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家范文1
当然总的来说，整个古代文学史上白族作家文学的成就赶不上民间文学。白族作家文学的繁荣是在建国以后。建国后由于国家的少数民族倾斜政策，很多少数民族作家成长起来，作家创作有很大改观，白族的作家创作也一度比较突出。从建国至今，白族作家及其创作呈四个阶段的发展。四个阶段，其实是按作家的年龄及其相应的创作特色划分出来的，因而也可以说是四代作家的发展与成长。
第一代作家，是新中国的第一代白族作家，徐嘉瑞、马曜、马子华、张子斋、欧小牧、罗铁鹰、杨明等人为代表，他们都是跨时代的，人生是跨时代，创作也是跨时代。他们的作品既反映新生活，更带着传统文学的特点，是白族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衔接。这一代老作家基本上生于辛亥革命前后，在成长时期深受五四时期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后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最后又在新社会生活了半辈子，于是他们虽生在这偏僻的云南大理，但其社会与人生视觉与现代时期的中国时代主流接上了轨，早期民主思想在创作中有明显表现，创作主题与主流作家如鲁迅、茅盾等的创作显出一致：揭示压迫与黑暗，表现愚昧挣扎与觉醒；后期在创作中用了沉淀后的眼光记录他们对于新时代新生活的观察与体验。
也有与上海、北京等创作中心圈不同的地方。一是这些老作家大多直接参与过民主革命或民族解放战争，建国后又担任过各种层次的行政领导职务，他们的作品中革命情结与政治情绪渗透得很深。建国前的作品中阶级对立、政治对立的表现比较突出，建国后的作品则以丰富的政治激情歌咏新社会。比如罗铁鹰《原形毕露》中的一系列政治讽刺诗像《效忠党国必升官》、《向庞将军致敬》、《不准批评》等，又如徐嘉瑞的新诗创作《幸福的日子》、《我是一只喜鹊》等等。自然，主流作家也有这样的表现，比如茅盾、老舍什么的，但主流作家群毕竟人数众多风格复杂，并非完全如此，而在这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就显得比较特殊和突出。他们身为少数民族，用的是汉语写作，解放后在边疆位居要职，因而他们的创作观念便极易影响后辈。
另外一个不同自然是他们的创作中浸润着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此处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不仅指大理的地方特色和白族的民族特色，而指云南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他们用了时代主流的创作思想和观念来观照家乡本土的人生，因而作品中讲的是汉话，行的是异样的边地子民，其中也常常穿行着一个有一定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似的叙述者。马子华的《滇南散记》和《雨林游踪》中的一系列作品即是这样。
第一代老作家中，罗铁鹰的视角更为宽广，他因被追杀而各处游走，又被共产党转移至解放区，足迹更为广阔，因而书写对象更为开阔，反而地方特色或民族特色不明显，他笔下写家乡的作品多为解放后回乡重游之作。
马曜和徐嘉瑞是两位学者型作家，他们更以学术见长，一生著述颇丰，研究范围不仅限于大理、云南的民族文化历史，对我国其它部分的历史文化也很有研讨，文学创作其实是他们在学术之余的尝试和实践，他们的创作主要是古诗词。徐嘉瑞还对云南地方戏曲有过深入研究，比如他的《云南农村戏曲史》是研究云南农村戏曲的难得资料；他还勇于实践，对各种戏曲形式都作了尝试，改编了歌剧《望夫云》，以及创作了京剧《火烧龙池楼》，歌剧《蛇骨塔》、花灯剧《姑嫂拖枪》、《驼子拜年》等等。
第二代作家，以张文勋、晓雪、那家伦、张长、杨苏等为代表，他们大约在50年代前后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有明显的新时期色彩，可以看作是白族当代作家文学在时代稳定后的起步。在文学观念上，他们明显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前苏联文艺理论家的影响，对人生与社会进行了革命现实主义的过滤，按部就班地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把新生中国带来的新鲜活泼注入人物身上，涂抹在四面八方的景致上，新旧对比，思路明确，是非分明，表现出的是新生中国时期的时代价值观。杨苏的《没有织完的筒裙》、《在海滨饭店》，那家伦《篝火边的歌声》以及晓雪的一系列诗歌等等都无一不是如此。
这一批作家的创作，除歌咏新社会新风尚新人物，批判旧习气旧观念旧人物之外，同样也延续第一代老作家的一个创作特色，即是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其中又以张长的创作比较突出。
张文勋也是位学者型作家，他在解放前有过一些小说散文的创作，建国后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古诗词，唱写家乡山水风物之作。
第三代白族作家如张乃光、景宜、彭怀仁、杨圭臬、张焰铎、凝溪、杨保中、赵敏等，他们大约在70、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起初的创作基本上沿袭着第二代作家的文路前行；九十年代以后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创作视野开阔一些，主要以散文创作为主，有魄力的小说作品或者诗歌作品比较少。其中凝溪是白族中涌现出来的难能可贵的著名寓言作家，杨保中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他们的创作对白族作家文学创作的题材和体裁开拓出了别样的生机。总的来说这一代作家的创作与前两代白族作家的不同在于试图于作品中重新思考和构建新的民族特色，重新找寻民族文化的根，重新确认自我的民族身份。
