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文化交流总结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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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文化交流总结

对外文化交流总结范文1

在国际间的交流合作中,总是具有亲和力的文化先行,美食正好具备这个属性。美食无国界,它不仅具有文化的亲和力,还有极强的感染力,可以给“一带一路”沿线20亿人民带来愉悦、带来健康,增加幸福指数。

美食文化的传播应该是各类文化传播中受阻最小的一种,不仅传播阻力小,而且美食的传播还能带动其他领域的交流和沟通。“一带一路”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需要道路、桥梁、港口、隧道等重资产项目,也需要包括美食等在内的文化软项目发挥先锋领路作用。

联结历史源远流长

我国曾有海上、陆上两条丝绸之路。除了丝绸和瓷器,食物也一直是丝绸之路上交流的重要内容。张骞通西域,为我国带来了胡椒、胡豆、胡萝卜等食材;明代盛边贸,我国又引进了番椒、番薯、番瓜等农作物。

如今,这些引进的食物食材均对我国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和饮食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辣椒”为例,它的到来不仅极大的丰富和满足了国人的口腹之欲,甚至对中国的菜系结构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川菜、湘菜、黔菜等菜系中,它俨然已经成为首当其冲的当家花旦。再比如,西域特产的葡萄酒自汉朝传入我国后,伴随着历史的发展目前已经充分的融入到了中国的传统酒文化当中。

与此同时,从我国走出的茶叶、小麦等食物也同样在“润物细无声”般地影响着沿线国家,不断地充盈着他们的餐桌和饮食文化。如今的“一带一路”沿途8万余家中餐馆更是遍地开花,受到所在国人民的喜爱。美食,无疑是人类文明互鉴过程中当之无愧的“先遣使”。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食物的交流是多向的,食物的交流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是中国还是沿线各国的人民,均是这类交流的受益者。

联结民心通向未来

“一带一路”的主要内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这就是说,“一带一路”建设要造福沿线人民,不仅包括物质层面,同样还囊括精神领域,不仅是要联结道路设施,更重要的还在于要联结民心。

如何在项目建设中把“民心互通”的工程做深做好,美食的作用不可低估。

美食是国际交流的剂,是推动民心相通的亲和剂,美食所具备的穿透力往往能直达民心。千百年来,任何民族对于外来文化的传入都要经历长时间的磨合才能充分接纳。但是食物则不同,食物的贸易性、文化性、亲和性,让人难以对其抵触,因此各国之间的食物交流均能潜移默化地为人们所接受,并进一步对当地的经济与文化产生作用和影响。

中餐是中国文化的经典,可以称为我国的“第一国粹”。缘由一,中餐在世界上的传播最广。中餐是为世界接受度最广的中国文化,自19世o中餐走出去的200年间,中餐馆遍布世界各个角落,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30万家之多。缘由二,中餐的体验感最美好,它将“听、视、嗅、味、触”的五觉审美发挥的淋漓尽致。缘由三,中餐产品的存量最多,这主要体现在中餐的丰富性上,中餐不仅选材多样,烹饪技法也多达40多种。缘由四,中餐的生命力最强,中华文明历经千年,中餐文化却依旧充满旺盛的生命力,丝毫没有衰落的迹象。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中餐不仅在中国被发扬光大,还走出了国门,作为一种具备亲和力的文化形态为世界各国人民所接纳。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食物交流是贯穿全程的主线之一,也是联结民心的重要工具,在未来将有望成为一个能够联结经济、贸易、外交、文化、民心的多功能链条。

联结旅游带动消费

旅游有六大要素之说,即吃、住、行、游、购、娱。很明显,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吃”被放在了第一位。

吃不仅是旅游的一大要素,也是旅游的一大资源。究其原因,除去“一日三餐,生命之本”的必不可缺外,还因为“吃”即美食之旅,已成了当下相当一部分旅游爱好者尤其是年轻人出行的一大目的。旅游资源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旅游资源,一类是人文旅游资源,而地方风味美食兼具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的双重因素。不同地域有着截然不同的物产与习俗,也因之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美食。中国的菜系各领,繁多的异域美食同样也能让人流连忘返。人们对未知事物本就抱有一定的好奇心,更何况是可品可感的美食,单就亲和性而言,美食对于游客具有的强大吸引力。有人总结说,旅游就是“一半美景,一半美食”。

世界旅游和旅行理事会(WTTC)预测,到2025年,全球国际游客数量将达18亿人次。中国国家旅游局预测,2016―2020年间,中国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送1.5亿人次中国旅客和2000亿美元的旅游消费,同时还将吸引沿线国家8500万人次游客来华旅游,拉动旅游消费约1100亿美元。

近些年,旅游餐饮已成为世界各大城市旅游产业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餐饮消费作为旅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拉动的旅游业的消费增长早已不容小觑。2010年,中国居民的国内旅游总花费为12579.77亿元,而最近的《2016-2021年中国旅游餐饮行业市场需求与投资咨询报告》也表明,目前我国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30% 左右的收入来自于旅游者在餐饮上的消费,可以说,餐饮业是旅游业的重要发展基础,除去直观的经济创收影响外,餐饮业的服务质量也会间接的影响当地的旅游产业。与此同时,旅游业对餐饮业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最直观的表现在于,发达的旅游业可以为当地餐饮带去更多的客群。因此,如果这两者能够形成良性互动,势必会对沿线国家的当地发展带去可观收益。

联结经济带动就业

美食及其相对应的餐饮行业对于城市的发展意义非凡,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对于就业的贡献,这也是“美食联结经济”的一个具象表现。

以美食为核心的餐饮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样也是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点行业。它具有需求旺盛、岗位多、起点低、包容性强等特点,因此为各地的就业工程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有统计显示,目前食物生产产业链上的农业、食品工业、餐饮业等行业的就业比例已经高达40%,几乎占据了就业市场的半壁江山。单就中国餐饮业来说,每年新增就业岗位160万个,从业人员总数已超过4000万人,占服务业就业总人口的8%。

由此可见,美食承载了庞大的就业群体,对于安置劳动力、提升社会就业率、扶贫帮困、维护社会稳定等均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餐饮业对于让农民真正迅速融入城市也发挥着间接且持续的作用,它所形成的文明礼仪和技术技能培训体系,不仅使农民走入城市,也通过以培训提升个人素质的方式,使他们摘掉“城市中的农民”的帽子,真正的融入城市。

联结贸易带动进出口

各国之间的食品贸易是国际经济贸易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从粮食、肉类、蛋类、奶类、蔬菜、水果,到茶酒饮料,再到油盐酱醋糖等调味品,均为食物贸易的对象。

在历史上,与美食相关的大宗商品贸易便已成规模。这些美食的交流不仅丰富了各国的食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地的经济往来,带动了沿线的经济发展。现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世界各国的联系也日趋紧密。交通的便利,运输条件的提升,使得以食物贸易为代表的各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也愈发频繁,各国的优质食材和特色美食均能以更快更好的方式实现及时的运输传递和交流共享。法国的葡萄酒登上中国人的餐桌,澳洲的牛羊肉摆放在中国的超市,中国的谷物、水果等食物也出现在了沿线各国的餐馆和市场里。

食物的贸易在丰富沿线各国人民餐桌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进出口,为各国带来了切实的经济收益。据有关数据显示,近几年来,中国已成为进口食品消费大国。2016年上半年,粮食进口就已达5664万吨。随着年轻消费群体对于进口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大,有预测表示,至2018年中国的进口食品市场规模将达到4800亿元。其中单就奶粉而言,2016上半年我国进口奶粉整体延续着2008年以来的上升趋势,进口数量和进口金额分别得到了18.54%和2.8%的增长。窥一斑而知全貌,仅从中国的食物进出口贸易的数据就可看出,食物贸易在沿线各国贸易中的占比之重、规模之大。

