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学范文1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人类传播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人类社会经历了以农牧业为基础的农业社会；进而过渡到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社会；当今社会正在经历着第三次工业革命，进入以信息业为基础的信息社会。信息传播方式随着新的传播技术发生着新的变革，本文试图从传播学受众的角度分析传播环境的变化对受众的影响。人类的文明离不开信息的传播，从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到人类主动利用工具的石器时代，文字的发明、活字和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人类从蒙昧到文明的发展，进而开启了民众的智慧，加速了社会的进步，催生了新的民主制度，推进了社会向更高程度的发展。
二、从传播模式分析受众
社会向前发展离不开信息的传播，传播的形式是以技术为载体的。传播学成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是建立在其他学科基础之上，这包括行为科学、信息科学和新闻学。传播学受到学者的研究和重视是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学者对政治学研究有着一定关系的。政治学家拉斯维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宣传进行研究，探究了舆论、宣传和传播等主题对士兵士气的影响。他的重要贡献在于提出了传播学的5W模式：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针对传播过程的这些环节，早期不同领域的学者根据不同学科背景对传播模式进行了研究。其中拉扎斯菲尔德将应用社会学引入大众传播，他对大众传播的贡献在于两极传播理论，他的观点是在大众传播过程（传播媒介广播或者报纸）提出了意见领袖这个群体，意见领袖将信息再扩大到受众那里。拉扎斯菲尔德否认了当时的“魔弹论”“、靶子论”，他认为人际间的影响大于大众传媒对受众的影响。除此之外，拉扎斯菲尔德的贡献在于对传播方法的科学改进，他将统计调查、抽样分析、数据整理使用于传播学研究，使得其更具有科学性。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对大众传播的传播效果进行了研究，其中围绕的主题“劝服”，具有代表性观点：传播就是某人（传播者）通过传递刺激信号以改变他人行为的过程。大众传播学从传播的不同环节、传播者、传播渠道、受传者，以及传播效果、传播反馈渠道等方面进行研究。大众传播是专业从业人员通过一定的组织机构实施信息的处理，以期达到一定效果的传播行为。大众传播的对象是受众，目的是使受众得到信息，只有明确了受众的需求，大众传播作为一种组织机构确立其行为的发出者，才能更好完成其传播效果。受众这个概念从非学理来说，泛指大多数社会成员，是各种社会群体的集合；而从学理进行界定，大众特指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的社会人群，这类人群处于一种分散的、隔离的存在状态，大众传播学研究的受众，主要指的正是媒介与这样的人群发生的互动关系。大众传播学在一个时期对大众的认识是，认为这些人在心理上是相互隔绝的，原因是工业社会大家都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范围，对信息的来源依赖于大众传媒，人们像机器一样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职业进行体验，人与人之间的组织是松散的，社会流动性大，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依赖大众来了解环境和获取信息并作为行为的指南。处在这样社会里的大众，数量不断增多，彼此隔离、松散，大众传播成为他们的依赖，大众传播建构着信息。按照大众传播的理论，传播的流程是单向的，其原因是因为传播是组织化的而受众是非组织化的，松散的组织无以抗拒这种有目的的机构传播。其次，大众传播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这种壁垒造成了受众难以介入。再次，大众传播是一个有限制性的工作，这种限制是源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原因。从中可以得知，大众传播中受众是被动的，而传播也是单向的，受众在信息流通中是被动的。大众传播通过外部讯息作用于人们的认知系统，引起人们的知识结构进行变化，并作用于人的情绪和感情，引起心理或态度发生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人们的言行中，最终成为行动上的效果。在早期的传播学效果研究过程中，部分学者根据本能心理学和大众社会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不可抗拒的威力，提出了“子弹论”“、魔弹论”、“靶子论”“、皮下注射论”。随着对受众的分析，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受众观也提出了不同的研究结果。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也就是传播信息守门人，对信息在传播端进行选择加工后传播，对信息的传播带有传播者的意图，受众再对信息进行解读或者对信息进行还原或者对传播者解读。在后期学者的研究中，斯图亚特对受众在对信息进行解读时提出了三种方式。霍尔用结构与能动的关系来说明传播的过程，他认为生产建构信息，而受传者进行阅读消费产生意义，受众对信息的产生与传播者对信息的建构存在着三种可能。第一种是主导—霸权式解码，受众与传播者对信息的理解一致，受众与传播者的立场也是一致的；第二种是协商式的解读，受众一方面承认传播者的意识形态权威和吸收他所用的符码，另一方面又保留自己与之不同的独特意见，形成协商的立场；第三种为对抗式的解读，接受者在接受信息后，以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式去解码接受到的信息。以上主要从大众传播时期从传播模式的提出到学者对受众的认识进行梳理，不同学者得出不同结论，从早期的魔弹，信息的单向传播，受众对信息进行选择接受再到受众对信息进行不同立场的解码。传播活动对受众的认识是传播的基础，那么在新形势下受众对媒体的依赖和对媒体的应用随着传播方式的不同也发生着变化。
三、跨媒体时代受众分析
当大众传播学遭遇跨媒体传播，传统的传播学传播模式和效果分析，以及对受众的分析和认识有其局限性，在新媒体环境下受众接受信息方式也随着平台发生着变化。跨媒体的发展和融合是建立在新媒体基础之上，前文已经重点论述了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传播的不同形态，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大众传媒报业迅速传播，电影电视这种艺术的出现丰富了大众的文化生活，当今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全球变成电子地球村，人们获取各种信息以比特传播的速度进行。传统的大众传播对信息的传播方式从点到面的大众化统治方式面临面对面、点对点的新的方式挑战，信息的传播已不再被某一组织某一机构独占，传统媒体也将借助新的平台新的信息渠道寻求新的信息。新媒体主要借助互联网这一平台，其强大的功能源于无限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表现在对信息形式的表达是多方面的；终端也可被认为是受众（在新媒体环境下传受者界限俨然已有些模糊，有待重新分析认识）具有更高的自由性和个性化表达；同时作为信息获取者在时间上更是自由的，信息传播者和受众接受信息的速度在互联网上以比特传播速度进行，几乎可以说是即时性的。信息的传播在发生变化，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者更具有主动性，主要依靠传者传播信息，受众接受信息，新的平台下，受众有更大的空间选择信息，具有自主性。新媒体具有传统媒体所不具有的灵活多样性，信息的实时性即时性，传受信息的互动性。传统媒体在信息高速发展的环境中必须借助新媒体这样一个广阔的平台进行传播，也即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变。借助新媒体传播技术，传统报业或者印刷业的信息生产和处理方式由模拟流程转向数字流程，媒体呈现方式由物理媒体转向数字媒体，存储方式也相应的变化，由仓库存储转向高密度数字存储，传输方式由交通转向数字网络传输，电子形式可以非常方便显示各类文字图形图像，方便受众随时随地阅读，新媒体的数字化表现形式改变着媒体的传播形态，改变着传统报业的传播模式和流程，传受双方进行即时互动，受众读者可以是作者，受众在选择信息上更加自由灵活，更容易找到符合自己需要的信息进行消费。报业集团借助新媒体这个平台进行传播，大众传播中的广播传播和电视电影也借助新媒体这个平台进行传播。因为新媒体可以和受众建立即时的联系，这种联系具有交互性和跨时空的特点。正源于新媒体的交互性，受众的可参与性，跨越地域跨越时空的特点，新媒体在消解着传统的界限，消解着传受关系的边界，建立新的社群，大众传播被分众传媒瓦解，小众市场也将在新的传媒传播平台下更加多元化。传统的大众传播借助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对信息进行垄断，在新的平台下要对信息进行垄断和对信息进行工业化生产和消费成为不可能。传统媒体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借助新的平台进行信息利用。传播的传播模式和对传受关系的界定将更加模糊。新的媒体传播环境下呈现不同的特点，传播让人人成为可能，信息的即时性让把关人难以把关，把关也将是在对信息传播后进行操作。受众在对信息的接收过程中变得不再那么被动，并不是传者传播什么就接收什么，新媒体平台让交互成为最大的特征，受众进行主动选择和筛选信息，满足自己对信息的需求，由于新平台交互性特点，受众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变成信息的者，也即是信息传播者，交互性平台让这种动作变得非常容易。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环境下生存就必须借助新的媒体平台进行传播，跨媒体应时产生，媒体融合成为新的必然，也是世界潮流发展的趋势。不同媒体有着自己的优势，为了保留其各自的特点和长处，必将进行优势互补，媒体进行联动，跨媒体传播基于这样的形势下应运而产生。