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论文范例

大众文化论文

大众文化论文范文1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嬗变过程

笔者意图从三个层面爬梳意识形态话语的传统,即三个主要理论学派中的代表性人物关于意识形态概念或结构等的研究,由此寻绎出大众文化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首先,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流变,大多数研究成果已成为学界共识,正如季广茂所说:“意识形态是我们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国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研究尤其具有集中性。事实上,概念色彩的不同区分和使用语境中的依据来源,也成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概念产生歧解的重要缘由。自1797年法国学者安东尼•德斯图•特拉西始,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明确的术语出现。特拉西在1801-1815年写作的《意识形态原理》中提出一种观念学,并认为它是其他一切科学的基础。“摆脱宗教或形而上学的偏见,对思想的起源进行理性的研究,这可能是建立一个正义和幸福社会的基础”;“自然的和社会的是重合的。而这种重合可由思想起源的例行分析,由意识形态解释出来”;“因而,在它的最初意义上,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积极的,进步的”。此种具有科学意味且概念色彩表现为积极的含义一直被使用,直到19世纪末结束。拿破仑关于意识形态的解释成为当下意识形态讨论的主流话语:“就是这些空论家的学说———这种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以一种不自然的方式,试图寻出根本原因,据此制定各民族的法律而不是让法律去顺应‘一种有关人类心灵及历史教训的知识’———给我们美丽的法兰西带来的不幸的灾难。”

简言之,通过拿破仑的解释,意识形态成为一个被泛化的词汇。19世纪初期开始,意识形态被视为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词语。在德国,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释界延续了该词的贬义色彩,并且迅速普及开来。“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说出的情景就像‘暗箱’中一样上下颠倒,那么这种现象也是出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正如物像在视网膜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一样。”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虚假意识。其次,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从二元对立到逐渐统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脉络基本沿着两种途径推移:一种是从特拉西开始的积极的解释。经过迪尔凯姆到结构主义、经验主义的丰富、发展,意识形态主要被解释为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认识的社会科学方法。另一种解释主要从拿破仑开始,经马克思、恩格斯到曼海姆、哈贝马斯。他们注重讨论认识的真假问题,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幻想,某种程度上对意识形态概念有所误读。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概念的存在与嬗变,经历了从积极倡导到消极误读的过程。最后,在意识形态产生与存在结构上的思考与辨析。“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贬义的,其贬义主要包括两种:首先,意识形态与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观是和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任何正确的世界观在某种意义上都必定是一种唯物主义观点;第二,意识形态与社会中的资源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如果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受到怀疑,那么作为其一部分的意识形态也会如此。”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流话语辨析

首先,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存在语境作了阐述。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中,商品拜物教的出现、人的异化都是意识形态造成的结果。马克思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指出了物质生活关系才是其批判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立论基础,他同时也指出不是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产生出相应的意识形态,只有少部分符合统治阶级意识的物质基础才会产生意识形态。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运作机制的分析,抽象出意识形态的结构。然而他只是停留在批判的维度和立场,未能具体指明意识形态的一整套运作方式与构架。其次,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阐释具有消极色彩,但是所谓“虚假意识”并非出自其言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本身存在矛盾与吊诡处,很多文献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也往往是相互对立的悖论。但是,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的这一说法未见明确出处。事实上,最早使用此种说法的是恩格斯,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可见,这种误读的理论逻辑首先在于马克思本人充满矛盾的意识形态论述,然后是虚假意识的绝对消极性。最后,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释读因为受时代背景限制,因而必然会存在局限和误差。马克思阐明了意识形态的消极性,指出了物质生产中人的异化与“商品拜物教”现象,但是马克思未系统地建构出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正因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拓展了马克思未曾触及的领域———大众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是当代人文学术中意识形态分析的起点。”

二、剥离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关联性

消费社会的到来使主体成为被符号征象遮蔽的存在,主体不再以鲜明的对抗性行为或态度来挣脱客观世界的宰制和压抑。原因在于,统治阶级的力量不再以政治压迫表现出来,而是通过环绕大众的消费与娱乐文化对大众进行更内在也更为隐蔽的宰制。

(一)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合理关联

全球化之后,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逐步减弱,而新型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日益扩大。如女权主义、科技主义、生态主义等不像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那样关注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只是选取一个角度或者一个特殊领域关注社会变化。新型社会意识形态的崛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尔库塞1963年发表了题为《弗洛伊德的人的概念的过时性》的演讲,“每一座房子上的天线,每一个海滨上的收音机,每一个酒吧与饭馆里的自动电唱机,如同种种绝望的嚎叫———他不会扔下它们不管,他无法与这些现代怪物分离开来,他不会谴责这些东西的无聊或憎而恨之,也不会抱怨它们搅了自己的美梦。这些嚎叫吞没了其他人,甚至吞没了那些虽遭谴责但依然渴望实现其自我的人。在庞大的被捕获的听众中,绝大多数人陶醉在那些嚎叫声里”。不难见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个人业已陷入“失根”状态。大众文化在马尔库塞看来就是“技术理性”对于大众的一种新型控制手段,易言之,主体在后工业时代俨然已成为“单向度的人”。

(二)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渗透

“大众文化”一词有两种常见的译法:massculture或者popularculture。这两种译法已经很能表现出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在雷蒙•威廉斯看来,“Mass的词义复杂难解在20世纪尤其明显:一个过去与现在皆指涉‘稳固的集合体’的词(包含正面与负面的意涵),现在同时也指涉‘一大群的事物与人’。这种意指‘一大群、大量’的用法,大体而言已经变得非常普遍通用。”如此,mass主要指数量的表现、品味的通俗化。大众文化理应是针对多数社会群体的一种以媒介手段为导向的文化模式。而popular则是通俗的、流行的。它更侧重社会文化发展的及时性、内容的大众化与文化模式的时尚消费性。所以,不应该紧抓两者之间的区别不放,而更应在不同的语境中适时地引入这两个概念。“文化的这种媒介化过程是普遍的、不可逆的。这一过程中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部分地构成了这些社会,并且部分地界定它们为现代的。而且这种进程在我们身边继续发生,并改变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在大众媒介影响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生活和社会不再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分离的独立体,而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互交融、共存互生的多样整体。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在非压抑性生存的环境中,工作时间(即苦役)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而自由时间也摆脱了统治利益强加于它的所有闲暇活动和被动状态。”

广告、电视、电影、流行歌曲等大众文化产品,对于消费主体而言,不仅是外表光鲜、内容轻松的消遣方式,而更成为一种具有主导色彩、潜伏着意识形态因素的新“糖衣炮弹”。在商业电影的消费行为中,类型片成为最具体的意识形态操纵物。诸如爱情片、战争片、社会历史片等,每一段虚拟的光影故事背后都隐匿着某种易变了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意识形态于是在黑暗的角落窥视主体的分崩离析,观看大众的愉快接受、狂热追捧。电影在“窥视”这一手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在希区柯克的电影中,每一个窥视镜头都可以解读为一个十分显豁的意识形态植入。观影者自以为控制了电影中被展示的角色行为和思想,预设了各种可能展示的具体生活,但是主导和控制观影者观看行为的仍是银幕背后的意识形态的“黑暗之眼”。希区柯克最有代表性的电影《后窗》正是以一扇窗作为媒介来展现不同的观影可能。意识形态概念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那里亦有深入阐发。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通过询唤主体而植入现实,再通过现实本身诱导主体接受被改造的命运。电影并非我们主动选择的娱乐方式,而是一种被集体无意识遮蔽了的意识形态植入手段。