第四代白族作家正在努力耕耘着，屡屡见于媒体的比如七十年代生人杨义龙，八十年代生人李达伟等，都是勤奋创作的典范。杨义龙与李达伟，以及其余的这一代作家，他们的写作离开民族身份有点远了，要说有，那更多的却是地方性身份与色彩，这当然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目前面对的民族已经融合与改变太多，真正白族的东西似乎早就停滞在上一代作家的摸索中，——事实上，上一代作家也仍然在继续摸索着。这一代作家纠缠于传统文化的难以割舍和现代文明的巨大冲击之中，要说民族身份，要说民族文化的根，他们又摸索着，酷爱着，心痛着，而茫然着。当然，他们的创作无疑又显露出欣欣的希望来，这个，从他们的勤奋笔耕，从他们自信而投入的叙事状态，磅礴而深沉的分析性话语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条白族作家创作的发展道路，是一条比较平稳的发展道路，显示出白族并不是一个在文学上有超凡才华的民族，但可以看出白族是一个有毅力有耐心和恒心的民族，以这样的民族性格，以这样一条平稳进步的发展道路，一个历史文化丰富而悠久的民族，时至今日，新新的白族作家创作应该取得更大影响，应该出现了大批的继承者和有影响的人物，然而新生代的白族作家创作，至今未能蔚然，甚至找不出个别来，八O 年代或九O年代的白族青年的文化认同甚至身份认同都出现断代或模糊，因而当下白族作家文学的发展局面其实不容乐观。
研究当代白族作家创作的发展，考查当下白族作家创作沉寂的原因，目的是促进当下白族作家的创作，对弘扬发展民族文化是一件好事。研究当代白族作家文学的创作有很多的角度，我们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进行。
宏观方面，首先可以把白族的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进行比较。民间文学历来是白族文学的重头，尤其是在建国以前，无论从文学主题、题材、反映民族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还是表现形式的丰富多样看，民间文学都有着极为广阔的受众，整个古代文学史中，白族民间文学的质和量都堪称绚烂。相对而言，古代的白族作家文学显得晦暗，今日的白族作家文学显得茫然。与繁华时代的民间文学分析比较，借鉴民间文学的有机养料，结合新时代文学的特点，能给当代作家文学的创作提供一些可操作性启示。
当代文学家范文2
辛西娅·沃伊特（cynthia voigt，1942-）是美国当代卓有成就的儿童文学作家，创作了很多青少年作品，因其作品中成熟的人物形象、有趣生动的剧情和真实可信的氛围而著名。她在作品中探讨了很多严肃的论文联盟话题，比如遗弃儿童、言语虐待、种族主义等。评论家们大都称赞沃伊特流畅的写作风格，引人关注的主题和生动详细的细节描写；也认为沃伊特的作品主题对青少年非常有意义，特别强调其塑造成年人和子女相互理解共同成长的亲子关系的能力。
沃伊特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但是她的童年却是在南方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小镇子度过的。沃伊特很早就对阅读产生兴趣。但是在成长过程中，还没有多少青少年读物。因此沃伊特从四年级开始就广泛阅读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加缪等经典作品。当沃伊特高中毕业时，她就开始尝试写作。大学毕业后，沃伊特搬到纽约市，在一所广告公司工作。1964年沃伊特与第一任丈夫结婚并一起搬到新墨西哥的圣达非生活。在这段时间里，沃伊特在图书馆里大量阅读，并萌生了为与自己的学生年纪相仿的青少年写书的念头。1974年，沃伊特与沃尔特·沃伊特结婚。婚后，沃伊特开始坚持每天写作一个小时；在怀孕后，沃伊特转成兼职工作，投入更多的时间到写作中去。
沃伊特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回家》（homecoming,1981）讲述了在二十世纪80年代早期四个年龄在6岁和13岁之间的兄弟姐妹的故事。他们的母亲精神不健全，在一个夏日午后去 马里兰州布里奇波特的路上，把汽车停放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购物中心外，把四个孩子都丢弃在车里。四个孩子意识到母亲不会回来了，便一起向布里奇波特徒步前行，希望能在从未见过面的祖母家里见到母亲。十三岁的大姐狄西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最终一起到达了祖母家中。孩子们发现他们的旅程同时也是一次精神之旅，他们在路上经历了很多事情，遇到了很多人。他们逐渐更多地认识了自我和什么对自己是重要的，以及应对失去母亲和理解自己的母亲作为一个四个孩子的未婚妈妈所承受的贫穷和孤独。
归属感和家庭是贯穿整部作品的主题之一。孩子们要寻找家，一个他们可以找到归属的物理地点。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自己心中寻找归属感，并意识到：只有作为一个家庭团结在一起，他们才能更强大。虽然他们有不同的性格、优势和弱点，但是他们是一个整体。孩子们也挣扎着想知道自己在社会和这个世界中归属于哪里。他们同时懂得家庭是脆弱的，不过不加以保护就很容易破裂。小说讨论了死亡、分离、和贫穷，但是也涉及到责任、友谊、智慧、幸福和生存等主题。“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作者敏锐地展现了他们所承受的心理压力”（karen m.klockner,1981, p.439）。小说的情节流畅完整，并带有一定的悬念，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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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好的评价。
