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哲学论文范文1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当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对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也有相当的借鉴作用，但时代在变化，大众的构成和需要也在变化。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在“取其精华”的基础上推动和实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对此，笔者提出几点建议:这里的“教育主体”主要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传播，以期推进其大众化的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主体大众化是由大众化的对象所决定的，即大众对象的多样性、层次性决定了教育主体的多样性，换言之，就是决定了教育主体的大众化。然而以往的人们大都有一个认识误区，认为只有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统教育的学者才有能力，才有资格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于其自身则往往妄自菲薄，亦或自谦为不知或知之甚少。殊不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哲学家，并且都可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者，因为只要我们在思考，在实践，就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不开，从这一程度上说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交道，也就是说我们都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主体，当然在理论水平方面我们会稍逊于受过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学者，但在实践中，我们并不一定低于他们的水平，甚至强于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本本化的“象牙塔”里的学者，因为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所以，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主体的信心和决心，使人们意识到自身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价值意义，而一旦他们有了这份意识，便会自觉自愿地去学习、理解、相信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里的“教育客体”是指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对象。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客体大众化从根本上说是由其本身决定的，因为“大众化”本身就是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普遍化，使之为大众所掌握和认可。但现在一提到教育，人们往往会把范围缩小到学校教育，殊不知“活到老，学到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对象，并且事物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亦然，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要在变化中不断学习，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所以从更宽泛的维度上着眼，我们都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客体，而不应拘泥于某一群体，也只有使人们意识到作为教育客体的必要性及其精神所需，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真正内化为人们的意识。
这里的“教育介体”是指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介体大众化主要是指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人们喜闻乐见的方法来表达，使其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真正为人们所用。对此，我们应做到教材生活化、语言通俗化、形式多样化。教材生活化。这是《大众哲学》给予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在当时《大众哲学》之所以能把那么多的人引进哲学天堂，进入马克思主义世界，就是因为教材的通俗易懂，它能以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为例，讲得贴近实际，虽然作者在《自序》中讲过“要说的话不能直说，要用的字不能不用别的字代替，要举的例子也只好不举”［1］。但是他通过举诸如“雷峰塔的倒塌”、孙悟空的“七十二变”、“笑里藏刀”等家喻户晓的典故或成语来渗透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让人们觉得哲学其实并不神秘和陌生。所以“并不是只有深奥的哲学著作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通俗的读物同样可以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甚至赢得更多的读者。”［2］
因此，笔者认为现在很有必要出版一本结合现代语境和语义的大众化读物，把人们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语言通俗化。语言文字是理论的承载者，理论知识由最初的“口耳相传”，再到后来的“文字记载”，才可能代代相传，也才会有文明的延续、进步和发展。在我国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教育主体就得用中国式的语言和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人总以为语言越说得艰深晦涩，让人不知所云，学问就越大。所以，当初在艾思奇同志出版《大众哲学》后，就有很多所谓的“学者”攻击其语言过于生活化，缺少专业性和学术性，并且满带讽刺地说自己不屑于写如此通俗的著作，认为通俗会流于庸俗。其实恰恰相反，能用简单准确通俗的语言讲清复杂深刻的道理才是最难的。而艾思奇就做到了这点，试想如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深刻的理解和扎实的研究功底，是根本不可能用自己的语言，更不会用群众的语言来表达的，最多只能是引章摘句，用一些生硬的言语照本宣科。只有在理论上博大精深的学者，才能把抽象的哲理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至于“通俗会流于庸俗”，笔者认为应该首先厘清二者的本意，再看看其间是否有必然性。“通俗化”要求理论的表述易懂但不能偏离本意;对于“庸俗化”，邓小平曾经讽刺“这些年把一些人养成懒汉，写文章是前边摘语录，后边写口号，中间说点事”［3］，可见，一方面“庸俗化”是口号式的，无实质性内容、理论可言，另一方面“庸俗化”与“通俗化”相比，可能“易懂”，甚至“有趣”，却有可能偏离甚至歪曲理论本意。固然，为了“易懂”，“通俗化”也往往需要借助一些生动形象的比喻、故事或者俚语等作为铺垫，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论证的“学术性”，但“底线”是决不能“牺牲”理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决不能因为追求理论的“易懂”而“失真”，陷入真正的“庸俗化”。可见，二者含义完全不同，其间也没有必然性，并且《大众哲学》的成功，也是对这一怀疑的最好论证。实现形式多样化。这是因为当今时代，一方面人民群众的思想、价值观趋于多元化，加大了理论传授和宣传的难度。另一方面，我国人口众多，随着分工的日益细化，不断呈现出新的社会群体，而各群体所需、所想有质的区别，应该格外关注，做到具体群体具体分析，这就需要我们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采取不同的形式，适应不同群体的需要。
#p#分页标题#e# 这里的“教育环体”是指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社会环境及其所提供的教育支撑条件。从国际上看，当今社会是国际化、信息化的社会，这样就把世界各国愈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使得各国相互影响愈加深刻，而来自其他各国的影响亦使我国的社会环境愈加复杂。从国内看，网络的兴起正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尤其是青少年，网络已经成为新世纪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新工具和手段。它就像一把“双刃剑”，以其独特的优势吸引着广大人民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不少挑战。所以客观上，网络已经成为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亟待攻克的一片阵地。如何在网络上对“网民”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引导，推动其大众化也成为了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重要问题。但网络具有虚拟性、开放性、隐蔽性等特点，这就使得我们工作的难度加大。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2
在对马克思大众化的根本概念完全明确后，就需对哲学大众化的概念进行明确了。所谓马克思哲学大众化，即是指将其抽象化转变为形象具体化。大众化中所说的“大众”是指人民大众，其自身具有突破政治、经济、地域、年龄、性别等限制的特点。自改革开放后，现今社会的进步发展使得我国开始出现一些新型的社会阶层，他们同样归属于人民大众的范畴中。在社会现代化建设中，对于群众的理解也需跟随时代的发展而改变，促使其具有一定的时代性特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民大众能够对马克思哲学理论灵活运用并用其对各类实践、改造活动进行科学指导，进一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运用各类实践活动操作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进一步改进完善马克思哲学理论，推动其良好发展。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科学途径
（一）积极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意识
历史与现实均表明，在现今的社会中，大众化哲学的存在极为必要。所以，广大的哲学研究、教学者及人民群众需积极树立增强哲学大众化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对马克思哲学的信念。长时间以来，在我国出现了极为突出化的群众不懂哲学，学生不喜哲学、哲学招生淡薄、不注意加强哲学宣传的情况，最终导致出现马克思哲学被完全忽略，相关世界观、方法学说空洞、无力的问题。此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为：大部分人未将哲学作为一门与实践活动相关联的科学，还未将哲学的概括、抽象性及现实、革命性进行有机结合。归根结底，是这些人未对哲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充分了解掌握，对实践活动与哲学的引领作为未完全明确。相关哲学工作者在推进其大众化时，需做到有的放矢，对社会实践中存在的新问题、情况充分认识及解决。另外，在马克思大众化的推进中，对于“庸俗化”的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大众化并不等同于庸俗化。马克思哲学大众化是在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一项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事业。所以，广大哲学工作人员必须将自己从课堂中解放出来，对自身的历史使命完全担负。
（二）多形式的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活动
马克思哲学大众化是一项系统化的活动，需要相关研究部门、媒体、学校的共同努力。我国的哲学工作人员需加强自身与实际之间的关联，积极选取一个恰当适宜的课题。开展哲学大众化的研究，如哲学大众化推进的必要性；哲学大众化与中国化、时代化之间的联系；哲学大众化的实质、特点等。而相关出版部门则需组织编写一些不同风格、类型的大众化哲学读本。可以对《大众哲学》、《学哲学，用哲学》等书中进行借鉴。各家新闻媒体则需积极开展一些有关于哲学大众化的宣传活动。学校是马克思哲学大众化推进的主要地区，思政课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载体。所以，各大高校的思政教学需进行科学化的创新、改革，进一步提升其实效性，对学生进行理论、实践有机结合的哲学教育，帮助其进一步树立起一个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观点。
（三）落实马克思v哲学大众化的基础、生长点