(三)意识形态借用文化研究的外衣

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形态植入是教条式、显性的。经过大时代背景的淘洗,意识形态借用文化这一抽象的外延宽泛的对象来巩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以华美的外表、易于接受的形式等手段,使每一个接受者愉悦地主动成为意识形态的改造对象。至此,大众真正成为“大众”,失去话语权,被迫模糊了存在的状态,只能停留在现实中经历一轮又一轮意识形态的改造。正如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与人类社会的生存相联系后指出的:“种种事实表明,没有这些特殊的社会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人类社会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和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而分泌出来。”于是,颠覆传统意识形态的新媒介开始通过大众文化进行隐蔽的意识形态植入。技术理性成为虚假意识附着的新外衣,生活方式和社会运作的重新设计也成为“理所应当”的现实需要。“品味”或“趣味”成为大众消费的竞斗场。大众在这样“狂轰滥炸”的生活中“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个被改造的对象。语言不再与主体相关,而是呈现出控制化的新面貌。语言锲入现实生活的诸方面,控制每一个可能控制的对象。

三、意识形态超越与大众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研究反思

随着时代更变,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开始出现。1957年,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提出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问题;1960年,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指出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意义;苏东巨变后,佛朗西斯•福山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试图用文明的冲突代替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话语自身面临更加严酷的现实挑战。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建基于所谓的“批判理论”,其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和批判有赖于其时的社会历史状况。试析之,首先,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阶级背景和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等都已经决定他们所处的阶层是社会上流的精英阶层;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的否定基于研究环境的“大转移”。从保守严谨的德国迁徙到自由多元的美国,研究所的研究课题不可能不带有极大的主观成分。这种研究的态度一直都存在于研究所的大多数成员身上。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具有惶恐的“法西斯情结”。国家的分崩离析与自身的命运相勾连,法西斯的强大威慑力早已对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心理产生严重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关联性,正如霍克海默所指出的:“在今天,每个社会阶层的意识都有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和侵蚀,不管它在自身所处的环境里可能多么地专注于真理。”

(二)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性

在日常生活领域,意识形态通过雅与俗之间的转变来实现自身统治的需要。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是潜在的,难以察觉的。这种意识形态可能会附着于各种艰深的大众文化理论之上。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因其具体的存在环境复杂多样,于是划分、区别成为当务之急。洛文塔尔基于传记的大众文化研究,本雅明基于电影的大众文化论断都指向了一个新的两极:雅与俗。在文化层面,雅与俗是一个渊源有自的二元对立式。它存在于鉴赏主体、鉴赏对象,也存在于鉴赏方式中,藏匿于社会现实的诸多面相背后。大众可以是通俗文化的生产消费主体,也可以是高雅文化的欣赏者与品评者。在社会阶级层面,雅与俗的同义语应该是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电影《朗读者》中的汉娜因为是文盲而始终处于被支配、被统治、被压抑、被改造的劣势群体中,而与她相反的是上层阶级的米高,因为掌握了文化控制权而始终处于主导大众的统治阶级群体中。底层希望以受教育的方式寻找一个上层阶级的“爱人”,但阶级之间的对立早就已经割裂所谓的爱情,取而代之的是两者之间的互相改造与隐形对抗。在心理层面上,雅俗之间的划分使主体的自我意识被不断削弱。雅与俗也应该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区分,并非单纯物质层面的表现,因为雅俗之间的分明界限让执守雅俗文化二元对立的创造和接受主体产生相异的心理反应。“在电影院中,观众个人的批判态度和欣赏态度已融为一体。这里,关键之处在于,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在电影院中那样,个人的反应从一开始就以他置身其中的群众化反应为前提。”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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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始,到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原因就在于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正是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相结合,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焕发出灿烂的真理光芒。根据中国的民族特点,运用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充分展示中华民族语言艺术的魅力,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到崭新阶段。

1.1睿智超群,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语言作为思维的外壳,是对思想进行注解的载体。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用民族语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完整且精辟的解读。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对此进行了通俗化的阐释,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论述到:“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经过深刻的思考,结合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进行诠释,形成了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用“《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头’”说明人脑的判断推理过程;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古语说明认识必须来源于实践,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引用孔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以及唐朝魏征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说明只有全面深入地了解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才能准确地把握规律,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还以地主和佃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殖民半殖民地为例,说明矛盾着的双方既统一又斗争,推动着事物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把生动形象的语言、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精髓同马克思主义深刻的辩证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人民群众不但喜欢读,还读得懂用得上。

1.2荟萃古今,吸纳中华民族语言的精髓

善于继承中华民族语言宝库中的精髓,运用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成语、诗词、对联、典故等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采用比喻、设问、排比、借代等修辞手段深入浅出地阐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政策,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为中国人民所认同并掌握,唤起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共鸣。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愚公移山》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如何获取胜利的思想,运用《列子•汤问》中的寓言故事引出党的路线,即发动和引导人民群众,挖去压在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号召全国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种以古喻今的高明手法,把大道理溶于生动形象的故事之中,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既便于人民群众理解记忆,又便于贯彻执行。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思想的深刻理解,写就了经典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做出了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的准确判断。在文中大量运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方言、俚语,如“杀猪出谷”、“牙床”、“打轿子”、“纸叶子”、“打零”、“游团”、“洋学堂”等,出神入化的语言有利于唤起农民群众参加革命运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将农民群众紧紧地凝聚在一起,汇合成夺取革命胜利的强大力量,从而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真正地发挥作用,更好地掌握人民群众。

1.3源于现实,提炼实践中的语言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书斋里制造出来的教条,而是在鲜活生动的实践中显示出巨大生命力的行动指南。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工作者不应困囿于书本或课堂,而应“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的许多篇章、报告、演讲词都是经过实地考察、确凿取材凝练而成的,令人拍案叫绝。比如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深刻解读,通过对中国社会小资产阶级的深入考察,采用漫画式的笔调刻画道:“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寥寥数笔便对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作了细致入微的描绘,尖锐泼辣的语言既来源于身体力行的实践调查又来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透彻领悟,使人们在会心一笑的同时看穿小资产阶级的真面目。恩格斯曾指出:一个政党要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根据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进行了阐发,他提出:中国共产党内“一个十几年来争论的问题,就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正确路线是要先搞乡村,要研究农村情况。”口语化的表述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有机统一,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可以说,丰富的生产实践、生活实践赋予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推动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走近群众、走近生活、走近实际。

2抱定主旨,甘为公仆———语言体现鲜明的群众性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体现鲜明的群众性,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又反映了作为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伟大信念,即抱定主旨,甘为公仆。通过演讲、报告、著作等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目标在于让马克思主义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变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2.1明确对象,学习群众的语言

鲜明地提出认识对象、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前提,他指出:“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以反讽的手法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要想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和理解,必须同人民群众的生产实际、生活实际相结合。因此,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同群众的生活、学习、工作实践结合起来,提炼总结出人民群众的语言。“如果不但是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以其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幽默诙谐的表达方式、睿智超群的思辨才能,为我们树立了学习人民群众语言的典范。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用“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满足于一知半解等浅显易懂的语言来讽刺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精神,从主观意愿出发,缺乏调查研究的风气;同时还使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等语句讽刺不注意联系实际,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这样群众性的语言既简明精炼又直切主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亲和力及说服力,彰显出群众语言强大吸引力和感染力。

