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论文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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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论文范文1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嬗变过程

笔者意图从三个层面爬梳意识形态话语的传统，即三个主要理论学派中的代表性人物关于意识形态概念或结构等的研究，由此寻绎出大众文化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首先，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流变，大多数研究成果已成为学界共识，正如季广茂所说:“意识形态是我们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国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研究尤其具有集中性。事实上，概念色彩的不同区分和使用语境中的依据来源，也成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概念产生歧解的重要缘由。自1797年法国学者安东尼•德斯图•特拉西始，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明确的术语出现。特拉西在1801-1815年写作的《意识形态原理》中提出一种观念学，并认为它是其他一切科学的基础。“摆脱宗教或形而上学的偏见，对思想的起源进行理性的研究，这可能是建立一个正义和幸福社会的基础”；“自然的和社会的是重合的。而这种重合可由思想起源的例行分析，由意识形态解释出来”；“因而，在它的最初意义上，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积极的，进步的”。此种具有科学意味且概念色彩表现为积极的含义一直被使用，直到19世纪末结束。拿破仑关于意识形态的解释成为当下意识形态讨论的主流话语：“就是这些空论家的学说———这种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以一种不自然的方式，试图寻出根本原因，据此制定各民族的法律而不是让法律去顺应‘一种有关人类心灵及历史教训的知识’———给我们美丽的法兰西带来的不幸的灾难。”

简言之，通过拿破仑的解释，意识形态成为一个被泛化的词汇。19世纪初期开始，意识形态被视为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词语。在德国，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释界延续了该词的贬义色彩，并且迅速普及开来。“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说出的情景就像‘暗箱’中一样上下颠倒，那么这种现象也是出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正如物像在视网膜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一样。”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虚假意识。其次，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从二元对立到逐渐统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脉络基本沿着两种途径推移：一种是从特拉西开始的积极的解释。经过迪尔凯姆到结构主义、经验主义的丰富、发展，意识形态主要被解释为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认识的社会科学方法。另一种解释主要从拿破仑开始，经马克思、恩格斯到曼海姆、哈贝马斯。他们注重讨论认识的真假问题，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幻想，某种程度上对意识形态概念有所误读。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概念的存在与嬗变，经历了从积极倡导到消极误读的过程。最后，在意识形态产生与存在结构上的思考与辨析。“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贬义的，其贬义主要包括两种：首先，意识形态与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观是和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任何正确的世界观在某种意义上都必定是一种唯物主义观点；第二，意识形态与社会中的资源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如果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受到怀疑，那么作为其一部分的意识形态也会如此。”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流话语辨析

首先，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存在语境作了阐述。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中，商品拜物教的出现、人的异化都是意识形态造成的结果。马克思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指出了物质生活关系才是其批判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立论基础，他同时也指出不是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产生出相应的意识形态，只有少部分符合统治阶级意识的物质基础才会产生意识形态。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运作机制的分析，抽象出意识形态的结构。然而他只是停留在批判的维度和立场，未能具体指明意识形态的一整套运作方式与构架。其次，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阐释具有消极色彩，但是所谓“虚假意识”并非出自其言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本身存在矛盾与吊诡处，很多文献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也往往是相互对立的悖论。但是，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的这一说法未见明确出处。事实上，最早使用此种说法的是恩格斯，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可见，这种误读的理论逻辑首先在于马克思本人充满矛盾的意识形态论述，然后是虚假意识的绝对消极性。最后，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释读因为受时代背景限制，因而必然会存在局限和误差。马克思阐明了意识形态的消极性，指出了物质生产中人的异化与“商品拜物教”现象，但是马克思未系统地建构出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正因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拓展了马克思未曾触及的领域———大众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是当代人文学术中意识形态分析的起点。”

二、剥离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关联性

消费社会的到来使主体成为被符号征象遮蔽的存在，主体不再以鲜明的对抗性行为或态度来挣脱客观世界的宰制和压抑。原因在于，统治阶级的力量不再以政治压迫表现出来，而是通过环绕大众的消费与娱乐文化对大众进行更内在也更为隐蔽的宰制。

（一）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合理关联

全球化之后，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逐步减弱，而新型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日益扩大。如女权主义、科技主义、生态主义等不像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那样关注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只是选取一个角度或者一个特殊领域关注社会变化。新型社会意识形态的崛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尔库塞1963年发表了题为《弗洛伊德的人的概念的过时性》的演讲，“每一座房子上的天线，每一个海滨上的收音机，每一个酒吧与饭馆里的自动电唱机，如同种种绝望的嚎叫———他不会扔下它们不管，他无法与这些现代怪物分离开来，他不会谴责这些东西的无聊或憎而恨之，也不会抱怨它们搅了自己的美梦。这些嚎叫吞没了其他人，甚至吞没了那些虽遭谴责但依然渴望实现其自我的人。在庞大的被捕获的听众中，绝大多数人陶醉在那些嚎叫声里”。不难见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个人业已陷入“失根”状态。大众文化在马尔库塞看来就是“技术理性”对于大众的一种新型控制手段，易言之，主体在后工业时代俨然已成为“单向度的人”。

（二）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渗透

“大众文化”一词有两种常见的译法：massculture或者popularculture。这两种译法已经很能表现出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在雷蒙•威廉斯看来，“Mass的词义复杂难解在20世纪尤其明显：一个过去与现在皆指涉‘稳固的集合体’的词（包含正面与负面的意涵），现在同时也指涉‘一大群的事物与人’。这种意指‘一大群、大量’的用法，大体而言已经变得非常普遍通用。”如此，mass主要指数量的表现、品味的通俗化。大众文化理应是针对多数社会群体的一种以媒介手段为导向的文化模式。而popular则是通俗的、流行的。它更侧重社会文化发展的及时性、内容的大众化与文化模式的时尚消费性。所以，不应该紧抓两者之间的区别不放，而更应在不同的语境中适时地引入这两个概念。“文化的这种媒介化过程是普遍的、不可逆的。这一过程中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部分地构成了这些社会，并且部分地界定它们为现代的。而且这种进程在我们身边继续发生，并改变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在大众媒介影响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生活和社会不再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分离的独立体，而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互交融、共存互生的多样整体。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在非压抑性生存的环境中，工作时间（即苦役）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而自由时间也摆脱了统治利益强加于它的所有闲暇活动和被动状态。”

广告、电视、电影、流行歌曲等大众文化产品，对于消费主体而言，不仅是外表光鲜、内容轻松的消遣方式，而更成为一种具有主导色彩、潜伏着意识形态因素的新“糖衣炮弹”。在商业电影的消费行为中，类型片成为最具体的意识形态操纵物。诸如爱情片、战争片、社会历史片等，每一段虚拟的光影故事背后都隐匿着某种易变了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意识形态于是在黑暗的角落窥视主体的分崩离析，观看大众的愉快接受、狂热追捧。电影在“窥视”这一手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在希区柯克的电影中，每一个窥视镜头都可以解读为一个十分显豁的意识形态植入。观影者自以为控制了电影中被展示的角色行为和思想，预设了各种可能展示的具体生活，但是主导和控制观影者观看行为的仍是银幕背后的意识形态的“黑暗之眼”。希区柯克最有代表性的电影《后窗》正是以一扇窗作为媒介来展现不同的观影可能。意识形态概念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那里亦有深入阐发。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通过询唤主体而植入现实，再通过现实本身诱导主体接受被改造的命运。电影并非我们主动选择的娱乐方式，而是一种被集体无意识遮蔽了的意识形态植入手段。

（三）意识形态借用文化研究的外衣

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形态植入是教条式、显性的。经过大时代背景的淘洗，意识形态借用文化这一抽象的外延宽泛的对象来巩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以华美的外表、易于接受的形式等手段，使每一个接受者愉悦地主动成为意识形态的改造对象。至此，大众真正成为“大众”，失去话语权，被迫模糊了存在的状态，只能停留在现实中经历一轮又一轮意识形态的改造。正如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与人类社会的生存相联系后指出的：“种种事实表明，没有这些特殊的社会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人类社会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和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而分泌出来。”于是，颠覆传统意识形态的新媒介开始通过大众文化进行隐蔽的意识形态植入。技术理性成为虚假意识附着的新外衣，生活方式和社会运作的重新设计也成为“理所应当”的现实需要。“品味”或“趣味”成为大众消费的竞斗场。大众在这样“狂轰滥炸”的生活中“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个被改造的对象。语言不再与主体相关，而是呈现出控制化的新面貌。语言锲入现实生活的诸方面，控制每一个可能控制的对象。

三、意识形态超越与大众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研究反思

随着时代更变，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开始出现。1957年，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提出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问题；1960年，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指出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意义；苏东巨变后，佛朗西斯•福山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试图用文明的冲突代替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话语自身面临更加严酷的现实挑战。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建基于所谓的“批判理论”，其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和批判有赖于其时的社会历史状况。试析之，首先，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阶级背景和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等都已经决定他们所处的阶层是社会上流的精英阶层；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的否定基于研究环境的“大转移”。从保守严谨的德国迁徙到自由多元的美国，研究所的研究课题不可能不带有极大的主观成分。这种研究的态度一直都存在于研究所的大多数成员身上。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具有惶恐的“法西斯情结”。国家的分崩离析与自身的命运相勾连，法西斯的强大威慑力早已对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心理产生严重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关联性，正如霍克海默所指出的：“在今天，每个社会阶层的意识都有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和侵蚀，不管它在自身所处的环境里可能多么地专注于真理。”

（二）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性

在日常生活领域，意识形态通过雅与俗之间的转变来实现自身统治的需要。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是潜在的，难以察觉的。这种意识形态可能会附着于各种艰深的大众文化理论之上。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因其具体的存在环境复杂多样，于是划分、区别成为当务之急。洛文塔尔基于传记的大众文化研究，本雅明基于电影的大众文化论断都指向了一个新的两极：雅与俗。在文化层面，雅与俗是一个渊源有自的二元对立式。它存在于鉴赏主体、鉴赏对象，也存在于鉴赏方式中，藏匿于社会现实的诸多面相背后。大众可以是通俗文化的生产消费主体，也可以是高雅文化的欣赏者与品评者。在社会阶级层面，雅与俗的同义语应该是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电影《朗读者》中的汉娜因为是文盲而始终处于被支配、被统治、被压抑、被改造的劣势群体中，而与她相反的是上层阶级的米高，因为掌握了文化控制权而始终处于主导大众的统治阶级群体中。底层希望以受教育的方式寻找一个上层阶级的“爱人”，但阶级之间的对立早就已经割裂所谓的爱情，取而代之的是两者之间的互相改造与隐形对抗。在心理层面上，雅俗之间的划分使主体的自我意识被不断削弱。雅与俗也应该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区分，并非单纯物质层面的表现，因为雅俗之间的分明界限让执守雅俗文化二元对立的创造和接受主体产生相异的心理反应。“在电影院中，观众个人的批判态度和欣赏态度已融为一体。这里，关键之处在于，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在电影院中那样，个人的反应从一开始就以他置身其中的群众化反应为前提。”

四、总结

大众文化论文范文2

关键词：互联网;大众文化;法兰克福批判

网络安全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的批判，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由于对大众文化的偏激态度，他们不断遭到非议。目前仍然存在着法兰克福学派所指认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的特征，并且对于认识当今西方大众文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互联网技术日益普及、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应该对西方大众文化的大肆扩张保持清醒的认识，用理性的态度面对其对中国大众文化市场的挤占、对意识形态的冲击。

一、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反思西方大众文化的特点

（一）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卢卡奇说；商品结构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物体的性质，是一个“幽灵”物体，其基本性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被其严格程度掩盖起来，好像它是完美、合理和自我调节的。也就是说，人们的社会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被商品化，物与物的关系替代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们的自主性丢失了。大众文化起初并不具有商品的性质，从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角度来看，由于得到技术和资金的支持，创作者不再局限于艺术的形式，文化工业的设计背后岿然不动的是商业的力量。换句话说，文化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市场需要和商业利润，人的需要已不再是主要动力。大众在这样的氛围中时刻受其影响，最终消费者成为消费的奴隶。在《现代艺术和大众文化》中，霍克海默说：“过去继承了艺术传统的所谓娱乐，现在只是游泳或足球等流行的刺激因素。”今天，“艺术清楚地认识到它完全是一种商品，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令人惊讶的是，艺术品自豪地成为消费品，发誓否认其独立自主性。”在商品拜物教的影响和控制下文化工业产品成了彻底的和奇怪的商品，其交换价值取代了使用价值占据主要地位，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期望不再是文化内涵，而是它带来的名望、财富和地位。

（二）大众文化的标准化根据阿多诺的说法，当文化工业产品在市场上取得成功时，就会出现大量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模仿品，文化产品随着标准化产品的出现而成为商品。商品与文化艺术相互对立，艺术品应当是风格化的，当艺术性不复存在，它就失去了一件艺术品的本质。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文化产品丧失艺术性给过这样的评价，“文化工业以效益为目标，与文艺作品的反叛性相违背，并依赖于替代性作品的形式。”工业化为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艺术本身的特性也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步丢失。创新是艺术的灵魂，只有不断创新才是艺术的本质。艺术品以营利为目的脱离了艺术品的单纯性。人们生活在产业社会之中，既享受这些文化产品带来的精神乐趣，同时也慢慢丧失了主观判断力陷入恶性循环。

（三）大众文化的欺骗性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起着“社会水泥”的作用，它通过娱乐消遣的麻痹加以强制性的隐秘控制，迎合人们在机械劳动中的需求，消解人们的内在超越维度和反抗维度，使大众在虚假的满足和欢乐中不思痛苦和忧伤，不思抵制和反抗。享乐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逃避，逃避对现实的反抗。在《批判理论》中，霍克海默描述过逃避现实一词的含义：“人们已经沉溺于个人的观念世界里，当重新调整现实的时机成熟时，他们才会重新调整他们的思想观念。人们内心的精神生活和理想已成为保守的因素......人类已丧失构造出一个不同于他生存的那个世界的另一世界的能力。那个世界就是艺术世界。”无论文化产业是为公众提供娱乐，还是通过不断的对话和承诺得到公众的接受，这些都是大众文化欺骗大众的手段。他们不断地将维护自身统治所需的社会规范灌输给大众，直至大众最终放弃对现实的否定。

（四）大众文化的控制性表面上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消费者都是极其自由的，事实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文化的控制从未放松过。阿多诺与霍克海默认为，文化工业是统治阶级生产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比传统意识形态更具有隐蔽性，潜移默化地把统治阶级的意识变成了大众的生活方式，人们即使看到了社会不合理的方面也处于无能为力的状况。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声称工业社会的力量一劳永逸地影响着人们。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融合消除了社会的对立面，促进了整个社会高度融合。以往的社会中没有完全消灭对人的控制，从未彻底消除消极观念和抵抗思想，但在这种高度融合的社会中，文化是单向度的文化，思想是单向度的思想，人在单向度的控制中成了单向度的人。当今发达的工业社会彻底挫败了旨在使人类摆脱奴役的抗议和行动。公众对世界一无所知，他们看到的都是统治者愿意让他们看到的，文化产业成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

二、互联网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渗透

互联网作为集三大传统媒体（报刊、广播、电视）于一身的新型数字化媒体，因其具有信息传播快、跨时空、互动性强等特征已经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促进民主进程和文化交流的同时，网络背后隐藏的强文化对弱文化的渗透与控制对我国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形成了极大的威胁。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大众文化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过去困扰大众社会的弊病现在原封不动地为消费者社会、信息社会和当今互联网社会提供“营养”。互联网在促进文化交流的同时，西方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也在传播，西方民主思想和生活方式也在扩散。西方国家利用其信息强势和网上话语霸权，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文化渗透与扩张战略。近年来，“中国威胁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情的改善在西方流行起来，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防范的主要目标，这加剧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网络文化渗透，我国的网络文化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借助“网络自由”肢解价值观念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基础，也是指导我们行动的基本准则，与国家安全和民族精神息息相关。近年来，西方国家受益于互联网提供的信息，通过社交媒体美化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将网络自由与人权联系起来，歪曲中国的公民权利问题，妄图加强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渗透，企图在思想上制造混乱。

（二）借助监控系统制造网络舆论。近年来，新型社交媒体成为西方国家传播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有效途径，互联网正在成为组织和动员抗议者的重要力量。前中情局职员爱德华.斯诺登曝光的数据显示，2014年3月19日至5月18日美国有2077台带有特洛伊木马和僵尸网络的服务器控制着我国大约118万台主机。监测社会各领域的情况，通过高度伪装，招募网络水军响应社会舆论，回应互联网用户心理，具有战略灵活性和技术隐蔽性的特点。

（三）借助网络文化产品的输出腐蚀国民思想。世界已经摆脱了暴力和金融控制的时代，未来全球政治的力量将掌握在那些有媒体能力的人手中，他们将利用互联网控制和传播信息，利用强大的文化和英语语言优势实现金钱无法实现的目标。互联网使西方的文化产品广泛传播，这种传播往往是在“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幌子下进行的，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使公众产生接近和信任西方文化的感觉，动摇了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三、辩证看待、理性应对

法兰克福学派曾指出，作为资本与现代技术结合的西方大众文化，它的商品性及意识形态性是毫无疑问的。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决定了它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必然性，这意味着它承载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观念也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形成对文化弱势国家的文化霸权。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大众文化已成为西方文化霸权、干涉别国文化主权甚至政治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和传播西方大众文化时必须充分意识到并保持警惕。其次，我们还要看到西方大众文化中值得借鉴的文化成果。不能因为有文化霸权存在的可能，就因噎废食，关闭文化交流的大门，这只能故步自封。总之，面对西方大众文化的蔓延，我们应该保持一个大国应有的理性与宽容，既要坚决抵制西方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渗透，又要吸收借鉴西方大众文化的积极成果。在利用互联网了解世界的同时，清醒地看到互联网并不都是我们表面所看到的那样有优越感。吸纳精华，去除糟粕，对西方文化渗透有意识地拒绝，保持良好的网络环境，更好地建设和管理社会主义网络文化，营造文化自信的良好风气。

参考文献：

[1][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143-144.

[2]霍克海默.现代艺术和大众文化，载霍克海默集[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227.

[3][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148.

[4][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117.

[5][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135.

大众文化论文范文3

［摘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对高校校园文化的影响不断加强。面对大众文化的冲击，高校应积极促进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良性互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科学精神的培养，不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使高校成为创建21世纪新文化的主力军，不断提高大学生对大众文化的审美能力。

［关键词］

大众文化；高校；校园文化

伴随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社会文化也随之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向，即大众文化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起来，逐渐成为与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相抗衡的一种社会文化。高校校园文化归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它以深厚的人文精神为底蕴凝聚着该学校的历史和精神传统，融合了社会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是中国当代主流文化在校园中的体现，其浓郁的学术气息、高雅的审美趣味、蕴含的科学精神，发挥着为社会服务和引领社会文化的重要作用。校园文化是高校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源泉，其主张伦理价值的严肃性、规范性，追求学术性和创造性，具有不断超越的精神动力。大众文化的基本目标是追求娱乐，具有可复制性、通俗性、无深度感。作为受市场经济导向的市民文化，以个性化、非主流为追求，亦被喻为快餐性消费文化。大众文化作品一般都是通过现代技术或科技手段以较快的速度复制或炮制并抛售给大众。大众文化之所以占有市场一席之地，是因为其产品某种程度上是大众所需的。大众文化也并非全无进步的、合理的、有用的要素。大众文化所表达的平等性、亲民性、全民性和世俗性的融合思想，有利于促进整体社会文化多元化、自由化和民主化的进程，同时它能让平民百姓深深地感受到个人存在的价值和地位，从而极大地激起了民众的主体意识和积极的热情［1］。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大众文化客观上正使当代的中国意识形态发生着调整和改变，拓宽了民众交往的公共文化领域，促进了弱势群体逐步向具有自主意识和价值的文化主体的转变，加速了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步伐，这些作用都是有目共睹和毋庸置疑的。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大众文化发展得很快，如我们广为熟知的大众文化形式肥皂剧、选秀节目、娱乐性广告、报纸杂志等畅销的消遣娱乐版面、KTV、街舞、追星、摇滚、流行歌曲、家居装修、时装展示乃至产品的包装与企业的文化形象等等。高校校园文化预示和引领着社会文化的前进方向。相比较而言，大众文化是一种受众较广的世俗文化，更具有平民性，能够满足不同层次百姓的精神享受。高校校园文化与大众文化虽有差异，但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精英文化为大众文化提供精神思想、学术指导与智力支持，大众文化也为校园文化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应用领域。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弥补、渗透的矛盾与冲突，这一过程最终导致双方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彼此升华与提高，而非共同否定与消亡［2］。对社会文化发挥引领作用的高校校园文化与满足百姓个人价值需求的大众文化间的冲突是相对的。包括校园文化在内的精英文化虽然在百姓中的受众群相对较少、普及率也不高，但因其注重价值意义的精神追求，对于提升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引领和导向作用；同时，大众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其特有的价值和意义。它来源于广大群众，能够代表广大群众的思想、情感与理想，深受百姓的喜爱。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有利于扩宽受众者的广度与宽度。加之，高校校园文化的社会辐射功能也将发挥更大亦更广泛的作用、将更多地被广大群众所接受。