马克思哲学必须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其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灵活运用，将哲学作为认识、改造世界的有效手段及武器。所以，我们需积极采取一个极为有力的措施，促使哲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的距离得以缩短，进一步形成一个学哲学、用哲学的和谐环境。第一，进一步奠定哲学大众化的群众基础，将其根植于群众之中，为广大群众所服务，代表其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为其大众化奠定一个坚固的基础。第二，奠定哲学大众化的制度基础，在大众化活动推进中，需做到坚持不懈，促使其形成一种制度。第三，奠定哲学大众化的实践基础。哲学大众化进行中需做到立足实践，从实际出发。
三、结语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3
1健康科普的重要性及现状
1．1健康科普是减轻疾病负担，缓解医患纠纷的重要途径
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显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占我国伤残调整生命年的83.4%［5］，这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疾病负担，而公民提高健康知识储备、改变健康行为，对减轻疾病负担至关重要。“2017微博健康医疗影响力论坛暨中国健康科普联盟成立和中国医师协会科普分会年会”亦透露，我国猝死的抢救成功率仅为1%～2%，卒中死亡率是欧美国家的4倍，这与我国公民健康知识水平、疾病管理能力均较低有直接关系。2018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仅为8.47%，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4］。通过健康科普不仅可提高公民疾病预防意识和疾病管理能力，也是从根本上减轻医疗机构压力、减少医疗资源“浪费”的重要举措。此外，由于公众对疾病认识不足、对医生职业期望过高，导致我国医患矛盾越演越烈，伤医事件频发，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专业、客观地向公众宣传医学知识，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进而为医患顺畅沟通创造前提，是和谐医患关系逐步建立的基础。
1．2我国健康科普“含金量”亟须提高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公民对自身健康日益关注。2018年我国6万177人参与的调查结果显示，公众最感兴趣的新闻话题即是“生活与健康”，这一比例高达92.9%［4］，这必然促使人们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所需要的健康知识。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6%［6］，其中微信(95.8%)、腾讯网/新浪网/新华网等门户网站(82.6%)、百度/搜狐等搜索引擎(79.6%)、果壳网/科学网/百度百科等专门网站(67.6%)已成为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主流渠道［4］。但目前网络信息来源芜杂，很多自媒体为了追求传播效应，往往有意夸大甚至歪曲科学事实，以博取大众眼球;同时，由于医学内容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媒体在报道时如果理解不充分、不精确，也容易产生误导大众的情况。比如，2018年10大科学流言中，就有8条与健康相关［7］，因此我国健康科普的“含金量”急待提高。美国的皮尤调查结果显示，75%的美国网民不检查信息来源和日期就盲目相信所检索到的信息［8］，我国未进行过相关调查，但结果可能也同样不尽如人意。这一现象既表明了互联网监管的重要性，更凸显了权威健康知识传播平台的重要作用。
2临床医学期刊开展健康科普的优势
2．1优势之一:临床医学论文
谢广岭等［9］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众最信任的科技信息来源是科技期刊，说明公众对于科技期刊的信任度依然很高。临床医学期刊是最新临床研究成果和交流的主要阵地，其权威性和科学性不言而喻。遗憾的是，除被少数同行阅读和引用外，我国绝大多数临床医学论文都默默无闻地隐藏在了各大数据库中……哲学家培根曾说:“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其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临床医学期刊如果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客观、理性、科学地将论文中的重要内容介绍给公众，将发挥临床研究的更大价值。
2．2优势之二:临床医学专家
如果健康信息歪曲了事实，有意或无意夸大了患病的可能性，而人们盲目相信所得到的信息，则有可能产生健康焦虑甚至疑病症。有学者对152名孕妇的信息来源和焦虑程度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使用医生或护士作为信息的孕妇，其焦虑水平明显低于从其他途径获得信息源的孕妇［10］，这与医护人员提供的信息更权威不无关系。临床医学期刊拥有编委、审稿人、作者组成的临床医学专家群，他们不仅可以提供来源于临床医学论文的权威知识，还可针对谣言、伪科普发表权威观点，引导大众辨别网络信息，掌握正确的健康知识。临床医学期刊应珍惜这一资源并充分发掘临床医学专家的潜能，成为健康科普的推动者。
2．3优势之三:医学期刊编辑
出版是文化积累和传播的重要环节，也是文化传承和延续的基础链条，更是文化创新和创造的根本途径，编辑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出版物的质量［11］。医学期刊编辑作为医学研究的“把关人”，不仅有较高的行业准入门槛，且在日常工作中须时刻保持高水准的职业素养和专业素养［12］，这使得医学期刊编辑一直以来在编辑群体中的“工匠”地位不可撼动。在医+新媒体这一团队中，医学期刊编辑比医学工作者有更强的传媒运用能力，又比普通大众传媒有更系统的医学专业知识，一定能够在健康科普工作中发挥这一巨大优势。
3我国临床医学期刊科普工作现状
既往受限于传统出版方式，临床医学期刊往往难以将有限的期刊版面用于刊登健康科普知识。现如今，新媒体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迅猛发展，临床医学期刊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以及第三方平台等向公众进行科普知识宣传和教育，可谓迎来了发展健康科普的重大机遇。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跨时空、跨地域、大容量和交互性的特点［13］，使健康科普传播更加迎合人们时间颗粒化的需求以及随时随地互动的需求;此外，新媒体技术表现手法多样化、内容选择个性化、通俗易懂表现力强等特点［14］，使健康科普更加生动、立体、易于接受。临床医学期刊应充分利用新媒体的这一优势，更广泛地促进医学科学知识走近公众。国际知名医学期刊如《JAMA》《Lancet》《BMJ》等一向十分重视科普工作，并善于借助国家新闻政策，充分利用自媒体甚至第三方平台的优势传播医学知识。美国科学促进会创办的全球最大的科研论文新闻网站就汇集了众多医学期刊，他们不仅针对专业学者传播科学研究热点，还向社会大众广泛传播科学新闻，以提高全民健康知识水平［13］。相比之下，目前我国医学期刊开展科普工作的责任感尚显不足，仅极少数期刊(如《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中国实用内科杂志》等)利用新媒体进行有益尝试，并将科普工作进行得有声有色，但绝大多数期刊在科普内容、方式方法及效果方面均不理想，主要问题包括:1)内容过于依附纸媒，科普转化率低;2)新媒体人才匮乏，形式死板;3)对新媒体认识不够，平台利用率较低，等。2019年，杨明等［15］对中华医学会主办的189本医学期刊微信公众号的调查结果显示，仅59.56%的期刊开通了微信公众号，活跃公众号仅为20余种，且内容多复制纸刊，较少有“手术视频”“学术讲座”“科普”“继续教育”等科普化内容，而通过广为用户青睐的第三方平台健康科普知识的医学期刊则更是凤毛麟角。
4《协和医学杂志》开展健康科普工作的探索
4．1加强科普内容
1)转化医学论文知识点。临床医学论文在集中反映临床研究热点的同时，往往也间接体现了患者的迫切需求;但科技期刊严谨的编辑加工规范要求以及医学行业固有的专业术语让医学论文读起来既枯燥又晦涩难懂，往往只适合在行业内交流，要让缺乏医学知识背景的普通百姓读懂，则需要进行科普转化。一项对394名未接受过医学相关教育的民众调查结果显示:在阅读一篇医学学术论文后，仅有2.8%的受访者表示能看懂或基本看懂论文内容;而在阅读针对此篇论文重要知识点进行科普转化的通俗化小短文后，能理解论文主要内容的受访者激增至96.7%［16］。故编辑在审读稿件时，在与作者沟通时，应注重深度挖掘论文潜在的读者感兴趣的重要知识点，并通过通俗易懂的形式呈现给公众。例如，绝经是女性必然面临的健康问题，2018年11月《中国绝经管理与绝经激素治疗指南》在《协和医学杂志》正式发表后，编辑部并未满足于仅仅在新媒体端推送全文，而是在此基础上，对指南的通信作者、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绝经学组组长郁琦教授进行访谈，邀请郁教授谈背景、谈意义，从女性普遍存在的绝经期认识误区谈起，呼吁科学管理绝经，积极预防绝经相关疾病，让女性顺利度过绝经期，对绝经管理这一科学、专业问题进行了较好的科普转化。该文在新媒体端的阅读量已经突破140万，使众多老百姓从中获益。2)捕捉新闻热点。新媒体时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呈现移动性、碎片化、“快餐式”的特点［17］，只有具有时效性与热点性的内容才更能引起读者关注，从而调动他们的阅读兴趣。要想让医学知识迸发势能，产生链条效应，就必须借助合适时机进行传播，学会合理“蹭热点”，以锁定更多读者。2019年4月，针对被大众媒体普遍热炒的“超级真菌”事件，《协和医学杂志》编辑部立即联系到杂志编委、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主任徐英春教授，甚至先于他作为国家卫健委临床专家的官方回应一步，请他第一时间做了视频访谈，并同时撰写了《淡定!无须过度解读超级真菌》的科普文章，引导百姓正确认识该菌，消除大众恐慌，产生了极好的社会反响。同年6月，在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团队在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研究方面取得新的进展之时，部分媒体过度解读这一进展为“青蒿素能根治红斑狼疮”，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大众。编辑部针对这一新闻热点当即联系了本刊青年编委、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王立副教授，连夜撰文《青蒿素:从‘克虐’到‘克狼’，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文，科学客观地阐述了青蒿素在系统性红斑狼疮治疗中的研究进展，不仅击破了谣言，而且文后所附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的Ⅱ期临床试验招募信息，得到了大众的热烈响应。
4．2培养科普人才
传媒之所以能成为一门专业，必然有其自身特质，并非每位医务工作者都带有这一特质，并有极大的热情从事健康科普传播工作。医学期刊的青年编委均为4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思维活跃，兴趣广泛，对新事物保持更高的敏感性，也具有较强的科普能力，可在健康科普工作中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18］。医学期刊编辑应善于发掘年轻学者的优势，着重培养真正在医学传播方面有兴趣、有潜力的人才，从而让医学科普更生动有趣，且持续可行。《协和医学杂志》共有青年编委35人，编辑部通过微信组建了“青年编委工作群”，很多青年编委不仅自身积极投入到健康科普工作中，还发现和带动更多身边的青年学者加入到了健康科普的队伍中来。例如在宫颈癌疫苗在国内获批和推广之时，青年编委、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李雷针对百姓对疫苗选择困难的问题，发出了“宫颈癌疫苗———之前苦于没得打，现在苦于打哪个”的权威声音，引导百姓作出理性选择;北京协和医院青年医生、科普达人邴钟兴自编自唱的“戒烟神曲”，用幽默、轻松的形式不仅传递了健康知识，更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追捧……
4．3善用新媒体平台
实现健康科普的有效传播，仅仅依靠权威、“解渴”的内容，通过各种与时俱进的技术手段，用画面和声效去打动读者还远远不够，借助全方位、立体化的传播渠道才能将传播效果最大化。在期刊品牌效应尚未显现的初始阶段，仅凭借单一平台已不能满足内容传播的内在需求，与更多被大众认可的媒体平台合作，或许是扩大传播力的捷径。自2017年以来，《协和医学杂志》陆续开通了官方微信、搜狐号、知乎、今日头条、一点资讯、大凤号等多个平台，联合刊媒惠，形成了独特的矩阵滚动式网络(图1)，通过“借船出海”的方式，实现了健康科普的有效传播。目前各大平台已锁定粉丝15万人，且人数仍在不断增长。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4
