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诗歌范文1
1. 知人论世，把握诗歌情感
（1）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
知人论世是鉴赏中国古代诗歌不可或缺的方面，外国诗歌的鉴赏也是如此。一个作家的人生经历就直接决定了他对世界的认知和感知，而这种认识就决定了他的创作动机和创作风格。布封说：“风格即人格。”作家的创作风格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一个作家人格的外化。因此诗歌鉴赏必须研究诗人的人生经历。独特的个性，特殊的际遇，从而体会作品的感情。
（2）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
每首诗歌都是在特定的诗人大胆而倾情的歌唱。因此我们要准确而真实的体悟到作者的感情必须了解诗歌产生的背景。这需同学们有一定文学和历史知识的积累。了解诗人的创作背景，并确认是谁在说话，谁在写诗，触发诗人“自我”感情的是那些景、生活、人物，自然便是诗情的寄托了。
里尔克的诗作《豹》的鉴赏必须结合作品背景，方能准确把握诗歌情感。莱纳・玛利亚・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人，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德语诗人之一。这首诗创作于1902年11月的巴黎，用德文写成。处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时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群和当时的革命运动有很大距离，在窒息的社会压抑下，感到无处发挥自己的力量，因而苦闷、彷徨，好像笼中的豹一样，被束缚在一个极小的圈中，以致“伟大的意志昏眩”。这首诗体现了当时里尔克在不断探索生活的意义，甚至诗歌超越了时代，是诗歌具有了跨越时代的作用，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人对生活现状与生命意义的思考。这便是理解背景后，得到的较高层次的审美享受。
《迷娘曲》的赏析也离不开背景。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代表作有《浮士德》，他所创造的抒情诗语言优美、内涵深广，是德国诗歌的瑰宝。诗中抒情者迷娘，生于意大利，很小时被诱拐到德国，成为马戏团走钢丝的演员，生活颠沛流离，后被麦斯特收买，过上了好日子，也强烈的爱上了麦斯特。因此在异国他乡有了美好的生活，往往就格外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了解这一背景，那么诗中所要前往的美丽圣洁的地方，便不是理想中的天堂，而是渴望中的故乡！诗中的感情便很容易把握了。
2. 由表及里，品读象征义
在诗歌创作中，诗人的情感往往可借具体可感的物象来传达诗人自我的情感，中国诗歌讲究“一切景语皆情语”，“象在此，而意在彼”，外国诗歌也具有这一特征。因此，在鉴赏时，要注意作者所运用的象征、隐喻、暗示等表现手法，从而更好挖掘诗人内心深处燃烧的灵魂。在文学作品中象征表现为明写甲事物，又借甲事物暗示乙事物，但甲事物本身作为一种表现手段，一种具体形象，也要给予充分注意。象征是一种谋篇立意的手法，是统摄全篇的创作方法，即全文都是对某一物象的描写，而比喻只在个别语句中起作用，是一种修辞。作者用象征法抒情，往往对典型形象着墨较多，因而寄寓着超越事物本身的含义。对于这样的诗要“辨于味而后可言诗”《帆》即是这样的作品。“帆”闪耀着白光，遭遇着汹涌的波涛，乞求风暴。对帆的拟人化地描写，恰是象征的一种方法。“物既是心”，物自便具有通向心灵并表达和暗示心灵的功能。这里的“帆”便成了倔强高傲、不图安逸、不甘平庸、奋勇前进的象征。结合背景不难理解诗歌表现了对俄国沙皇专制制度下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反抗。“帆”体现了贵族纨绔子弟对空虚懒散生活的厌恶，渴望在生活的风暴中经受考验。
《信天翁》中“信天翁”是“青天之王”，水手们常捉住它寻开心，戏弄它嘲笑它。诗歌的象征味极浓，“信天翁”便是才能出众，自由发展的人的象征。恰和诗歌的背景，揭露了19世纪法国病态的社会对人们活力和生机的残害。原本像海燕一样强健，自由飞翔的信天翁也跌了到甲板上，被人玩弄与嘲笑。诗中寄寓的对人们活力受到折损的思考就很容易理解了。
除象征外，比喻也是值得玩味易把握的一种手法，诗人运用比喻后，诗歌更显得通俗易懂，诗意盈然。《蛇》中的两条蛇“像两条黑皮鞭”一样阳刚，强劲，它们的爬行“像竞赛”“像舞蹈”“像爱情”，灵动的比喻，表达了作者对生命、自由活力、爱与美的赞美与追求。
3. 发挥想象，感受形象美
根据诗歌的意象，同学们发挥自己的联想和想象，品味作品情感，进入诗人为我们所营造的诗的意境，与诗人的脉搏一起跳动，品味诗中的美感，从而达到再创造的审美层次。
国外诗歌范文2
一、中学语文现代诗歌教学存在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度，现代诗歌的发展虽然历时很短，但我国这种诗兴精神仍永放光辉。在这样一个诗兴的国度，我们的学生现在的诗歌写作能力越来越差，对现代诗歌态度冷淡，欣赏不懂蕴含的意味。而教师由于受高考指挥棒和课时等因素的影响，对现代汉语诗歌的教学就显得格外随便，一堂课三言两语几首诗就草草而过。失去了老师的有效引导，学生对现代汉语诗歌的学习兴趣自然不高。教师怕教，学生怕学，形成这样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外国诗歌很少入编教材
从初、高中语文教材入编的现代诗歌来看，外国诗歌所占比例非常小，被入编的几首诗还被列为选讲部分。而选讲部分无论是诗歌还是阅读课文都不在考试范围之内。很多教师就钻了这个空子，对现代诗歌的教学往往草草了之，外国的现代诗歌比起我国的现代诗歌更加处于边缘地位了。其实，外国现代诗歌有很多优秀作品可以入选，那些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之作，就可以适当的编入我们的教材，以让学生更好的学习外国现代诗歌。