一、大众文化对高校校园文化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起，思想解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不仅带来物质上的大众消费，而且带来精神文化上的大众消费。中国人的思想空前活跃，文化意识也开始从意识形态性的完全一体化向多元文化形态分化。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以平民性、娱乐趣味性、通俗性和随意性为内容取向和价值取向，易于在大众中传播的大众文化开始萌芽并日趋繁荣，而以学术性、精英性、权威性与社会性为价值取向的精英文化正在走向衰落。改革开放初期具有大众文化性质的作品一般是从港台或海外传入大陆的。例如，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抒情歌曲，《霍元甲》、《上海滩》等电视剧，以及三毛、琼瑶等人的言情小说等。更加刺激、更具挑战意味的摇滚乐也被从海外引入，受到了青年人的喜爱。这些大众文化产品的传入使中国大陆民众了解了大众文化，同时也有力地催生了大陆本土化大众文化的生长。“超女”现象、小沈阳、郭德纲、周立波等在受到某些知识分子抨击的同时也受到了大众的吹捧和喜爱。百家讲坛于丹、易中天、纪连海、孔庆东的迅速走红，表明精英文化开始放下高雅的“架子”逐步走向大众，满足大众的知识和情感需求。大众文化来势汹涌、精英文化逐渐受到歌星、明星等的冲击，知识分子抑或冷静地蔑视，抑或进行理智的批判大众文化的媚俗。然而，大众文化依然我行我素，最终，在“人文孤岛”上的精英们只能通过批判大众文化、呼唤人们追求和向往精英文化中证明自身的存在［3］。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高等教育在规模上开始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到，到2020年，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40％［4］。随着高校不断地扩招，加之放宽了入学年龄等，使得各种因素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良莠不齐。大众文化中充斥了新奇、时尚的元素，而大学生正处于心理尚待成熟的年龄阶段，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心和尝试欲，这加速和拓宽了大众文化在校园文化的推广与传播的进程。高校校园文化有其独特的学术氛围和理性自由的思想，承担着智力支持、精神堡垒、育人的社会责任和使命。以营利为目的之一的大众文化为高校带来了浮躁、追求利益的气息，给校园文化的学术性和独立性带来了强烈的影响和冲击。高校的校园文化与大众文化在当前市场经济浪潮中相互碰撞与冲突，主要表现在大众文化对校园文化的冲击。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不断深入和大众文化不断兴起、精英文化不断衰落的背景下，随着现代社会电视、报刊、网络等各种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和人际交流的日益频繁，来势汹涌的大众文化不断对高校校园文化进行着冲击和渗透。这使得具有“象牙塔”之称的高校充斥着各种思潮，价值观念日趋多样化，也反映出高校校园文化中某些大众文化的特质。（一）大众文化对高校校园文化的积极影响

1．大众文化丰富了校园文化的内容

在校园中不断渗透的大众文化带动了校园文化活动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校园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改革开放以前的高校校园文化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精英文化意识，以学术交流活动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为主要内容，如党团活动、党史知识和意识形态教育讲座、书友会和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等等。改革开放以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校园文化活动的蓬勃兴旺，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社团组织等在校园中兴起。这些文化活动并不是完全具有价值观意义，而是学生完全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爱好组织和推广的。例如，校园歌手大赛、化妆晚会、模特服装秀、电影节、艺术节、hiphop街舞比赛、选秀活动、FLASH设计大赛、摇滚等等。校园“文化衫”热、王朔的“痞子文化”和周星驰的“无厘头”语言大受学生追捧。手机短信、QQ、博客和微博是学生们相互交流的主要方式。这些几乎都是各种大众文化在高校中的重现。高校校园内，大众文化冲击了传统价值和道德观念，以学生所熟知和喜爱的表现形式呈现在校园中，这极大地丰富了大学生的业余生活、扩宽了大学生的视野和交往空间，也满足了他们不同层次的文化诉求和需要。

2．大众文化促进了大学生的不断社会化

社会化指的是个体向他人或社会不断学习并逐步获取生存和生活的资格，主要是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化过程［5］。作为大众媒介最忠实的观众和听众，大学生是当代大众文化活动最重要的参与主体之一，大众文化成为大学生不断社会化的重要文化环境因素，深深地影响和“重塑”着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6］。大众文化中所包含的另类社会习俗与沟通形式、人际交往和道德理念等与学校教育的方式有所差别，更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学生们更乐于接受。因此，大学生在接触大众文化并与其互动的时候，可以客观地体会到各种社会角色，在不断调试着个人与角色间的互动中培养了他们适应社会角色的能力，循序渐进地促进了大学生的社会化进程，使其逐步成为“社会人”。

3．大众文化促进了大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大众文化所具有的进步性和超前性，促进了大学生思想解放和个性张扬，催醒了大学生的自我意识，他们不再甘心做学习的工具和被动的教育接受者。大学生充分挖掘和利用大众文化中各种语言、象征符号和行为模式来张扬自己的个性。他们开始发现另外一个丰富多彩、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各种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中他们可以挖掘自己的兴趣爱好，减轻严肃的政治色彩和传统价值观念的约束，真正体验到“行随心动”、“我的地盘我做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展现自己的才华和实现个人的价值。他们要以自己天下独一无二的身份走上属于自己的舞台，书写自己的青春故事，留下属于自己的青春痕迹。他们勇于完全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来选择衣着服饰、行为方式和兴趣，喜欢与众不同、标新立异，不在乎是否能够被人理解，毕竟有他的同龄人作为彼此的追随者和观众。

4．大众文化缓解了师生的心理压力

当今的大学生承受着严峻的就业压力，同时在人际关系、学业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困惑。同时，高校针对教师的教学科研业绩考核体系也给教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工作压力。大众文化在校园中的兴起和发展，给广大师生带来了形式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比如，QQ或MSN聊天、“BBS灌水”、浏览新闻、BLOG、微博、玩游戏、看电影等时尚流行节目，等等。大众文化不仅给大学生提供了视听快感的快餐式消费，还让他们在娱乐中获得了心理安慰和精神鼓舞，如在网络游戏中大学生可以扮演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权威角色，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信心与动力。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广大校园文化主体的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也使他们学会了乐观地看待生活、享受生活。在拓宽他们生活空间和社会交往空间的同时，转移了大学生紧张与焦虑的不良情绪，强化了他们的心理安全与社会认同感，调节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平衡了心态，使其在丰富的感官体验和审美愉悦中陶冶了心灵，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有序化发展。

5．大众文化加强了校园文化的社会辐射功能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也被席卷进市场经济的浪潮中，高校通过不断扩招、产学研相结合等逐渐将大门向社会开放，在高校与社会间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大众文化发挥着重要的助推作用，高校校园文化的社会辐射作用因此不断凸显出来，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形式多样的大众文化激发了校园人积极采取行动，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挖掘校内外有效资源，凭借发达的传媒和科技手段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在当前社区文化与校园文化不断交融和接触的过程中，高校文化娱乐活动，比较常见的形式有大学生深入社会的社会实践活动、校园歌手大赛等。在当前讯息发达的时代，过去曾经被垄断的相关资源呈现出平民化、个性化的色彩。校园人尤其是大学生群体越来越多地开始尝试自主创作、出版、发行书籍、做音乐、出唱片、拍短片和电影，等等。这些活跃的大学生活动吸引和凝聚了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与重视，凭借大众媒体和社会、民间资金的支持，拓宽了高校校园文化的发展空间，也增强了公众对其的关注度，校园精神、价值理念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渗透。此外，昔日深居在象牙塔里的专家、学者们也一改往日著书、发表文章、讲座等传统形式，利用当前大众较为热衷的网络和媒体等媒介手段来向公众传播思想和专业学识。这势必加速了校园文化的社会辐射作用。

（二）大众文化对高校校园文化的消极影响

随着大众文化在高校校园文化中的传播与渗透，大众文化自身的弱点使得高校校园文化呈现出以下特点：

1．大学生过于追求文化活动的感官刺激和娱乐功能

大众文化之所以受大众喜欢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它是一种流行性文化。踏着时代的节拍，紧跟时尚，推崇娱乐和猎奇，看重非主流和宣泄，这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大众文化大都被现代传媒所接受、认同，是因为它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具有通俗性，这些都成为大众文化在当代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它不断地追求时尚和流行，所以在社会生活中就表现为“瞬间文化”，流行歌曲、网络红人昙花一现，怪异、另类时尚稍纵即逝，一次性文化产品随处可见。大众文化为了满足受众的口味，甚至有的是低级趣味，一味地追求娱乐和感官刺激，误导受众的审美情趣。大学生正处于心理发育尚待成熟的时期，长期沉湎于此的学生只愿意感受和接受简单的、肤浅的事物，单纯喜欢这种感官体验性的新奇，而对那些具有深奥道理和深邃的思想不再感兴趣，甚至排斥。

2．高校具有明显的商业氛围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求学期间兼职、开网店、摆地摊、开公司等，这一方面缓解了当前就业的压力，培养了学生的创业意识，锻炼了他们的社会实践能力，另一方面，这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观念会影响一代代校园人，势必会给校园文化的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在校园里，教学楼、行政楼墙壁上挂着的液晶电视，主要播放各类精彩的商家广告和促销活动信息。在经常举办的校园文化娱乐活动寻求商家的赞助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甚至有些活动是商家在校园中全力“倾情奉献”的演出，这实际上是商家的促销活动，这虽然为活动解决了很大的一部分经费，但商家冠名、商品促销、竞猜活动与校园文化活动糅合在一起。在活动中由于过多的商业表演活动使得学生们自己设计、排演的机会减少，并没有起到校园文化活动本身应有的作用，严重地影响校园文化应有的高雅性、纯洁性和艺术性。

3．大学生审美具有世俗化倾向

校园审美文化的世俗化主要表现在，民族传统文化、严肃的文学艺术遭受冷落，通俗浅薄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等大受学生欢迎，大学生的审美趣味逐渐走向低俗。80年代深受大学生欢迎的诗歌、散文已经被现在的大学生所遗忘，取而代之的是流行歌曲。在审美方面，他们不再崇尚含蓄、古朴和心灵美，而是更多地追求外表美。具有通俗性和无深度性的大众文化受市场导向影响较大，其审美倾向也深受当今市场经济的影响。如周杰伦的“蜗牛”成为上海中学生首选的爱国歌曲之一，高中、大学语文教材中分别加进了金庸的作品和罗大佑的歌曲，“超级女生”唱红大江南北，德云社的全国巡演，等等。近年来，大众文化消费产品吸引了公众的眼球，成为整个社会所关注和热议的焦点。在校园中比较常见的是偶像崇拜，在歌星的巡演现场、会与签售会等场合上，有偶像的地方一定就有大学生“粉丝”。而提及汤一介、黄昆、钱钟书、季羡林的大名时，有的学生竟然闻所未闻。随着手机、电脑、网络等通讯设备的普及，大学生已感觉到传统文学、传统阅读方式已经过时，很少有学生喜欢阅读传统文献资料，图书馆中的古籍、经典文献书库形同虚设。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大学生对网络文字、网络文学反而倍加热爱，网络歌曲、网络语言在高校校园中不断盛行［7］。在当今就业压力大的背景下，受此类大众文化的影响，有的大学生放弃学业学习文艺或体育特长，频频参加各种选秀活动，甚至有的大学生放弃了所学专业，或“身在曹营心在汉”，抱着“六十分万岁”的心态，梦想一夜成名、成星。4．高校学术氛围日渐浮躁为了迎合和满足大众百姓的口味，大众文化日趋平白、通俗，其语言、符号更趋于简短、平面化，甚至庸俗化。这不利于文化深层内涵、意义的传达，削弱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大众文化对社会现实揭露的程度，只沦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娱乐与调侃，不断丧失了文化持重的、悠久的、深层次的文化品性。高校具有教育的功能和向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及捍卫精神堡垒的使命感，应有其独特的价值定位和独立的文化精神，校园中应具有理性的、学术的和自由的文化氛围。而大众文化的根本目的是赢利。随着其在高校校园中的不断渗透与蔓延，市场和社会的商业模式、纷繁复杂的浮躁的气息、对物质的占有与渴望的唯利益论也慢慢在校园中弥散，大大地冲击和威胁着校园文化的学术性，形式上较为丰富的文体娱乐活动潜藏着经济因素。譬如，要想成功举办一项活动就要协调和说服一些企业提供经济赞助，几乎校园的每个角落都有关于某某公司或培训机构的广告宣传，大学生对歌星、影星的演唱和宣传活动的热衷程度远远超过教授的学术讲座，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高校的学术气氛。大学生几乎很难从具有媚俗性、煽情性的大众文化中领会到有价值、有意义的因素，在愉悦中几乎学习不到有价值的知识，而大众生活和媒介中的浮躁、不稳定心态和气息占据了他们的心灵，大众文化娱乐时间侵占了他们宝贵的学习时间，这极易使他们陷入花样繁多的文化产品的消费漩涡之中，既迷失了自我、荒废了学业，又耽误了青春年华［8］。在高校中、抄袭、拼凑、交易等学风、学术腐败现象屡有发生。高校中有些教师也急功近利，不能静下心来踏实做学问搞研究，有的忙于办讲座挣钱，有的为了晋升急于出成果而急功近利，有的面临论文难于发表、著作难于出版、申报项目难的现状，于是就抄袭剽窃他人的论文和成果，为了申请到科研项目而不择手段，这使得粗制滥造的“学术成果”充斥校园和书店，学术文化水平大幅降低，学术氛围越来越浮躁。有些学者为了所谓的“创新”将国外的外文文献翻译过来变为自己的学术成果，而并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和现实社会需要，根本没有实际价值，也体现不出中国学者的独立创新精神。我们的研究都是纸上谈兵，平庸肤浅，是何等的贫乏和不着边际［9］。总之，随着大众文化的传播，它对校园文化的负面冲击非常隐蔽并具有极大的杀伤力，长此以往，校园文化将会逐步成为大众文化的附庸。

二、大众文化影响下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一）以精英文化提升大众文化，促进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良性互动

精英文化是以知识分子文化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精英文化应该是高校的精神支柱，是校园文化的核心精神，应该是每一位大学生都应具备的精神体验和文化素养，目前高校中呈现精英文化式微、大众文化兴盛的局面。在当前大众文化产品市场和社会观念混乱、文化价值分层加速的背景下，精英文化不应放弃本该具有的一贯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文化立场，更应“站出来”承担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价值导向功能。花样繁多的大众文化也有利于丰富精英文化的表现形式，增强精英文化在百姓生活中的影响和辐射作用。在两者的接触、碰撞等良性互动中，逐渐形成形式多样、内涵丰富和深远感召力的高校校园文化。

（二）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科学精神的培养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也是社会发展、治国安邦的重要基础和动力。高校应引导校园人正确、客观地看待优秀传统文化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高校应精心选取一些大学生乐于并易于接受的、对促进社会发展有利的国学精华并在课程设置中加入，这是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最直接和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其中尤其要注重历史文化的传承。大学生对历史事件的熟知和理解、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有利于增强其分析历史和社会现实的热情与能力以及对历史和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同时，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应不断改变僵硬的教学模式，丰富教学方法，在讲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过程中，要有针对性地提炼国学的精华部分并充实到教学内容中，以提高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道德教育的亲和力和感染力。高校应积极探索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各种有效形式，使其激励、引导和育人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以增强大学生对唯利益论、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想的防御和思辨能力。科学研究是高校的重要职能之一。创造、学习和传播科学文化是高校师生的共同追求。大学生不仅需要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还要怀揣不断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高校教师应该崇尚和实践治学严谨、不断探索真理、敢于纠正错误、批判和干预谬误的科学研究精神。在这样的校园文化气氛中，大学生将深受其熏陶和影响，养成追求和弘扬科学精神的气度。高校作为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应当深入研究和探索传统文化和精英文化，将历史的积淀与现代的诠释加以融合，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并举。借鉴传统文化和借助现代科学推进校园文化建设，从而使校园文化得到不断的更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不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使高校成为创建21世纪新文化的主力军

西方学者早已指出：西方文化的渐趋没落和衰弱，已表现出各种劣迹，人们将寄希望于东方文化来摆脱精神枷锁的束缚来拯救人类。我们大可不必因此类论断而欣喜，但应抓住世界文化重新组合的契机，不断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使高校肩负起文化创建的重要历史使命，在创建21世纪新文化的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高校不仅应该保持其应有的创新性、独立性的先进文化理念，而且更应研究挖掘新时期高校的文化魅力，在深度上和广度上来展现高校的文化品位。高校教师应深入探讨道德教育的目标与文化内涵，转变仅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来代替文化传承与文化建设的教学模式和思维定势，不仅通过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伦理价值观，更应注重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德育环境和气氛，培养其独特的文化鉴赏力、创造力、批判力、意志力等等。从文化层面重视对学生的心理教育，使其能够在善与恶、美与丑、荣与辱、公与私、虚伪与诚实面前具有正确的价值判断。

（四）不断提高大学生对大众文化的审美能力

席勒认为，美育的目的是培养人们的感性与精神力量总体上尽可能的趋于和谐统一，在人格中逐渐凸显人的理性。美育会使人的感性与理性在交融的过程中达到升华，并且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在理性的层面上达到和谐与统一［10］。当前，不良的大众文化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校校园文化，很大程度上在于学生没有足够的审美能力。同时大学生在校期间，自由发展空间大。高校在学科设置方面又缺乏提高学生审美和艺术修养的课程。因此，学校应努力创造条件，引导学生正确分析和评价大众文化，通过各种渠道，如开设美育、艺术教育课程，包括舞蹈、音乐、戏剧、绘画、雕塑，等等。让学生在对美的欣赏、评价、想象和创造中，提高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逐步积累审美经验，不断增强审美能力和艺术批评能力，久而久之，将审美意识和心理逐步转化为日常行为。

三、总结

总之，面对大众文化的冲击，高校应认真把握好大众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关系，积极吸收大众文化中的精华，增强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提升作用，重视对学生的传统文化、科学精神和审美能力的教育和培养，尽量规避大众文化对高校校园文化的负面影响。

作者：于滨 单位：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参考文献：

［1］［7］于杰，高日晖．当代大众文化对大学文化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文化学刊，2010（5）：46－47，48．

［2］邹广文．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及其生成背景［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52．

［3］徐圻．冲突中的交融［J］．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5）：22．

［4］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

［5］迟成勇，杨湘红．大众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8（2）：34．

［6］王立科．城市精神、大众文化与青年社会化［J］．当代青年研究，2003（4）：41．

［8］庞桂美．大众文化的泛滥及其对校园文化的影响［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108．

［9］高丙中．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及其变迁［J］．社会科学战线，1996（2）：110．

［10］仇春霖．大学美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13．

第二篇：高校校园文化思政功能与实现论文

【摘要】

高校的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是高校育人的重要平台。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应该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以提高学生的政治素质。本文就高校校园文化的思想政治功能进行了一定的论述，并探讨了在当前形势下高校校园文化的思政功能的实现。

【关键词】

高校；校园；思政功能；实现

一、前言

高校校园文化营造的精神环境和氛围，将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很大的影响。校园文化是影响大学生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落实新时期大学生道德教育的主要载体。因此，高校在进行校园文化的建设时，要与时俱进，顺利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的精神内涵，坚持马列主义的观点立场，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和革命精神，促进校园文化的健康良性发展。

二、高校校园文化在思政工作中发挥的作用

（一）高校校园文化可以起到一定的育人作用

育人作用是高校校园文化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之一。高校的校园文化相当于一个家庭的家风，一个学校的校风也会对学生起到一定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大学生处在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未完全成熟的阶段，在大学的阶段正是培养塑造三观的一个过程。高校的校园文化在学生成长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高校校园文化的教育作用体现在可以塑造学生的思想，培育学生的性格，陶冶学生的个性，使学生得以综合全面的发展。校园文化是校园精神文明为建设的重要平台，服务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校园文化的这种作用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目标是不谋而合的，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和进行。

（二）高校校园文化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校园文化体现在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随时随地都在对高校的学生和老师产生着影响。高校的教学活动和各项校园政策的开展以及学校的文化底蕴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校校园文化。因此，校园文化必然会对学生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不同的校园文化塑造着不同思想和风格的学生。先进的校园文化必然会承载一定的思想政治功能，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以优秀的理论去武装学生的头脑，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纪律、有道德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优秀的校园文化可以为学生确立人生的奋斗目标，使学生形成自己的人生理念和行为准则，并为了理想坚持不懈的奋斗下去，在一定程度成为学生的精神动力的来源。正是校园文化的这种导向作用，才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

（三）高校校园文化有一定的凝聚作用

高校校园文化是校园价值观的一种体现，高校校园文化营造的文化氛围可以对学生的信念、情感起到一定的凝聚作用。校园文化可以提升学生对共同的校园目标和行为准则的认同感，增强作为学校一员的使命感和归属感，使学生产生一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也可以在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有所体现。高校的思政工作，就是要针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念的灌输与培养，通过将党的理念、纲领在学生的思想内渗透，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信仰和坚定的信念，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懈奋斗。

三、高校校园文化对于思政工作的实现

（一）以先进的思想理论为指导，建设校园文化

要想很好的实现高校校园文化的思政功能，需要以先进的思想理论为指导和支撑，来进行校园文化的建设。因此，在建设校园文化的过程中，要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先进思想的引导，将新时期的校园文化建设注入新的内涵。高校的校园文化通过先进的理论的武装，以正确的舆论和高尚的情操去引导和鼓舞同学，才能使广大高校学生具备一定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弘扬主流文化，强化大学生的接班人意识

高校以育人为主要目标，其校园文化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无形力量。在目前社会多元文化的侵袭中，高校的校园文化更应该加强主流文化的建设，坚固思想政治教育的真谛，提升大学生的中国特色的接班人意识。在建设校园文化的过程中，应该把握正确的方向，明确我国的现阶段的特征。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手段来对大学生进行一定的引导。还应该激发大学生的成才意识，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只有提升自身的素质和才能，才能更好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应该全面的提高学生的素质，使他们能够在知识和才能上与时俱进。

四、结语

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新形势的要求下，高校校园文化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高校教育工作者应该充实校园文化的内涵，肩负时代赋予的使命，使高校校园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充分的发挥。我们必须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充分发挥高校校园文化的思政功能，开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作者：李帅 单位：太原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张忠迪.高校校园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评述[J].当代教育论坛(上半月刊),2009(01).

[2]赖婷婷.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D].锦州:渤海大学,2013.

