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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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案例

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范文1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绿色经济;启示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8-00000-02

当前,各国对环境问题认识日益加深,我国政府对绿色发展也高度重视,将绿色发展理念写入“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并将其设定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终极目标的必然过程。然而长期以来对我国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在拉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亟待结合绿色发展理念加以规范和引导。文本援引南非、美国、韩国3个国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发展低碳绿色经济的成功案例,分析了各国投资促进和贸易发展机构吸引外商参与绿色经济发展的经验做法,并提出促进我国绿色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我国及国外对发展绿色外商直接投资的认识

联合国制定并于2016年1月1日启动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含了为未来15年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丰富的绿色内涵。同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第21次会议上,195个成员国一致同意进一步采取措施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持全球温度上升水平低于前工业水平2°C。而我国在《十三五规划》中也从战略的高度指出,要坚持绿色富国和绿色惠民,支持绿色清洁生产,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发展和建立绿色金融和绿色发展基金,实施企业循环式生产、产业循环式组合、园区循环式改造的循环发展计划,着力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产方式。这些绿色发展行动计划要求在能源、交通和其他几十个行业进行变革,并需要数万亿美元的巨额投资。而低碳投资又称为绿色投资,包括减少温室气体影响的生产工艺的投资、清洁能源投资及在生产和制造减少温室气体的相关产品的研究和生产投资等方面。绿色投资都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迅速。而我国,绿色产业和绿色发展实践相对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需要充分借鉴外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绿色经济的的经验并利用绿色外商直接投资资本。

本文结合全球三个利用外商投资发展低碳绿色经济的典型案例,分析了来自发达和新兴市场国家不同地区和环境下投资促进和贸易发展机构吸引外商投资参与绿色经济发展的经验做法。三个案例分别是:南非利用外商投资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项目、波特兰发展委员会吸引外商投资扩大地方清洁技术产业群、韩国蔚山生态工业园区中心建立园区公司网络系统促进投资者发展绿色经济。分析结果表明,各国、各地区的投资促进和贸易发展机构对发展绿色经济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发展绿色经济没有完全、统一的解决方案,持续的绿色战略必须适应当地环境。

二、国外促进绿色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做法

(一)南非利用外商投资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项目

一是突出绿色经济发展地位。南非拥有大量的煤炭储备,化石能源占全国能源供应的87%,能源获取容易且廉价,但绿色经济在南非经济发展中占据突出位置。南非是非洲大陆上可再生能源方面,政府和企业合作领域的典范。据彭博新能源财经ClimateScope报告南非位居全球35个国家吸引低碳投资第三位。其成功主要得益于其良好的投资环境、简洁便利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大力支持环保企业。

二是签订绿色经济发展协议并给予补贴。2011年,南非政府、商界、劳工组织和民间机构签署了一项绿色经济协议。该协议达成12项绿色经济发展承诺,包括推广可再生能源、回收使用工业废水以及工业改造。其中,政府承诺将会购买40亿瓦特利用可再生资源生产的电力。同时,政府拨款300万美元用来帮助公司改造现有设备以利用可再生能源,这项拨款占改造总费用的30%。公司可用拨款来购买屋顶大阳能电池板等绿色设备。政府支持绿色产业的政策行动给南非外商投资者提供了投资方向,刺激了国外投资者投资兴趣。

三是成立专业机构提供绿色投资服务。专门成立南非绿色投资促进机构,向外商投资机构提供信息帮助服务,使外商投标程序满足本国政府条件。同时,向潜在投资者营销投资机会,将外商资金用在再生能源发电方面,并使这些投资转化成为国内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业的催化剂。此外,机构还提供可再生能源设备(如光伏电池设备)生产方面的技术知识,为投资者了解当地生产力和竞争力方面提供案例。

四是注重建立外商投资者与本地企业之间的联系。南非在与西班牙GRI公司谈判建立风力发电厂时,告知其本地供应商发展潜能,鼓励其与本地企业建立联系,实现共赢。通过外商投资和本地供应商的协作与相互支持,南非拥有了非洲第一家生产风塔的公司,并可组装或制造可再生能源设备。

(二)美国波特兰发展委员会吸引外商投资扩大地方清洁技术产业群

一是制定绿色技术发展计划。波特兰的公共政策和市民文化一直以绿色环保著称,并有大量的清洁技术和绿色建筑公司,但没有一家发展成为大公司,波特兰也未充分利用其潜在外商直接投资绿地的地理优势。为支持当地绿色企业出口绿色产品和服务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波特兰发展委员会制定了全球贸易和投资计划,并通过与布鲁金斯学会的合作,将清洁技术作为其首要战略计划来发展。

二是举办投资招商会推荐新产品。在波特兰和俄勒冈州的政府政策的领导下,委员会通过举办投资招商暨清洁技术创新发展会议,将拥有清洁技术的公司聚集在一起,来帮助他们在国内和国外的公司中寻找合作伙伴,从而开拓新市场。如通过招商会顺利为储能系统的清洁技术项目融资320万美元作为其2015年的发展资金。

三是提供清洁技术创业创新安置服务。波特兰发展委员会管理着60多家重点企业,包括它们的技术、市场、发展水平、国际足迹、融资需求等信息。这使得波特兰发展委员会能够站在一定的全局角度分析这些企业的优势和差距,给予新创业创新企业有别于其他企业的发展和投资政策建议。考虑到大量波特兰地区清洁技术公司创业失败率高,委员会的援助对这些新公司的生存意义重大。

(三)韩国蔚山生态工业园区中心建立园区公司网络系统促进投资者发展绿色经济

一是创新绿色生态工业发展概念。韩国蔚山市工业区,是韩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区内有15个工业园区,而其中的Mipo和 Onsan工业园区就有约1200家公司和120000多名员工。但在这1200多家公司中仅有个别公司将绿色产业作为他们的主要业务。为测算这一集中区域内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并监控资源的浪费以限制污染输出,韩国在2005年贸易、工业和能源大会上倡议将混合型工业过渡到绿色生态工业的概念。

二是成立韩国蔚山生态工业园中心。作为绿色生态工业发展计划的一部分,朝鲜工业园区公司和韩国蔚山大都会在韩国蔚山工业区建立了韩国蔚山生态工业园中心,中心委员会包括负责工业园区管理的国家代表机构、私人企业、非政府组织和蔚山大学研发中心。园区中心主要为商业开发机构在绿色产品生产过程中识别投资机会,并从中帮助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除废水处置和污染减排外,园区中心还试图循环利用水资源,使得废水和能源能够相互转化使用,从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三是制定潜在绿色项目并试点。为促进绿色项目发展,园区中心确定了一系列蒸汽循环的绿色潜在项目。潜在项目与利益相关方和研发中心共享,并共同调查项目的可行性,制定最终项目报告和商业案例。为显示绿色概念的可行性,园区中心运行试点一些精心挑选的项目,随着几个试点案例的成功,园区成功建立了该园区大部分公司的销售渠道和废弃物分布点。

四是帮助企业建立共生关系以降低成本增加就业。园区中心帮助企业之间建立共生关系,并且与其他公司共享公共设施,从而实现集群效益,降低成本,增强生态友好性。如将冶炼企业排放的高浓度二氧化碳输送到造纸企业用作产品加工用料,冶炼企业排放的热蒸汽被输送到造纸企业用作热源。例如,Sungam市政废物焚烧设备公司和Hyosung公司以500万美元进行蒸汽网络投资,每年节约成本累计700万美元,并增加了150人的就业岗位。

五是帮助企业建立项目经济效益愿景。每个共生项目开始前,园区中心都向投资者讲明项目吸引力和将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并作出将会帮助其解决相关问题的承诺,以此募集投资者。共生项目的持续成功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从而吸引了新投资者的参与。截至2014年底,韩国蔚山生态工业园区第一个共生项目已启动8年,涉及31家企业,共节约7400万美元成本,创造4500万美元的新收入。

三、对我国促进绿色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启示

(一)政府政策支持是决定外商投资的关键。政府对于当地环保领域的政策和倡议是外商进行投资时首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大多数绿色产业和技术相对年轻,对于市场和价值链来说,绿色产业早期的增长大部分来源于公共政策的支持。上述三个案例,政府在韩国蔚山的规划愿景、南非政府的公共政策以及波特兰当地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支持都有助于创造投资机会。

(二)投资促进机构发挥重要作用。投资促进机构和商业发展机构通过了解开发专业知识,针对合适的部门和活动创建和演示成功的商业案例,在促进绿色投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投资促进机构和合作伙伴需要跳出固有思维模式来识别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发展其绿色经济的机遇和途径。绿色投资机会普遍存在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及现有经济转型和绿化中。而挑战在于确定一个适当的目标区域,并选择合适的方案来解决投资障碍。在不同的条件下要用不同种类的办法,但都需要考虑当地市场状况和投资促进机构所面临的资源约束。

