是以公共活动和生活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社区服务系统，一个是以绿地和休闲活动为主的绿地景观系统。在新镇的3级结构下，这两套公共空间系统也被划分为了3个层级，在不同的尺度上提供多样的公共活动空间。社区服务系统主要由组屋中的底层架空空间和各级的社区中心构成，为市民提供各种有屋顶的户外活动空间，同时服务居民的生活。绿地系统为组屋居民提供和自然环境结合的户外活动场所。步行廊道系统和公共交通系统在邻里和新镇两个尺度上，将所有的公共空间联系在一起（图5－10）。因此，可以将新加坡新镇中的公共空间系统总结如图4。
3.总结
通过分析新加坡新镇公共空间模型，笔者认为新加坡新镇的公共空间系统能在社区感的培养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可以归因为以下3点：首先，成系统的公共空间系统规划。通过对新加坡开放空间系统模型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新镇的公共空间规划覆盖了新加坡居民室外活动的每个层面，几乎居民所有的日常休闲活动都能被包括在这套公共空间系统之中。因此，这种系统性和全面性保证了开放空间系统的服务范围。其次，结合热带气候的公共设施设计。从这套开发空间的起点（底层架空），到沟通各个元素的步行廊道系统，以及系统中的重要节点（社区中的小贩中心及市场），都可以看到在规划设计中对热带气候的考虑。同时，社区公园和新镇公园也因为其大量的绿色植物和良好的娱乐设施设计而广受居民的欢迎。因此，这些适应气候的设计促进了居民对这套开放空间系统的使用，进而保证了这套系统的效率和使用率。最后，公共空间系统对生活模式的培育。依托这套公共系统，新加坡公共住宅居民发展了他们共同的生活习惯，进而形成了统一文化和社区认同。作为一个预先规划的公共空间系统，从其规划模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其对生活模式的引导和培养作用。首先，提供丰富而全面的户外活动空间；其次，通过便利性和舒适性引导对这套系统的使用；最后，结合适合的居民活动选择相应的公共空间类型。因此，这种自上而下的公共空间系统，最终发展成为新加坡社区感的培养皿。#p#分页标题#e#
新加坡公共住宅的识别性构建
1.开放空间对识别的构建
新加坡新镇的公园体系在发展之初就被赋予了两项任务：一是利用户外开放空间丰富居民的社会活动和创造相应的生活模式，进而培养居民的社区感，二就是作为新镇的识别性系统而存在。下文将介绍新加坡公共住宅中是如何通过开放空间系统建立新镇的识别性。在新镇层级上，新镇公园被用来区分新镇的边界和土地利用的性质。在很多新镇的交界处，建屋发展局预留了很多土地作为绿地，这些土地被设计为很好的景观公园，除了娱乐和休闲的功能之外，也作为区别新镇的边界，建立视觉识别性之用[2]。其中，以宏茂桥、碧山和大巴窑新镇之间的碧山公园为典型代表（图11），在从一个新镇进入另外一个新镇的时候，给人以明显的领域和边界感。在组团层级上，组团公园构成了新镇内识别体系的重要节点。每个组团的公园都经过专门的设计，力求识别性，再加上它是居民最为常用和熟悉的公共空间，自然成为了居民识别空间的重要标志。同时，新加坡新镇中的步行廊道系统也起到了划分空间领域的作用。人们会习惯性地按照熟悉的行走路线和通道行走，而且这些路线周围的景观也会自然地变成人们定位的标志。因此，这套步行体系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划分居民活动范围的标志和边界。根据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一书中提出的识别性的5个要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可以将新加坡的公共开放空间所形成的识别系统归纳如下：首先，在新镇尺度上，使用位于新镇边界处的邻里公园限定新镇边界，界定出新镇和新镇之间的领域范围，通过绿地的方式提示新镇归属的转换；其次，在邻里尺度上，邻里中心的服务设施和独特设计的邻里公园构成了下一层级的识别标志；最后，沟通各个邻里的步道系统划定了住户的日常活动范围，同时限定了每个邻里实际的使用和心理边界。在新镇和邻里尺度上，邻里公园和步行廊道分别起到了限定边界的作用，邻里公园和社区中心起到了节点和标志物的作用，进而在两个层级上划定了空间的领域感（图12）。
2.建筑外观对识别的构建
由于经济性和建筑类型的特点，高层公共住宅非常容易出现外观和空间上的一致化。然而，西方高层住宅发展的教训告诉我们，识别性缺失的必然结果就是居民对社区认同感的缺失。因此，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充分利用建筑元素去创造多样的公共住宅风格，从而进一步形成组屋的识别性。新加坡组屋在反映新镇和城市的可识别性方面的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举措：一是利用建筑的高度和屋顶创造丰富的城市天际线；二是利用不同的建筑立面，以创造多样的街道空间效果。通过对新加坡不同新镇中的组屋风格进行比较，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两项策略在组屋外观上的体现，同时能看到这两项举措所带来的新加坡新镇的清晰的识别性特征。