第三篇：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新闻摄影作用浅议

［摘要］

高校“校园文化”是在特定的大学区域内，以学生为主要群体，多层面、多形态的综合性文化现象，随着高校的产生而产生，高校的发展而发展，对于学生的健康发展起着巨大作用．根据新闻摄影的“图像化”的信息呈现方式，通过高校新闻摄影的特征与功能分析，重点研究了新闻摄影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所发挥的教育、舆论、纪实、审美、沟通作用．

［关键词］

新闻摄影；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作用

高校校园文化伴随着高校的出现而产生，是一种综合性的多层面、多形态的文化现象，是以大学生为主要群体特有的“文化标签”．新闻摄影具有真实、宣传、教育、美育等功能．在高校文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新闻报道、教学研究、团学活动等学校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文字是从时间、空间上，以陈述的方式延伸事件．图片则是以重现历史的视觉冲击使事件变为永恒．图片与文字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其镜头感，是通过视觉语言讲故事．读者在观看新闻网、宣传栏、院报时，一般最先爱看的是图片，因为具体可感的影像给人视觉冲击力，色调分明可以让人产生臆想．同时，高校开展的新闻摄影课程、创作及成果，具有教育、纪实、审美、沟通、舆论五大特点，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院校承载着培养德、智、体、美全方面的、具有创造能力的高层次人才任务，也承担着传播、发展校园文化建设的神圣使命．充分利用新闻摄影的五大特点，在构建自身的同时，也可以映射出校园文化与教育的完美结合，提升校园品味，对进一步探索高校特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1高校新闻摄影的特征

随着教育事业迅猛发展，高等院校在校人数越来越多，专业领域越来越广泛．虽然高校只是社会中的一个分支，主要是教职员工和学生两大群体，但它折射的是以学校为分支、浓缩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特定的范围和环境下进行图片拍摄，有其与众不同的特征．

1．1新闻摄影技能的全能性与专业性

摄影的题材很多，新闻摄影最难把握．因为它主要是以抓拍的方式，突出事件的时效性、真实性、典型性和现场感．高校新闻摄影人员必须要熟练掌握全部的摄影技巧，不单单只是新闻报道，其中还包括静物、人物人像、体育、风光等．由于高校摄影人员配备有限，分工不是很明确，因此，摄影工作者必须要熟知各个题材的拍摄，还必须要熟练掌握数码影像的后期制作，才能更好地适应高校的新闻宣传、群团活动、教学研究等摄影工作的需求．

1．2新闻摄影工作的广泛性与独特性

高校新闻报道群体是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主要是反映这两大群体的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以及精神风貌等．摄影工作者承担着记录学校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的发展沿革、党团建设，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学术研究、人才师资培养、后勤保障服务等重大事件．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虽然开展摄影工作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所涉及的内容范围却很广泛．广大师生不仅可以通过校报、宣传栏、画册等传统媒体了解学校的动态变化，也可以通过新闻网、微信、微博等新型媒体寻找身边的好人好事．对于高校摄影工作者来说，不仅具备较高的摄影专业技术水平，还要多关注校内外热点话题，不断加强媒介素养，才能更好地适应高校新闻宣传工作，提升高校摄影图片的拍摄水平．

1．3新闻图片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高等院校蓬勃发展，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随着新型媒体的介入，广大师生对新闻图片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高校的新闻图片传播以校报、宣传栏、校园网等为主要载体．在新闻报道中，文字是以描述见长，可以使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中得以延伸．新闻图片则以直观的、一目了然的方式呈现，给受众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摄影是借助于图片“语言”来传播的，以镜头来展现事件意义，通过瞬间的历史重现，使事件变为永恒．读者在观看以院刊、宣传栏、校园网等为载体的报道时，往往首先爱看图片，因其丰富的图形和色彩呈现出来的是具体可感的影像，给视觉带来一定的冲击;构图布局的取舍与色彩明暗的对比，可以使读者产生意向性的联想，加强“描述”的可读性［1］;一幅成功的新闻图片所反映的人和事，可以牵动着读者的喜怒哀乐．“图像化”的信息呈现方式适合读者的阅读思维和习惯，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探索高校新闻摄影特征以及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可以充分利用新闻摄影可读性和感染力这一特点，使高校在构建自身的同时，映射出校园文化与艺术审美的完美结合，从而提升校园文化的艺术品位．

1．4摄影工作者的政治观念和文化素养

高校的图片拍摄者很多都是“双肩挑”，他们不仅要进行前期拍摄，掌握摄影拍摄技术和技巧，还必须具备后期处理、编辑图片的能力;要了解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国内外的一些重大时政，还必须要整体把握学校的情况，使图片报道突出重点，展现特色．由于新闻图片具有“一图胜万言的功效”，对于学校平淡的体裁中，图片编辑必须善于发觉新闻的价值，以小见大、推陈出新［2］．一张图片的拍摄，可能受到时间、地点、环境的影响，不能非常好地表达新闻事件的主题．这时，摄影工作者就必须要按照核心思想，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对图片进行适当的处理．学校读图群体主要是在校的青年大学生，他们的文化层次相对较高，审美追求也较高．这就要求新闻编辑要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养，深刻的思想意识，较强的读图能力，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美学功底，了解学生心理特征，使图片报道更新、更准、更具感染力．

2新闻摄影在高校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2．1宣传教育作用

高校是传播和发展文化的地方，不仅承担培养高层次、高水平人才的任务，同时承担着传播和创新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神圣使命．新闻摄影在这样的环境下具有宣传教育的功能．新闻图片是一种直观的教育形式，以人和事的真实形象报道事实，以图片的呈现方式报道新闻，使读者可读、可视、可信，大大满足人们“先睹为快”和“百闻不如一见”的愿望．虽然学校只有教师和学生两大群体，但随着高等学校的发展，校区不断地分散，师生队伍也在不断地扩大．高校就像浓缩的社会，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事件发生，把学校近期重大事件以新闻摄影的方式记录下来，并以新闻网、宣传栏、文化刊物、摄影图片展等载体展示在师生面前，还可以借助微信、微博新媒体进行网上摄影图片评论，以此更好地彰显学校的办学理念、自身特色以及综合实力．这些直观可视的图像信息，有利于学校和师生、学校和学校、学校和社会相互间沟通和交流，让师生和社会全方位地了解学校的教学、科研、招生等动态，促进学校向全方位、更高层次发展．一幅好的新闻照片，能影响广大师生的共同信仰和追求，从形象中了解事实．

2．2舆论监督作用

新闻摄影被称为“报纸的眼睛”，为的就是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新闻摄影是新闻传播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以直观、形象的表现力永久性地定格新闻事件典型瞬间，是新闻传播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工具［3］．高校的新闻摄影主要是反映校园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将师生员工的呼声聚焦在社会、学校的热点问题上;通过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来烘托校园文化的本色、形象和风貌，以最直接、最真实的新闻图片形式展示学校的先进人物风采，激励全校师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学校、爱学习的热情．通过宣传的方式，提倡正能量，鞭策不良风气，充分反映校园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内涵．

2．3文献纪实作用

新闻摄影可以将已发生过的事情刻录在数码存储卡上再现历史，缺席的受众事后可以通过图片目击到真实场景．高校图片摄影可以真实、准确地纪录着学校每个发展时期的重大活动，如党建、教学、人才培养、团学活动、校园文化建设等．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历史文献和重大史料，摄影工作者可以将具有一定价值的图片收集整理保存备用．学校一旦举办图片展、制作画册或者查阅某时段的资料时，这些图片就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正因为展示的新闻图片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广大师生可以准确地了解学校的发展进程，从而更好地激励师生员工热爱学校，建设学校，为学校的发展出谋划策．

2．4审美教育作用

新闻摄影可以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陶冶人们情操，满足大众的审美需要［4］．如今，微媒体的产生，文字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视野，图片的形象性和可读性更能感染受众．在高校这样特定的环境当中，新闻网、宣传栏等平台已不能满足师生的需求．官方微博、微信的出现，可以让更多的师生尽情地展示学校的风采．校园文化的整体艺术品味离不开全体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因此，很多高校开设了摄影课程，把学科建设和审美艺术相结合进行摄影实践和创作，从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提高自身的艺术鉴赏能力．摄影课程教育和系列摄影图片展览，能够使师生从欣赏到培养兴趣爱好，从爱好升华到努力追求．通过审美教育，培养学生类似“怡情养性”的情感，发展学生形象、生动的思维能力，从而提升他们自身的综合素质．在审美活动中，可以起到培养大学生爱学习、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的作用．

2．5桥梁沟通作用

随着学校规模的发展，绝大多数高校都是多校区办学．但是学校每天都有重大的事件发生，在校师生不可能都第一时间知道学校动态．这时，摄影工作者为了让全体师生能够真、快、准地了解学校的信息，就要把发生在学校内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以图片的形式记录下来，并以新闻网、校报、宣传栏、官方微博、微信等平台方式展现在全校师生面前．为了让外界更多地了解学校自身发展情况，提升本校的知名度，高校还可以通过编辑图片集、制作展板等宣传载体，以网络媒体向外界直观可视的校园图片信息．这些内容使社会和各大媒体更好地了解学校的历史、校容校貌、教学、科研等发展情况，媒体还可以抓典型性报道学校事件和人物．通过这些宣传，有利于学校本身和外界之间的信息交流，使学校朝着健康、高雅的方向发展，真正起到传播信息的桥梁沟通作用．

3结语

新闻摄影是信息呈现的重要方式，图片新闻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已成为主要载体和手段之一．要充分认识新闻摄影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通过探究可以更好地提高摄影工作者对高校工作的总体认识，促进其对摄影专业知识和技巧的学习和钻研，培养理性思考的能力．充分利用新闻摄影的独特功能，使校园朝向更健康、和谐和高雅的方向发展．

作者：俞菁菁 单位：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宣传部

［参考文献］

［1］高潮．浅谈高校图片新闻的可读性和感染力［J］．山东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4)．

［2］杨晔．高校新闻图片编辑浅谈［J］．科技信息，2011(25)．

［3］何远纲，马力．摄影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J］．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2)．

［4］孙文君．摄影对文化的贡献［J］．理论界，2005(6)．

第四篇：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摘要：

本文基于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西京学院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绩，以及其自身的创新与发展，就民办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必要性、理念、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育人功能，展开研讨！

关键词：

高校校园文化；西京学院；模式

1.前言

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目的是设计和营造一种特有的育人环境，能够起到塑造民办高校学生健康的人格品质，对民办高校学生陶冶情操，发展民办高校学生综合素质的教育目的。但就目前我国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整体而言，还有大部分院校的文化建设存在着显现的不尽人意的地方。在当前我国经济、文化、教育快速发展的大形势下，加强民办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努力推进民办院校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良好发展，不但对我国民办院校青年学生健康成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推动我国的民办教育事业也极其有意义！本文就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义、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育人功能、方法、内容、问题展开讨论。随着民办高等院校教育的发展与深化，以及取得的巨大成果，民办高等院校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表现的重要，越来越引起民办高校教育界的重视与关注，这对促进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变革与深化起到了建设性的推动作用。

2.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概念和必要性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慨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即“校外活动说，第二课堂说，文化氛围说，校园精神说”等。笔者认为：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以在校学生为主体，以第二课堂、校园环境、校园特色文化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全面体现当今民办高校校园精神的一种大众文化。它是一所民办高校的综合实力的映射，其核心竞争力是民办院校大众文化的创造性与凝聚力，优良而具有特色的民办高校校园文化能给予本校师生在精神的激励，在教学与成长上的促进！就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必要性而言，首先，高校作为育人的重要阵地，要求我们根据当前教学的任务目的和培养目标不断的优化和加强建设校内文化，其次，校园文化既是一所学校综合实力的反映，也由学校办学水平的现状所决定。建设高格调、高质量的校园文化，对学校办学方向，培育高素质人才，有较大的意义。再次，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种精神力量的积累、一种氛围营造与建设。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作为学校发展的灵魂，是充分展示学校对外形象、凝聚师生内部力量、提高学校办学层次的重要体现。积极向上、健康全面、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建设对学生的养成教育具有渗透性和促进性，对于提高民办院校学生的人文情怀、道德素养，胸怀视野具有深远意义。

3.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西京学院模式

西京学院是一所就有研究生教育资格的普通高校。现设有17个院系，开设5个硕士专业，29个本科专业，23个专科专业。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2.4万余人，教师1500余人。学院自建校以来就非常重视校园文化的大力建设，目前在几代西京人的努力下，校园文化建设取得了瞩目的成绩。逐步形成了一个“三三三”式的校园文化建设模式。即：三个导向，三个载体，三个平台。三个导向是“诚、健、博、能”的校训，“三个为了一切”的办学理念，以及“无私奉献、报国为民、挑战极限、追求卓越”的西京精神。三个载体是“校、院、班”三级校园文化创建开展、管理组织、相互支撑的综合体，在各类具体的校园文化建设活动中各司其职，又相互渗透。三个平台是就是“教书育人、管理育人、环境育人”的三大平台。同时，学院自2014年9月推行书院制管理模式，通过构建素质拓展教育、人际交往和信息化建设架构开展学术与文化活动；学院还积极开展国际间的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与1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

4.对西京学院校园文化现状的调研分析后，存在的问题

学校对社会文化缺乏积极有效地反馈、筛选和导向，在学生中讲享受、搞攀比、等非理性文化倾向明显存在。在青年学生中浅层次文化、通俗文化、追求物质享受，没有向困难和较高目标努力的决心和拼搏精神，与民办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对学生的总体要求以及当前大学校园主导的文化有较大的差距，学校各级组织的体育竞赛活动、校园文化艺术节等活动的形式的计划性和普及性不强，对青年学生没有正确的引导，全体师生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自动性、积极性和潜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全体教师在文化导向上的要求有待提高。

5.小结

在民办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学生既是行为主体和主力军，又是组织者、实施者和参与者。民办高校内容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第二课堂的高效组织，优美的校园环境，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不但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与兴趣特长，掌握多种生活与生存技能，还可以磨炼学生意志，培养其管理能力，同时，推动学校的发展。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优化过程，要将校园硬件环境建设、精神力量积累、文化建设和制度创新与完善建设统一起来，全面协调发展。其中，优美的校园环境是载体和必要前提；精神力量积累是民办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文化建设和制度创新与完善是内在机制和外在纽带，是保障学校正常正常稳步发展的保障系统。

作者：武洪涛 单位：西京学院

参考文献

[1]《高校校园文化概论》孙庆珠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2]《新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实施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

[3]《校园文化活动指导》（全17册）南海出版社

第五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路径研究

摘要：

大学校园是塑造大学生人文精神的重要渠道和阵地，校园文化作为高校思想、价值及观念的重要体现，对大学生理想信念、价值取向、道德培育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旋律的同时，为完善高校精神建设，引导大学生成长成才，实现人生价值提供了良好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校文化建设路径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高校校园文化现状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至此，党的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课题，学习并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各高校当前的重要任务。

二、现状分析

（一）学生参与度有待深挖。

以常州大学为例，调查显示，大学生的政治面貌以共青团员为主。因此，开展相关活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不能局限于发挥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的力量，还要让共青团员、群众参与其中。调查中，共青团员占六成以上，同样是近六成的学生选择“偶尔参加学校举办的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学生的参与潜力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应该给所有学生提供相同平台，让更多学生参与。

（二）丰富的校园活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更有利。

绝大多数同学认为相比于在课堂上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知识，应该多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参加各类社团，积极进行社会实践，知行合一，实践是最有效的融入途径。此外参观教育基地、围绕纪念日开展活动及大型文艺活动等手段同样有助于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

（三）学校宣传范围不仅要全面，还要有针对性。

调查显示学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灌输较为全面，学校通过党群教育、校园活动、新闻报纸及网络等传统媒体、新媒体手段多方位传导。但调查中发现学校与学生之间存在很多断层，学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上存在一些弊端，未能抓住学生的内心想法和需求。

（四）新媒体成为潮流。

新媒体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文化的切入点，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网络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更加便利、价格低廉，但是其公信度相较于传统媒体较弱，如何创新式利用网络媒体，如何扬长避短，如何吸引同学们才是问题的关键。其次，网络作为信息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载体，信息量极其巨大，在以网络为宣传媒体的同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必将取得一举两得的效果。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路径

（一）开展思想政治研究课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当代大学生是一群正在成长中的群体，大学时期是形成和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重要时期，所以这一时期的教育便显得尤为关键。作为一名学生，学习是其主要任务，因此，思想政治研究课便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伴随年龄的增长，一定的思想教育既能充实知识储备，又能及时纠正大学生的思想问题，帮助他们端正态度，直面生活。高校开设思想政治研究课时，首先应注意将时事融入邓小平主义、思想，紧随社会发展步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思想，指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荣辱观及责任观。其次，将高校校园文化教育融入课堂，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无形中渗透高校校园文化，融入学生潜意识，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二）举办特色校园文化活动，增加学生参与度。

校园文化活动是校园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为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校应积极举办各色各类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根本任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贯穿各种活动，落实到各环节，覆盖每一位学生及参与者。校园特色文化活动种类多样、主题鲜明、受众面广且极具教育意义，在激发大学生参与兴趣的同时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的主要途径之一。第一，高校可以利用重大纪念日开展以爱国为主题的特色活动：“勿忘国耻、爱我中华”的主题征文演讲、清明扫墓等，通过活动，大学生会认清自身肩负的使命，为祖国富强而不懈努力；第二，高校结合时事以“廉洁”为主题举办系列活动：书法大赛、手抄报大赛、寻找廉洁大使等，加强法治教育。另外，可以将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拆分开来，分别以“民主”、“自由”、“和谐”等为主题举办活动，以大化小，逐个击破，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校园文化的完美融合。

（三）合理利用创新创业平台，宣传高校思想。

大学生创新创业作为一种时代潮流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高校学生，与此同时，国家对科研创新经费投入的增加、高校对创业团体的帮助和扶持都刺激着广大高校学生走向自主创业之路。在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如今，创新是一种能力，更是茁壮成长的校园精神与文化。高校将创新精神作为指导大学生创业的校园文化，为大学生提供创业平台及经费支持。我们完全可以合理利用创新创业平台，在大学生创业初期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他们明确创业目的、树立正确创业观、形成坚韧不屈的创业精神并要求自主创业的大学生定期接受价值观教育、组织内部思想交流活动等，使校园创新创业文化成长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扬渗透达到齐头并进的效果。

（四）创办新媒体宣传阵地，紧随时代步伐。

相较于报纸等传统媒体而言，新媒体打破了时间、空间的束缚，传播更迅速、范围更广阔、受众面更大，是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武器。新媒体作为校园信息和校园文化的新载体，在高校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大量活动信息通过微博、微信、贴吧、QQ等进行宣传，方便快捷，且宣传范围更广。在新媒体中拿出重要版面时段、推出专栏专题，运用新闻报道、言论评论、访谈节目、专题节目等形式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联系学生身边事例，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此，高校可以建立一个由微博、微信等平台构成的宣传阵地，以此阵地为载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文化。

（五）重视大学生文化实践，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大学学习中，实践占有很大一部分比重，利用大学生文化实践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高校而言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开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能让不少高校大学生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的同时锻炼能力，增强实干水平；在高校中开展此类社会实践还可以联系校园文化，在实践过程中无形地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另外，高校应该充分利用现有文化资源，帮助学生产生文化共鸣。如常州大学武进校区图书馆五楼就有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同学们完全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到展览馆参观，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增强校园精神文化感和民族自豪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精神上融入高校提供有力支持。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文化的意义

（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旋律。

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民族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具有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支撑。校园作为培养人才的沃土，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阵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大学生思想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起主流作用，必须有大学生的文化认同。而赢得大学生在思想价值观念上的认同，恰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注入一剂强心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将扩大其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影响，有利于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

（二）引导大学生建立健康的人生价值观。

当今社会存在不少消极和腐败现象，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造成极大损害。校园文化作为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航标，对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人生价值观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现实是有的学校只注重学生智力因素培养而忽视非智力因素开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文化建设，能正确引导学生规范行为，助其成长成才，为建设符合大学生成长需要的校园文化注入一股新势力。

（三）一流学校需要一流的校园文化。

一流的校园文化造就一流的学校，一流的学校造就一流的人才。校园文化是学校在长期教育教学过程中师生共同创造的校园各种文化形态的总和，核心价值观念凝结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的同时极大促进校园文化建设，二者相辅相成。

五、结语

只有通过一系列途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融入校园文化，才能帮助高校大学生建立健康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建设一流的大学，才能更好地完善社会教育文化产业，促进国民精神文明建设，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梦打下坚实基础。

作者：雍莉莉 卢月 侯彦舟 钱蓉 郑闵 单位：常州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杜斌.浅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J］.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14（02）：39-41.

［2］董丙剑，张正宏，邹红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J］.高校辅导员学刊，2014（06）：1-3.