2.2贴近群众,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在其生命历程中,始终肩负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这源于他内心深处对人民深深的爱。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使能够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大众化的语言,使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扎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者们只有了解群众、心怀群众、贴近群众,才能更好地让群众信服。首先要了解群众的实际需要,在火热的群众生活中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其次要言为心声,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反映人民群众心底的声音,使“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马克思提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撰文写道:“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以简洁明快又饱含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关切,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为国为民的一片赤子之心。

2.3联系实际,为人民群众办事

自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便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应停留在口头上,而应注重实质,实实在在地让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武器。1920年,开办了湖南第一师范民众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吸纳着众多的知识青年和工人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时,创造性地将“工人”二字连起来,组成“天”字,说明工人的力量大于天,号召无产者联合起来作斗争。1921年秋冬,先后两次深入到安源矿井,通过与工人的亲切交谈,启发着工人的觉悟,打下了扎实的组织基础。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将马克思主义散布到工人阶级中,使之迸发出思想的火花,演化为强大的斗争力量。以敏锐的判断发现中国的农民蕴藏着巨大革命能量,1925年,回到韶山,在同农民打麻将、玩骨牌的过程中巧妙无痕地宣传着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1926年,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期间,号召他的学员们“向党里要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通过脚踏实地的实践活动走进了工农群众的心田,播下马克思主义的火种,点燃群众奋斗的热情,唤醒群众对新生活的希望,奋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的进程。

3文脉流畅,浅显易懂———语言表现充分的通俗性

列宁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马克思主义从理论的抽象到理论的具体生动,从理论化的话语体系到具体化的行动指南,从被少数人掌握到成为大多数人民群众的锐利武器,这一过程的实现应当以通俗化为基本途径。用气势磅礴,风格壮美,富于想象的语言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性,无论语言内容还是语言形式,或者语言风格都带给人民群众以“真”的思考、“善”的启发、“美”的享受。

3.1语言内容深入浅出,宣传富有感染力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过程中,既注重从中华民族优秀的语言文化传统中汲取智慧营养,又注重从当前的革命工作建设实践里吸收养料,力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的深入浅出,形成适合人民群众需要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例如,为了阐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团结问题的重要性,引用了俗语“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民主革命时期,为了纠正党内对革命形势的悲观判断,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比,说明了新生的革命力量必然会不断发展壮大,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过的加工改造,原本枯燥抽象的道理变得通俗易懂,即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又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情绪。讲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联系中国实际情况,借用古语“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并且对此加以创新解释;讲到写文章应当言之有物时,他以“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为例,不仅幽默,还给人以回味和思考;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比作“纸老虎”,帮助人们认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真面目。总之,总是能够以形象生动的语言、贴合实际的例子,传递给人民群众以深刻的思想,使人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3.2语言形式生动活泼,传播具有亲和力

一贯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语言形式应当生动活泼,他指出:“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象个瘪三么?”善于灵活运用多种辞格,增强语言形式的多样性,在真善美相互统一的基础上构成对马克思主义引人入胜的智慧表达。比如在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的基础之上,把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论述道:“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巧妙地以设问的形式引出“人民群众是真正铜墙铁壁”这一伟大的真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的中国化,能够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强烈的震撼力和感召力。通过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强大的思想武器,预见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撰文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段语言如诗如画,以气贯长虹的排比和比喻给人民群众以信心、勇气和力量,使革命必胜的信念深入人心,成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和宏伟纲领。通过高超的语言艺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良好的入耳入脑的效果,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在大众化的过程中产生出强大的威力。

3.3语言风格短小精粹,表达富有吸引力

大众文化论文范文3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当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对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也有相当的借鉴作用,但时代在变化,大众的构成和需要也在变化。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在“取其精华”的基础上推动和实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对此,笔者提出几点建议:这里的“教育主体”主要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传播,以期推进其大众化的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主体大众化是由大众化的对象所决定的,即大众对象的多样性、层次性决定了教育主体的多样性,换言之,就是决定了教育主体的大众化。然而以往的人们大都有一个认识误区,认为只有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统教育的学者才有能力,才有资格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于其自身则往往妄自菲薄,亦或自谦为不知或知之甚少。殊不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哲学家,并且都可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者,因为只要我们在思考,在实践,就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不开,从这一程度上说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交道,也就是说我们都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主体,当然在理论水平方面我们会稍逊于受过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学者,但在实践中,我们并不一定低于他们的水平,甚至强于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本本化的“象牙塔”里的学者,因为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所以,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主体的信心和决心,使人们意识到自身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价值意义,而一旦他们有了这份意识,便会自觉自愿地去学习、理解、相信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里的“教育客体”是指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对象。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客体大众化从根本上说是由其本身决定的,因为“大众化”本身就是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普遍化,使之为大众所掌握和认可。但现在一提到教育,人们往往会把范围缩小到学校教育,殊不知“活到老,学到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对象,并且事物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亦然,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要在变化中不断学习,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所以从更宽泛的维度上着眼,我们都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客体,而不应拘泥于某一群体,也只有使人们意识到作为教育客体的必要性及其精神所需,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真正内化为人们的意识。

这里的“教育介体”是指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介体大众化主要是指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人们喜闻乐见的方法来表达,使其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真正为人们所用。对此,我们应做到教材生活化、语言通俗化、形式多样化。教材生活化。这是《大众哲学》给予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在当时《大众哲学》之所以能把那么多的人引进哲学天堂,进入马克思主义世界,就是因为教材的通俗易懂,它能以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为例,讲得贴近实际,虽然作者在《自序》中讲过“要说的话不能直说,要用的字不能不用别的字代替,要举的例子也只好不举”[1]。但是他通过举诸如“雷峰塔的倒塌”、孙悟空的“七十二变”、“笑里藏刀”等家喻户晓的典故或成语来渗透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让人们觉得哲学其实并不神秘和陌生。所以“并不是只有深奥的哲学著作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通俗的读物同样可以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甚至赢得更多的读者。”[2]

因此,笔者认为现在很有必要出版一本结合现代语境和语义的大众化读物,把人们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语言通俗化。语言文字是理论的承载者,理论知识由最初的“口耳相传”,再到后来的“文字记载”,才可能代代相传,也才会有文明的延续、进步和发展。在我国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教育主体就得用中国式的语言和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人总以为语言越说得艰深晦涩,让人不知所云,学问就越大。所以,当初在艾思奇同志出版《大众哲学》后,就有很多所谓的“学者”攻击其语言过于生活化,缺少专业性和学术性,并且满带讽刺地说自己不屑于写如此通俗的著作,认为通俗会流于庸俗。其实恰恰相反,能用简单准确通俗的语言讲清复杂深刻的道理才是最难的。而艾思奇就做到了这点,试想如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深刻的理解和扎实的研究功底,是根本不可能用自己的语言,更不会用群众的语言来表达的,最多只能是引章摘句,用一些生硬的言语照本宣科。只有在理论上博大精深的学者,才能把抽象的哲理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至于“通俗会流于庸俗”,笔者认为应该首先厘清二者的本意,再看看其间是否有必然性。“通俗化”要求理论的表述易懂但不能偏离本意;对于“庸俗化”,邓小平曾经讽刺“这些年把一些人养成懒汉,写文章是前边摘语录,后边写口号,中间说点事”[3],可见,一方面“庸俗化”是口号式的,无实质性内容、理论可言,另一方面“庸俗化”与“通俗化”相比,可能“易懂”,甚至“有趣”,却有可能偏离甚至歪曲理论本意。固然,为了“易懂”,“通俗化”也往往需要借助一些生动形象的比喻、故事或者俚语等作为铺垫,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论证的“学术性”,但“底线”是决不能“牺牲”理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决不能因为追求理论的“易懂”而“失真”,陷入真正的“庸俗化”。可见,二者含义完全不同,其间也没有必然性,并且《大众哲学》的成功,也是对这一怀疑的最好论证。实现形式多样化。这是因为当今时代,一方面人民群众的思想、价值观趋于多元化,加大了理论传授和宣传的难度。另一方面,我国人口众多,随着分工的日益细化,不断呈现出新的社会群体,而各群体所需、所想有质的区别,应该格外关注,做到具体群体具体分析,这就需要我们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采取不同的形式,适应不同群体的需要。