1）屋顶和城市天际线：首先，建屋发展局在进行不同新镇的组屋设计时，对不同新镇的组屋屋顶形式进行了有意识的区别和特殊设计。一方面，因为热带建筑的特殊性，对于生活在热带的居民而言，屋顶是建筑识别性的第一要素；另一方面，经过统一设计的城市天际线，对于新加坡的整体城市景观拥有重要的意义。因此，统一的屋顶和天际线风格也是对新镇级别识别性最好的构建方式。因而，在波东巴西（PotongParis）新镇中，整体的建筑造型采用了极具特色的斜坡形式；在淡宾尼（Tampines）新镇中，很多组屋在屋顶采用了橙色的双坡屋顶；在武吉巴督（BukitBatok）新镇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建筑屋顶上独特的几何开洞（图13）。其次，在设计新镇整体天际线时，在保证新镇内部的屋顶风格统一且建筑的总体高度一致的前提下，点缀几座较高的建筑。一方面，这几座较高的建筑可以用来强调和识别新镇中的特殊区域，如镇中心等；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新镇的天际线更为错落，更加具有识别性（图14）。同时，因为土地紧张的原因，想用绿带隔离所有新镇是不可能的。因而，利用建筑风格强调新镇和新镇之间的建筑区别成为非常必要的举措。图15为裕廊东新镇和武吉巴督新镇之间的建筑风格对比，强调新镇的之间的识别性。
2）立面和街道设计：在新镇的步行尺度上，主要依靠立面的多样化设计来强调各个组屋的识别性。在设计新镇面向街道的立面时，建屋发展局有意识地将组屋靠近街道布置，形成完整的具有围合感的街道空间，同时在一条街道上采用连续相同母题的立面符号形成连续的街道效果。在不同新镇或者邻里间，通过强调街道的尺度的不同来构建识别性。如在惹兰友诺士大街（JalanEunos）就在街道两旁布置小尺度较矮的体量限定空间；而在裕廊西中就在街道两边布置高大的高层住宅（图16）。此外，组屋通过立面设计构建识别性的另一个方式是根据道路的速度确定立面的复杂程度：在城市快速路和主要交通干道周围，保持立面尽量简单；伴随着道路速度的降低，立面的细节逐渐增加。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不同组屋区的立面效果，并且帮助居民在组屋区内定位。
小结
对外文化论文范文6
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一）研究样本的收集与整理在CNKI网站的博士论文库和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馆藏电子目录中，共发现题目或关键词中带有“广告”的博士论文（以下简称为广告学博士论文）共71篇，发表时间为1996年至2009年。研究者分别对论文的研究主题、学科、研究方法、参考文献、学校、专业、论文题目、年份进行编排和列表。
（二）研究内容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在不同学科的分布、研究主题的分布及不同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的整体分布及不同学科的异同、参考文献的来源及构成等四个方面。
研究结果分析
（一）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学科分布
本研究共涉及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时间跨度为1995年至2009年。第一篇广告学博士于1995年，是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撰写的《中国报纸广告史论》。但1995年-2002年每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寥寥无几，一直在1篇到3篇间徘徊。从2003年开始论文数量开始攀升，虽然在2004年数据回落至3篇，但从2005年到2007年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健的增长势头，并在2007年到达了15篇的顶峰，论文数量在2008年又跌落到3篇。在2009年，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重新上升至6篇（见图1）。表1各一级学科撰写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表（单位：篇）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新闻学与传播学17外国语言文学6控制科学与工程2地理学1管理科学与工程10心理学6艺术学2法学1中国语言文学8历史学3应用经济学2农业经济管理1工商管理6社会学3理论经济学2哲学1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从学科分布来说，这些论文来自16个国家一级学科，30个不同的专业。其中，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最多，共计17篇。其他学科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分布本研究将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共分为6大类，分别是广告理论（广告传播理论、广告经济理论、广告语言）、广告经营实践（新媒体广告、广告策略、广告效果、广告投放、广告投入策略、广告经营管理、受众研究）、广告社会影响（广告与社会、广告与文化、广告批评）、广告史、广告监管、广告总论（广告产业和广告市场）。分类统计发现，研究主题为经营实践类博士论文最多，为28篇；广告社会影响类论文次之，为22篇；广告理论类论文位列第三，共12篇。以下依次为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见图2）。进一步分析发现，2002年之前（包括2002年），广告学博士论文集中在广告理论和经营实践领域中有限的细分类别，每个类别中也仅有一两篇。2002年以后，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迅速增长，研究主题也更为宽泛。除去在“广告经济理论”、“广告投入策略”和“广告市场总论”，广告学博士论文对其余14个细分类别均有涉及。其中，“广告社会影响”中三个细分类别的论文增长数量都在4篇以上，一跃成为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此外，研究新媒体广告经营实践的论文达到7篇，与广告策略研究的论文数量持平。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博士论文数量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广告业发展中重术轻学、重实践经验而轻理论研究的问题。