《回家》这部作品是“提特曼系列”（tillerman cycle）的第一部，“提特曼系列”是关于同一个家族的系列作品。狄西是这部系列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其他作品包括《狄西之歌》（dicey''s song，1982），《孤独的蓝》（a solitary blue，1983），《奔跑者》（the runner，1985），《来了一位陌生人》（come a stranger，1986），《远方来的儿子们》（sons from afar，1987），《十七岁少年与商人》（seventeen against the dealer，1989）。其中《奔跑者》获得了1989年的青少年文学奖。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塞缪尔是一位酷爱长跑的提特曼家族成员之一， 他有一个独裁专制的父亲。情节围绕塞缪尔对黑人的歧视展开，但是最后这种歧视通过与另一位黑人跑步运动员的交往而消除。《孤独的蓝》获得了1984年的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和2003年的凤凰图书奖。
《狄西之歌》讲述了年轻的狄西对在马里兰州祖母家对自己的新生活和与家人关系的新理解。在小说中，狄西学会了如何交朋友，如何接受自己身体成熟的现实，如何给予和原谅，如何适应自己母亲的离世。这部作品因为紧凑的情节和深刻的人物塑造获得了比《回家》更好的评价，并为沃伊特在1983年赢得了久负盛名的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孤独的蓝》与《来了一位陌生人》和《黛西之歌》讲述了相似的故事，不过分别是从米那和杰夫的角度出发的。《远方来的儿子们》的主人公是狄西的两个弟弟，詹姆士和萨米。（zena sutherland,p.38.）“《孤独的蓝》这部作品的题目取自主人公杰夫在南卡罗莱纳州的沼泽地看到的大蓝鹭。蓝鹭的孤独与杰夫的孤独相互呼应”(jane langton, p34.)。在这部系列作品中，沃伊特挖掘了提特曼孩子以及其他人物的情感生活，使得这部系列作品小说成为适合各个年龄阶层的作品。
沃伊特的第二部论文联盟小说《告诉我，爱人是不是失败者》（tell me if the lovers are losers，1982）以二十世纪60年代的一所东部大学为背景，排球队的建立和发展是故事的主线。主人公是三个住在同一宿舍的大一女孩，她们后来成为排球队的队友，虽然她们家庭背景和性格特点各异，但是最后成为了好朋友，并一起取得球赛的冠军。因为运动是她们大学第一学期的生活的中心，所以小说中有很多排球运动的描述。三位主人公以及另外三位队友起初都是脾气坏、难以相处的女孩，但是她们一起经历了 “压力和自律，学会了忍让、相互尊敬、奉献和忠诚”。小说主要从安妮的第三人称视角出发，这个故事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去看待适应、合作和竞争取胜等问题。作品中“人物形象生动鲜明-不仅是主要人物也包括次要人物—都是连贯一致的，而且各具特性，人物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也发展自然流畅”。此外，因为不同背景的女孩表现出不同的价值观，作品也充满了哲学的气息。
沃伊特的另一系列作品“王国系列”（kingdom series）包括《杰卡如》（jackaroo，1985）,《命运之轮》（on fortune''s wheel，1990），《猎鹰的翅膀》（on fortune''s wheel，1993）和《埃尔斯克》（elske，1999）。虽然沃伊特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以当代或者历史为背景，具有现实主义风格。但是这个系列的作品却打破常规，小说背景是中世纪时期虚构出来的地区。虽然小说中的世界是虚构的，但是作品仍然延续了现实主义的结构，在大部分方面都极像讲述史诗的历史小说而不是一个有着刀剑和魔术师的童话王国。小说里的神话通常都有一定的历史基础。比如《新手》里的主人公是一位罗宾逊式的人物。“王国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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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作品不是通过某个人物或者家族贯穿在一起，而是通过历史和地理连结在一起。
《猎鹰的翅膀》获得了美国文学论文联盟协会的最佳青少年作品奖，这部小说讲述了奥瑞尔和朋友格里夫的历险经历。他们从一个奴隶岛逃离，经过不知名的地域，但是在成功逃回北方农场之前却被一群野蛮的捕狼人抓住。《埃尔斯克》的主人公埃尔斯克在12岁时为了避免被殉葬与死去的头领埋在一起而从家乡逃走，。她在邻国做了一名女仆，因为诚实聪明，最后成为真正的皇位继承人贝瑞尔的女仆。埃尔斯克和贝瑞尔一起流浪，以寻找夺回王国的道路。苏珊·i·罗杰斯评论称，比起“提特曼系列”，“王国系列”中每部作品更加独立，但是共同创造了一个更复杂、更有意义、更引人入胜的世界。
当代文学家范文3
[论文摘要]在文化全球化和现代性进程中，中国当代地域作家群的形成以及其所带来的当代地域文学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一方面迎接全球化和现代性进程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另一方面又把相关地域丰厚的文化作为创作源泉，坚持文学的民族化、本土性和自觉性特征，赋予文学以强劲的生命力，使文学向着多元化和丰富性方向发展。而仔细探讨当代地域作家群的形成原因，除了地缘文化和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外，区域范围内文学社团的活动与发展对地域作家群的形成也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本文以近几年文坛兴起的云南昭通作家群为例，简要探讨了文学社团对当代地域作家群的形成及贡献。