#p#分页标题#e# 这里的“教育环体”是指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社会环境及其所提供的教育支撑条件。从国际上看,当今社会是国际化、信息化的社会,这样就把世界各国愈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使得各国相互影响愈加深刻,而来自其他各国的影响亦使我国的社会环境愈加复杂。从国内看,网络的兴起正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尤其是青少年,网络已经成为新世纪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新工具和手段。它就像一把“双刃剑”,以其独特的优势吸引着广大人民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不少挑战。所以客观上,网络已经成为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亟待攻克的一片阵地。如何在网络上对“网民”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引导,推动其大众化也成为了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重要问题。但网络具有虚拟性、开放性、隐蔽性等特点,这就使得我们工作的难度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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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质量评判结合专业培养目标,进行专业知识与技能教学效果的评定

一般来说,高校中各类专业都会制定不同的培养目标,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系统搜集评价信息,进行全面的专业评价,当前已经作为美国高等教育与质量评判的基础,在我国还仅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各类高校在教学体系、课程设置等方面略有不同,即使对于同一类专业,其教学质量评判标准也会存在差异。因此,需要构建以各类专业为基础的教学质量目标,并对评判过程进行规范化与标准化管理,尤其结合各类专业要求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对该类专业教学效果设定统一的评价指标与衡量标准,确保教育质量评判过程的科学性与公正性。

2.评估标准充分与课程体系设置相融合

有效地将学生、企业以及社会其他相关群体的需求融入高等教育评估标准,则可将该标准作为教学质量目标。由于学生个体需求差异、教育价值选择差异等,需要在原有的统一式课程体系中增加相应的课程满足个性化的培养需求。按照学生的不同需求,建立自助式的课程体系,通过一定程度的个性评估,结合学生的学习意向,个性化地定制课程清单,进行教育资源的按需分配,并根据学生反馈情况进行调整,以学生兴趣与需求为基础进一步丰富课程内容,当然这需要深入开展需求与课程的关联性分析工作,并增设以需求为导向的课外实践环节,学生的个人规划也要尽可能地准确与完善。

3.评判指标覆盖教学内容与方法,实行分阶段的评价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后,精英教育的概念也发生转变,因此,在进行教育质量评价时,也要根据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标准与评价体系。如在进行基础教育阶段,包括外语类课程、政治类课程的教学,来自不同的专业以及不同需求的学生的差异不大,可以采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评价;而在深入教育阶段,来自不同专业不同研究方向的学生以及存在不同培养需求的学生,在课程设定本身即产生差异,则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分别进行评价。

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进行教育质量评判

1.确认评定主体的性质,采用适合的方法进行质量评判

根据不同专业的不同要求,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主体需要进一步确认,包括课程体系的设置、教学目标以及教学方法手段等项目,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评定。需要注意的是,在评定之前,要给予评定主体充分的运行时间,即在当前的高等教育体系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再分别做出评价,在前期可以进行小范围的适用性与可靠性试验,确认合适的运行时间以及评定效果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大规模地开展评估工作。将计算机技术引入评价体系中,通过评判指标的确定,与相关因素权重的设置,计算出最终的结果。需要注意以全面的信息管理系统作为支撑,采用国外先进的评判方法,如斯塔弗尔比姆的CIPP方法、ISO9000评价方法等,也可将这些方法相互融合。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来自学生、高校以及社会中的企业及专业机构的评价立场存在差异,对于评价标准也各有侧重,需要在评估之前尽可能地找出能够影响评价标准的因素,去除这些因素带来的结果偏差以确认评估结果,并定期对这些因素进行关注与区别。

2.建立教育质量评价认证制度,提升评判结果权威性

除了上述主体性评价,还需要建立以政府或行业协会为主的第三方评价制度,建立设置专门的机构定期进行数据的搜集并展开评价工作,可以考虑建立评价认证制度,即由政府出面,组织特定的教育质量评价机构,进行区域划分,专门负责高校教育质量的评判工作,并定期将评判结果予以公布,加强评价的权威性。该机构也负责高等教育相关政策的传递等工作,作为非政府部门的行业联络机构。相比于以学生与教师为主的教育效果自评,来自社会第三方的教育效果具备更强的客观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以评估标准为导向的数据的搜集,来自行业内部的数据会第一时间反馈到国家认证的教育质量评估机构,同时数据获取的范围也更大,数据的全面性更高。其次,评估标准的可对比性,对照以往的评估信息,根据当前的政策等形势的变动,对评估的准确性进行确认,评估机构可以将标准进行调整与更新,确保评估标准对于当前的评估项目最为贴切。此外,高校教育质量工作小组也需要指定人员与质量评估机构进行专门的联系,包括有关反馈信息的交流互通、教育资源与教学策略的研讨实施以及专门为提升教育质量开展的相关培训活动等,实现真正的由政府部门出面监督与支持,由评估机构直接领导的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机制。

3.结合特定平台施行多重考核,定量与定性结合

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估工作需要与多方部门配合进行,包括教育主管部门、第三方质量评定部门、毕业生就业管理部门等。对于教育工作的开展效果,这些相关部门都会给予一定的评价,可以考虑进一步将这些进行量化,结合各方视角与平台,将评估指标的重要性进行优先排序,并根据排序结果,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各因素的权重在确定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根据国家现行的教育发展战略与社会需求水平做出调整,也会因高校学生的各自优势以及各类专业或研究方向的不同而有所侧重。此外,需要进行定量与定性方法结合进行质量评价,根据不同的评价项目以及不同的评价指标进行设置。作为支持与辅助作用的数据分析平台以及作为信息收集与的公众参与平台,还有意见反馈与监督平台等,多样化的手段并举,为质量评判提供时间与空间的双重保障。学生学习效果的自我评价、课程准备情况、个人能力提升、专业兴趣发展以及课程体系设置、教学内容设定、专业测试方法与结果、学生就业能力、参与工作后的表现以及与就业岗位的匹配程度等方面都要考虑在内,对于教育质量的考核范围延长到学生毕业参加工作之后。

三、大众化发展趋势下质量评判发展路径

1.强化教学质量观念,加强教育理念

教育的价值体现为知识与技能的习得以及自身素质的提升,只有满足教育价值的获得程度可以作为评价教育质量的基础,只有满足高校学生个体发展的教学质量要求,才能充分满足各方的教育需求,这也是高等教育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依据。大学生从高校迈入社会,需要学习的不仅是专业的知识,还要增强工作能力与适应能力,因此,需要进一步将社会人才质量观念融入教学质量观念,形成“为社会提供高适应性的高素质人才,适应各专业各岗位的工作”的教育理念。此外,要注重发展学生本身的特点与优势,并将该优势的提升作为教学的根本满足学生的需求,给予学生充分的发展空间与创造空间。高等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作为接受教育主体的学生个人期望的实现,也是学生积极参与高校教学相关活动的初衷。高校教育理念的形成与发展要以学生的需求为转移,在确定学生需求的基础上,通过教学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学生本身为核心,辅助学生达成目标。在这样的教育理念要求下,高校要由原来的直接引导学生进行资源选择与硬性规定教学内容,转变为以学生为主导的教学资源与内容的配置,校方通过各种方法帮助学生识别自身需求与优势,进行个人发展目标的规划。