2.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比较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除了广告监管这一研究主题未涉猎之外，其他五类主题都有研究成果呈现。但选题主要集中在“广告的社会影响”（7篇），广告基础理论研究文章仅有3篇，广告传播客体（受众）的研究缺失。来自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于新媒体广告的投放及设计、广告策略中企业的广告决策问题和广告效果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心理学科的博士论文注重广告受众的研究，通过研究广告受众的信息处理方式找到广告认知的规律、影响广告效果的因素；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对广告学总论进行了探讨，例如《广告市场研究》、《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研究——一个关于广告的经济分析框架》；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哲学等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报纸或电视广告进行分析，通过广告中的各种元素映射出社会变迁或居民的意识形态；外国语言文学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利用语言学理论对广告语篇进行分析，以找出其中的特征；社会学的博士论文中，有两篇通过对广告的内容分析解读社会的变迁，另一篇则运用社会学理论阐释了青少年广告态度的影响因素；艺术学的博士论文中，一篇是《基于先进信息技术的数字交互广告设计理论研究》，从设计艺术学的角度探讨数字交互广告的设计准则，另一篇通过对广告视觉语言的研究，梳理西方价值理性视野中的广告文化批判观点并总结中国近20年来广告文化研究；法学的一篇博士论文对广告监管进行了研究。此外，地理学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论文分别从这两个专业领域对户外广告投放和农产品广告市场的广告投放及受众研究做出了分析；哲学学科的论文则对广告道德进行了研究。#p#分页标题#e#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整体分布一篇论文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可信性，其关键指标就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学。作者在郑欢等对传播类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分类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具体分为统计分析法、实验法、理论演绎法、理论建模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规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二手资料法等类别。鉴于大部分广告博士论文使用了不止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对论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都进行了统计，因此，论文篇数之和会大于总体论文数量。由图3可见，理论演绎方法在博士论文中运用较为普遍，其次是统计分析法，理论建模方法居第三位。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案例研究法和二手资料法所占比例相近，都在17%左右。规范分析法运用较少，仅为4%。
2.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比较通过学科之间的比较发现，作为广告学所隶属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有理论演绎法、统计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但是，除了理论演绎法，其余研究方法很少被单独使用。在该学科的15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中，有7篇论文只运用了理论演绎法，即在某些理论或者研究范式的指导下，运用思辨的方法得出结论，如《广告伦理研究》、《广告文化批判研究》。另有6篇论文运用了统计分析和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还有2篇论文运用了简单的理论建模和内容分析方法。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对广告学的研究论文多使用理论建模的研究方法。