把“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两个学科合并为一个学科是否合理,是否有必要成立比较文学系,这些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引起学界思考和争论。笔者以为,将“比较文学”放在师范院校中文系,并将它与“外国文学”合并为一个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种学科合并具有合理性,合并以后的中文系,其实就是比较文学系。从学科知识结构建构看,将“比较文学”放在中文系,相对于放在外语系,更为合理。这既是因为中文系诸学科具有接受“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础,还因为这样做有助于整合中文系诸学科。外语系的文学学科,仅仅是外国文学,而中文系的文学学科,既有中国文学,又有外国文学,还有文艺学等,在学科知识板块基本设置上具备了在汉语语境下比较文学学科应该具备的基本知识结构。在中文系中,“外国文学”的设置本身,给中文系学科整体带来一个可与中国文学互照互识的参照,使学生具有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基础。但由于没有“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各门课程虽然在知识结构上具备整合基础,却各自封闭,缺乏沟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以后的中文系,通过输入新学科———“比较文学”,使原有的“世界文学”知识结构有了整合的学科理论,可以对整个中文系原有诸文学学科知识板块加以自觉整合。合并以后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赋予该学科整合中文系诸学科的功能,提升了“外国文学”在中文系的学科地位,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成为中文系诸学科整体中的结构要素。确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中文系学科整体之结构要素,意味着认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性质不局限于其自身,而要放大影响到中文系所有学科,使中文系诸学科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规定的基本性质下相互作用转换生成一个结构整体,具有传统中文系原来所不具备的新的性质和功能。
这种整合后的中文系之整体性质和功能是什么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世界文学”知识结构与视野、“比较文学”异质文化文学互照互识的基本方法,以及中西诗学核心概念等,将使中文系诸文学课程整体具有“世界文学”之整体性质。这种“世界文学”整体性质放大影响中文系诸传统学科,将使中文系原有诸学科相互作用转换为一个整体———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语文工作者的载体,将使传统中文系培养的能说会道的“笔杆子”,具有当下语文工作者应当具备的“世界文学”基本知识结构和全球视野。因此,“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在中文系之合并,在全球化时代,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怎样整合中文系原来分散孤立的诸学科呢?首先,从中文系本科一年级开始,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主持给学生讲“学术导引”课,让学生明白在本科四年学习过程中的总体要求,并与其他学科商讨确定读书写作的具体要求:文学课程要求背诵的基本篇目以及背诵要求、细读基本书目以及细读要求、学科小论文写作基本规范与基本要求、中国古代文献阅读基本要求、英语文献阅读基本要求等,让学生明白做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语文工作者应该在哪些方面打好扎实基础。
在中文系诸学科中,只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具有主持这种“学术导引”课程的宏观视野和整合能力。诚然,国别文学学科就具体文学事实研究可能更加深入,文艺学学科可能就具体理论研究更加具体,但应看到,封闭的国别文学学科不具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知识结构上贯穿中外、古今的跨越优势与互照互识的视野,传统的文艺学学科不具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文学实证基础。所以,在主持“学术导引”课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虽应与其他学科充分交流沟通,尊重其它学科的意见,但还是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主持统筹兼顾这种“学术导引”课程更为适宜。虽然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主持“学术引导”课程,但学生“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建构却不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一个学科的任务,而应由中文系所有课程共同承担。中文系一、二、三年级专业基础课程,应落实各学科的背诵要求、阅读要求,以及学科小论文写作要求。在此基础上,通过三年级(或四年级)“比较文学概论”课程讲授比较文学基本精神、基本方法等,使中文系所开设的专业学科相互沟通,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汉语语境下的“世界文学”。一年级的“学术导引”课,与四年级的“比较文学概论”互相呼应,因此,“学术导引”课程可以视为“比较文学”课程的一部分,课时由“比较文学概论”课时拨出。最后,通过四年级毕业论文写作,学生在汉语语境下“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基础上选择题目,尝试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表达自己观点。学生四年级毕业论文题目未必涉及中西文学比较,但是,由于学生论文题目是在汉语语境下“世界文学”总体知识结构基础上对某一具体问题的选择,这样训练出来的学生,与传统的中文系学生相比,通常具有更自觉的世界眼光,具有跨文化语境的知识结构和学养,具有与世界沟通的能力,更适应21世纪全球化发展的跨文化交流需要。
二、学科合并方式:学科独立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合并?目前的现状是不同学校处于各自尝试阶段:有的学校把比较文学的内容放在外国文学课程中讲授,有的学校严格坚守两个学科的各自边界,两门课程分开讲授,并强调各自学科的独立性。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中指出,子结构保持自己的结构边界、结构平衡、结构转换规律参与更大结构构造的自我调整性,是结构的三大特点之一。[1](1-11)从理论上讲,如果“世界文学”知识结构是一个整体,“外国文学”、“中国文学”等国别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等理论课程,都是其中的部分。各学科要参与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建构,都应该保持自己作为子结构的结构边界、结构构成元素以及结构要素等。“世界文学”作为更大结构对中文系包括外国文学、中国文学等课程整合,不是打乱各学科的边界,随意改变各课程的特定对象,而是中文系诸学科保持各自学科独立性、自足性前提下的结构转换,在保证各自学科的学科边界与独特学科对象稳定性前提下整合。学生跨越异质文化的知识结构与世界眼光,是中文系各独立学科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为核心相互作用转换生成的新的整体结构性质与结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中文系诸学科不仅需要各自保持自己的学科独立性,还要保证自己学科的扎实基础,这既是中文系诸学科整合之绝对前提,也是“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科合并之绝对前提。没有各学科之独立边界,“比较文学”主观随意地放在国别文学课程中讲述,学生没有各自学科的扎实基础,很有可能不同学科知识混同于一大锅浆糊。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可以把比较文学有关基本概念说得头头是道,但不仅学不好国别文学,比较文学也不可能学好。从文学知识结构看,只有在完整的中外国别文学基础上,才能完成“世界文学”知识建构。如果中文系学生只具备“中国文学”的知识结构,没有相应的“外国文学”知识结构,就缺乏“世界文学”观念上互照互识的基本参照,不具备进一步学习“比较文学”的基本知识准备。反之亦然。如果学生不具备完整的外国文学知识结构,这时给学生讲授“比较文学”课程,对学生来说,就只是能指的游戏,学生根本不具备接受这些概念的期待视野。#p#分页标题#e#
三、学科基础:双语双文本
围绕“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核心,中文系需要打好扎实基础的学科,主要是涉及基本语言能力培养与基本文学经典阅读训练的学科。从语言角度看,强调扎实的英语基础是对的,诚如刘象愚先生所说,学生英语基础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笔者要补充的是,中文系学生的古代汉语基础,也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基础之一。具有世界眼光的世界公民,跨文化语境的中国语文人才,不能不具有阅读自己祖国古代文献的基本语言能力。一个中文系学生,获得英语国家六级考试合格证书固然不错,但如果这个学生阅读中国古典文献只能看横排现代汉语译本,这样的中文系学生显然是不合格的。不管在什么时代,作为中国的语文工作者,都必须具有直接阅读没有断句的、竖排本的中国古代文献的语言能力。扎实的英语和扎实的古代汉语基本能力,是对当下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语文工作者的基本语言要求。从文学角度看,在“世界文学”前提下打好扎实的国别文学基础,学生应该总体把握中西两个文化系统的基本文学经典作品,成为在知识结构上学贯中西、学贯古今的博雅之士。具体说学生应该背诵有关中国古代诗文代表作,细读中国戏曲、小说代表作,细读从荷马史诗到19世纪小说的西方文学代表作。基于以上认识,笔者提出,“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科合并,不仅要求保持国别文学原有知识结构基本内容的稳定性,而且还应保证国别文学课程处理的厚古薄今原则,从源头上打好基础。古代文学经典是中文系学生基础中的基础,任何文明中的文学事实,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国别文学课程中,只有古代基础打扎实,学生才能水到渠成地理解后来的文学现象。否则,学生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阅读,不过是在当下期待视野下的误读;学生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阅读,不过是在中国文学语境下的误读。《诗经》、《离骚》不过是古代版的朦胧诗,奥菲尼娅的故事不过是莎士比亚版的张爱玲小说。在这种误读情况下,中文系课表上虽然开设了“世界文学”诸课程,但中文系学生并不具备“世界文学”的文学知识结构与专业训练。中文系国别文学教学还应以“还原”为目标从各自文化语境阐释文学作品。因此,打好扎实“国别文学”基础,还要求跨越文学、历史、哲学的学科界限,以“还原”为目标,从中西文学文本各自产生的具体文化语境来阐释文学作品,尽量避免以今日中国语境误读古代中国文学,以中国语境误读西方文学,或者以现代西方语境误读中国文学。诚然,历史永远不可以在100%的意义上“还原”。敦煌文献与传世的唐代文献就存在很大差异。然而,作为文学史的知识传授或者文学史研究,毕竟又与文学欣赏者的自由阐释不同,它要求尽量将作家作品“还原”到其所产生的具体历史文化时空,从作家作品所产生的具体文化语境阐释作品。在此意义上,笔者以为,在中文系教学中强调外语是不错的,但仅仅是外语也是不够的。文化哲学是读解文学文本非常重要的基本途径,是丝毫不亚于语言能力的基本途径。遗憾的是,在当下中文系教育中对学生英语能力比较重视,对学生文化哲学功力培养相对比较忽略。如果主体不具备与国别文学相应的文化哲学知识结构,仅仅具有阅读文字的能力,不管是古文能力或英语能力,在阅读文本时都只能在能指层面认字而不知所云,或者根据他人的观点鹦鹉学舌地“阐释”文本。不能在“还原”意义上与经典文本对话交流,国别文学课堂就徒具空名而流于文学欣赏沙龙或者文学故事会,学生不可能具备博雅之士的内在学养。在此意义上,学生“双文本”扎实基础,还意味着倡导学生尽量拥有“双文化”的功力。
四、学科目标:独立批判精神的博雅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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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期刊宏观结构性改革
学术期刊供给侧改革不仅要进行微观层面的改革，还要从组成结构、编辑人员专业构成等方面进行宏观层面的改革，只有实现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改革的密切配合，消除互相制约的不合理因素，才能达到最佳改革效果。
（一）组成结构改革
1．增加专业性期刊数量，限制综合性期刊数量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的整体格局是以综合性期刊为主。综合性期刊往往涉及几个学科，学科边界模糊，影响了读者信息索取的便捷性与靶向性及期刊品牌建设，继而影响期刊自身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专业性学术期刊因其专注某一学科，期刊定位更为准确、整体结构更为合理、栏目设置更为细化、选题更为前沿新颖，从而对特定学科学术水平的推进更为有力，更能彰显学术期刊的价值和使命。因此，从国家层面来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做好顶层设计，一方面加大对专业性期刊的审批支持力度；另一方面积极出台相关政策督促和指导现有综合类学术期刊向专业性学术期刊转变。比如，高校综合性学报，要从为学校办刊向为学科办刊转变，即依托本校优势学科影响力积极向专业性期刊转变。原《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要依托本校安全、管理学科影响力于2018年更名为《安全与管理学报》，成为安全、管理及交叉学科突破性理论进展和创新成果的发表阵地。