(三)需要清晰明了的绿色投资机会和商业论证。投资促进机构可以通过成功的试点项目,提高绿色投资机会的可行度和做好获益项目的渠道准备工作。如投资促进机构可以创建可行的商业投资方案(南非投资项目)或者展示投资者在传统产业如何利用低碳实践来获得盈利(韩国EIP),以使绿色投资项目更加清晰明了。

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范文2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规则就呈现出自由化发展的态势。一方面,各资本输入国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纷纷修改其国内外资法,取消对外资准入的限制,提高外资保护标准;另一方面,以美式BITs为代表的自由化程度极高的双边投资条约开始大行其道,其内容陆续为其他国家间的双边投资条约、区域性多边投资条约所效仿。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解决债务危机或出于吸引外资的需要,在BITs中对发达国家的高标准要求相继作了让步或妥协,有的却在实践中“不慎放权,如潮官司”。而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条约实践表明,这些自由化内容的投资条约也有贬损国家的嫌疑,如在NAFTA体制下,投资争端中有大约60%是由美国投资者对加拿大政府提起的,或者是由加拿大政府对美国政府提起的,某些案例还引起了这些国家各界广泛的关注。自由化的投资条约无疑是对东道国外资管辖权的一种限制,因此东道国必须审慎设计一些针对性、防御性的条款,在投资条约自由化和国家之间保持平衡。

一、自由化国际投资条约与东道国外资管辖措施的冲突

根据最近国际投资条约的实践及相关案例,笔者认为,对投资条约某些条款的解释存有歧义、某些重要概念范围日益宽泛、投资争端国际仲裁的条件逐步降低等都是引发东道国危机的直接原因,具体表现如下:

(一)关于间接征收的认定

关于征收的范围,发达国家认为征收包括直接征收和间接征收,由于国际投资条约一般都没有对间接征收作出概念界定,而只进行描述性界定,即“间接征收是具有相当于直接征收的效果的措施”,[1]导致在认定间接征收上存在不确定性。20世纪90年代有关征收的文件和实践表明,发达国家在不断扩大征收的外延,例如,OECD多边投资协议(MAI)的谈判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工作报告,报告将与征收具有同等效果的措施解释为:没收、充公、干涉、临时接受、使用和处分投资的方式、干扰、政府管理(即使这些措施并没有影响到投资的所有权)、强制销售等等,虽然MAI谈判最终流产,但这种宽泛的列举表明了发达国家不断扩大间接征收范围的意图。[2]此外,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NAFTA体制下就发生了投资者频频滥用征收的宽泛定义从而挑战东道国的案件,如美国Metalaclad公司诉墨西哥案、美国Ethyl公司诉加拿大案、加拿大Methanex公司诉美国案,这些案例表明东道国基于维护环境、公共健康、经济调整而采取的措施都有可能构成间接征收,给国家外资管辖权带来挑战,而这一切也是当时作为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大国—美国所始料未及的。

(二)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

在20世纪五六十年生了大量因东道国征收、国有化带来的国际投资争议,其结果是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国际仲裁模式应运而生。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妥协的代表之作就是1965年《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该公约授予东道国以“逐案审批同意”权、“当地救济优先”权、“东道国法律适用”权、“重大安全例外”权,确保东道国及管制外资权力不受侵蚀。但是,近年来在国际投资自由化发展的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放弃这四大“安全阀”,赋予外国投资者争议发生后直接出诉权,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被诉次数大为增加。[3]而ICSID仲裁还存在片面维护私人财产权的倾向,倾向于裁决东道国承担责任,而置东道国的经济于不顾。[4]

(三)有关公平公正待遇解释的争议

在国际投资条约中,大都规定有对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给予公平公正待遇的内容,但是各条约对这一待遇的表述并不相同。美式BITs范本将公平公正待遇与保护和安全、不低于国际法要求等联系起来,使得该待遇的范围十分广泛。而发展中国家则不愿将此二者联系。美式BITs的做法为NAFTA所沿袭,在其投资争端案例中,仲裁庭也趋向于对该待遇做出宽泛的解释。

如在引起广泛关注的Matalclad公司诉墨西哥联邦政府案中,Matalclad公司取得墨西哥联邦政府的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开发的项目许可,但墨西哥Guadalcaza市政当局宣布该项目所在地是为保护稀少的仙人掌而设的“生态地域”,拒绝发建设许可证并阻止Matalclad公司经营。仲裁庭裁定,由于在要求投资者尽力遵守墨西哥联邦政府关于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场地的法律过程中,未能给投资者提供透明和可预见的构架,墨西哥政府违反了第1105条(最低待遇标准)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依据1105条A节的规定,缔约国并不存在向投资者提供透明度的明确义务,习惯国际法上也无东道国透明度义务的要求。[5]所以,该案仲裁庭的裁决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人们普遍认为,随意施加给东道国以投资法透明度义务,并将之作为最低待遇标准的要求,加重了东道国在投资法上的义务,而对公平公正待遇包括最低待遇标准的宽泛解释,势必使得东道国的相关管制法规较易于被认定为违反该待遇,这样就会危及到政府对环境管制的权利。在NAFFA其他几个案例中,也存在类似问题。如波普与塔波特公司诉加拿大政府案中,仲裁庭认为,NAFTA“公平公正待遇”的权力是依据国际法享有的待遇一语之外的权利,不受“依据国际法享有的待遇”一语的限制;国际法的限制会使外国投资者获得低于国内投资者的待遇,这种待遇与国民待遇原则不一致。而在梅耶公司诉加拿大政府案中,仲裁庭裁定加拿大政府违反NAFFA第1105条(最低待遇标准)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违反国民待遇为基础的,并主张“最低待遇标准”比国民待遇的范围更宽。

笔者认为,在投资条约中,“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抽象、模糊性使得其具有一种宣示、解释缔约方保护投资意愿的作用,一般并不能直接施加给缔约方具体的权利义务。将公平公正待遇与透明度要求、国民待遇、国际法最低标准联系起来,在国际法上没有获得普遍支持,国际法最低标准本身就是一个含义极为不明确的概念,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没有接受这一概念,更不愿将之作为衡量公平公正待遇的标准、尺码。NAFFA的投资争端案件中运用上述弹性的概念和要求来界定东道国是否遵守公平公正待遇,并将之作为投资者提起国际仲裁、索赔的依据,对东道国正常的法律管制措施、正当的外资管辖权利无疑是一种挑战。

(四)其他争议较多的问题

东道国在承担BITs下的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义务时,由于涉及的管制措施较多,在判断外国投资者与内国投资者、外国投资者之间是否享有“同等待遇”以及两者是否居于“同类情势”时,需要结合具体事实判断,所以NAFTA下涉及的几个案例都给仲裁庭留下了自由

裁量权,也容易引起争议。

对于外国投资者能否依据“保护伞条款”主张东道国违反了合同义务而应承担投资条约下的责任,国际仲裁庭对此看法不一,ICSID仲裁庭在SGS诉巴基斯坦案中认定,东道国巴基斯坦对合同的违反即产生了该协定所规定的“保护伞条款”所规定的国际义务,但最近仲裁庭的裁决反映出对该问题还有不同看法,如EIPaso诉阿根廷案和BP-PanAmerican诉阿根廷案的仲裁庭判定,美国与阿根廷的双边投资协定的保护伞条款不能把任何合同索赔都解释为违反国际法。[6]

二、国际投资条约中防御性条款设置的模式

为避免国家正常的外资管辖措施被认定为是对投资条约的违反,有必要采取一些合适的方法澄清具有争议的条款,结合投资条约的现有实践以及一些学者的建议,可以在投资条约中考虑设置某些具有“防御性”性质的条款。

(一)例外条款的适用

从投资条约的实践来看,为免除国家基于本国安全、重大利益等采取的外资管辖措施被投资者指责为间接征收并诉至于国际仲裁庭的危险,在条约中设置例外条款是最为直接且运用非常普及的安全阀模式。具体说来采取例外条款有以下几种方式:[7]

1.通过附录规定的例外:许多自由化投资条约在附录中将政府管制措施或者将来可能实施的措施排除在条约规定或某部分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外。例如中国和西班牙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议定书就规定了国民待遇的例外,对我国任何现存的与国民待遇不符的措施及其延续、修正不适用于有关国民待遇的规定。这种例外之下的政府措施非常广泛,它既可以将政府的各种管制措施排除在征收、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等具有潜在威胁国家外资管辖权的条款之外,还可以保证政府维持、实施或将来实施与投资条约不相符合的措施。一般在附录或议定书中规定的例外,涉及的都是在正文中含有自由化内容、需要逐步放宽的措施。