2.设定独立的监管队伍,根据教学内容进行实时的监控

设置专司教育质量评估的专管机构,采取统一的监管模式,如要求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高等教育机构及高等教育从业者积极配合并接受监督,包括教学资源的监督与教学过程的监督等方面。可以学习英国高等教育的监管机制,即通过政府拨款、专门立法、完善保障措施等方面完成责任分工,监督部门以独立于政府的中介机构为主,政府及有关部门起到引导与支持的作用,通过确定评判目的、评判指标,搜集分析相关信息,综合考量多项指标最后确定评估结果。可以将监督部门分成两个部分:一是高校学生团体,即在高校内部成立相应的组织,发掘学生中不同的教育需求,并以每个个体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是否存在不足以及需要改进等情况做出第一时间的监督评价,评价结果可以直接移交政府相应部门,也可以反映到民间相应机构;各类高校的学生之间可以结成联盟,搭建完整的信息交流渠道,便于相互学习。二是来自民间机构,更多地从社会需求等方面评估当前采取的措施能否达到标准,考虑对于社会发展、企业人才需求等方面能否得到满足,并在出现可能的不符合情况时,第一时间向政府主管部门汇报,由政府出面进行管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当前可能存在的教育质量标准,并不是由政府对外公布,而是由相关的行业协会等机构进行,政府仅仅充当适当引导及管理的工作。

3.加入企业与社会相关机构的评定,完善评判体系

目前,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利益相关群体,除了学生、教师以及其他高等教育从业者,还包括政府、企业、银行、媒体以及社会其他相关团体,对于高等教育十分关注,但由于自身的发展目标不同,对于高等教育人才的期望也各有区别。大众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既要延续国家一直以来的意志,培养为社会带来价值的人才,也要满足学生单独的个体需求,即自我能力的提升与个性的成熟。当前的高等教育要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以各方利益最大化为前提,提升教育体系的运行效率。当前,我国进行教育质量评估的部门,以教育主管部门为主,为进一步适应社会需要,可以增加包括企业、行业协会等机构,形成多方评价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一方面,施行校方的教学质量自评,通过成立教育质量办公室,由校长担任负责人,领导全校教育质量保证体系与评估体系的运行等工作,并根据当前的政策与形式,对教育策略与措施进行实施与调整;另一方面,形成由包括行业机构、各类企业单位以及政府对应部门共同进行的综合性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由教育专家、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等专业人士共同评判高校的教育质量。庞大复杂的教育评估系统需要容纳尽可能多的相关群体的反馈意见,才能保证评估结果与真实情况一致。

4.确保信息反馈渠道畅通,修正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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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西方哲学的研究重心逐步的转移到了方法论上。此时的哲学家们开始强调知识的确定性与可验证性。他们对形而上学开始排斥,并试图将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语言哲学也应运而生。语言哲学所关心的范畴主要包括了:指称、意义、真值、言语行为等等。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为现代语言学的发展,特别是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话语隐含理论也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莱斯(Grice)对语言使用与会话逻辑进行了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最终提出了话语隐含理论。格莱斯认为会话双方能够正确理解对方的意思并进行交流是因为会话时双方都遵循了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就是合作原则。合作原则的存在让会话的双方能够在会话的过程中有默契的相互配合,并能够相互理解对方话语中所蕴含的意思。合作原则的主要内容有四条准则: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系准则以及方式准则。数量准则要求话语内在能够包含交谈所需要的信息的同时又不能够拥有超出所需信息的内容。质量准则要求讲话的人所讲的话中不能够包含自知是虚假的内容,同时也不能够包含没有足够证据的信息。关系准则要求所讲内容必须要与会话的主题相关,不能够偏移主题。方式准则要求语言内容必须要清晰明了,防止歧义的产生。然而在实际的交际过程中,经常会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采用一些特色的语言技巧或者策略来故意违反合作准则中的一个或多个准则,让谈话者自己的真实意图能够通过隐晦的方式表达出来。在会话的过程中,当会话的话语在表面上违背了合作原则时,会话的另一方就需要根据当时的语境等一些内容来推断出会话所隐含的意义。而格莱斯则称这种在会话交际中推导出来的隐含信息为“会话含义”。

二、话语隐含理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大学英语阅读教学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具备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让大学生能够运用英语来进行信息交流,并帮助学生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为他们打下良好的基础,使得他们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学生想要利用英语来进行信息交流,就必须要能在英语交际的过程中讲话者所表明的观点和态度,并能够对讲话者的话语进行分析、推理、判断和综合概括。

(一)话语隐含在大学英语听力教学中的应用

自2005年2月以后,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由100分制改为710分制,其中听力所占比例大大增加。这充分的证明,大学英语将更加的重视学生听力能力的发展。将话语隐含理论运用到大学英语听力教学中去,能够有效的引导确实去正确的理解会话语的言外之意。在实际的语言交际中,人们往往会因为各种原因,经常有选择性的避免通过语言来直接的表达出自己的真实观点或者意图,而是会采用比较委婉间接话语来含蓄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达到自己的意图。面对这种情况,如果能够有效的利用话语隐含理论,那么就能够在交际的过程中了解到对方的弦外之意,而学生在听力考试时更是能够“知己知彼”,有技巧的捕获各种话语发出者的弦外之音,进而能够正确的解题。由此可知,大学英语教师与高校学生如果能在听力的教与学中高效的利用话语隐含理论,那么听力理解的教学工作就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二)话语隐含在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的应用

通常情况下,许多中小学英语教师都是教完音标就觉得完成了任务。这就直接使得很多学生到大学后在学习英语时不能够通过语音的方式来传达自己的意味深长的言外之意或者是理解他人的言外之意。这样的后果就使得很多学生即使是过了四级、六级也很难在与外国人用英语交流时通过发音来表达自己的言外之意或者是理解他人的言外之意。其实就如我们的母语——汉语一样,通过不同的发音方式往往能起到表达言外之意。在实际交际过程红能够表达出会话隐含的言外之意的有语音因素、知识因素。其中语音因素主要包括了重音(stress)、音长(length)、停顿(pause)和语调(intonation),知识因素主要包括了背景知识、情景知识、相互理解这几方面。在实际交际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的重音、音长、停顿、语调可以让一句话表现出不同的意思。例如“Sheisyourgirlfriend.”这一句话,如果是重读主语“she”,那么就能够表达出一种疑惑的语气,表示质疑;如果是均衡重读,那么就表达一般陈述,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如果是重读宾语“girlfriend”,那么就包含了肯定、欣赏或惊喜的态度在里面。知识因素帮助学生理解话语之中的隐含之意十分重要。学生要掌握英语就必须要了解其背景文化,缺乏背景文化的支持,在理解言外之意方面就会存在严重的缺陷。会话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情境之上的,情境因素帮助学生理解言外之意十分重要,不论是在听力考试中还是在英语交际的过程中都必须要对产生会话的情境有充分的了解。而相互理解则是指的会话的双方必须要明白自己的话能够被对方所理解。