跨媒体传播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交叉传播和媒体整合，信息在不同媒体之间进行流动和互动，媒体之间进行交融互动，构造新的更加适应时代需要的交流平台，使得传统媒体具有互联网的特点，也即具有新媒体的一切特点，从而最大限度扩大了受众面，并使得传播成本降低，增加了信息的可读性，让受众具有参与性，满足了受众的权利，受众不仅具有知晓权、发言权，还具有参与性，成本为零增加但增加了信息量。不仅满足了受众的知晓权，还满足了受众的接近权，受众利用大众媒介表达自己的主张、意见，在大众传媒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满足了受众的传播权。传播权理论主张：传播活动是人的本能之一，人类的发展是依靠传播进行的，是人类基本的权利；传播权利也是公民社会的重要体现；传播不但可以满足个人的需要，更促使社会不断发展，可以充分利用好大众的才能智慧；传播满足人类自由表达，自由认识，自由认知的社会权利。跨媒体互联网平台下，受众通过交互性很容易实现对信息进行传播和自我表达的自由。从传播学受众行为理论研究得知，受众接触媒体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我某种“需要”而接触或“使用”大众媒介的。从受众使用媒介满足理论中我们可以得知其接触媒体都有这些需要：满足娱乐，满足好奇心或者猎奇并成为信息灵通者，或者休闲放松消除烦恼，与他人同欢乐共悲伤，感受爱恨离别等情感体验，或者模仿偶像，成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或者向导，引领一种潮流，从中获取自我肯定。大众通过对媒体的需求了解外界社会，让自己具有参与感等。由于大众传播学电影电视的功能之一就是为了满足受众的需要从而达到自己一定的商业或者其他目的而成立的专业机构。基于互联网这个传播平台作为信息接受者的受众通过选择更容易满足这些自己接触媒体的需求。以上这些需求的满足，受众是在新的媒体环境下实现的。由于新媒体具有交互性，受众通过一定的社区或者社会群体建立自己小众圈子，信息进行流动和交互而不再由某一方面主宰或者垄断，打破了信息的控制者，打破了传统媒体传播者和被动接受信息的受众者，二者边界变得模糊，信息受传者也是信息传播者，打破了信息的单向流动，也打破了这种不平等的角色，更加发挥各自的功能，让信息不再具有某种单方面的目的，信息的选取不再那么局限，具有相对的客观性。传统媒体具有一定的周期，这种周期常常会让新闻变成旧闻，让部分人成为信息垄断者，人与人之间信息不对称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鸿沟或者差距。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具有即时性，地球变成地球村，让天涯变成了近邻，让遥远不再陌生，传播变成瞬息，实时让一切迅速呈现在眼前，每个个体和终端成为传者，无穷无尽的信息可以选择，距离不再遥远，时间也不是问题。可选择性、实时性满足了受众的需要，受众也在选择和消费信息的过程中从被动变为主动。新媒体巨大的信息量和可共享性也颠覆了传统对信息的垄断。网上信息的多样性满足了人们的各种需要，如果说现实的空间是有限的，那么网上可以形容为无限量，这样的环境满足了人们无限的可能，建立了分众群体、小众消费，满足了人们心理的需求，建构了新的传播和传媒语境，让现实在虚拟社会中实现，建构了新的生活生产工作模式，改变着受众或者大众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当今信息时代建立在互联网传播平台上的跨媒体传播，媒体融合成为必然，在新的传播环境下受众对信息更具有选择性，更具有主动性，跨媒体传播更大的满足了受众对信息的需求。由于传播环境的变化，受众不再是信息发出的被动接受者，受众既能接受信息，也能发送信息。在新的传播环境下，大众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众角色边界已经变得模糊了。
参考文献：
[1]石磊.新媒体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
[2]李彬.大众传播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3]陆扬，.大众文化与传媒[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大众传播学范文2
1课程实践重难点及处理方法
1.1课程特点及教学目的的满足
本课程所使用的教材为国外原版引进，由全英文编写，对学生英语阅读能力要求较高，大量使用英语的课堂环境则要求学生英语听力、口语能力有较高标准，课后作业的完成则通常基于学生对英语写作技能的掌握。而与这些课程教学要求相矛盾的实际情况则在于教学对象英语基础较弱，程度较低。两者之间的差异如不协调好，学生上课将无法听懂、活动无法进行、作业无法完成，甚至造成对学生自信心的打击，从而使其丧失学习兴趣，最终无法完成教学任务。
基于本课程教学重点及所面临的实际难点，要做到让学生想学，在教师启发下会学、学会，在授课过程中，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环节的设计显得尤为重要。
1.2教学对象长期目标要求的满足
教学对象中相当一部分学生有出国意愿，并有考过雅思出国进修的计划，而作为使用中英文双语授课的专业课，除教授学生专业知识外，同时也担负着提升学生英语水平，助其通过雅思考试，及提前适应国外大学学习方法的重担，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体现雅思技能训练及国际视野的开拓。
虽然教学对象长期目标为通过雅思考试，进入国外大学学习，但专业课程中又不能过分强调雅思，或者完全成为英语语言课程，因此既要做到使针对雅思考试特点的活动贯穿课堂中，又不能使学生由于过分关注语言知识的学习，而忽略了专业知识的掌握。
根据多年教学实践，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提雅思考试，但时时将雅思考试各项技能的训练融入其中。如讲授过程中进行大量的paraphrase(改述)，帮助学生理解、学习英语单词；注意控制中英文使用比例，提高其英语听力能力；布置好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任务，课堂中让学生迅速在众多的课本内容中定位所讲重点或寻找所提问题的答案，从而提高其英语阅读技能；课堂上采取英文问答、小组讨论、转述要点、英文演讲等方式来进行英语口语训练；课后则要求学生完成相关习题，使其英语写作能力有所提升。简言之，在本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将大众传播领域相关专业知识作为英语学习的材料，让学生在日常专业课程中就能为参加雅思考试做准备，而不是完全依赖于此外的英语课程和雅思培训，使学生减轻负担和压力。
1.3教学内容的取舍
对大众传播领域内容覆盖较广，知识点、数据等更新较为及时，同时对于思维能力的训练也较为实用，因此教学中应做到有效利用该教材内容。
该教材涵盖面较广，但由于课堂时间有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无法将所有内容都涵盖。其次，全英文的撰写使学生在阅读和理解过程中产生障碍。再者，由于该教材由美国出版，书中大量使用来自美国的机构、事件、人物作为案例，具有较强的当地特色，因此容易造成学生对一些理论和知识点的理解困难。
因此，在安排课堂活动时，教师通常根据学生特点和教学目标的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增减，而不是对教材内容照单全收，做到因材施教和因时施教。对教学内容中的重难点，使用中国本地的案例，或增加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相关实例，令学生一方面增强对知识点的理解，提高学习的兴趣，同时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
2启示
综合“大众传播学”双语教学的特点及重难点，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特别注意使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建议通过导入、总体介绍、事例列举、分组讨论、自我归纳总结、课堂游戏竞赛等组织形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加学习的乐趣，做到寓教于乐，让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习得枯燥的理论知识。用启发学生对知识点进行自我归纳的方式，取代传统的满堂灌的形式，做到以学生为中心，使学生除了掌握知识外，更能掌握学习方法，为他们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
大众传播学范文3
首先，科举学研究者需要对一些普通大众关心的问题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使研究成果能够帮助普通大众对科举有全面的认识，这是科举学传播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近年来，科举学研究者在科举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科举发展史、科举的宏观评价，以及科举学的多学科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颇多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是为科举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毋庸讳言，由于记载科举的史料繁富，即便是开展专题研究，研究者也很难穷尽专题所涉及的所有文献，恰恰有些问题对科举传播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是向普通大众传播科举的不能回避的内容。比如，就传播的范围而言，目前科举传播的最大“功臣”是类似《范进中举》这样的进入中小学课本的名篇，通过范进之类的小说人物形象，“举人”这个科举专有名词已经深深地烙在普通大众的脑海里。然而，明清举人及其与之相关问题的研究又正好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关于举人的一些基本的问题都没有弄清楚，如明清两代有多少个省份，举行了多少次乡试，两代分别录取了多少举人，以及举人的时空分布这些基本的数据现在研究者尚未全部弄清楚。不仅如此，对于举人的出路问题也缺少深入的、系统的研究。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仅仅回答举人有任官资格，能通过吏部的选拔任官，成为明清官员的来源之一;举人可以任教书院、私学，成为清代教育的重要力量。还有很多举人成为各地文教、社会风尚的主要力量;举人也可能成为重要的幕僚（师爷），继续在政治、社会事务中发挥作用。然而，举人在明清政治体制、教育体系和社会事务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很少有量化的研究成果，很难让普通大众更为全面地、直观地了解举人的情况②。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历代贡院的研究、童试的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应用于大众传播之中，将能更好地实现向普通大众传播科举的目的。