联结外交带动友谊

在公共外交的领域里,美食外交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

“美食外交”传统由来已久。一方面与中国的好客之道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美食的诱惑”。除增进友谊之外,美食在外交中起到的化解僵局、增加话题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2014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开设了一门新课:美食外交,教师是美国国际冲突问题专家Johanna Mendelson Forman。他认为,“美食应当作为一种工具,可以促进国家间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其实不仅是沿线各国,延伸到国际领域来看,许多外交活动都需借助美食。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与总理密晤,协商尼克松总统访华事宜。午饭时,用北京烤鸭招待基辛格,一扫饭前紧张的会谈气氛。席间主宾尽欢,下午的会谈也顺利进行。后来,尼克松总统接受邀请,并于1972年2月按计划如期访华,中美关系从此揭开新的一页,全球的政治格局也得以改变。北京烤鸭还因此收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外交神器”。北京烤鸭至今仍在发挥重要的外交功能,世界60多位国家政要在访问北京之后,前往大董烤鸭进行品鉴,赞不绝口,足见美食外交的潜力巨大。主席出访欧洲时,有关欢迎宴会的报道也引发了人们的兴趣。荷兰国王以欧洲王室最高规格礼遇“白领结”盛装宴会迎接中国客人;在法国的接风晚宴由名厨精心准备;德国总理默克尔夫妇为中国贵宾举行了私人晚宴,除译员外无任何陪同人员出席,这是默克尔首次在总理府为外国领导人举行私人晚宴。宴请不只是外事交往中的一个接待程序,更重要的是宴请环境和菜肴中传递出礼遇和规格,会成为外交事务中的一个亮点,有时某道菜肴会被赋予特别意义,甚至会成为一个历史中的重要折点。

法美食家布里耶・沙瓦朗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餐桌上,看得到政治的精髓。”由此可见美食对于外交过程中维护和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性。近些年来,伴随中国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美食外交也更加丰富多彩。例如2011年,广州老字号组团参加国务院侨办推出的“中华美食月圆中秋――中华厨艺五洲行”活动,到华人华侨聚居地、中餐从业者众多的墨西哥、多米尼加和巴拿马三国举办厨艺表演培训活动,受到当地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欢迎。由此可见,美食对于外交的影响已经不单单停留在国家层面,还在逐渐渗透到普通民众之中。

对外文化交流总结范文2

关键词:公文一体化;办公自动化;Domino

1 系统建设背景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国家。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政策和有关规划的指导下,在信息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办公自动化是中国海油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现办公自动化,可以优化现有的管理组织结构。调整管理体制,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增加协同办公能力,强化决策的一致性,最后实现提高决策效能的目的。

公文处理、流转和交换是办公自动化的核心应用。公文是传达贯彻企业的方针、政策,行政规章制度,施行行政措施。答复问题,指导、布置和商洽工作,报告情况。交流经验的重要工具。对于企业内各项工作的高效有序运行、统一员工思想具有重要作用。在中国海油总公司机关内部以及总公司与所属单位机关之间经常进行大量的公文接收与传送。

目前建立在中国海油Domino办公自动,化平台上的总公司的公文应用包括公司文件、领导批示和督办报告等模块,各分公司也建立了相关的公文应用模块。但是,目前的收、发文应用模块只是用来记录公文处理的结果。而真正的文件流转过程信息(如文件当前的处理状态、当前处理人、在某个处理环节所花时间等)却没有通过计算机进行管理,由此容易导致公文流转过程的不可控和传递效率问题。

此外,文件在海油上下级公司之间的传递目前没有在办公自动化平台上实现,各下级公司的文书人员一般通过登录总公司系统相关模块,从总公司公文系统的文件中拷贝粘贴文件内容到本地的办公系统公文模块中。容易由于权限限制的原因,导致公文不能及时传递。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决定开发满足自己需求的公文一体化系统。

2 系统总体框架

中国海油公文一体化系统按照“统一系统格式,统一工作模式”的原则。在总公司、各二级单位内建立既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的大公文系统。公文一体化系统是提供一种对海油系统内公文、档案的一体化处理平台,以用于处理公司内部的公文流转。能够实现包括公司内各级组织内部的公文处理,以及公司各部门之间、公司与下属单位之间的多级公文交换。

公文系统的总体框架如图1所示:

整个公文系统建立在Domino的安全机制之上,包括收文、发文、督办、档案、工作流引擎和公文交换系统。收文系统接收外部文件(包括外单位的纸介质文件和从本系统内其他单位交换来的电子公文),利用工作流引擎提供的流转控制进行相应的处理,在收文处理过程中。相关的督办人员可以针对文件发起督办。发文系统主要处理内部各种正式文件、请示报签等文件的审批过程,利用工作流引擎进行相关的流转处理,文件发往系统内其他单位时。通过公文交换系统自动进行传递,并记录相应的接收情况。督办系统可以从收文、发文系统中发起,也可以由督办人员直接发起。也可以利用工作流引擎提供相关报告的流转。公文系统中的文书档案系统主要处理文件的归档、查询、借阅和利用。工作流引擎则是系统后台处理流转的基础支撑工具。

各公司的公文系统能相对独立完成本公司内的收文处理、发文审批和工作督办等具体工作,同时,各公司公文系统互相之间可以通过公文交换系统连接为一个整体。形成完整的上下级文件的自动传递。上下级公文系统形成一体化的公文流转、交换和归档的处理过程。总公司的发文,可以通过公文交换系统自动下发到各收文单位的公文系统中。各单位接收到文件后,在收文系统中接收文件,文件自动进行收文登记,进入收文数据库中,接收文处理流程进行处理。通过完整的公文传递,可以确保海油的公文上传下达的畅通。

各功能之间通过业务接口形成一体化的公文流转、交换和归档的处理过程,如图2所示:

3 系统实现的功能

3.1 发文管理

发文管理子系统提供公司中针对各级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公文流转功能,实现从拟稿到文件下发的一个完整流程的控制,并支持公司与其各级所属单位的公文交换。实现发文过程(经过的步骤包括:起草、核稿、会稿、审稿、签发、编号、套打盖章、印发、存档);催办;督办(自动和人工督办);查询、统计等。通过与流程定义功能的关联,达到发文自动化。

在发文过程中可以实现文件的批注(痕迹保留)、流程跟踪、流程的中断处理以及正式发文。在公文流转过程中,若任何一个审核环节通不过,系统能提供驳回功能,使公文直接驳回到发文拟稿部门或发文人。在办公室给定发文的字号后,系统能自动计算发文文号。用户也可以手工对发文文号进行修改。系统能自动产生发文登记簿,并按要求打印输出。若公文下发到公司各部门,系统将自动记录各部门签收情况,各部门签收后,部门收文流程将被自动激活,从而完成收文工作。在发文流程结束以后,公文将自动归档到企业级文档库的相应类目和拟稿部门的部门文档库中。处理完后的公文根据情况若需要,系统能自动到公司门户首页的“公司公告”栏目中。

3.2 收文管理

公司收文有两类,一类是由外部单位下发的纸质公文。另一类是系统内部单位的电子来文(通过发文系统产生)。收文处理主要包括:签收登记并拟办;主管领导批示;相关部门承办或传阅;办公厅(室)归档等环节。对于外单位的纸质来文,在收文管理中,提供与扫描仪的接口,以便快速、方便地将纸质文件扫描成电子文件,该系统能把多页的正文合成一个文档。并且扫描操作可以直接集成在收文登记的界面中。对于通过公文交换传递来的电子文件,可以直接签收登记,避免文件的重复录入工作。对于整个收文办理过程,系统都能提供流程监控和圈阅记录等功能。在收文流程结束以后,公文能自动归档到企业级文档库的相应类目和传阅部门的部门文档库中。系统为公司定制收文登记簿,该登记薄能根据要求打印输出为Excel表格。处理完后的公文根据情况若需要,能自动被系统到公司门户首页的“公司公告”栏目中。某些收文若需转发到公司各部门,则系统能提供转发功能,并自动记录各部门签收情况。

