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论文范文1
职业经理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道德观？
这个问题看来不是那么容易回答。刚刚结束的陆强华诉创维案，曾经在国内的企业界闹得沸沸扬扬，并由此引发了今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场关于职业经理人道德的讨论。争论过后，分歧依然。可以断言，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对职业经理人的寻找和聘请，这种碰撞和争论也会随之增加。这种争论无法避免。
细细寻思，由于国内企业真正在市场中生活的时间实在太短，职业经理本身的存在尚不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企业自身（包括老板和普通员工）对职业经理的角色认定也还是模糊的。在这种状况下，又怎能企望大家能够对职业经理人的道德观保持一致呢？道德观的成熟和定型，其实是和这个群体的稳定和发展一致的。由此可以说，随着职业经理人群体的扩大和稳定，他们自身的职业定位渐趋准确，这一职业的基本道德原则会相对固定下来。
道德经论文范文2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传统道德重建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它与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相辅相成。在人们的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今天,吸收我国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实守信”传统美德的重建
在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中,“诚”指诚实无欺、真实无妄;“信”指遵守诺言、实践成约。讲诚信,就是重承诺守信用,求真务实,不弄虚作假。诚信是中国古代哲人极为重视的一种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先哲们把诚信视为“进德修业之本”,所以中国历史上把诚实守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
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因而需要诚实守信。因为,市场经济是以等价交换为特征的经济形态,是一种合同与契约经济,是一种有各种利益需求的人为主体的实践活动与关系。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学观点,市场商品交换关系中的各个市场主体,受商品生产一般特性的制约,都具有为他性、服务性和为己性、牟利性相存的伦理二重性。互惠互利、诚实守信、公平竞争自然成为市场经济内生的道德律令和“游戏规划”。其实,西方早就有个说法,叫做“信用就是金钱”,“诚信是最好的竞争手段”。资本主义尚且如此,社会主义更应如此。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前社会中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问题奶粉、“苏丹红”辣酱、毛发酱油、石蜡火锅底料、瘦肉精、毒大米、地沟油……“问题食品”之多、涉及范围之广、造成恶果之重,已到了令人谈“食”色变的地步。接二连三的食品安全问题,正在沉重地打击人们的饮食信心……中国的食品怎么了?明天我们还能吃什么?不难设想,经商者不讲诚信,势必影响到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尤其严重的是影响人的心理,使人无安全感,导致诚信出现危机,其后患无穷。这里不仅是一个法制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道德问题。所以,重建诚实守信这一传统美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便显得尤为必要。
2社会生义市场经济中的“艰苦奋斗”作风的重建
自古以来,无论是国家民族的兴旺,还是个人事业的成功,都离不开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这些优良传统,在我国的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初期曾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使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当今仍然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一种现代精神。
市场经济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经济效益,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特别是物质生活水平也随之极大提高,但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人滋长了一种不健康、腐朽的享乐主义心态。一些人把追求奢侈豪华的享受当作人生的最高目标,缺乏高尚的理想。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有滋长蔓延之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一部分人那里被淡忘了,在少数人心里甚至荡然无存。“讲排场、比阔气、攀富贵、傍款爷、一掷千金”的陋俗时有发生。一些人患上了“贫困国家的富贵病”和“只要曾经拥有的享乐症”,其结果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目前我们正面临着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会很多。因此,艰苦奋斗、勤劳节俭、自强不息,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更要发扬光大。当然,我们讲艰苦奋斗,不是要人们去过清教徒式、苦行僧式的生活,也不要否定合理的物质利益。正当的、合理的享受是人的本性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但必须坚决反对那种脱离国情、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腐朽的享乐主义。把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化为每个人的优良品德,这样才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先公后私”传统美德的重建