（二）选材范围太窄，题材多拘于政治化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现代诗歌选材多选于五六十年代，近当代的诗歌几乎是绝迹的。入编的这些诗歌，其显著特点就是思想价值大于艺术价值。歌颂祖国、歌颂新时代成了五六十年代抒情诗歌的主题。我们不能否认政治意义的诗歌有其重要的内涵和艺术价值，尤其对于中学生――“三观”尚未成熟的孩子们，更起到了重要的启蒙意义。因此，在诗歌的选材上，我们应该扩大现代诗歌的选材范围，让诗歌题材多样化，多选取最有秀的的篇目，这样才能提高学生对现代诗歌的学习兴趣。
（三）所选篇目与学生的喜好有偏差
中学语文教材中所选的现代诗歌与我们学生的喜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教材中更多的是政治化、诗歌文字优美化，而我们的学生多喜欢哲理类诗歌和浪漫类诗歌。哲理类诗歌是作者本身从自己的经历和审美追求中所领悟到的一种高度概括和凝聚的人生体验，带有很强的辨证法思想及启迪意义。自主学习源于兴趣，入选教材的现代诗歌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进行适当的调整，让学生们以自身兴趣去更好更自觉的接近现代诗歌，了解现代诗歌，最后爱上现代诗歌。
（四）教师教学手法存在的问题
语文教师由于缺乏专业诗歌理论指导往往对现代诗歌的赏析困惑重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往往采用“放任自学”的态度，让学生自主研习。当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得不到有效指导时，往往会知难而退，对现代诗歌就会越来越不感兴趣。这种情况就是一种由教师引起的恶性循环。教师应该对学生加以引导，让学生们去探寻诗歌的思想内涵及人文情怀。如此，学生自然会对现代诗歌产生兴趣，并愿意尝试创作出一些简单的现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
二、教材中现代诗歌的改革构想
（一）现代诗歌选编标准要合理
首先入选的现代诗歌原则上是名家名篇，要以最优秀的诗作教育学生，以培养他们纯正的诗歌素养和文学素养，所以坚持经典性的原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只拘泥于一些学生耳熟能详的诗歌，可以选取一些新鲜并有深度的诗歌，这样也能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唤醒学生的思考能力。其次是我们的选篇范围应该放大一些，不能只拘泥于政治诗和我国的现代诗歌，应该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兴趣，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选编的诗歌才能让学生自愿地去学习。
（二）增加读诗、写诗和鉴赏诗歌的知识
在我国市场上，新诗选本和解读书也不少，但大多质量不高，首先它们对新诗的解读还是当做训诂，给它解词、断句，归纳主题思想和教育意义，完全不相信读者的想象力、感受力、思考力和创造力，把诗歌的审美功能放在了最次要的位置。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呼吁现代诗歌理论家和现代诗人应当为中学现代诗歌教学服务，多做一些现代诗歌普及工作，有意识地为中学语文教师服务，解决他们的“现代诗歌无法教”的难题，多为中学语文教师和学生普及一些读诗、写诗和鉴赏诗歌的知识。
诗歌教学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感悟人生能力和文学书写能力，还可以使学生逐步走向真善美，感悟生活，热爱生活。我们虽不能说“不学诗，无以言”，但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却是必然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诗歌教学，要让诗歌教育充分发挥其陶心养性、提高人文素养与教化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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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文昌.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国外诗歌范文3
关键词: 徐志摩 哈代诗歌 诗歌翻译 艺术特征
一、引言
徐志摩是20世纪初新诗运动的先锋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用白话诗体写作和翻译的先驱。作为新月派诗人的典型代表,徐志摩曾以其独特的诗风与才情为自己赢得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盛名。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言:“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著名左翼诗人蒲风也声称:“堪与郭沫若伯仲的,算起来要推徐志摩了。”事实上,徐志摩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他曾进行过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活动,其中包括诗歌翻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徐氏曾提出过独到的译诗理论且译作颇丰,他在诗歌译介方面所作的努力与尝试却始终为其诗名所掩,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在国内外关于徐志摩的研究中,他的诗歌创作往往是评论家关注的焦点。在我国文学界和翻译界少有关于徐氏的诗歌翻译的评论和研究,这与对其诗歌创作上进行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为数不多的徐氏诗歌翻译研究与论述里,大多也是对其诗歌翻译的负面评价。有人曾评价徐“译绩为诗名所掩”,其译作也是“貌合神离”,“充满了翻译腔”。也有人认为“徐志摩的翻译‘嫩’了一点”。还有人觉得“他的译诗里失败借鉴有余,成功榜样不多”。本文以徐志摩翻译的汤姆斯・哈代的诗歌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徐对哈代诗歌的译介方面进行细节分析,以期对徐氏在诗歌翻译实践活动中所作的努力与成绩作一个客观而详尽的评述,认为徐氏的诗歌翻译重在追求艺术新奇感和陌生化的效果,从而客观、公正地认识徐志摩作为诗人译者在新诗运动,以及白话诗体写作和翻译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