例如，《最优广告投入策略的研究》运用了两类建模方法，《基于公众利益的广告监管模型及其策略研究》运用了文献研究、理论研究、数学建模研究、案例研究，并结合了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心理学科的论文多使用实验法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例如，《受众卷入的作用机制及其与广告诉求方式的匹配》是所收录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唯一将眼动技术引入到实验中的论文。但是，有的论文实验的被试量过少，如《网络旗帜广告的认知效果研究》有效被试量为30人，无法代表中国整体网民状况。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在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多运用理论演绎法或理论演绎、内容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使运用了统计分析，也多为简单描述统计，基本不涉及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统计研究方法。
3.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统计分析法、实验法和理论建模等方法已经应用到广告类博士论文中，表明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开始趋于多样化。完整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眼动技术、加工分离程序、节目分析器的运用，明显的提升了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与此同时，从整体上来说，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
（1）运用理论演绎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7篇），占该学科论文总量（15篇）的将近一半以上。仅仅应用理论演绎法，而不纳入统计调查分析对理论进行验证，会使研究成果的说服力明显降低。
（2）部分论文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专业性不强。例如，某论文在比较两个国家大学生的电视广告心理效应时，仅选择155人样本进行实验，在分析时也仅用了方差分析一种统计方法。有的论文开篇介绍称其研究方法为“质化与量化相结合，运用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分析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统计分析和图片分析法，在内容分析基础上用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美学理论深入剖析电视广告审美特性”，而实际上运用的统计分析只是简单描述性统计分析，所提到的“内容分析”既没有对抽样方法与步骤进行详细描述，也未对研究文本进行严格编码和统计分析。
（四）论文参考文献构成分析
参考文献是科研工作的起点，也是综合评价学术论文的规范性、创新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途径。具体来说，来自权威学术期刊的论文在参考文献中所占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作者对本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把握程度。鉴于欧美等国的广告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国际学术前沿的关注程度。为了细致透彻的分析，笔者将总体参考文献划分为“外文学术文献”、“译著文献”、“非译著中文文献”和“其他文献”。外文学术文献包括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译著文献包括国内学者翻译的外文书籍和论文；非译著中文学术文献包括C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的论文、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其他文献包括报纸、网络文章等。本文共研究了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但只研究了其中68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原因在于，《俄语电视广告语篇研究》和《蒙古国与中国大学生的电视广告的心理效应的比较》两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包括俄语和蒙古语文献，我们无法判断这些文献是否来自于专业学术期刊。另外，《中国报纸广告史论》写于1995年，文中没有给出参由图4可以看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主要以非译著中文文献为主，外文学术文献为辅，占第三位的是译著文献。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中文书籍（26%）、外文学术论文（19%）和外文书籍（14%）。而中文学术论文和外文行业期刊所占的比例甚少，均未超过10%。