三、会话隐含理论所带来的英语教学启示

在任何一门非母语的语言教学中,让学生能够理解其所包含的隐含信息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认知过程,而能否正确的领会话语中的隐含信息则直接的关系到能否正常的使用这门语言进行交流。英语作为一门学生们学习的第二语言,如何让他们能够真正的理解讲话人的话语中的隐含意义,是长期以来困扰教师以及学生们的难题。通过话语隐含理论的运用笔者认为要帮助学生学会领会英语会话中的言外之意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要选择适合的材料,为学生播放不同场景中的对话,引导学生们去对其中的谈话者的方式、语气、语音语调等与所表达的意思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提高他们的语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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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离不开历史

从先秦诸子散文,到汉魏六朝诗歌、文章,再到唐宋诗词、传奇,再到大元杂剧,再到明清散文、小说,这个过程是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用“文学”在写历史。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流行的文学类别为什么各不相同,正是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氛围、宗教、审美观等不同的社会因素在起作用。例如宋代是个时局动荡的朝代,宋朝的词人们,尤其是陆游、辛弃疾等人用生命谱写的历史与对国家的爱全部寄托在了长长的词卷中,读起来使人感慨万千,怆然涕下。讲解这类诗歌,就必须使学生了解为什么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爱国主义诗歌是贯穿整个宋代诗词创作的重要主题。

(二)作家离不开历史

我们说对作家要“知人论世”,就是要结合作者的生平、经历、创作的时代背景等历史因素来分析其作品。作家的身世、作家的遭遇、作家的思想、作家的作品风格、作家的作品名句等,无不烙上他们所属时代浓厚的印记,作家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俗等,都会在他们的传说、传记、作品中渗露出来。辛弃疾年轻时在北方参加抗金斗争,到南方后,一直力图恢复中原。他在词里,经常倾吐对山河分裂的悲痛,故他的词悲怆豪迈。李清照生活在两宋之交,中年后流亡南方,作品大都渗透着忧伤的感情,其中也有一些饱含忧国之情。正是生活环境的改变,也改变了李清照词的风格特点。大学语文课本中所选的一些经典篇章中,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所表达的自己遇刑后的愤慨不满,让我们看到政治的黑暗;宗臣的《报刘一丈书》大胆揭露了相府中的丑事:干谒者极尽谄媚贿赂之能事,权贵者极其贪得而故作清廉,让我们看到官场的腐败;李华的“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让我们看到了古代战争的残酷。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借洞庭之“澄澈”湖景,抒豪士之“冰雪”情怀,境界清疏空阔,情调凄凉萧飒,虽然没有直接写社会现实,但却隐约而含蓄地表达了对朝廷的不满,呈现出了南宋时代的特殊色彩。

(三)作品离不开历史

文学的发展是不可能离开历史的,文学的素材更不可能离开历史,我们赏析文学作品就必须用历史的眼光。历史背景的清晰与否直接与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有关。比如如果不知道黑奴贸易和西方国家的种族歧视政策,学生就难以理解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这次演讲的轰动效应。以课文《乐毅报燕王书》为例,这篇课文距今年代久远,需要丰富的中国古代史知识为依托才能深刻理解。

二、学好文史的途径

(一)需要温故而知新

语文教材中的历史知识相对于历史教材来讲,肯定不够系统,零零碎碎地分散在不同的诗文中。比如《乐毅报燕王书》这篇课文节选于《战国策•燕策》,这段历史一般人知道不多。但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在我国流传极广,被许多秦始皇题材的影视剧反复演绎,而且中学语文也已经学过这篇课文,很多学生都能背诵“风萧萧而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名句。教师可以以此为切入点,告诉学生乐毅的故事也是燕国的一段历史,但比荆轲刺秦王要更早一点。燕昭王采纳郭隗的建议,招贤纳士,乐毅就是其中之一。经过二十八年君臣励精图治,造就燕国最辉煌的一段传奇。他曾统帅五国联军攻打齐国,连下70余城,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范之一。后因齐国使用反间计,他受到燕惠王的猜忌,不得已回归赵国。由于燕国自毁长城,没了乐毅做统帅的燕军被齐军打得大败,燕惠王反过头来归罪于乐毅,因而写信斥责他,乐毅不得已才写下这千古名篇自我表白。了解了这一段历史,再来学习这篇文章,就会更深刻地了解历史人物,并能从中引发很多发散性思考。

(二)需要拓宽视野,好学深思

还以宋代历史为例,由于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起家,因此,尤为忌惮武将效仿作乱,以温和的办法杯洒释兵权,不重视武将的培养,导致在对抗金、辽等时显得力量薄弱,常被后世称之为“弱宋”。但这“弱宋”只是针对军事和政治的,其他方面,并不弱小。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甚至感叹,宋朝是最适合人类生活的朝代,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还有很多西方学者和他一样,也极为推崇中国宋王朝以及宋代文明。究其原因,其实正是宋朝重文轻武的另一方面的结果: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科技进步。宋代经济发展远超汉唐,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顶峰。宋代文化高度繁荣,诗词、歌赋、杂技、戏曲、民间音乐、小说、书法、建筑等艺术都高速发展,明人宋濂谓:“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那是一个群星璀灿的时代,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学家就有苏洵、苏辙、苏轼、曾巩、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岳飞、陆游、文天祥、辛弃疾、李清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等举不胜举。科技方面,汤恩比曾指出:“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弱宋”其实在军事上也并不是完全不堪一击,当年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西北部,例如西征欧洲,历时约8年,征服俄罗斯列国,进掠波兰与匈牙利所向披靡。而宋王朝独自抵抗了整整50年,欧亚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能有这么强的抵抗能力。直至1279年,南宋流亡朝庭宰相陆秀夫背着八岁的皇帝赵昺投海,10万余民众和士兵宁死不降,跟随投海殉难,才宣告宋朝的灭亡。在对比以上历史资料时,大学生们深刻了解到宋代存在争议的历史面貌,教师不必言明谁是谁非,只要把不同的观点都告诉学生,让他们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才是真正的“授人以渔”。