其次，科举学研究者应充分利用掌握的科举文献，以及对文献的解读，掌握科举传播的主动权，尽可能地改变目前科举传播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在文化快餐化、娱乐化的社会大背景下，作为一种延续1000余年、跟唐宋以来读书人关系密切的科举成为各种媒体关注的重要内容。读书人在读书应试过程中的亲身经历与各种趣事被改编，其结果是科举在普通大众眼中，要么就是一种黑暗无比的制度，要么就是能博人一笑故事。不仅如此，有些以传播文史知识为主的电视节目所开设的以科举为专题的讲座，也出现了主讲嘉宾依据少量史料，运用想象、杜撰的艺术化手段来主讲。这种以科举为题材，任意想象的传播使得科举在普通大众心中要么就成为古代士子娱乐的工具，要么就成为士子们的地狱。
大众传播学范文4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沉寂了近一个世纪的国学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并随即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兴起了新一轮的“国学热”。现代社会中，作为文化载体的大众传媒广泛普及并高度运转，大大促进了信息传播领域的发展，成为“国学热”的有http://力助推器。研究大众传媒时代国学形象的媒介传播方式，有助于推动国学更广范围的普及与更深层次的研究，从而在人民群众中更好地弘扬传统民族文化，增强我国民族软实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国学复归及其必然性
由于其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国学”一词至今在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精准的定义。在古代，国学指代国家设立的学校，《周礼·春官宗伯第三》中记载“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唐代韩愈在《窦公墓志铭》中亦有“教诲于国学也，严以有礼，扶善遏过”。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则是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借用汤因比的‘历史文明’理论来说，中国国学的诞生，主要是中国人和中国社会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而提出的‘应战’之举”[1]，“国学”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激烈冲突的产物。多数人认为国学定义始见于章太炎的《国学概论》，胡适曾为国学下定义说：“‘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的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2]这里胡适为国学下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广义上的国学，“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不仅包括传统的文学、历史学、哲学等学术领域，还包括音乐、书、画、建筑等艺术领域，医卜星象等自然科学领域乃至宗教信仰领域。20世纪90年代末期，借助当代大众传播媒介，掀起了新一轮国学文化热，至今方兴未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思考。本文中笔者所理解的国学指代的是狭义下的国学，即以儒释道为主流的中国传统的文化与艺术。
国学热在大众传媒时代出现并非偶然，它有着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传播学角度分析，可得出以下原因：
首先，受众因素。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受众是信息的接受者与反映者，是媒介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受众的接受程度是传播效果的主要体现。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人民群众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开始转向对精神文化消费品的需求，人们要求了解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艺术，满足更高层次的生活追求；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开放的社会机制与环境为人民群众的多元价值观提供了条件，但也会造成各种价值观交织、思潮激荡，甚至道德沦丧、人们精神空虚的社会现象，而国学中的观念与思想特别是儒释道伦理则为人们提供了心灵的依托，帮助人们树立主流价值取向、找到现代社会生活的个人坐标，重新构建信仰体系；同时，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世界各国广泛设立了“孔子学院”以了解“中国形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认同感，“国学热”受到广泛关注。
其次，大众传媒因素(传播者)。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主要的信息提供者，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传播，“一些重要的‘稀有’公共传播资源，例如广播、电视使用的电波频率等，也是国家以某种制度方式委托给传媒组织专用的”[3]。国学是几千年来我国各民族积累的文明与智慧的结晶，大众传媒利用传播特权传播国学信息，进行舆论引导与宣传，以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我国民族凝聚力。此外，传播中国文化应当是一种历史责任，中国应当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作出民族的贡献。[4]大众传媒通过国学形象的塑造，来加深世界各国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了解，树立我国国际形象，增加国际影响力。
最后，传播媒介因素。麦克卢汉说：“正是传播媒介在形式上的特性——它在多种多样的物质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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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重现——而不是特定的讯息内容，构成了传播媒介的历史行为功效。”[5]当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社会，信息的高度浓缩与密集促使传播媒介不断融合翻新，这也为国学热的兴起提供了客观条件。
国学形象的主要媒介传播方式
通过对有关国学形象的媒介传播方式典型事例的搜集与分析，笔者发现国学形象有以下五种主要媒介传播方式：
文化名家通过电视讲坛方式解读古典名家名著。以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为例，该栏目自2001年7月开播以来，先后邀请一系列教授、学者解读古典名家名著，他们以当代人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在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内，将传统上晦涩难懂的古典文学和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深入浅出地传达给广大观众，使历史上藏匿于深宫后院的故事飞入了寻常百姓家。2006年，《百家讲坛》被评为央视十大优秀栏目之一，仅次于《新闻联播》名列榜眼。《百家讲坛》既收获了优异的收视佳绩，也获得了良好的市场美誉度。电视让学者有为，学者让电视深刻，《百家讲坛》秉承着“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的宗旨使得大众媒体与高雅文化成功联姻，成为2006年、2007年引人深思的文化现象。
嫁接脱口秀等新形式出现在创新综艺节目中。2011年伊始，湖南卫视推出了中国第一档姓氏文化深度解读节目——《非常靠谱》，该节目邀请于丹、纪连海等十几位观众喜闻乐见的专家、学者组成“摆谱团”，通过“姓名堂”、“最姓我”、“全家福”三大节目板块，以姓氏为包装，展示百家姓中家族的传奇故事、家族绝活与家族杰出人才。较之电视讲坛类型节目，《非常靠谱》邀请明星与名人参与现场互动与点评，增加了节目的趣味性与互动性。此外，该节目由娱乐主持大哥汪涵担纲主持，增加了看点。《非常靠谱》采用当下更为时尚、新潮的脱口秀互动形式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中较为冷门的姓氏、家族文化，以“百姓主题、群英摆谱”的方式，为观众呈现了一道高端文化大餐。
另外，湖南卫视以脱口秀形式打造的《百科全说》，将中国经典中医养生知识嫁接于轻松搞笑的综艺节目，使观众在开怀一笑间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还有《天天向上》中的夫子国学也在寓教于乐、雅俗共赏中塑造了国学形象。
电视剧、电影翻拍经典著作。近几年来，电视剧、电影行业对传统文化领域的选题呈上升趋势，2005年《汉武大帝》中展示的汉文化带动了一阵“汉学热”，2007年，国人掀起了翻拍四大名著的热潮，《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在新时代的光影技术下再次演绎视觉盛宴，2007年《贞观长歌》再现大唐盛世。在电影方面，以打响2009年贺岁档第一炮的《花木兰》为例，该影片重新打造国学经典中妇孺皆知的典型形象花木兰，用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感人本土传奇唤起国人心中的深厚民族情结。这部古装传奇巨著上映后，在获得过亿的票房佳绩的同时，也弘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2010年3月21日，http://《花木兰》还同《赤壁》、《建国大业》等逾百部中国优秀电影当选《电影看中国》系列产品，作为历史中国的部分展示中国形象。根据墨子“兼爱”、“非攻”、“尚贤”思想改编的影片《墨攻》、根据梅兰芳先生一生艺术之旅改编的《梅兰芳》、戏说赵云的《三国志之见龙卸甲》等传统国学中的经典题材也陆续被搬上银幕。