二、徐志摩对哈代诗歌的大量译介
1921年,也就是徐志摩真正开始其文学生涯的那一年,他总共发表了八首诗歌作品,而其中除《草上的露珠儿》一诗外,其他七首均为译诗。在诗歌艺术的理论和创作上,对徐志摩产生较大影响的外国作家有几人,其中,哈代是最重要的一位。在徐氏的诗歌翻译作品中,关于哈代诗歌的译介是最多的。早在1923年,徐志摩在《小说月报》上就发表了哈代的两首诗歌的译文:《窥镜》和《她的名字》。在此后的几年,他又翻译了哈代的十九首诗歌。此外,徐志摩还曾撰写过七篇介绍和怀念哈代的专文和诗歌。在这些文章和评论中,徐志摩极其赞赏哈代的生活观和爱情观,反对称哈代为悲观主义者。徐志摩认为,汤姆斯・哈代和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一样伟大,他的作品中对于现实世界的大胆描述表明了哈代的勇气、真实和坦诚。
汤姆斯・哈代是徐志摩特别喜爱且经常模仿的一位作家,他非常崇敬这位悲观厌世的老人,称其为“老英雄”。徐志摩曾赞誉哈代:“哈代是现存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个。”他在给赵景深的信中说:“能试译哈代,最合我意。”徐志摩的诗重视韵律形式和音乐美,是受了哈代的诗歌的影响。他说:“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它的内在音节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正的趣味。”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在意象、场景、事件和情调方面都在有意无意模仿哈代。哈代的写作手法和创作风格对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和翻译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徐志摩的主要译诗理论与译诗观点
徐志摩曾提出过颇有见地的诗歌翻译观点。《在一个译诗的问题》一文中,徐志摩表达了他对诗歌翻译的主要观点:“翻译难不过译诗,因为诗的难处不单是它的形式,也不单是它的神韵,你得把神韵化进形式去,像颜色化入水,又得把形式表现神韵,像玲珑的香水瓶子盛香水。有的译诗专诚拘泥形式,原文的字数协韵等等,照样写出,但这来来往往神味浅了;又有专注重神情的,结果往往是另写了一首诗,竟许与原作差太远了,那就不能叫译。” 在徐看来,“形”与“神”的高度完美的结合才是诗歌翻译的真谛。在徐志摩的翻译实践中,他从不曾放弃对“形神兼备”这一目标的追求,依然坚持“形”与“神”的高度统一才是诗歌翻译的最高境界。
在译诗语言上,徐志摩主张采用“五四”运动以来的白话诗体进行外国诗歌作品的翻译。1924年,徐志摩在《征译诗启》中谈道:“我们想要征求爱文艺的诸君,曾经相识与否,破费一点工夫,做一番更认真的译诗的尝试:用一种不同的文字,翻来最纯粹的灵感的印迹。”经过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国文坛,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进行诗歌创作与翻译也势不可挡。徐志摩在此篇文章中的号召与其在诗歌创作中同样提倡使用白话诗体的主张是一致的。
四、徐志摩的哈代诗歌翻译
在欧洲文化气氛陶冶中成长起来的徐志摩,他的诗歌创作与外国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一位得益于外国诗歌影响而成长起来的新诗人,说得更具体些,他是由诗歌翻译走向诗歌创作道路的。在诗歌的形式和音韵上,哈代的诗歌受到了塞克斯民歌和乡村音乐的影响。徐志摩曾表达,哈代的诗歌“诗段变化”(stanzaic variation)的试验非常多。徐志摩说,哈代的作诗原则是用诗里的内在节奏和声调,状拟诗歌里表达的情感和神态。在哈代诗歌里体现较多的形式是反复(repetition)手法。这种手法在徐译哈代诗歌时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作为新诗运动的先驱,徐志摩深受新格律诗的影响,在翻译汤姆斯・哈代诗歌的过程中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徐志摩不仅将源语文本的格律形式翻译进目的语文本,而且将自由诗体,不规则的诗行缩进等英语诗歌韵律形式运用于译诗。这些诗歌形式有别于传统的中国诗歌形式,使目的语读者感受到了译入语文本的异域性和新奇性,激活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感知过程。为了达到诗歌翻译的文学艺术性和新奇性,徐志摩在译诗时并未依从当时中国诗歌的用词规范,即使用正式的文学用语,而是在译诗过程中大量使用白话诗体和口语词汇,以此来打破目的语读者对诗歌用词的期待规范,使目的语读者感受到译文的新颖性和陌生感。徐志摩还根据个人喜好和追求,在翻译中对源语文本的词语进行操控,增加或者删减原诗词语。徐志摩在翻译中注重诗歌的外形的美观,讲究诗歌韵律的音乐性和抑扬顿挫性,这些特征都增加了译诗的多样性和新鲜感。