2.在条约正文中,通过专门的章节或专门的条款列举某项或某类政府管制措施作为整个条约适用的例外:有的条约列举了税收措施、强制许可措施等,如哥伦比亚的范本BIT第2条第4款就规定:本条约的规定不适用于税收措施。可以作为例外的措施还可以包括政府实施的保护环境、劳工、人类健康等方面的措施,它相对于上述附录所规定的例外,反映出政府对某些具体政策如环境保护方面等加强管制的意图,或者体现政府需要拥有税收等政策的自由掌控权。

3.以GATT20一般例外为模版的一般例外: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第13条规定:对本条所列措施的实施不得在条件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无端的或不合理的歧视手段或构成对投资流动的变相限制,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成员国采取或实施以下措施:(a)为保护国家安全和公共道德所必需的;(b)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

这种例外方式一般是在自由贸易协定(含投资内容)中,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成员国能否将之作为征收行为的借口?什么是判断“无端的或不合理的歧视”的标准?WTO贸易法上的判断标准能否借用?这些问题都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二)限定间接征收的范围

自从美国、加拿大政府的管制措施在NAFTA下也遭遇了来自投资者提出的间接征收的指控,并引起公众和国内各界的不满和批评之后,美、加政府立即作出反应,在各自新的BITs范本中开始对间接征收的认定规定一些标准,来限定征收范围扩大化的趋势,试图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东道国维护公共利益的正当性。如2004年美国——乌拉圭BIT附件第4条第1款规定,应该以事实为基础,逐案考察多种因素认定是否构成间接征收,这些因素包括:“1.尽管缔约一方实施的一个行动或一系列行动对于投资的经济价值具有消极效果,但仅仅根据政府行动的经济影响本身不能认定发生了间接征收;2.政府行动对明显的、合理的投资赖以进行的干预程度;3.政府行动的特征。”虽然这三个因素非常抽象,但第一个因素所发出的限制间接征收范围的信号是极其明显的。

此外,美国——乌拉圭BIT附件第4条第2款规定:“除非特别情况,缔约一方旨在保护正当的公共福利目标,如公共健康、安全及环境而制定及实施的非歧视性管制行动,不构成间接征收。”而且上述公共福利目标的列举不是穷尽的,列举只是基于更大确定性的考虑。美国2004年BIT范本第18条重大安全的例外更是将履行有关维持国际和平、安全或保护本国重大安全利益方面的义务而采取的措施作为整个条约的例外,这样美国通过对间接征收的例外、重大安全的例外等方式双管齐下,确保国家的经济不受威胁。

2004年,加拿大BIT范本作了与美国相似的规定。总之,发达国家已经充分意识到限制间接征收范围的必要性。

(三)澄清一些关键术语

宽泛的投资定义已经成为当前BITs的普遍做法,投资定义越宽泛,东道国所承担的保护责任就越多。当前国际投资条约对此一般采取三种定义方式:“基于资产”的投资定义、“基于企业”的投资定义、“完全清单”的投资定义、循环的投资定义。[8]哥伦比亚投资条约范本第2条3款是以企业为基础的定义,要求投资至少应具有下列特点:1.对资本或其他资产的承诺;2.预期获得利润;3.承担投资的风险。[9]墨西哥投资条约范本采取的也是基于企业的投资定义,[10]这种定义方式明显体现缔约国希望保护的是具有较长投资周期的直接投资。

对于国民待遇,美国近年的相关实践引入了“同类情势”的概念,从而使得仲裁庭在裁决时借用了WTO体制中“同类产品”涉及的判定解释方法,虽然目前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标准来判断东道国是否履行了国民待遇,但至少为具体案件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解决思路。

(四)对投资者——国家争端的防御性规定

在BITs中,东道国放弃国内管辖而允许投资者直接将争议提交ICSID国际仲裁是晚近国际投资自由化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是如果不对投资者—国家争端机制施加适当的限制,东道国可能因遭遇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采取各种管制措施时,面临来自外国投资者的如潮诉讼,阿根廷为此就付出了极为惨痛的教训。[11]因此,针对国际投资的争端解决,东道国应该充分利用《ICSID公约》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授予东道国的“逐案审批同意”权、“当地救济优先”权、“东道国法律适用”权、“重大安全例外”权。[12]

那么对于已经在BIT中授予外国投资者以直接申请国际仲裁权利,为防止其他国家投资者援用最惠国待遇也要求享有直接申请国际仲裁的决定,可以考虑对最惠国待遇的适用范围限制在实体程序,而不适用于争端解决程序,并且施加“不溯及既往”的限制。

至于保护伞条款,哥伦比亚BIT范本干脆不含有任何保护伞条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13]

(五)序言中增设保护投资以外的公共政策目标条款

依据条约法解释的基本原则,序言可以作为条约实质性条款解释的辅助,传统的国际投资条约都是以促进和保护投资为目的,如2003年我国和德国缔结的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的序言就表述为:缔约双方“愿为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境内投资创造有利条件,认识到鼓励、促进和保护投资将有助于激励投资者经营的积极性和增进两国繁荣,愿加强两国间的经济合作,达成协议如下……”。由于这类序言强调的是促进缔约双方经济合作和相互投资的优良环境的重要性,那么在投资者对政府管制外资措施产生争议并诉讼到仲裁庭时,仲裁庭对相关条款进行解释认定时,就会优先考虑该措施是否符合序言保护投资的目的,从而做出有利于投资者的裁断。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投资条约序言中明确规定,投资促进和保护的目标需要尊重其他重要的公共政策目标,这些目标

包括健康、安全、环境和消费者的保护,或者国际承认的劳工权利的维护等。如NAF-TA、能源等都有正式的序言(Preamble),列出众多条约希望达到的目标。

三、我国新一资条约的内容变更

自1983年与瑞士签订双边投资条约以来,我国已陆续与一百多个国家订立了双边投资条约,其中包括一些对原有BITs的修订。值得注意的是,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的内容较为谨慎的投资条约相比,近年来我国对外签订投资条约的态度及内容有了较大变化,总体而言,新一代我国双边投资条约的发展呈现出自由化、对外资保护标准不断提高的态势,主要体现为:

(一)投资定义较为宽泛

我国对外投资协议一般列举了5类受保护的投资资产形式,采取的是“基于资产”的投资定义,但也将这种资产与企业管理联系,体现了我国强调对直接投资保护的意图。如2003年中德投资协定议定书特别规定:“投资,系指为了企业建立持续的经济关系,尤其是那些能够对企业的管理产生有效影响的投资。”但是相对于前期的条约,新一资条约还是扩大了投资的范围,如以中德条约为例,概括规定了知识产权,将“商业秘密”和“商誉”列为受保护的财产,此外还扩大了特许权的范围,除矿产权外,增加了耕作、开采自然资源的特许权,间接投资也受到保护等。[14]

(二)在投资条约中开始引入国民待遇

在1998年之前我国签订的BITs中,只有少数协定对国民待遇作出了规定,但在这些协定中,我国承担的给予国民待遇义务是一种“软性”义务,具有很强的弹性,有的甚至构成了对国民待遇的实质性限制。例如1986年中国与英国协定第3条第3款以及1993年中国与斯洛文尼亚协定第3条第2款使用的措辞是缔约一方应“尽可能”“根据其法律法规”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而1988年中日协定正文规定的是符合现资法上国民待遇原则的措辞,但又在附件中规定了缔约国基于公共秩序、国家安全等不实行国民待遇的例外。所以前期我国的BITs并未真正确立国民待遇原则。

1998年之后我国关于外资国民待遇的态度有了较大变化,在BITS正文中一般不再使用“尽可能”、“根据其法律法规”等限制性语言,如2003年中国与德国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第3条第2款规定:“缔约一方应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及与投资有关活动不低于其给予本国投资者的投资及与投资有关活动的待遇。”另一方面,又通过“冻结条款”保证我国能继续实施并维持现有的与国民待遇不同的保护措施,通过“回撤条款”表明我国承诺以后取消现有不符国民待遇的措施。[15]

从商务部条法司公布的我国对外签订的投资保护协定的文本来看,大都对国民待遇的规定采取了与中德协定相同的措辞,正文正式给予外国的投资者及其投资以国民待遇,附件又对国民待遇仍实行一定限制。总之,虽然我国实施的还不是完全的国民待遇,但这种立法方式表明我国已非常倾向于采取正式、完全的国民待遇。

(三)全盘接受ICSID仲裁管辖

我国自1998年7月与巴巴多斯签订的BIT全盘接受ICSID仲裁管辖以来,又陆续在10多个BIT全面接受了ICSID仲裁管辖,对提交ICSID仲裁不再限于征收补偿额的争议而是扩大与投资有关的任何争议,提交ICSID仲裁前仅要求投资者用尽东道国的国内行政复议程序。我国一改以往对提交ICSID仲裁管辖的“逐案同意”的态度而转变为对ICSID仲裁全面接受,这种不加任何限制的方式不仅与美国、加拿大这些发达国家的BIT实践不同,也可能因为我国与其他国家BIT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使得这种接受被全面扩大化,而使我国面临极大风险。[16]