3.3 工作督办

实现两种工作的督办:文件督办和领导安排工作的督办。督办情况要按时间形成督办报告。督办工作的过程为办公厅(室)秘书根据领导要求创建督办事项,说明工作事项、处理部门、责任人等,提交后,相关部门责任人(可能有多个)接收到督办通知,处理交办事项后,分别填写工作反馈信息。文件督办可以直接从收文、发文中发起,督办过程与领导交办工作的督办类似。秘书每周能将当周的督办事项汇总为督办报告。同样利用工作流 引孽中定义的流程进行流转。

3.4 文书档案

对于公文档案来说,需要保留公文正文内容,并进行检索、借阅、利用。因此,在公文系统中。设立文书档案的功能,流转完成的各类文件进行归档操作后,自动进入相应的文书档案数据库。文书可以进行文书档案的立卷、分类操作,普通用户可以查阅相应的档案信息,进行检索、借阅等操作。文书档案提供与“兰台档案系统”的接口,定期将文书档案库中新的档案信息提交到“兰台档案系统”中去。

3.5 文件交换

在公文系统中的公文交换平台,作为公文交换的枢纽,将需要交换的公文自动分发到正确的位置,并提供分发过程中的加密功能。以保证公文交换过程的保密性。对需要交换出去的公文,在将需要交换的公文提交给公文交换系统时,在公文上附加上公文交换信息,包括:给公文加上时间戳和相关责任人的数字签名和单位的数字签名,以确保交换公文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完整性。对接收的公文,交换中心检查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公文交换系统根据接收文件的属性,将文件自动登记签收,并通知相关人员进行处理。(如图3所示)

3.6 工作流引擎

工作流引擎的功能包括:流程环节定义、流向定义、审批人产生方式、驳回方式定义、多人处理规则定义。利用工作流引擎可以进行复杂工作流的定制工作。运用这个程序可以设置包括流程循环、流程分支、子流程嵌套、会签等功能。也可以通过比较简单的修改工作流设置,实现业务流程变更。

4 系统实施效果

公文一体化系统在总公司办公厅、各部门、各所属单位全面推广使用,同时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完善,取得了很好的实施效果。

文件的起草人员了解了文件流转过程中的所处状态,同时。通过公文的网络流转提高公文的审批速度。

各所属单位,如各地分公司通过办公网络及时、安全地与上下级单位进行公文的交换。实现文件上传下达的网络化和一体化。避免公文的重复输入,提高对公文传达事项的处理效率。

各所属单位的文书管理员对本单位内的文件的运转状况有比较全面的掌握,对公文进行各种条件的查询统计分析,对文档运转的效能进行监控,及时发现公文流程中的关键路径,进行流程优化。

5 存在问题与展望

对外文化交流总结范文3

对只掌握一种语言的学生来说,这都是难以理解的难题。因为中国学生长久以来只生活在单一的文化中,与西方文化就会产生文化隔阂。文化隔阂是指一个人的观念被他所在的文化环境所局限,故很难去认知另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观点,以致于自己的思考也被限制在了单一中。所以,英语教学首先要让学生知道到有很多种待人接事方式理念完全不同的文化同时存在着,而且这些不同无法评判谁是谁非。在西方文化的学习中学生应该,打破原有的思想局限形式,慢慢了解外来文化,从不同的文化角度思考事情,与此同时学生也能在文化对比中更深刻的理解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

2中西方文化差异实例分析

2.1文化差异

以及语言一样,文化背景不是天生的也要在后天慢慢培养起来。被单一定为文化环境所限,多半中国学生对西方文化的概念都不是很明确,他们会对文化的不同而感到不可理解。例如,中西方文化都用同样的方式表达老虎的勇猛、兔子的温顺、狐狸的狡猾、蜗牛的缓慢及猪的J懒惰等,但是在有关老鼠、驴以及猫头鹰的天性的问题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就变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用“贼眉鼠眼”来形容人的奸诈,甚至于“老鼠过街一人人喊打”来形容老鼠不被人待见;但是在西方,老鼠却代表女人以及羞涩的人。在中国,猫头鹰是坏事情发生的征兆;但在西方,猫头鹰代表着智慧。通过英语的学习,了解到中西方文化的各自特点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是最为重要的。由于西方社会关系的变革他们着重强点人权主义,所以在英文中,“I’’(我)任何时候都要用大写的形式。此外,西方的传统思维模式是基于逻辑判断,对事物更准确地认识,然而在中国文化中,思维方式则是基于灵感总结,注重事物的象征意义。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了汉语以及英语在表达以及书写结构上的不同。西方人更擅长于直线思考,总是在开头就表明主题,之后再用例子对他们的观点进行辅助说明。中国人却先列举种种原因背景,之后才会总结出自己的观点。在明白这些文化的差异后,中国学生应该在英语交流时多结合西方的文化特点规范自己的说话方式,让交流更顺畅的成功进行。

2.2词语含义差异

汉语以及英语中有很多表面意思一样内在含义却有差异的词语。被不同文化环境影响的人们给予它们不一样的含义,他们也因此带有明显的文化特色。比如说,在汉语里,“鹤”(crane)代表了长寿。中国画中,仙鹤总是以及松树一起,因为他们都是长寿的比喻。然而在英语里,“crane”的解释却只是是鹤,起重机。在英语中,“blue,’(蓝色)常常代指犹豫感伤的心情,“blues”(布鲁斯)则是在心情低落时演奏伤感而缓慢的音乐。除此之外,单词“blue”还代表高贵,因为蓝色是贵族的血统。但是在汉语里却找不到蓝的相关解释。另外,词语的引申义还通常与人们的主观判断相关。在交流过程中,生活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人有着自己的交流特点与方式,他们都对方的文化背景不够很了解,因此总是会下意识地用自己的方式进行交流,这很容易造成双方之间的误会以至于反感无法继续交流。这就是所谓的语用失误(Pragmaticfailure)。西方人通常能够忽视交流时我们的语法错误,但是很难接受因为语用失误而对他造成的冒犯。西方人一般认为假如一个人的英语足够熟练,那么他对西方文化也一定足够了解,这时候出现语用失误就会被当做挑衅的话,从而造成误会。另一个角度来说,假如西方人深人的理解了汉语的传统含义,也就不会因此造成反感产生误会了。

3加强西方文化教育的方法

3.1讲解西方文化

在展示西方文化时,直接讲解是最普遍的方法。老师可以向学生讲述西方的地理、历史、文学、以及民族特色等。这些既能当做英语主题教学的一部分来进行传授,也能对此做一个教学专题。除此之外,英语老师也能用一些新鲜的教学方法,比方说,让学生个人或以小组的形式演讲。刚开始时,西方文化的讲解可以是基本英语学习的补充,学生可以试着用中文来叙述,在英语能力到达一定程度时,学生便可以用英语来讲演,这种教学方法可以作为话题让学生相互之间多做交流沟通。讲解时也可用现代教学仪器辅助其中,加人地图、照片以及视频等让讲解更加生动形象,增加教学趣味性。

3.2通过英语感受文化

然而直接讲解需要在有限的课堂教学占用一定的时间,这时我们也可以选择通过语言感受文化的方法去进行西方文化的讲解。也就是在为学生传授语法以及词汇教学的同时,将涉及到的相关文化进行讲解。假如英语老师对西方文化有着足够的了解并且有着深人的理解层次,可以分析出中西方文化存在的差异,他也能再英语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感受到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英语所受到的影响。此方法可以在英语教学的其他方面多多加以应用。不管是在听力还是阅读中,英语老师都能提醒学生去寻找哪些语句可以体现西方文化带来的影响。让学生在一点一滴的积累中,加深对西方文化的理解,逐渐将此应用到实际交流。

