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指数范文1
“县乃国之基”，“郡县治、天下安”。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作为服务德保的一名管理者，如何发展自己所在地的县域经济，是我一直思考并努力践行的课题。
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以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为引领点，以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为支撑点，以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为着力点，是实现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保障，是能够直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的根本之路。
以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为引领点
工业在整个经济体系中起着引领的作用，是县域综合竞争力的主要体现。
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和工业基础，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步伐，能够牵动县域经济的大发展。铝产业是德保的优势产业，因而是县域经济跨越发展的突破口，我们选择坚持走“铝业为主、多业并举”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做大做强做优铝、锰、铜、酒四大支柱产业，大力实施“抓大、壮小、扶微”工程，形成“铝产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各类经济竞相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格局。与此同时，我们坚持把工业园区作为承接产业转移、集聚产业和打造产业链的重要平台，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配套服务和承载能力，落实园区优惠政策，依托大企业吸引更多企业落户园区，迅速扩大园区经济总量，把工业园区建设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区、特色产业的培育区，城市发展的新城区。
除此之外，我们实行“一个项目、一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的“五个一”工作机制，创新行政管理方式，优化招商方式，千方百计上项目，依托大项目，带动大投入，培育大产业，快速有效地推动新型工业化大跨越。
以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为支撑点
没有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跨越发展，就没有县域经济的跨越发展。
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目标，我们加快了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步伐，积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培育农业产业化的“领头羊”，以其“蝴蝶效应”带动更多农民增收，是我们指导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第一思路。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创新农村经济为发展模式，着力培育发展龙头企业，使农业龙头企业成为农业发展的新亮点和带动农村经济增长、农民增收的“领头羊”。着力提高生产组织化程度，夯实农业产业化组织基础，是我们的配套思路。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是增强产业化经营组织竞争力的重要环节。围绕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等各类协会及农村新型专业合作组织，大力推行“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经营模式，经过几年实践，我们已经构建了农户、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企业三元并联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格局。
在现代农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增强农业产业化动力，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我们加大了对农业科技投入，实施科技推广项目，做好产业化扶贫示范基地的技术服务工作，抓好农民学科技用科技的培训，以科技试验、示范、推广一体化，切实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和并使农民获得了更大的效益。
以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为着力点
现代服务业是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国家加强城镇化建设，提升县域的现代服务业，将是优化县域经济结构、培育县域经济新增长点的关键。旅游业是当今极具蓬勃活力和巨大潜力的新兴产业，从德保的现实基础和优势入手，我们把发展旅游业作为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努力把旅游业培育成为现代服务业的支柱产业和发展低碳经济的特色产业。我们有信心以加入西部旅游联盟为契机，主动融入中国第一条世界级养生旅游线路，突出打造旅游品牌，以此为依托做大做强、做火做热、做精做活旅游业。
经济发展指数范文2
国际金融危机降低国内GDP指数，保“8”时代的终结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18日上午公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19，322亿元，比上年增长7.8%。这是近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最低的一年，也是最近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排名的“倒数第二”。
这是中国经济在面临内、外双重压力下，中国政府一方面在着力调控以房价为代表的经济的过热和力保经济下滑不会过快而出现硬着陆的稳定经济政策下的种种举措的合力效果。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对中国贸易保护主义壁垒摩擦的加剧和欧债危机的继续发酵，使得中国这个出口创汇型的制造业大国经济发展，笼罩上了产能过剩、竞争加剧、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不断高企、环境越发恶化的阴影。由于固有的出口、投资和消费这三驾马车中的出口贸易萎缩。例如，短短的几年，当年的太阳能光伏产业、稀土出口行业都经历了从辉煌到衰败的剧烈反差，摆在现实面前的是产能过剩和巨额的环境治理成本。首都和许多城市的雾霾天气下的重度污染，牵动着每一颗国人的心。
今后，即使美欧经济转暖，中国传统的出口创汇模式，也不可能继续以此为继。因此中国希望避免出口的过度下滑，还必须用外汇储备进行一些必要的技术引进和产品输入。世界贸易更青睐互补型、贸易平衡型，长期的顺差必然会遭到报复。
由于出口的下滑，这些年政府为保“8”就不断加大投资力度。从中央到地方，制定GDP发展指标，当作政绩考核目标，盲目投资，过度依赖地产推高房价。政府主导是投资型经济发展给经济带来的诟病不胜枚举：效率低下、重复建设、竞争力低下、国际民退。更佐以财政政策上货币的超发，使得资金流动和分配难以调节，CPI高企，民众财富缩水。还有权力机关的腐败和非公平的市场竞争，加剧了市场政府干预的影响因素。
政府的巨额投资，又打击了普通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指数。随着分配的不公，富裕的财富阶层又出现了财富在利益集团之间转移和向境外输出的倾向。
多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是将保“8”列为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名词和指引，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和就业是正相关的。中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中国GDP增速低于8%时被认为将会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因此“保8”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条红线。数据显示，从2003年至2011年，中国GDP实际增长了1.5倍，年均增速10.7%。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实际的增长量已经和过去意义不一样。另外中国GPD的增长指数要与新增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匹配。在中国经济进入战略性调整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导的“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的发展指数应由考核粗放型的GDP指数转变为更加注重人均财富的增长的平均收入指数。一个大而不强的国家是没有实力的。
2.经济转型期的机遇与挑战，对GDP指数的支撑作用
2.1 未来城镇化发展刺激GDP长期持续增长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在演讲中表示，我们目前的城镇化率不到35%，而中等发达水平国家和地区，他们的城镇化率不约而同现在是85%，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都在95%左右，美国是97%。可见中国未来还有相当的提高比例。而城镇化的前提是大幅提高农业现代化生产水平，大幅提高农业生产率，解放农村劳动人口，大力发展农业品的深加工和初级产品的升级换代，完善现代农业经济，特别是农业品的食品安全防控机制。才能有效地疏导大批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劳动生产力，才能缓解农民工进城的压力。现在，各地出现的农业生产示范区、农业开发区等就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