(四)征收与间接征收

我国前期的BITs如中英协定等一直主张我国对国有化征收的态度仍然是国家可基于公共利益等对外国投资进行国有化征收,征收补偿的标准是适当补偿,并且也没有涉及间接征收。但在新一资条约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我国已经逐步接受了发达国家一直主张的间接征收的概念以及全面补偿要求。如在2003年的中德投资协定中,第4条征收与补偿第2款规定:“缔约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的投资不得被直接或间接地征收、国有化或者对其采取具有征收、国有化效果的其他任何措施(以下称”征收“),除非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并给予补偿。这种补偿应等于采取征收或征收为公众所知的前一刻被征收投资的价值,以在先者为准。补偿的支付不应迟延,应包括直至付款之日按当时商业利率计算的利息,并应可有效地兑换和自由转移。”该款的实质内容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所主张的“赫尔原则”。

四、我国新一资条约评析

自1998年后我国对外投资条约的内容之所以有较大的变更,接受了一些投资自由化内容的条款,并在条约中提高对投资的保护标准,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我国对外投资额逐年增长,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具有丰富矿产、石油等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条约中提高投资保护标准有了迫切需求;二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建立完善市场经济需要较为成熟完善的法律体制,自由化投资条约反映的是发达国家也就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经验,在投资条约实践中接受这些条款有利于我国建设完善市场经济体制。[17]

但是,我国在与一些发达国家进行投资条约谈判和续签时,采取的仍然是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开放政策,这种做法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担忧,有人专门分析了签订投资保护协定对吸引外资的效果,认为对双边投资条约实际引资效果的量化评估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也就是并没有科学的研究数据表明BITs对吸引外资有明显的积极的作用。[18]而其他学者对二十多年来我国吸引大量外资与中外BITs之间的实证关系进行了考察,发现对华投资的多寡,并不取决于投资者母国是否与中国缔结了任何标准的BIT,外资流入我国的主要决定性原因不在于BIT,而是经济政治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对BIT的引资效果不宜高估。[19]

至2004年11月,我国已经对外签订了115个BITs,[20]这些国家绝大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其中属于发达国家并且对我国投资较多的国家有荷兰、德国,2004年后,我国又与葡萄牙、芬兰签订了自由化程度较高的BIT,[21]对我国投资数额较大的资本输出大国如日本、韩国、英国、法国等国与我国签署的投资条约没有到期,与美国、加拿大的双边投资协议谈判仍在进行。所以,我国今后面临的实际问题是:是否所有国家一视同仁均实施自由化投资政策,还是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如前所述,在可预见的近期内,虽然我国对外投资还会有所增长,但相对于我国资本流入流出的对比数据,我国对外投资总额只大体相当于我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2.45%~4.78%.所以,近期内我国投资条约的谈判策略应当是“区分两类国家,实行差别互惠”,[22]对发展中国家可以采取开放自由的政策,以达到保护我国对外投资的目的,而与发达国家进行谈判,则应谨慎从事,设置一些例外性条款。下面就我国可以设置的例外条款进行探讨。

五、我国对外投资条约宜采取的防御性条款

由于我国投资定义较为宽泛,又将逐步接受投资的国民待遇,在对外资征收补偿问题上接受了“间接征收”,这些都是较易引起投资争端的条款,因此,为确保我国外资管辖权不轻易被投资者提起国际仲裁,可考虑采取以下策略:

(一)例外条款

首先,我国宜继续在附录或议定书中实施国民待遇的例外,沿用现有国民待遇规定的冻结、回撤条款;其次,应借鉴美国2004年BIT范本第18条所规定的重大安全例外,把我国履行有关维持国际和平、安全或保护本国重大安全利益方面义务而采取的措施作为整个条约的例外,给我国政府管制权留下较大的空间。

(二)间接征收问题

借鉴美国—乌拉圭BIT的规定对间接征收的范围进行限制,即使政府的某些管制行为对于投资的经济价值具有消极效果,但仅仅根据政府行动的经济影响本身不能认定发生了间接征收,还须结合政府管制措施的目的、效果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价。此外,还可订立针对间接征收的例外条款,保证我国保护正当的公共福利目标—如公共健康、安全及环境而制定及实施的措施不被认定为间接征收。

(三)投资争端国际仲裁和最惠国条款问题

我国近期签订的BITs对ICSID仲裁管辖权全盘接受,并且还有可能因其他国家要求沿用最惠国待遇条款将之扩大化,对此,我国已有许多学者表示担忧,并开始研讨对策。具体办法是在今后签订投资条约时应恢复原来部分接受模式,采取一揽子部分接受为原则,逐案酌情接受为例外的立场,在最惠国待遇的适用范围方面使用更明确的措辞,明确其不适用于程序性规定,不是用争端解决问题,防止IC-SID管辖权的扩大化。[23]

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范文3

以固定资本投资方式进行的投资活动法(1998):投资项目可以是法律不禁止的任何所有制形式,投资主体可以是任何形式的法人和自然人,包括外国投资人,政策待遇一律平等。

俄联邦外国投资法(1999):外资有权购买俄商业组织的股票和有价证券,有权参与俄企业的私有化,享有获得土地自然资源及其它不动产的权力。投资领域的限制性例外,其原则是维护道德规范、公民健康、维护国防安全。

禁止和限制外资活动的产业、经营项目和区域的清单(2000)仅经过议会审议。法案规定:俄联邦有权对外资(及国内私人资本)在某些部门、产业和区域的投资经营予以禁止或限制,包括:国家电网、特种电力设备的生产、海运、空运、铁路运输、公路勘察和铺设、地质摄影、大地测绘、工程设计和资料、贵金属和宝石、教科书的编制和教育、投资基金、航天、核、航空及军事工业、渔业、林业、酒精产品、会计事务、动物防疫等。限制外资投资的方式有:俄联邦政府特许,政府规定外资参股(投资)在具体项目投资总额中的最高限额。该法案虽未通过,但反映了俄国投资领域的实际情况。

2001年,同家杜马将此法规修改更名为《对外国在俄投资实行国民待遇,取消限制性规定》:如果外国投资人或俄法人的活动可能导致外资直接或间接控制某一经营法人,或威胁到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俄总统有权暂停或禁止上述活动。

关于完善外商投资工作(1993俄1466号总统令):只有联邦法律和总统令才可以对俄境内外国投资人的活动规定限制性措施。

矿产资源法修正案(2005):限制外资介入战略资源储藏区,包括:铀、金刚石、石英和稀土等俄短缺的矿产资源、储量超过1.5亿吨的油田、储量超过1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田和储量超过1000万吨的铜矿。处于国防工业所辖区域内的矿藏也将被列入俄战略资源储藏区名单。

《关于在俄罗斯境内对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商业组织注册资本直接投资的管理规定》草案:2006年11月由俄工业和能源部向联邦政府提交。该草案对限制外资进入俄战略领域作了规定。工业和能源部发表的声明指出,投资者要投资上述领域,需要先获得一个新成立的跨政府委员会的特别许可,申请将在3个月内得到答复。

据报道:该法案规定外国公司不需批准,最多可购买战略性企业50%的股份;外国人在证券市场上购买战略企业的股票,须经政府的特别许可。草案中重新规定了“战略性”企业的划分标准和范围,包括:安全技术、军工生产、飞机制造、航天、核能、自然垄断行业、联邦矿产储备。这是以法律形式将现有的国防工业、原材料企业的产权交易机制给予固定,目前,外国人参与此类业务必须获得普京总统的个人许可。

案例:

2004年8月,普京总统签署了“关于确定国有战略企业和战略股份公司名单”的命令,包括引4家国有战略企业和549家战略股份公司。如“俄天然气工业”、“石油运输”、“俄石油”、“俄铁路”、“统一电力系统”等大公司,以及一大批国防企业(国有股份不足25%的公司未入其列)。名单在俄罗斯总统网站公布。根据总统令,政府无权对它们实行私有化或向外资出售,只有总统特批才能出售。

日本:

1.外汇和外贸管理法(1984):

第27条规定:“大藏大臣或事业主管大臣如果认为有必要审查该申报的对内直接投资等是否会发生第1项或第2项的事态,可劝告变更和中止有关该对内直接投资的内容。(1)损害国家安全,妨害维持公共秩序,或者妨碍保护群众安全时;(2)会给日本国内的与该对内直接投资事业同种的事业(包括相关的事业)活动及日本经济的顺利发展带来明显的恶劣影响。

2.禁止私人垄断和公平交易法(1974):