2．逐步增加英文学术期刊数量
1887年，我国出版发行了第1种英文学术期刊ChineseMedicalJournal。截至2018年3月26日，我国共出版了548种英文学术期刊，占我国学术期刊总量（6468种）的8．47％。①英文学术期刊更具有国际影响力，这从《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2018版）可见一斑。在报告公布的175种“2018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中，英文学术期刊有137种，而中文学术期刊只有38种。②近年来，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中文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偏低问题，出台了指导意见与提升计划，如2013年中国科协联合财政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6部门实施的“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在英语成为“国际语言”的语境下，为加强对外文化理念、意识形态及科技成果的传播，加快走出去步伐，扩大期刊传播力和影响力，为全球学术生态贡献高影响因子的期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应加大对英文学术期刊的刊号支持力度，逐步增加出版发行优质的英文版期刊数量，尤其要增加人文社科类英文期刊数量，在增加科技成果传播力的同时更好地对外传播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理论动态和学术研究信息，促使“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实施，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
（二）编辑人员专业组成的结构性改革
编辑工作是期刊出版的中心环节，从事编辑工作的主体———编辑人员，是学术期刊供给侧的行为主体，其专业构成直接影响着学术期刊出版质量。现代出版体系下的学术期刊出版质量至少包含学术质量、编校质量及技术质量等三方面内容，因而编辑人员的专业构成也应与其相互照应，分成学术编辑（由具有学科专业背景人员担任，把关学术质量）、文字编辑（由具有编辑出版专业或中文专业背景的人员担任，负责对选定内容进行行文措辞、内容结构等细致化的整理和修改等，把关编校质量）和数字技术编辑（由具有数字出版专业学科背景的人员担任，负责完成网站维护、网上编辑流程的更改、视频修改制作、微信公众平台内容的编辑和推送等数字化出版工作）三类，并根据期刊实际进行人数比例调整，使编辑人员专业组成更为科学合理，以满足出版质量要求。
二、学术期刊供给形式的结构性改革
（一）继续与中国知网等传播平台合作
截至发稿前，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共收录国内学术期刊8100种，文献总量5300万篇；万方收录中文期刊8000余种；维普中文期刊收录期刊14652万种，文献总量6000余万篇。这三大期刊数据库在资源品种和服务功能上具有明显差异，可满足读者差异化需求，是读者进行期刊学术论文数字化阅读的重要获取途径。鉴于此，我国学术期刊出版单位要继续利用这三大传播平台进行数字化出版。
（二）建设并完善学术期刊的官方网站
期刊网站是期刊数字化出版的必由之路，在数字呈现本期刊已全文之外，还可以实现在线采编、与作者互动等，从而优化出版流程，提高学术期刊出版效率。现在我国学术期刊主要采用的是中国知网、三才、玛格泰克三种功能各异的采编系统。没有采用相关采编系统的学术期刊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适合自己期刊的系统，以提高采编效率、优化出版流程，从而扩大期刊影响，提高国内外影响力和显示度，实现期刊数字出版产业升级。已建网站的期刊出版单位应完善开放获取（OA）功能并考虑读者对期刊深阅读与浅阅读的需要和便于国际科技情报机构检索和收录，提供PDF和HTML两种及以上阅读模式，以增强论文显示度，满足读者多样化需求，进而提升引用率和影响力；增设互动交流板块，实现作者、读者的参与互动，使传播者与受众有效地联系起来，增强读者黏性和有效供给，提升期刊学术水平和科研传播功能。
（三）开通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
《2017微信数据报告》显示，2017年微信在社交类移动应用中月均活跃用户数排名第一，微信公众号月活跃账号数350万，月活跃粉丝数7．97亿，较2016年增长14％。但目前我国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利用情况不佳。微信公众号是媒体融合发展的主要成果之一，其接口设计、自定义交互菜单、小程序等都为期刊数字出版提供了良好的操作平台。学术期刊要顺应全媒体时展的要求，开通微信公众号并按照网络传播特点对论文进行编辑推送，尽可能实现期刊内容数字化传播，扩大期刊传播力。
（四）推进移动有声阅读
《2017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数据显示，2017年有声阅读市场规模发展迅猛，达到40．6亿元。为使平面的文字作品更加立体化、个性化和形象化，满足读者个性化、便捷化和“碎片”阅读需求以增强读者黏性和增加利润增长点，学术期刊出版单位应采取与喜马拉雅等专业音频制作公司合作或独立制作的方式，推进移动有声阅读的建设以提供学术论文数字音频形式的在线收听和下载服务。
（五）推进数字集成出版
相较于纸质期刊，数字期刊更利于出版内容的归类整合。为发挥“集群”优势，提高学术出版力，我国学术期刊应在数字化出版基础上对出版资源进行再整合。对于综合性期刊，可以将过刊中同一学科的论文整合在一起推出专题数字辑刊；对于专业期刊，可以将过刊以年为单位组合成集刊数据库，或加入学科数字期刊群，利用刊群规模化优势来增加期刊所载论文被检索的几率。如条件成熟，在总结按学科进行集群经验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按出版属地、行业或系统进行更大规模的数字化集群。
（六）进行增强出版
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①进入数字时代，学术论文与社交网络的联系、与其他数据材料的关联及语义环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随着科学研究范式的发展，科学研究过程更注重科研共享、数据重用，但限于出版理念与出版技术，传统论文出版与相关数据材料等之间往往相互独立，较难建立起有效关联。因此，学术期刊出版应做出相应调整，如在出版的论文中提供研究数据、附加材料、出版后数据及数据库记录等信息以及与论文相关内容的链接，进行增强出版。增强出版以“结构化文本＋富数据”形式，以文本、音频、视频、数据集等多种数字形态，向读者传播研究成果，具有交叉链接、富数据、开放共享等特点，是对传统数字出版形式的优化，能进一步提高知识服务能力和论文传播质量，提高期刊影响因子。目前，我国学术期刊主要通过加入OSID（OpenScienceIdenti－ty），即开放科学计划，②进行增强出版。
三、学术期刊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学术期刊应根据期刊定位及发展需要适时调整栏目结构、优化论文类型占比、增加提高自身影响力的论文构成要素。
（一）期刊栏目的改革
著名编辑家邹韬奋说，没有个性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就更没有希望了。市场经济时代是品牌效应时代，拥有了品牌效应，才可能实现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最优化。期刊的品牌经营，首先是栏目的品牌经营。
1．强化重点栏目
重点栏目最能体现刊物价值、特色和办刊宗旨。在实际工作中，可根据期刊栏目文章篇均下载频次及被引频次等指标判定栏目影响力，根据办刊的宗旨和资源优势确定重点栏目，重点栏目放置于栏目首位并增加其文章选编数量，加强编辑力量。
2．开设争鸣栏目并设置差异化争鸣栏目选题
学术期刊是开展学术研究、学术创新成果、交流学术经验的重要媒介，而争鸣栏目是学者进行学术观点碰撞的一块重要阵地，是学术期刊提高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的有力保障。没有争鸣栏目的期刊要组织策划争鸣栏目；已有争鸣栏目的期刊，要在了解同类期刊争鸣栏目选题现状基础上根据自身优势策划差异化争鸣选题以避免同质化，并认真实施策划方案，保证争鸣文章的学术质量。
3．减少同质化栏目
对于专业性期刊，改革重点是增加“你无我有”栏目，减少同质化。现在大多同学科学术期刊因报道学科一致性而导致其栏目设置大同小异，雷同化现象严重。对于同学科专业性期刊，要根据栏目空白和实际所需进行差异化栏目设置，强化期刊特色和学术价值。如《商业研究》“会展经济”栏目，即根据目前国内经济类期刊“会展经济”栏目尚处于空白的实际，为适应会展经济发展的要求及履行学术传播的使命而策划。
4．增创特色优势栏目
对于综合性学术期刊，改革重点是要增创特色优势栏目。综合类学术期刊涉及学科众多，没有优势栏目则不能凸显期刊优势，应利用优势学科和资源增创优势栏目。对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等综合类学术期刊，要根据学校学科优势申报“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以创设特色优势栏目，增强期刊影响力。如《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学研究”栏目即为“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增添了期刊特色和影响力。对于其他综合性学术期刊，可通过创设具有地域特色的栏目来增强竞争力，如《内蒙古社会科学》“北方民族历史”“蒙古国研究”等栏目独具地域特色，在学界相关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二）刊载论文内容和类型的改革
1．围绕办刊方针选录文章
办刊方针是刊物的灵魂，约束着栏目的设置与文章的内容。为提高自身专业性，我国学术期刊应紧紧围绕办刊方针选录文章。如《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办刊方针是推动和提高音乐学研究并为音乐教学服务，从创刊起便紧紧围绕办刊方针设计栏目、选录文章，开设了作曲技术理论、音乐教学、音乐教育学等体现办刊方针的栏目，保证并提高了期刊专业性与影响力。
2．均衡论文类型
学术期刊的论文类型大致分为研究型论文、综述型论文、评论型论文三类。研究型论文研究深入，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属于一次文献，结论与观点更易被引用，为增加影响因子，各学术期刊更愿意发表此类型论文，这造成学术氛围的单调，限制了学术期刊的作用。我国学术期刊应逐渐增加综述型论文和评论型论文数量，达到论文类型的均衡，以充分发挥学术期刊学术导向与学术交流的作用。
（三）中文学术期刊论文题名、摘要、参考文献及其改革
1．中文学术期刊文章应附有中、英文题名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编辑委员会制定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B／T1－2006）》（以下简称《规范》）规定，理论与应用研究论文、应用性成果学习经验总结、业务指导管理类文章应同时附有中、英文题名。而现实情况是我国中文学术期刊论文，无论其属于哪种类型，英文题名与英文摘要、关键词往往同时附有，而《规范》对应用性成果学习经验总结、业务指导管理类文章的英文摘要没有做必须附有的硬性规定，导致其或有或无，直接影响到英文题名的或有或无，从而违反了上述规范要求。另外，EICompendex等国际知名检索数据库中的核心数据都包括论文标题等，为适应国际检索需要，中文学术期刊论文应附有英文题名。
2．中文学术期刊论文应附有中、英文摘要
摘要担负着吸引读者和将文章的主要内容介绍给读者的任务。EICompendex工程索引文献数据库中的核心数据除包括论文题名外，也包括摘要等。为了方便国际学术交流、加快我国中文学术期刊“走出去”的步伐、扩大国际影响力，中文学术期刊应调整论文内容组成要求，改变目前英文摘要作为“补白”而可有可无的现状。特别是理论与应用研究论文，要按照《规范》要求，将英文摘要作为论文的必要内容，并认真对其进行编译加工。
3．英文摘要应逐渐向英文梗概过渡
随着国际间学术交流的深入，为方便国外读者更完整、准确地了解论文内容，判断论文学术水平，从而进一步提高期刊的国际影响力，《经济研究》等中文学术期刊已不满足于与中文摘要一一对应的英文摘要向外国读者介绍论文的做法，要求每篇论文要附有4500英文字符，包含研究背景与意义、主题与思路、方法与理论依据、经验数据及来源、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重要创新与贡献等的英文梗概，此举措使该期刊国际影响力指数（CI）连年提升，于2012－2018年连续7年入选“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人文社会科学）”，并位列前茅。鉴于此，我国中文学术期刊论文英文摘要应由只介绍论文写作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向更翔实的英文梗概过渡。
4．学术期刊论文应附有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是评价论文的质量和水平、起点和深度以及科学依据的重要指标，也是期刊质量量化评价指标如影响因子、引用频次等统计分析的重要信息源。鉴于此，我国学术期刊出版单位应将参考文献作为论文的构成要素并按GB／T7714－2015《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标准进行编辑规范以保证其著录质量。
5．中文学术期刊应同时著录中、英文参考文献
GB／T7714－2015《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标准6．1中对参考文献著录用文字方面首次做了指导说明：“必要时，可采用双语著录。用双语著录参考文献时，首先应用信息资源的原语种著录，然后用其他语种著录。”①如上述所论，参考文献对于学术期刊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学术期刊应一改参考文献著录文字单一导致学术传播能力受限的局面，按此规则对参考文献著录文字由一种文字著录向双语著录转变。