平面媒体适时出版同类题材相关读物。借助《百家讲坛》的东风，中华书局、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整理于丹讲稿，适时出版了《于丹〈论语〉心得》、《于丹〈论语〉感悟》、《于丹〈庄子〉心得》，2008年于丹和孔健的《论语力》也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于丹热”向人们席卷而来。2007年“全国优秀畅销书排行榜”上，《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品三国(下)》高居排行榜前三名。①通俗易懂的白话语言代替了艰深难懂的文言文，大大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使得几千年前的经典读物在现代视角的重新解读下有了普适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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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形象借助网络、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等新兴传播媒介形式出现。2006年，百度开设全球首个国学频道，免费为广大网友提供国学相关http://信息的特色搜索服务，提供高品质的古代文化典籍在线搜索及阅读功能，千年传统与时尚完美结合；新浪网则高调推出乾元国学博客，交换学习国学心得感悟。
五种国学形象媒介传播方式的特点
各种媒介相互策动，使得国学形象的媒介传播方式日益多元化。在飞速发展的传媒时代，媒介资源呈现出丰富化的特征，新旧媒介交织，媒介功能日益融合。在国学形象呈现的过程中，既有传统上的平面媒体、地上波广播电视，也有卫星广播电视、电子出版物以及互联网络等新型传播媒介。多种媒介传播方式为国学形象的呈现提供了多元渠道。
借助多种媒介传播方式，国学普及呈现“大众化”、“通俗化”。由于年代久远，传统国学形象在大众心中多是抽象的意象，给人以艰涩冰冷的陌生感，而经过现代媒介的全新解读，拉近了传统文化与平民百姓的距离，例如，《百家讲坛》利用悬念化的图片与文字配合讲解，适时配有震撼人心的背景音乐，强大的视觉冲击迎合了受众的感官需要，使受众置身其中，学者平白易懂的话语将经典大众化、通俗化，“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同时，一般人几乎很少有机会深入大学聆听专家讲座，也不可能经常性阅读专业性书籍，电视讲座及其相关书籍等大众传播方式为大众提供了这样一条走进文化、走进传统经典的便捷途径。
大众传播学范文5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学；路径
一、传播学视域下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提出、内涵和意义
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指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简单质朴的语言讲清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白，使之更好的为广大党员和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2]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用大众化、通俗化的语言来阐明的过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化为人民大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要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就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人民大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化为人民大众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的过程。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掌握最广大群众的基本要求。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列宁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化”[4]。理论被群众掌握才能转化为物质力量，理论通俗化才能更容易被人民大众所掌握。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指导地位。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思潮涌入中国，西方某些国家用所谓“自由”“人权”蛊惑人心，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提高人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素养，有利于人民大众正确认识世界、识破敌对势力的阴谋诡计，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二）传播的内涵、基本特点、基本过程及构成要素
传播是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5]传播有五个基本特点。第一，传播是一种信息共享活动。传播是将单个人或少数人独有的信息化为两个人或更多人共有的过程。共享意味着信息的传播具有交流、交换和扩散的性质。第二，传播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现。社会关系是人类传播的一个本质属性，通过传播，人们保持、改变现有的社会关系并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第三，从传播的社会关系性而言，传播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第四，传播成立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传受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信息的传播需要经过符号的中介，比如语言、音声、文字或其他形式的符号等。共通的意义空间，意味着传受双方必须对符号意义拥有共通的理解。第五，传播是一种行为、过程、系统。“行为”意味着传播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过程”着眼于传播的动态和运动机制，“系统”是把传播看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集合体”，既考察某种具体的传播过程，也考察各种传播过程的相互作用及其所引起的总体发展变化。传播的基本过程是指具备传播活动得以成立的基本要素的过程。一个基本的传播过程由五个要素构成，即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和反馈。[6]传播者（也称信源）是传播行为的引发者，即以发出讯息的方式主动作用于他人的人，传播者也可以是群体或组织。受传者（也称信宿、受众）是传播者的作用对象，是讯息的接受者和反映者，受传者可以是个人、群体或组织。讯息是由一组相互关联的有意义的符号组成且能够表达某种完整意义的信息，是接受者和传播者之间互动的介质。媒介（又称传播渠道、信道、手段或工具）是讯息的搬运者，是将传播过程中各种要素相互连接起来的纽带。反馈是受传者对接收到的讯息的反映或回应，是受传者对传播者的反作用。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是推进和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种传播方式，是通过讲述、传授、对话、文字、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载体或媒体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活动的过程。[7]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是传播者与受众基于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信息共享过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是传播者有意图地对人民大众施加影响使其认知、认同、信仰和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是作为符号意义上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信息系统中进行信息交流与互动的过程。传播者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在大众化的意义上可以说人人是主体、人人是传播者，大众化意味着传播主体的多样化和大量化。传播主体的大众化，既要依靠专家学者，还要依靠各阶层群众。传播者主要可分为三类，党是核心力量，政治家、理论家是精英，广大党员干部是主体力量。受传者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体。在大众化的意义上也可以说人人是客体、人人是受传者，大众化也意味着受传者的多样化和大量化。受传者主要是人民大众，包括城市社区居民和乡村地区农民。传播内容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有赖于传播内容的通俗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通俗化，大众化离不开通俗化，只有通俗的才是大众的。传播媒介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式载体，大众化有赖于传播载体的多样化。传播载体的多样化就是通过各种文化样式、利用各种媒体技术来传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输送给任何受众。反馈即人民大众接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后的反映，包括在认知层面上的、心理和态度层面上的和行为层面上的变化、回应。
二、传播学视域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从传播效果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问题