3.3对话以及迷你剧

一般情况下,学生会感到用原始的英语语调交流对话是非常不自在的事情,他们觉得无法接受以至于张不开口。遇到这种情况,老师可以为学生设定一个对话的前提背景,学生在这个背景下根据剧情进行对话交流,这就是语言教学中常常用到的迷你剧(mini一drama)。迷你剧具体的设定应该结合学生的年龄爱好及性格特点。学生对迷你剧慢慢熟悉并按照剧情的发展进行表演,交流时的语调也慢慢被剧本中任务感染,富有情绪感。在迷你剧中学生以不同的身份以及不同身份的人进行交流,效果会更好。

3.4其他方法

对外文化交流总结范文4

本文通过对张西平新著的评论来发挥作者本人有关中西文化传播与文化转型的见解。作者指出张著的最大特色在于使用双向互动与文化转型的眼光来描写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为学术界提供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全景图,并且指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平等交流的性质,由此可以对以往研究倾向起纠偏作用。

作者在文中指出: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对这一观点的认同使得许多学者认为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并推定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但若承认历史上曾有过平等的文化交流,那么“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

作者在文中还指出: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华学人应当抱着攀登世界巅峰的崇高理想,抱着平稳的心态去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

[关键词]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文化互动转型论、绝对冲突论、绝对融合论

若干年前,笔者出于研究需要,由希腊罗马哲学和早期基督教思想研究步入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并且提出了一个解释文化传播规律的名为“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理论框架。近年来虽然出于学科建设需要,又将主要精力投向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但对中西文化交流史一类的作品总是恋恋不舍,只要有可能,总是找来细读。近来读到张西平先生的新著《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引发了一连串的联想,下述文字就是对张著的评价以及若干批评意见。

一、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复苏以来,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张西平先生对这一学术热点产生的动因分析得很准。他说:“无论是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西方学术界,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在社会转型中中国文化的重建,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互动,都使得人们必须重新思考19世纪以来所留给我们的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峙的文化解释模式,必须重新思考今天的世界体系理论,这样,人们的眼光自然转向明末清初,必然关注大航海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因为这里才是世界近代的起点,这里蕴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互动的全部秘密。”可见,学者们的研究动机有个人的学术兴趣在起作用,但决非与现实毫无关联。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外学者通过深入研究,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著,然而在笔者看来,唯有张著可以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这样说,并非抹杀该时期其他相关论著的成绩与作用,而仅仅是说,该书的取材和编排不仅注意到了“西学东渐”,而且也注意到“东学西传”,并在结论中点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是“中西文化双向互动”,具有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性质。而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或相类似的看法在以住不仅不能被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所承认或接受,而且也不为多数外国学者所接受。

以中国学术界熟悉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为例。他对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极为重视,认为明末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然而他的研究着重探讨西学东渐以后在中国引起的文化冲突。早在1976年,他在《16-17世纪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之比较》一文中就指出,晚明时际欧洲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彼此完全不同”,当时的中国哲学与欧洲人的哲学传统有“重大差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把基督教传入了中国,然而“如果说基督教与当时的儒教思潮相吻合是表面现象,那么它们之间的分歧则是根本性的”。这一观点到他1985年发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一书时被发挥到了顶点。他对当时中国人在接触天主教义以后的反应作了详尽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不管怎样,中国人的智能传统、思维模式和世界观都显然不同于欧洲人。这些差异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传统,对基督教化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读了谢和耐先生的结论,禁不住使人联想起斯宾格勒的观点:“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

中国学者也一样。在近年出版的一本研究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一位青年作者说:“对于晚明社会中人,基督教的传入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他们所能看到和所能处理的新文化只能是由传教士陈列于他们面前的内容,换言之,他们只能通过窗口点菜,而不可能进入厨房自烧。”

总之,在这些学者眼中,这场文化传播从方向上来说是单向的,即由西向东,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向东方、向中国的传播;西方人在这场传播中是积极主动的,乃至于抱有侵略野心,而中国人则完全是消极被动的,毫无自主性可言;就传播结果而言,西方文化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而中国文化受到冲击,无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可言。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眼光看,他们的单向性思维使他们夸大这场文化传播中发生的文化冲突,并将基督教传播失败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异质性。

张西平的著作可以对上述学术立场与观点起一个纠偏、矫正的作用。无论是否同意张著的最后结论,只要认真读了作者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学者们都必须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而只有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

借此机会,我想再次重申一下本人阐述过的“文化互动转型论”的一条基本立场:“跨文化的文化传播具有双向性,而非单向性的输出或输入。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出与输入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溶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就叫做传播。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但它认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要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必须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维的研究向度。如果研究者受自身文化、教育背景的局限,或囿于民族主义的情结,那就很难完整、客观地考察中西文化交流史。透过上个世纪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中的绝大多数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情结,并为之而感动。这类情感的表达在二十世纪的许多时间里可以视为一种正当的反映,然而在迈进新世纪之后,当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时,这种情结处理不当,就会阻碍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并且极易使我们在自卑与自傲之间徘徊,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态势。在这个意义上,张西平这本著作的出版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过去被中国学术界较为忽视的“东学西传”,也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晚清知识分子因山河破碎所造成的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之感”,摆脱“后来五四精英们的那种紧张感”,矫正“五四时期的那种东西方的二分法、非此即彼的文化态度”。“在中国已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在现代化已成为我们大部分现实生活的今天,19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的‘苦难情结’应该抛去,西方的‘强权霸语’应该结束。晚清以降的东西双方各自形成的‘西方观’和‘中国观’应该重新检讨。”

二、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平等性问题

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一个难解的症结:平等的交流有无可能?许多研究者认为始于四百年前的这一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有些学者虽然认为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平等的性质,但不敢明确从总体上将之定性为一场平等的交流,而张著明确指出:“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徐光启把‘泰西’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伏尔泰则时时以孔子弟子自居,对儒学顶礼膜拜。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倾慕,成为那个时代东西方的主要特征。从皇帝开始,康熙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让八旗子弟们演几何,学外语,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被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提出这一点十分不易,不仅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也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就像在地球上水往低处流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这种趋势,决定了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进一步就可以推论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张西平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思考文化传播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就是承认平等交流的可能性。有了这个新的起点,“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的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平等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存在过,在今后也可能存在,因此要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来,思考和寻求中西文化会通与融合的新途径。这就是张西平这本书的一个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起到端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重要作用。

据笔者把握,许多学者在讨论中西文化交流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设定为敌对的双方,而又由于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所具有的某些优势,因此人们在讨论中注重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扩展,而忽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单向性的思维使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退隐幕后,而对这种影响的完全忽略,其直接后果就是促使研究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情结强化。

笔者这样说,并非认为学术界完全否定了“东学西传”,例如,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之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近年来以论述中国文化对西方影响的著述也有一些,但相对而言,学者们对“西学东渐”的关注还是超过“东学西传”,而我们在上面说过,只有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并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这就是张西平这本著作比其他同类著作高明一些的地方。笔者深信,学者们在本世纪还将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在各个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有这部分工作也得以完成,我们才有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完整图景。

三、超越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

就作者的基本倾向或最后结论而言,以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品大致可以区分为冲突论与融合论,而以冲突论者居多。但张西平的这本书很难简单地加以归类。究其原因,正在于张西平把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性质判定为平等的交流,把这一交流的过程判定为双向互动,把最后的交流结果断定为促使参与交流的双方自身文化的更新与转型,只是中国一方的文化更新与转型没有欧洲一方那么明显罢了。笔者基本认同张西平先生的论断,也赞许张著以大量的史料为他的基本判断作了有力的支撑。但也许是由于张著的类型属于史学类专著,因此没有从理论上对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再作探讨和总结。这虽然不是张西平在其著作中预定要完成的任务,但笔者读来仍感到遗憾。因为,在掌握了大量史料并得出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张西平先生本来是可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超越以往“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的僵硬对峙,进入文化互动转型的新境界的。