四、学术期刊出版模式的供给侧改革
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技术、社会化媒介工具及互联网思维对学术期刊出版模式创新产生重要影响。学术期刊将一改传统出版单向、封闭的传播性质，越来越注重通过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与作者进行交互作用，出版消费者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成为参与者、创造者，推动传统出版模式不断向协作式、开放式、分享式众筹出版转变，即通过互联网、社交网络平台，面向感兴趣的消费群体募集出版项目资金，让消费者参与到出版的生产和流通环节中，进而使出版生产者获得有效的资金支持，出版消费者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最终促进出版资源的有效整合。学术期刊因其公益属性，传统出版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在文化体制改革、期刊出版单位面临转企的背景下，众筹出版拓宽了融资渠道，将弥补办刊经费的不足，且参与众筹者大都是从事这一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众筹把研究兴趣、方向相似的人集中到一起，不仅可以满足投资需求，还可满足学术交流需求，不仅可以筹资，还可以筹智，给学术期刊的生存与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一）学术期刊众筹出版可行性分析
1．学术期刊众筹出版平台完善
众筹出版要具备三要素：项目发起人、众筹平台、参与者。其中，众筹平台是连接项目发起人与参与者的桥梁，对于众筹成功与否起着关键作用。众筹平台可以是期刊网站、专业众筹网站或社交网络平台。学术期刊因其公益属性与专业性，相较于大众期刊而言，其社交网络相对狭窄，粉丝数量也相对较少，通过社交网络平台进行众筹的效果不会很好。笔者认为，建有网站的学术期刊，其众筹平台最好选择自己的网站。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我国学术期刊“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及数字出版技术的成熟，学术期刊出版单位尤其是核心期刊出版单位为扩大期刊影响力和采编需要积极进行期刊网站建设，这显著提高了期刊和论文的网络显示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浏览期刊网站者大都是期刊的“铁丝”，有较强的忠诚度与黏性，因而以期刊网站为众筹平台靶向性更强，众筹效率会更高。对于没有自己网站的期刊，可以通过众筹出版网站进行众筹，如众筹网“新闻众筹”平台等。
2．学术期刊众筹出版项目发起人资质完备
众筹出版项目发起人要有一定的影响力与公信度，这样才能得到参与人的认可与信赖，提高项目成功率。由于学术期刊的专业学术属性，目前我国学术期刊编辑大都具有较高的学历与学识水平，尤其是主编或副主编，他们大多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并在学术期刊出版及自己专业领域有一定建树与影响力，具备了学术期刊众筹出版项目发起人资质。
3．学术期刊众筹出版参与人数量保证
自2011年众筹模式被引入中国以来，众筹出版在图书领域发展迅猛，学术期刊众筹出版也方兴未艾。学术期刊的属性决定了其较图书众筹出版存在更多的困难。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的主要载体和重要传播形式，其论文作者及读者学历、职称层次较高，大多为各科研院所、高校等研究机构的硕士、博士及在职研究人员等。由于其专业性强，导致其作者及读者范围窄，是小众出版物，这是其劣势。但同时，此特点也造就了其不可替代的优势，有力保障了众筹出版的参与人数量。“正是学术期刊的专业性，使它成为一部分人的刚性需求，这既是学术期刊的劣势，也是其优势”②。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6
高校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传播和交流的主要平台，长期以来对我国教育、科技、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据统计，中国现有科技期刊5000多种，主要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科协系统主办，中国科技期刊已呈现“三分天下”之势，高校学术期刊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学术期刊中坚力量的高校期刊，近年来发展迅猛，整体质量逐步提高，对促进科技进步，推动国民经济建设，提高国民科技文化水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国高校期刊能在国际学术期刊中拥有话语权的则是凤毛麟角，能被国外重要检索系统收录的更是屈指可数，离真正国际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种状况与作为教育大国和科技大国的我国是不匹配的，没有真正反映出目前的科技和教育水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高校学术期刊呈现出发展与繁荣景象。21世纪以来，网络、计算机等技术的大量使用，革新了高校期刊传播技术，同时也加强了国内高校期刊与国外优秀期刊的联系。我国期刊要想在国际期刊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必要前提是提升国内高校期刊的影响力，因此有实力的高校以创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作为重要目标并为之努力，创办英文科技期刊成为与世界接轨的快车道[3]。据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统计，20172018年度其共收录的来源期刊中，英文期刊201种，中文期刊1028种。目前，许多有实力的高校已经创办了中、英文双版期刊，在论文的排版格式、表格形式和摘要等方面都模仿国外主流期刊，以期引起国际优秀期刊及作者、读者的关注，增加被国际知名检索系统检索的成功率。但在求变中也出现一些问题，英文期刊刊登的论文大部分只是将中文论文翻译过去，并没有真正形成学术交流的互动。随着我国科技和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校期刊国际化不仅是搭建中国与外国平等学术交流的平台，也是适应国际现代期刊出版业的发展潮流，更是提高自身实力的必然选择。因此，探索提高我国高校期刊国际影响力的路径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1提高高校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意义
1.1展示中国科技与经济发展情况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逐步提高。2018年1月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指出，2017年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7.5%。科学技术已成为国家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目前，我国高校有2000多所，创办期刊有2500多种，但高校期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不相符的。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国际上迫切希望加深对中国的了解，而我国也需要更加开放和拥抱世界。然而，我国学者对世界上发生的重大问题发表的见解往往不被国际所关注，更谈不上理解，中国在国际上的一些诉求也难以被认同甚至被曲解。此时，只有通过交流平台和渠道的建立，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沟通，才能让中国和世界彼此了解。2013年，中国科协、财政部、教育部等多个部门为落实中央书记处关于“打造具有国际专业水平的学术期刊等高质量水平交流平台”的指示，共同组织和实施了《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对科技期刊进行了力度很大的专项支持。国家投入技术和资金创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介，已经不单纯是传播文化，更是推动经济的更快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现实需求。为了顺应这一需要，较为可行的方式之一就是把中国学者优秀的研究成果，以国外读者能够读懂的文字表达方式传播出去。而高校期刊平台，正是世界了解中国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一个窗口，担负着一定的重任。因此，提高高校期刊国际影响力，对促进国家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适应现代期刊出版发展需求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优秀期刊率先将信息技术运用到编辑出版中，通过大众媒体、建立网站或者与成熟的平台合作，及时将最新研究成果出去，让世界各国互相了解，分享科技与经济成果。例如，国际知名出版集团会将所属期刊的内容共享到社交网站上，有些期刊通过开通博客或自媒体将期刊内容发表到博客上，吸引读者，宣传期刊。中国知网创办的“OKMS机构知识管理及协同创新平台”形成了全媒体、沉淀知识资产的知识仓库，成为集研究、学习、创新、共享于一体的，面向具体问题的多媒体、多模式、多终端的群体实时协同研究、研讨和创作平台，实现了机构内外各种知识资源的一站式发现和获取[5]。当前，高校期刊已逐步认识到信息及数字化技术发展对提升期刊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性，正充分利用信息科学技术，提升自身实力，追赶优秀，以适应现代期刊出版发展的需求。
1.3提高办刊实力的必然选择
高校期刊发展到现在，已经具有一定规模，有些高校已创办了中文和英文双版期刊，在实现高校期刊国际化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突出的是中文版期刊只能发表中文论文，而多数英文期刊也只是以中文论文翻译成英文论文为主。这样被动的方式，可能会造成既无中国读者也无国外读者的情况，没有从根本上形成交流，使英文期刊并没有达到学术交流和扩大国际影响力的作用。2014年，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尚勇在第十届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指出：我国每年产出数百万篇论文，但90%以上的高水平论文投向了国外期刊。目前，我国一些学者热衷于将自己高水平的到国外高引频次期刊，充分说明了国内期刊影响力不够。因此，高校期刊作为国内期刊的主力军，应当加快提升国际影响力步伐，将国内优秀的学术论文留住。高校创办的英文期刊不能再自己唱独角戏，应该吸引国外优秀论文加入，真正形成学术交流平台。
2高校学术期刊在提升国际影响力方面存在的问题
2.1英文期刊数量有限
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优秀外文期刊已经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建设，扶持面向国外推介高水平研究成果。”英语是当前国际主流语言，对于非英语国家而言，创办英文期刊可以消除因语言不同而引起的学术交流障碍。目前，日本、德国、荷兰等国家已经创办了许多优秀英文期刊，可以为中国创办英文期刊提供借鉴。20172018年度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收录来源期刊1229种，其中英文期刊201种，中文期刊1028种。但是，我国每年依然有大量优秀论文向国外输送，说明国内英文期刊的数量太少，质量还不高，大部分国内英文期刊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亟待提高。高校创办英文期刊不仅可以减少国内优秀论文的外流，还可以吸引国外优秀论文。高校优秀的科研人才队伍和先进的科研仪器，在传播科技信息、推动学术交流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有能力的高校可以积极创办英文期刊，逐步提高办刊质量，以便留住国内优秀论文、吸引国外优质稿件，为提升高校期刊国际影响力打下坚实基础。
2.2高质量国际化论文数量不充足
目前，高校期刊所刊登的论文大部分来自高校内部，其他行业优秀的学者很少向高校期刊投稿。刊登优秀论文是高校期刊走向国际化的必要条件，缺乏优秀论文不足以支撑期刊走向国际社会，其中吸引国外优秀论文是实现高校期刊走向国际化的重中之重。刊登一定数量的国外优秀论文，可以提高期刊论文被引次数及提高期刊的影响因子，也可加强高校期刊与国际学界的联系。当然，高校期刊实现国际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一步一步去实现，因此应先成为全国知名期刊，进而实现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国际优秀论文需要努力去争取。一份期刊具有国际影响力，必须要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的优秀论文来支撑。不可否认的是，国外发达国家期刊的国际影响力高，优秀论文在国外高质量期刊发表是一种水平的象征，这为中国高校期刊走向国际带来了现实的挑战。高校期刊必须积极迎接这个挑战，攻坚克难，为我国高校期刊走向世界努力前行。
2.3论文写作规范与国际规范有差距
目前，一些高校期刊已意识到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性，对论文内容和编辑工作都提出了与国际接轨的要求，但是还做不到完全与国际规范的对接。论文摘要是读者认识一篇论文的窗口，要做到帮助国外读者阅读中文论文，必须要规范英文摘要。有些论文，中文摘要没有完全按照国际规范的目的、方法、结果、结论的结构框架去写，使摘要不能全面概括论文内容。还有一些作者未将摘要按规范进行英文翻译，英文摘要都是借助翻译软件完成，语句不符合国际通用语法习惯。编辑在审稿时也不太关注英文摘要，对英文摘要的审阅不够仔细，对英文摘要的内容和语法把握不准。这些因素都是高校期刊实现国际化的绊脚石。期刊编辑工作者应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尽快扫除这些障碍，使论文摘要英译符合国际规范。