传播效果具有双层含义，一是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二是指传播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和。[8]传播效果依据其发生的逻辑顺序或表现阶段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认知层面上的效果，即外部信息作用于人们的知觉和记忆系统而引起知识量的增加和认知结构的变化；二是心理和态度层面上的效果，即外部信息作用于人们的观念或价值体系而引起情绪和感情的变化；三是行为层面上的效果，即上述变化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9]在认知层面上,存在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认识的不全面、不充分。不同社会群体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认知程度，以高校教师、大学生和农民群体为例。据学者调查：高校教师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认知良好，处于“非常了解”状况的老师占19%，处于“了解”状况的老师占39.8%，处于“一般及以下”状况的老师占41.2%。[10]大学生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并不深入，处于“非常了解”状态的大学生占4.6%，处于“比较了解”状态的大学生占35.0%，处于“一般”状态的大学生占40.1%，处于“不太了解”状态的大学生占12.9%，处于“不了解”状态的大学生占7.3%。[11]农民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认知较差，超过90%的农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哪些内容”这一问题表示“不清楚”，基本没有人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一问题做出准确回答。[12]在心理和态度层面上,存在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不接受、不认可。不同社会群体中存在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不认同，这种不认同在不同群体中的程度不同。高校教师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度为70.3%，认同度较高，处于“非常认同”状态的教师占27.3%，处于“比较赞同”状态的教师占43.0%，处于“不太赞同”和“不赞同”状态的教师共占5.8%。[13]大学生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度总体普遍较高，但存在对一些核心观点的不认可。举例来讲，大学生对“要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就必须做到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党员干部应起带头作用”等非常认同，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民主”，“多党制不符合中国国情”等存在一定的怀疑和不确定。[14]对农村政策不满意的农民占到了三分之一，他们认为政府对农民利益的解决效果不明显。[15]在行为层面上,存在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不践行，甚至是反对。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支持首先表现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祖国统一。然而，近年来、、和分子不断出现，在大陆更有明目张胆反对党的领导、分裂祖国的不法分子。在体制内出现了反对、侮辱等革命先烈的不良分子，党员干部思想腐败、滥用权力等现象不时出现，社会各阶层信奉、封建迷信、黄赌毒现象不少，等等。一些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非暴力式抵抗，不会说不好，但也绝对不会说好，更不会投身到实践当中。更有两面三刀者，公共场合一切都是好好好、是是是，但私下里却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诋毁、诽谤。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传播主体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力不足。传播主体的构成较为复杂，因此传播力不足的具体表现也略有差异。一些政治家、理论家的自身知识储备丰富，但是在传播过程中，叙事过于宏达，专业性过强，没有将高深的理论化以平民式的语言，导致传播效果打折扣。一些党员干部作为党的形象代言人，疏于对自身的管理，不作为甚至贪污受贿乱作为，与人民群众离心离德，使得理论宣传难以推进。而一些基层党员还存在自身理论素养欠缺的问题，出现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曲解，难以信服大众，甚至误导群众。在新媒体的冲击下，部分传播者抱残守缺，没有充分认识到新媒体的优势并加以利用进行宣传，痛失一大阵地。传播客体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力不足。传播客体已经不仅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被动接收者，在传受双方可以相互转化的新媒体时代，传播客体可以主动接收，进而主动传播。但现实是，很大一部分群众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存在接受障碍。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受到教育条件的限制，农民的文化水平较为低下，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十分有限，甚至在认知上就不够重视。城市里的教育条件虽然优于农村，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农村里出现的问题，部分群众即使具备相应的文化水平，但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也很漠然。传播内容对传播客体的吸引力不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进行大众化时，没有选取适当的内容进行宣传，导致大众化效果不能尽如人意。普通群众很难真正了解、掌握那些高深的理论，或者可以说，殿堂级的高深理论是留给专家学者们归纳总结的，普通人民群众关心的仍然是物质利益。传播者在进行传播的过程中，没有充分重视人民群众的真正需求。另一方面，传播内容同质化严重，缺乏创新性的表现形式。语言表达学究气浓厚，大量的学术化语言导致受众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不起兴趣。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文化，与中国的本土文化之间存在必然的磨合，而老百姓长期浸润在传统文化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相对滞后。传播载体对传播内容的承载力不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途径仍然是广播、电视、报纸一类的传统媒体。但很显然的是，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取得长足发展，互联网、新媒体已经势不可挡。当然，传统媒体的覆盖面之广，影响之深远是新媒体难以企及的。毕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民都是靠着广播、报纸等媒介了解自身以外的世界，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不是容易改变的。然而对于新生代来说，互联网伴随着他们的成长，传统媒体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新媒体的异军突起让一部分传播者难以适应，难以找到恰当的方式、方法加以利用，使其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服务。旧的传播媒介不能完全满足现实需要，新的传播媒介仍在摸索道路，传播载体正在经历断层期。
三、传播学视域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一）传播者方面：提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传播力
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自身建设，提升信誉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想深入人心，首先就要从传播者身上做文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主体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象代言人，只有加强其自身建设，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克己奉公，坚决抵制腐化堕落，并加以制度的规范，才能让人民群众信赖，一个让人民真正信服的政府才能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事业。这种信赖一旦养成，人民群众就会自觉接受和践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传播技巧,提高专业权威性。宣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一定的传播技巧，只有掌握相应的宣传方式、方法，才能在人民群众中间树立起专业权威，掌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话语权。传播技巧的提高，有赖于传播者自身知识文化素养的提高，有赖于传播者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熟练把握。可以组织传播者进行统一的学习、交流，以增强见闻，相互取长补短。俗话说“熟能生巧”，只有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烂熟于心，才能在宣传应用中得心应手。树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正确传播态度，发挥“意见领袖”的积极作用。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意见领袖”可以说层出不穷，因此要进一步端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态度，牢牢守住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阵地。态度对一件事情的成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传播者只有自觉树立起正确的传播态度，深刻认识到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性，以自己肩负的任务为荣，才能在宣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事半功倍。