这一分布比例显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仍然以中文书籍（而非学术）论文为主，且其比重远远超过后两者。但其对外文论文和外文书籍的重视程度也值得肯定。笔者在对外文论文、外文期刊、中文期刊这三类文献研究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广告类和其它类文献。从图5即可看出，尽管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参考的外文论文和著作较多，但所借鉴的广告学专业论文和行业期刊文章中文献的比例均不到20%，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对中文行业期刊的借鉴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在71篇博士论文中，有11篇论文没有引用外国文献，分属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哲学。这些论文都是2003年后撰写的，其中一篇是2009年完成的。此外，有19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学术期刊论文，11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书籍，20篇博士论文未参考中文学术论文，2篇论文未参考中文书籍。
结论
（一）撰写广告学博士论文的专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共有30个专业的学生撰写了与广告相关的博士论文，充分体现了广告学跨学科的复杂特征。尤其是来自新闻传播学科之外的博士论文为广告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思路及方法。但是，部分跨学科的博士论文仍停留在运用本学科的理论对广告实践进行解释分析层面，鲜有探寻广告运作规律、创新广告研究方法、提出崭新框架的佳作。#p#分页标题#e#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渐趋科学化在广告学博士论文中，除了理论演绎法之外，统计分析、理论建模、内容分析和实验法的使用也占很大的比例。相比于广告期刊、杂志上的论文，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规范性较强。但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常常拘囿于本学科常用的方法，能同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并且应用层次较精深的博士论文极少。同时，大部分广告学博士论文仍采用理论演绎法。部分论文虽然运用了统计分析法或内容分析法，仍存在科学性、严谨性不足等问题。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基础尚不够扎实参考文献，反映了研究者对本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趋势的把握程度。对参考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力度不足，无疑会影响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性。本研究发现，广告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所涵盖的外文文献和专业学术论文所占比例还没有达到半数，部分博士论文甚至没有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文献。这种情况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基础理论关注不足传播学专业广告学方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多以传播学为主，对广告学科应用实践和理论基础建设帮助不大；广告学专业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科的贡献明显强于前者，但其关注点多集中在广告学热点问题，如新媒体广告的经营以及对受众的影响上，而对广告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缺失。张金海教授曾指出，“长期以来，广告学研究深陷‘学不精’、‘术不深’的尴尬之中”[10]。由此可见，三十年来，广告学博士论文从无到有、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但在关注主题、研究方法、参考文献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对外文化论文范文7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对外文化论文范文8
我国大部分科技期刊采用的是顺序编码制，其要求文章正文部分（包括图、表及其说明）所引用的文献按在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并将序号置于方括号中，以上标形式（右上角）直接放在引文之后，而相应的参考文献表中各篇文献按序号依次编排。编校过程中经常发现正文中标引序号混乱，如正文中标引序号有16，而文后参考文献仅有15条；再如正文中标引序号从6直接跳跃至8，缺少文献7。这些可能是作者写作时遗漏或文章修改、编审过程中正文内容删减而文后参考文献未及时相应修改所致。文章编审过后，编辑在给作者发送修改意见的同时，应提醒其注意相关参考文献的变动并作出相应修改。对于明显的标引序号错误，如果不存在其他方面的矛盾，编辑也可以直接修改。经编辑仔细核对梳理仍存疑义的位置，需与作者沟通确认。