2.4期刊对外宣传力度不够
当前，高校期刊编辑部依然将工作重心放在论文送审和编辑校对上，较少注意对外宣传。因此，通过多种手段和渠道加强对外传播和宣传，是提升期刊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已有一些高校意识到加强宣传对提升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性，经常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利用大众媒体、网络及公众号宣传自己的期刊，提高期刊知名度。在信息化数字化的今天，网络和媒体是信息传播的重要力量，通过网络和大众媒体可以持续地宣传高校期刊[8]，但还有部分高校期刊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所以，应借鉴一些期刊的宣传策略，建立自己的宣传系统，集合自身资源，融合多渠道手段，扩大期刊的全球传播范围，通过多元化的宣传举措，使国内学术期刊能进一步加快提高国际影响力。
3提升高校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路径思考
3.1通过参与国家重点项目主动“走出去”，不断扩大期刊国际影响力
规划我国英文期刊发展，并在国际期刊出版界赢得一席之地，是我国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议题之一。创办英文期刊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资金，当前国家期刊资助项目大部分向SCI倾斜，例如“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资助力度大的项目只面向SCI期刊，使得不到资金资助的期刊积极性不高。高校没有足够的资金，对于创办英文期刊所必需的创刊经费、办刊团队、人才培养等力不从心，因此众多高校对于创办英文期刊缺乏活力与动力。国家在资助具有国际影响力期刊的同时，也应关注影响力弱的期刊，在高校申报创办英文期刊时降低门槛，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从而避免现有英文期刊两级分化的现状。与此同时，国家重点项目应向高校期刊倾斜，带领高校期刊走出去，引导高校期刊参与国家项目建设。高校作为国内最大的优秀论文产出机构，在国家的扶持下，现有的高校英文期刊不仅可以加快提升国际影响力的进程，而且还会让打算创办英文期刊的高校积极做好创办英文期刊的规划，为留住国内优秀论文、吸引国外优秀论文做出积极的贡献。
3.2通过外引内联提升国际知名度，努力吸引优秀国际论文
出版高质量、高水平的文章是科技期刊塑造品牌的必经之路。充足的国际化论文是高校期刊实现国际化的前提，没有国际化的论文，高校期刊难以提升国际影响力。高校期刊首先应做的是通过外引内联，不断提升期刊的国际知名度，全力吸引国内外优秀学者的科研论文。编辑部要时刻关注国际上相关领域的热点话题，想方设法与研究团队取得联系，争取及早将这些团队的论文优先发表，并提高论文稿酬和缩短审稿时间。发表周期太长，原本很新的观点内容可能被他人、他刊抢先发表，使原本原创性的工作变成重复他人的工作。因此，应通过提供快速通道、缩短审稿周期来吸引优质的国内外论文。
3.3规范期刊文章版面，主动适应国际化要求
提升期刊影响力的核心工作是紧抓论文质量。在编辑过程中，除了关注论文的主题思想外，论文的题目、摘要等规范性方面也要不断提升档次。作为一篇论文的窗口，对其认识首先是从摘要开始的，论文摘要的结构和内容决定着读者是否能读下去。要想吸引读者，首当其冲就是要提升摘要的写作水平。目前一些论文的摘要字数不是太少就是太多，字数太少不能概括其中心思想，字数太多显得冗长。摘要格式也不符合标准，没有严格按照国际通用的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去写。编辑在对论文加工时，对摘要的内容和格式须严格把关。对于英文摘要而言，不仅要准确表达中文摘要的意思，还要符合国际上惯用的语法，符合国外阅读习惯，以便在编辑和出版等环节突破语言界限，让我国期刊真正成为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出版物。
3.4充分利用新媒体，积极扩大期刊国际影响力
科技期刊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它的成功出版不仅与其学术质量有关，也与其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密切相关。随着信息革命的不断深化，网络成为人们获得最新信息的主要途径，微信、微博等社交软件拥有大量的用户。高校期刊应充分利用微信和微博等自媒体，建立微信公众号，开通微博，在社交软件上将最新的学术成果向读者推送。这样一来，读者就不再局限于通过搜索引擎获取学术论文，而是可以自主选择和分享自己感兴趣的学术成果，同时向读者宣传期刊。此外，具有一定实力的高校应建立自己的中、英文学术交流平台，利用交流平台吸引读者注册账号，成为平台的固定用户。在网站上，读者不仅可以看到高校期刊登载的最新学术成果，并且可以进行学术交流。读者在相互交流中互通有无、开阔视野，了解国际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与此同时扩大高校期刊影响力。传统媒体的力量也不容忽视，高校期刊应与传统媒体合作，建立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将高校期刊最近发表的高水平学术成果通过新闻的形式向大众进行传播。期刊与传统媒体合作在国际上已经很成熟，国际上很多优秀期刊都会将最新的重大学术成果通过电视、杂志和报纸等进行宣传。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7
一、文学语言基本特性研究 就这一方面来说,仍然是一种原地踏步的状态,是对1989年以前认识的重复,1989年以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学概论教材中,具体来讲:文学的语言除必须以全民语言为基础,赋予它以普遍使人理解的特质(普遍性)之外,还须赋予它“使人感受”、“使人共鸣”的力量。这种有“使人感受”、“使人共鸣”的力量表现方法之一,即是语言之形象性、具体性与感应性。[2]文学作品语言的第一个特点是形象化。……文学作品语言的第二个特点是凝炼含蓄。 ……文学作品语言的第三个特点是新鲜多样。……文学作品语言的第四个特点是富有音乐性,即音调和谐,节奏鲜明,读得流畅,听得明白,具有听觉上的美感。[3]文学语言是艺术的语言,它的首要特征是形象性。……其次,是精确性。……第三,文学语言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第四,是音乐性。[4]文学语言的心理特征:一、情境性;二、贴切性;三、暗示性;四、口语性;五、音乐性;六、独创性。[5]“节奏感”和“音乐性”成了形容80年代文学作品语言特色的常用语。……文学语言区别于其他科学的语言,它的语言特性首先表现为形象性,其次表现为情意性。就语言的模糊性来说,80年代的文学与过去的文学并无不同。所不同的是它的语言的模糊程度加大了。[6]随着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理论的引入和运用,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段时间对文学语言特征的认识开始深化,表现为较重视语言的内在性和陌生化,特别是陌生化概念使学界对文学语言特性的认识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获得了较大飞跃。而在这之后,理论界的研究则陷入停滞状态,研究的同语反复现象较为严重,主要集中在形象性、陌生性、音乐性、丰富性、独创性、模糊性、含蓄性、美感性、精确性、变异性、口语性、内指性、本色化等十几个范畴。 这种对文学语言特性研究的突出问题是仍限于一种静态化研究,反复标举语言作为文学形式要素的音乐性、陌生化、模糊性等,停留在传统思维形式与内容的二分法上,很少注意语言形式本身的内容性。事实上,中国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的能指和所指是很难机械分割的,能指本身便是所指的一部分,不仅是达到所指的途径,更重要的是对所指有一种延伸作用,就以声调的变化为例,不同声调的变化是与人的情绪密不可分的,仄声适合表达激昂的情绪,而平声则是利于表达平缓的情绪。“平声者哀而安,上声者厉而举,去声者清而远,入声者直而促”[7]。 “阳声字多则沉顿,阴声字多则激昂,重阳间一阴,则柔而不靡,重阴间一阳,则高而不危。东、真韵宽平,支、先韵细腻,鱼、歌韵缠绵,萧、尤韵感慨,各具声响。”[8]可见声调本身就具有表达情感、表达内容的潜能,所以古代文人多注意平仄的和谐搭配。这在古代的诗句中表现尤为明显,以贺铸的《青玉案》为例:“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它的平仄情况是“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其中“许”、“草”、“絮”、“雨”都是仄声,看上去似乎不符合古典诗词的平仄规范,但声调与意象的情感色彩却形成了一种张力,全词的感情基调无疑是低沉的,“烟草”、“风絮”、“雨”本是极萧瑟的意象,然而声调上却有高亢之感,这就使“闲愁”更耐人寻味,似乎给人一种“愁”而不“怨”、“愁”而不“懈”的感觉。另外每个句子的平仄对仗也较为工整,有一种流畅的音乐性,而没有使用拗句和奇特的意象,这更加深了人们对该词情感基调的把握,这种绝对不是像李清照在《声声慢》中表现的晚年绝望之愁。 语言形式具有内容性的另一个表现是它具有文化承载性。这与中国文字的表意性是相关的,人们熟知的《红楼梦》中黛玉临死时“宝玉你好……”这句话,除了能体现出作者的创作技巧和黛玉的性格之外,也展示出了一直以来教育“淑女”的传统文化特色。另外就单个词语而言也是如此,比如“家”这个词,《说文》的解释是“家,居也”,在甲骨文中的“宀”是房子的意思,因此当在文本中看到“家”的时候,便会自然产生一种对居室的想象,而这是英文中“home”无法达到的。再以中国古代的对联为例,如: 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书破万卷,神交古人。———左宗棠 白首壮心驯大海,青春浩气走千山。———林伯渠 通常情况下上联是以仄声收尾,下联则马上收以平声,这多少是与怨而不怒、含而不露的儒家中庸传统相联系的,作者高昂的情感最终要归于平和,因为古代的对联多为题赠或重大场合、节日的产物,所以这种处理方式是最合乎处世之道的。就是说,语言形式的文化承载性是基于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基础上的。 除此之外,语句的长短配合,词语的倒装,关联词语运用与否,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是纯形式化的,语言形式绝对不是孤立的表意工具,而是与内容水乳交融的整体,在这一交融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一种更高层次的审美意蕴,这也就是格式塔心理学指出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道理。 对于上述文学语言形式的最基础方面,学界仍然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研究格局,更多的是对西方理论、文化研究等的青睐,甚至国内有限的几位形式研究者也没有对语言形式加以足够的重视,更多的是钟情于体裁、新兴媒体、试验文体等方面的研究,其中赵宪章教授在《〈灵山〉文体分析》和《形式美学之文本调查———以〈美食家〉为例》中分别以《灵山》和《美食家》为对象,从细致的文本调查入手分析文学作品的意义构成,这无疑是一种有效的语言形式研究方法,但赵先生也只是把语言分析当成一种工具,而没有试图形成语言形式的相关理论(此处与赵先生商榷)。对此,笔者认为形式研究的根基应该是语言形式研究,这样才能将形式与内容很好地联系起来,进而更深入地了解文学语言的本性,因此建立一套语言形式的系统理论是十分必要而可行的。#p#分页标题#e# 二、文学语言的组织结构研究 笔者认为文学语言之所以具有陌生化、形象性、音乐性等特点,关键问题是如何组织语言。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呈现出一边倒的状态,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首先,对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性文学语言结构的研究超过对诗歌、散文语言结构研究;其次,在语言组织技巧方面,倒向宏观的词语、段落的物理结构研究,对修辞问题的关注不够。 就第一方面来说,西方叙事学的研究在近10年的时间中大行其道,其实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文学体裁发展的不均衡性,诗歌、散文甚至戏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开始衰退,直接导致对这些文体的语言问题的研究热情也随之消减。第二个原因则是学界对本土理论的不自信,其实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叙事文学传统,从先秦诸子散文—魏晋志怪小说—唐传奇—宋话本—明清小说,这在无形中也孕育了较为成熟的叙事理论,例如:《典论•论文》、《文心雕龙》、《艺概》以及明清的小说评点中都有相关理论主张,尤其需要提到的是《文心雕龙》和明清小说评点,系统地讨论了乐府诗、赋等20余种文体的特点和写作技巧,涌现出叶昼、金圣叹、张竹坡、脂砚斋等一系列小说评点家,并总结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叙事规律。 受西方现代派一系列作品的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叙述模式发生了改变,中国传统的叙事被无情解构,人称、时间、地点等原有的叙事要素变得不再重要,整个作品成了能指尽情狂欢的试验田。就叙事作品来说,叙事学的兴起为文学语言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工具。