（二）受传者方面：提高受众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力
进行精准、完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受众分析。要想提高受众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力，就要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策略，而差异化策略的提出取决于精准的受众分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受众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可以说人人是受众，但由于多种现实条件的限制，受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应该尝试从不同维度划分受众，例如城市与农村、青年与老年、高学历与低学历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离不开对受众进行群体性特征划分。不断提高社会大众的知识文化水平。虽然进行受众分析有助于优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但提高全社会人员的知识文化水平，提高个人综合素质，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也要求社会成员具备相应的文化水平。孔子曰“好学近乎知”，当一个人的思想境界达到一定的高度，就倾向于能够自然而然领悟到经典著作的精华所在。义务教育仍需在改革创新中扎实推进，高等教育应该惠及更广大人群，读书将会成为每个人的自我要求和需求。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才能一路绿灯。激发受众的主动学习热情，促成主动传播。提高受众接受力的最高境界就是实现传受双方的转化，变被动的接受者为主动的传播者。思想境界的提升确实可以促进受众主动传播，但现实情况是，仍然存在一些群众连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都还是奢望。有目标、有动力的行为才会更加给力。基于此，就必须要以物质利益加以引导，给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承诺，激发其学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进而使其成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排头兵。
（三）传播内容方面：提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内容的说服力
立足人民群众的实践，选取适当内容进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无疑是被实践检验过了的科学论述，但其思想之高深、语言之晦涩令普通群众望而却步。这就要求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对传播内容做适当的取舍。以人民利益为导向，择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的惠民、利民政策进行大力宣传，让人民群众在需求满足中切身感受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和伟大。这比简单地普及高深理论更加行之有效。充分利用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紧扣时代脉搏。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巨大的包容性，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总归是外来文化，在中国推广必然会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碰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想走得长远，就需要与中国传统文化共生共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内容更要强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传播内容应该紧扣时代脉搏、关注现实热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庞大、内容繁多，呼应社会热点的内容更容易被受众接纳，对此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借助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实现通俗化。现在是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相比较刻板的传统宣传方式，人民群众更喜欢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于嬉笑怒骂间获得信息、掌握知识。也就是说，受众既需要“有趣的灵魂”，也需要“好看的皮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要提高效率、效果，就要以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呈现大众。文字、声音、图像等多种表现方式都可以有机组合，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内容绘声绘色、鲜活生动。
（四）传播载体方面：提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载体的承载力
利用网络技术，促成传播媒介现代化。从现实情况来看，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现代化传播体系正在酝酿、形成阶段，顺应时代潮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应该积极搭乘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顺风车，传播媒介实现现代化才能在“互联网＋”时代大展身手。不难发现，互联网、新媒体的繁荣为传播载体的多样提供了更多可能，例如通过模拟微信群聊的小视频来宣传政府新闻会上的精彩问答，便于大众了解相关信息，同时还拉近了与人民群众的心理距离。优势互补，进一步发挥传统媒体的影响优势。有人说“纸媒已死”，但不可否认，即使是在新媒体大热的今天，也不应该忘记传统媒体曾经的辉煌，更何况传统媒体在广大的偏远农村地区仍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传播载体。与此同时，传统媒体例如报纸、广播、电视等所具有的新媒体所不具备的优势，仍然值得进一步发掘、利用。相较于新媒体的生存空间，传统媒体的覆盖面极为宽泛。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偏远地区不得已而为之的使用传统媒体，繁华都市里已经有人将读报纸、听广播上升为一种生活态度。这充分表明，传统媒体的余光余热亟待挖掘。多种传播方式并举，形成传播合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不仅仅指的是大众传播，还包括人内传播、人际传播以及群体传播。受众在接收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自身进行的思考就是人内传播；当他将思考表述给另一位受众，就变成了人际传播；当持有相同观点的受众在一起相互交流思想，就是群体传播了。传播载体有限，但将传播载体与传播方式进行排列组合，就衍生出了多种多样的可能，最终形成合力传播，也就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要求。
作者:苏 童 聂家华 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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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学范文6
[关键词]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 传播学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3－0039－04
任何理论，如果与千百万人们群众的实践脱节，就会失去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如此。因此，深入实践、深入大众，实现大众化本身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问题远不是这些，而是在于我们需要从更独特的视角、以更敏锐的洞察力去深入地探讨其必要性、实现路径和有效手段。本文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传播为切入点，把传播者、媒介、受众三者联系起来思考，透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基层社会受众之间深层互动关系的一种尝试。
一、从传播者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