第六篇：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性论文

1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紧密的联系。首先，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开放性的平台和载体，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创造了可能；另外，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塑造健康、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提供了理论支持；总的来说，校园文化的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互动的关系，校园文化的升级必然要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革新必然要以校园文化的建设跟进为保障，两者是积极互动、同步发展的关系。

2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出现的问题

2.1校园文化形式化，缺乏体制创新

目前很多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过于形式化，缺乏体制的创新与改革，不利于校园文化的发展。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校园文化整合建设问题、校园网络文化建设问题、和谐校园文化建设问题、开放校园文化建设问题、特色校园文化建设问题、产学研结合校园文化建设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深刻凸显出高校校园文化内容的欠缺，缺乏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使得校园文化趋于形式，无法对学生的思想进步起到促进作用，更不利于思想政治教学的顺利进行。

2.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落后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落后，教学手段单一化，教学设备的陈旧等现实，严重影响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进步。特别是对于教学体系改革与创新来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重在内容的创新，对于其模式、体系创新重视不够，无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此一来，落后的教育形式很难为校园文化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由于两者是有机互动的关系，那么校园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和意义，这对于塑造高校校园软实力有很大的阻碍，不利于健全人才的培养。

2.3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少

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较少，这在很多高校中都有或多或少的体现。校园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互为表里，两者是系统性、全面性、发展性、动态性关系，然而在很多高校，出现的问题有：顾此失彼，只注重了两者中一方面的建设与发展，忽视了另一方；在校园文化的建设上过于注重形式化，忽视了内容的革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中过于注重内容的改革，缺少教学模式的创新，最终导致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不在一个频率上，这就很难实现两者的有机互动。

3如何实现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互动

3.1开展多种形式校园活动，打造交流平台

在高校中实现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互动，必须要为在校师生打造交流平台。这可以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校园活动来实现，比如开设校园文化节、社团文化节、大学生学术科技节和宿舍文化节等活动，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精神贯彻到这些活动中，积极倡导学生参加，提升他们的思想水平和道德素质。另外，还要创建校园网站、公众交流平台，不断地为学生的成长和生活提供正能量，以此来为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互动开辟途径。

3.2拓展校园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渠道

拓展校园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渠道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对于学校的领导者来说，应该充分地重视这两者的有机互动关系，优化管理方式、建立科学的规章制度，实现两者教育方向的一致性。只有将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提升到制度水平，才能够确保实践的可操作性。其次，要充分地借助学校现有的通讯资源，借助学校广播台、学校新闻频道等形式，来增进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的校园文化建设，扩大互动频率和覆盖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高校校园中发挥其育人导向作用，实现校园文化塑造和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双丰收，增进高校对优秀人才的培养力度。

3.3与时俱进，更新校园文化及教育体系

增强与时俱进的理念，更新校园文化及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将高校的教育和社会现实相统一，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的高效性。对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来说，要不断结合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结合最新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元素，为校园文化的形成注入新活力；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则应该根据素质教育标准来及时调整教育理念和教学思路，为人才的培养提供最先进的教学资源。只有确保这两方面的与时俱进，才能够实现两者的有效互动，让这两个方面保持步调一致。以此来实现校园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良性有机互动，为高校的发展创造力量。

3.4充分发挥师生的教学主体作用

无论是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还是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改革，师生始终是所有活动的中心环节。因此，要充分发挥师生的教学主体地位，校园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才能够长久地发展下去。首先，要充分地调动起师生参与的热情，让学生积极地投入到校园文化活动中去，借助校园文化的熏陶作用，来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和价值观；其次，在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要同时对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来进行改革，确保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和教学模式的先进性，为学生的学习创造良好的基础。总之，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才能让校园文化活动和思想政治教学改革收到应有的效果，加快对优秀人才的培养。

作者：于晗 单位：长春师范大学

第七篇：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创新建设研究

摘要：

校园文化的创新建设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而高校校园文化创新建设更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部分，对于国家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在人文素质、道德修养层面起着重要作用。在新时期，终生教育理念逐渐深入人们思想观念中，促使成人高校快速发展，此时对其文化创新与建设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示范意义。着重研究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创新与建设的现状，分析当前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

关键词：

校园文化；文化创新；成人高校

文化是人类精神的家园，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不同的社会体制、国家和地域都有其自身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环境。文化的内涵包含丰富的内容，宏观层面上包括社会文化体制、历史文化环境以及文化道德建设等等；微观层面上包括地域文化、乡镇文化、企业文化以及校园文化等方面。校园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种微观文化，在社会教育环境中生长发展起来，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代表着大学精神的最直接表征，以全体学生、教职员工为主体创设的群体文化。［1－3］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转为大众教育和素质教育，高等教育办学组织形式呈现出多样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成人高校校园，在体验校园文化气氛的同时，他们迅速地成长为校园文化的建设者。成人高校的文化建设一直以来受到国内学者及高校教师的关注。乐传永提出建立校园景观、校园精神、校园规则及第二课堂等措施改善校园文化建设；［4］杨天勇提出了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要做到“三结合”即校园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政治工作及成人高校改革相结合，把握“三导”即加强党领导、做好正确引导和组织教师指导，抓好“三环节”即塑造校园品格、获取社会认同和营造文化氛围。［5］李淑云提出成人高校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是加强校风建设、开展课外文体活动、强化社会实践及搞好校园环境建设。［6］胡银茂等提出针对成人高校学术特点从物质、精神、制度文化角度开展校园文化建设。［7］到了2010年以后，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有了新途径。倪美华提出从网络角度思考校园文化，并进行了实证案例分析。［8］王怀启提出重人才培养、社会责任、信念引导和以身作则四方面对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出改革意见。［9］同期还有张朱博从新媒体对校园文化影响角度提出了运用网络技术传播校园文化，改革课程设计和建立数字校园等措施。［10］沈建红提出从文化建设功能入手，通过抓领导示范、设施平台和管理成效等途径建设校园文化。［11］陈益飞从职业教育角度谈核心竞争力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影响。［12］黄美初提出了正确分析成人高校校园文化的内涵和特点入手，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定位校园文化发展方向等来促进文化建设。［13］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成人高校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有着重大的现实研究价值和指导意义。

一、成人高校校园文化的内涵与功能

成人高校校园文化是指成人高校全体师生及后勤人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共同创造形成的一切物质文化财富和精神文化财富的总和。它包含了以下五层内涵：一是校园文化物质层；二是校园历史与人文环境文化层；三是人的观念文化层；四是管理制度文化层；五是校园行为文化层。文化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具有很强的社会同化与服务功能。成人高校校园文化既是校园文化的一部分，又是实现大众化教育的基础，是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成人高校文化创新建设一般具有以下功能：

1．教育倾向与塑造功能。

社会性质决定文化发展的倾向性，社会主义社会教育目标决定了成人高校文化具有较多社会主义特征，要求把人培养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创新建设要求师生共同努力建设美好校园、牢记奉献于教育事业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2．师生激励与凝聚功能。

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可以促进师生之间团队意识的形成，他们在长期生活和学习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念、道德认知、思想作风和行为态度，能够促进学员形成心理上的凝聚力和情感上的认同。通过共同建设和维护校园的优良形象，师生之间会更加注重自身的形象塑造，深刻认识到校园形象与自身密切相关，形成群体需求和目标，对所有师生亦是一种激励因素。

3．约束规范与激浊扬清功能。

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对师生的个人行为具有潜在的约束力和规范力。通过校园物质载体和校园文化活动相互作用形成的校园环境和学习氛围，能有效地起到辐射人的心理作用。在师生思想观念和意识多元化相互碰撞下，必须要以正确的文化建设作为向导，才能起到正本清源、惩恶扬善的功效。4．调适身心与辐射功能。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可以从心理和人际关系两方面调适人，校园文化建设可以从培养高尚的情趣、打造优美的环境、开展有益活动着手，陶冶情操，调节情绪，建立起心理平衡点，增强师生的环境适应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同时文化建设增强了各教学部门之间沟通，形成良好的研、教、学一体化的发展。对于开展远程教育的高校，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更能拉近学生和教师、学生和学生的距离，让学生有归属感。

二、成人高校校园文化的现状及其问题

（一）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现状

新时期，随着社会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各类成人高校迅速发展起来，而校园文化建设是校园建设中的重要部分，院校在自身发展同时，迫切需要形成自身特色的校园文化。与此同时，很多成人院校在文化建设上不仅存在认识模糊不清，而且校园文化内涵、特征及其发展创新不够、对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文化建设的前瞻性和全局性。加上成人型高校基本上处于发展的初创阶段，文化建设理论积淀不深、办学条件改善不明显、教学师资匮乏和教学水平良莠不齐等方面原因，导致校园文化建设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另一方面，很多学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缺少经验和示范，个别院校盲目照搬国外的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经验；有些院校为打造具有自身文化特色，采取了非科学的规划方案，浪费了人力物力却很难奏效；更有些院校在进行文化建设过程中，忽略了与普通高校的不同，导致文化建设很难进行。总体来说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我们发现与解决。

（二）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问题

目前形势下，全面教育、终身教育和大众教育理念深入人心，社会对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急切，成人高校建设发展迅速，但是为了迎合社会需求，很多成人高校一直将工作重心放在实践教学和知识技能课程建设上，而对校园文化创新建设没有足够重视，没有认识到文化建设这种软实力的重要性。目前成人型校园文化建设从主观层面上看有以下问题：

1．对成人型校园文化建设的认识有偏差，未形成长远规划。

成人型高校没有对校园文化创新建设进行总体规划，没有确定好明确的方向，建设思路的混乱不清，致使呈现出盲目无序的校园文化建设状态。学校领导层对校园文化建设意识淡薄，没有看到文化建设的长远性和隐蔽性功效。在日常工作中没有注意到将校园文化创新建设与别的工作同步运作，没有发挥其文化载体功效，只是关注工作本身，不能形成整体特色和系统化。

2．成人高校制度不完善，导致校园文化建设结构松散，主动创新能力不足。

成人高校师资不足，学生以成人为主，容易造成管理制度上的混乱。而成人自身综合素质和学习的特点也造成了文化创新建设困难。成人学员很少有固定时间学习，到校听课就更少，因此组织开展校园文化活动难度大，师生间凝聚力相对较弱，他们跟学校的联系间断而松散，与单位和家庭的联系连续而紧密，这些导致他们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不高。另外，部分学生心理呈现亚健康状况，没有做好角色的转变，集体生活困难，前途迷惘无助，不愿参与文化活动，没有任何创新能力。

3．成人型校园文化建设主体单一并且有的教师不同程度存在心理失衡问题。

学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在数量上占大多数，往往让人直观上将校园文化建设限定在学生层面。其实，成人高校采取灵活多样学制，除全日制教学活动之外，还有业余、函授、专业进修和短期培训等形式，拥有大量的流动性人员。另外，教师在成人院校中起到引领校风、弘扬正气和端正教风等作用。但是教师在现有评职体制下，重科研轻教学，导致有的人心态失衡，给教学管理增加了难度，也就谈不上用心搞好校园文化建设。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从客观层面上看，也存在各种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1．学校对文化建设的保障措施不足。

成人高校校园整体布局上重视教学用地和设施，试验场馆等建设，而文化活动场所比较少，文化设施不足、文化氛围普遍不浓。多数学校没有成立固定部门、科室、团队或指派个人为文化建设做长远的全面的规划并坚持贯彻执行，也没有形成稳定的专业化团队开展互动性、大众化参与的活动。此外，由于经费、场地等原因，硬件设施购建安装不到位，尤其是互联网时代，校园文化建设急需网络平台进行宣传与互动。

2．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创新建设存在内容单一、形式单调和片面化倾向。

由于学生多数为业余学习，在校生少导致组织活动较难，文化建设过程中内容取材有限，参与者能力有限等因素，活动内容表现出形式单调范围狭窄。某些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出现走极端情况，过分强调以社团为主开展活动，过分强调教师的科研活动而忽略文化教学，管理层群体精力过于用在改革制度规章建设，缺少对学生心理疏导和文化条件的改善；文化活动同学科专业建设、学生工作生活无紧密联系。

3．成人高校文化创新建设缺乏自身文化特色与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

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的灵魂性建设，需要长期的时间沉淀和历史积累才能实现，得到人们的肯定和普遍认可更需要时间磨炼。而我国成人高校教育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兴起的，快速发展也不过是近十几年的事，文化建设方面缺少经验积累和氛围。与此同时，由于多数学校建校时间短，理论建设不足，特别是功利主义和技能主义的价值取向在成人职业教育中的泛滥，人文教育方面经常被忽视，致使学生创新精神及创新能力较低，从而校园文化活动的整体质量低，搞形式主义。

4．校园文化建设方法与传播途径有待改进。

很多成人高校由于缺乏经验，又没有走出去进行考察，依然凭借自身的那一套来进行文化建设，方法陈旧且不适用新生的成人高校特点。在校园文化传播上没有采用网络技术，导致效率低下，且校园网络建设更新慢，没有适合的网络校园文化宣传平台。

三、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创新建设策略

校园文化建设是一个学校建设长期良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一个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学校教育是很难达到应有的目标和效果的。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也必须在校园建设中加以重视起来，针对目前成人高校在文化创新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点策略来改进与推动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创新建设。

（一）加强文化理论基础建设，构建校园文化建设的长远规划蓝图

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目前没有成功的典范和行之有效的经验借鉴，这使得我们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必须十分注重理论先行。实践中要坚持走马克思主义道路，学习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相关理论，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作为行动指南和最终奋斗目标，把握校园文化建设的大方向，进行长远规划，逐步发展形成文化氛围。学校领导层进行培训学习，增强文化建校的意识，了解文化的隐蔽性功能的作用。另外，校园文化建设要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具体建设中将文化建设内嵌到其他工作之中，发挥其应有的功效。最终形成长期整体上的把握，近期细节上可调整的、可改变的、灵活多样的文化建设方案。

（二）提升校园文化建设的结构层次与改善校园制度建设相结合，增强主动创新能力

校园文化建设的基础是校园制度建设，而校园制度的制定到执行都应努力体现人文精神。制度的制定理当更多地考虑人性因素，顾及师生实际需求和内心感受，要起到对人的价值标准进行引导的作用，好的制度不一定是严厉和苛刻的制度；制度的执行也应当在基本原则和底线的框架下，充分体现人情味，目的是让师生形成一种言行习惯，形成一种道德理念，不敢逾越也不会逾越。师资结构整合调整与校行政管理的改革。教师对受教育者个人综合素质的形成和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不断合理优化师资队伍层次结构，调整好教师心态，制定合理的评职制度，优化教学过程。校园文化建设离不开各级领导的率先垂范，通过领导和教师的共同努力，树立榜样来影响学生，改变学员精神面貌，使之主动积极参加校园文化建设，构建和谐校园。

（三）加强物质文化建设，创建优美的校园景观，恰当利用校园环境的隐性教育功能

成人高校校物质文化是校园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优良的物质文化可以有利于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校园物质文化不仅指校园建筑规模，还包括校园环境、校园格局，甚至是宣传优秀毕业生的文化墙之类的校园文化载体。清新而典雅、干净而整洁的校园环境、简约合理的空间布局，展现出学校蓬勃向上的精神文化，易于陶冶情操，唤起师生对学校的依恋之情，激励斗志，倡导人的文明。因此，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对成人高校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作用，努力营造优美的校园景观势在必行。另外要注重校园内具有时代民族特征的建筑，保护已有的历史人文环境。

（四）成人型校园文化创新建设需要结合地方实际环境，避免文化内容雷同形式单调，走个性化路线

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要考虑到学校所在的区域和为地方服务，在教育中注重应用性课程的设置，在提高学生实践技能的同时，做好校园文化建设与地方性文化相结合，让校园文化在生产生活中发挥精神效用，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积极调动师生参与热情，陶冶情操。同时校园文化建设还需要注重地方经济导向和历史文化背景，要以发展地方经济为教学的目标之一，发挥教育的服务职能；要重视地方历史文化这个大环境，了解当地人的人文素养和文化习俗，才有可能提高人们对校园文化参与度，才能更好地开展相应的活动，走出一条独特的大众化的校园文化创新建设路线。通过确定一个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如组织书法大赛、绘画大赛、摄影大赛、文艺会演等多项赛事，让成人学生在比赛中展示艺术才华和感受集体荣誉感，倾力打造学习型校园、快乐校园。

（五）塑造传统文化活动，传递本校优秀文化事迹，树立模范榜样效用

开展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校文化活动，譬如定期学术集会交流、网上学习之星评比以及请企业高层主管来校介绍创业经验。发挥学校创始人、历届校长等先进精神和事迹的作用，特别是引入历届校友的成功案例，进行指导性宣传，加强多角度深层次解决部分生源再就业，增加社会影响力和信任度，这样有助于校园精神的提炼与传承。通过表彰活动树立教与学的先进典型。通过活动来展现和塑造师生美好形象，提升师德师风和学风，鼓励学生积极进取，从而树立良好榜样来推进师生共同进步。

（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与互联网的融合，利用互联网无限传播能力提高校园文化建设效率

首先，要切实转变观念，确立适应新媒体的校园文化观，这对于开展远程教育的成人高校尤为重要。网络时代文化建设要更加迅捷，要增强应变能力，从方法和手段上进行改革，更加注重互动。其次，做好互联网时代的远程网络环境下教学工作。注重教学的时效性，避免走形式走过场。改革课程设计，加强微型课堂教学的作用，打造特色课程。最后，建立功能多样而实用性强的网络教学平台。要适当超前规划成人高校的网络信息化建设，改造校园网络基础设施，培训专业化的网络教师，采取多种教学途径，形成数字化校园环境。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开展网上的教学比赛和案例教学，同时让文化创新建设贯彻其中，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无限分散能力传递校园文化，构建安全、稳定与和谐的校园。

四、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创新建设展望

成人型校园文化建设承载着院校自身的办学理念、办学模式和办学风格，要建设好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必须从思想上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形成长远的文化规划，从理论上不断提升，构建一个完善的管理机制，创新教育载体。我们要认识到成人高校校园文化存在区域性和历史性，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发展进度和发展层次是不同的，需要经过长期探索才能完成这项文化工程。从十八届四中全会和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及未来五年发展规划中，可以看出教育始终处于重要位置，那么成人高校的发展就显得格外重要，随着院校自身教育事业的推进和不断完善，教育人员道德素养和业务素质的不断提高，成人高校教育理论和实践建设研究的深入，校园文化创新建设策略将更加成熟有效，文化建设的途径将更加多样化，发展空间将逐渐扩大，显隐性效果亦会更加明显。

作者：陈飞 何静 单位：安徽广播电视大学铜陵分校 铜陵学院 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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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高校校园文化建构全人观照论文

［摘要］

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是个体学识与素养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养成的催化剂，引领人性亦教化人生。全人教育观照下的高校校园文化作为高校培养身心整全发展人才的重要组件，致力于培养出在知识、心灵、人格、能力、社会责任感层面都能得到全面发展与延伸的灵动生命体，对发展学生的智力，发散学生的个性，促进人文素质的成长，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培养符合时展人才的作用不可低估。

［关键词］

高校；校园文化；全人教育；建构

作为一种与人类相伴产生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是人类不同时代都要加以定位与践行的主题。脱胎于人本主义的全人教育理论如今正逐渐步入各级各类教育改革的视野，它要求教育要使受教育者有能力保持不断的自我完善与协调，倡导培养整全发展的人应该是育人过程中一种应然的追求，而今日高校包括校园文化建设在内的育人行为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应然追求的实践过程。作为一种“非形式”的课堂外教育，以人为本的高校校园文化应协同学术领域的教化，共同把育人目标设立在不因单纯的社会利益而把个人作为工具人，也不把个人的价值凌驾于社会价值之上而极端的异化自由，致力追寻教育在整合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全人视野价值观照下让教育目的回复本真的人性，从而促使教育造福于人进而造福于人这一类群体生存的社会。

一、高校校园文化视角下的全人教育观照

出于反感工业文明在技术世界观下教育把人的社会存在与精神存在相割裂的实际，反对过于倚重技术理性而导致教育片面化的现实，兴起于北美20世纪70年代的全人教育理论作为一种带有强烈批评色彩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教育理论，高扬人文大旗，广泛借鉴生态学、环境学、人类精神传统等概念，不断在实践中丰富自我的理论内涵与方法论，把教育目的定位在包含了“博、专结合的充分的知识准备，高度发达的智力和能力，自由发展的个性，积极的人生价值取向和崇高的献身精神，国际视野、竞争意识和富于竞争力以及强健的体魄”［1］等整全人格培养基准上，其理论的时代应景性使其诞生之后短短数十年就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全人教育的时代张力

全人强调“人”的存在，认为人的直觉、情感、灵性等非理性因素与教育的理性因素一起在引导“成人”的过程中具有着同等的重要性，其教育理念所散发出的人性追求使其研究的出发点与目标追寻都是个体的发展与完善。用全人教育的视界看来，教育不仅仅是为企业培养雇员、为国家培养专才，还应充分发掘人的潜能、促使人完整发展，即在身体、知识、技能、道德、智力、精神、灵魂、创造性等方面都得到充分发展［2］。伴随经济成长背后社会价值观的时代蜕变，社会素质文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快速成长成为了中国当下的时代问题，中国高等教育同样在物化、浮躁的社会气候影响下失却“灵魂”，以“任务”为核心的现代教育使得本该充满人性的生动活泼、流淌情感的文化传递变得急功近利，人才培养价值取向异化。“我们当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价值问题，其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文化、经济和生态环境在不断改变，要求我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调整”［3］，人的不俗之处在于我们善于在反思中成长，深受反主流文化运动和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顺势而出的全人教育思潮就表现出了时代的相融性与适切性，全人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新理念的基础在于信任，信任人类的发展经由“整合”后的教育方式与内容，一定能引导人迈向善良、和谐与不断的成长［4］，提倡即要为社会培养各领域专业人才，也要充分关注人的整全发展，如此，我们的高等教育就应该是一种全人的教育。

（二）校园文化是培养全人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

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是个体学识与素养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养成的催化剂，引领人性亦教化人生，对发展学生的智力，发散学生的个性，促进人文素质的成长，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培养整全发展的人才作用不可低估。高校因各自的学科特性、专业领域、办学理念、地域结构等的不同虽有着不同的个性特征与特色底蕴，但功能都是以自我独特的主流价值观及人文视角努力为社会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才。即要懂得教会学生以什么为生，更要让学生掌握因什么而生的人文内在，这就深刻的诠释了个体发展力、创造力等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培养出具备和谐人格、掌握终身学习的本领，个体才有可能身处这个极速发展的“善”变社会中，懂得应变、善于应变。但这样的能力，仅仅只是专业素养是远远不够的，综合素质包含着学识、身心、道德、行为、能力等的教化，而这即是全人教育目标的直观达成。高校校园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引领人文、凝聚心力、陶冶情操，约束规范等人文内涵，是提升大学校园人文素养的重要行为过程，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有着重要的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见》中指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一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二是重视和加强校风建设，培育良好的教风和学风，形成对教职工具有凝聚作用，对学生具有陶冶作用，对社会具有示范作用的优良校风。三是积极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把德育和智育、体育、美育有机结合起来，寓教育于文化活动之中，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四是加强校园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建设，建设精神内涵丰富的物质文化环境，努力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如此，校园文化有着自我的理想和理论上的终极追求，具有强烈的主导性、可塑性、独创性、科学性、思想性、多元性、开放性等内在特征，其内在的人文培育需要形成合力，本质上契合了全人教育强调的全景教育图示。“全景”在于教育要让受教育主体“使他们理解自然、文化、技术、人、思想、感情之间的复杂关系，为学生已经掌握的各种知识和信息提供意义，并使它们一起为营造一个健康的、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起作用”［5］。校园文化的体系建构正是以“通过在知识内容与技能、不同主题的内容之间建立广泛联系，促进知识与技能的迁移，促进分析思维与创造思维的培养，促进学生多种能力的培养”［6］。

二、高校校园文化的全人建构

全人教育思潮的引入促使我国高校教育工作者逐渐勇于正视今天的大学“只为追求卓越而失去的灵魂”的现实，反思本该放射灯塔之光的大学在利益关系博弈中受制于经济、政治、科技水平等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现实，力图在培育范式的转变中能真正陪伴学生一起成长，以希望培养出有理性、有担当、有思想的人，使学生在知识、心灵、人格、能力、社会责任感层面，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和延伸［7］。

（一）用校园的文化精神引领全人教育内在的价值观

文化是人类自身建构的文明，作为一个抽象复杂的概念包含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传统等内容，校园文化精神的厚重在于对这些内容长期教育实践的自我演绎与沉淀，融汇了校园内外特定的意识形态、时代背景、人文风貌、历史发展的升华嬗变，彰显的是校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个性，于内形成一代代身处其中的师生员工所共识和遵循的行为准则和文化观念，于外则是学校整体精神面貌呈现给世人的观感与影响。世界上许多著名学府就因其深入校园骨髓的独特的文化精神内涵而在岁月的洗礼中历久弥新，并在此精神内涵引领下培养出的一代代德才兼备为社会做出了无数杰出贡献的优秀人才，而这份将历史的积淀与时代的新意自然交融的文化精神，又在时代传承中得以不断履新并默化于一代代学子心中，成为高校引领时代人才培养价值观最宝贵的财富。如此，将校园文化这一特立独行闪耀人文光芒的精神财富作为校园人文教化的宝贵资源，使之成为一种全面发展理想人格塑造的重要手段，使受教育者从智慧与为人的成长之路能始终附着于整全成长这一终极价值的目标追求之下，否则，教育就失去了信仰和灵魂，就偏离了人性之所向［8］。