叙事学虽然表面看来是研究叙事结构形式的学科,但任何叙事作品的结构形式说到底仍然是语言的结构形式,按乔纳森•卡勒的说法,西方的叙事学主要有两种传统:一是由法国学者创立的符号叙事学,二是由英美学者创立的修辞叙事学[9]。在这里无论是符号还是修辞其实都是语言问题,这也就是罗兰•巴特指出的“人类文化所有的领域都是一种语言”[10]。学界自1989年至今与叙事和语言有关的论文有189篇,经过筛选,其中专门讨论叙事中语言问题的文章有46篇(其中学位论文2篇)。这些文章主要集中讨论三类问题:第一类是关于西方叙事学中语言问题,如肖锦龙《语言的陷阱———试论西方的符号叙事学理论及思想范式》(2005年)、《文学叙事和语言交流———试论西方的修辞叙事学理论和思想范式》(2005年)等3篇,占总数的6.5%;第二类是论述小说叙事理论中语言问题,如封宗信《小说中的元语言手段:叙述与评述》(2007年)、徐德明《现代小说叙事的语言逻辑与人物关系》(2007年)、赵卓《中国小说叙述视角的语言审美功能》(2006年)等26篇,占总数的56.5%;第三类是文本个案研究,如任一鸣《后殖民小说叙述语言:塞穆尔•塞尔文的〈摩西登高〉》(2000年)、刘明《论汪曾祺的叙事方式及其语言风格的民间性》(2001年)等11篇,占总数的24%②。由此可见,语言无论在显性层面还是在隐性层面都是叙事学关注的对象和天然土壤,进而可以认为,叙事人称、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时间的复杂变换实质上就是作品语言的结构和重组过程。 然而必须看到,叙事学的细致文本分析和结构主义方法将文本加以机械化分割,用类似于科学分析的方法消解了文学机体的活力,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变成了单纯的能指,成了仅供摆布的符号,所以,可以认为叙事学对文学语言组织和结构方式的研究是一种抽象化的自上而下的研究方式。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的,“事实上语言和文学叙事是两种性质状态完全不同的文化形式,而西方符号叙事学家们却将二者混为一谈,张冠李戴,将其理论建立在一个与文学叙事的实际状况完全脱节的模板之上,一开始就错位,因而最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困境”[11]。笔者认为如果在语言的组织研究中能兼顾西方分析式的研究思维和中国感悟式的研究模式,会更适合对中国文学的语言组织研究。 目前,在语言组织问题的研究中,另一个问题是对文学语言的修辞研究远远不够。文学语言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有超越日常语言的张力,能指呈现给人的是一种远远超过所指的巨大空间,这一效果的获得取决于对语言的锤炼和润色,这样才能营造一个蕴含丰富的文学意义场。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如果说语言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符号形式为人们提供了生存的空间,那么文学语言则为人们营造了一种诗意的存在空间。而文学语言之所以具有如此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学修辞的运用。文学修辞就其本质来说可以理解为一种语言的组织技巧,而当下的叙事学对语言结构的研究偏重于对词语位置、词语结构的物理学层面的研究,并且学界对之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对修辞研究的重视。另一个现象,近20年来学界对广义的隐喻较为重视,关于隐喻的文章不下上千篇,按照霍克斯的说法,隐喻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过程,即一个对象的诸方面被“传送”到或者转换到另一个对象[12],隐喻的双方应该是具有相似性的事物,同时这种“相似性又被看作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统一体”[13]。可以理解为凡是用A来表示B,且B的外延大于A的都可以称为隐喻,这样隐喻的所指范围大大超过了比喻与象征这些传统的修辞范畴,事实上研究界关于文学语言传统修辞范畴的研究确实凤毛麟角。隐喻这一范畴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学界以来,确实对文学语言的微观研究以及篇章结构的宏观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这一范畴的适用性也较广,不但适合于当代文学研究,而且可以将中国古典文论中的一些特定范畴如风骨、雄浑甚至比、兴等悉数囊括在内。但问题是这种笼统的归纳方式却取消了很多固有范畴之间的差异性,不妨以中国古典诗词为例: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 这两组诗中提到了“春风”和“花”,目之为隐喻都可以说得通,但两者无论是整体结构还是修辞方式都存在差异,前者“春风”更接近于“比”,后者“春风”更接近于“兴”,这样两句的修辞结构就是“比+比”和“兴+比”,这说明两句虽然都可以称为隐喻,但具体词语的安排以及修辞结构都迥然不同,这种现象在以《诗经》为代表的古代诗歌中大量存在。#p#分页标题#e# 其实这又涉及西方概念如何与中国文学实践相融合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于理解层面的认知可以泛化,而对于研究层面的认知则不应一味泛化,这样,只有看到文学修辞共性同时也才体会到差异之美。 三、文学语言的泛化和大众化研究 大众文化背景下出现了对广告、网络文学、短信文学等语言问题的研究,这是伴随文学作品语言规范化而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文学语言是汉语规范化的模板和工具,其结果是文学语言的高雅化和单一化,这在无形中是对文学作品文学性的消解。而新媒介时代的到来在某种程度上给文学语言的本色化和大众化带来了契机,在这一过程中文学语言呈现为多元性和丰富性,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理论界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关注。如上面统计,从2000年开始从理论层面研究网络文学语言、短信语言的文章有20余篇,其中研究网络文学语言的18篇,研究短信文学语言的1篇,研究广告语言的1篇。从这些新兴媒介的文学语言研究来看仍是集中于对语言特点的考察,如刘亚平《网络文学语言的“狂欢化”特色》(2007年)、力小鲲和陈善茂《论网络文学语言的杂糅性》(2005年)、王耀辉《短信文学语言幽默因素解构》(2003年)等。 从大量的网络文学语言研究来看,的级别普遍不高,文章明显缺乏理论深度,并且所用材料基本相同,下述几则材料几乎每篇文章都可见到: (1)“我见过很多菜鸟,从没见过因为太菜而送命的菜鸟。”“嗯,这件事该列入新手指南中。”(JuhanWang《水蓝蓝131犯站杀人事件》) (2)他们说:“网虫又回来了!”……我……其实仍然是一个平凡的网人,避免不了喜欢上那个和自己聊得津津有味的网友。别人,也许早就将这定义为爱情、网恋。(应帆《网上病人》) (3)漓江烟雨:我帮你找个MM聊,我知道这里面哪些是MM哪些是GG。 无聊:什么是MM?老兄请讲。 漓江烟雨:MM就是妹妹啊,GG就是哥哥。 (漓江烟雨《我的爱慢慢飘过你的网》) 除此之外,甚至存在观点雷同现象,可见学界对网络文学语言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其中原因,从外在层面来看:一方面,人们尚无法确定究竟什么样的网络文字才可以称为“文学”,并且“从网络文学的现状来看,还看不到有什么作品具有思想和艺术上的经典意味”[14]407。另一方面,大多数具有一定实力的研究者对网络文学不愿涉足,这是导致研究的深度和力度不足的重要原因。从网络文学语言内部来看:首先,网络文学语言消解了传统文学语言的崇高性,错字、白字、数字(如521)、拼音(如MM)、符号(如*_*)等都掺杂在文学语言之中,真正实现了语言的狂欢,一些生造词大量出现,如“?”。另外,由于利益的驱动,有些作品中的语言充满挑逗性和色情味,这与传统语言样态存在巨大差异,势必在认同和研究上都会带来难度。其次,网络语言在追求通俗化的同时,必须保持文学语言特有的审美性和蕴含性,不排除有些实力派作家追求语言大众化的努力,但更多的网络文学缺少必要的文学基础训练,对传统文化的精髓知之甚少,这必然使他们笔下的语言成了一种快餐性符号,能指所指涉的范围变得狭窄化。 再次,与网络文学语言的大众化和通俗化相关联,这种倾向的极端形态是语言的私密化和小圈子化,两者并不矛盾,大众化的价值取向是语言运用的多样和平等,这样就容易使很多作品的语言变成自说自话式的自足体,还有一些作品的内容和语言局限于某一行业甚至某一种游戏中,没有相关知识的人很难读懂,这种文学语言的实践方式也会给研究带来困难。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随着文学语言认同的泛化,文学已经不限于传统的语言文字的维度,图像也已经成了文学语言的有机部分,图像研究介入语言研究领域是对传统的语言中心主义的反拨,使原来文学语言的线性结构变成了一种立体性结构,正如欧阳友权所指出的“在网络时代背景下,文学的存在方式,文学的功能方式,文学的创作、传播、欣赏方式,文学的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以及文学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诸多变异”[14]45,那么如何处理语言与图像的关系则显得尤为重要,从而使文学语言研究不至于滑向文化研究中的视觉文化研究领域,并暗中向文化研究投降。因此,拿捏好研究的边界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正如上述,近20年来文学语言研究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当然也存在各自的缺陷,纵观这些不足,还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一是盲目套用西方概念,普遍采用西方理论加上中国例证的方式进行研究。巴赫金、巴尔特、詹姆逊、克罗齐等西方理论家关于语言问题的言论是经常被征引的对象,而且往往是断章取义式的运用。缺少与中国固有理论的整合,其实讨论中国文学语言问题运用本土理论往往更有效,比如,“比兴”、“意象”、“意境”、“风骨”、“雄浑”、“优美”等范畴都可以用作对语言问题的研究,另外,像《文心雕龙》、《艺概》这样的理论著作都有关于语言问题的理论。从这方面来看,学界仍存在一种理论的不自信心理。目前,国内学者中王一川、赵毅衡等对这方面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从本土语言现象和理论着手来构建语言研究的理论体系,他们对“语像”的研究无疑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贡献。 二是机械跨学科性,往往应用哲学的观点解释中国语言现象,停留在概念层次的研究。西方自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以后,开始了对语言问题的讨论,甚至将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并将其上升到本体论高度,后来的结构主义乃至解构主义都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所以可以认为西方现代哲学是一种语言哲学。但中国情况则恰恰相反,汉语的特点决定了抽象思维的不可能性,就是说,用西方哲学层面的语言观来研究中国语言问题是存在南辕北辙的危险的。#p#分页标题#e# 三是缺乏整体观。这体现为三方面:首先,没有在语言的内容化方面达成共识,仍然停留在形式方面的单一考察;其次,对中西语言理论缺乏系统的整合,停留在自说自话的层次上;再次,文学语言研究缺少中国整体文化的认同性,没有从文化史和文学史的角度进行当下语言现象研究,对古代文学语言考察的严重缺失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语言研究应该是形式以及其他领域研究的基础,因此不能舍本逐末,必须加以重新重视,并从总体上看待文学语言问题。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8
关键词：可持续；室内环境；人文
1传统室内环境设计中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在室内环境设计领域，人文可适当地理解为深厚的文化性和带有广泛意义的人性化的设计要素，也在说明人是设计中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文在室内环境中的研究早已有之，并且国内外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人文内涵研究产生了很多成果，都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可持续理念向室内环境的注入，使室内环境的绝大部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有的人文理论在难以再适合于表达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特质，比如我们的室内设计都是讲求以人为本，但以人为本的方式在可持续室内环境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革命性的进步。但作为室内环境这一领域范围内的研究，传统室内环境的人文观点仍有一些是本课题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思想是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一种扬弃。例如，钱丽竹在《室内环境艺术设计中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的解析》（2011年）一文中指出，室内装潢的主要目的是让在其中的人感觉舒适、自然，设计的最终目的是让生活或工作的人感到舒心、愉悦，只有将人贯穿于设计的始终才能完成一项完美的作品。钱丽竹［1］文中的“自然”是指人感受的愉悦和自由自在，这是对人类情感的关怀，也是可持续室内环境所应有之义，可以作为研究结果的借鉴，可持续还使“自然”富有更广泛的含义，使“自然”显得更加真实、更加自然而然。吴美芳在论文《现代室内设计中的人文情结》（2003年）中，以人类征服自然的传统思想为依托，解释了现代技术手段的进步以及对建材领域的不断拓展，使建筑室内环境向人工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建筑室内环境可以摆脱自然因素的限制，充分满足人们对舒适度的要求。并以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型购物超市这种购物模式为例，说明了技术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人性化、情感化室内环境感受。吴美芳［2］文中对高新技术的未来展望，是可持续室内环境的技术观念的一个反映，智能化是可持续室内环境的高技术路线，它的目标之一就是高情感化。诸如此类的文献，都说明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思想是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一种批判性继承，有新的观念融入，对一些人文提法有新的解释，也有少部分的保留，特别是在人性化和高情感化的人文关怀的研究中，传统室内环境的研究成果对可持续室内环境领域的研究能起到些许参考和借鉴。