提到当代地域作家群，有论者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时一方水土也养一方文学”作为概括。这种说法，只是简单地注意到了地域作家群形成的地缘环境和地域文化因素。其实，地域作家群并不是单纯地以地理性的区域划分而形成的作家群体，也不是仅仅以作品背后反映的地缘文化因素的相似性而从形式上聚合的作家类别。地域作家群这个看似简单的文学概念，不仅包含作家、作品两大因素，而且涵盖了其背后广博深厚的社会、政治、经济、民族、历史等多种内涵。
地域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视域中，有着非凡的意义和特殊的重要性，而地域作家群的形成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风景。如以贾平凹、陈忠实为代表的商洛作家群，周大新、二月河、周同宾为代表的南阳作家群，阿成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还有西南边陲近几年兴起的以夏天敏、雷平阳为代表的昭通作家群 ，东西、鬼子为代表的桂西北作家群等等。这些以地域命名，以其背后具有特色的、深厚的地域文化作为创作源泉，并兴起在当代的区域作家群是对当今全球化语境的一个反驳，是文学向现代性不断追求时自身本土性的保持。纵观这些地域作家群的形成，是丰富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仅从文学社团的角度，来探讨一下文学社团对地域作家群的形成及贡献。
文学社团是一种民间文学团体，是作家基于相近的文学主张等而自发结成的民间自治文学组织，严格的文学社团都有一定的文学宗旨、口号和规章制度等。文学社团作为一个组织，仅仅是创作者的一个聚合体。文学社团能有效整合同一地域内孤立创作的作家资源，为作家创作和文学发展提供健康环境，促进作家成长和文学发展。文学社团最大的特点就是自治性质和文学创作的自觉性，大多数文学社团能立足于民间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确立自身的文学价值。”文学社团能把分散的文学爱好者聚集起来，强化对文学的认识，并形成一种文学创作的主导方向，能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学爱好者把文学创作内化为自己的一种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文学当成自己的一种精神信仰、生活方式和社会责任来对待。这里仅以云南昭通作家群为例，来分析一下当地文学社团的发展对此作家群的形成及贡献。
在中国当下区域文学视野内，昭通作家群和昭通文学现象是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学事实。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昭通的一批中青年创作者开始在文坛显露头角，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昭通文学创作的势头更加强劲，不仅在云南独树一帜，而且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1998年，《人民日报》首次报道了昭通文学现象，称在一个贫困地区有这么多的青年以文学的形式反映改革现实和时代变化，是一种绝不同于流行趋势的令人兴奋的新气象。昭通作家群以其对文学纯真的坚守和强烈的使命，创作出了大批优秀作品，获得国内各种文学奖项。总体说来，有这样一批代表作家：曾令云、夏天敏、宋家宏、李骞、雷平阳、胡性能、樊忠慰等人，他们的创作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评论等，其中，雷平阳、樊忠慰的诗歌和夏天敏的小说最为引人瞩目。2005年，夏天敏以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2010年，雷平阳以诗歌《云南记》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至此，昭通作家群为云南贡献了两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在昭通作家群的形成过程中，文学社团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昭通文学社团踊跃兴起。昭通最早的文学社团是“野草文学社”和“荒原文学社”，其中野草文学社成立于1982年，为昭通师专学生创办，创办社刊《野草》，1995年创办社报《守望者》；而荒原文学社则为昭通师专、昭通教育学院的一些教师及其他学校文学爱好者成立于1986年，比野草文学社稍晚。从野草文学社走向文坛的知名作家有雷平阳、孙世祥（已故）等人；荒原文学社一成立则把“为人生为社会”确立为自己的创作思想，当今云南文坛上颇有名气的评论家宋家宏、李骞，著名作家夏天敏、黄玲，诗人傅泽刚都是昔日的社员。