（二）著录格式的规范性
著录项不全、著录信息不准确是编校参考文献著录中出现最多的问题。对于熟练掌握参考文献著录标准的编辑来说，核查该类问题并非难事。然而，要对其进行校对并补充修改使其准确完整却并不简单。
1．著录项不全
参考文献著录缺项和项目不全的形式很多，如：作者姓名仅列出1位，其余用“等”代替；期刊类文献仅列出卷数或期数；起止页码缺失或只有起页码等。查阅纸质版文献以实现检索不仅费时而且很多文献甚至已无法查找，该法对编辑补全核对著录信息来说实用性不强。通过网络搜索引擎，进行检索以补全校对著录信息是最简捷的方式，然而作为编辑应抱有严谨负责的态度，因此还需进一步检索出原文；但网络搜索引擎仍可作为初次检索、丰富检索信息的重要途径。网络数据库是获取原始文献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国内常用的文献检索网站有中国知网、万方，国外常用的文献检索网站有荷兰公司的美国化学会的德国公司的等。这些网站含有大量文献信息，对于文献检索十分全面。不足的是这些网站绝大部分免费的数据库仅提供了摘要，有些文献信息（如期刊文献的起止页码）往往需要进入网站数据库付费下载到全文才能知晓，而编辑核查校对文献著录信息并不需要阅读全文，因此该法检索有时比较昂贵。笔者在从事参考文献著录核查校对工作中，注意到大学图书馆的电子资源相当丰富，对于检索著录信息十分实用便捷。如武汉大学图书馆的电子资源门户信息就相当全面，分类也十分清晰，在其“电子期刊导航”栏目中直接输入期刊名称就可进行期刊链接（中文、外文期刊均可），再根据期刊的出版年份、卷数、期数等信息，就可查找出文献相关著录信息而无需下载全文（特别是对外文文献），是补全作者姓名、卷数、期数、起止页码等的非常便利的检索途径。目前可用的专利文献、标准信息文献检索网站也很齐全，如可通过各专利机构的网站（欧洲专利局专利检索网站、知识产权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IPDL、美国国家专利与商标局USPTO的网站、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检索平台、中国专利信息网等）检索专利文献，通过各种标准的检索网站（国家标准化组织、中国标准服务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美国国家标准学会等）检索标准信息文献，从而将著录项补全。
2．著录信息不准确
由于作者对文献著录标准不熟悉或对所引文献的著录信息把握不准，编辑核查校对过程中经常会碰到著录信息有误的情况，多体现在文献类型标识有误、期刊文献的卷期混淆、外文作者的姓和名混淆等方面。或许是因为专著［M］、学位论文［D］、会议论文集［C］、报告［R］的文后参考文献编排格式均为“［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这几者文献类型标识混淆的情况比较常见，需要编辑留心重视。最直观的鉴别方法是通过文献题名及出版者判断，例如学位论文的出版者多为大学而专著的出版者多为出版社，再如会议论文集类型的文献题名多有“会议论文集”字样。另外，网络搜索引擎也是校对文献类型标识错误的效率很高的方法。期刊文献的卷期著录信息混淆，如卷数加括号跟在出版年份之后而期数缺失、期数不加括号而卷数缺失、卷数和期数位置互换等，这些错误对文献的检索影响较大。如果编辑具有丰富的经验，对本领域的期刊背景有足够的了解，可能很快就能看出问题。例如：著录文献信息为“李文鑫，范冠博，潘秉锁，等．低温镀铁影响因素研究［J］．材料保护，2014，2：57－59．”，其中的“2”是卷还是期可结合期刊名称判断，期刊《材料保护》办刊时间较长，因此至2014年不可能才出版第2卷，作者提供的著录信息中的“2”很有可能就是期数。可见，经验的积累对编校工作十分重要。这就要求编辑在碰到不太熟悉又有疑义的文献著录信息时不仅应认真求证，在得出真实信息后还应扩展丰富信息内容，从而转变为编辑自身的业务储备。参考文献著录中作者姓名出错的概率也很高，尤其是外文文献作者的姓和名混淆的情况比较多见。很多文献著录格式要求外文文献作者姓名中姓用全称而名用缩写。对于外文功底不强、对外国文化背景不够了解的作者来说，可能很难把握哪是姓哪是名，特别是那些小语种的或是很长的姓名。作为编辑，除了要掌握编辑技能，巩固加强外语、外国文化学习也是很有必要的，如了解英语中的姓和名的由来、熟知英语中常见的姓和名等。另外，一篇文章中经常会引用同一位作者或同一个课题组的多篇文章，若发现2条文献中作者姓名的拼写有差别，就应仔细核对。只著录了部分作者而后面没加“等”或“et al”标示的情况也是参考文献作者姓名著录不准确的一种表现。这可能是因为有的作者认为只要列出第一作者就能检索文献，为了图方便，对参考文献的著录标准了解不够。根据国家标准，在参考文献表中3人以上多作者应列出前3人，后加“等”或“etal”。对于编辑来说，可能无法很直观地辨别作者是否有未列出的参考文献作者姓名，这就需要作者自己重视、认真核查，因此编辑应提醒作者注意这一点。
（三）其他问题
1．标引内容与著录信息不相符
正文标引处所讨论的内容与文献著录信息不相符也是编辑核查校对过程中常见的问题。例如：正文中有“低于中国期刊网收录的3919种科技期刊的自引率〉0．200，占总数的14．30，与莫京的研究报道结果一致”；而文后参考文献著录为“刘雪立，方红玲，周志新，等．我国不同自引率科技期刊文献计量学特征的对照研究”。很显然，正文标引处为“莫京”的研究报道，而文后著录的参考文献作者却非其人。再如：正文中有“镀锌板的复合无铬钝化目前已有较多研究”，而从文后著录的参考文献的题名来看该文献研究的是铜的钝化。因此，编辑在阅稿过程中不能将文后参考文献部分与前文脱离，在编校正文的同时，对于文中引用参考文献的地方，应对照结合文后参考文献著录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