城镇化发展对社会的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有很大需求空间，对减小城乡差别，住房、交通和社会福利等需求都十分巨大，是容纳政府投资和民间资本的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提升GDP指数，伴随着劳动人口的流动性的加大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存在，会出现中心城市人口容量进一步加大的可能，使得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压力更增，环境治理、就业压力、生活成本等指标进一步不乐观。使得先富裕起来的阶层重新选择居住地，包括海外移民，在大城市周边兴建宜居城镇，走发达国家社区分层居住的路径。城镇化的进程使得有收入群阶层生活区域分化的趋势。
随着新一代领导层的换届，地方政府又在基于出政绩，加之往届遗留下的政府债等等，中央政府应该控制各地政府认为的城镇化投资冲动，使得尽可能减少鬼城的出现。
2.2 部级产业战略布局为中国下一阶段GDP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十二五“期间部级战略布局和整合；力图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以点带面的经济特区东南沿海的发展区域（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转变为全国区域内的全新的战略布局，产业转移、要素重组。
2.2.1 中国1.8万公里的沿海经济布局
从最南端的海南国际旅游岛经济开发区、广西经济规划区、到珠三角、海西经济开发区、再到长三角、四省一市、江苏沿海经济带、黄海经济圈、环渤海战略带、图们江经济发展区。这些区域都有新一轮的重大项目和区域安排。
2.2.2 延边2.2万公里的新一轮战略布局
新疆是向西开放通向中亚、西亚的重要通路和桥头堡，确立喀什河霍尔古斯为经济特区。广西北部湾战略与东盟的通路、云南、内蒙等地战略布局。东三省延边与韩国、朝鲜、俄罗斯的通路。
2.2.3 内地的产业区域布局
安徽皖江承接经济转移带，长三角经济带转移，天关经济带，昌九工业经济带等，都将成为承接世界产业转移的重点经济带。
2.2.4 综合改革经济区
试点、实验区、特助经济功能实验区，国家推出十二个实验区和试点城市新区等等。
2.2.5 高铁发展带动区
高铁的发展带动了城市群、城市圈和城市带如深、莞、惠城市群，广、佛、肇城市群，深、港一体化等。
2.2.6 流域经济的布局
长江流域发展、西江流域经济带等等。随着新一轮区域布局的全面启动，为中国全方位的，立体式发展带来新的商机。这将对产业升级与整合实现以地域为特设的经济一体化产业链发展带来难得的商机，在这一过程中，落后产能淘汰和就业压力将成为严峻考验。
而边贸发展的紧密布局，将地域性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解决WTO规则下，对新经济的不公平待遇，可以长久地形成互惠贸易伙伴，实现双边贸易的互补和贸易平衡，是WTO框架下的补充，具有地域不可替代性。
努力扶植独具有独特业态模式的产业，使其发展为世界级产业支柱，是稳定国家经济发展，促进民生发展的大战略。像义乌的小商品城，70%的销售到国外，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的小商品采购和批发集散地，贸易伙伴遍及世界各地；像阿里巴巴已经是世界制造业委托的电子商务平台。这类企业对GDP的拉动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新经济模式下GDP发展曲线将趋向于稳中有降
3.1 贸易伙伴的多元化和伙伴型一对一贸易平衡化是趋势
出口贸易由人口红利下的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业态下，低价竞争全球市场，转变为双边的不以换汇为最终目的的产业优化产品互补型经济，使产品逐步纳入国际交流圈，注重产品独特性从追求数量到追求品质，从加工制造到中国设计全球化优化布局生产模式的转型。
中国的对外贸易最大伙伴，从早期的日本、变为美国，近年又被欧盟赶超，这些都是中国的大型贸易伙伴；非洲、东盟和韩国是第二方阵，中国正不断拓展新的贸易渠道和伙伴，这一方阵的贸易总和也在加速攀升中。
过去，仰仗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来料加工模式下的赚取外汇模式，已经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增加，物价的走高，迫使这种模式已经从中国逐步转移到了东南亚各国。
因此，中国今后的贸易模式即使贸易额增加，也很难容纳更多的劳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依然是中国的国策，只能有微调。中国未来将出现的老龄化的人口过剩局面不可忽视。
3.2 贸易或伙伴的对等投资有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两国政府的经济合作的加深
举例，目前，韩国在我国的投资达到654亿美元，而中国在韩国的投资却只有5亿美元。中国的企业需要走出去并占领对方的市场。更需要平衡布局的多边合作贸易，替代过去的中美、中日过分集中的贸易往来状态下，在出现地缘政治和两国互信危机时对经济带来的过渡冲击。
由此，我们可以充满信心的憧憬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是乐观的，一方面，中国经济快速下滑，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非常小；另一方面，政府在外贸、投资和内需调配上又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寻找一条新模式下的平稳发展的GDP之路，真正从粗放型的最求增长转移到追求民生财富的增长，藏富于民，打破社会分配不恭、解决权贵、贪污腐化这是一条十分漫长的道路。
4.结束语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从过去的粗放型、高能耗的资源消耗型的高速发展模式，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共同环境作用下，不得不考虑产能过剩领域产品的转型和原有低附加值产业的升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GDP的指数滑落。而新型的国内需求，城镇化带来的基础设施的大投入，还会加剧政府投资的力度，的GDP指数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同时随着国家产业的整体布局和产业集约化的升级的合理化布局，为中国持续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更加扎实和稳健的基础。
其次，贸易伙伴的多元化，也化解了地缘投资不平衡和政治因素对商业合作的影响因素，使得贸易额更加趋于平稳。
总之，今后的十年，中国GDP将调速到更加扎实稳定的速度上发展，发展中更加注重内需、民生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上。
参考文献：
经济发展指数范文3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指数经济,创业,创新
以“指数”形态集聚的经济发展，是随着块状经济在空间上的规模化发展而发展的，因此，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随着块状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早在上上个世纪欧美一些国家的政府和经济学家就已经开始从事经济指数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了（比如说至今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道·琼斯指数，1884年开始编制）。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逐步成为最为基本的资源配置制度，在东南沿海一些区域，市场经济更是发展得相对充分和成熟，块状经济成熟为区域经济的一种重要载体。由此我国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一些区域，也就表现出一些与发达国家共同的，属于市场经济较高历史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发展特点和经济规律，即由“指数经济”集聚的经济发展的基本特性。事实上，在浙江、江苏和广东三省，市场经济已经跨越了“商品经济”和“价格经济”两个历史阶段，“指数经济”正以一种强劲的势头，发挥出其作为市场经济最新成长阶段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生产力”［1］。
一、“指数经济”：浙江、江苏和广东三省市场经济的最新发展
作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最为充分的区域，江、浙、粤三省的市场经济已经跨越了“商品经济”和“价格经济”两个历史阶段，“指数经济”闪亮登场，并且成为其继续扩大经济社会发展领先优势的社会基础。
浙江省的指数经济型态首先是由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策动的。在商务部相关领导的直接领导下，2006年10月22日，第一期“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隆重登场。“义乌指数”包括价格、景气及其相关单项三种指数，它由200多名指数采集员每天对市场内3832个代表品的单价和成交量，每月对定点商位的库存、商品毛利率、资金流动、商户信心等数据进行采集，采样范围覆盖了小商品城篁园市场、宾王市场、国际商贸城等3个专业市场，20多条专业街，4300多个商位，涵盖了17大类68中类100小类1006细类的商品。所有数据信息输入预定的软件系统，通过既定的程序运算，最终得出周、月的价格和景气等系列指数［2］。此外，作为我国的指数大省，浙江省还有另外三个指数，分别是余姚“中国塑料价格指数”、绍兴“中国柯桥纺织指数”和海宁“中国经编指数”。其中“余姚指数”由“中国塑料仓单价格指数”和“中国塑料现货价格指数”构成，用以反映塑料价格的指数［3］；“绍兴指数”则用以全面反映中国轻纺城纺织品内外贸易销售价格变化趋势和绍兴县轻纺城产业发展状况及景气程度的由一整套指数构成的指数体系，它由价格指数、景气指数、外贸指数以及订单指数四部分构成［4］；“海宁指数”包括产品指数和企业50指数两个指数，用以反映经编类产品价格的指数［5］
广东省和江苏省在指数经济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深圳“华强北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是广东省指数经济的典型代表。“深圳指数”由一个综合指数、四个板块指数（主要包括电子元器件、手机、数码产品和IT产品等）和50项分类产品指数组成。指数的产生严格遵循“价格指数设计、数据采集与处理、指数分析处理系统、指数、指数运维管理”等六大理念系统构建，通过华强北电子市场价格指数网、华强北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大厅、华强北商业街多个LED大屏幕及多家媒体，每周一公开［6］。江苏省的指数经济由由“盛泽指数”为代表。2007年11月24日，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为“中国·盛泽丝绸化纤指数”的按下水晶球。“盛泽指数”主要反映盛泽及中国东方丝绸市场上化纤面料、化纤原料价格、丝绸纺织品价格变动以及相关企业景气波动，主要由价格指数景气指数、盛泽50指数和流量指数四大模块组成。其中化纤面料、化纤原料价格指数按天，丝绸纺织品价格指数按周，丝绸、化纤、市场景气指数以及反映盛泽地区50家最大规模织造企业规模和经济效益变动的盛泽50指数，都按月［7］。