2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中的人文研究现状
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产生已逾半个世纪，目前国内外对可持续室内设计实践方面的理论研究产生了一些成果，如已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有周浩明的《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理论》（2011年），SianMoxon（英）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2年），洛丽•丹尼斯（美）的《绿色室内设计》（2012年），路易丝•琼斯（美）的《环境友好型设计：绿色和可持续的室内设计》（2014年），SusanM.Winchip（美）的《SustainableDesignforInteriorEnvironments》（SecondEdition）（2011年），PilatowiczG.（美）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等。同时产生了不少成功的设计案例，如美国新墨西哥州陶斯县的土船住宅，日本建筑师坂茂（ShigeruBan）设计的纸质住宅，让•诺维尔（JeanNouvel）设计的法国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所，英国赫特福德郡的BRE未来办公室等。相比较于可持续室内环境的设计实践及相应理论，人文方面的研究明显落在了后面，呈现出发展失衡的态势。只有部分设计理论的文献对人文方面稍有涉及，并且数量较少。代表性的成果有：（1）周浩明的《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理论》（2011年）一书中的第二章第二节的第五部分，和第九章第一节的第四部分，概述了可持续室内环境的审美特性；在第九章第一节的第一部分，周浩明阐明了他对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本观的个人看法，周浩明认为应本着“以自然为本”的思想来重塑室内环境的人本观念；在第二章第二节的第四部分论述中，指出可持续室内环境应该具有动态的可适应性，整个生命周期要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第六部分还强调了要鼓励大众参与可持续的设计过程，可以更全面地符合使用者的期望，更好地营造一个属人的可持续室内环境。（2）梁丽娜、高金锁的论文《可持续发展观念与可持续室内设计》（2003年）中，提到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应蕴涵着平等、发展、公平和民主原则等最基本的哲学思想，应能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使资源、环境、人、社会、经济五大系统相互协调，共同进步［3］。（3）古佐夫斯基（美）的《可持续建筑的自然光运用》（2004年）一书中的第七章，阐释了自然光与环境、社会、精神、心理愉悦之间的生态联系；第八章阐释了自然光可以改变我们的行为，并提高我们的生态意识。（4）布莱恩•爱德华兹（美）的《绿色建筑》（2005年）一书中的序言三，谈到如何以生态伦理的观点来把控技术；以及建筑空间对本土传统的保护等所能负担的社会责任；并认为室内环境应该吸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文明的传统和文化精华，以西方现代化科技结合东方传统思想来寻求出路。（5）郝琳在《建筑先锋•绿见未来》（2014年）一书的绿见未来的理论部分，用永续设计的理念，为我们预测了未来建筑空间可能为我们提供的生活方式，他认为好的设计应该是可持续的，未来的永续建筑是看重匠艺的传承（文化）、自然的保育（环境）、产业的变革（经济）、人的生活（社会），通过高科技和智能化，永续的目标是把庶民、人文风物、自然生态升华为“无心”的日常氛围。（6）林宪德（台）在《绿色建筑》（2011年第二版）一书的第九章第一、四部分，用热力学第二定律，解释了营养能量向上层传递时的急剧减少，着了保护环境和有效资源，降低熵值，提倡我们过简单的生活方式，住宅、建筑、城市都不能太过复杂，一句话，越简单的建筑系统越是好的可持续性的。在第九章第三部分，论述了适宜技术的社会价值和可持续意义，用现有的材料、技术、施工、设备水平下，发挥最大的地球环保功能，并且保护了当地的传统工艺的活力，使地域文化传承发扬；还借用生态经济学大师舒马赫的观点，论及了“适宜”这一人文性概念：不应该一味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消费标准、价值体系，否则会更加依赖富裕国家而不能自拔，发展经济应当适可而止、追求效率或生产力应适可而止、使用非再生资源应适可而止、细密分工应适可而止、以科学方法替代常识也应适可而止。（7）大卫•伯格曼（美）在《可持续设计要点指南》（2014年）的最后部分，“可持续设计的未来”中，分析了可持续暂时不被人们认同的原因，因为新生的可持续策略具有异于传统的形式，让人产生陌生感，有的思想进步人士又害怕人们异样的眼光，而对可持续望而却步。就像早先的汽车设计成马车的模样，是用熟悉的形式，慢慢让人们接受新事物。大卫•伯格曼认为“透明的绿色”手法在建筑和室内空间中具有可行性，生态元素依然在那里，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当可持续设计不再有一个样子，它就不再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不再是一种宣言，不再针对一些特殊的（少数的）群体。但他也指出“透明的绿色”会失去生态化策略对人们的教育意义。（8）来增祥在《可持续发展与室内设计——兼谈绿色室内环境的营造》（1998年）一文中点出了可持续室内环境具有社会性、历史、地域文化性，可持续发展除了涉及土地利用、生态、环境、能源等所谓“硬件”的经济技术领域之外，同样也还与社会文化、历史文脉等“软件”因素有关，例如对风景名胜和文物的保护，对地域文化和地区人文景观延续性的重视等等。可持续发展着眼于对环境的尊重和沟通，对资源的节省和珍惜，在技术上除了运用高新科技手段外，也乐于采用因时、因地制宜的“适用技术”。同时还指出可持续室内环境是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回敬，可持续发展从哲学上可与我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相沟通，这里的“人”——可视为自我或群体，“天”——是否可认为是除自身或人群以外的客观自然环境或人工环境，天人合一是人与物的共生，人与环境的“对话”、沟通和融合［4］。（9）DanielJauslin在论文（2012年）中引述了三位建筑师对可持续美学的看法和谈论，并指出可持续设计的美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它能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实现，现在还上不清楚，但自然美学、生态美学在未来的可持续设计中必定有相当的发展空间［5］。（10）GrazynaPilatowicz在论文《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中指出：致力于建筑环境可持续的努力不仅要集中在建筑系统性能和保护资源上，还应当是基于对人的身体和心理精神需求的理解，这才是一个优良的环保设计决策的必要出发点［6］。（11）YaserRezapour等在论文《CulturalAspectsAnalysesinSustainableArchitecture》（2012）中研究了可持续建筑与文化、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认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才能促成可持续的社会，可持续的社会才能产生可持续建筑；可持续建筑应该作为一个文化背景来建立我们最佳的可持续文化，可持续建筑内涵着可持续文化，它对可持续社会的形成有重要作用［7］。
3可持续建筑人文研究中的相关研究成果
3.1研究的起步
对可持续建筑领域的人文研究，早在1999年，已经被建筑学者郑光复注意到，他在《环境的建筑未来》（1999年）一文中提出生态性不可以压倒人文性的论点，但在当时似乎未引起太多关注，偏重生态性压倒社会性是可持续建筑研究长期以来的普遍现象。如今，可持续建筑的人文专题性研究已经起步［8］。李海霞、冉茂宇的论文《人文生态建筑的设计思考》（2006年）对生态建筑中的健康生活模式、人性关怀、全球化进程中的地域性保护进行了一些探索，并肯定了生态建筑具有这些人文特征。专题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赵安启、周若祁主编的《绿色建筑的人文理念》（2010年）［9］，该书是国内建筑领域的第一本关于人文内涵的专著。书中提出了构建人文理念的四个基本原则：生态性、科学性、民族性、大众性，还提出了八个基本人文理念：天人和谐、持续发展、安全高效、经济适用、地域适应、节约高效、以人为本、诗意安居，并作出了一定的理论解释，其学术价值是值得肯定的。专题性的学术论文有李国友、刘大平的《“绿色建筑”理念的人文拓展》（2010）和陈柳钦的《从人文视角深化对绿色建筑的理解》（2010年）。李国友和刘大平借助一个实践案例探讨了建筑与自身功能、地域环境及社会、时代背景的关系，以及进行气质、品味、伦理等人文属性的绿色评判可能性。陈柳钦［10］论述了社会生态、经济生态是和自然生态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应该说随着这三部文献的问世［11］，学术界于2010年开启了对建筑人文的专题性研究。根据我国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于20世纪70时代提出了自然-社会-经济的复合生态系统，认为社会、经济、自然这三个亚系统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们相生相克，构成了人工生态系统的矛盾运动。建筑和室内环境面对这样复杂的系统，其研究应该是社会、经济、自然的全面考虑。在以上三部文献的基础上，对可持续建筑的社会属性仍然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3.2研究的深化
近年来可持续建筑研究领域出版了两本有关人文研究的专业著作。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编写了《城市社区绿色建筑规划社会人文需求技术导则》（2016），从建筑空间多样化需求；公共服务人文需求；交通人性化需求；生态环境健康性需求；社会公平性与公众参与需求等内容给出了设计建议。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绿色人文学组组织编写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绿色技术与人文理念》（2017），梳理了中国传统建筑所体现的八大绿色人文理念，探讨了史前时期、夏商周三代和封建社会中国聚落演化的基本轨迹，并总结了“中国传统民居适应地形（地貌）的绿色营建经验”、“中国传统民居适应气候的绿色营建经验”以及“中国民居应用地方材料的经验”。刘素芳、蔡家伟的专著《现代建筑设计中的绿色技术与人文内涵研究》（2019），以现代建筑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的关系为框架，从可持续技术、不同气候区的营建经验、各类型建筑的设计方法着手，阐释了材料语言表达，以及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策略，并对绿色建筑人文内涵的基本原则和营造理念做了整体归纳。与之前的研究相比，这三本著作明显更具研究深度，研究的内容更加具体化，分别在绿色设计准则、方法策略和传统生态智慧方面，对确切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细化的探讨。可持续建筑人文研究的大部分内容和关注重点，其实是建筑所营造的空间和环境。有关可持续建筑的人文研究正在被步步推进，逐渐有细分和深耕之趋势。建筑人文和室内环境人文不完全等同，但是联系非常紧密，具有高度的相通性，上述建筑领域的现有成果，对室内环境设计领域的人文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事实上，从另一个维度看来，在建筑设计领域，乃至室内环境设计领域，国内外近来都有越来越多的设计研究者和实践者开始关注可持续和人文的关系问题，其中大多为世界知名学者。笔者在研究生论文的开题报告（2014）中［14］，GrazynaPilatowicz在《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一文中［15］，褚冬竹在《可持续建筑——设计生成与评价一体化机制》（2015）一书中［16］，陆邵明在《空间•记忆•重构：既有建筑改造设》（2017）一文中［17］，ArnoSchlueter、AdamRysanek、韩冬辰在《基于下一代可持续建筑的协同系统设计》（2017）一文中［18］，他们都依据各自的工作实情、研究领域、调研资料，纷纷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人文问题的关注，并主张用人文性来丰富建筑和室内环境的可持续化发展。
4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