在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十分重视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和群体意识,主张以公利为本,先公利后私利,讲公利光荣,争私利耻辱。传统道德的“公利主义”发人深思,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公共利益、整体利益,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调节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要“舍身而取义”,即牺牲个人利益确保公共利益和整体利益。古人这些朴素的整体价值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市场经济承认个人价值、个人利益,调动了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个人能力积极性的发挥,使个人价值得以充分实现,这有助于强化人的个体意识,增强了人的自主、自强精神,使个人的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有利于发挥和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但是,这也容易使人们受“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支配,习惯于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不顾他人和社会整体利益,如政府官员为了追求GDP的增长而不顾环境污染,为了突出个人政绩而造假制假等等,有的当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就可能牺牲后者保护前者,由此产生极端的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个人利益第一,只强调自我设计、自我奋斗,把自我与他人对立起来;只有个体意识,没有整体观念。因此,传统道德中的整体价值观念,有助于弥补市场经济的局限性。一方面,集体、国家和社会利益应当尊重,同时关心正当的个人利益,为个人价值的实现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就要以社会整体利益为上,让个人利益服从社会整体的利益。只有树立这样的价值观,才符合社会主义的传统道德,才能构建和谐、健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讲正气、树新风”美德的重建
讲正气,树新风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一个国家没有正气,就可能亡国;一个民族没有正气,就可能灭族;一个单位没有正气,就会衰败。
一个人树立了浩然正气、有正义感,才能无所畏惧地前进,才能不屈不挠地为国家、为社会建功立业。一个民族、一个团队能否树立正气,领导干部是关键,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看似个人问题,实质上关乎党和政府形象,关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看似小节,但如果处理不好,往往可能酿成大祸。大量事实表明,领导干部的蜕化变质到最终的违纪违法,往往都是从吃喝玩乐这些看似小事的地方开始的,经济上的违法犯罪,往往伴随着生活上的腐化堕落。古人云:“贪欲者,众恶之本;寡欲者,众善之基”。因此,领导干部都要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歪风邪气,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已之心,不断提升精神境界,轻名利,讲操守,重品行,带头遵守和落实党纪国法,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带头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同时要大兴“求真务实、崇尚实干”之风,真正把心思用在干事业、抓落实上,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前发展。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凝炼而成的社会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我们重视自身修养,同时又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传统道德的本质和目的是调节人际关系,协调社会利益格局,使之和谐与稳定。而人际关系的和谐、利益格局的协调,从经济方面来看,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是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总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遵守经济规律、建立健全民主法制之外,最重要的是行为主体对职业道德和商业道德的遵守,如果每个生产者和经营者都具有从我做起的那种诚实守信的传统道德观念,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并把传统的道德精髓化为自己的良心与行动,那就会从根本上杜绝行贿受贿、掺杂使假、缺斤短两、欺行霸市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从而保障市场竞争的公正、公平和有序,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道德经论文范文3
【论文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价值共识形成
道德主要表现的是行为规范，道德价值主要是道德行为背后支持的信念、理念。共识，简单说来，就是人们的认识相对一致。“道德是社会的共识”，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道德的判据是社会的长远利益，而且这个社会包含的范围越大，判据越是具有支配性；其次，道德的是非判断不是单个人的认识，而是全社会的，或至少是社会绝大部分成员的认识。”，道德价值共识是指各个社会独立平等的主体对道德问题的认识相对一致。它有赖于对有效的社会事实的承认与认识。简单地说，它是指人们对社会道德价值问题的意见相对一致，即有一个普遍的认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价值共识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各个独立平等的主体对市场经济道德问题的认识相对一致。它同样有赖于人们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事实的承认和认识。共识在道德行为中简单表述为：有价值的应该去做；反之，不应该去做。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哪些是应该做的?从马克思提出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目标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看，我们认为首先应该认同自由和平等的道德价值共识。因为，(1)尽管它们的含义是历史性的概念，但人类正是在追求自由和平等的过程中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解放。正义、自由和平等的理念，被人们广泛认同和追求。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人们用正义、自由和平等反对封建的宗教统治，促进了人们从封建思想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在中国近代，特别是以来，是在对自由和平等社会的向往，才不断推动中国走出封建社会的羁绊。(2)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来看，正是人们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才不断促使社会的理性(其中主要包括了社会的法制化)和现代化。自由和平等的道德价值理念已经内化为一种社会的良心。(3)正如万俊人教授所说：自由、平等、宽容’的价值理念系统是基于个人的人格独立和人权自主之价值信念而得到普遍解释的。但它同时也被贯彻到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成为市场经济或自由商品经济与民主政治的价值支撑点。或者说，它给了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根本性的道德价值合理性论证或支持。市场经济的基点和起点都是个人的独立与自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没有这种人格的独立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法人主体就不能进入自由经济。”口牡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价值共识要以尊重市场经济诸道德主体所享有的自由和平等等道德价值信念为前提，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道德对话，来寻求道德行为冲突的道德主体之间的道德观念和行为的共识。除此之外，对互惠互利、科学理性、公正等观念，我们也是应该认同的。