传播者是传播内容的发送者，是信息传播的第一个环节，决定着传播的内容。传播者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位置上，或者说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它可以是单个的人、具体的组织或者一定的阶层。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角度看，他们或者是这一理论的直接创造者，或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机构，或者是党和政府的各级各类宣传教育机构和团体。这些人、机构和团体为何要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为什么要向社会基层传播这一理论?在笔者看来，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诉求
向人民大众传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负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精神，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振兴和发展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事业等重大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些复杂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仅靠党内少数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仅靠党自身的力量也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把亿万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并使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需要让每个共产党员，让全体人民了解党的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需要让人民了解党所要实现的理想，所要达到的目标，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而这一切都集中体现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体系之中。通过向人们宣传这一理论，通过用这个理论武装人民的头脑，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才能够顺利地带领人民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2、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在创造自己的理论时就明确指出，以往的思想家们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就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要实现改变世界的宗旨，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由一种理论的形态变为人民群众的实践理性，成为人们规约自身行动、指导自己从事实践活动的根本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人民群众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和了解程度，不仅关系当前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而且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健康发展，也只有当这种科学理论被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地理解和掌握，并转化为投身改革建设的内在动力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才能顺利实现。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不懈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大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3、中国革命与建设经验的昭示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的总结，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方法。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最主要的领导人，是党内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人，也是最早解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人。。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坚定支持者和执行者，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到新中国的成立，从中国工农红军到人民，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路。在要求各级干部加强理论学习的同时，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这是思想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体现。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邓小平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活动。他在《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等文章中，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新闻联系革命和建设实际的思想，提出了大众化问题。他认为，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依靠新闻办好教育，办好学术刊物，对青年进行树立理想的宣传等。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命题：“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回顾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我们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变化，最根本的是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树立共同理想，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充分发挥党的创新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通过宣传普及活动，让人民群众深刻理解和真正掌握党的创新理论，就能够把思想统一起来，把力量凝聚起来，自觉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防止工作上的偏差，排除各方面的干扰，确保建设发展各项任务的顺利实施。
二、从媒介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途径
信息的传递需要一种媒介(或称之为通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需要一种通道。总的来说，媒介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际传播媒介，另一类则是大众传播媒介。对大多数人来说，大众媒介提供了最佳且易于获得的(也是唯一的)与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相近似的信息。
1、人际传播媒介
人际传播是指个人与个人或少数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沟通等。人际传播是一种面对面的传播，具有互动性好、反馈及时、自由度较高等优点，较易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的人际传播有很多种形式。
一是座谈会、宣讲会、学习讨论会。每一次重要思想的推出，就伴随着一轮学习和讨论活动。这种形式的开展，很好地实现了学习精神的推广。比如，科学发展观宣讲会的推行，使得各省、市、自治区的基层干部、广大党员很好地领会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层次精神。在这个过程中，理论工作者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从传播学的角度，他们属于传播者的范畴，他们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相结合，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和入耳入脑的传播效果。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因为是执政党，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可以通过国家法律和党的规定等形式确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但是，要使之成为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和行为准则，还必须将之转化为“大众话语”，并通过座谈会、宣讲会、学习讨论会的形式，使大众学到马克思主义。在学习中，要注意改进宣传教育方式，增强宣传教育的效果，要充分考虑广大群众特别是城乡基层群众的实际理解能力、文化习俗和思维方式及生活习惯，通过编写通俗读物、公益广告、宣传先进典型等多种形式，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要求通俗化、具象化，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使之真正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二是以高校的“两课”教育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大学生中的大众化，直接的体现就是高校的“两课”。