勒弗维尔强调,考虑到译文的潜在读者群,译文的文本必须要符合所处时代的语境系统。这就是指出,译文的文本选择必须符合、尊重译入语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规范与原则,使原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能很好地融合、交流,使外来文学和译入语文化中的民族文学一起,或巩固现存的意识形态和诗学,或破坏现存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不管翻译活动以何种方式在何时何地发生,它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在主题选取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的文本选择规范是翻译西方警示作品和现实主义作品,以号召全体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唤醒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外敌的斗志。然而,徐志摩却违背这一期待规范,将哈代阴郁消极的诗歌作品作为源语文本,翻译其感伤的抒情诗歌。在翻译哈代的《她的名字》时,徐把哈代原诗中强烈的抒情情怀,原诗前半部分的乐观情绪,后半部分的阴郁悲观情绪翻译得恰到好处。徐志摩对译诗主题的选择几乎都与自己诗歌创作中的主题风格和审美情趣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译诗并不遵从社会的期待视野,而大都反映了自己当时短暂的情感和独特的艺术偏好。徐志摩译诗中的这些陌生化特征,均延长了目的语受众的关注时间,增加了审美难度,从而激活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兴趣,产生了新奇的阅读感受和陌生化翻译效果。
五、结语
本文分析了徐志摩翻译的哈代诗歌的艺术特征,对徐志摩的诗歌翻译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认为徐志摩作为诗人译者,其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密不可分;哈代的艺术创作特点深深影响了徐志摩的诗歌创作与翻译;汤姆斯・哈代,作为徐志摩最为欣赏的外国作家之一,抛开其诗作谈徐志摩的诗歌翻译,就不可能对徐在诗歌翻译上作出的努力和成绩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我认为,徐志摩的诗歌翻译重在追求文本的异域性、新奇性和陌生化的效果。徐志摩在诗歌翻译上的积极探索,对新格律诗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用白话诗体写作和翻译的推广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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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诗歌范文4
[关键词]高中语文；现代诗歌；教学现状；思考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7）07002301
众所周知，诗歌能陶冶情操、纯净心灵，提高文学修养。因此，在人教版的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第一单元，就专门安排了中国现当代诗歌、外国诗歌的学习，可见编者的用心良苦。但是，在现实的教学过程中却很少有教师愿意花大功夫去引导学生领略现代诗歌的美，也很少有学生真正对现代诗歌感兴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现代诗歌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现状
1.现代诗歌地位不高
中国的现代诗歌诞生于前夕，它受到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并融合了古典诗歌的艺术及民族风格，具有独特的文学魅力。但是中国现代诗歌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以及诗人的数量上都远远不及拥有几千年文化历史的古典诗歌。
造成现代诗歌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地位不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考语文试卷并未将现代诗歌作为重点考核的部分。比如在考查诗歌鉴赏时经常会把古典诗词的赏析作为重点考核对象，高考作文也明确注明除诗歌外体裁不限等等。在现在这样一个以高考为指挥棒的急功近利的社会，教师、学生、家长都不会花大力气去学习、关注与高考无关的内容，现代诗歌的地位也就被慢慢地边缘化了。
2.教师的诗歌素养不高
语文教师的诗歌素养直接影响着诗歌的教学质量。长期以来，现代诗歌在中国文学中属于小众文学，一般的人都喜欢听故事而不喜欢读诗，喜欢看小说而不喜欢看诗集，甚至许多语文教师对于现代诗歌的体验、对于现代诗歌的知识储备非常少，再加上教师工作的繁忙及个人兴趣爱好等原因，平时接触现代诗歌的机会少之又少，诗歌素养不高。这就直接导致了教师在现代诗歌的教学过程中为了完成教学计划，只会枯燥地照本宣科，就诗论诗，不能很好地引导学生领略现代诗歌的美。有的教师甚至是“一笔代过”，草草教完，大大抹杀了学生对于诗歌的学习兴趣。
二、现代诗歌教学的思考
如何能够提高现代诗歌的教学质量，让学生从诗歌中获取更多的文学养料，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呢？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做起。
1.教师要有深厚的现代诗歌素养
高中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设计者、引领者，要想让学生在诗歌课堂教学中学得有滋有味、兴趣盎然，教师本身必须具有深厚的诗歌素养，要成为一个有诗意的人，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在教学过程中，对诗歌有独到的艺术见解，有较高的艺术修为。
2.激发学生学习诗歌的兴趣
托尔斯泰说过：“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兴趣。”要想提高现代诗歌的课堂教学质量，必须唤起学生对诗歌的兴趣。教师可以选择性地向学生推荐一些优秀的适合他们阅读的经典现代诗歌，提高学生的阅读量，培养学生阅读诗歌的习惯。并且不定期地进行诗歌朗诵比赛，鼓励学生自己创作诗歌，举行新诗创作大赛，让学生有展示自己才华的平台。教师还可以把学生的优秀诗作推荐给出版社进行刊登，让学生在这些实践活动中提高学习现代诗歌的热情。