以这些专业市场指数为代表的指数经济的成功运作，显示出浙、粤、苏三省市场经济发展显然已经有别于其他区域，“指数经济”已经成为上述三省进一步领先于其他省市的一种重要的软实力。
二、“指数经济”：市场经济成长的历史新阶段
相对于其他省市来说，浙、粤和苏三省出现的“指数经济”现象显然是一种全新的经济现象，因为“指数经济”的形成至少在原有的市场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中注入了全新的内容。
（一）“指数经济”的概念
从上述几个专业市场指数成就的区域发展中可以看出，“指数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这个历史阶段上，资源的配置不仅超越了资源本身的约束，也超越了使用的约束，转而服从于一个现代资讯体系的协调和指挥，由此组合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过程。这个现代意义上的资讯体系，就是基于一定规模、一定领先程度的专业市场而形成的“指数体系”。通过专业市场指数，掌握产品定价话语权，从而形成更大范围内、更高层面上的资源整合。因此，由这种指数资讯体系组合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就形成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最新历史阶段——“指数经济”。
也正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这种“指数经济”对实体经济过程的良性推进作用，才在现实意义上成就了浙、粤苏三省经济社会的强势发展，甚至自然也就奠定了三省经济社会进一步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指数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指数经济”所以能够对实体经济产生良性的推进作用，是因为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高级型态，它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掌握产品定价的话语权，进而形成更大范围更高层面上的资源整合与创新。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最早的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生产的目的是直接单一的生存需要，而且任何需要都是依靠自身的劳动去获取，没有任何交换的现象。但随着生产力的水平的发展，人们的劳动产品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基础上产生了剩余，同时，生产力发展的另一重要结果是分工，从最开始的畜牧业和农业分工，到后来发生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分工的出现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为人们在长期从事自己所在领域的劳动时，日积月累的经验，让一些人在自己从事的领域中比另外一些人更加的熟练，亦既生产效率更高，当然也就意味着在一些别的领域中比别人生产效率更低，这样导致的结果便是，一些人在某种产品上有剩余，而在另外一些产品上则存在不足，甚至是完全没有的，这种不均衡的现象是物物交换的基础。在氏族公社时期，一开始的物物交换是局限于氏族内部，然后逐渐突破范围，氏族之间的交换也出现了，由此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事实上，随着氏族公社制度的瓦解，这种不均衡的现象更加普遍化了，再加上原本就存在的不同氏族由于地域关系而形成的分工状态，“市场经济”的时代也具有了更加广大的社会基础。
由于交换的制度基础——市场制度的作用程度和作用方式的差异，在此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可以划分为“商品经济”和“价格经济”两个阶段。在商品经济阶段，很多的交换是偶然发生的，并没有一个主观的计划性，更为重要的是在此阶段，商品交换还仅仅是单纯的物物交换，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交易媒介——货币还没有出现，随着商品交换的逐渐扩大和分工，以及商品经济重要的交换媒介——商人的出现，产生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这是商品经济的较高阶段。
在商品交换正常化促使产生了固定充当交换媒介的货币之后，商品经济也就进入了价格经济的时代。所谓价格经济，是指价格是资源配置的准则和基础，一切物品的交换是以价格为依据的。这样有了价格这个数字化的标签，让商品的交换变得简单，大大促进了商品的交易，同时又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在价格经济阶段，人们生产的目的已经绝对不再是为了单纯满足自身的需要了，更多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润了，许多单纯为生产产品并通过销售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专业作坊和工厂应运而生。同时，在生产过程中，注入了许多人的主观目的性和计划性，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都有了预先的安排和计划，在人为的这种主观能动性操作下，为大规模的产业化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货币的出现让商品交易的范围大大扩大了，整个生产和交换过程就不再完全局限于“原产地”的范畴，经济活动的半径因为规模化生产而达成的“块状经济”和“专业市场”的极化效应而几何阶数地扩展了，这也是浙江省义乌市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8］由此可见，只有进步到“价格经济”，市场经济才算真正地嵌入于我们人类的经济生活。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人类的经济历史长河中，相对于“商品经济”来说，“价格经济”尽管在时间上相对短暂，甚至完全不成比例，但是其人类经济生活的贡献却非常巨大，它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是“商品经济”难以企及的。
这种时间与财富的反向效应在“指数经济”上进一步扩张了。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股票指数的出现，指数的概念第一次进入现实的经济生活，但有了指数并不等于进入了指数经济，“指数经济”的实质是对专业市场优势的进一步强化和固化，而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就是通过其掌握产品定价话语权形成对更大范围内、更高层面上资源的内向式集聚。在这里，作为“价格经济”经济基础的块状经济与专业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继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其程度已经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过程的核心环节已经由“生产制造”过渡到“非制造环节”，也即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等。在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的基本格局是“一点在里，两头在外”，也就是说，上述的7个环节我们基本上只是占据着“生产制造”这样一个低端的环节，而其他6个高端的环节则都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占据，由此造成了郎咸平所谓的“两只秃鹰现象”：“这两只冷血秃鹰，一只名为产业资本，另一只叫做金融资本。它们联手占据着整个产业链的高端，而将大量低附加值的制造部分丢在中国”，“这两只秃鹰从高空冷冷地看着你慢慢流血的身体，一旦你露出弱点和疲惫，它们就会一啸而下，把你吃得干干净净，尸骨无存”，“在它们强有力的控制之下，中国制造业每次通过浪费资源、破坏环境，辛辛苦苦创造1美元价值，同时就要为美国创造9美元的财富。
我们越拼命地流血制造，它们就越加富有，而这两只秃鹰的控制力量也就更强”。要改变这种书面，唯一的路径是继续稳定地占据着“1”的生产制造环节，然后逐渐由“1”而“6”的过渡和超越。［9］“指数经济”的实质就在于奠定了一种经济基础，由此可以稳步实现这种由“1”而“6”的过渡和超越战略。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过程，商品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早期形态，为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但是因为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其无论在规模上还是程度上都是非常有限的。在价格经济阶段，由于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加入了人的主观目的性和计划性，形成了浙江经济中块状经济与专业市场的强势发展；“价格经济”的低端品性只有通过“指数经济”，实现经济过程的“非制造环节”转移和过渡，才能最终实现整个经济过程的高端品性。
三、浙江省对“指数经济”战略作用的主观利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价格经济”的阶段性推动作用使得浙江省经济发展具有了全国领先的地位。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一个问题是，浙江省的“价格经济”更多地延续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格局，更多地具有低端的品性，因此各种各样“成长的烦恼”严重地困扰着浙江省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然而，比较幸运的是，“指数经济”在浙江省的率先形成显然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提供了大好的契机，事实上，浙江省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双创战略”已经在无形中比较有效地把握住了这种大好的契机。
（一）拓展“草根经济”的创业空间
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是浙江省“草根经济”最为核心的力量，也是浙江省能够建设成为“市场大省”最为重要的社会基础。这些中小企业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之所以能够占有如此大的份额，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超低的价格，也就是所谓的薄利多销，一个挂件几分钱，一个发夹几毛钱。这种经济模式在表面上看来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其支付的代价也是非常大的，激励的市场恶性竞争严重地影响了整体的生存环境。然而在“指数经济”的背景下，由于定价权的回归，各种商品可以以更为合理的价格交易，或者说是更为有利于卖方的价格成交，这大大化解了浙江省各大专业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买方垄断困境，由此压低价格的“买方”因素逐渐趋向弱化，最终形成相对比较稳定并且有所提高的交易价格。在价格得到相对提高并且稳定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必然得到改善。