（二）全人的养成离不开校园文化对理性精神的追寻

理性精神以其怀疑的批判精神，求实的治学精神，客观的逻辑思维能力，对信仰真理的执着追求而成为高校培养整全发展人才重要的教育环节，社会物质基础的充沛与富足离不开人类崇尚理性并对之孜孜不倦的追求与创造。身处光速变迁的时代，高校的确不可能教给学生一切社会所需的知识与技能，“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是学习理论打好基础的时候，目的是学会学习的方法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培养自己不断吸纳新知识的能力，而非要求他们什么都会干，走出校门就能挑大梁，即不切实际也不可能”［9］。因此，理性精神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之处在于校园学习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灌输，而应该成为一种启发心智进而培养学生善于主动的掌握知识，并不断的对知识进行自觉的创新与创造以解决问题的能力。校园文化的传承在于教育所致力于培养的学生不应只如工具般存在而应该是人文素养与理性精神兼容并包，要培养他们具备高尚的情操、远大的抱负、创新的精神、过硬的专业知识，有能力用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在实际工作岗位上不断践行与成长，如此，才能真正成为符合这个时代所需的高素质人才。

（三）以人为本的校园文化是全人教育的人文之魂

“任何教育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人的某种需要，因而总具有某种价值指向，教育之所以又是一种价值性的活动，关键就在于教育是一种主体性的活动”［9］。中国今天的教育之路迫切需要以培养德才兼备、勇于创新，能根据自我内在的情感、领悟、主观的体验而行动的时代新人，而人的灵动性、创造性源于宽松、愉悦、自由的生活与学习环境，离不开以人为本视界下对人的主体性成长的全面观照。“以人为本”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是人类对所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是高校全人教育的灵魂，其默化于学校精神建设与物质建设的各个层面，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要在人文价值观的培养上，让学生的身心对“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文追求产生向往与认同；在审美情趣的培养上，给予学生健康的审美意识与教化；在理想信念的培养上，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在和谐人格的培养上，引导学生学会关爱、尊重理想，善待生命，如此，才能充分展现出对整全发展教育的探寻和追逐，展现教育的理想性追求。

（四）校园的特色文化建构是全人教育的重要合力

校园文化强烈的导向性是高校人才整全发展教育不可或缺的平台与载体，要充分利用校园内的软、硬件设施与构件，去展现“真、善、美”的价值观教育，如对“校史、校歌、校训、校徽、仪式、典礼、办学特色、服务理念、管理水平、论坛、社团、活动、建筑、名师、杰出校友”等的充分运用，从学生进校的第一天起，用“校训”辅以“校史”自身所承载的人文张力成为他们入校后第一堂精彩的人文精神成长课，让育人的工作全方位全时空融入校园的点点滴滴，紧扣学校的办学目标与育人理念展开校园文化多层次多侧面的建构，让自己的学子带着鲜明的校园文化印记步入社会与人生；可以开辟多种途径扩大活动的受众面，完善以校、院、班、宿舍等立体架构在联动中建立好校园文化活动管理体系；可以巩固已有的校园特色人文品牌活动前提下，在与时代为善的呼应中不断推陈出新，加强校园文化阵地建设；可以积极推进各级各类人文践行的基地共建文化，让学生在不同类型的活动中得以迅速实现社会化等等。如此等等，在全方位教育氛围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思想、有内涵，不会死读书读死书，才会生机勃勃，有所担当。

（五）校园环境之美是全人教育必要的立体组成

环境文化是校园给予学生人文熏陶最切实的体验，契合全人教育力图以自我的全宇生态和谐理论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并以此教育人、培养人进而达成以教育改造社会的远大图景。时代赋予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职责之一，就是在以良好的教育环境包括打造优美的校园环境以帮助学生全面发展，环境的美是大学校园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人类天性对美的追求让我们总希望生存的环境舒服宜人，校园里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校园环境美的一部分，如此，即是校园文化精神风貌的“硬性”展现，也是开展情商教育所得以依托的必要场所。校园的和谐美是个体身心和谐美的潜在硬环境的架构，同时辅以生态人文等环境共建所共同形成的校园视觉文化，不仅能够让校园中“人”直接感受弥漫在身畔浓浓的文化底蕴，这样的美更能直接提升身处其中的愉悦感与自豪感，在升华了人们对学校认知度的同时，更为校园无处不在的以文化人的育人功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全人教育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关涉

（一）“至真”的全人教育要价值互惠

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全人教育本质上是精神性的而不是物质性的，“即便是感性欲望的满足，也需投射到人的精神层面”［10］，任何人都是自己整全成长的工匠，全人的教育总是“活”在教育本体中、“活”在教育的时空里。当下，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期，人们的思维、理念以及接受教育的途径和方式都发生着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全球浪潮、多元文化叠加冲击之下，大学精神也必然随之不断的消解、裂变与重生。融入了“全人”的教育作为现时代对个人教化的终极价值追求，其终极之意并非某种超越经验世界的先验规范，或是某一时刻任务的完成，而是表示一种时间上的无限延伸和空间上的无限延展，彰显着社会的“人性”追寻，也为这个功利的时代添加了人文“温情”。与之相应，生命价值、意义的彰显即是由个人以在可能生活之无限展开的过程中体现出的对自我生存意义与价值的持续性关注，以及为之付出的不懈努力13，同时也表现出时代的成长离不开由个体所组成的群体相互间对这个社会持之以恒的责任与担当，于此，大学精神的人文养成就不能固守陈规、自我圈禁，而须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自我“修炼”与完善，不断重铸校园精神的新价值，重构校园目标的新取向，这即是大学教育本身至真的作为，也是给予学生和谐教育的根本保障。

（二）“至善”的全人引领要懂得共享

全人教育强调整体、发展、联系的育人观，要求培养整全发展的时代新人在个性的情感与道德方面建立一种和谐状态，认为教育只给予人类智慧与技巧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感到他自己和别人之间融洽无间：具有一种人类和谐［11］。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存活于其中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统一价值论的观点认为，人的任何行为都有着特定的价值动因，任何社会关系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与利益的关系，利益相关性使得个人为了一定的价值目的构成群体，群体间复杂的利益相关性形成了社会根基。人与人间存在的利益正相关性在于自身的价值会随他人价值的增长产生间接增长，当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相关性越高，价值需要的层次越高，就会表现出越多的利他行为，这种利他的极致甚至可以表现为自我的“牺牲”。因此，利他行为利于利已行为的延伸有着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在这个有机的社会里，善举必定关涉“他者”，因此，作为全人教化重要领地之一的高校校园文化所肩负的向善性引领，就要致力于帮助学生个体在成长的同时学会关涉他人，懂得每一个人都是社会进步与建康成长的参与者、合作者与受益者，让爱的价值互惠得以回馈并促进校园文化精神符合时代善的传承，这对校园与校园中的生命体来说，是两者都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三）“至美”的全人教育要内外兼修

一个善良、真诚、智慧的人比他人更能体会到为人的美好。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中把“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需要放在人类自身需要的最高级别，深刻解读人性何以能超越自我的动物性所在。人性内涵中的行为、形体、情感、精神、认知、目的，包括对人类的历史、未来等层面的展望，总能不断激励人这一类群体不断发展自我，从而赋予人类独特的智慧与创造力，从人的需要出发探索人的激励和研究人的行为，是抓住了人对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永无止境的这一问题的关键。因此，当外在的工具性的、物质性的需求得以满足之后，人性对“人的内源性目标的追求，如个人成长、自由、自主、仁爱、对他人赞美、社会交往等，可以给人带来更深层和更具持续性的满足感”，就会有了更多的渴望与要求。而这，也必须是现代大学的教育行为包括校园文化建设要全力予以教化与引领的人文能量。全人教育目的的达成即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大学在教给学生未来求生本领的同时更要为学生构筑精神的高地，一个拥有了真正自我的人，才能享受自在、自为，才能以客观的态度安身立命，他有自由的爱和广泛的兴趣，凭着这些爱和兴趣，同时凭着它们使他成为他人的爱和兴趣的对象，他就获得了人生的自由，而这就是全人教育想要传达与传递给受教育者最美的内涵所在。

作者：刘云 谢少华 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贵州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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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论文范文4

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存在因对城市社会及都市众生缺乏了解、难以展开后续理论生产的学术困境。文化研究可使“城市教育学”转向从都市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日常生活发掘教育议题。文化研究创立者霍家特就曾透过都市社会兴起的电视、电影等“大众文化”，揭示英国城市工人阶级的文化教育难局。而以杨德昌“新电影”为例，对其展开研究，更是可以形成本土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急需的“都市人生教育学”，“城市教育学”随之也能直面本土都市众生的人生教育难题。

关键词：

城市教育学；文化研究；都市人生教育学

一、城市教育学的兴起及其学术困境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本土教育理论界开始重视研究“城市教育”，相关理论探讨已浮现不少议题明确的“城市教育学”框架，如“城市独生子女教育学”、“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学”等。[1]近几年，本土“城市教育”研究又有一些进展。2013年，李振涛等甚至正式提出要“创建和发展‘城市教育学’”，以便研究“什么样的城市发展道路最有利于现代市民意识和素质的培育生成，最有助于市民的健康、主动的发展及生命价值的提升与实现”等议题。这一教育学新构想旨在构建“教育城市”，将“城市人”塑造成理想的“现代市民”。[2]不仅如此，这一教育学新构想还有意纠正主流城市研究的教育盲点，显示出要在更广的学术界挺立“城市教育学”。为此还曾跨界进入“都市人类学”领域，以求发展“基于教育价值关切的都市人类学研究”。[3]其实，早在1928年，教育家吴研因便曾提倡“都市教育”研究。1933年，孙逸园也因看到时人“厌弃都市生活”，曾推出“我国教育界讨论都市教育的第一部专书”，[4]企图激励时人重建“都市教育”与都市社会。遗憾的是，这一“都市教育学”努力仅是“略举世界各国关于都市教育上的理论与设施”，[5]并未研究本土都市教育问题或“厌弃都市生活”的时人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而且这一努力仅是昙花一现便终结了。现在，这点早已熄灭的“都市教育学”火花，又被近些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实验重新点燃了，不能不说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幸事。只是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建构同样面临随时可能终结的结局，亦即构想一提出便没有了下文，拿不出议题更具体的本土“城市教育学”实验作品。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有诸多力不从心之处，其中最棘手的正是孙逸园当年遭遇过的学术困境，即无论北京、上海或其他都市，都难以深入了解其中的社会现实以及都市众生的生活与问题，以至往往只能靠“现代市民”、“生命价值”等抽象概念来建构城市教育议题，而无法从都市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城市教育议题。就此而言，要想推进当前由抽象概念主导的“城市教育学”实验，首先就得真正走入北京、上海或其他本土城市，从本土城市的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的生活经验中获取教育问题。总之，与上世纪30年代的“都市教育学”一样，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也存在因对城市社会及都市众生缺乏了解、难以展开后续理论生产的学术困境。对此学术困境，李振涛等想到的克服办法是到城市人类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术领域寻找城市经验及理论支撑。这一路径确实有助于深入了解城市，像列斐弗尔（H.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就能提醒学者，研究城市时切不可只盯着国家、资本等城市社会的巨型主宰力量，而应从都市众生的日常实践入手展开考察，否则便无法理解“凌乱如麻”的都市社会现实和都市个体可能有的自我创造及影响。[6]不过，在认可到学术领域寻找经验及理论支撑之余，本文更想尝试到文学、电影等文化领域寻找适宜城市经验与教育议题，此即所谓“文化研究”路径。以下便通过理论阐述和一项文化研究实验，探讨文化研究到底可以带来何种不同的“城市教育学”进路，又能形成什么具体且有意义的“城市教育学”。

二、文化研究：城市教育学的现实主义进路

对文化研究进行理论阐述时，总难绕过英国文学家霍家特（R.Hoggart）留下的学术遗产。1964年，霍家特在伯明翰大学创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由此在学院体制赢得一席之地。至于文化研究究竟是什么，则在1958年便由霍氏以一本专著《识字的用途》公之于世了。当时，霍家特深感精英及古典主义文学教育太过远离当时的社会文化现实，无法关照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命运。他希望发起改革，使现实社会中那些对普通民众影响甚大的文化能够进入正式的文学研究与教学体制。《识字的用途》便是考察广播、电视及广告等“大众文化”（massculture）迅速崛起及对工人阶级造成的文化与道德践踏。霍家特的文学革新在西方学术界引发了“文化转向”（culturalturn）运动，即由解读莎士比亚小说一类的“经典文化”，转向考察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当代文化”。电视、流行音乐、电影等社会影响巨大的“大众文化”因此涌入新一代学者的研究视野，长期远离人间烟火的精英主义文学研究与教学随之得以和当代社会变迁及芸芸众生的命运走势形成紧密联系。关于这一点，曾协助霍家特创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斯图亚特•霍尔（S.Hall）早已做过梳理，[7]无需本文再做更多揭示。本文真正要提的是霍家特创建文化研究时的城市语境、“城市教育”关切与“城市教育学”贡献。在霍家特那里，文化研究自一开始便将语境定在了伦敦、伯明翰等城市里，所以他会把自己发现的“大众文化”又称作“大众城市文化”（massurbanculture）。[8]更值得留意的是，霍家特之所以考察城市文化，其实是为了表达内心深处的“城市教育”关切，提请“大众文化”制造者及文化精英主义者不要把工人想象成只知“享乐”、“消费”，或是群“粗人”，以至于不是向他们兜售品质低劣的“大众文化”，就是将他们隔离在精英文化教育之外。1960年，当企鹅出版社因发行大众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控“有伤风化”时，霍家特之所以勇于出庭替出版方声辩，也是为了反抗精英势力认为该书只能让所谓“有教养的阶层”阅读，工人阶级等普通市民没有道德辨识能力，不能任其自由接触。这次出庭使霍家特成为“真正的名人”，[9]而本文所看重的仍是他的“城市教育”关切。和他的文化研究一样，他的出庭作证也是为了使城市工人享有平等的文化教育待遇，而不是被任由精英势力划为没有能力接受文化教育的“粗人”。总之，虽然霍家特从未以“城市教育学”之名来统领自己的文化研究，但其文化研究其实是在揭示城市工人阶级遭遇的文化教育难局，从而为后人发展“城市教育学”提供了一大经典范式，即“城市工人阶级教育学”，其主题涉及精英阶层如何在文化教育上歧视工人阶级，“大众文化”生产商又以何种不义甚至低劣心态对待工人阶级，向他们提供堕落的“大众文化”，不珍惜都市工人本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并为他们生产“健康的大众文化”。[10]无疑，霍家特通过研究当代都市社会中新兴的“大众文化”来彰显自己对于城市工人阶级的文化教育关切，正符合前文所说的从都市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城市教育议题，本文即因此认为，霍家特的文化研究不仅贡献了一种“城市工人阶级教育学”，更为发展“城市教育学”开拓了一条现实主义进路。这样说，是为了丰富“城市教育学”的既有路径。进而言之，相比于既有路径试图回答什么样的“城市发展道路”或“教育城市”能把“城市人”塑造成理想的“现代市民”这一形而上的城市教育难题，霍家特的现实主义路径显然能将“城市教育学”引向具体的城市社会，都市众生的社会现实、日常生活与教育难题随之亦能得到生动呈现。

三、一项实验：杨德昌“新电影”与都市人生教育学

当下中国都市同样充斥着“大众文化”，本土“城市教育学”自然可以像霍家特那样借助文化研究，描绘城市工人子弟被品质低劣的“大众文化”包围，以至难有时间和空间接触有利于工人子弟实现社会上升的良好文化教育。但本文不想让本土“城市教育学”变成仅是为验证霍家特的理论提供中国案例。由此出发，本文决定以杨德昌（1947-2007）的“新电影”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这项文化研究实验，寻觅霍家特未曾涉及的都市教育议题。电影也在霍家特的视域之内，但他当初仅看到好莱坞商业电影，未曾考察当时法国文化界正兴起“新电影”运动。[11]“新电影”不是为了将观众塑造成快乐的“消费者”，而是表达新一代艺术家对于西方社会人生的独立观察与思考。“新电影”后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杨德昌正是中国台湾“新电影”的核心发起人。只要将杨德昌电影列为研究对象，即能突破霍家特的文化视野与理论，很适合用来建构不同于霍家特的本土文化研究和“城市教育学”。杨德昌1965年在台湾读大学时喜欢上了电影。1974年，在佛罗里达大学拿到工程硕士后，他又去南加州大学学电影，但那里的“课程满是好莱坞习气，没多久便愤而求去”。[12]之后杨德昌在一家高科技公司担任工程师。但到1980年，杨德昌还是决定“改变人生，做真正喜欢的事，拍电影”，[13]于是返回台湾，与张艾嘉、侯孝贤、吴念真等走到了一起。当时业界流行的乃是琼瑶小说改编的爱情片，[14]这群年轻人则立志拍不一样的电影。如侯孝贤所言，1982年是“台湾新电影崛起的年代”，[15]“其标志是由四段短片组成的电影《光阴的故事》，杨德昌在其中执导《指望》”。[16]之后，从1983年推出《海滩的一天》，到2000年完成《一一》，杨德昌共留下7部“新电影”。这些作品曾赢得50余项电影节奖，《一一》更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杨德昌因此被国际电影界誉为“大师”。[17]至于杨德昌电影蕴含什么大师级的思想或理论，焦雄屏、黄建业、米歇尔•付东等电影及人文学界的杨德昌电影研究权威已做过诸多揭示。[18]然而由于专业限制，无论国际电影业界，还是国内外电影及人文学界，探讨杨德昌电影的艺术、哲学及社会学内涵时，均忽视了杨德昌的教育热情与忧思，即使偶有提及，也是当作缺点加以批评，声称真正的艺术不该为说教。只看到有观众曾替杨德昌的“说教倾向”做辩护，认为杨德昌之所以动人，恰恰在于他是“一个热忱的传教士”。[19]杨德昌的确是电影界难得的一位教育家，但更值得关注的还不是他的教育热情与忧思，而是他在深入了解台北社会现实及芸芸众生的基础上形成的都市教育探索，以及他以真实感人的“新电影”叙事表达出来的“都市人生教育学”。最初的作品即《指望》中，杨德昌是从都市女生入手展开他的台北观察与教育思考，他发现新一代都市女生固然独立要强，学业、家事均能对付，但在初潮、情窦初开等重要成长时刻，总是陷入孤独与无助。是为杨德昌首篇“都市教育”论文。到1983年推出独立执导的《海滩的一天》，女生已长大，变成可以在台北、巴黎等大都市自由来往的女白领。杨德昌的思考随之也有变化，他开始更关注台北社会的复杂变迁，以便弄清女白领寄生其中究竟能有何种人生。结果在传统体制瓦解、资本投机风行等变迁力量的作用下，女白领最渴望的生活即婚姻与爱情到头来均变得面目残非，仅在经济层面尚能成为独立自主的人。黄建业等曾言，《海滩的一天》蕴含“台湾传统电影中未出现过的女性处境论述”，并为认识、超越此处境“提供了一个反省机会与一项参考：那就是在变化纷纭的现代社会里，真正的幸福与生命之道仍掌握你手中”。[20]这些解读堪称准确，但《海滩的一天》绝不只是为了展示导演的都市社会学和生命哲学发现。杨德昌考察都市白领的现实处境，特意以人物对话与回忆引导观众反省自我人生，均是为了教育都市众生：先冷静观察周遭社会变迁，然后才可能弄清自己的都市人生。言外之意，《海滩的一天》其实是一次“都市人生教育学”实验。只是这次以社会学观察为主的教育实验虽能启示人们从社会转型入手认识人生，却无法回答何谓美好都市人生。之后的《青梅竹马》、《恐怖分子》及1991年的史诗大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同样表明：杨德昌越是了解台北女白领、中学生和市井百姓身处什么样的社会现实，越是难以向芸芸众生勾勒美好都市人生。杨德昌因此变得既忧伤，又愤怒。而在“新儒家”推动下，当时海内外学术界恰好兴起一股理论热潮，认为中国台湾等“亚洲四小龙”之所以能实现“经济腾飞”，是因为有“儒家伦理”暗中起支撑作用，仿佛商场各路人马都是孔子式的谦谦君子。这更让杨德昌感到忧伤与愤怒。1994年，杨德昌以一部新作《独立时代》对骤起的“新儒家”经济言论做出了回应。他彻底不顾“艺术不涉及说教”的陈腐教条，史无前例地在片头引用了《论语》的一段话：“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引言到此，戛然而止。接着银幕上出现的是另一句话：“两千多年后，台北在短短二十年间，变成世界上最有钱的都市之一”。杨德昌故意隐去孔子的回答“教之”，换上后面那句反映台北现实的话，以及特意将影片英文名定为AConfucianConfusion（孔子的困惑），这些显然意在提醒人们，如果将孔子请来，一定能发现，台北并不是靠“新儒家”列举的“伦理教条”富裕起来的，富裕的台北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恰恰是没有教育。那台北社会有什么呢？杨德昌再次聚焦于白领女性，即琪琪、小凤等。她们时尚漂亮，特立独行，在台北商场展开各自人生。但这个暴富的商业社会并没有那种可以将人们的观念、行为及人际关系维持在道德水平的教育力量。像琪琪那样难得的矜持自重，也被周围人恶评为“装的比真的还像”。结果大家除了像小凤那样不顾一切地赚钱外，便不知道能从都市社会中得到什么。总之，在富裕的台北社会暗中起支撑作用的不是“儒家伦理”，而是疯狂追求经济成功及顺带而起的分裂与竞争。1996年，杨德昌推出了《麻将》。这一次，导演对于台北都市社会又有新发现。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台北成为恐怖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汇集地。如那些来台北淘金、有钱之后便玩弄各地女性的英国人，其中一个还想将台北作为新基地，重建“十九世纪帝国主义辉煌统治”。这些人的到来，加剧了原本紧张激烈的经济竞争，使各路本地人不得不采取极端方式追求成功。连初涉商场的青少年都信奉“无论做什么，都不能动感情”，变成比西方及本地成年淘金者还要疯狂的淘金者。林文淇说：“《麻将》是一部高潮迭起，十分好看的电影。对台湾社会问题的剖析更是一针见血。”[21]的确如此，只是评论者未曾留意《麻将》其实是在延续《独立时代》的教育忧思，即富裕的台北社会急需一种可以将都市众生引向道德人生的教育力量。从《独立时代》到《麻将》，杨德昌一直认为，要想解决他之前提出的都市人生教育难题，让学生、白领等都市众生获得美好人生，得先克服富裕都市社会的道德危机。可多年探索下来，又找不到那种可以拯救都市社会道德危机的教育力量。即使化身孔子，他真正能做的也只是如实公布自己看到的都市社会事实以及由此形成的教育困惑。因为找不到解答，杨德昌其实不必再做教育探索。然而2000年，杨德昌仍拍出了《一一》。还有什么都市教育议题值得他以这部电影来展开探讨？得益于转换议题，他终于还能继续进行都市教育实验。这一次，他不再关注什么样的教育力量可以拯救都市社会道德危机，而是思考如何安顿都市社会中的个体生命存在，使都市个体获得美好人生体验。由此都市人生教育难题入手，杨德昌将台北中产阶级个体NJ作为观察中心，揭示了NJ及其家人、经济合伙人等都市个体的生命存在事实：众多都市个体的正常人生背后，均有疏离、压抑、孤独、失意等无人察觉的苦楚心相。连尚在中小学读书的儿女究竟有何沉重心事也没一个人能理解，精疲力竭的家长连他们是怎么上学的都无暇顾及，老师们也仅在意他们上课是否认真听讲。只是面对众多都市个体正常人生背后的苦楚心相，杨德昌虽可以慈悲地将它们一一揭示，却只能为NJ提供一种教育解答，认为像NJ这样的都市中产阶级个体即使因为责任满身注定疲惫奔波一生，也还是能通过古典音乐获得安顿和美好人生体验。至于如何改革家庭和学校以缓解NJ一双儿女的内心孤独，怎样为NJ妻子提供精神慰藉等都市中产阶级遭遇的其他人生教育难题，《一一》均没有作答。但瑕不掩瑜，《一一》终究贡献了一种旨在理解、超越都市个体苦楚心相的“都市人生教育学”。