文学社团一般都是有办社宗旨的，成员之间会形成思想内容、艺术风格、表达方式等方面的相近性。文学社团这种略带有“集团”性质的团体，其影响能远远超过几个人的影响，这也是昭通文学迅速繁荣的原因之一。文学创作活跃和文学社团活动是分不开的，文学社团活动其实是文学创作活跃的表征。在这里说到昭通文学社团的活动，其中不可回避地要谈到昭通师专的文学社团。有论者曾说“昭通作家群雏形的形成与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期的昭通师专活跃的校园文化密不可分。”在这里，校园文化活动主要指的就是校园文学社团活动。昭通师专当时活跃的主要有“野草”、“茂林”、“拓荒”、“秋雁”、“洪湖”、“星火”、“家园”、“南星”等十余个文学社团。这些文学社团在昭通师专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这和昭通师专良好、浓厚的文学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这种氛围首先来自于教师的影响。昭通师专中文系的教师很多具有双重身份，即教师兼作家，除致力于教学、科研外，还创作发表文学作品，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他们影响学生的身影不光在课堂上，他们有的自己办文学社团，有的担任学生社团的指导教师，他们的双重身份是昭通师专独特的一种师资资源，对昭通师专乃至昭通市的文学人才的培养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传授给学生的不是生硬的文学理论创作知识或相关的学科知识，他们带给学生的是自己创作时的鲜活的个人体验，无论是文学创作技巧还是创作方式，都是经过他们“作家”身份过滤了的、对学生能起到直接示范、指导作用的创作宝典。
可以这样说，昭通师专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活跃的校园文学社团，和昭通师专师生积极地文学创作活动，对推动昭通地域文学的发展和昭通作家群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首先高校往往是新思想最易接受的地方，也是新思想向外传播的最主要阵地，昭通师专作为教师的作家在创作技巧、手法、思想、文体实验等方面的革新，往往能无形地影响到当地文坛的动态。昭通师专的学生大部分来自于昭通市各县区，所依附的文化既具有共通性又具有差异性，他们能根据自己的实际创作需要，很好的处理创作的题材。对于一个地域作家群的形成，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内化在他们的作品中和作家的气质中，是其之所以成为一个“群”而不是一个“流派”的主要标志之一。昭通作家群是昭通这个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大地域”上生长起来的作家群，他们有内在的统一性，同时又具有个体的差异性，从而使文学创作表现出丰富性和多元化，然而昭通师专的文学创作者和他们的作品风貌就具有这样一个特色，毫不夸张地说，昭通师专其实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昭通作家群。
当然，与文学社团相伴相生的社刊社报也是地域作家群形成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可以说社刊或者社报，是社员文学活动的主阵地，是他们文学成果展示的平台；同时，反过来说，文学社刊社报的周围也常常能形成一个作家队伍，聚集成为一个作家群体。它们共同影响着一个地域之内的文学创作，以一种无形地力量推动者作家群的形成。在此，还以昭通作家群为例进行分析：在昭通作家群从小规模零散的个人创作，发展到一个作家群体的形成，再到成为一种蔚为壮观的文学现象为文坛所重视，这其中和上文论述的文学社团的活动密不可分，同时和社团所创办的社刊社报更是息息相关，社团和社刊社报就像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共同内化于一个地域作家群的形成过程中。在上文中提到的“野草文学社”其社刊有《野草》，另外还有1995年创办的社报《守望者》；“荒原文学社”社报是《荒原》等等，这些社刊社报是社员发表文学作品，进行自我提高、锻炼、展示的一个有效平台。“他们办的报纸，刚起步时有的不仅是手绘手写复印发行，而且还是社员凑钱付诸印刷，渐渐发展成铅印”，“小报的发行更是费劲，他们常常背着一摞报纸，想好发行对象，走上门去送给人家”这些社刊社报不但发表他们的文学作品，同时还发表文学评论，它们的存在不仅使作者的文学作品为普通读者所了解，同时也是社团与社团之间交流的中介，他们之间通过社刊社报作为纽带联系，互相阅读彼此的文学作品，并给予批评、评论、指正等，这样可以相互促进创作能力的提高。对于普通读者，这些报刊能在那个物质相对贫乏的时代为他们带来丰富的精神食粮，从另一方面说，是对作家劳动成果的一个肯定。看到自己的思想、情感变成文字，并流通到社会上供人阅读，也能在精神上鼓舞他们不断地进取，去创作更加优秀的作品。“作者——文本——读者”是一个互动的链条，而社刊社报在这里就充当了“文本”这一角色，它连通了作家和读者，使文学创作能达成一个健康有效的循环。
最后，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文学社团的创始人或领军人物往往能成为日后地域作家群的代表或标志性人物。文学社团作为民间文人自觉的组织机构，其整体性的作用对地域作家群的形成具有整合、容纳、凝聚的作用，但是任何一个团体的力量皆离不开个体的作用，尤其是一个文学社团的领军或创办人物，其作为“领袖”的带头先行的示范作用，往往能对地域作家群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那些既具个人魅力又具有较高文学创作水准的文学社团的领军人物，他们往往能成为某一地域文学或地域作家群的代表。
总之，地域文学的发展和地域作家群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里仅从文学社团的角度，并以当今文坛崛起的昭通作家群为例，对文学社团对当代地域作家群的形成及贡献作了简单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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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范藻.中国当代地域文学的形成及意义[j].天府新论.2004，(5).