在此情况下，草根经济的发展趋势必然是一种的横向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因为价格的稳定和相对提高将吸引越来越多的草根力量加入到创业队伍中去，进而形成了更为广泛的的草根基础。由此也就自然地实现了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创业富民”的发展战略。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草根经济的横向发展趋势，注定了其不可能形成一种纵向的发展过程，也即一个草根性质的企业因为其核心竞争力的缺失，不会因为价格的稳定并且有所提高而发展成为大企业，因为在此情况下，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会被很多人模仿，从而大大减弱了其成为大企业的机会和条件。由此可知，一个“草根企业”不可能仅仅因为具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就可以成长为“大树企业”，“小草”成长为“大树”的关键因素不在于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而是在于核心竞争力发生飞跃，特别是由低价的横向扩展升华为创新性的纵向突破。
（二）强化“大树经济”的创新动力
与“草根企业”的发展路径有所不同，在“指数经济”的背景下，大型企业，特别是其中一些以产品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则可以通过纵向的发展战略，也既通过加强研发能力，同时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开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性产品，这样也契合了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创新强省”发展战略。
义乌小商品市场、绍兴轻纺城等通过指数的而成为各自领域的世界交易中心，通过观察其指数的变动，可以看出国内乃至全球相关产品的价格运行趋势，这让其在国际市场中的话语权大大提高。同时，指数的，可以引导企业的战略决策，如当指数走低时，企业应该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状况，产品是否已经变得不再那样受欢迎，从而应该开发出更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这样的局面必然有利于研发能力的加强，最终会在国际市场中占据权威地位，成为市场标准的制定者。因此，指数经济为大型企业带来的好处在于提供了稳定的市场环境，形成了更加有利的新产品研发，直至奠定制定产品标准的市场环境，从而最终奠定其产品研发及其标准制定的核心竞争优势。当一个企业从事新产品研发，甚至拥有制定市场标准的权利时，其所面对的是一种高端市场，这样的一种情况，决定了它拥有“撇脂定价”的特权，通过这种特权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垄断高价”，这种价格特权所获得的“垄断利润”能力又反过来促使企业具有更大的决心和能力研发新产品，也具有更强的心态和资格制定产品标准，最终推动这些大型企业达到企业的最高境界，也即达到与“草根经济”相对应的“大树经济”。
当然，这种新产品研发和标准制定是最为典型的创新行为，而且是最高层次的自主性的技术创新行为。因此“指数经济”可以推动大型企业更强的创新动机和能力，也就是说，“指数经济”是推动浙江省委省政府“创新强省”发展战略的一种有效的运行机制。
（三）与“双创战略”形成叠加效应
不难看出，这样两种企业的两种发展路径综合起来，就构成了“指数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最为巨大的提升作用。草根经济的横向发展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树的社会基础和经济推力，而大树经济的纵向突破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持续不断的经济活力并提高了经济发展的品质，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决定了浙江省区域经济可以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可持续地强势发展。
这种以“草根经济”的横向扩展和“大树经济”的纵向突破核心有机融合而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无疑是与浙江省提出的“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双创战略”相吻合的，草根经济可以“创业富民”、巨木经济则是“创新强省”。因此，在“指数经济”的引导下，浙江省的“双创战略”可以在“草根经济”的横向扩展和“巨木经济”的纵向突破过程中得到完全实现。
以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为发展背景的饰品行业的良性循环，是在“指数经济”引导下实践浙江省委省政府“双创战略”的典型案例。据有关媒体报道，目前义乌拥有饰品生产企业近5000家，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以上，从业人员15万人，2006年行业销售额120亿元，其中出口额80亿元，出口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饰品行业之所以可以在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以“草根经济”的横向推动力与“巨木经济”的纵向拉动力有机结合。在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中，作为饰品行业龙头企业的新光公司以新产品研发和产品标准的制定为核心竞争力，其每天一百多个新品种的饰品研发能力决定了它始终能够占据饰品的高端市场，由此通过“撇脂定价”战略（在众多饰品企业的产品以几块钱来定价的情况下，新光公司的饰品少则几十元，多则几百元，甚至有上千元单价的出口定单）而获得企业发展的利润空间，最终奠定其在饰品市场中的全球主导地位。与其有所不同，大量的一般企业则作为饰品行业的“草根”而存在，因为超强的模仿能力而奠定其所具有的超低价格的核心竞争力（也正是因为如此，新光公司研发的新产品往往也只有一两个星期的市场发展空间），由此奠定饰品行业的繁荣发展。在这里，“草根经济”和“大树经济”是一个共生共长的生态联系链（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为了优化这种共生共长的生态联系链的成长环境，只要在形式上能够避开新光公司的知识产权范围，新光公司在主观上并不刻意打击其他饰品企业对其产品的模仿甚至抄袭），其中，新光集团以创新能力为核心竞争力决定了其在市场中的高端地位，而大批量中小企业主的创业激情则支撑了饰品行业的强势发展，由此构成了饰品行业在义乌小商品市场中创业、市场、创新、繁荣四大元素之间的良性循环体系，而这四大元素也就是浙江省委省政府“双创战略”不可或缺的实现路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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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指数范文4
关键词：新经济;指标体系;美国新经济指数
我国在2016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新经济”的概念，指出“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的一个新要求。但是，随着以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活动蓬勃发展，我国传统的统计体系指数已不能全面、及时反映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当前，亟需建立起一套科学有效的指标体系，用以掌握和研判新经济发展形势，并为相关领域的宏观决策提供支撑。而作为全球新经济发祥地的美国，在新经济统计指标、数据获取以及信息等方面的研究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自1999年起连续七期的《美国新经济指数》报告，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指标体系、数据获取途径以及信息分析、和动态修正调整机制，有关做法值得我国参考借鉴。
一、我国对新经济监测评价的研究进展
近期，各界高度重视新经济发展，也有一些研究机构陆续反映新经济发展动态的统计数据或指数变化情况。尽管如此，各方对新经济内涵和外延的认识并不统一，对反映其动态、绩效的评价指标更无共识。
（一）近期我国对新经济的探讨
总理于2016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新经济的覆盖面和内涵是很广泛的，涉及一二三产业，不仅指三产中的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和业态，也包括工业制造当中的智能制造、大规模定制化生产，还涉及一产中像有利于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股份合作制，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等。一些研究围绕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新经济”进行解读，认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新的增长动力，即从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动力向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动力转变；二是新的动力机制，即从以政府为主导的增长机制向以市场为主导的增长机制转变；三是新的经济结构，即从以工业为主向以服务业为主转变。李君（2016）认为新经济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所有的创新活动都必须以培育新动能为核心，新动能不仅来源于新技术、新产业，也来源于传统技术和传统产业。黄征学（2016）提出我国目前的新经济本质上是知识经济、数字经济和分享经济，它以新技术为基础，以新主体为源泉，以新产业为引擎，以新业态为亮点，以新模式为重点，交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孕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共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共同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二）现有新经济监测评价情况