四、直面本土都市众生的人生教育难题

毫无疑问，在“城市化”进程的作用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里，教育学因此必须研究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可能遭遇的教育难题。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正是为此而生，而且也提出了怎样把城市建设成真正的“教育城市”，如何将“城市人”培养成“现代市民”等城市教育难题。但这些城市教育追问往往是由抽象概念建构而成，并未深入了解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从都市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的日常生活中提炼教育难题。本文即是由此提出，转向文化研究可以丰富“城市教育学”既有的议题建构方式，开拓“城市教育学”的现实主义进路，从而使“城市教育学”的理论生产真正能够揭示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正在遭遇的教育难题。如本文所述，在创始人霍家特那里，所谓文化研究，是指对电视、电影等当代都市社会兴起的“大众文化”展开研究。霍家特之所以创立文化研究，则是为了揭示“大众文化”入侵都市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之后，会使都市工人阶级陷入什么样的文化教育难局。霍家特的文化研究因此其实是一种旨在认识、改善当代都市工人阶级文化教育环境的“城市工人阶级教育学”，其所揭示的“大众文化”生产商以低劣乃至不义心态对待工人阶级和其他都市民众，将他们推入“堕落”的“大众文化”世界，把他们塑造成“快乐的消费者”，正是当代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正在遭遇、但却被学界忽视的一大教育难题。可以说，即使原封不动地照搬霍家特的文化研究，也能将发展某种和都市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教育命运息息相关的“城市教育学”。除梳理霍家特的文化研究及其“城市教育学”贡献外，本文还以杨德昌“新电影”为例做了一项文化研究实验。通过这一实验，不仅可以超越霍家特的文化视野与理论（即电影并非都是霍家特所说的意图低劣的“大众文化”），而且能发展出某种本土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急需的都市人生教育学。如本文所示，自1982年推出《光阴的故事•指望》，到2000年完成《一一》，杨德昌一直都在以“新电影”的深刻观察与生动叙事来揭示学生、女白领、中产阶级个体等都市众生在台北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遭遇的人生教育难题，诸如什么样的教育力量可以解决富裕台北社会的严重道德危机，使生于其中的学生、女白领等都市众生可以拥有美好的人际关系和情感生活，以及都市中产阶级个体如何安顿自身诸多无人理解的苦楚心相，形成美好人生体验。就像许多人不同意伽达默尔的美学教育结论，即艺术可以拯救当代西方意义迷失的“生活世界”，[22]杨德昌的都市人生教育解答——找不到那种能够净化整个都市社会人心的教育力量，不过都市个体最终可以依靠古典音乐获得生命安顿——也很容易被认为是太过悲观，或不符合多数都市众生的美学口味。杨德昌是不该对学校、公司等都市社会基本运行机制的道德培育能力失去信心，或只把古典音乐列为“福音”，但对本文而言，真正值得留意的并不是杨德昌提供的解答有何不足，而是他在深入观察都市众生日常人生的基础上形成的教育探索及其所揭示的都市人生教育难题。本文即因此认为，相比于照搬霍家特的文化研究，更值得重视的文化研究路径乃是以杨德昌“新电影”或其他相似的文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样一来便能像杨德昌那样真正深入台北或其他本土都市，“城市教育学”随之也能直面本土都市众生的人生教育难题。最后想起，罗蒂曾呼吁学术界“抛弃理论，转向叙事”，理由是数学式的抽象理论无法认识人类的苦难处境，“小说、电影”等叙事方式才能揭示人类的苦难处境。[23]此类言论难免会让人对数学式的抽象理论产生误解，乃至抹杀抽象理论本身的知识与教育价值。不过小说、电影等叙事方式的确很适合用来详细揭示人类的苦难处境。就像杨德昌，他其实很喜欢做抽象的理论思考，甚至如吴念真所言也很善于写“论文”，[24]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以电影叙事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都市社会观察与人生教育思考。以此为参照，本土“城市教育学”如果想深度呈现学生、女白领、中产阶级等都市众生的人生教育难题，也需尝试更有效的叙事方式。何况如孔子曾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5]叙事其实还是中国教育最初首选的理论及实践表达方式。

作者：周勇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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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5.

大众文化论文范文5

国外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历史嬗变

媒介素养教育最早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1933年，英国学者E.R.利维斯（E.R.Leavis）和他的学生丹尼斯•桑普森（DenysTompson）发表了文化批评论著《文化和环境：培养批判意识》（CultureandEnvironment:TheTrainingofCriticalAwareness）。该书首次就学校引入媒介素养教育的问题作了专门的阐述并提出了系统的教学建议。作者在书中设计了一系列以新闻、广告和流行小说为题材的课堂练习[2]。在E.R.利维斯及其学生的倡导和影响下，当时以英国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国家的中小学开始尝试开设有关媒介的课程和讲座，以培养学生对正在普及的大众报刊、广播、电影等大众媒介的抵制和批判意识。此后，媒介素养教育运动在欧美乃至世界各国迅速开展起来，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尤其受到重视，并逐渐被纳入中小学课程与教学体系，重点培养中小学生的媒介文化素养。不过此时的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主要以抵制大众媒介与保护传统文化为主，这也是《文化和环境：培养批判意识》一书的核心思想和观念，被称为利维斯主义。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目标则演变成了鼓励学生批判和抵制大众媒介，以避免受到来自外界媒介的负面影响和侵害，从而保护传统的本土文化和精英文化。文化保护主义思想的另一个倡导者是英国学者莱恩•马斯特曼(LenMasterman)，他在《前言：媒体素养教育革命》(Foreword：TheMediaEducationRevolution)一文中，将以英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媒介素养教育运动的不同发展阶段总结为“三大历史范式(ThreeGreatHistoricalParadigmsOfMediaEducation)”，即“免疫范式”(TheearliestParadigmisnowPopularlyKnownastheInoculativeParadigm)“流行艺术范式”(PopularArtsParadigm)和“再现范式”(RepresentationParadigm)[3]。在“免疫范式”阶段，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主要采用的是一种预防的方法，以此来抵抗大众传媒，从而保卫传统的精英文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国外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在早期发展过程中主要处于一个抵制大众媒介的“文化保护主义”或“免疫式”发展阶段。这种基于保护主义价值取向的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强调大众媒介的消极内容和负面影响，把媒介看作是绝对的有害物，把学生看作是绝对的受害者，因而试图通过教育来帮助中小学生逃避和免受外界媒介的侵害。

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大众文化的不断兴盛与发展，国外兴起一股文化研究的思潮。关于大众文化的新观念和新主张不断产生并蓬勃发展，这些变化与研究引发了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一次重要转折，即由过去抵抗和防御大众传媒的“文化保护主义”教育逐渐转变为“大众文化主义”教育。在当时众多的文化研究中占据核心和重要地位的是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这一学派发端于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要代表人物有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帕迪•沃纳尔(PaddyWhannel)等。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从反对利维斯主义传统精英文化的观点出发，认为“文化所指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都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而不单单是指世界上存在的最优秀的文字或语言。传统文化和大众文化都只是不同的文化层面而已。”[4]这一观点赋予大众文化新的意蕴，文化的表达形式是多元的，它涵盖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越来越满足不了生活中的各种需要，因而转向对大众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并且有意识地将其纳入到自己的生活与学习范畴。此外，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和帕迪•沃纳尔(PaddyWhannel)在《大众艺术》(ThePopularArts)一书中，对以往的传统精英文化观点进行了抨击，提出许多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特别是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建议和对策。他们强调教师要对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进行观察和认识，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以往的传统文化与课本知识，而应深入到学生的生活体验过程中去，鼓励学生不仅要认识大众媒介的负面影响，还要不断接触和解读大众媒介的一些积极作用[5]。综上所述，人们对于大众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的转变无非是因为人们的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改变，人们对于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有了新的认识和体验。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转折具体表现为教师和学生在认识与观念层面上的变化。首先，大多数教师在自己的成长与教学过程中都受到过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影响和熏陶，他们一直都很难接受利维斯主义关于抵制大众媒介文化的保护主义观念。在大众文化研究思潮的影响下，他们更加坚定了自己原来对于大众媒介文化的客观认识和理解，因而转向对大众媒介积极作用的重点倡导和传授。其次，从中小学生的需求层面上看，过去那种传统的文化知识和学校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各种新需求，学校以外的社会大众性文化知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文化保护主义等旧观念开始受到批判与挑战，各国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逐渐摆脱过去保护主义的思想和枷锁，进入到一个新的“超越保护主义”发展阶段，这主要是基于当时新发表的一篇论文。1998年，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大卫•帕金翰(DavidBuck-inghaon)发表了一篇名为《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超越保护主义》(MediaeducationintheUK:Movingbeyondprotectionism)的文章。他在莱恩•马斯特曼(LenMasterman)关于媒介素养教育“三阶段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思考与探究，进而提出媒介素养教育历史嬗变的“四阶段论”：（1）甄别与抵制；（2）基于“文化研究”的“流行艺术”；（3）屏幕教育与意识形态怯魅；（4）超越保护主义[6]。帕金翰认为，在新的媒介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教育者对媒介的态度要变“堵”为“导”，应以青少年为中心，尊重他们既有的媒介知识和媒介体验，引领青少年根据自身的利益对媒介信息做出明智的选择，尤其是要鼓励青少年参与媒介制作，以增进他们对传播的本质和媒介新技术的认识。换句话说，媒介素养教育必须“彻底超出保护主义的范畴。”[7]这里的“彻底超出保护主义的范畴”并不是完全否定过去，而是要在媒介素养教育已有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和批判，在认识大众媒介负面影响的同时注重对媒介积极作用的发觉与提倡。总之，“超越”二字的含义是多元性的，“超越保护主义”阶段的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目标也是多元性的。用TeresaReneeTaylor的话来讲，“超越保护主义”阶段的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价值目标已从过去单一的文化保护主义扩展为包含“预备”(Preparation)“保护”(Protection)和“享用”(Pleasure)的三重(3P)目标。其中，“预备”是指媒介素养将使受众获得辨别媒介信息的能力，从而使他们成为现代社会中明智和理性的公民；“保护”即传统媒介素养教育使受众免受媒介负面信息的影响；而“享用”则是指媒介素养教育尊重受众使用媒介的正面经验，在单纯地解构媒介文本外，也让受众能够产制自己的媒介文本并参与到媒介组织中去[8]。因此，学生除了在接受教师所教授的有关媒介知识和技能之外，还应对自己已有的媒介知识进行客观的总结和评价，积极参与媒介交往，对现有媒介文化和环境进行客观正面的认知与体验，以增强自身的媒介素养。#p#分页标题#e#

国外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时代走向

如前所述，国外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主要经历了从“文化保护主义”到“大众文化主义”再到“超越保护主义”的历史嬗变过程。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外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在已有发展的基础上，有了更新更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趋势和走向：从学科模式走向统整模式、从技术掌握走向创新学习、从教学本位走向学习本位、从抵抗式防御走向参与式行动。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形式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作为一门独立课程的单一学科模式，另一种是将媒介的多功能及其特性融入到其他多个学科领域，形成跨学科的综合或统整教学模式。在过去，由于受到单一教育价值取向和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国外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主要是以单一学科模式进行各种教育实践，强调媒介仅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与传播工具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负面影响。随着社会多元文化的相互融合与发展，随着人们生活与学习领域的不断扩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媒介素养不再是单纯地抵抗和防御大众媒介的能力，而是多种能力的综合运用，包括多媒体的文本解读、批判性思维、多媒体技术、社会知识、传播知识等，这种综合性素养要求也决定了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走向综合与统整模式发展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国外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统整发展必须遵循全球课程统整的基本原则与向度：经验统整、社会统整、知识统整、课程设计统整[9]。经验统整是指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知识经验与学生原有媒介素养及人格经验的统整和统一。鼓励学生将学到的新知识即新媒介经验“统整”到原有的个体经验中去，并不断进行新旧知识经验的加工与整合，形成新的知识体系，增强解决新问题的思维与能力。社会统整是指学生要将个人的学习理念与媒介价值观念统整到社会大众媒介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价值追求中去，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应注重与他人的沟通、知识分享和协同学习，寻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整。知识统整是指把各门学科的知识与资源统整和运用到真实的生活环境与问题中去，培养学生在真实媒介情境中发现、认识并运用综合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课程设计统整是指要制定出一套包含经验统整、社会统整与知识统整等内容的综合性统整课程体系，以真实媒介情境和问题为出发点，对学生的学习经验加以组织与规划，强调理论知识与实际行动的有机结合，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程的组织规划，帮助学生真正实现在媒介学习过程中的生命体验与自由全面发展。

过去的国外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在技术理性主义思想的主导和影响下，主要按照教育技术取向和路线进行发展，教育目标主要在于促使学生对媒介知识与技能的基本掌握和习得，教育过程则过于注重对媒介知识与技能的工具性把握和外在性强化，往往将大众媒介仅理解为获得某种知识与技能的手段和工具，只强调媒介作为技术工具所应有的技术特征与外在价值，从而忽略大众传媒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知识与资源的内在渲染和文化增能作用，忽视对学生人文精神与人文素养的培养。近年来，研究者们越来认识到文化对于人们日常生活与学习的重要作用，从文化视角进行相关研究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和潮流。在教育文化研究整体趋势的影响下，国外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也正在发生研究范式上的转变，逐步由过去的教育技术研究取向转变为教育文化研究取向。这种文化取向研究范式下的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非常重视对学生媒介素养的培养，包括学生的人文精神、人文素养和文化创新能力的培养。这就要求在具体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过程中加强对学生的创新教育和终身教育，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与批判创新，以培养他们的媒介解读、批判与创造能力。创新学习是一种新的学习理念，也是一种自主性探究学习，主要是指从学科领域或现实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主题，然后通过学生自主独立或自主合作地思考、调查、收集、处理信息、实验、研讨、交流等探索活动，来完成要研究主题的学习活动[10]。在现实的媒介学习过程中，学生首先要具备一种自主探究与创新创造的态度，养成一种自主学习的习惯，注重从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出发，充分认识大众媒介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在与他人的交流与互动中进行基于问题的合作学习，在合作探讨中完成对媒介知识的解读、认知、批判与创新。

以“教学”为本位的教学模式是指以教师的教为中心，主要建立在行为主义理论或认知学习理论上，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忽略或未能充分考虑学生在学习媒介知识过程中的主体性。长期以来，以“教学”为本位的媒介素养教学模式作为传统的教学模式一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影响和支配着教师的教学行为，阻碍着学生自主学习媒介知识与创新创造能力的发展，极不利于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效益获得与整体发展。新时期的各国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应摆脱过去传统的教学模式，转向一种新型的以学习为本位的教育教学模式，这是学校教育发展过程中“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终身学习”等教育新理念的要求和价值追求。学习本位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的学习为本，在学习媒介知识与技能的过程中强调学生的学习主体性，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与批判创新能力。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要实现从教学本位到学习本位的彻底转变，必须完成以下三个方面的学习建构活动：第一，建构学习本位的媒介素养教育课堂。学习本位的课堂强调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在课堂学习中要充分发挥他们学习的主体性，具体表现为：学生在课堂上拥有充分的自主学习与提问时间，可以围绕大众媒介的某些知识与问题进行交流与讨论，以形成新的问题与知识体系。第二，建构学习本位的和谐师生关系。在学习媒介新知识和形成媒介素养的过程中，和谐的师生关系能够起到催化与调剂的作用。师生之间的友好交往与有效互动有助于拓宽学生认识与解读大众媒介的视野，这种交往与互动是以相互学习为本位的，教师的学与学生的学之间进行有效的统整与互动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媒介知识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第三，建构学习本位的校园文化环境。学习型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创建一种以学生的学习为主的校园文化，为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生命体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学生在这种学习本位的新型文化环境和条件下首先会有一种舒适的学习状态，更容易接受来自大众媒介的各种影响，从而在复杂的资源环境中进行问题的探究与知识的批判创新。#p#分页标题#e#

由于受到文化保护主义思想的巨大影响，国外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传扬着一种“保护精英文化”的核心教育理念，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抵制大众媒介、批判大众文化、保护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的“免疫式”和“抵抗式”教育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下的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对抗大众媒介、提倡免受媒介污染与侵害的“保护主义”教育。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采用“防御式”教学方法，将大众媒介看做是毒害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病毒”，要求学生尽量避免与外界媒介进行直接接触。然而，这种“抵抗式防御”的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只是片面地传输着大众媒介给人们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忽视了媒介本身作为一种生活文化而具有的正面引导作用。在新的社会文化与教育背景下，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应摆脱过去传统的“保护主义”色彩，逐渐进入到“新媒介”发展阶段，形成新型的适应多元文化参与、融合与和谐共生的“参与式”媒介素养教育发展模式和价值追求。这种“参与式”媒介素养教育强调对保护传统文化观念的批判与反思，注重对新型参与式文化的探究与思考，并以此作为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理论基础。“参与式”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方式主要是全校师生的参与式行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构建“参与式”媒介课堂。参与式媒介课堂是指师生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媒介和信息技术课堂，老师让学生直接参与课堂教学，包括学习计划的制定、课堂问题的设计以及发言提纲的编排等。第二，采用“参与式”媒介教学方法。在具体的媒介课堂教学中强调学生的主体性，以媒介素养获得为目标，以参与为中介，通过师生的共同参与与合作对话来实现知识共享、思想互动、新媒介知识建构等目标。第三，开展“参与式”媒介校本研修。立足媒介核心价值取向，鼓励全校教师积极学习媒介知识，组织开展新媒介课题研究，以提升教师的媒介素养与科研能力。

对我国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思考

通过对国外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新进展的介绍与概述，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一些对我国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有实用价值的经验，从而结合现实情况认真思考我国当前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状况与变革趋势。在现行的教育制度和社会条件下，我国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应突出跨学科发展的整合效应，实现课程的文化转向，创建问题本位的教学模式与学习方式，促进学生基于问题的学习与创新能力发展。前几年，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的相关研究领域和专业，而关于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不是很多。到了近两年，随着国外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不断发展与推进，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开始就媒介素养教育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媒介素养教育与中小学学科课程整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与研究，如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吴鹏泽博士在哈尔滨市安广小学四年级、哈尔滨市尚志中学初中二年级以及黑龙江省实验中学高中二年级的综合实践活动课中进行了提高学生媒介素养的策略研究[11]。由此可见，学科课程整合取向已成为我国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趋势，在具体教育实践中突出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整合效应已成为新课改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任务。“课程整合”由“课程综合化”发展而来，是指“各门学科通过相互联系、影响和渗透而趋向统一，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它“所关心的主要是各个知识领域和知识类型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的问题；它力图把组成学校课程的各门学科看成一个有机整体的组成要素，而不是相互孤立的知识领域的集合体”[12]。为推进我国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与其他学科的有机融合，我们必须对课程设置、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组织以及课程实施和评价等诸要素作系统的思考，以一种整体性、系统性、联系和辩证的观点看待媒介素养教育与其他各种教育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学科教学过程中应加强多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和数字化教学方法的运用，多开展一些跨学科的主题讲座和课题研究，鼓励全校师生积极参与到媒介素养教育的整合发展中去，以增强自身的综合媒介素养和运用综合媒介知识技能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能力。

大众文化论文范文6

（一）“异常分子”：越轨行为是对问题的解决

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失业人口的增加、过度都市化、工作条件恶化和各种各样的犯罪问题的出现和加剧。这些问题引起了芝加哥学派的高度重视，并将“异常行为”和犯罪问题纳入到其主要研究课题之中。1938年，A.W.林德企图运用社会解组理论对檀香山的越轨行为进行研究，但是他发现将这一理论运用到由种族集团组成的社区中时，却是困难重重、漏洞百出。社会解组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其违法犯罪行为就会越少。但是在檀香山却并非如此。在高度组织起来的种族集团中，如日本人集团，违法行为的发生率反而高得惊人。林德认为，社会内部存在着能够瓦解同质社会的亚群体。芝加哥学派曾经做过大量调查，他们发现许多越轨者们都曾声称自己并未违反社会准则，只是他们所遵从的社会准则或者信奉的价值观念不一样而已。研究者们开始摆脱当时道德绝对论的观念，认为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主流社会或法律不一致时，就会产生越轨行为。阿尔伯特•科恩就是异常行为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在《越轨男孩：团伙文化》（DelinquentBoys：TheCultureoftheGang）中对异常分子和“男性帮派”的“越轨”行为做了全新的阐释。他以一个心理假设作为分析的起点：包括青年亚文化在内的一切行动都是一系列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行动者面临的“参照系”和“处境”是影响所有问题产生和解决的主要因素。异常行为产生于结构与文化之间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一冲突，青年往往选择的是采用越轨或者犯罪的方式来抵抗与之相反的主流文化或者资产阶级文化。科恩认为，团伙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是对中产阶级正统和体面象征的一种夸张的抵制。加入帮派的青年受到中产阶级的社会化教育，他们被要求按照中产阶级的主导价值观念和评判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这一评判标准会将青年置于一种地位挫败的境地。伯明翰学派的菲尔•科恩（PhilCohen）直接继承了“问题解决”理论，并将这一理论挪用到英国伦敦东区的工人阶级社区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中。但是，菲尔•科恩的观点与阿尔伯特•科恩的观点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并不赞同犯罪帮派的形成是亚文化造成的。他认为，亚文化群体的形成，恰恰是为了解决犯罪帮派的问题。