笔者所说的“绝对冲突论”即以往学术界将冲突视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本质特征的观点与立场,而“绝对融合论”即以往学术界视“无差别融合状态”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最终结果的观点与立场。在此我们可以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基本理论来阐明应当如何看待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文化冲突与对抗是由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引发的普遍现象。发生文化冲突与对抗的原因从理论上分析,无非就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传播目得与手段的正当性、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的需要程度,以及对参与交流双方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障。我们对文化冲突要作具体分析,而不应加以笼统的肯定或否定。从整个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来看,以战争为文化传播通道所引起的文化冲突多于导致讨论和批评的文化冲突。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的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之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不可能会通或融合。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但人们对文化冲突带来的后果和意义的观察与评价则囿于人们的民族文化情结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文化互动转型论以不同类型文化之差异的缩小来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以自愿接受还是强迫接受为判断文化传播手段之恰当性的标准。以往的中西文化冲突造成过巨大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它也起着富有成效的积极作用。可以预计,今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仍将充满冲突,但是,前进的道路无论如何迂回曲折,千磨万劫,但它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走向一个更加宽敞的新的文化世界。

除了承认文化冲突的必然性以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异质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形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否认世界文化的发展能达到无差别的单一文化状态,亦即绝对的融合。斯宾格勒否定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他认为,每一种文化代表了各自独立的象征系统,这种象征既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也是无法 相互通融的,它们是自我幽闭的,只是在表象上存在着“交流”、“融合”之类的现象而已。然而,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矛盾只是对融合前后文化的对照观察,忽略了通过杂交产生新型文化这一事实。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中,文化传播曾被用来反对文化宿命论。为了说明文化不会衰亡,学者们就用文化转移来概括文化传播的本质,认为文化传播导致文化不断地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移,而文化的转移又导致了文化的不断进步。但文化转移论也有缺陷,因为文化类型的转移讲到底是指一种类型被另一种类型所取代,而不是文化的转型。在以往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解说中,两种主张针锋相对,然而,无论是主张以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还是主张用东方文化主宰未来世界,都是期望以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实际上讲的还是文化转移,而没有涉及文化转型。还有一种解说主张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混而配之,构造出一种最优的文化形态。但这种解释以混合、取长补短为手段,没有讲到外来文化要素与本有文化要素之冲突和融合所引起的文化型变。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上述文化替代论在要素层次上的变体。

文化互动转型论否认文化宿命,承认文化更新。但它把文化延续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文化转移上,而是寄托在文化转型上。它认为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通过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实施重组,从而产生新型文化。当一个社会处在文化转型时期,从这种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转型的发生。文化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不能加以简单替换的。但是,通过文化间的相互对话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乃至于在不同文化间形成共同的视野。这种拓展其实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它通过文化之间的对话来发现自身文化的边界和局限,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解释来拓展自身的文化视野。这是一种反复的循环回答。对外来文化的解读,实际上是从本有文化的角度向外来文化发问,而从外来文化中得到的回答,又会促使向自身的文化传统发问,并进一步迫使本有文化以新的方式对外来文化作答,对自身文化作出新的理解。

文化视野的拓展,既是一个不断解读对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对自身文化传统重新解释的过程。原来的文化鸿沟愈大,新的智力视野或文化世界也就扩展得愈大。因此,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融合结果,并不是两者合二而一,而是通过各自的拓展达到视野上的融合。一方面,作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将依然保有各自的特性;另一方面,文化视野的融合,意味着两种文化可以达到彼此理解对方文化的特定问题、评判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对其予以可被其他文化理解的内容加以评说。所以,文化的融合并不会创造一种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而只会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交相辉映。

四、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尽管张西平的著作涉及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多个层面,但宗教和哲学的双向交流是张西平这本专著的重头戏,也是张著超出其他同类著作之处。

张西平先生指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文化传播史和文化接受史是两个相互联结而又区别的不同方面。只有弄清传播史,才能摸清文化交流基本脉络,但仅仅停留于此也是不够的,因文化交流,尤其是哲学思想的交流,它是同交流双方国家的思想史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接受史实际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化交流的传播,从而把文化交流史从一般性的历史描述深入到思想史的对比研究中和比较哲学研究中。当然,若不以传播史为基础,这种接受史的研究也无从谈起,没有历史便没有思想,历史是思想的摇篮。在这个意义上说,离开文化交流史、哲学交流史去搞所谓比较文化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只具有纯粹抽象的意义,而不具有任何实际思想史的意义。因为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相互接受的实际历史过程几乎是和书面意义上的、纯理论的哲学比较完全不同的。”笔者认为,这段话含义甚丰,但最重要之处在于指出了以往研究结论中的一个通病:混同某种外来宗教或哲学自身的特性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和性质。中国学者们一般认为:“利玛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宗教与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在笔者看来,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在具体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实例研究中,这是最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而思想原本自身的性质如何并不对其能否发挥作用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学术界以往对明末清初外来宗教与哲学思想的评价受到中国学术界某些“定评”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所传基督教哲学是中世纪正统的经院哲学,其本身具有落后的性质,由此推论这种旧思想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积极作用,进而感到难以解释晚明的一些儒生士大夫能够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并利用传教士输入的中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想作出有利于中国文化更新的贡献。而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视野出发,我们认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哲学本身的性质不能决定其影响的大小与正负,也不存在着中国人根本或完全无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耶稣会士比较平等的传教态度及其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思想而做的大量文化适应工作为中国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当然只能是少数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儒生士大夫)理解和把握西方思想提供了条件。在基本理解的基础上,他们运用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儒道释)展开批判,其中不乏创造性地运用外来思想的实例。总之,确定耶稣会士自身拥有的哲学思想的性质不应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的障碍,而只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深入考察外来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嬗变,考察它与中国思想会通融合的可能性,考察它与中国思想磨合后产生新型思想的途径与道路。

张西平的著作不仅用大量的史料为我们介绍了明清间入华传教士翻译和传播的各种西方哲学和宗教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哲学、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基督教神学等),而且发挥了他原先攻读西方哲学的特长,纠正了某些中国学者因缺乏西方哲学史的功底而造成的对该时期外来哲学理解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运用史料,具体分析各种外来哲学与神学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信息本土化现象”。以此为基础,他在总体评价各种外来哲学、宗教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时就能做到实事求是,不故意夸大,也不故意贬低,力求公允。

为了揭示该时期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张西平在其著作的下篇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西传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儒、释、道在西方的早期传播,以及这些思想对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产生的文化影响。这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是笔者所陌生的,不敢妄评,但其结论令我振奋。张西平说:“就中国宗教与哲学在西方的传播来说,从1592年高母羡将《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文到1814年十六卷的《中国杂纂》,即《中国人之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考论》出版,前后近二百多年,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大规模地、系统地传入欧洲,中国文化成为催生启蒙运动的重要因素,中国宗教和哲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深邃的哲学思考,深深影响了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我也相信,这一结论会令国内专治中国哲学或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受到启迪和鼓舞,增强走上世界哲学舞台的信心。

五、中国哲学要与西方哲学平等地对话

世纪之交易出惊世骇俗之言。我们清清楚楚地记得,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斯宾格勒大呼“西方的没落”;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有人大谈“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西”, 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世界各国民众期盼上苍保佑,希望能过上太平日子的时候,震撼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了。这一事件似乎又一次无情地嘲笑了各种寻求文化融合的主张,也令笔者反思良久。然而笔者仍旧坚信:“文化冲突必然出现,但不能用来证明文化融合的不可能。”从学者的使命考虑,文化冲突越激烈,越应该倡导文化融合。

张西平先生说:“百年烟云,沧海一粟。当今天东西方又重新回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时,当哥伦布所起航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已成铺天大潮之时,回顾近四百年的中西文化思想交流历程,我们应从整体上对中西关系作一新的说明,或者说我们应当将中国放入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考虑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重建问题。”对张西平先生的这一基本态度笔者从心底里认同,并愿有更多的学者能够接受。