目前我国对新经济的监测评价主要是万事达卡财新BBD中国新经济指数（NewEconomyIndex,NEI）。由财新智库（深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成都数联铭品科技公司于2016年3月首次联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中心提供学术支持。财智BBD中国新经济指数主要测算新经济占整个经济投入的比重，支撑新经济发展的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科技与创新投入占整个经济投入的比重以及9大类别的行业占整个经济投入的比重。此外，对新经济就业情况，新经济注册企业、新经济投资情况、新经济企业注册、城市人口流动、城市新经济排名等进行统计。目前，万事达卡财新BBD中国新经济指数已形成了每月通过财新网和莫尼塔研究微信公众号按时的机制。NEI将新经济行业分为节能与环保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等9大类别的111个行业。NEI指标体系共有高端劳动力投入、优质资本投入、科技和创新3类一级指标，以及11个二级指标，3类一级指标分别表示新经济发展的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科技和创新投入，所占权重分别为40%、35%和25%。NEI有其自身特点，形成了每月按时的机制；在数据采集方面有所创新，其基础数据来自网络公开的大数据；数据测算较为严谨，总指数、劳动力、资本和科技3个一级指数以及9大类别的行业指数。但是，NEI也存在诸多局限性，如目前仅限于数据分析和部分城市排名，覆盖范围较小，对我国新经济总体发展参考价值有限；尚未根据分析提出相关建议，对宏观经济决策支撑作用不足等。
二、美国新经济指数指标体系及特点
基于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变化这一时代背景，通过对美国新经济的准确把握，以美国50个州为主要研究对象，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一系列指标，采用科学的数据采集和处理方式，较成功地建立了美国新经济指标体系。
（一）新经济定义清晰且时代背景鲜明
首期《美国新经济指数》报告之际正值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之期。在这一背景下，该报告对新经济的界定为：以知识和理念为基础的经济，其中创造财富和就业的关键在于知识、创新和技术对经济各个领域的嵌入程度。后期的《报告》中，结合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对新经济的概念又有更新。例如，进入21世纪后，美国已经在引领全球创新和提升竞争力方面取得巨大成绩，虽然经历了2001年经济的回落，在2007年的《报告》中，将新经济描述为是全球化和创业型的经济，以知识为支撑，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创新为驱动。此外，美国新经济指数研究的另一亮点是对新经济和传统经济进行了详细对比，认为传统经济发展主要依赖资源消耗、劳动力和资本驱动，而新经济主要依赖知识驱动。
（二）美国新经济指数指标体系的主要架构
2014年最新一期的美国新经济指数采用了5个关键领域的25个指标建立评价体系。一是知识型工作岗位领域，所占权重为5.00，包括信息技术（IT）工作岗位，管理型、专业型、技术型工作岗位，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外国知识型工人的转入，美国国内知识型工人的流动，制造业附加值，高收入贸易服务业7项指标；二是全球化领域，所占权重为2.00，包括外国直接投资（FDI），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出口导向2项指标；三是经济活力领域，所占权重数为3.50，包括就业搅动，快速成长型公司，首次公开募股（IPO），创业活力，独立发明人专利5项指标；四是数字经济领域，所占权重为2.50，包括在线农业，数字化政府，宽带通信，健康IT4项指标；五是创新能力领域，所占权重为5.00，包括高科技岗位，科学家和工程师，公司专利，工业研发投资，非工业研发投资，迈向清洁能源经济，风险投资7项指标。
（三）指标具有代表性且根据变化动态调整
针对新经济“不稳定”、“不可预见”的独特性，美国新经济指数摒弃了联邦统计系统传统的产业统计指标，建立了全新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当时美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四条主线，即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全球化、创业活力和竞争、信息技术革命，聚焦于知识型工作岗位、全球化、经济活力、数字经济、创新能力5个关键领域，并在每个领域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若干个指标。根据对新经济认识的加深和美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变化，指标体系对5个领域中的指标数量和内容进行动态调整。以2014年度报告为例，较之2012年度报告，删除了数字经济领域中的“在线人口”指标，并将创新能力领域中的“迈向绿色经济”指标改为“迈向清洁能源经济”指标。截至2017年，美国新经济指标体系曾使用17到29个指标不等，在数量上较为合理。
（四）数据来源多元化且处理方式科学合理
美国新经济指数的数据来源比较多元化。除了传统的统计年鉴和人口普查局、贸易管理局等政府的官方数据以外，还包括权威杂志、行业协会、基金会等私营部门的专业数据，在数据获取上表现出公私统筹的模式。为尽可能减少偏差和保证数据的可比性，美国新经济指数对数据进行了较为科学合理的处理：(1)使用各州的劳动人口总数或生产总值作为分母，对数据进行规模控制；（2）基于均值的标准离差计算原始分值，以衡量美国各州差异的程度；（3）对所有分值进行同向调整（如同时加10分），保证各州分值都为正值；（4）对部分指标在计算各项和综合分值时进行加权处理，以消除因其各自存在相关性而产生的偏差；（5）将每一领域的得分加上州级调整分值，再除以这个领域中分值最高的州的总分值，得到综合分值。
三、美国新经济指数的应用实践和影响力
美国新经济指数按照新经济内涵特征的要求，对美国各个州的经济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和排序，对美国各个区域的新经济发展速度进行判断和分析，结合对新经济发展的新理解，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并在应用实践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形成了一定影响力，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一）对美国各州和各区域的新经济发展进行排序
和评价以掌握各地区新经济发展特点和最新状况美国新经济指数对美国50个州的单项指标分数和综合分数进行了测算和排名统计（2014年美国新经济指数最新综合排名情况见表2）。结合对各州原有产业结构特点和发展优势的研究，分析了排名原因。同时，对各期指数中排名的变化情况进行了统计并分析其变化原因。如马萨诸塞州在历年综合指数中均排名前列，与其具有诸多世界顶级大学及其支撑的软硬件和生物科技企业聚集区息息相关。美国新经济指数还根据美国东北部、大西洋中部等各区域内各州在新经济指数评价中的排名和分布数量，对各区域新经济发展的快慢进行了分析。美国新经济指数认为传统的资源型和制造业地区在新经济中表现不佳，但工业化进程较慢的地区，以及完成了产业转型并建立了高技术型和先进服务业经济的地区在新经济中表现较好。
（二）提出有针对性、影响力较大的政策建议
以影响和支撑地方经济决策新经济需要更先进的、创新导向的公共政策。基于这一考虑，每期《报告》都会提出重点针对州级层面的公共政策建议。同时，根据美国经济发展实际和需求，不断更新和丰富政策建议框架，以满足新的目标和政策诉求。以2014年为例，结合全球各国的有效举措和案例，提出了进行经济发展分析并制定相关战略、采取有利于创新的金融激励、进行有利于创新的教育改革和支持创业四项具体建议。自美国新经济指数以来，越来越多的州级政府开始认识到新经济发展的现实，有许多州已经据此调整了其经济发展策略，如夏威夷州、亚利桑那州、爱荷华州等。其中夏威夷州的立法领导人制定了全国范围内最广泛的新经济一揽子方案。至少有29个州长在其2001年的州情咨文中了新技术倡议。此外，结合各州具体举措和ITIF对全球范围内新经济发展措施的调查研究，逐步引入了美国部分州的有效案例和其他国家的发展实例进行理论支撑，进一步支持政策建议的推行。如在2014年提出“进行经济发展分析并制定战略”时，报告以德国2006年的德国高技术战略为例，指出其中提出的包括生物技术在内的17项交叉技术对德国的工业实力和竞争力至关重要。
（三）不断发展新经济导向的新理念
以引导公众正确认识新经济在对美国新经济指数进行总结、分析的过程中，美国新经济指数不断提出既适应新经济形势又促进新经济发展的新理念，指导指标体系建设和政策实践，引导公众正确认识新经济。在新经济的发展目标方面，美国新经济指数认为其代表了新的经济机遇和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多的个人选择和自由，劳动者更大的自尊和自治权，更凝聚的社区以及公民对公共生活更广泛的参与。在提高新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提出各地区要做的不仅是吸引更多的新经济企业，更重要的是要促进现有企业采用最新技术、加强员工培训、拓展全球市场，从而确保其向新经济企业转型发展。在新经济与经济增速的关系方面，指出新经济指数分值的高低实际上与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关性不大，而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才是衡量新经济发展水平的更准确方式。通过实际测算，美国新经济指数也表现出同就业率增长的弱负相关性和同人均收入的强正相关性。此外，还提出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或者较高的“创造性破坏”率更有利于新经济的发展。美国新经济指标体系中“就业搅动”这一指标即与高“创造性破坏”率相关。
四、对我国建立新经济指标体系的建议
美国新经济指数遵循美国新经济发展实践，适时运用新理念，建立起一套理论基础较为扎实的科学合理的指数体系，在指标数据支撑、成果转化、动态发展等方面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对我国建立新经济指标体系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一）以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指导，结合我国实际正确界定新经济的内涵特征
1.要充分系统地了解新经济理论的发展演进和体系框架。无论是搭建新经济指标体系框架，还是选取相关的具体指标，都应建立在对新经济内涵、特征和现阶段表现形式的清晰认识之上，建立在对新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区别的准确把握之上。