三、挖掘教材内在的历史文化因子

古今中外,与历史相关的文学作品,如诗词歌赋等可以说是浩如烟海。而能被收入大学语文教材的古代诗文,内在的历史文化因子都非常丰富,有的表现为对人生和历史的悲情抒写,有的则抒发伤时感世、心系天下的忧患情怀,有的表达回溯过去、时空穿越的开放意识,有的则寻求突破、探求和审己中的反思意识与超越精神,多角度地充分彰显了我国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和鲜明的文化艺术。面对丰厚的历史遗存,如何将存于历史文化中的无形力量,演化为推动大学语文教学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当然这需要我们教师将有意识地去关注和积累相关历史知识和当今时代亟待解决的新问题融入教学之中。以杜甫为例,比如华东师大第九版《大学语文》第一单元收有杜甫的《又呈吴郎》,第三单元收有杜甫的《北征》。结合2012年杜甫诞辰1300周年之际,一组名为“杜甫很忙”的恶搞图片走红网络,杜甫甚至还变身为很多影视动漫角色,这位历史上慷慨悲歌的现实主义诗人形象被彻底颠覆的事件。每次上这两课,我上课之初先提几个问题,诸如“怎么看待历史名人的被恶搞?”一些学生表示欣赏其中折射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认为作者并无恶意,只是一种游戏心态和幽默感的体现,是现代社会表达个性、吸引注意力的方式;也有一些学生则认为这是世风日下与道德无底线的表现,这种时代潮流冲走的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元气血脉,文化传统不断失去,长此以往,中国必将失去自己的文化。教师就可以抓住机会,再提几个问题,例如“杜甫很穷,最后穷死在湘江的一条船上。但为什么杜甫的诗歌不死,精神不死,可以传承千秋万代?”等。由于中学语文中已经学习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同学们都知道诗人曾经置个人的寒冻生死于不顾,切盼天下寒士都能住上“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广厦”,表达了博大的胸怀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而现在所学的《又呈吴郎》则是他和亲友间的私人信笺,更能反映出杜甫为人的真实秉怀,这首诗没有一个字言及个人的不幸遭遇,完全是体恤别人的困苦,诗中的情感真切而真挚,逾千载而犹能炽人。这样的感情也同样很容易被学生认可接受。教师就可以抓住机会,继续追问,为什么杜甫时代的老百姓当时生活在如此的水深火热之中?这就很容易激发学生的阅读思考,他们会进而想更深入地了解唐朝安史之乱导致社会日益动荡衰退的那一段历史,教师可以顺势引出长篇叙事诗《北征》一诗的相关介绍:杜甫作为在职的左拾遗,以诗歌的形式向肃宗皇帝汇报了他探亲路上及到家以后的见闻感想。这首叙事性抒情诗,虽然政治性极强,但由于使用了叙事诗的手法,并不生硬。宋代叶梦得《石林诗话》对它评价甚高:“长篇最难。晋魏以前,诗无过十韵者。盖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倾尽为工。至老杜《述怀》《北征》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固古今绝唱也。”诗人以赋为主、有比有兴,以一人一家之遭遇写尽沧桑历史,让我们看到安史之乱中百姓的凄惨处境,显示出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高度才能和浑熟技巧,学完这首诗就会体会到为什么杜甫诗歌被后人喻为“诗史”。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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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语言离不开文化单独存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是语言的基石,是依靠语言来传播的,学习语言的基本目的是为了交际。因此,为了帮助学生提高交际能力,在大学英语课堂中导入文化知识是培养学生良好交际能力的过程。而为了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适应性,培养学生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注重文化知识的输入,不但能够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还能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其次,英语语言结构不但包括单词、短句,还包括词组、句型以及语法等。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学生一般都是用记笔记、背笔记等学习方法,比较枯燥,从而极其容易导致学生对于英语学习失去了兴趣。而文化导入能够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能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在讲解课文的时候,如果把相关的历史、地理、价值观念以及人文风俗等背景知识介绍给学生,不但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兴趣,还能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教学内容,从而提高英语学习的效果。另外,在英语教学中融入中西方的文化知识,将中西方文化精髓结合起来,不但能够开阔学生的视野,为今后进一步学习或者就业打下基础,还能拓展学生的思路,提高学生自身的综合素质和文化修养。因此,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能够使学生掌握了一种语言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掌握了一种技能,从而能够帮助学生的自身发展。如:翻译、接待、对外汉语教学、对外贸易等只要与西方人交际有关的工作,学生都可以大胆的尝试,从而在择业的时候,拓展了学生的就业面。

2基于中西方文化差异下,大学英语教学中中西文化导入的有效途径

2.1以学生兴趣为导向,拓宽教学渠道,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

目前,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资源的稀缺和大学英语教学大纲提出的要求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因此,《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针对这个问题,指出了:“由于我国可利用教育资源相对有限,高校大学生人数迅速增长等原因,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改进原来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课堂教学模式,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契机,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新的教学模式”。英语教学的目的是使学习获得结果,因此,为了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大学英语教学中,高校应该拓宽教学渠道,以学生兴趣为导向,普及多媒体应用,以多媒体传播西方文化为主,不断的改进课堂教学方法,帮助和引导学生端正学习动机和态度,给学生创造更多的语言实践和交际机会,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开设多种西方文化课程,如:经济、军事、信仰、礼仪等方面,涉及面要有广度,从多角度引导学生来学习西方文化,要有计划性、阶段性、重点性引导学生了解西方文化知识。如:鼓励学生听一些英语广播,看一些影视资料等。通过绕口令、猜谜语等方式引导学生学习外语,并且带领学生参加一些英语讲座、小品演出等活动,从而为学生学习好语言打好文化基础,丰富学生的文化底蕴。

2.2不断提高教师的文化素质,加强教学之间的学术交流,提高师资队伍的建设

为了丰富教学内容,作为语言的传播者和引导者,大学英语教师应该不断的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具有系统性的教学理念和较高的教学素养,才能努力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才能在课堂上,把西方文化准确的传授给学生,才能基于文化差异下,因材施教,把中西文化导入到教学过程中。另外,大学英语教师要具有自己的特长和优势,才能全面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因此,为了加强大学英语教学质量,通过校与校之间的学术交流,交换引用中西文化差异教学意见,不断沟通大学英语教学的经验,从而提高师资队伍的建设。同时,学校之间的学习交流,不但为学生搭建了学习的平台,还为教师提供了宝贵的交流平台,从而使师资队伍建设得到了提高,使学生从中也感受到了学习跨文化交际的实用性和乐趣。

2.3重视英语语言的教学,注重文化的导入,改革英语教学方法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传统的教学模式只能让学生片面的而理解某一个单词、句子的含义。而引入中西文化差异教学,是对学生加深学习语言的记忆,是能够有效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语言的能力,帮助学生理解和深化语言知识和语言结构,避免学生语言错误,规范学生跨文化交际用语的有效途径,因此,为了避免语言的错误,大学英语教学应该重视英语的应用技巧,也应该注重文化的导入。近几年来,全国英语四、六级考试中,加强了考生对西方文化知识理解能力的考核,因此,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为了准确分析中西文化差异,要将西方文化和中方文化结合起来,改革英语教学方法,加深对语言的掌握,加深对目标英语的记忆,从而提高学生的口语能力。另外,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交点,巧妙地借助汉文化为整书添色不少。

3《源氏物语》与《红楼梦》

3.1取材相似

参照史实,两部作品讲述的对象都是宫廷上层人。《源氏物语》描述的是平安王朝时期的贵族社会,当时是日本的全盛时期,上层大官贵族奢靡之风严重,整个社会太平和混乱参半,复杂而且矛盾。藤原依靠皇室外戚,逐渐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并开始干涉政事,掀起了同族间的争权大战,皇室为了保全政权,通过大寺院设置了“院政”,极力抵抗藤原的反派势力,在这样的环境下,中下层贵族几乎没有任何晋升的机会,从而在其他地方找寻突破口,促使不少地方贵族势力云集,庄园百姓此时也遭受了巨大的苦难,激起了老百姓的反抗的热潮,激化了社会矛盾,太平盛世面临了空前的危机。《源氏物语》选取这段历史作为故事背景,讲述主人翁源氏的生活和爱情经历,从侧门反映了当时贵族社会的骄奢淫逸,表达了对那个时代的极度不满。