（二）被贴上标签的“局外人”

贝克尔是芝加哥学派晚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局外人》一书中运用“标签理论”来分析越轨者，其研究重心是贴标签本身。贝克尔被认为是“与标签一词联系最为密切的人”。20世纪30年代产生、60年代盛行一时的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是标签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甚至可以说标签理论是符号互动理论的演变与具体应用。标签理论在解释越轨者对标签内容的认同和内化时，直接运用了符号互动理论中的自我实现预言理论和“镜中我”理论的逻辑。标签理论对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是有着重要影响的。霍尔在《通过仪式抵抗》中曾明确表示伯明翰学派是以贝克尔的《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作为研究起点的，标签理论的影响可见一斑。贝克尔认为当一个规则通过社会群体定义并得到执行，那么偏离这一群体共识规则的人会被认为是“越轨”的特殊群体，也即“局外人”。他认为，正是先有了“标签”，然后才有越轨行为及亚文化群体的产生。在被贴上越轨者标签的人看来，规则制定者也是“局外人”。例如，在美国禁酒时期，意大利移民认为他们继续酿酒并未违反规则，而只是违反了新国家的法律。贝克尔把规则制定者称为“卫道者”（moralentrepreneur），他们可以通过制定新的规则以创造新的越轨者，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社会创造了越轨”。所谓越轨，就是对规则的侵犯。社会群体通过对规则的制定并运用到某一特定人群，从而创造了越轨行为。越轨行为是规则制定者实施制裁的结果，并非由越轨者行为性质本身决定的，即贝克尔所说的“他人反应”。越轨行为本身并不具有越轨的特性，而是他者与越轨当事人之间的互动结果。在他人做出某一反应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确定其是否属于越轨行为。只有属于同一实际群体的成员才会有兴趣来制定和执行规则，如果群体成员认为特定群体的遵守某一特定规则与否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干涉。不同的社会群体的权力分化决定着其对他人制定规则的能力。贝克尔的“标签理论”在当时道德绝对论占主导的时期，无疑是一种极端的表述，但它从侧面为我们揭示了越轨亚文化群体偏差行为的社会成因。

（三）道德恐慌：“民间魔鬼”的生成

斯坦利•科恩深受霍华德•贝克尔的影响，他深化并扩展了贝克尔的研究。科恩不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越轨亚文化群体偏差行为的解释，也不是探寻越轨亚文化的价值和本质。1972年斯坦利•科恩发表了题为《民间魔鬼和道德恐慌》（FolkDevilsandMoralPanics）的博士论文，对道德恐慌问题作了系统阐述。他对1964年到1966年间英国海滨城市“摩登青年和摇滚歌迷”的道德恐慌事件作了深入研究。这部专著起着沟通美国社会学和亚文化研究对异常行为的关注与正在出现的英国方法之间的一种重要桥梁作用。斯坦利•科恩认为，道德恐慌的罪魁祸首不是摩登青年和摇滚乐迷，相反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道德恐慌的真正发起者是媒体及社会控制。媒体夸大性的报道和曲解，为摩登青年和摇滚乐迷贴上了“异常分子”的标签，并进行“妖魔化”的描绘，从而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受标签理论影响，斯坦利•科恩把社会控制文化的“反应”作为其阐述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认为，公众对“异常行为”做出的各种反应都是为最终的社会控制手段作准备的。青少年所处的结构处境和文化地位的落差产生了地位挫折问题，而青少年的最初解决的办法就是采用异常行为和风格来表达自我。社会公众对异常行为的反应受到媒体、社会控制的机构的歪曲和误读，从而导致了社会控制文化的扩散和逐步升级，进而产生了两极分化，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异常行为。科恩的这一研究结论对后来的亚文化研究有着巨大的影响。芝加哥学派从社会学的犯罪和越轨着手，运用经验主义和民族志方法对越轨人群和越轨行为的多方位研究为青年亚文化提供了方法论支持，并注入了生动而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但是，芝加哥学派的理论缺陷也是明显的。芝加哥学派的亚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犯罪学领域，缺乏阶级和权力的视角。他们更多的是关心社会环境对个体的塑造，却忽略了个体的主动反抗和反抗的多样化。伯明翰学派将意识形态分析引入到青年亚文化研究，并将其研究的重心从社区和区域性论题转移到对阶级的宏观透视。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及其风格、符号的意义，主要是通过性别、年龄、阶级、种族等方面被揭示出来的。亚文化的研究始终是围绕着文化与权力、意识形态与霸权的关系来展开的。

二、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转换

亚文化群体的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但是为何光怪陆离的亚文化研究在英国这样一个素以保守、“绅士风度”著称的国家达到空前繁荣呢？“无赖青年”（TeddyBoys）这样一个来自底层工人阶级的青年亚文化群体是如何被解读为一种权力政治表达的？面对英国工人阶级传统文化走向衰落的事实，摩登族、足球流氓、光头仔、朋克、嬉皮士等形形色色、离经叛道的青年亚文化此起彼伏。青年亚文化的兴起，标志着战后社会共识的破灭。尽管大众媒介已经对青年文化做了大量的分析与评论，但是在霍尔等人看来，大众媒介对青年文化连篇累牍的讨论并未真正解释青年文化现象。相反，这些讨论多数都是混淆视听、遮蔽问题的。伯明翰学派的任务就是要更加全面客观地揭示青年文化现象及其在战后的征兆。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是对英国传统文学的决裂，同时也是对战后英国的社会状况的积极反应。战后英国社会经济和阶层的重构、“冷战”的国际紧张局势和军备竞赛的困扰、保守主义的众生喧哗等因素都促使文化研究者不断地寻求替代性视角和新的出路。“文化—文明”传统、文化主义的兴起都为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按照特里•伊格尔顿的说法，马修•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等人开创的英国的“文化—文明”传统的核心特征就是对工业化以前的英国社会的“有机”的“共同文化”的“不确定的怀旧”。如果说利维斯等人为大众文化打开了空间，那么霍加特和威廉斯等人便是占领了这一空间。威廉斯脱离了威利斯主义的精英文化，转而走向了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传统的共同文化（commonculture）。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结构主义思潮的涌入，英国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范式危机”的阶段。结构主义范式的引入使得青年亚文化研究有了重大进展，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CCCS）出版了大量的亚文化研究专著。到1970年代中期，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ci）的文化领导权和文化抵抗思想被吸纳到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出现了亚文化的抵抗与收编等理论。到1970年代末，霍尔的学生赫伯迪格、威利斯、麦克罗比等一批新生代都已成长为亚文化研究的生力军，他们的研究从多个方位拓展了亚文化研究的空间，将权力关系拓展到性别、代际、种族等维度，伯明翰中心也因此而名声大噪。赫伯迪格引入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视角，他认为亚文化并非是直接对霸权文化进行挑战的，而是通过更为复杂的符号层面——“风格”来表达。而麦克罗比则更是从女性视角来研究青年亚文化，弥补了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对女性的忽视。自1980年代开始，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青年风格日益显现出碎片化的特征，青年亚文化从阶级抵抗到多义愉悦发展。英国文化研究不断受到来自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想、理论资源的充实，从此亚文化研究便走向国际化。

（一）“文化是普通的”：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变

从国内已有的文献来看，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启者仍存在较大的争议。王宁教授曾撰文指出：“一般认为，文化研究的理论创始人当推弗兰克•雷蒙德•利维斯（FrankRaymondLeavis）”。利维斯以《细绎》（scrutiny）杂志作为其主要阵地，形成了一个群体，被称为“利维斯派”。其表面上摆出左翼鼓吹独立批评的姿态，实际上是右翼保守主义。他们大力倡导精英文化，坚信文化始终是少数人的专利，同时极力贬斥大众文化。利维斯派登上历史舞台就是为了与大众文化展开斗争。尽管以利维斯为代表的精英主义从保守的立场上思考语言属性问题，试图确立精英教育模式，突出个人先锋意识，并且对大众文化持批判和鄙视的态度，但是他却从另一个角度扩大了以往相对专业化的、狭窄的文学研究的话语和范围，对英国的大众文化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利维斯等人开创的“文化—文明”传统铺垫下，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Society）和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TheUseofLiteracy）等文化研究经典著作相继问世。这两部著作的问世，就像两颗投向英国中产阶级思想阵地的重磅炸弹，推动了英国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霍尔曾高度赞誉威廉斯和霍加特的这两本著作，认为它们都属于重新发现的工作。诚如约翰•斯道雷所说，威廉斯对文化研究的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威廉斯强调了文化的社会性，他认为文化是“普通的”，是“对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把文化观念与整个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这就无疑击碎了文化精英主义向后看的，对“有机社会”无休止的幻想，扩大了文化分析的对象范围，突破了英国一贯追求高雅文化的传统，从而形成了文化是“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著名论断。工人阶级出身的威廉斯一直在为工人阶级文化的合法性地位而努力，他借助于朴素的历史主义的力量来挽救工人阶级文化，也就是所谓的“用利维斯的方法来反对利维斯主义”，使得人们对日常生活方面的关注显得更加正当。威廉斯曾在《漫长的革命》（TheLongRevolution）中表达了他的遗憾：“我所感兴趣的那些问题无法被安置在现有的任何一个学科里面。我希望有一天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学科”这一段文字发表三年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正式宣布成立，霍加特担任主任一职。他的《识字的用途》，被视为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霍尔曾经感叹道“没有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就没有文化研究”。他将焦点聚集在深受美国大众文化影响的青年文化上，霍加特并未采用传统的宏大叙事的方式，而是个人趣味的文化观察。但是，新事物的诞生总会面临诸多的阻力，该书从出版前就充满着争议，它大胆挑战了社会学、文学和政治学的学科壁垒，借用伊格尔顿的一句话来说，它是“图书管理员的冤家与噩梦”。霍加特受利维斯主义影响，运用利维斯文学实践批评的文本细读方法来研究工人阶级文化，包括流行音乐、流行杂志、拳击、暴力小说等。这与利维斯局限于文学作品的分析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这种方法被称为“左派利维斯主义”。在书中，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态度难免被人认为是一种文化悲观主义，他低估了工人阶级青年的主观能动性和文化的解读能力，对青年文化的复杂性认识不足。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不仅仅被认为是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也被视为是英国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最初尝试。尽管霍加特与利维斯精英主义仍然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但是他率先关注工人阶级的“文化”体验，采用民族志的方式对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描述，其进步意义远远超过了他所分析的内容，这也标志着霍加特与精英主义的分道扬镳。霍加特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青年亚文化是美国大众文化对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侵蚀”，工人阶级逐渐被大众文化整合成为“大众”，从而失去了自身文化形态的积极因素，他对这种青年亚文化是采取一种严厉批判的态度的，最为典型的就是“点唱机男孩”（Joke-boxBoys）。霍加特认为这些工人阶级青年是失去了根基的一代，他对这些来自底层的青年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态度都表达了一种不满，这些青年亚文化现象既是堕落、令人担忧的，又是光彩夺目、充满魅力的。然而，霍加特并非对工人阶级文化抵制群氓文化失去了信心，而是抨击工人阶级文化“道德严肃性”的衰落。

（二）两种范式的“折中”：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结合的亚文化

自CCCS成立以来，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经历了几次明显的范式转换。霍尔在1981年曾发表题为《文化研究：两种范式》（CulouralStudies:TwoParadigms）对英国文化研究进行了回顾，他将英国文化研究分为两种范式，即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文化主义即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威廉斯、霍加特以及E.P.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开创的文化研究路径，他们运用传统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阐释工人阶级文化，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这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利维斯精英主义斗争的产物。到1960年代后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吸收了法国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强调人的实践的最终决定因素是文化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特征。伯明翰学派引入结构主义研究范式一方面是对文化主义的一种挑战，同时也是一种弥补。但是，结构主义不可能替代文化主义，二者互为补充，更像是一种“折中主义”。文化研究能够从一种传统转化为一个成熟的学科领域，并走向国际化，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霍尔是关键性人物。但是，霍尔并非一开始就接纳了结构主义分析模式的，他在早期更多地是运用“文化主义”范式来进行研究的，其中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的就是《通俗艺术》（ThePopularArts）。该书并未系统地使用权力概念，但是它在处理高雅艺术与流行艺术时，强调差别问题，而非等级问题，这对理解权力这一概念有着重要影响。他们认为不应该将通俗艺术至于高雅艺术的对立面，而是应该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使二者不再处于对立的状态。随着霍尔执掌伯明翰中心之后，中心的研究重点和理论倾向转向了与文化主义对立的结构主义，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始登上英国的历史舞台，意识形态等也越来越受到青年亚文化研究者的重视，青年群体也被赋予了政治身份。然而，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的融通是困难的，两种理论范式天然存在着矛盾与分歧，结构主义简单化批判的倾向日渐明显，已经不能适应政治文化复杂化的趋势了。

（三）“葛兰西”转向：文化霸权和抵抗模式的形成

1970年代中后期，深受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理论困境和范式危机困扰的伯明翰学派，开始表现出对葛兰西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理论的倾向，并逐渐形成了一种重视霸权、斗争和权力关系的新的研究范式，这就是所谓的“葛兰西转向”（turntoGranmsci）。托尼•本尼特（TonyBennett）在《大众文化与“葛兰西转向”》一文中指出，霍尔等人把大众文化作为一个权力与抵抗（“反权力”）的动态的斗争过程，这就为亚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面对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两难，霍尔选择了转向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寻求“妥协的均势”，以摆脱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斯坦利•科恩1980年在其代表作《民间魔鬼和道德恐慌》再版序言中对青年亚文化研究进行系统的批判与反思，他认为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已经从传统的功能主义转向了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强调历史时空的重要性。亚文化的这种杂交性使研究者们开始反思早期的经验主义式的通俗文化观的局限性所在，霍尔富有创建性地提出新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结合，认为亚文化表征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他曾指出，葛兰西霸权理论为建构和抗拒权力提供了诸多便利。“霸权”是主导阶级统治的权力赢得它所征服的从属阶级人们赞同其统治的方式，这种文化霸权是通过一种内在于社会思想中的经验和意识动态协商而获得共识的一个过程。葛兰西扩展了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整体效应的观点，他认为个人和群体也能形成小型的抵抗，从而对强加的外来文化进行挑战。霍尔认为，“是葛兰西第一次把文化问题，尤其是大众文化，放在权力实践的核心”这里所涉及的权力，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力。《仪式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研究》这部论文集是CCCS成员从事亚文化研究的第一次集体亮相，并为伯明翰学派提供了一种理论模式，是最能代表霍尔等人“葛兰西”转向的著作。霍尔等人在开篇的《亚文化、文化和阶级》一文中对亚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资产阶级反文化和工人阶级亚文化之间的区别加以阐述，强调亚文化鲜明的阶级属性。按照该书的分析，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则被描述为阶级两极分化、霸权受到多方挑战的时期。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不总公开与主导文化发生对抗与冲突的，二者时而共存，时而又发生斗争。《仪式抵抗》就是从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文化与从属文化之间的协商中对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进行探讨的，这显然是受到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影响。

（四）“后起之秀”：亚文化研究转向的“先锋”

CCCS的成立标志着文化研究进入学院体制化阶段。作为“后学科”文化研究的发源地，CCCS并未满足于在教育机构中从事知识生产，而是将其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研讨小组或“工作坊”的非正式教学模式。研讨小组通常是6～8人为一小组，小组在成立前需要针对其关注的问题进行选题的论证和研究规划，提出具体的研究方法，通过论证之后才可以进行具体的研究。如关注女权的“妇女研究小组”（Women’sStudiesGroup），关注黑人抢劫伤人引起的道德恐慌的“抢劫伤人研究小组”（MuggingGroup）都是在这种工作坊的模式下运行的。正是这种自主、开放的研究模式，CCCS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研究生，如迪克•赫伯迪格、保罗•威利斯、安吉拉•麦克罗比、吉尔罗伊等。他们受到CCCS文化研究的严格学术训练，同时发挥其自身的主动性，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霍尔等前辈的成就。这些昔日的CCCS学生逐渐成长为伯明翰学派的中坚力量，在亚文化研究的转向中发挥着先锋的作用。迪克•赫伯迪格是伯明翰中心的主力干将之一。他成长于一个英国工人阶级家庭，曾在伯明翰大学跟随霍尔攻读硕士学位。1974年，他的硕士论文《摩登的风格》（TheStyleoftheMods）对摩登族的亚文化风格进行考察，此后他持续地保持着对亚文化的关注。于1978年出版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奠定了赫伯迪格在亚文化研究中的地位，这部著作也成为亚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至今仍在不断重印发行。在书中，赫伯迪格在亚文化研究方面的创造性才能被充分地展示出来。他将霍尔所倡导的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方法相结合，把青年亚文化置于文化霸权的场域中加以阐释，他认为亚文化是青年为了抵抗主导阶级的一种象征性文化符号。赫伯迪格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充分地显示出了结构主义对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的影响。如果说赫伯迪格的亚文化研究体现的是结构主义的影响，那么保罗•威利斯的亚文化研究则更多地是体现了文化主义的影响。威利斯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他1972年在CCCS获得博士学位，并在1981年之前一直留在该中心从事文化研究工作。威利斯以民族志研究而著称，是《民族志》期刊的创始人兼高级编辑，现在仍然从事着民族志研究工作。他的代表作《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是对工人阶级反学校文化的青年群体“混小子”进行民族志的调查。在《学做工》中，威利斯突破霍尔等人的阶级分析模式，更加强调个体的自主性在阶级分析中的作用。他继承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注重阶级意识的分析以及“工人阶级的异质性”。詹姆逊曾对该书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他指出《学做工》是“新文化社会学领域里的经典著作，……（它）把传统的人类学领域和文化研究的新领域贯穿起来”。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威利斯逐渐模糊了阶级之间的区别，而更多的是将其主要精力放在青年文化消费领域的符号性分析上。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变在《共同文化》（CommonCulture）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同时他在书中提出了“类群美学”（GroundedAesthetics）的重要概念。安吉拉•麦克罗比是伯明翰学派“性别”转向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她因不满伯明翰学派内部男权为主导的话语模式，力图为女性争取话语权。麦克罗比等人发起成立了“妇女研究小组”，但是她们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受到以男性为主要组成部分的CCCS的重视，这些男性研究者多数采取的是不合作态度，同时小组内部也因为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女性亚文化研究的相关资料缺乏、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借鉴等问题进展一度非常缓慢。但是，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妇女研究小组逐渐从阿尔都塞的“社会型构”（socialformation）中找到了理论支撑，女性亚文化的研究工作迅速有了起色。她们认识到，妇女研究不仅仅是从政治上认识其被“抛弃”，更应该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研究。

三、权力在青年亚文化研究中的渗透及运作方式

大众文化论文范文7

后现代主义破除“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对立的结构，以大众文化为主流，提倡语言风格走向口语化和平民化。当代俄罗斯整个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起主导作用的已经不再是以作家、文人为代表的精英文化，而是低一等级的“大众文化”。这在后现代主义诗歌文学创作中表现明显，在大众传媒语言中亦然。此前的大众传媒一直是意识形态操纵下的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的体现，只有少数人具有话语权，说话的姿态是居高临下的，大众传媒向受众的传播是单向的，把言语成品展示和灌输给受众，受众只是被动地接受需要和不需要的信息，并没有真正的互动，言语风格是单调的、高雅正式的。

当代俄罗斯大众传媒受大众文化倾向的影响，呈现出口语化的表现，大量使用口语成分，造成交际亲切的效果，减少交际的正式性、官方性。因为要想亲近受话人，就必然使用他们喜闻乐见、让他们感到亲切自然的语言手段和表达方式。正式的书面体的词汇、句法手段带有无个性的、冷冰冰的、疏远的和古板的色彩，过于严谨、一本正经的话语会让人产生距离感，让人敬而远之，所以原来作为加强言语正式性、严肃性和权威性的书卷语，尤其是带有崇高色彩的书面词语的运用大大受到限制，有时因使用不合适宜，会产生讽刺效果。而非正式的口语体成分朴实通俗，使人联想起友善温暖，具有亲和力。因而当代大众传媒语言越来越多地吸收口语构建话语的原则，如简洁性、分解性、随意性等，口语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使属于社会性交际行为的政论言语和日常会话的个人交际行为之间、书面和口头交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大大地削弱了言语的正式性。“书面形式的政论篇章在整体上变得更加口语化，获得大量的口头特征，使用口头言语中典型的手段……通常篇章本身就被构建成和读者进行谈话、讨论的类型。”很多传媒中的言语作品都是现场即兴表述，口语化的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仅举一例：Каждыйнастоящийкапиталиствдушемонополист．Стремитсяоднихконкурентоврастолкать．Сдругимидоговориться．Прорватьсякспросу．Такомусочному．Вкусному．Исожратьегоцеликом．Поработивбеззащитныхпотребителейвысокойценой．Дефектрыночнойсистемы？Конечно．（Известия，07，07，2010）这段话中作者不仅使用了растолкать，сожрать这样的口语词，而且句子结构是松散的，接续结构分解了复杂的句子，句子变得短小随意，同时用问答结构模拟口头对话，让话语风格更贴近受众。

二、语言自由化

后现代话语追求“非中心化”，提倡多元性和差异性，“抛弃了关于现代性的各种‘权威’、‘中心’、‘基础’和‘本质’，消解了所有法典合法性。”在语言的运用中追求一种张狂与挑衅，排斥统一的、唯一的标准和取向，表现为对传统规范的藐视和对公认准则的叛离。