2.要科学看待新经济的发展规律。本文认为新经济是以新的科技进步与创新为支撑，以市场空间拓展和需求层次升级、人力资本形成、制度改革创新及其之间相互作用为动力，衍生大量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商业模式、新兴产业和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和结构模式，带来不同于过去的新生产生活方式和产业经济甚至能源供应分工格局的变化。
3.要把握好我国新经济的内涵、特征和发展阶段。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引擎迭代、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伴随各项改革创新措施的加速落实，我国新经济的初步形态已经形成，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正在逐步改变经济总体构成，并为传统动能的改造升级创造条件。本文认为我国当前的新经济是指以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为核心，以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为主要特征的新的经济活动，覆盖面涉及一、二、三产业。
（二）以科学合理的指标和数据为支撑，科学构建新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1.在指标选取方面，要结合我国新经济的内涵特征和发展现状，从创新能力、人力资本、新兴产业发展、全球化水平等各个方面综合考虑。同时，要尽可能降低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设置合理的指标数量，充分考虑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选取各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指标。
2.在数据采集方面，要发挥大数据优势，统筹协调，广泛使用各领域权威数据。目前，除传统官方统计以外，我国部分大数据创新企业、研究咨询机构、相关行业协会等机构也会各领域较权威的数据，其中往往包含传统官方统计中没有的项目。在采集新经济相关数据时，可以有针对性的选取可靠机构，统筹运用官方数据和私营部门数据，共同支撑新经济指数研究。
3.无论是在指标选取还是数据采集方面，都应做到及时、适时的修正调整，以适应我国新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在指标选取上，根据新经济下新技术、新产业等的不断发展对指标进行相应动态调整，与时俱进；在数据采集上，结合我国大数据发展情况，不断纳入新的数据库。
（三）以提供切实有效的成果为目标，充分发挥新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作用
1.要充分重视新经济指数的成果转化。要以提出有针对性、有实用性、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和方案举措，并以真正达到提升地区新经济发展水平的效果为指标体系的建设目标。要在对不同地区当前情况充分了解的基础上，针对各地区特有的发展现状和新经济发展程度，在新经济发展方向、发展手段、应用领域等方面提出建议。
2.新经济指标体系建立后，要形成定期连续的机制。一是确保指标体系研究成果的延续性和影响力；二是根据各地区指数变化情况进行建议和措施效果的分析，以不断完善指标体系和调整政策推动方向。根据我国当前新经济快速发展的现状，可考虑定期年度报告，使用每年最新数据和测算结果，给出即时建议。
经济发展指数范文5
关键词：交通运输；区域经济；协调性评价；陕西
1.引言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它把社会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各个环节有机地联系起来，是保证社会经济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交通运输系统是区域社会基础产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各项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区域投资环境的主要构成主体[1]。交通运输的发展能强化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推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又增加了对交通的需求，因此，经济系统和交通运输系统是相互影响的，应该相互匹配，协调发展。
作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交通运输发展适度超前或与经济发展同步，会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若交通运输滞后于经济发展，就难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从而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但如果交通运输过度超前于经济发展，则会占用大量的建设资金，影响其它行业的投资，同样也会使经济发展面临困难。交通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研究两系统如何协调发展是实现区域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而要达到区域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的协调发展，就要找寻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协调发展的评价方法与实现手段。
目前，关于交通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汪传旭对交通运输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做了较多的研究，建立了部分量化分析的模型。他将灰色系统协调模型用于判断交通运输与经济之间的协调关系，计算协调发展系数，将交通运输系统变量作为系统作用变量，经济系统变量作为系统的行为变量，用gm（1，2）进行拟合，计算交通运输与经济之间的出协调度[3]。运用了大系统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一套反映交通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综合指标——协调发展指数，并建立了定量分析模型，提出了相应的定量评价计算方法[4][5]。王孝坤也研究了综合运输复合系统协调发展[7]。但现有的评价模型计算出来的协调度只是运输系统对经济系统的状态协调度，并没有体现经济是否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交通运输的发展，所以是片面的；建立协调发展指数模型时，首先需要专家确定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系统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这样计算出来的协调发展指数主观性较强。
为了较为客观地评价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的协调性，本研究拟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出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再用回归分析方法计算出经济系统对交通运输系统协调发展的适应度及交通运输系统对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适应度，最后得出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系统的静态、动态协调发展度。这种评价方法可以有效地避免评价过程中主观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同时又能清晰地反映出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之间的相互适应程度。
2.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协调发展的含义
2.1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协调发展
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系统同是社会经济大系统中具有密切关系的两个子系统。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经济发展水平又决定着交通运输设施的数量和质量。交通运输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指：交通运输与经济两个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适应、协同发展的状态和过程。
2.2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发展的协调度
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或系统组成要素之间在发展演化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称为交通运输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关系总是处于动态的变化中。
2.3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协调发展管理
当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协调度偏离某一范围时，就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应当采取一定的调控措施，使得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协调发展。这种调节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失调状态，并使得经济与交通运输之间的摩阻减少，使经济与交通运输相互适应的过程称为协调发展管理。
3.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3.1指标体系的建立
3.1.1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
科学性原则。指标体系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特征，真实地反映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状况。
典型性原则。尽可能的选择反映系统特殊性、综合性的关键性指标。
简明性原则。指标体系具有代表性和浓缩性，尽量通过数个主要的指标，勾勒和刻画评价对象的状态特征。同时，各指标之间必须建立有机的联系，具有相互影响的关系。
可操作性原则。从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的角度，应选择通过现有的标准数据库能够较容易获得的数据指标。