3.2表达了对妇女的同情

《源氏物语》中虽然作者着重向读者描绘了源氏的爱情故事,但是并没有局限于描述爱情故事本身,而是借助对源氏爱情和婚姻的描写,展现出当时一夫多妻制度下妇女的惨痛经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男女的婚姻经常伴随着政治色彩,很多政治上的明枪暗斗都通过男女的婚嫁来解决,在这场无声的战争中,妇女担任了政治交易的工具,也成了这场交易下的牺牲者,紫式部对该现象毫无遮掩地描写,勇气可嘉。紫式部笔下的女子社会地位不尽相同,有的身份高贵,有的则低贱到微不足道,虽然如此,这些女子却遭受着同样的处境,都充当了政治交易的有效工具,最终沦为贵族男人手中的棋子,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下饱受欺凌。《红楼梦》同样借助凄美的爱情故事表现出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摧残。在故事中表现出的是男人对女人的残酷,但是追根溯源,摧残妇女的不是男人,而是封建社会制度。封建社会制度决定了男人就是拥有大男子主义,男人高于女人的思想根深蒂固,男人很自然地会把女人当作手中的玩物,这点和《源氏物语》不谋而合,女性的卑微在两部作品中都有大量的文字体现。决定男人对女人看法的是制度,是社会风气,从中日文学在这一观点上的高度一致可以推断出中日文化的高度相似性。毫无疑问,《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受到她所处时代的束缚,通过文字表达出她对当时社会的极度不满,感慨贵族阶级的衰亡,但是并没有从根本去否定社会和阶级制度。紫式部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妇女命运的凄凉,表现出对妇女的同情,但是另一方面却认为源氏是妇女的坚实庇护者,将源氏高度美化,也表现出对源氏的同情以及肯定。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在《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中,将封建社会里公子哥对女性的玩弄表现得生动形象,突出表现公子哥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但是却把贾宝玉的形象不断美化,并从全书的视角表达了对这个善良、慈善化身的公子哥的歌颂。《源氏物语》中还植入不少佛教因果报应的思想,这一点和曹雪芹的作品又一次不谋而言。

3.3艺术表达形式的一致

上一节已经详细说明了《源氏物语》中和歌受中国诗词的影响,和歌包含了各类日本古典诗歌。日本文学中的诗词源于中国,所以当时的诗多由汉字组成,代表的意义也大多可以用汉字的意思来解释。但是这种文学上的借鉴并不是抄袭,日本人写完诗之后十分注重吟唱,所以把这种充满了日本特点的诗称为和歌。和歌与我国的五言绝句和七言律诗有众多相似之处,无论节奏还是格律都和唐诗类似。众所周知《红楼梦》中出现了至今流传甚广的诗词猜谜酒令,通过大量的诗词对细节部分进行描述,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封建阶级的精神面貌,这点在《源氏物语》中也有许多类似的地方。《红楼梦》中作者通过采用不同的预测形式,大多以隐写的方式,描绘主人公的未来命运,这一点在《源氏物语》的文字里也能发现类似之处。

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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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建设经费不足。

乡镇文化建设中存在建设经费不足的问题,导致文化活动难以正常开展。虽然一些乡镇使用了拉赞助或者采用乡镇补助等方式来增加群众文化的活跃系数,但仍然缺少固定的经费用于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没有足够的经费用于乡镇文化的发展,使得文化站一些设施得不到及时维修。甚至有一些乡镇的财政支出中文化建设支出的比例极小,从而使得文化设备出现萎缩现象。

(2)文化建设设备简陋。

文化设备是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的基础条件,缺少基本的文化设备就不会使得文化活动正常开展。受到乡镇环境条件的制约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使得一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极不平衡。外加领导对基础设施建设重视程度不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群众文化的发展。一些文化建设没有被列入到财政预算的范围内,导致其工程建设难以正常开展。部分乡镇虽然具有基础文化设施,但是由于设备不够健全,过于简陋导致文化活动难以正常开展。

(3)文化工作队伍存在缺陷。

现阶段的乡镇群众文化工作队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文化程度低、专业素质欠缺、从事文化行业的时间相对较少。此外,乡镇的文化队伍中从事群众文化的专业人员年龄偏大,一些乡镇虽然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组建了一支文化队伍,但是队伍中缺少专业文化人员和专职文体人员,通常情况下都是专干身兼多职的现象。大多数乡镇群众文化人员对文化的研究不够深入,即使一些人员对某一类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在从事乡镇群众文化以来没有得到专业的培训和指导,使得他们的文化发展步伐滞缓。乡镇群众文化的工作是基层工作,工作条件受到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设备和经费等各个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一些文化工作人员面对杂乱的工作和艰苦的工作环境最终会选择转行,从而导致乡镇群众文化的人员流失现象严重。国家对乡镇群众文化的重视力度不够,没有给予他们技术职称评判的机会,使得一些坚守岗位多年的工作人员最后还是初级职称的位置,不利于他们长期的发展。

2加强乡镇群众文化建设的创新,促进文化发展

(1)打造特色乡镇群众文化。

乡镇群众文化的发展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道路,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性才能促进文化的创新,才能赋予文化新的活力和生命力。所以,对乡镇文化的创新就需要从乡镇的具体发展情况出发,根据其历史文化和群众文化的价值取向促进文化的发展。还应该结合乡镇环境发展的实际情况建立文化发展的激励制度,积极鼓励乡镇人民群众参与到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增强他们对群众文化的认同感,提高群众文化的参与度就会为群众文化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乡镇文化组织人员应该大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对乡镇的文化资源不断地进行挖掘,树立乡镇的品牌文化,从而促进乡镇文化的繁荣,使乡镇文化成为独具特色的群众文化,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2)加强乡镇文化内容的创新。

文化内容是文化的灵魂,对乡镇文化进行创新首先应该从内容上进行创新。进行文化创新的思想应该标新立异。针对一些民族文化氛围浓烈的地区,应该注重发展本民族文化,将民族风土人情融入文化的内容中,使文化更能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为人民群众打造喜闻乐见的群众文化。例如,在一些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可以利用大量优秀的民俗文化创设文化内容。发展本民族文化,将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长久的保留和传承下去,从而使得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创新乡镇文化内容对于增进人民的团结和发展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3)加大群众文化模式的创新。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开始发生较大的转变,对群众文化的发展要求也逐渐提高,传统的群众文化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文化发展的需求,为了适应现代文化发展的方向,需要不断地创新文化发展模式。群众文化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经济是必不可少的铺路石,所以应该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机制,使群众文化的发展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群众文化的创新是没有具体的规定的,所以需要让人们对文化发展的道路不断进行探索,促进群众文化逐渐走向繁荣和昌盛。文化的产生来源于人们的互动,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应该也脱离不了这个特殊的群体,群众文化作为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人们应该在生活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探索和研究,积累更多的文化发展经验,将其不断地进行汇总,使用在群众文化的建设中,促进群众文化更快更好的发展。

(4)加大对群众文化的资金投入力度。

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化的创新同样如此,所以在乡镇群众文化的创新过程中应该增加资金的投入力度,建设文化活动中心,对文化演出的场所和设施进行更新,开展文化知识共享工程项目,形成新型的乡镇文化网络体系,为人们的文化活动提供一定的场所,满足人们实施文化活动的需求。此外,还应该聘请一些专业的群众文化研究人员对乡镇从事群众文化的人员进行专业知识讲解和培训,增加他们的专业能力和整体素质,鼓励群众自发组建文化演出团队,给予他们一定的演出经费,通过举办各种活动,让乡镇的文化队伍和专业的学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从而使得他们的文化知识能够快速的提高。

(5)建设系统的文化网络。

随着文化的发展,群众文化的活动形式开始由过去的单一化形式变得多样化,出现了广场文化和民俗文化等多种形式的文化,所以需要建立系统的文化网络对乡镇文化进行引导。文化网络系统中可以将一些群众自发的文化活动通过网络的形式进行传播,促进群众文化有规则、有组织的发展,也能够提高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从而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发展。做好群众文化的引导和控制工作,坚持正确的文化发展方向,促进群众文化的全面发展,使群众文化活动向着深度和广度的方向发展,形成文化发展的新局面。

3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