原来苏联时期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使得任何偏离规范的现象都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任何规范的动摇都是不愿看到的。而现在人们更倾向于多样化，倾向于破坏规范，由单一文化转向多元文化，终结了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打破了传统的文化规范，将平民百姓的文化世界提升到与官方文化、正统文化平等的地位，语言使用上表现为偏爱那些新鲜的、边缘性的语言手段。大量俗语词、俚黑词语等非标准成分以及界于标准语和非标准语之间的边缘成分有向中心靠拢的趋势，标准语与非标准语的界限已很模糊。这种大量不加限制使用非标准语成分的现象可以解释为对苏联时期报纸语言刻板公式话的语言风格的一种反拨，但同时它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藐视一切传统规范，将“民主自由”推向极至，把非标准语成分当作最有效的增强言语表现力的手段，这种现象在“大众性”报刊，如《Аргументыифакты》，《Московскийкомсомолец》，《Московскаяправда》等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例如：Длянастоящейкритикиистёбануженобъект－общепризнанныенепреходящиеценности．Аихсейчаснет．ПоследниебылирожденыАстафьевымиШостаковичем．Наднимистебатьсяуженеприлично．Вотэстрадаиволынит，бежитзапаровозом，пытаясьвскочитьнаподножкупоследнеговагона－срубить《бабок》，запиариться，побалдетьотпокупкиновойтачки．（Аргументыифакты，№40，2005）文中作者对现在的文艺演出所持的讥讽的评价态度主要是通过стёб，стебаться，срубить《бабок》，запиариться，побалдеть，тачки这些“有味道的”俚语词和俗语词волынить等表达出来的，这样的词语使话语极具个性并且放肆不羁。

三、语言充满游戏性

游戏性不是后现代主义的唯一原则，却是十分重要的原则。它使得后现代主义语言作品显示出对传统的彻底叛离，“在后现代文化看来，任何东西都可以在折中地玩弄风格、模仿和外表之中被变成玩笑、参照符号或者引用。”后现代主义者拒斥常规性的话语方式，追求式样、风格和表现新颖别致、离奇怪诞的东西，语言成为他们手中随意拨弄的玩偶。“在后现代世界中，表面和风格变得更为重要，外表和风格以及嬉笑和玩笑处于支配的地位。”

当代大众传媒作者对受话人的感染影响，放弃了传统的直接宣传鼓动的方式，而是采取各种间接巧妙的手段达到目的，尤其是追求语言使用上的别具一格，独出心裁，不满足于一般的表达形式。通过对词的玩弄，赋予话语以特别的美学效果；故意在话语中加入新鲜的、甚至是意义不明确的字眼让人费解；在话语中添加字谜成分，以调动读者的美学想象力，使用各类的语音游戏、文字游戏，或是故意违反书写规则，容许读者有不同的理解与阐释。游戏性突出的表现还有几十年来人们耳熟能详的谚语、成语、标语口号、经典的文学作品等都成为作者进行语言游戏的对象，被嘲弄地解释、改造，对传统的套语进行颠覆和个性化的解构，此外造出很多的随机词，不寻常的词语搭配、双关语等都成为吸引读者、展示个性的重要手段，在荒诞离奇中制造言语表达上的不和谐，造成正反跌宕、不伦不类、滑稽可笑的表达效果，满足人们求新求异的心理。增加解码乐趣，对于读者来说阅读充满语言游戏的文章似乎在做猜谜游戏，读者被拉入游戏之中，作者与读者共同嬉戏其中。例如：①《Человекпроходиткакпособник》（МК，№38，2004）文章的这一标题让人联想到苏联时期尽人皆知的一首歌《Широкастранамояродная》，对其中的一句歌词Человекпроходиткакхозяин进行了改造。②РоссиявошлавГрузию．Смячом．（МН，12，10，2002）

这句话让读者首先联想到的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公的名言：“Ктокнамсмечомпридёт，тототмечаипогибнет”，而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冲突使人自然地想到句子后半部分应该是смечом，但分割加强部分Смячом．使人感到意外，与读者的期待不符，由此产生幽默的效果。

四、打破体裁界限写作

纽曼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模式是一种无体裁的写作，当体裁瓦解时，在作者、读者和批评家之间达成的传统契约的条件与框架被更改……后现作边界的消失，不仅体现在体裁范围内，而且也体现在写作内容方面，反体裁已成为我们时代主导的模式，传统体裁就如同过去的雅语一样被看作对头。”

我们以报刊为例，苏联时期新闻学以及修辞学传统上将报刊体裁稳定地分为这样几类：简讯、社论、采访体、现场报道、分析综述性文章、通讯、读者来信、小品文、特写、檄文等，每种体裁有相对固定的写作模式。解体后，报刊体裁体系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报纸体裁方面的变化首先反映在最具感染力的文艺性政论体裁———特写、小品文以及社论从报刊中消失；纯粹意义上的分析综述性文章和现场报道也见不到了……体裁之间的壁垒被打破。”尽管小品文的文艺性政论作品被消息性和分析性体裁所排挤，但它们的言语特点越来越多地融入到其他体裁中，如特写中的作者公开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构成文章结构、情节的主线，心理、行为活动描写突出，“亲昵化”的写作风格，小品文中的独特的讽刺嘲弄的主观情态表现，混用各种语体成分，怪诞荒谬的描写，不合常理的推断，等等，正在明显地向其他体裁、尤其是分析性政论体裁渗入，体裁之间的界限已非常模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下面一段文字：Ровно80летназад，Ленинсиделподдеревомнасадовомучастке，отнятомубуржуев，итамемунаголовуупалкакой－тозамороженныйфрукт．ИЛениннеожиданнодлясебяпонялисообщилмируформулукоммунизма：《советскаявластьплюсэлектрификациявсейстраны》．Формулашикарная，но，ковсеобщейдосаде，стехсамыхпорэтотплюсвсёвремяидётнаминусикоротитпостроениекоммунизма．ПоказательнеевсеговэтомсмыслеДальнийВосток．Судяполицамтамошних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советскаявластьизПриморьяникуданеуходила，авотсэлектрификациейвсёникак．Однотолькоплохо－какие－тотайныемосковскиесилы“заказали”Приморье，итеперьжурналистырвутначастиимиджНаздратенкоиегобоевыхтоварищей．．．（МН，№47，2000）

这段文字的体裁类型很难确定，这里既有对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又有荒诞的描写，同时充满了讽刺嘲弄的口吻。

五、讽刺嘲弄的言语腔调

讽刺嘲弄的腔调是新时期俄罗斯大众传媒中出现最广泛的，话语往往充满嘲讽与自我嘲讽，ЛаптеваО．А．说：“最近几年社会生活的变化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加剧了人们对所发生的事情的讽刺态度，从正式的、分析思辩性的报纸到报道解释性的，以及专门幽默风格的，极少有例外……无论文章内容多么严肃正式，都渗透着编辑和作者的讽刺。”

大众传媒语言带有较强的揶揄和调侃风格也是俄罗斯社会民间“狂欢”意识爆发的表现，官方对文化的控制力比过去减弱许多，诙谐的、充满颠覆情绪的民间意识便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是一种反叛式的努力，是刻板的、讲究“思想内涵”的官方意识和高雅话语被颠覆的结果。记者采用冷嘲热讽的口气，似乎使自己置身事外，远离所描述的事件，以冷眼旁观者的角度看待它，尤其是年轻记者坚决地放弃了老一辈记者那种慷慨激昂的风格，充满了对一切的讽刺和挖苦。“新时期报刊文章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的观念，语言风格的表现之一就是彻底的嘲讽，在这一时期的大众传媒中讽刺的腔调具有主导潮流的性质。”对一些人来说，讽刺既是与过去世界彻底决裂的手段，也是他们面对新世界中发生的变故时，在掩饰自己的无助、惊慌，可以说，讽刺不仅是一种言语表达风格，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思维方式和人生哲学，是对过去思想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政论风格的一种彻底的排斥，也可以认为是俄罗斯社会出现的虚无主义思想下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

俄罗斯一些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作“стёб”，“стёб”在《Словарьрусскогосленга》中的解释为：“胡闹、挑衅性的，有些离奇反常的行为、思维方式、对现实的态度以及在文学、绘画、电影中的相应的表现风格。”著名修辞学家СолганикГ．Я．对стёб的解释是：“стёб不仅是一种言语风格，而且是一种世界观，准确地说，当嘲笑一切，用大胆放肆的风格介绍、评论政治、灾难、凶杀等一切不应该以嘲笑态度对待的最严肃的事情时，是一种缺少世界观的表现，这种风格逐渐成为对一切正面的、负面的现象的一种挑衅式的、虚无主义的态度，也许，这种风格是从前的思想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新的思想还没有形成的社会现状的反映。也许，стёб是年轻人对社会过去的虚伪现象的强烈的反应，他们对任何思想政治派别都不信任。”这种风格在政论语言中具体表现为嘲讽一切，肆无忌惮的挑衅口气，将打破限制束缚的条框规则看作是自己的创作原则，在《Московскаяправда》《Московскийкомсомолец》，《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правда》等面向青年人的报刊中这种风格表现得最为充分，即使在《Известия》《Литературнаягазета》这些严肃客观的“高质量”报纸中也不鲜见，例如：Нуи，конечно，каналыпотчевализрителяневянущимобразомКсенииСобчак．．．СегоднятелеканалычавкаютСобчак，какчуингамом，смачно，энергично，надуваярозовыепузыри．（ЛГ，03，05，2007）在这段文字中，作者有意将语体色彩反差极大的词语невянущий（高雅色彩）和потчевали，чавкают，смачно（低俗色彩）放在一起使用，而且将КсенияСобчак缺少思想内涵、低级庸俗的节目比作чуингам（口香糖）和розовыепузыри（粉色的泡泡），使人立刻能感受到作者冷嘲热讽的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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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一直是中国动漫文化产业中相当薄弱的一环，尤其在漫画理论和动画理论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缺乏把实践的表象提炼为理论的义涵。随着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体的发展，学者们逐步建构了广播影视文化、电视文艺学等子学科体系;而在面对动漫这种较新形式的存在物时，理论却相当滞后，关于动漫艺术的研究还处于基础知识的普及或者现实状况的描绘，具备较强思辨能力和理论阐释能力的学术文章少之又少。动漫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尚处于建构的初始阶段，亟需我们认真的发现和睿智的探索。   近十年来，关于中国动漫产业的专著只有寥寥几部，如由谭玲、殷俊编著，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动漫产业》，由王传东、郑琳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动漫产业分析与衍生产品研发》，由刘轶、张琰所著，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时期动漫产业与动漫营销》等。《动漫产业》一书对动漫文化和动漫产业的概念进行了解释和区分，介绍了动漫产业的发展历程、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了国际动漫产业的情况，如欧美、日本和韩国的动漫产业;探讨了动漫产业的发展模式，如政府发展模式、业界运营模式等;就动漫产业与民族文化的结合进行阐释，并探索国内动漫产业的发展路径［1］。《动漫产业分析与衍生产品研发》从动漫产业发展和动漫衍生产品的特点入手，分析了目前国内外动漫市场的现状以及我国动漫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其内容包括动漫产业的研究意义、世界主要动画市场的分析、动漫产品的开发基础、经典动画分析、卡通形象的衍生、动漫形象产品的分类和作用，以及动漫衍生产品的特点等［2］。《中国新时期动漫产业与动漫营销》一书将动漫置于营销管理和产业经济学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同时涉及动漫本身的文化因素。其内容包括中国新时期动漫产业的厘定;影响动漫产业和动漫市场的外在因素;新时期的动漫市场与消费群体;动漫市场的调研与预测;原创力与营销策略;动漫作品的品牌营销;动漫产品上市策略;动漫分销渠道策略;动漫促销策略;动漫产业链的构建;打造动漫产业链的典型企业案例、动漫政策等［3］。   而以中国动漫产业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有十多篇，目前暂无公开发表的关于动漫的博士学位论文。在中国期刊网上以“中国动漫产业”为题进行搜索，出现论文150篇，其中最早的发表于2004年。统观这一百多篇论文，涉及到了动漫产业的方方面面，比如从经济学角度对其进行市场分析与竞争分析;从文化与社会学的角度阐述中国动漫的发展潜力以及存在的困境;探讨欧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动漫发展模式和经营方式，从中寻找对中国动漫产业的启示;从历史沿革的角度来陈述中国动漫产业的过去与现在;分析中国动漫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文化策略、核心价值;探究中国动漫产业如何在技术创意和文化传统中实现突围等等。   总体来看，这些论文大多数就中国动漫产业的历史、现状、发展道路进行事实罗列和陈述，同时也探讨中国的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对动漫产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众多作者已经看到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尚显滞后，存在诸多问题，他们对中国动漫产业的困境、发展瓶颈展开论述，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不少对策。比如，在政策方面，国家一方面开始大力扶植国产动漫的发展，另一方面其规范性政策对动漫创作的题材有着明确的限制和审核，这起到了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作用，同时也负载了沉重的教育目的而使产业化、市场化的道路显得瞻前顾后。   在现状与困境方面，诸多研究者也作出了分析:比如王冀中在《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现状分析》［4］一文中指出，动漫产业面临着现实困境，影视播放系统占有垄断地位，原创不足，产业运作机构形同虚设，盲目开发衍生产品市场，产业链没有形成等等。于燕华在《中国电视动漫产业的现状分析及对策》［5］一文中阐述了中国动漫产业的弊端并提出对策:缺乏创新理念和创作人才;动漫产业受众面定位窄小;动画表现形式和技巧落后;产业链条不完整，社会因素制约太深;需要丰富电视动漫衍生产业;需要完善产业链条，净化市场环境。   在对策方面，有研究者指出:打造产业链，发挥动漫游戏产业基地在价值链构建中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拓展和创新动漫内容;挖掘传统文化资源，融入民族因素;选取多样化的题材;保护动漫产业知识产权等等。这些研究纵然对中国动漫产业进行了具体细致的分析，为动漫文化产业的发展献计献策，然多数研究仍处于最基本的呈现事实的层面上，停留于现象罗列、观点展示、局部探讨的阶段，而缺乏对中国动漫产业系统、完整的清理，更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这些论文大多着重于摆事实、讲对策，而没有足够的学理分析。   动漫，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其独特的艺术特征与审美特性表现在哪里;动漫这种文化产业在中国呈现了怎样的发展态势，这些态势与社会现实环境如何构成了互文关系，并带给人们怎样的启示与反思，都是需要进一步挖掘的。   “成都市文化产业发展还处于初创阶段。无论在发展速度、产业规模、产品种类、品牌塑造、产业链接方面，还是在对外交流传播、国内外影响等方面，成都文化产业均处在萌动初期。”［6］126四川在动漫产业链条中的网络游戏的开发，市场配套的影音书籍等产品延伸动漫产业链、动漫游戏和动漫人才、动漫衍生品、动漫风格定位等方面尚显不足。究竟是打造地域性动漫形象还是彰显民族文化传统，都成为动漫原创者们要思考的问题。诸如“大熊猫资源，这本来可以成为世界性品牌的文化资源优势，却因为没有合理开发而丧失了这种优势。”［6］139相反受到国内观众喜欢的动漫电影《功夫熊猫》却是出自美国同行之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动漫界的损失。   在中西动漫文化发展的比较中如果研究者能用一种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展示中国动漫的不足与需要创新的地方，运用国内外精彩案例进行比较，形成相互论证，从而达到对动漫产业进行客观和系统的研究。如果说以好莱坞为支撑的动漫电影，以米老鼠为形象的迪斯尼乐园是美国动漫文化产业的代表，以悲剧英雄阿童木，失意宠物机器猫，正义化身聪明的一休，少女梦幻代表花仙子，重拾回忆的樱桃小丸子，唤起激情的灌篮高手为日本的卡通动漫经典模式，那么我国是否有自己的模式呢?确切地说，我国缺少自己的模式，缺乏创新，所以我们必须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采用混合发展模式，比如“政府+基地+企业+市场+行业”等要素齐抓共管的模式，开发应用高端动漫技术为支撑，以健全完善动漫产品生产流通市场体系为保障，着力培育动漫产业链条。#p#分页标题#e#   有人早就预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动漫产业没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原创，没有与自己深厚的文化根基相关联的动漫形象。其实外国人对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充满了好奇，我们就满足他们，将我们古老的文化用动漫的形式表现出来，也许这将是我国也是四川动漫文化产业的突破口。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厉无畏认为，优秀的动漫作品不仅只是轻松幽默的娱乐或引人入胜的故事，还应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这就涉及到动漫文化的内涵问题:深厚的文化根基，古老的文化色彩，神秘的文化现象都是我们可以表现的主题。四川作为天府之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诸如三国文化，这是目前可以作为动漫产业的一个创新点，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新模式;有着熊猫故乡之称的四川有着得天独厚的大熊猫的的各种原型，这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为此，四川动漫研究应该与巴蜀文化研究中心进行经常性的交流。   对于研究者们来说，如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理清中国动漫文化产业的发展脉络，对客观现实进行把握，进入事实层面和学理层面的双重探讨，对四川动漫文化产业研究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方面，可以从经济角度看待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对其产业态势、产业链的构建、产值的创造等等方面进行解读。发展产业链的目的一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二是为了追求利润，发展经济。在动漫产业链上，日本是通过“漫画———动画———衍生品———消费者”的产业途径来获得巨额利润的，而我国则是分离的，没有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产业链，“漫画———读者”获取利润是其中的一个系统，“动画———企业投资”是第二个系统，“厂商———购买少数动画形象———消费者”是第三个分离的系统。我国动漫产业发展链条可以设计为:原创漫画作品在杂志上连载———选择读者反馈好的作品发行单行本———制作人制作动画片———商销售———影视播放———企业授权并开发衍生产品———商家销售产品。最为明显的就是在四川，极具开发价值的熊猫动画形象却只有在熊猫基地附近才有出售，没有普及到整个四川，更不说普及到整个中国了，也是动漫产业的一个脱节现象。   另一方面，可以从文学与文化的角度多层面地审视动漫文化产业。动漫区别于其它产业的重要特征在于它所附着的文化性，而如何对这种文化性进行解读，如何深入地透析动漫文化产业，需要有理论的制高点。近年来，中国动漫产业鼓足了发展的劲头，也在探索和借鉴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中国动漫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远远没有跟上。中国动漫文化产业要取得进步，不能仅靠技术人员的埋头苦干，亦不能只靠编导、营销人员等富有创意灵感的谋划和传播工作，而是同时非常需要关于动漫的理论研究。脱离现实的理论演绎固然过于抽象，玄机重重而难以破译;而缺乏理论思维的社会实践却容易显得盲目而无所适从。将多种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结合对中国动漫文化产业进行深层次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与现实价值。通过动漫文化产业的资料进行积累和分析，进而融入学理性的理论思考:比如从文本分析的角度对动漫的角色、人物进行分析，有些人物深入人心，有些人物腹水东流，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分流。动漫文化产业中的人物角色如何与人类的共通情感进行衔接，进而走入产业链的循环之中。比如从消费文化的角度对动漫文化产业进行诠释，消费社会中的人们被消费的热情所包围，仿真实、内爆、消费不平等、欲望等诸多景象如何在动漫文化产业中滋生，或者说动漫文化产业又如何逆向确证了消费社会的特征。又比如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动漫文化产业进行批判，动漫文化如何脱离了纯粹的文化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它如何与精英文化进行对峙并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根据大众文化的诸多特征，如何营造属于中国动漫文化产业的特质，并推进中国动漫的现实进步。   除了以上几个主要的问题以外，我们还将思考动漫文化发展不平衡问题;人才培养机制是否合理的问题;动漫游戏是否对青少年的生活造成不良影响的问题;动漫产业中政府扶持与市场导向之间的冲突问题等。只有立足于中国动漫文化产业的基本事实，从事实出发进行理论探讨，不拘泥于政策回顾、经济解读、发展困惑、对策评判等诸多现象层面的话语表述，而试图结合中国动漫产业的基本现状，在逻辑思维、理论思考上有所推进。为中国动漫文化产业的理论建设做出努力，帮助人们更加理性、深刻地认识动漫文化产业，进而使人们能更好地面对中国动漫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在困境中求突破，在竞争中求生存，最终希望能有助于推进中国动漫文化产业的发展。多视角地探讨动漫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给动漫研究带来创新和突破，如果理论工作者们能从文艺美学、社会学、钻石理论、产业链理论和文化产业集群建设理论等出发，全面探讨动漫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弘扬和振兴本土民族文化、对促进四川省区域经济发展乃至推动国家GDP增长中起到重要作用。完整剖析四川省动漫产业链，从动漫产业链的各个主要环节展开分析探讨，在对前期相关研究进行整合的基础上，深入调查研究四川省动漫行业的产学研状况、所面对的国内外动漫市场需求、省内动漫衍生品生产和销售行业，动漫的区域合作和竞争、省内动漫创意链和动漫内容的优劣势，完成对当前四川省动漫产业发展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当前动漫产业发展主要模式选择和对策的全面分析，为四川省区域动漫产业乃至中国动漫产业振兴发展提供较为完整的实证研究素材资料;采用全面完整的实证对比研究，对比研究日、美、韩国三大动漫产业国的动漫产业进程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国内主要动漫发达区域的动漫产业发展状况，科学梳理出可供参考的动漫产业发展路径，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四川省动漫产业发展提供可参考借鉴的模板式资料;运用美学、文艺学、社会学、消费文化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多种学科手段和理论，试图完成此类项目中目前最具理论广度和深度的前沿研究，也将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全面的研究理论模式、实证资料和素材。#p#分页标题#e#   动漫不仅是娱乐和消遣，还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动漫文化的本质是精神文化，但同时也是消费性文化，中国消费群体广，市场需求大，这十多年来中国动漫市场一直被他国占据主导地位，面对外来冲击，中国振兴民族动画产业的意识已觉醒。动漫文化的发展涉及到我国经济、文化、消费等各个领域，可以融合各种文化、各个产业，是一个可以带动整个社会文化产业发展的行业，故此，动漫文化的研究将为我国的文化发展与经济建设做出不小的贡献。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一方面当然在于“高端”的经典和传统文化的弘扬和推广，在于核心价值的展开;但同时以动漫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其实也是一个关键的方面。我国动漫文化的研究以省为单位形成了网络状的研究形式，四川动漫研究主要以动漫产业、动漫技术、动漫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由于起步较晚，动漫研究处于初级阶段，在研究中很多问题还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