3.1.2指标体系
遵循上述原则，本研究建立的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
将区域的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复合系统分为经济子系统和交通运输子系统，分别用两级指标来表征。其中经济子系统分为经济规模指标(反映经济总体发展)，经济结构指标（反映经济系统构成），经济效益性指标（反映经济效益）三个特征面，用9个具体指标表示；交通运输子系统分为交通运输规模指标（反映交通运输发展），交通运输结构指标（反映交通运输构成），交通运输发展性（交通运输投资）指标三个方面，由16个指标表示。4.评价方法与步骤
4.1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综合发展指数计算
4.1.1首先对指标数据（i=1,2,…,p;j=1,2…n）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出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的标准化数据。
4.1.2采用spss软件中的主成分分析对指标数据（i=1,2…p；j=1,2…n）进行计算。根据相关系数矩阵r的特征向量及最初的标准化数据，可以得出相关系数矩阵r的主分量。如果主分量对应的方差贡献率，即可利用前个主分量来计算交通运输、经济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由前个主分量及其对应的方差贡献率p可以得到经济、交通运输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值为：（ⅰ）
4.2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协调发展指数计算
4.2.1回归分析
以x、y分别代表交通运输系统、经济系统，并把y作为因变量，x作为自变量，作回归拟和分析，可以得到交通运输系统对经济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y’；
以x、y分别代表交通运输系统、经济系统，并把x作为因变量，y作为自变量，作回归拟和分析，可以得到经济系统对交通运输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x’；
4.2.2协调性计算
（1）静态协调性的计算
计算公式为：
式中，为交通运输、经济系统综合发展协调性指数；为交通运输系统对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适应度；为经济系统对交通运输系统发展的适应度。
式中，为交通运输系统综合发展指数；为经济系统对交通运输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交通运输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均方差。
同理可以得到：
其中，为系统在各个时刻的静态协调度。
设t2＞t1（任意两不同时刻），若,则表明系统一直处于协调发展的轨迹上。
5.陕西省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协调发展实证研究
本研究选取了陕西省1994~2003年的相关数据，采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
5.1综合发展指数计算
对陕西省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值，结果如表2、表3及图1所示。
5.3结果分析
5.3.1综合发展指数及与发展实际的对照
本研究对经济系统和交通运输系统进行定量评价的结果与陕西省经济和交通建设的实际比较相近。从图1可以清楚看出，经济系统整体的综合水平呈平稳逐渐增长趋势，交通运输系统整体的综合水平也呈上升趋势，但是具有波动性。1994~2003年这10年间，陕西省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4~1998年，两个系统综合水平值都为负值，原因是在这期间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缓慢，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等许多突出问题的存在影响了经济与交通运输发展；第二阶段为1999~2003年，经济系统综合水平值为正，从1999年国家主席在西安发出西部大开发的动员令之后，陕西省经济综合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1999年对交通运输系统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却比1998年明显减少了，从而使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系统的发展；2000年随着西安—安康铁路建成、陇海线西安—宝鸡段提速工程全面完成、宝鸡—中卫铁路正式运营、宝鸡至牛背梁等一级公路，及秦岭隧道、府谷黄河大桥等一大批大型、特大型公路桥梁隧道的建成，使得陕西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而使得此阶段交通运输与经济系统的发展又开始同步；2002年，陕西省对交通运输系统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比2001年明显减少了，因而使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系统的发展。
5.3.2静态协调度分析
从图2看出，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的静态协调发展处于波动状态，尤其明显的是1999年和2002年出现了协调发展指数的低谷，这与图1中反映的情况一致。其原因也是由于1999年和2002年用于交通运输系统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比前一年明显减少了，影响了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而同时经济的发展却是保持稳定的增长状态，对交通运输的需求不断增大，因此交通运输系统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求，使得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降低；
5.3.3动态协调度分析
从图3看出，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的动态协调发展指数表达的是任何一个时间点的前一个时间段的平均发展状况，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但与静态协调发展指数比较，明显具有平滑的特点。平均的动态发展状况较各年度考察的静态发展状况具有滞后性。在静态发展协调度评价中，协调指数的最低值出现在1999年，而动态协调指数的最低值出现在2002年。总体看来陕西省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动态协调发展一直在缓慢下降，反映出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进一步增大，满足不了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对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系统进行协调发展管理。
6.结论与建议
6.1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与回归分析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有效的避免了多目标模糊综合评价中的主观性影响，能更加客观地反映陕西省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
6.2本研究评价模型计算的结果与陕西省的发展基本相近，能较好地解释陕西省经济系统与交通系统发展的实际；
6.3考察本研究的结论，可以对陕西省交通运输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从发展趋势上看，陕西省1998年以后的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指数高于交通运输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静态和动态发展协调度分别呈现波动下降和缓慢下降的趋势，说明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不断增大，实现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协调发展主要矛盾是交通运输系统的建设。因此，政府有必要实施对经济系统与交通运输系统协调发展管理，以促进两系统的协调发展，从交通基础设施、运输工具、交通运输管理与信息技术、政策支持等方面大力加强交通运输系统建设。
6.4本文研究的只是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从总体上呈现的协调态势，只能说明了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协调性，不能解决交通运输方式与经济结构协调性评价问题。
因此，在本文的研究基础上，需要运用其它定量方法进一步研究交通运输方式与经济结构协调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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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十一五”交通事业又快又好发展——李盛霖部长在2006年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politics/2006-01/16/content_4059312_1.htm.200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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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汪传旭.交通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定量评价[j].上海海运学院学报.1999.03.[wangchuanxu.thequantitativeanalysisofthecoordinatedevelopmentoftransportationandeconomygrowth.[j]journalofshanghaimaritimeuniversity.1999.03.]
[5]汪传旭.交通运输与经济协调效果的综合评价及其灵敏度分析[j].上海海运学院学报.2000.01.[wangchuanxu.thecoordinativeeffectoftransportationandeconomy:itscomprehensiveevaluationandsensitivityanalysis.[j]journalofshanghaimaritimeuniversity.2001.01.]