无人否认人类社会在新世纪走向全球化的步伐会越来越快。全球化不仅使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习俗风尚,生活方式等趋向于国际化,也将使哲学探讨的课题、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乃至于研究方法趋向于一体化。未来世界哲学的发展,一方面受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必然从总体上趋向统一,然而另一方面,这种趋同并不排斥与否定不同国家或地区哲学的存在和发展。随着“欧洲中心论”的消解和世界哲学多元化发展格局的形成,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哲学客观上都成为人类哲学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未来哲学的发展既不是西方哲学独占鳌头的时代,也不是东方哲学定为一尊的时代,而是在多元共同发展过程中走向统一,又在统一中存在多元发展的时代。

由此观之,中国学者在新世纪研究外国哲学的重要意义就不仅仅是向中国社会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为中国本土哲学的发展起一个桥梁作用,而应视为“中国人研究的哲学”走向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哲学学科的划分着眼于研究对象上的区别,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与著作,外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外国哲学家的著作与思想,但我们决不会因为外国哲学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外国哲学家的著作与思想而认为其研究结果是外国人的思维结晶。

中国杰出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陈康先生说过,如果我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著作,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世界。”陈康先生在大约半个世纪前说出的这番话表达了中华学人立志攀登世界哲学研究巅峰的宏伟抱负和崇高理想。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国学者唯有着眼于世界,努力向前。张西平先生的研究结论也能起到这种鼓舞作用,它将促使中国学者抱着平稳的心态去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作者简介:王晓朝,1953年6月生,安徽桐城人,哲学硕士(1984,杭州大学),哲学博士(1996,英国利兹大学)。现任清华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教授、外国哲学博士生导师、全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华全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兼任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学术委员。主要学术兴趣为古希腊哲学、教父哲学、基督教文化、宗教伦理。

详见拙文《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3页。

J.Gernet,ChinaandtheChristianImpact:AConflictofCultures,Cambridge,1982.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第2页。

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社,成都,1993年,第56-58页。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第299页。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735页。

何俊:《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2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493页。

王晓朝:《文化的互动和转型》,载许志伟、赵敦华主编:《冲突与互补:基督教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年,第311页。

参阅《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4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8-9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6页。

方豪:《中西交通史》,重排本,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印行,台北,1983年,第692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329页。

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217页。

参阅《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66页。

参阅《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489页。

对外文化交流总结范文5

关键词:东盟;地缘文化;建构主义

在国际政治理论领域, 20世纪80年代之后兴起的批判理论颠覆了传统理论对文化的忽视。后现代主义理论指出,权力制造了知识,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相互连接关系,知识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权力关系。批判理论打破了主流理论的思维定式,揭示出主流理论忽略社会和文化因素的缺陷。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多文化的,西方文明是独特的,但不是普世的,多元文化的世界是不可避免的,文明的差异是今后国际冲突的根源。约瑟夫·奈的“软权力论”把价值标准、市场经济和西方文明定义为软权力的因素,提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无形吸引力胜于军事强制力,推进了人们对文化作用的认识。建构主义则认为:信仰、规范、观念等文化内容,建构了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本文拟从地缘文化的崭新视角分析东亚一体化过程中中国的对外战略。

一、地缘文化与国际关系

近来,地缘文化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学者普遍认为,地缘文化是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或手段,其表现有三:

第一,地缘文化是构成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地缘文化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在确定国家实力、制定对外战略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文化因素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自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1993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文化角度去研究国际政治。冷战结束后,地缘文化一词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频繁出现的概念,地缘文化以“软实力”的形式越来越在一国的综合实力的构成中占有重要位置。如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就曾明确提出,“政治和经济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①。

第二,地缘文化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地缘文化深刻影响着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在国家层面上影响对外政策的内容,在个人层面上影响决策者的对外决策方法,从而地缘文化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首先,地缘文化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内容和目标。这是早期研究文化与对外政策关系的学者所普遍强调的,即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决定这种文化载体在对外政策中的特定文化价值观念。冷战结束以后兴起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文化不仅影响国家行为的各种动机,而且还影响国家的基本特征,即所谓的国家的认同。文化的定位功能为确定对外政策提供了观察世界及自身的视角;文化的定向功能决定了对外政策的价值追求;文化的规范功能为对外政策的选择限定了范围;文化的认同功能为对外政策中确定与别国的关系提供了文化基础。其次,地缘文化影响决策者并通过决策者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外交政策是由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民族性的人来制定的。地缘文化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能够成为这个国家利益代表的国家领导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代表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领导人则反映了地缘文化需求。他们在制定对外政策的过程中必然有意无意地把存在于他们意识深层的地缘文化价值观体现出来。再者,地缘文化影响对外政策制定的机制和过程。地缘文化影响一个国家基本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而后者则制约着这个国家总的对外政策制定的机制和过程。最后,地缘文化影响到一个国家外交政策执行和实施的方式和手段,从而使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拥有独特的文化和民族特色。

第三,地缘文化差异是引起国家间关系对立和冲突的动因之一。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坚固壁垒迅速破解,社会理想的诉求和社会制度的认同逐渐被现实的民族———国家利益追寻所取代,民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在新一轮的世界秩序重构和各自角色认定的过程之中,依附于文明形态的民族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②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性的认同危机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分化重组过程当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化亲缘性的杠杆作用,一切价值判断、行动准则及其正义性,莫不以文明形态的亲疏远近为依归,这差不多成了当代国际关系中人人心知肚明的原则。在亨廷顿看来,文明是利益政治的过滤器,文化实体借助政治实体实现自身伸张,政治实体把所归属的文化价值的伸张视为自身的利益。也有的学者指出地缘文化既不是国际政治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更不是主要条件。地缘文化只为国际政治活动提供背景材料和活动舞台,诚然,关于地缘文化与国家间关系问题,仍是一个刚刚展开的论题,但是地缘文化差异是引起国家间关系对立和冲突的动因之一,已经被大部分学者接受并认可。[ LunWenData.Com]

二、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因素

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和角色也悄悄发生了改变。无论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的7种文明划分,还是贝克“当代文化的空间分布构型假说”中的辩证———“三态世界”③ ,中国都被定义为儒教国家,并且和更大区域的东亚社会联系在一起。在相当普遍的认知当中,儒教已成为中国新的阵营标签。近年来,学术界提出过“东亚经济圈”、“华人经济圈”、“汉字文化圈”之说。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在其主持的现代化进程研究的系列成果中进一步阐述了东亚发展中的文化因素,使得东亚研究进入一个新领域,即文化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再认识。实际上,华人经济圈也好,汉字文化圈也好,都不同程度地蕴藏了中华传统儒学的历史基因。在东亚的发展过程中,在置身于这种发展的社会的人的思维中,除了政治、经济等因素之外,的确需要正视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基因的存在。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事实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反映东亚崛起的几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哲学上受儒学思想影响,在行为上均表现出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统治和西方价值观束缚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在离开其发源地的本土之后,在新的自然、人文环境下,突出了“和为贵”的儒家宽宏风范,与当地的传统文化融合一体,迅速形成的日本儒学、韩国儒学、南洋儒学等,犹似移枝嫁接,成为同宗的不同品系,而且这些品系都是当地社会文化的重要构成,而不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幽灵(个别国度里确有幽灵式的存在,当然也只是在非主流社会的人群中悄然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它们当之无愧地成为所在国的思想和文化财富,而在表现形式上则可以完全不同于历史和现实的中国思想文化。因为真正优秀的文化,是可以而且应该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为人类的进步、繁荣作出贡献的。据此,笔者认为:第一,无论是儒家文化圈,还是汉字文化圈,都体现了一种超乎国界的价值内涵,只要甩掉政治的和民族的偏见,这种价值便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得到应有的体现。第二,只要真正认识到这种价值,经历过数千年的磨砺、荡涤洗礼的古老的中华文明便会在任何新的环境中焕发青春。第三,为了体现上述价值,承传优秀的古典文明,为了我们所在国度的更快发展,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一代)通过汉字了解儒家思想精髓和文化内涵,是我们崇高的义务和历史的责任。经历了数百年贫穷、落后,饱受天灾人祸、战乱入侵和西方列强歧视蹂躏的东亚各国(曾以掠夺他国充实自己的日本例外) ,正在或已经走出曲折的迷途,转入现代化发展的轨道。由于他们共同的历史背景,加上分布在南洋各半岛、群岛上的数千万具有汉字文化传统的侨民及其后裔,使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上的互补性愈见加强。应该说,这是一种独特的优势。日本早已充分地利用了这个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地区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地注意并有意识地移植儒学思想精华。可见,在世界范围内,汉字及其所依附的文化之发扬光大,遇到了难得的机遇。