两课是高校学生了解和学习“四观”、“四基本”、“四个如何认识”的主要场所，高校两课已经成功实现了改革，加入了科学发展观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使得两课教育更全面、更贴近中国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当前，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要任务就是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高校的“两课”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点。同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担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们要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局着眼，认真改进教育教学方法；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人手，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从客观存在的现实出发，回答学生在这方面的难点热点问题。同时，还要依托两课，积极开展党支部、社团组织以及校园文化活动。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中，应重点抓好共青团、生活区、学生社团等重要阵地建设，创新思想教育形式，注重教育工作实效。
2、大众传播媒介
大众传播媒介是指在传播途径上“有用以复制和传播信息符号的机械和有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之类的传播组织居间的传播渠道，具体可分为印刷媒介(报纸、杂志和书籍)和电子媒介(电影、广播、电视)”。除此以外，网络已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大众传媒承担着报道新闻、传播信息、提供娱乐、传承文化、教育监督等诸多功能，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大众媒介的诸多功能才得以实现大众化的。
第一，印刷媒介。主要有报纸、杂志和书籍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的宣传媒介。一是报纸。《人民日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机关和军队系统的报纸，都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阵地。它们以大量的篇幅报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对广大人民群众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二是杂志。杂志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在传播和宣传某种思想。三是书籍。书籍也是一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媒介。从陈望道翻译的《资本论》，到现在数以万计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从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第二，电子媒介。主要有电影、广播和电视等。这些电子媒介必须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级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确定宣传方针、制定宣传计划、明确宣传重点，坚持维护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发挥好电影、广播和电视等电子媒介的优势，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第三，网络媒介。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提出了新课题。网络不仅带来了教育手段的现代化，也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了教育观念和内容的现代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教育，从集中统一的“一刀切”模式，转变为分散的多样化形式；从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和被动接受，转变为双向、多向的直接交流和互动；从单调的指示、命令、说教，转变为图文并茂、多媒体并用、生动活泼的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从工作周期较长、效果反馈较慢，转变为跨越时空障碍，及时性较强，周期短，见效快。这些都有利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但网络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我们不可低估的。所以，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的过程中，应尽量利用网络的积极方面，防范网络所带来的消极方面。
三、从受众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
受众是媒介传播效果的最终鉴定者。媒介效果的大小和功能的发挥，最终要通过其争取受众的多寡反映出来，因此媒介无不注重发行率、收听率和收视率，而也只有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受众，媒介的思想才能得到传递，才能达到媒介传播的效果。
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就
大力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考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就，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一方面是受众的数量，另一方面是受众接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质量。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开始，到改革开放30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受众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方面是受众数量的广覆盖。从全国范围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几乎覆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所有的民众都能通过人际传播、印刷媒介(报纸、杂志和书籍)、电子媒介(电影、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了解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另一方面是受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质量大大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形成了不断丰富的理论宣传形式和载体。在宣传过程中，很好地做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高了理论宣传的说服力和战斗力；坚持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切实增强了理论宣传工作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二是受众接受的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建立健全了工作责任制，明确了领导责任和工作职责；建立健全了考核与评价机制；进一步加强了理论宣传、普及队伍建设，引导和鼓励更多的优秀人才投身到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中去；同时，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推广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三是充分发挥了先进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先进典型是时代的先锋、社会的脊梁和群众的榜样，用先进典型事迹教育群众比单纯讲道理更富有说服力、影响力和感染力。
2、“大众化”过程接受性的分析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
首先，面向党员干部的学习资料和传播渠道多，符合受众需求特点的少。近年来，有关部门编著的理论学习资料数量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但主要是针对党员干部这个群体的，真正适合基层老百姓口味的、通俗易懂的、喜闻乐见的理论书籍很少，造成“有书无人看，有人无书看”的问题。广大基层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仅仅局限于媒介的浅层次说教，没有理解到深层次的含义。
其次，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不浓、学习热情不高。在社会转型期，受众的思想观念、信仰和价值观念多样化，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更多地关注实际利益，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趣不浓、学习热情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