当代文学家范文4
从“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中国现代文学；从新中国成立到当今的文学称为中国当代文学。高考一般不涉及当代作家作品。
1.“两面旗帜”——鲁迅和郭沫若
鲁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三部小说集、一部散文集、一部散文诗集和多部杂文集，《祝福》选自《彷徨》，《药》、《阿Q正传》等选自《呐喊》。
郭沫若：新诗的奠基者，第一部新诗集《女神》，另有历史剧《屈原》等。
2.三大组织
“创造社”、“文学研究会”以及1930年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
3.小说家群
茅盾——《子夜》、《林家铺子》，小说有《蚀》三部曲和农村三部曲
叶圣陶——《倪焕之》
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另有散文《灯》、《随想录》等作品
老舍——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
赵树理——《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
钱钟书——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长篇小说《围城》
丁玲——荣获斯大林文学二等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周立波——荣获斯大林文学三等奖的《暴风骤雨》
沈从文——中篇乡土小说《边城》，散文《湘西散记》等。汪曾祺是其学生。
4.戏剧作家
曹禺——《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
老舍——《茶馆》、《龙须沟》
贺敬之——与丁毅执笔的歌剧《白毛女》曾获得斯大林文学奖
5.诗文作家
徐志摩——《再别康桥》
闻一多——新诗集《红烛》、《死水》等
臧克家——诗集《烙印》，代表作《有的人》
艾青——诗集《大堰河》，代表作《大堰河——我的保姆》
当代文学家范文5
关键词：先秦儒家理想人格；大学生人格培养；启示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有着丰富的人格教育思想，先秦时期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人格思想，其中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较早全面探讨了人格问题。先秦儒家的人格思想包括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人格、内圣外王的人格模式、注重内省的人格修养途径。先秦儒家把“人”推崇到很高的地位，重视人，肯定人的独立人格，对“圣人”“君子”理想人格的敬仰和追求，希望通过教育达到人人“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也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这些思想和价值观念对于培养人的高尚品行和塑造完善人格具有重要意义，对当代大学生人格的培养和塑造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国外方面，学者对儒学的研究一直有着很高的热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东方文化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对儒家思想的研究愈加热烈，随着汉语国际推广步伐的加快，对东方文化、对儒家特别是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地加深加大，学者的观点也愈加深刻。近些年来主要代表著作有美国当代杰出教育家托马斯・利科纳博士的《人格教育》、美籍华人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美籍华人杜维明的《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韩国学者金日坤的《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等。
杜维明以东亚工业文明的兴起为背景，提出了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并指出：“传统的儒家伦理教人做人，做一个完整的人，全面的、有价值的、有生活素养的、有抱负的人”。相关著作有：史密斯的《中国人的特性》，罗素的《中国人的性格》，迈克・彭《中国人的心理》，狄百瑞的《儒家的困境》，韦政通的《儒家与现代中国》，杜维明的《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等。日本的西原春夫的《儒教与儒学在21世纪的意义》，永池荣吉德《儒教思想在现代的价值》，美国的Diane B. Obenchain《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在这一系列文章中论述了儒学思想并肯定了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在当今社会的作用，使儒学的伦理道德思想理论在当今社会展现出了新的价值。美国学者安乐哲在《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家与道家》《通过孔子而思》（与郝大维合著）等书中认为，儒家的君子人格不仅仅是一种健全人格，也是一种理想人格，同时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并得出人格的培育与社群的责任感是相互联系的。
在先秦时期，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多流派都对人格问题进行了研究，涉及人性、人格类型、人格发展、理想人格的实现等诸多方面，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人格思想。在古代诸多理想人格的构想中，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思想占有主导地位。蔡元培认为：“循此时代之趋势，而集其理想之大成以为学说者，孔子也。是为儒家言，足以代表吾民族之根本理想者也”。孔子在儒家中的地位无人能及，柳诒徵认为：“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梁漱溟也认为：“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中国近代学者梁启超认为：“儒学一切学问专以‘研究人之所以为人者’为其范围，儒家舍人生哲学外无学问，舍人格主义外无人生哲学”。邓球柏认为：“孔孟的人格论没有将伦理学、哲学、心理学上的人格理论截然分开”。孔、孟的人格论既包含了道德人格理论、哲学人格理论，又包含了心理人格理论的部分内容。他认为孔、孟的人格论是以爱人为核心的仁、智、勇有机统一的完美人格理论。
在先秦儒家看来，学就是学做人。学做人意味着道德上的完善、人格的确立及精神境界的升华，所关注的焦点就是人如何完善人格的问题。先秦儒家的人格理论和实践以伦理道德为中心，重视理想人格的培养是其一以贯之的精神主旨。“内圣外王”是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模式，仁、义、礼、智是其内涵，圣人、君子、士是其追求的目标，而修身立命、学思并举、反求诸己、积善成德是其理想人格的实现途径。陈来在《郭店楚简与儒学的人性论》中指出：“从先秦到明清，儒学所以为儒学的标准、宗旨和核心，简单说来，就是‘宗本五经孔子，倡导王道政治，挺立德性人格，强调家庭伦理，注重社会道德，崇尚礼乐教化’。”郭齐勇在《孔孟儒学的人格境界论》中指出：孔子把人格境界划分三个层次，即圣人是理想上的至上境界、贤人是现实的理想境界、君子是现实的道德境界，他还指出终极至上和经世致用是孔、孟儒学人格境界论的主要特点。孙实明在《先秦儒家道德修养论》中指出先秦理想人格修养的方法和实现途径分别为：慎独，立志思诚；注重实行，学思结合；由近及远，推己及人；中庸之道；持之以恒，刻苦磨炼。
纵观上述的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大学生人格教育和人格塑造问题进行了研究，各具特色。大多数是从现论的哲学角度、伦理学角度、文化角度等出发去研究人格塑造，主要是在其儒家道德伦理思想思想体系方面做出了详细论述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同时也针对理想人格之培养提出了许多极具价值的思想。
参考文献：
[1]赖万青.先秦儒家人格教育思想对当代大学生人格塑造的启示[D].湖南师范大学，2014.