该法律适用于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并购,该法第15条规定“任何公司,如果出现下列行为则不能实施合并:(1)企业兼并行为可能在某个特定领域实质上限制到竞争;(2)在合并过程中使用了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第16条规定“任何公司当实施收购行为时不能在任何贸易领域实质上限制到竞争或者采取不公平的贸易行为。(1)获得其它任何一家公司的全部或部分业务;(2)获得其它一家公司的全部或部分固定资产。”

3.证券交易法:

要求并购公司必须将公开收购的目的、价格、预定收购的有价证券数量及收购期限等事项以书面形式向社会公告,并从公告之日起向大藏大臣提出公开收购申报书,同时将副本送交被收购的公司和证券交易所,方可进行公开收购。

4.关于对内直接投资自由化(1967):

在“关于对内直接投资自由化的步骤”一节中指出:当前希望很多行业把自主批准的外资比例提高到100%,但在实际上还是困难的。此外,还有自主批准外资比例可达到50%的行业虽然持股比例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由于在很多领域中内外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存在明显的差距,实际上有可能陷入不平等的地位。如果这样,就不能实现内外企业的共存共荣,也难以期待确保国民的利益。

5.关于对内直接投资等的自由化(1975):

在“一、基本想法”中规定:实行自由化后,如果外圈投资新建企业或参加已有企业的经营给中小企业或农民以很大打击,政府要进行必要的干预。外国投资后,不允许实施不公平的行为是理所当然的。

案例:

1964年,美国德州仪器公司向日本政府提出设立独资子公司以生产半导体仪器和集成电路的申请,通产省到1967年才批准,并规定附加条件:(1)必须与日本企业合资,而且双方各占50%的股份:(2)德州仪器公司必须公开有关集成电路的技术专利;(3)合资企业成立一段时间后,日本政府有权进行生产调节。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日本迫于多边经济组织和条约的压力,逐步实行外资直接投资自由化。为此,日本采用了35项标准对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测评,进而确立产业开放的先后顺序,如下表:

第一次产业开放,技术水平指数在85分及以下的部门中,除了钟表和部分肥料工业以外,均没有列入向外资开放的名单,就连已接近国际水平的电子显微镜和缝纫机行业也未列入,故第一次自由化方案中几乎没有外商所期待的部门。[日]松井清《资本的自由化》,有信堂1970版P89),1970年代才逐步放松对外资进入的限制(汽车工业1971年,集成电路1974年,电子计算机1975年),在农林水产业和矿业仍不许外资超过50%。

韩国:

限制垄断和公平交易法(1994): 第3章第7条“限制企业联合”规定,凡资本金或总资产规模达到总统令所定标准的公司,不得通过直属公司、系列公司或与该公司有总统令所定特殊关系的人,采取下列任何一种对竞争施加实质性限制的行为(在符合产业合理化并获得公平交易委员会认可者除外)。(1)取得并持有其它公司的股份;(2)由企业主管或雇员兼任其它公司的主管职务;(3)与其他公司合并;(4)受让、租赁或承担经营其它公司的全部或主要经营业务,或受让其它公司的全部或主要营业用固定资产;(5)参加设立新公司。

产业资源部是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部门。1998年,韩国实行新制定的《外国人投资促进法》,大幅放宽投资领域限制。韩国将邮递、中央银行、共济基金、证券交易所等金融管理、学术研究、国家行政管理、教育、艺术、社会团体、宗教团体等63个行业列在外商投资对象之外。适合外资投资的行业中,只有电视和无线电广播业尚禁止外商投资,其余如报刊发行、近海渔业、农牧业、电力、内港客货运、航空运输、电信、金融、传播和新闻等27个行业部分限制外商投资;其他行业外资可自由进入。

对限制外商投资的行业,规定外商持股的比率上限。政府各部门对需保护的产业和国家垄断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仍采取限制对国有企业的持股比率、通过审批制度掌握资本进出的动向、限制市场准入等措施,这些限制政策由产业资源部每年汇总后通过外商投资统合公告发表。

外商对84家指定的与国防相关的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必须得到产业资源部的批准。这些公司涉及韩国主要的电子和工业大型企业,也是非国防产品的主要生产商。

2005年3月颁布一项规定:持有公司股份超过5%的投资者,在公开控制公司经营权的意向后,5日内不得行使投票权且不得继续购入股票;如果投资者在柜台市场公开收购韩国某公司5%以上股份,目标公司可以发行可转换债券或其它证券以进行自我保护。

案例:

2002年3月,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决定对6家美国、德国和日本的石墨电极制造企业罚款850万美金。因为这6家公司参与了针对韩国企业的国际卡特尔组织,并占有国际石墨电极市场约80%的股份,并于1992年-1998年召开数次会议,达成了针对国际市场(包括韩国市场)的价格协定并实施。

2004年6月,韩国INI公司准备收购HANBO钢铁公司,签约后通知了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但这两家公司的市场份额分别排名第1和第4,合并后市场份额将达到38%,而另外两家主要企业合计市场份额为33.4%,这意味着市场集中程度的增加和竞争的削弱。由于韩国钢铁市场是卖方市场,INT公司曾有过卡特尔行为,于是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命令INI公司将位于浦项的年产30万吨的钢厂卖给第三方企业。(注:此例为韩国国内案例,有助于理解韩国反垄断法条例。韩国反垄断法对内、外资同样适用)。

印度:

印度产业政策宣言(1991):

有如下规定:

A.关于产业审批政策:(1)除少数关系国家安全、战略考虑、社会因素、危险化学品、环境破坏、资源消耗等因素,其它所有投资项目将自动获得许可;(2)涉及国家安全和战略考虑的产业领域,将继续保留给公共部门。

B.关于外国投资:(1)对于国家急需发展的重点领域,外国直接投资将自动获得许可,股份上限为51%;

C.关于《垄断及限制贸易行为法》:(1)《垄断及限制贸易行为法》将逐步进行修定,取消关于并购中在资产限额方面的规定,这意味着特定条件下的企业并购行为将不再需要政府审批;(2)该法的重点将放在控制和规范垄断性、限制竞争的行为以及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同时,垄断及限制贸易行为委员会将被授权处理来自消费者的关于垄断、限制性和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投诉。

案例:

2005年3月,中国华为公司向印度外国投资委员会提交申请,计划投资6000万美元在班加罗尔建厂生产电信设备,用于改造印度的通信设施,然而,印度情报机构高度重视华为的投资计划,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对涉及国外企业进入印度敏感行业的指导方针进行重新评估;外交部和内政部认为,国家电信网络具有战略意义,让中国公司介入该网络将导致印度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因此反对华为的投资建议。这一计划已被印度政府搁置。

2005年11月,香港和黄港口控股公司欲竟购印度一个价值27亿美元的集装箱码头,而印度却以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为由,将这家全球最大的独立港口运营商排除在竞标者名单之外,禁止它参与此项目的投标。

附:泰国动向

在采取资本管制措施后三周,泰国政府昨日再次宣布对外资在泰国企业中的所有权采取限制性措施。

2007年1月9日政府原则批准了《外资经营法》,要求在电信和其他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部门的海外投资者在一年内披露其在泰国公司中的持股情况,并下一年内将有投票权的持股份额削减到50%以下;这些外国投资者的本土合资伙伴企业需在90天的时间里披露他们的持股状况,并在一年内调整持股状况,使之符合修订后的法规。包括服务业在内的三个行业将获政府豁免,免予削减外资和名义持股人持有的股份,但这些企业仍然需要按照要求披露他们的持股状况。

泰国军政府通过上述新规,主要是针对泰国前总理他信向新加坡淡马锡出售家族企业Shin公司股权一案,该案一度引发对他信家族涉嫌舞弊和贱卖国有资产的强烈抗议。

在泰国现有法律框架下,许多外国投资者通过由泰国公民持有对公司的名义合法控股权、而外国人持有大多数投票权的做法,来绕开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但为了遵守新规,外国投资者可能需要把大部分投票权移交给他们的泰国合作伙伴。

淡马锡通过泰国名义持有人绕过关于泰国电信公司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规定成功进行交易,但这笔价值19亿美元的交易引发了泰国上下的不满。一些反他信组织认为,他信家族的这笔交易存在严重舞弊行为,使泰国国家经济受到损失,此后,反他信活动不断,要求他信下台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并最终导致了9月的。