3.引导学生领略现代诗歌的艺术之美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优美的诗歌更是如此。徐志摩先生的《再别康桥》，整首诗歌音律和谐，朗朗上口，极富音乐美；句式灵活自由、长短相间、错落有致，具有建筑美；夕阳下的柳树，随波起伏的青荇等美妙的意境可以让读者陶醉其中，极具绘画美。这正是闻一多先生“三美原则”的完美体现。生活中不缺乏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教师要引导学生去感觉、去体会诗歌中的美，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培养学生对诗歌的兴趣。
4.不能孤立地进行现代诗歌教学
中国的现代诗歌受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并融合了古典诗歌的艺术及民族风格。在教学过程中，如果能结合古典诗歌、外国诗歌的鉴赏，对于现代诗歌的教学将会起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效果。
国外诗歌范文5
在美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有两起诗歌运动导致美国现代诗人对作为边缘文化的中国文化的关注。一起是发生于20世纪初的意象主义运动（imagism），另一起则是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旧金山文艺复兴（SanFranciscorenaissance）。这两起诗歌运动的共同特点是两者都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又积极参与欧洲的重建工作，其全球化发展的势头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人完成了大同世界理念的构建，造就了美国学者的宽阔视野和开放胸怀，形成了他们对世界各国文化产生好奇并欲汲取的积极心态。战后一些美国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或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纷纷移居欧洲。他们去欧洲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逃避地方至上主义和清教徒主义”(RichardGray1990：51)。在汲取欧洲文化营养的同时一些人把目光投向远东，投向古老的中国文化和古典诗歌。此时的意象派领军人物艾滋拉•庞德不仅研究和采用日本的短歌和俳句创作意象派诗歌，而且还翻译出版著名的汉诗英译集《古中国》（Cathay，1915）。《古中国》的出版和此后引起的强烈反响不仅反映出庞德本人对中国古诗中生动意象和哲学思想的认同和接受，也反映出一些美国现代诗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喜爱和追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后期，美国青年中出现了一场民间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称为“逆向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当时美国政治上的霸权、经济上的强势、外交上的以及随后出现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导致美国青年不满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过分追求，不甘被商业广告所左右，讨厌只顾金钱而缺乏高尚精神的无目的的现代生活，怀疑西方文明，甚至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这些美国青年在继续高举惠特曼民主大旗的同时，开始寻求西方文化以外的人类文明。依照大卫•帕金斯（DavidParkins）的说法，“逆向文化运动的成员在寻求智慧时，很容易转向西方文化以外的源泉，还有转向西方文化以内的次要传统”（Parkins1987:545）。因此，处于边缘的东方文明便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之一。这样，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化，就成为他们认同和接受的东方文化之一。
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中国隋唐的一位诗僧寒山子的诗在美国青年人中广为流传。美国现代诗人加利•史奈德（GarySnyder）中国整理翻译寒山子的24首诗并于1956年发表在《长青评论》上，至此拉开了这一时期美国青年追崇中国古典诗歌的序幕。而杰克•克鲁亚克（JackKerouac）自传体小说《得道的流浪汉》（TheDharmaBums）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书中讲述克鲁亚克如何通过朋友史奈德了解寒山子，读到他的诗，为寒山的超然世外，淡然尘欲，宁静自在的心境打动，最后归隐山林的故事。此书在美国年轻人中引起广泛轰动，纷纷效仿。为什么一位中国隐士的诗会在美国青年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其一，寒山子天人合一，归隐大自然的生活方式恰好迎合了当时美国青年的心态和向往的生活。其二，寒山子的那种淡出世俗、超然世外、索然无求、自在宁静的心态也正是他们要追求的最高境界。
2认同与接受：中国文化的移入