历史的经验昭示我们:经济与文化是相互依存的,超国界的中华文化,推进了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反之,经济的发展必可带动文化向深层次演进。只要有这样的清醒认识,我们所从事的中华文化传播、华文教育、华文文学等事业,就一定会克服重重困难,渐渐繁荣、兴盛起来。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不仅需要可支配的物质资源作支撑,同样需要文化的支持和道统诠释赋予的合理性。回溯历史我们看到,西方列强无不采用文化手段推行其殖民或霸权政策,牟取国家利益,例如“文化殖民”、“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扩张主义”、“文化霸权”等形式的政治扩张,无不是西方列强在推行强权政治时所制定的文化战略形式,西方的强权扩张因此披上了“神圣的”文化外衣。我们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化外交也是如此,截然不同于历史上西方国家推行的文化战略,但是文化战略在地缘战略中的地位不容忽视,文化战略成为地缘战略中一个特殊渠道和特殊领域。鉴于文化战略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应当充分地运用各种文化因素,制定合理的、符合当今国际关系特征的对外文化战略,积蓄文化“软权力”,并以我国具有巨大影响力和优势的儒家传统文化,用有利于人类整体利益的价值理念展示我国先进文化的风采;同时也应以坦诚的胸怀去吸纳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丰富营养,“文化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文化的自我保护与自觉扬弃相结合才是文化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④。

三、中国在东亚地区地缘文化战略东亚各国目前也非常注重文化合作,例如东盟在建设经济共同体的同时,也正致力于建设“社会—文化共同体”。2008年12月正式生效的“东盟宪章”明确规定东盟共同体将由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安全共同体、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组成。东盟公民通过历史联系和文化遗产的共同体意识而相互交往,通过共同的地区认同结合在一起。为此我们必须制定东亚地缘文化战略,这是我们各项文化战略的一个方向。

(一)实施外向型文化发展战略

坚持以走出去为主,以当代为主,以进入国际主流社会为主,大力实施中华文化外向型战略。目前,我国与已建交的145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签署了七百五十多个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近千个国际文化组织和机构有着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这是指全球范围而言。东亚地区,是我国儒家传统文化最有影响力的地区,东亚的历史、文化、政治,甚至东亚经济现代化都深受我国儒家文化影响,因此在东亚地区,我们更应该贯彻文化走出去战略,积极、广泛地开展战略性文化交流,增进与东亚各国的互信和了解,尤其是宣传并取得东亚各国对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了解和支持。近几年的“中国热”是中华文明恒久魅力的真实写照,更是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充分体现。“中国热”是弘扬中华文化的良机,也是化解“中国威胁论”的有效途径。目前,一些国家别有用心地鼓吹“中国威胁论”,我们除了用和平发展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来回应这些无稽之谈外,更应该注重用文化交流的手段,用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展现中国人民宽广博大的胸怀,用洋溢着东方神韵的哲学和智慧表明我们历来珍爱和平的愿望,化解无知和偏见带来的矛盾,把我们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信息传达出去。面向东亚各国主流社会,面向东亚各国公众,把一个真实客观、和平发展、朝气蓬勃的中国介绍给东亚人民,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文化交流滴水穿石、润物无声的功能,才能让东亚各国正确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并喜爱中国。

(二)积极推动多形式文化外交

第一,设立专门文化推进机构,根据东亚各国的特征,战略性地制定有效的政策。以中央为指导,地方为生力军,驻东亚各国使领馆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为前方阵地,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意识。中央方面可以以签订各种协定的方式,从整体上提高中国和东亚地区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水平和档次。例如, 2005年5 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将加强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研发和信息共享。《备忘录》还规定各国应鼓励和支持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培养文化领域的人力资源以及加强文化企业的合作。这个《备忘录》的签订对中国意义重大。

第二,推行对东亚地区文化外交,重视、推进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文化外交”,可以定义为围绕国家对外关系的工作格局与部署,为达到特定目的,以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或手段,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对象开展的国家或国际公关活动。“文化外交”的突出使命就是在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进程中,发挥锦上添花或雪中送炭的作用。2007年,中国在东亚文化交流又有大手笔,例如“2007 中韩交流年”和“2007 年日本中华年”,很好地宣传了中国灿烂文化,增进了与相关国家人民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况且,中国在东亚各国,尤其是日、韩两国的文化年和其他形式的文化交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各国同属儒家文化圈,历史文化传统相似,不畏巨浪东渡扶桑的鉴真和尚,日本一批批的“遣唐使”,以及吟诵着唐诗的新罗文人,都证明了各国历史上与中国文化交流的不朽业绩。中国目前致力于建设的“和谐世界”,可以说既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必然结果,也传承了东亚文明中“和合文化”的传统。“和而不同”,不仅是中日韩文化外交的原则,也是中国东亚地缘文化战略的指导原则。文化交流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将极大助推东亚各国的政治、经济融合。中国的文化战略秉承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精神,引导东亚各国共同致力于东亚区域合作。

教育交流是文化外交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以日本为例,目前,日本在华留学生数量不到两万人,中国留日学生八万人左右,教育部表示将制订一系列政策促进中日学生、教师进行交流学习,并鼓励中日双方共同培养留学生,为中日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创造良好的环境。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合作,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互信、互利的合作,从官方和民间双重角度促进中日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将为中日关系朝着持续改善的方向稳定发展而添加新的动力。这同样适用于中国与东亚其他各国的教育交流。

第三,普及汉语、传播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相结合,提高汉文化的影响力。现在汉语在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并逐渐成为东亚地区外交和贸易领域的通用语言,有比肩英语的趋势。2004年起,我国教育部开始在境外建设汉语推广机构“孔子学院”,通过与国外的大学或者教育机构合作的方式,主要在国外招收学习汉语的人。这些孔子学院目前遍布全球二十多个国家,其中包括东亚的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促进了汉语和汉文化的传播和普及。东亚各国逐渐认识到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和汉语的重要性,积极开展汉语教学。中国政府应泰国政府的请求,将协助其培养和建设高水平的泰国籍对外汉语教师队伍,派遣中国教师去泰国学校工作,并且免费提供教材。

(三)提高文化贸易规模与水平

国内外学者一般把文化贸易分为硬件贸易和软件贸易两种。一般来说,硬件指用来生产、储存、传播文化内容的器物工具和物态载体,如摄影器材、视听设备、影视器材、舞美设备、游戏和娱乐器材、艺术创造和表达的工具等,软件则指文化内容和文化服务,包括广播电视节目、电影动画片和故事片、印刷品、出版物、视听艺术、表演艺术、载有文化艺术内容的光盘、视盘和多媒体、娱乐、会展等,本文所指文化贸易主要侧重于软件方面。

中国目前的文化贸易还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和水平都比较低。以2007年为例,我国出口总值为26 616亿美元,出口商品的种类集中在工业制成品、化工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等,服务贸易的出口总值为333. 4 亿美元, 占出口总值的0. 01% ,这其中电影和音像的出口总值为0. 3亿美元,仅占整个服务贸易出口总值的0. 1% ,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就世界总体看,文化贸易强国多为西方发达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过去二十多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迅猛增加。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美国、日本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进入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东亚各国除了日本、韩国文化贸易能力较强以为,其他各国的文化贸易能力都比较低,但是市场广大,因而潜力巨大。