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范文4

【论文摘要】 我国是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并且大多数反倾销诉讼都以我国败诉承担反倾销税为结果,因此如何应对反倾销,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就成为国内产业比较关注的问题,本文从海外投资的角度,分析如何应对国外的反倾销诉讼,以期对国内产业应对反倾销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文关键词】 海外直接投资 反倾销 贸易壁垒 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现状 根据商务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02年年底,中国共批准设立境外中资企业总数6960家,中外双方协议投资总额137.8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金额93.4亿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贸易企业420家,中方企业投资额11.22亿美元。2002年当中,经原外经贸部批准或备案设立的境外中资企业共计350家,双方协议投资总额14.46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金额9.83亿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贸易企业75家,中方协议投资额1.67亿美元。 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可以转移国内过剩的生产和技术能力,不断开发国外优势资源,学习国外最新的技术、管理、信息和营销经验,锻炼和提升企业竞争力,积极开拓国外市场,促进和带动商品出口,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构建企业的全球生产、研发和营销网络,加快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应对国外反倾销,享受入世后中国所应享受的权利。 二、利用海外投资应对反倾销的理论分析 1.投资替代贸易理论 从理论上讲,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投资能够完全替代国际贸易,按照传统理论的分析,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会使要素价格均等化,从而使国际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的国别差异)消失,所以投资和贸易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因此,在不存在任何国际投资壁垒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实施跨国直接投资,那么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最高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 但在现实中,由于投资壁垒、市场不完全等因素的存在,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既体现出替代关系,又表现出互补关系,还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研究表明,贸易与投资究竟是替代还是互补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按照投资动机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Market-Oriented FDI),指的是跨国企业为了逃避东道国严厉的贸易保护壁垒,或者出于占领当地市场的需要,通过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第二种是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Production-Oriented FDI),指的是跨国企业受到低成本生产区位的吸引,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而进行的直接投资。第三种是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Trade-facilitating FDI),是指跨国企业为了更好地配合本身的出口贸易活动,为企业的出口提供各种服务而进行的直接投资。在这些来源于不同投资动机的直接投资形式中,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容易成为贸易的替代,应对反倾销的作用明显;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应对反倾销的作用几乎没有;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可以增加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贸易量,不仅起不到应对反倾销的作用,有时反而会增加遭遇反倾销的可能。 然而,我国目前直接投资有近一半是属于贸易促进型的,这些投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而跨越贸易壁垒的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例很小,未能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应对反倾销的作用。 国外的一些研究发现,日本20世纪80年代对欧盟和美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受到了两国反倾销案数量增加的正面影响,投资流量相应增加。例如:从1980年到1995年期间,美国共发起791起反倾销诉讼,其中有126起诉讼中的被诉公司在诉讼后采取了绕过反倾销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在美国投资,其中绝大部分是采取新建方式,还有一些企业是采取并购当地企业或者扩大原直接投资企业规模的方式。其他各国实践经验也表明,东道国严厉的反倾销等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最终会助长直接投资替代贸易的经济活动。可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绕过反倾销已经是被世界各国广泛使用的一种策略。 2.行业发展生命周期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既可以用来解释产品的国际贸易问题,也可以用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维农把产品看成有生命的东西,并把一种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创新、成熟和标准化3个阶段,每个阶段中的贸易和投资特征与策略各不相同。根据维农的理论,在产品生命周期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段都存在着企业利用对外直接 投资绕过贸易壁垒,替代出口的行为。 受该理论的启发,可以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观点:即行业发展生命周期理论。某些行业在发展中,存在一个更大范围的行业发展生命周期,即由开始的完全进口阶段一直发展到最后大部分在海外生产海外销售阶段,这一生命周期具体包括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完全进口阶段;第二阶段是进口替代阶段;第三阶段是出口导向阶段;第四阶段是出口贸易与海外投资并行阶段;第五阶段是主要通过对外投资在国外当地生产当地销售阶段。日本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二战后对外贸易与海外投资的发展轨迹以及中国家电、机械等行业的发展历程印证了这一理论。可以发现,频繁受到反倾销威胁的产品一般都处于第三个阶段。因此,为了彻底解决反倾销问题,企业必须努力迈向第四和第五阶段,即必须借助对外直接投资化解反倾销困局。 3.区位特定优势可变理论 有国外学者认为,只有当一国企业的成本优势全部或部分是公司特定型并且可以转移到国外时,企业才会进行以绕过反倾销壁垒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而对于那些只具有本国区位特定优势的企业来说,无论东道国采取怎样的反倾销措施,这些企业只会选择出口而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国内一些企业也认为,中国企业的优势在于国内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属于本国区位特定优势,无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转移出去,而且在国外总体经营成本高,因此只能选择出口而不是对外直接投资,如果遭遇反倾销,只能放弃目标市场,无法保持国外市场份额。 这种认识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环境下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区位特定优势是相对的,可变的。虽然,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普遍较高,但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高于我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劳动力成本高的损失,并且使用高素质的劳动力还能够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次品率,从而赢得更多消费者的认可。第二,虽然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产品成本上升,但海外企业产品的销售价格在质量提高的基础上也相应提高,价格高的产品一般不会受到反倾销调查。第三,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相当完善,能够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从而也能减少一部分必须支出的交易费用。 三、通过海外投资应对反倾销的案例分析 1.中国TCL集团案例 1988年6月,欧盟开始对中国彩电发起反倾销调查,中国彩电被迫退出欧盟市场。后来2002年8月,欧盟虽然同意在我国7家彩电厂家严格履行价格和数量承诺的基础上,对限量内的彩电免除反倾销税,但是欧盟给予中国7家彩电企业的配额仅占欧盟彩电的年销售量的1.6%,中国彩电企业从总体上讲实际上还是被排斥在欧盟市场之外。此外,作为世界重要彩电市场的美国在2003年5月也开始对中国彩电发起反倾销调查。为了彻底绕过欧盟和美国的反倾销壁垒,获得巨大的欧盟和美国市场,TCL集团采用了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应对反倾销。 2002年9月,中国TCL集团下属的TCL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其新成立的全资附属公司施耐德电子有限公司,与德国施耐德电子股份公司的破产管理人达成收购资产协议,收购施耐德电子有限公司的主要资产,包括生产设备、研发力量、销售渠道、存货及多个品牌。其中包括“施耐德”及“杜阿尔”等著名品牌的商标权益。同时协议租用施耐德位于土尔克海姆的2.4万平方米的土地,作为在欧洲的高端电视机生产基地,总共出资约820万欧元。施耐德是一家具有113年历史的家电生产厂家,号称德国三大民族品牌之一,是德国家喻户晓的企业。2002年年初,这家老牌企业正式宣布破产,5月底完全停止生产。2001年,施耐德在欧洲市场有高达2亿欧元的销售额和多于41万台彩电的市场份额,超过了欧盟于2002年给予中国7家彩电企业的配额总和。 TCL通过对这家家电名牌老企业的收购,TCL一方面可以避开反倾销壁垒,成功进入欧盟市场,另一方面,施耐德在德国和欧洲有着广泛的经营基础,可以帮助TCL快速进入欧洲市场。在2003年8月29日至9月3日于德国柏林举行的欧洲国际电子展上,施耐德电子及TCL集团有关事业部共接待来自欧洲、美洲、非洲、亚洲20多个国家近500个客户,签订本年内供货合同超过3000万欧元。TCL与施耐德展区的门庭若市,表明TCL借助欧洲当地品牌进入市场的海外战略首战告捷。 另外,继收购德国施耐德之后,TCL集团又于2003年7月花费数万美元收购了美国著名的家电企业戈维迪奥公司,这次收购是一次全资收购 。戈维迪奥公司是一个做录像机、DVD等视像产品的渠道公司,一年的销售额有2亿多美元。并购美国戈维迪奥公司后,TCL集团仍计划借外国品牌打开海外市场,在美国市场继续使用戈维迪奥品牌销售彩电、碟机等产品,努力扩大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借外国品牌打海外市场已经成为TCL绕过反倾销壁垒的重要手段。应该说,对于相对广阔的市场,通过收购当地一个有基础的知名品牌,快速切入这个市场,绕过反倾销壁垒,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种新的大胆尝试。 2.中国创维集团案例 创维是我国四大彩电巨头之一,近年来,创维一直是中国彩电出口量最大的企业。为了绕过高关税和反倾销等贸易壁垒,创维选择了在当地设立工厂的方法,同时也采取了在第三国投资设立企业应对反倾销的方式。创维在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其都拥有自己的控股生产基地。由于墨西哥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所以在墨西哥设厂有助于创维开拓美国市场,降低遭受反倾销的可能;土耳其在整个欧洲地区成本相对较低,对于下一步重点进军西欧市场也具有地理优势,所以在土耳其设立生产和销售机构;而俄罗斯工厂则是创维面向俄罗斯及欧洲市场的桥头堡。由于以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加速发展,相信创维这种方式的海外直接投资会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用。 3.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案例 日本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汽车生产国,汽车工业是它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汽车出口贸易也是日本外贸的重要支柱。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随着日本汽车对美国出口的日益增多,日美之间的汽车贸易摩擦不断,日本汽车受到了美国大量的反倾销诉讼。在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下,特别是1981年的自动出口限额协议签订后,大量日本公司开始转而向美国直接投资,当地生产,就地销售,以绕开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丰田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1996年丰田公司投资1亿美元与通用建立了其在美国的第一家合资工厂,其后遭遇的两次反倾销诉讼加快了其在美国投资的步伐。1987年4月丰田公司遭到反倾销诉讼,1988年6月被判倾销成立,为了避免再次遭到反倾销,丰田扩大了在美国的投资,1997年丰田建立了丰田肯塔基州汽车制造公司。到目前为止,它在美国投资建有8家汽车制造公司,还拥有4家子公司或附属公司。从1991年之后,丰田再没有受到美国的任何反倾销诉讼。2002年丰田在美国销售了150万辆汽车,其中有110万辆是在北美洲地区生产制造的。 通过以上三个例子看出,无论是并购当地企业还是在海外直接投资,都不失为规避反倾销的一个好方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要注意的问题,下面笔者就如何利用海外投资应对反倾销进行分析。 四、利用海外投资应对反倾销的建议 1.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 我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世界上重要的贸易大国。对外贸易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5097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拍名位列第6位。截至2002年6月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达2427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可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条件。 近年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增加显著,表明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与此同时我国机电产品频频遭遇反倾销诉讼,不仅丢了现在的市场,而且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也无法进入对方市场。我国加入WTO后,利用我们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成为世界上的加工大国,而加工行业是发达国家的夕阳行业,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他们将更多的利用反倾销工具阻止我们的加工出口,反倾销对我们的威胁将越来越大。在存在贸易障碍威胁的条件下,有些投资是为了化解这些贸易障碍,经济学上称之为“补偿投资”。我国每年存在的巨大的贸易顺差和我国频频遭受反倾销起诉有很大的关系。很好的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规避贸易壁垒将显得越来越重要。 2.应对反倾销的海外投资方式 (1)在东道国投资设立企业。设立企业的方式可以是通过绿地投资新建一个企业,也可以是并购一家当地企业。新建方式比较适合生产自己品牌的产品。并购方式的优点是可以快速进入目标市场,利用被并购企业的相关资源提高竞争力,但并购方式对企业的资金实力、目标企业的选择能力和整合能力等都有很高的要求。前例中丰田公司的做法就属于在国外新建一个企业,仍然使用自己的品牌,也成功的绕过了美国的贸易壁垒。 (2)在东道国购并知名品牌。即购并当地知名企业及品牌,借鸡下蛋,归我所有,为我所用,使用这些品牌生产产品在当地销 售。这种方式需要购并企业具有强大的资金实力和品牌管理能力,它的优点是可以利用原有知名品牌的营销渠道和忠诚的消费群体,从而获得重要客户关系,迅速开拓市场。前例中TCL集团的做法就是购并外国知名品牌,利用原知名品牌的营销渠道和客户基础迅速进入海外市场,并且节约了时间成本。 (3)在第三国投资设立企业应对反倾销。到与主要目标市场国家有某种贸易协定关系(如自由贸易区协定等)的国家或地区投资创办企业,然后利用第三国与主要目标市场国家之间存在的贸易优惠将产品销往主要目标市场国家。前例中创维在墨西哥设厂的做法就是利用了墨西哥在北美自由区的特殊地位,采取了在第三国墨西哥设立企业的方式应对反倾销。 3.利用海外投资应对反倾销要注意的问题 采用第一种方法规避反倾销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使产品的新增价值达到一定比例,因为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反倾销法中都有反倾销规避和反规避的内容,如果所设立的海外企业仅仅是简单组装产品的低成本“改锥工厂”,一旦被裁定存在规避反倾销的行为,则同样会被征收反倾销税。同样,采取第三种方式在第三国建立据点,迂回出口时,也要考虑反规避的问题。