在文化移入过程中，主流文化的选择性和移入文化的适应性十分重要。早在20世纪初，一些美国诗人就开始接触和喜爱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埃兹拉•庞德在1915年出版《古中国》诗集，收录他翻译的李白的《长干行》，此诗一直被英美学界视为创意英译之经典。1918年亚瑟•韦理（ArthurWaley）翻译出版《中国诗一百七十首》（170ChinesePoems,1918），使中国的古典诗歌在美国得到进一步传播。1922年一年内中国古典诗歌在美国的译者就有19位之多，同时在《诗刊》（Poetry）杂志上出现评论中国古典诗歌的文章。这是美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次大量吸收欧美以外的边缘文化。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古典诗歌迎合或者影响了意象派诗人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和理念，中国诗学引发和影响意象主义诗学观点。美国现代诗人的选择性和中国古典诗歌适应性在此交汇。到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诗歌出现第二次大量吸收中国文化的高潮，这就是历史上的“垮掉的一代”或“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这一时期出现大量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比较有影响的有肯尼斯•雷克思罗斯(KennethRexroth)翻译的杜甫诗《中国诗百首》（100PoemsfromtheChinese,1956）和加利•史奈德1958年翻译出版的《寒山诗》(ColdMountainPoems,1958)。雷克思罗斯这样评述中国文化的移入，“继波德莱尔之后，对西方诗歌影响最大的可能来自外面，来自中国与日本诗歌的译文”。
在文化移入的过程中，文本译介起到先行作用。通过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美国人开始了解和认识中国诗歌的表达内容和创作艺术，一些美国诗人也开始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接纳和采用一些中国哲学思想和诗歌艺术。
2.1中国哲学思想的移入
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都在现代美国诗歌中留下移入痕迹，道家思想影响最大。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并把道家思想引入诗中的美国现代诗人主要以雷克思罗斯、史奈德和罗伯特•勃莱（RobertBly）为代表。雷克思罗斯1967年出版的长诗《心苑•苑心》（TheHeart’sGardenTheGarden’sHeart）几乎把《道德经》的第六章的整个内容融入到诗的第一段。史奈德的诗歌也有许多道家思想痕迹，如《无》（“without”,TurtleIsland6）,《高品质资料》(“HighQualityInformation”,LeftoutintheRain130),《道非道》(“TheWayIsnottheWay”,RegardingtheWaves51)和《为了无》(“ForNothing”,TurtleIsland34)等。勃莱十分推崇道家的“无为”思想，有两首诗可以证明：《一首无为的诗》(ADoingNothingPoem)和《另一首无为的诗》（AnotherDoingNothingPoem）。中国古典诗歌富含中国传统思想品格、文化精髓和道德观念，其艺术成就极高。中国古典诗歌这种独特的魅力深刻影响美国现代诗学和创作取向。雷克斯•罗斯在他的自传中坦诚地说，“杜甫对我影响之大，无人能比”，“我30年来一直沉浸在他的诗中，它使我成为一个更高尚的人、一个道德的代言人”（Rexroth1964:319）。
2.2诗歌表达方式的移入
美国现代诗人感兴趣和推崇备至的是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表达方式。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是山水诗）十分注重主体和客体的交融。中国山水诗的表述重点不在主体（叙述者）本身，而在主体融入客体（自然）的经验。而主体在英文山水诗中往往居主导地位，诗人的主体思维、想象力仍是诗的重点。如孟浩然的山水诗《宿建德江》：诗中没有传统英诗那种直接抒情和铺陈式描写，而是通过明月、蓝天、霜雾、松树、鹿和野兔的足迹等意象编织一幅优美画面，把诗人主体心境（对大自然美好景色的赞美）融入客体。然而，最后一行突然由大自然转向主体感悟，道出主体对人类有限认识能力的遗憾。
中国古典山水自然诗中“无我之境”的物我观和以此形成的审美标准深受美国诗人推崇。无论在中国诗歌英译方面还是在英文诗歌创作方面，美国现代诗人竭力效仿中国古典诗歌的这种表述方法。雷克思罗斯在翻译杜甫的《玉华宫》、《宿府》和《夜在左氏庄》时就曾竭力保留和处理好原诗的这种表述方式。
此外，中国古典诗歌中十分常见的精巧工整的“对仗”表述形式在传统英语诗歌中极为少见，但在现代美国诗歌中却可读到效法中国古诗的对仗诗句，如雷克斯罗斯的诗句：运用数字“千”或“万”传达“无限”，是中国古典诗歌经常采用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如“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等，不胜枚举。在现代美国诗歌中可以见到这种模仿中国古代诗歌的表达方式。
2.3人物模式的移入
中国古典诗歌有一种比较典型的人物模式，即山隐士人物模式，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寒山子等。这些诗人或把自己的形象和生活模式入诗，或把自己向往的人物和生活方式在诗中加以塑造和推崇。这些人物的显著特点是不求荣华富贵，不屑大权高位，崇敬自然，向往天人合一，追求宁静，寻觅大智大慧。他们有的放弃高官厚禄，自我放逐于偏远，有的满足田园乡居，自我纵情于自然。这类中国隐士传统诗歌受到一些美国现代诗人的推崇和效仿。如史奈德的《仿陶潜》（“AfterT’aoCh’ien”,LeftOutintheRain195），《八月中旬于苏窦山守卫站》一些诗人不仅把中国的隐士传统诗歌方式运用到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去，而且还付诸实践，模仿中国诗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目的在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那种宁静超脱的境界、那种脱离世俗的彻悟。
3中心与边缘：文化移入过程中的移位