经济发展指数范文6
关键词：循环经济；指标体系；监测方法；综合指数
中图分类号：F2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6)05-0066-04
伴随着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国际社会逐步认识到，要实现经济和环境双赢的战略目标，必须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建立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被认为是从机制上消除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是循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也是考核循环经济发展效果的定量评价工具。对于引导和推动各级发展主体转变发展观，走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
1.循环经济指标体系与统计标准的确定
本研究根据实际情况，本着精炼、实用、易获取、代表性强的原则，我们认为可以从经济发展水平［2］、资源节约水平、科技教育水平、环境保护水平和社会稳定水平五个方面（子系统）构建循环经济监测体系，每一个方面又由若干相对独立的表征某一侧面发展状态的指标构成。
循环经济评价指标的监测标准是判断循环经济实现程度的依据。在本研究中，确定标准值的主要依据是：(1)根据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确定相关指标的标准值；(2)对于一些国际上广泛应用的发展指标，应尽量参照目前国际上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水平确定标准值；(3)根据我国制定的《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重点专项规划及行业规划中提出的有关发展目标和任务，确定标准值；［3］(4)参考国内外学者提出的影响较大的循环经济评价标准，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确定标准值。各项评价指标的标准值及其制定见表1：
2.循环经济统计监测方法
2.1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
在多指标综合评价中，各指标间往往存在不可公度性，通过对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就可以消除指标间的不可公度性。指标无量纲化处理的方法有多种，常用的方法有标准化法、极值法、功效系数法和指数法等。根据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我们采用指数法进行指标无量纲化处理。指数法是将指标的实际观测值与标准值进行对比来求得各项指标的评价值（个体指数），即：
正指标：评价值=（指标观测值÷指标标准值）×100
逆指标：评价值=（指标标准值÷指标观测值）×100
当某项指标经过指数法处理后的指数值大于100时，只取100作为该指标的评价值。这样做的目的是不使个别指标的超常发展掩盖其他指标发展的不足。经过指数法处理的指标都化成了类型和数量级相同的指数，既满足了指标的公度性，同时还可使不同时期评价监测结果具备可比性。
2.2指标权数的确定
常用的指标赋权方法有多种，按权数的确定方式分类，大体可以分为主观赋权法与客观赋权法两类。两类赋权方法各有优缺点，不能简单地认为客观赋权法一定比主观赋权法优越，应根据具体问题的评价监测目的、研究对象的特点等因素来选择适宜的指标赋权方法。［4］在本项研究中，我们采用主观赋权法进行赋权，并通过采取扩大咨询范围、增加咨询专家的数量等措施来减轻人为因素影响。课题组征求了来自高校、研究机构、政府综合管理部门和企业界的数十位专家的意见，参考了国内众多相关研究成果，并对指标数据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进行了分析计算，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指标体系中各子系统和指标的权重，如表1所示。
2.3综合评价方法
根据研究目的，我们选择线性加权和法作为循环经济综合评价模型。线性加权和法的优点是使用广泛、操作简明且含义明确，更主要的是将指标的个体指数值进行线性加权求和后，可以得出各个子系统的水平指数及整个体系的综合指数值，而综合指数满足时间上的可比性，可以用于全国及各地区循环经济进程的动态监测。其步骤如下：
首先对五个方面的评价监测指标的个体指数值与相应的权数相乘，然后再加总，得到各个方面（子系统）的水平指数：
3.全国及各地区循环经济统计监测与实证分析
运用前面提出的循环经济指标体系和评价监测方法，我们对2000年和2004年全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除外）及31个省、市、自治区的循环经济进程进行了测算。测算所使用的统计数据大部分取自2001年和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还有部分数据是根据科技部，教育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等部局年度统计公报中的有关资料整理得出的。将2000年和2004年的数据分别代入评价模型中，测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2000年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我国在新世纪头20年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历史任务的开始年，故此选择2000年作为全国及各地区循环经济统计监测的起点和参照点。测算结果显示，2000年全国的循环经济综合指数为46.3，经济发展水平指数、资源节约水平指数、科技教育水平指数、环境保护水平指数和社会稳定水平指数分别为46.8、20.2、47.1、57.3和80.8。从循环经济综合指数和各项水平指数的数值不难看出，我国的循环经济进程尚处于循环经济初期阶段，资源节约水平还比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科技教育对循环经济过程的支持还有待加强。只有社会稳定水平指数较高，说明目前我国的社会是相当稳定的。总之，测算结果表明，我国的循环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相对于2000年，2004年我国的循环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从上表2可以看出，2004年全国的循环经济综合指数达到了55.1，比2000年提高了8.8点，除社会稳定水平指数外，各项水平指数与2000年相比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具体考察，经济发展水平指数达到了54.7，提高幅度落后于综合指数。城乡差距扩大及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是制约我国循环经济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循环经济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资源节约水平指数在所有水平指数中虽然数值仍然最低，但增长也是最快的，今后我国的资源节约水平若能够保持目前的发展势头，则资源节约水平指数有可能在几年后赶上甚至超过循环经济综合指数。科技教育水平指数也有所提高，但尚未达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所要求的科技、教育适度超前发展的目标，应继续加大科技、教育投入力度，加快制度创新步伐，使科技、教育为我国循环经济进程提供更大的支持。环境保护水平指数有了进一步提高，达到了63.0，但环境保护的水平还需要大大提高，以更好的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社会稳定水平指数由2000年的80.8降低到了2004年的62.2，表明我国的社会稳定程度在降低，今后应注意控制通货膨胀水平，采取各种措施降低失业率。进一步的分析不难发现，近几年我国资源节约水平、环境保护水平等方面提高的幅度不算太大，能源及其他资源消耗强度及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仍然较高，投资规模偏大、投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总之，建设循环经济的局面才刚刚形成，今后还需将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到实处，加快推进循环经济进程的发展。
从各地区的循环经济发展情况看，中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按照循环经济综合指数的高低可以大致分成四个方阵。第一方阵包括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三大城市凭借人才、科技、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优势走在了全国循环经济的前列，其循环经济综合指数都超过了79。第二方阵包括浙江、广东、福建、江苏、山东、辽宁等区位优势较为明显的沿海经济大省，其循环经济综合指数处于60～75之间。第三方阵包括海南、黑龙江、四川、湖北、河南、江西、河北、陕西、山西、湖南、吉林、安徽、重庆、广西等省市自治区，其循环经济综合指数处于50～60之间。第四方阵包括宁夏、新疆、甘肃、青海、云南、、贵州、内蒙等省区，其循环经济综合指数都在50以下。在空间分布上，全国各地区的循环经济进程基本呈现出由东到西、从南向北依次推进的格局，见图1。
容易看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循环经济进程的不平衡性十分突出。2004年，循环经济综合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共有12个，这12个省市除黑龙江、四川外，其余10个均出自东部地区，而循环经济综合指数低于50的9个省区则是清一色地属于西部地区。三大经济地带的循环经济综合指数由2000年的56.4、44.2和41.0变为2004年的68.9、53.3和46.1，绝对差距进一步扩大，见下图。
根据近几年的发展态势预测，东部地区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要比中、西部地区早20至30年。如果仅有东部沿海地区实现了循环经济，而占全国人口60%以上的广大中、西部地区不能实现，则很难认为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循环经济。因此应采取积极措施，加快中、西部地区循环经济的发展。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和收入增长效应要高于东部地区，表明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是提高中、西部地区就业率进而提高城乡人民收入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国家可以适当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而中、西部地区各级政府也要努力改善本地区的投资环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中、西部地区的崛起将为我国实现循环经济奠定坚实的基础。
［基金项目］本文是山东省统计局重点研究课题的一部分，项目编号：KT0509。
注释：
①东、中、西部的划分一般是：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新疆、广西12个省、市、自治区。
参考文献：
［1］黄群慧.循环经济与中国的工业现代化［J］.首都经贸大学学报，2004，（6）:29-33.
［2］杨华峰，张华玲.论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9）:123-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