当代文学家范文6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近年来最为活跃的文学研究领域之一，所取得的成就正酝酿着新的突破，所存在的问题则需要引起充分重视。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就是这样一个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认真反思的理论命题或研究思路。这一理念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人为地把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混为一谈，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当代文学的本质特征，从而影响和限制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如叶维廉所说的研究“模子”，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就已经埋下伏笔。1953年8月，王瑶先生出版了上下两册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按照温儒敏等先生的说法，“该书第一次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7－1949)这一段文学的变迁作为完整独立的形态，进行科学的、历史的、体系化的描述，奠定了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格局。从当代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该书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该书在下册增列了一个约3万字的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的(附录)，集中介绍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到该书1952年5月完稿时的文学发展概况，包括“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文艺普及工作与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戏曲改革工作”、“理论批评与思想斗争”、“创作情况”、“文艺界整风运动”等。这就开创了一种先例，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的雏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延续，可以和应该沿用中国现代文学的理念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但由于那时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都还处于初创阶段，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冲击，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研究思路并没有得到有效推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和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研究思路的再度提出并产生更大的影响，是新时期以后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和陈思和先生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则是上述观点的集大成。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其基本观点就是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根据这样一种基本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显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所谓的内在一致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现代性以及现代汉语文学的讨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有时候人们甚至就用现代文学的概念来指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体化的研究思路或者说研究“模子”也就具有了无可争辩的合理性。这种研究思路假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完全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或者说在当代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社会性质和美学特征等方面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是可以成立的，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完全适合当代文学研究。
应该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及其研究思路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并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都是现代汉语文学，而且在时间上具有某种连续性，同时现当代文学作家队伍的构成也有着某种一致性。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而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是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而且其中不少作家此后继续在当代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就。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所说的现当代文学的内在一致性，情况则较为复杂。一方面，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的确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和历史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中国当代文学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有助于从一个方面深化人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认识。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当代文学既具有跟现代文学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特征，更有着现代文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学所没有的一些重要特征，甚至是一些重大的基本特征。没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就不成其为当代文学。在我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在深化了对当代文学认识的同时，也遮蔽了当代文学某些最为重要的基本特征，遮蔽了当代文学之为当代文学的特殊性。
二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是我们为深入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征和规律而提出来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不仅仅是指当代文学在一些局部上或外部表现形态上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而是说中国当代文学在一些根本性质和基本形态上具有与现代文学完全不同的特征。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也不否认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从现代文学发展而来，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文学艺术的国度。不仅中国古代政府设立过采诗的官府和以诗取士的制度，对文学艺术的地位给与很高的推崇，而且普通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深刻打上了文学艺术的烙印，甚至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地步。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基本上仍处于一种自由的和自发的状态。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的创作不受政治经济和重大社会事件的影响和制约，更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缺乏社会责任感。恰恰相反，中国古代文学一直具有一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所谓“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学思想传统。问题在于，所有这些所谓的文统和道统，都主要取决于作家的理解和感同身受而产生不同的作用。换言之，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尽管受到官府和民间的广泛重视，但主要是靠作家的自由创作来给予推动的，并没有成为国家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既没有设立专门管理文学艺术的机构，也没有把文学艺术的发展列入国家总体规划，甚至也没有形成对于文学艺术统一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在总体上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而不是国家的文学。有限的文学研究也主要是研究作家的创作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现象。 转贴于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出现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一方面，在近代以来各种内外社会矛盾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传统社会从19世纪末开始整体“坍塌”并被迫开始具有现代意义的“世俗化”转型进程。这一进程在导致中国传统宗法社会解体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与现代社会大工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各项制度的逐渐形成。其中，报刊出版业的迅猛发展和新式教育的普及，在促进文学艺术大众化的同时，也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性资源，使作品连载、读者普及以及文学社团等的形成等成为可能，也使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管理成为需要。这又进一步促成了文学创作、文学流通和文学消费向着社会化和体制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中所处的民族危机的历史情境需要把一切社会资源纳入到挽救民族危亡和建立民族国家的事业中来，国家对于文学艺术有着更为急迫的现实需求。中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救亡图存的现实进一步加剧了文学的体制化和国家化进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艺术事业开始被纳入国家管理体制，逐渐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依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提出以“三民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训政宣言》，并在1929年6月召开的国民党全国宣传会议上通过了“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的“本党文艺政策案”。此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由国民党宣传机器所进行的思想动员、扶持御用文人开展三民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制定《宣传品审查条例》、设立邮政检查所。迫害左翼作家，封杀进步文艺作品等，开创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把文艺国有化体制化的先例。但是，国民党的文艺政策连同文艺体制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国民党政权除了缺乏正确有效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基础外，始终没有真正实现全国的统一。即使在国统区内部，也没有一个真正为文艺界共同接受的文艺政策思想，更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负责文艺政策的落实。值得注意的是，受到相同历史条件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其所管辖的解放区延安等地同样实施了类似的文学体制化措施，而且远比国统区更为成功。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战时文艺政策，不仅明确提出了要使革命文艺成为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文艺体制化思想，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方法和措施等都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相对较弱，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其领导组织和管理文艺的经验和做法虽然在国统区也有所体现，基本上还只是局限于解放区。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虽然有了某些体制化因素，但并没有取得全面的实质性进展。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仍然主要是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文学。正是在文学的体制化及其社会性质问题上，中国当代文学表现出与现代文学的重大区别。