中国文化移入美国诗歌的过程很复杂，需要经过中西方文化的对话、选择、吸纳，形成不完全属于双方各自的新生文化。
在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中，中国文化的移入首先在译者自身文化域场中经过对话后才得以认同。中国经典古诗散发着对大自然美的倾慕，对天人合一和谐境界的寻觅，对权力与荣华的轻视以及对质朴与闲适生活的推崇。美国诗哲爱默生和梭罗崇尚自然，唾弃物欲，心灵净化和自我完善的思想已经被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知识分子和学者接受和推崇，已形成伟大的文化传统。当美国现代诗人有幸赏读中国古典诗歌，在他们的心灵世界里便产生中西方文化对话。共鸣之余开始捕捉中国文化精华，推介中国文化模式，吸收中国文化精萃。
在研究中国文化移入美国现代诗歌现象的同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在文化移入过程中出现的移位或错位现象。移位是指在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过程中源语言中的文化在进入目的语时出现偏差或错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移位现象不可避免，因为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大，要想在两种语言文化中找到对应的位置确实不容易。如庞德翻译李白的诗：
国外诗歌范文6
又是一年过去，2016年已成为历史皱褶中的一页。打量2016年的中国诗歌，很容易给人亢奋的感觉，有太多的现象表明2016年是诗歌的丰硕之年，新一轮的诗歌热正在升温之中，似乎比我们的预期还要来得更猛烈一些。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不管是诗歌的写作还是诗歌的传播与接受，都呈现出与往年的某种鲜明差异，尽管不能说诗歌的边缘化已经完全摆脱原来的板结状态，但很多迹象表明，诗歌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消费，似乎已经初露苗头。这种文化现象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大众的某种文化饥渴在新世纪以来的互联网语境下逐步酝酿起来的。大众文化面对诗歌文化的审美异质性，有限度、有选择地接纳其中的高雅部分，用以填补社会公众向往内心安稳的精神欲求。高雅文化是沉潜在人类心理结构中的对美的纯净的膜拜，包含着理性与健全的心智，具有怡情悦性和警醒生命的意义，而通俗文化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本能地依附于商业社会的直接欲求，“高雅文化要求其欣赏者想象的参与，要求一种在感受力光谱上深刻而机敏的反应。通俗文化则是无要求的，它只需要其欣赏者最低限度的注意，以一种通常只限于喜欢或不喜欢的表面肤浅反映为满足。”①在物质层面的需求得到满足，经过长久的精神迷失之后，社会公众向高雅文化的回归，也是一种不可遏制的趋势。诗歌的小众化向社会公众的扩容，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文化身份的象征意味，诗歌作为一种文化资本的吸引力，在物质之外仍然有其不可替代性。当然，新一轮的诗歌升温有着异常复杂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但在社会公众的心理层面上，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诗歌升温所带来的相关文化景象是相当芜杂的，“面对大机器、大数据、新科技和新媒体情势下诗歌的新变、国际化进程的加快、集束式的诗歌生产、电子化的传播以及不断发生的热议事件”②，诗歌写作者、普通阅读者和专业评论者都很难做到有效的甄别、判断和梳理，甚至可能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并不奇怪，随着诗歌的不断升温，诗歌的多元化格局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和整合，诗歌写作的分化反而在愈益加剧。这种分化如此深刻，以至于不同的诗人群体和读者群体对诗歌标准的理解也呈现出极大的差异，反而使诗歌的标准显得更加含混。有人对此感到乐观，觉得这是诗歌写作的正常生态，芜杂正是创造力的一个表现；有人感到忧虑，觉得诗歌的主流特征不明显，不能形成有效的创造性合力；也有人认为，诗歌写作本来就应该处于放任的状态，放任恰恰是创造力的释放，不要强求一律，诗歌的标准是在写作与接受的合力中自然形成的。诗歌升温的这种混沌状态表明，诗歌写作的创造力在分化和杂中释放，诗歌传播的滞障局面在加速瓦解，社会公众与诗歌之间的冷漠关系有所改观，读者的阅读热情在提升。从总体上看，诗歌已经摆脱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萧条状态，当前诗歌的升温具有正面的文化价值。
从当前诗歌升温的大环境来看，湖南诗歌的整体状况也是与时俱进的，呈现出良好的生态秩序。2016年湖南诗歌的发展势头非常强劲，取得的成绩引人注目。从与往年的延续性来看，大型诗歌活动此起彼伏，大型刊物发表作品遍地开花，诗歌新人异军突起，诗集出版硕果累累，应该说，2016年湖南诗歌显得热闹而丰实，闹出的响动即使放在全国，也颇有一些声势。近年来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诗歌活动举行，各地都在谋划诗歌在当地文化建设中的文化角色和服务定位。尽管这种谋划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试图利用诗歌特殊的文化价值服务当地的经济建设，但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社会公众更加直接地感受到诗歌的文化魅力。这种活动多数讲究排场，看起来很热闹、很高端，但由于举办方文化视野的限制，对诗歌文化的理解往往局限于“诗歌经济学”的直接性上，给诗歌本身带来的影响也包含着虚热的成分和对诗歌的扭曲性利用。显然，这种情况在湖南也不能避免，省内一些市州举办的各种诗歌活动中也存在着重形式而忽视实质性内涵的倾向。