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范文5

菲利浦莫里斯诉澳大利亚政府案虽然至今未有结果,但是各方都在持续关注。此案更是引发了国际范围内关于间接征收的认定标准、例外规定、政府管制权同外国投资者利益保护之间的矛盾等问题的讨论。随着国际投资实践的发展,征收的表现形式将会愈加多样化,征收的认定也更加复杂,需要国际社会在实践的过程中,对征收尤其是间接征收的认定标准、政府措施与投资者利益保护之间的界限、征收赔偿标准等内容做出细化规定。

一、间接征收的产生

在国际投资领域,征收一直是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国际法上一般认为征收包括直接征收和间接征收两种类型。20世纪70年代之前国际投资领域的征收实质上指的是直接征收,即政府采取措施将外国投资者的财产或者企业经营权收归国有或者国有企业所有,也称国有化①。直接征收的情形下,东道国要给与外国投资者以“充分、及时、有效”的补偿,以弥补外国投资者的利益损失。

随着国际投资实践的发展,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利用外资来发展本国经济,因此直接转移或者剥夺外国投资者财产所有权,即直接征收的现象越来越少。但是在政府对经济尤其是外资管制的过程中,正常的管制措施与征收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化,有些政府措施虽然没有直接剥夺外国投资者的财产财产所有权,但是其后果与直接征收没有什么区别,都使得外国投资者的财产使用权或者收益权受到影响甚至被剥夺。政府采取的这类措施等同于新形式的征收。间接征收的说法由此而生。

目前,国际上对于间接征收的概念尚没有一个明确的、权威的界定。1961年《侵害外国人的国际责任公约哈佛草案》第10条最早对间接征收作出了较全面的规定,即“对财产的使用、收益和处分的不合理干涉以致所有权人在干涉开始后的一段合理期限内不能够使用、收益和处分财产,就构成征收”。其中所述的征收指的就是间接征收。

通常认为,间接征收指的是具有相当于国有化或者征收效果的措施。间接征收的主要表现形式有扩大或任意征税、禁止分配股息、强制贷款、按要求任命管制者、禁止解雇员工、原材料拒绝入境或拒签进口或出口许可等。因此,政府基于劳工保护、环境保护、公共健康等目的采取的管制措施尤其是针对外资采取的可能对外资不利的管制措施都可能被认为是间接征收。

在直接征收中,政府应给予外国投资者以合理补偿,这一点无可置疑。然而间接征收中,政府虽未直接剥夺外国投资者的财产所有权,但是其采取的措施削弱了投资者财产的价值,使其难以行使财产权利从而获益,其后果等同于剥夺财产所有权。因此,在政府措施被认定为间接征收的情况下,政府也应给予投资者合理补偿。然而相对于直接征收来说,间接征收表现形式复杂多样,往往很隐蔽,很难与正常的政府管制措施相区别,这也是导致东道国与投资者之间矛盾频发的原因之一。

二、间接征收的认定

目前国际实践中对间接征收的概念没有统一的、明确的界定,国际条约和协定中也都大多只采用一个较为概括的定义,辅之以若干具体行为的例子。这就使得实践中在认定间接征收,尤其是间接征收与政府非补偿性管制措施的区分上,争议和矛盾频发。

从东道国政府的角度出发,政府有权对本国的政治、文化、经济进行管制。尤其是当政府的管制措施是基于发展或者环境保护等公共利益时,这种管制措施即是合理的、非补偿性的管制措施。因此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对私人财产的征收,外国投资者无权要求补偿。

然而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无论东道国政府的措施属于非补偿性的政府管制措施还是构成间接征收,本质上来讲,其合法所有的财产权利都受到了损害。这与投资者向外国投资时的初衷相违背的。因此,当发生政府措施危及外国投资者的财产权益时,外国投资者更倾向从东道国政府的管制措施能否构成间接征收的角度去寻求突破口,进而寻求救济。

目前,国际社会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关于间接征收的认定标准,也即非补偿性政府管制措施与间接征收的却分标准主要有效果标准、行为性质标准、效果与性质兼顾标准三种。

(一)效果标准。

所谓效果标准,是指在区分非补偿性政府管制措施与间接征收时,完全依据该政府管制措施的效果,即对外资的干预程度来认定。该标准的支持者认为,如果一国政府采取的措施产生了充分限制财产所有权人的财产所有权的效果,即可认定为间接征收。如1922年霍姆斯(Holmes)法官在Pennsylvanis Coal. v. Mahon案中指出的那样:“如果法律走了太远,它就会被认定构成夺取(taking)”。

效果标准相对于其他两种标准而言更为客观和确定,加之基本符合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权益、限制东道国管制权的目的,在过去十年的国际实践中占据主流地位。曾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Starrett诉伊朗案②中,仲裁庭认为伊朗政府为StarrettHousing公司任命伊朗经理人作为美国人房屋项目负责人的行为剥夺了该公司对自身财产管制和控制的权利,构成了征收。根据仲裁庭意见,一国采取的措施可能干涉财产权,即使该国并没有意图征收它们,该财产的法律权利形式上仍保留在原所有人的手中,但是国家的措施可能会使这些权利没有用处,以致必须认为它们已被征收。