加快发展对东亚的文化贸易,对于我国东亚地缘文化战略和我国东亚整体地缘战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展对东亚文化贸易,有助于传播中国的文化理念,促进东亚各国对中国的了解,树立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具有一般商品和文化特殊商品的双重属性。对于国家的对外文化贸易,不仅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具有外交、外宣功能,传播了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这就要求中国的文化企业不能只在国内发展,更要走出去,首先瞄准东亚市场。这就要求我们做大做强一批具有较强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同时,提高从事对外文化交流人员的能力,学好用好世界贸易基本规则。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文化产业的自我崛起争取国内发展空间,使中华文化在东亚乃至世界文化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党关于中国正面临着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为我国在东亚的文化战略提供了契机,文化交流的任务是一方面紧紧围绕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和对外整体工作大局,发展与世界各国的文化关系,巩固友谊、增进了解、促进合作、共谋发展;另一方面牢牢抓住战略机遇期,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为基本方向,支持和鼓励我国文化产品的出口,推动中国文化产品参与东亚国际竞争。

(四)切实维护我国文化安全

国家文化安全一般是指国家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利益得到维护,个性化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择得到尊重,“个性文化”得到独立自主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有着鲜明的民族、国家和制度烙印的“个性文化”大体上可分为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两类。所以国家文化安全包括两个基本层面,即意识形态安全和民族文化安全。针对文化安全两方面的内容,我们在与东亚各国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也应当注意保护我国文化安全:第一,在对东亚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用民族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也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民族文化,这是增强国家文化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一个战略要点。”第二,正确对待各种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异质文化。与东亚各国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目的就是互相学习先进文化,增进了解和信任,并非以意识形态划分交往对象和领域,因此应当正确地对待非社会主义文化和异质文化。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应该宽容地对待异质文化的价值观、理念、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尊重东亚各国人民的选择和追求,建立平等对话、沟通的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文化的矛盾与冲突。[ Www.LunWenData.Com]

注 释:

①王晓德. 试论冷战后美国对外“输出民主”战略[ J ]. 世界经济与政治, 1995, (12) : 28.

②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 周 琪,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8.

对外文化交流总结范文6

要提高长期限农地流转合约选择比例,就需要在合约制定中针对其特点为除长流转期限条款外的条款仔细挑选合适的选择项,最小化其总交易成本,增大交易双方选择这种合约的可能性。

当选择长流转期限后,主要可供变动的条款有:产出分配条款、租金形式条款和结算方式条款。

由于产出分配条款中的分成选择项实施成本高,出于最小化实施成本的目的,在制定长流转期限合约时应该选定额选择项。

而根据谈判成本分歧判断准则我们可以引入一条租金形式的选择原则:租金形式应该与流转土地的产出相关。故使用实物(农作物)作为租金形式是非常合适的。

在租金形式条款中,当使用实物(农作物)作为租金形式时,其实质是用农作物产量度量合约的收入。虽然短期内农地的产出是无法精确预测的,但是转出方和转入方基于自身的经验、当地的历史数据和大数定律,对长期限下农地的农作物平均产出量会有分歧不大的预期,而且分歧会随着流转期限的延长而缩小。而使用货币作为租金形式时,其实质是用货币度量合约的收入。根据上文的分析,长期限下采用货币作为租金形式分歧大,而且分歧会随着流转期限的延长而扩大。根据谈判成本分歧判断准则,在长流转期限合约租金形式条款中,货币租金形式选择项的谈判成本比实物租金形式选择项的谈判成本高。故在制定长流转期限合约时应该选择实物租金形式选择项。

在结算方式条款中,根据上文分析,实物交付方式的实施成本比现金结算方式的实施成本高。故在制定长流转期限合约时应该选择现金结算方式选择项。

分析到现在,我们可以确定选择实物定额现金结算的组合是长期限农地流转合约中谈判成本和实施成本最小的。但是,由于交易双方对交付物的质量标准仍然会存在分歧,同时结算时需要对农产品进行定价所产生的费用也使其实施成本不为零。故实物定额现金结算长期限农地流转合约与货币定额现金结算短期限农地流转合约相比未必有更小的总交易成本。所以,需要进一步降低实物定额现金结算长期限农地流转合约与其他合约安排相比额外多出来的谈判成本和实施成本,使其为零或者近似为零,只有这样,才能降低选择实物定额现金结算长期限农地流转合约的总交易成本,使其在合约选择中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额外多出来的谈判成本和实施成本为:议定交付实物的质量标准的谈判成本、议定交付实物定价方式的谈判成本和获得交付实物价格的实施成本。对于议定交付实物的质量标准的谈判成本和议定交付实物定价方式的谈判成本,通过应用谈判成本分歧判断准则,我们可以为交付实物的质量标准添加以下选择原则:现货贸易中最通用和交易量最大的标准品的质量等级;为交付实物定价方式添加如下选择原则:权威性,不易操纵性。此外,考虑到最小化获得交付实物价格的实施成本的目的,我们希望获得交付实物定价的成本为零。

期货合约,是指由期货交易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期货合约的交割等级条款是指由期货交易所统一规定的、准许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合约的标的物的质量等级。在进行期货交易时,交易双方无须对标的物的质量等级进行协商、发生实物交割时按交易所期货合约规定的标准质量等级进行交割。期货交易所在制定合约标的物的质量等级时,常常采用国内或国际贸易中最通用和交易量最大的标准品的质量等级为标准交割等级。

现阶段我国农产品期货合约质量标准是按国家标准和正常年景现货贸易的一般习惯来设定的,基本上是与目前我国农产品生产、流通和贸易实际状况相适应的。

因此,如果选择农产品期货合约交割等级条款的质量标准作为实物定额现金结算长期限农地流转合约中交付实物的质量标准,无疑可以将转出方、转入方在交付实物的质量标准上的分歧降到最小,最小化交易双方在该项上的谈判成本,使其近似为零。

期货交易是指在期货交易所内集中买卖期货合约的交易活动。通过期货交易形成的价格具有预期性、连续性、公开性、权威性的特点。

交割,是指期货合约到期时,按照期货交易所的规则和程序,交易双方通过该合约所载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或者按照规定结算价格进行现金差价结算,了结到期未平仓合约的过程。

因此,如果选择农产品期货交割结算价作为实物定额现金结算长期限农地流转合约中交付实物的定价方式,无疑可以将转出方、转入方在交付实物的定价方式上的分歧降到最小,最小化交易双方在该项上的谈判成本,使其近似为零。

由于农产品期货交割结算价是由期货交易所公开、免费的,当使用农产品期货交割结算价作为实物定额现金结算长期限农地流转合约中交付实物的定价方式时,交易双方在进行现金结算时获得交付实物最终定价的成本为零,因此,其所对应的实施成本也为零。

综上所述,当在实物定额现金结算长期限农地流转合约中选择用农产品期货合约交割等级条款的质量标准作为交付实物的质量标准、用农产品期货交割结算价作为交付实物的定价方式时(简称为实物定额期货标准化处理现金结算长期限农地流转合约),实物定额现金结算长期限农地流转合约与其他合约选择相比额外多出来的谈判成本和实施成本为零或者近似为零,大幅降低了其总交易成本。

经期货标准化处理后,实物定额现金结算长期限农地流转合约具备了不比货币定额现金结算短期限农地流转合约高的实施成本。

虽然使用谈判成本分歧判断准则无法比较实物定额+长期限、货币定额+短期限这两个组合选择项的谈判成本孰高孰低,但考虑到长期限农地流转合约隐含着使用大数定律对冲一定自然灾害的特性,而在短期限农地流转合约中引入重灾年免责条款必然需要增加谈判成本,实物定额期货标准化处理现金结算长期限农地流转合约的总交易成本应该小于等于货币定额现金结算短期限农地流转合约的总交易成本,必将在合约选择中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