不过，2016年湖南的诗歌活动也有值得记下的几笔，根据相关资料，大致罗列如下：湖南省诗歌学会第一届二次理事会5月22日在长沙蓉园宾馆举行，有130余名理事与会员代表参加会议，会上决定设立湖南年度诗歌奖、湖南年度诗人奖、湖南年度青年诗人奖；审批通过新会员200余人，学会总会员达到500余人；举行《诗歌世界》暨《2015湖南诗歌年选》首发式，省诗歌学会将着力打造这一刊一书，使之成为湖南的一张文化名片。这些诗歌计划从后来的实施效果来看，对激活湖南诗歌的创造活力还是具有一定的作用。湖南目前只有一份《散文诗》杂志，还是缺少有影响力的专业诗刊，一刊一书可以为湖南诗人提供发表的园地。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凡是有专业诗刊的省份，往往能在国内诗坛占据高地。5月27日，由诗刊社、株洲市政府、湖南省诗歌学会共同主办，株洲市文联承办的诗刊社第七届“青春回眸・株洲诗会”在株洲市举行，50余位国内著名诗人和湖南省内诗人参加。7月22日，《十月》杂志与常德市柳叶湖管理区主办、常德市诗歌协会协办的“走进柳叶湖・第六届‘十月诗会’”在常德市举行，来自全国与常德的50多位诗人参加。10月14日，《人民文学》第五届“新浪潮”诗会在长沙市望城区举行，由人民文学杂志社、湖南省诗歌学会、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省内外诗人数十人参加活动。10月15日，第二届“岳阳楼国际诗会暨诗歌晚会”在岳阳楼景区内举行，国内外近百名诗人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吉狄马加、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欧阳斌出席诗会。此次诗会由岳阳市旅游外事侨务办公室、岳阳楼景区管委会承办，湖南省诗歌学会、岳阳市作家协会、岳阳市诗歌学会协办，《十月》杂志社参与主办。11月14日至22日，“鲁迅文学院湖南诗歌创作培训班”在文学院举行，由省诗歌学会牵头组织，鲁迅文学院、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办，湖南省诗歌学会、文学院、长沙市文联承办。参加培训班的有来自全省和湘籍外省诗人55名，旁听者10余名。近十位著名诗人、诗评家、诗歌刊物主编讲座。12月18日，张家界市诗歌学会成立，首批会员一百余人。这是继常德、岳阳之后，省内第三家市级诗歌学会。2016年湖南省诗歌学会全年共举办诗歌沙龙23场，有诗歌朗诵、诗歌品评、诗歌座谈、新书、著名诗人见面、专题讲座、佳作欣赏、观影诗会等多种形式，据称吸引近三千人次参加。此外，衡阳、岳阳、常德、张家界、怀化、湘潭、湘西等市州以及邵东、安化、耒阳、宁乡、衡南等县市也有经常性的诗歌沙龙举行。这种罗列本身可能并无意义，但作为一种诗歌生态观察，还是可以窥见2016年湖南诗歌的某些侧面。说到底，这些诗歌活动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诗歌写作上来，诗人要以靠得住的文本说话。这是一个硬道理，也是对湖南诗人的真正考验。
二
在湖南诗坛的整体格局中，尽管实力诗人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各市州实力诗人的人数有较大的差异，但在全省范围内，这些实力诗人具有辐射性的影响力，不仅带动其所在市州的诗歌写作，起到某种引导作用，而且在全省的实力诗人之间可以形成良好的互动，进而对湖南诗坛形成健康的写作生态起到推动的作用。应该说，近年来湖南诗歌整体创造力的逐步提升，是和这些实力诗人的带动分不开的。这些实力诗人一般有长期写作的经历，有持续写作的动力和耐力，也在省内外有一定的知名度，他们的写作可以代表一个时期内湖南诗坛的创作水准。尽管也有一些实力诗人并不刻意追求发表，有的甚至拒绝发表，只在极小的范围内交流，但就总体情形而言，实力诗人的作品发表量往往较大，在名刊大报上屡屡露面。多媒体时代的发表状况是很难统计的，而且这种统计并无实质性意义，发表的数量和报刊级别的高低，与诗歌本身的质量并无直接的联系。对诗人的创造力而言，发表的数量只是一个虚妄的指标，真正具有创造力的诗人，他们的写作倾向于诗歌技艺上的丰富性建构和富有深度的思想探索，而不是表现为外部的热闹和风光。另一方面，实力诗人的作品发表也能够大致呈现出一个区域的诗歌活跃状况，对于观察一个区域的诗歌生态也是一个有效的指标。
观察2016年度湖南诗人的发表状况，《诗刊》《星星》《诗歌月刊》《诗潮》《诗林》《诗选刊》《中国诗歌》《绿风》《散文诗》《扬子江诗刊》等专业诗刊和《人民文学》《十月》等大刊可能是一个相对便捷的窗口。湖南诗人的作品在这些刊物上遍地开花，是2016年湖南诗歌的一个可喜景观。湖南省诗歌学会按月公布省内诗人的发表情况，基本上也集中在上述刊物。在这些刊物中，《诗刊》是属于中国作协系统的刊物，格外受到重视，很多诗人都把在《诗刊》发表作品视为一种荣誉。2016年湖南诗人在《诗刊》有不少有分量的作品发表，发表情况大致如下：康雪组诗《晚来天欲雪》和随笔《万物皆我轮回》，李速组诗《南方，或命运》，贺予飞组诗《等风来》，叶菊如组诗《紧张》，杨晓澜组诗《怀念秋天》，宋志刚组诗《风吹岸》，李杰波组诗《春天是另一番景象》，罗鹿鸣组诗《雅鲁藏布江孤柳》，马迟迟组诗《一个突然寂静的雨天》，胡游组诗《枇杷树》，张战组诗《星星们》，梁尔源代表作《落地》和新作《籍贯》，刘起伦代表作《月亮正照着沉默的诗人》和新作《独步旷野》，杨亚杰代表作《赶路人》和新作《c亮一盏荷花灯》，雷晓宇组诗《风雪记》，严彬组诗《青春时代》等。此外，欧阳白、远人、韦白、雄黄、空格键、柴棚、草树、伍培阳、黄明祥、唐常春、周碧华、刘朝阳、莫莫、黄劲松、彭万里、彭郁青、聂沛、文珍、刘怀、路云、李春龙 、青蓖、谈雅丽、聂泓、宁朝华、鲁橹、息为、刘年、师飞、张翔武、李不嫁、玉珍、蓝紫、康雪、这样、谢晓婷等诗人2016年也在《诗刊》发表过作品。在这些诗人中，既有湖南诗坛老将，也有刚刚进入诗坛的新人。登上《人民文学》，往往被认为是对一位诗人创作实力的认可。严彬组诗《老人与狗》、康雪组诗《小朵与植物园》、师飞组诗《我沉默，但我爱》发表在《人民文学》2016年度的“新浪潮”栏目。“新浪潮”栏目发表四十岁以下青年作家的作品，是《人民文学》培养青年作家和富有特色的一个栏目。在一个年度内，湖南有三位青年诗人的作品在这一栏目发表，大致可以反映出湖南青年诗人的创作活跃程度。此外，梁尔源《将军的收藏》（10首）、海燕《望城之夜》、向未《我不幽默》、湘小妃《刀钺志》也发表在2016年的《人民文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