然而,单一效果标准的最大缺陷在于未能明确界定法律对外资的干预程度的标准。这使得合法行使治安权与间接征收之间的界限仍然模糊不明。

(二)行为性质标准。

行为性质标准的主张者认为,判断一国政府的管制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应当从该措施或者称行为的性质的角度出发。如果政府行为或者相关管制措施是基于合法的目的,如处于“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等需要,就可以认定其属于正当的行使治安权,而不应当认定为间接征收,从而要求补偿。在2002年裁决的NAFTA项下关于间接征收的Feldman v1Mexico案中,ICSID仲裁庭指出:“以往,没收性质的征税;拒绝提供基础设施服务和必要的原料;实施不合理的管理制度等,被认为是征收行为。与此同时,出于较为广泛的公共利益,政府必须拥有行动的自由,从事环境保护;制定新的或修改旧的税收制度;给予或撤回政府补贴;降低或提高关税水平;实施区域规划限制等诸如此类的活动。如果任何受到不利影响的企业都要求赔偿的话,那么,此类合理的政府管理就不可能实施。可以保险地说,国际习惯法对此予以承认…”。

行为性质标准,相对于效果标准而言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作为东道国的情形。因为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由于正处于转型期,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程度相对较高,对外资的管制措施可能比发达国家多。

然而,行为性质标准具有极强的主观性,对于行为性质的判断具有不确定性,比如某项管制措施的施行否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利益”在采取该项管制措施的目的中占的比例多少等,是难以准确把握的。会导致赋予东道国过大幅度的自主决定权,进而削弱外国投资者的投资的积极性。

(三)效果与行为性质兼顾标准。

在间接征收的认定标准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上述两种标准相结合,提出了“效果与性质兼顾”的标准。也是目前国际投资实践中在认定间接征收方面认可度最高的标准。

根据该标准,在认定一国政府的管理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时,既要考虑该管制措施对外资的干预程度,也要考虑该措施的性质。实际上就是主张应求得保护私人权利与维护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1954年生效的《欧洲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一议定书实际上就一并采用了效果标和行为性质标准。该议定书第1条第2款规定:“…国家有权实施这样的法律,只要确信根据普遍的利益对控制财产的使用或保证税收或其它捐税或罚金的支付是必要的。”

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对该款的解释包括了以下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只要政府依法采取的措施只是“控制财产的使用”,而非从实质上剥夺私人财产权,就不构成间接征收。这是典型的效果标准”;另一方面,哪怕政府采取的措施达到了“效果标准”,在最终认定其是否构成间接征收时,仍需在维护公共利益与保护私人权利之间进行平衡。即即使为增进公共福利也不能不成比例地对私人施加负担。③

至于“效果”与“行为性质”之间如何兼顾,要在实践中视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近些年国际投资争议仲裁案件的增多促使许多国家以及国际仲裁庭意识到适当权衡投资者权益与东道国权力的重要性,ICSID仲裁庭引入比例原则有望真正实现兼顾效果和性质标准。这是世界投资领域实践领域在间接征收认定标准方面的趋势所向。

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范文6

[关键词]案例 教学模拟 交易教学改革

《证券投资学》课程是一门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的课程,课程建设的重点主要包括课堂理论教学,案例部分和证券实验模拟交易三大部分。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接轨,出现了许多如复杂的股权结构(如股权分置)和多样化的资产重组等等金融现象,已经成为现有的《证券投资学》不能覆盖和尚未解答的前沿问题;为了让学生认真掌握这门功课的核心内容,并能将知识活学活用,学以致用,势必对传统的证券投资学的教学进行适当的改革。

按照培养学生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的目标要求,应该给学生提供实际应用性教学和实践性教育的

平台,教学改革主要从两方面进行。

一、证券投资学案例教学的构想

案例教学是运用案例进行教学实践,将传统教学的以“课本”为本、从概念到概念的注入式教学方式转变为一种促进学生成为教学主体,使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探索性学习的开放式教学方式。

1.证券投资学案例教学介绍

《证券投资学》是一门广泛吸收多学科知识、理论体系复杂且具有较强实践性和应用性的课程,所以利用案例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证券投资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学会运用基本分析法和技术分析法进行证券投资分析,学生通过案例教学获得的知识是自己理解了的能够全面理解的知识,是有着真实背景的知识,而不再像课堂讲授法下获取的抽象的、过度概括化的生硬知识,它能立即被用到实践中去解决处理类似的证券投资问题,将是理论教学的重要补充。

2.认真挑选有代表性的动态案例

证券投资学基础知识部分主要是对证券市场和证券市场投资工具的认识,在系统讲解基本知识之后,可以通过上海和深圳等国内市场的上市证券种类进行概览,总结和比较中外证券市场投资工具的差别,对国内市场各类证券的市场特点和表现进行直观对比。而课后可以要求学生观察市场上的证券品种,进行对比,从而对各种证券的特点有更加直观的认识,要求学生结合教材中的要点在当前市场背景下具体分析某相关品种的区别和联系。

3.证券投资学案例教学的实施

从证券市场中精心选择证券投资案例,案例符合教学目的和教学计划,认真设计课堂活动实施方案。

(1)案例教学与理论学习进度相结合

根据教学大纲,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按照《证券投资学》课程的理论学习顺序和学习目的编写案例,便于根据学习进度有针对性地开展案例训练,并可结合实际情况综合使用或单独使用,尽量选用比较新的案例进行教学。

(2)案例教学与理论知识的学习目的相一致。

首先,在案例之前应比较系统而简明地讲解所需理论知识,要求学生仔细阅读案例,并用理论知识进行解释;在案例之后应提出问题,使学习者明确本案例的学习目的;引导学生的思路,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的能力。

(3)案例材料部分主要包括如下内容:理论知识点讲解,主要简明而系统地讲解分析本案例需要预先掌握的背景知识和技能;案例基本材料;分析问题及分析引导材料;应达到的预期效果。

二、证券投资学模拟交易教学构想

1.证券投资模拟交易的目的及内容介绍

证券投资模拟交易教学指的是通过互联网接入交易所的实时行情,运用各种行情分析软件,对证券交易进行动态观察,并结合教学内容进行模拟分析和判断,对证券投资学课程的主要内容进行实际验证,从而达到理论和实际的有效结合。

(1)证券模拟交易的教学目的

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设备,增强课堂教学的生动性。由板书、投影、PPT到现代的多媒体,现代化的技术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教学手段,网上实时行情和资讯在课堂上的展现,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这门课程在课堂上的生动效果。

(2)证券投资模拟交易的内容介绍

证券实验模拟投资内容本部分课程以我系编制的《证券投资学实验指导书》为蓝本安排课程内容。其主要内容包括三大部分:

①前言,主要介绍课程性质、实验目的与实验的基本内容;

②行情阅读与股票分析软件的使用,主要介绍行情阅读的各类指标与方法,世华财讯行情分析系统、恒泰证券分析系统的学习与使用;

③证券交易模拟,这部分安排五大实验,包括证券交易模拟实验、K线及K线组合分析实验、形态分析实验、技术指标分析实验、综合分析实验。

(3)证券投资模拟交易教学的基本思路

①选取大盘指标股和有代表性的股票进行全程跟踪

全程跟踪大盘指标股和有代表性股票的目的主要是解决教学案例的连续性和联系实际活学活用的问题。证券市场是变幻无穷的。证券投资者面对的就是以股票市场为中心的资本市场,而通过互联网,课堂上随时可以浏览世界各地的证券、期货、外汇等市场行情。

②证券投资模拟交易设计思路

通过对所选择跟踪的证券的价格和价值的对比,认识价格的市场特性。证券投资价值分析涵盖债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金融衍生工具等诸多内容。由于课时有限,课堂上不可能一一进行尝试和验证,只能选取个别重点内容进行验证性试验。债券的价值验证比较直观,通过验证,要让学生把握各种因素对于债券价格的影响。

结合单元和热点的实盘讲评。这里的讲评主要由学生完成,是实盘案例在课堂以外的延伸,是强化实盘案例教学效果的重要一环。内容上包括三个方面,即基本分析部分和技术分析部分的专门讨论课以及市场热点的临时性评论。

每个学生通过模拟交易,在交易帐户上的盈亏变化将综合反映学生的操盘能力,而这种操盘能力是学生在运用书本基础知识上的综合表现。

三、教学效果

证券市场瞬息万变,通过理论教学,案例教学和模拟交易教学,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了,由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化。学生通过课堂以及课下对教学案例的进一步研究和模拟操作,真正地开始理解证券市场和证券交易,并且在研究中能够提出问题,具备讨论的能力。除此之外,可以让学生真正地用所学知识了解和理解社会经济现象。诸如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各种经济政策进入了应用性分析,让学生学习的知识活学活用、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1]齐瑞宗.谈实践教学与综合能力的培养[J].教育与职业,2001,(11).

[2]王晓渝.案例教学法在证券投资专业教学中的应用[J].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200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