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由此带来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那种自发的自由的文学，而是一种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是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和国家的体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掀开了中国文学发展新的一页，它对中国当代文学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统一的当代文学的形成。这里所说的“统一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就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其含义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统一的指导思想。这就是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周扬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说，“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这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工农兵方向。其次是统一的管理机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后，成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管理机构中国文联及其下属的各文艺家协会。其中与文学直接相关的最主要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具体管理机构主要有各级文联和作家协会。而几年一次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则是理论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由于文联和作协一直被定位为党和政府联系文学艺术家的桥梁和纽带，在性质上都属于所谓群团组织，并无强有力的管理职能。因此，真正具有控制和协调功能的管理机构实际上是党委系统的宣传部以及政府系统的文化局、新闻出版局等。这些管理机构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的演变，从一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第三是统一的评价标准。这一评价标准最初还只是较为笼统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以后经过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有关“六条标准”的进一步阐述，形成较为完整系统的批评标准。这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在文学管理上的具体运用。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上述几个方面的“统一”也出现过复杂的情况，甚至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无政府局面，但从总体上看，“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也最能够集中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方向，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学管理体制。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文学，其实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使中国当代文学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如果离开了或者甚至回避这样一个基本特征。就不可能获得正确的了解和理解。正因为如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及其研究思路显然不可能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做出正确有效的解释。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思路不可能对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包括社会主义文学管理体制给予充分重视，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对于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甚至也包括由此所带来的历史局限。
三
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这一基本特征其实早已成为不容讳言的事实，并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早在1962年出版的华中师范学院集体编写的国内第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就在“绪论”中明确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以后华中师范大学王庆生教授在其主编的三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立场，认为“作为中国革命有机组成部分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照耀下，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形成和发展的。它们之间，既有紧密的
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由于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所规定，现代文学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是社会主义因素起着决定作用，但其基本内容仍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我国当代文学具有了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内容，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张炯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文学编》的“绪论”中也明确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已基本成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学，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此外，近年来许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也都纷纷注意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体制问题。如北京大学洪子诚先生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中突出谈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体制下的文学“一体化”现象。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曾列专章介绍“社会主义文艺体制的建构”，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也列专章介绍“当代文学的内部制度”；以及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周晓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阐释》等，均对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化问题给予了重视。德国学者顾彬先生不久前在中国大陆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论述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时，也特别注意到当代文学的组织形式，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后迅速把文学纳入了国家组织体系。
遗憾的是，由于学术的和非学术的多方面的原因，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的认识，常常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一方面，我们可能因为过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忽视文学的理想和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到最终可能成为对当代文学毫无批判眼光的照单全收，对存在的问题不能正视，最终无法找到通向理想的道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因为忽略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简单沿用历史上的文学标准去加以评判，从而导致出现不能正确把握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的尴尬境地。在我看来，迄今为止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尽管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许多优秀作家作品给予了积极评价，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也不乏深刻的批判，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并没有做出深刻而有效的解释，也没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体制化现象及其对于当代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局限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
国家是社会发展到高度发达阶段出现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国家把全社会的力量集于一身，为社会发展提供公共资源和秩序保障，同时形成对于社会生活的控制，以便促使社会更好地发展。现代国家的出现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已经达到高度成熟的阶段。正是因为如此，民族国家的兴起，已成为19世纪以来世界各个地区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国家在前苏联的出现，既反映了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已经达到建立国家政权的程度，也可以看作是各国人民对自己国家发展道路出现新的历史选择。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绝不应当看作是一种偶然的结果。同样，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形成，也应当看做是中国文学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后的必然产物。但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实在是一个庞大的文学话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这里面既包含了对一般国家文学的认识，更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认识。就国家与文学的一般关系而言，世界各国似乎并未就此形成统一的认识，文学和政治学研究至今对此显得束手无策。前苏联在处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上提供过一种有影响的模式，那就是列宁的那篇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所表述的那样，使文学成为革命事业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它显示了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的一个基本态度，那就是高度重视文学艺术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希望按照国家的需要去发展文学艺术，以便更好地用文学艺术去促进国家的发展。这样一种基本态度似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经济社会不发达国家在处理国家与文学关系上的基本准则。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在处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上曾经有过极端的做法。包括粗暴取消文学刊物、处理作家等，但这不应该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家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常态。这里涉及到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缺乏了解的批评，那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看作是一种不民主的集权体制。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内的文学常常被认为是不自由的文学。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常常宣称他们的国家对文学不加干涉，他们的文学是自由的文学。其实任何国家均需要对社会实施有效控制，只是选择的方式和侧重点不同而已。美国学者伦纳德·D·杜博夫在其所著《艺术法概要》一书中曾谈到，“艺术家创作的理想环境是能够自由发挥而不受任何外来约束。但是与其他传播媒体一样，艺术也会表现一些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争议的思想。这样，政府一方面要在法律上对有政治颠覆思想和淫秽内容的作品予以限制，另一方面又要保障言论自由，二者之间就出现了根本性的矛盾。”杜博夫进一步谈到了美国，“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未能幸免于艺术对他的公开的社会讽刺。开国先辈们所追求的自由的目标似乎就是要将这个国家建成适于表现自由的沃土。然而并非所有政治批评都可以容忍历史上就发生过多起针对具有反抗意识的作品的镇压活动。”并且引起了相关法律诉讼。杜博夫为此引证了美国最高法院关于确定在什么情况下政府可以对表现行为予以限制的“四项标准”：
(1)必须在宪法赋予政府的权限之内；(2)有利于进一步维护政府的重要或重大利益；(3)政府利益与压制言论自由无关；(4)在具体情况下对所谓第一条修正案赋予的自由予以限制，其重要程度没有超过维护政府利益的必要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