那么，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寻求道德价值共识有必要吗?答案是肯定的。它表现在：(1)在一个多元化社会里，由于人们的个体性特征的加强，人们对自己生活的社会认同感会不断削弱。何怀宏教授精辟地指出，目前已经初露端倪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歧异和分化将是一个持久乃至会不断扩大的状况，“社会从一种精英等级制的传统形态转向了一朝‘平等多元’的现代形态。”哆元化的社会容易使人们对社会缺乏认同感，其后果只能是使人们以工具化的方式看待社会，这样人们对社会的实质性价值就会缺乏关注。(2)由于市场经济竞争的要求，人们对现实的物质欲望过分追求，人的精神家园因为孤独、恐惧、焦躁、绝望等情绪而失落，它直接导致人们的信仰出现危机。而信仰危机是现代化社会发展的—个严重障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的利益主体在道德行为、价值观念上都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道德的评价标准越来越难于统一，客观上容易导致社会道德行为的混乱，甚至进一步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这样，寻求某种程度或范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价值共识，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需求。
一、社会的共同目标是道德价值共识形成的基础
社会的共同目标对维持社会和集团的秩序、实现社会和集团的共同目标起到重要的作用。社会的共同目标一旦形成，它在社会生活中就会直接影响到道德价值共识的内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思想、观点，以及相应的制度、设施和组织的复杂体系。在上层建筑中，政治上层建筑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一旦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思想上层建筑的内容和性质。社会的共同目标是属于政治上层建筑部分，而道德价值是属于思想上层建筑的内容，因此社会的共同目标影响到道德价值共识的内容和性质。我们的社会共同目标是什么?在1999年参加“九九《财富》论坛一上海”时强调中华民族历来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就是要实现全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今天中国所焕发出来的巨大活力，生动地反映出中国人民具有自由、民主地发挥创造力的广阔空间。中国有12亿多人口，社会生产力仍不发达，必须首先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不然其他一切权利都无从谈起。我国的宪法也十分明确：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我国社会的共同目标，它本身就是促进平等、自由的道德价值共识的形成。它们之间有共同的目标和经济基础。从历史的角度看，一种道德价值或观念要达成共识，都是以政治或制度等上层建筑达成一致为条件的。例如农业经济时代的男耕女织、忠、孝等观念转变为工业经济时代的法治、个人权利、民主等观念，就是以近代社会的政治观念、社会体制以及社会共同目标等形成的共识为基础的。
尽管社会的共同目标影响着道德价值共识的形成，但是我们同时还是要强调：道德价值共识的形成，根据的是社会的长远利益，它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团体可以强加于人的，而是全社会或至少是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认识。道德价值共识的形成中存在着一个威胁，就是道德上的霸权。道德上的霸权往往把一些不具有共识的道德观念或意识通过社会某一方面的权威和强制力加以推广、宣传，以达到维护自己的利益的目的。它带有一定的隐蔽性，人们在从众的心理支配下，也会出现盲从的现象。不过在一个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中，道德霸权既不可取，也不会有生命力。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价值共识的形成是一个过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价值共识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它的实践同样是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共识本身就是在社会整体和社会集团中的人们，通过彼此之间长时间竞争和协商出来的集体性同意。它就像是众多集合共同重合的部分，是社会公认的有益多数人的。它的形成必定需要一定时间的沟通。这时间有多长，当然取决于复杂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人们的素质发展水平。像“竞争”这一价值观念，人们也是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竞争事实不断增加而慢慢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共识也同样如此。但是，我们又不能把道德价值共识的实践行为过程性相对化，不能把它作为否认道德价值共识普遍存在的根据。恰恰相反，道德价值共识就是社会整体和社会集团中的人们通过竞争和协商，通过他们的不断理解和解释而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价值共识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并没有否认它自身普遍存在的可能性。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价值共识的形成又有什么基本前提?一是要建立充分进行道德对话的机制。在我国，广大人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它是通过众多关心自身利益并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公民表现出来的。公民们广泛地参与公共道德生活，并通过各种社会道德对话机制，如社团、媒体、与政府对话等形成“公众舆论”。通过这种“公众舆论”，不同的集团之间、不同的整体之间可以充分地展开道德对话，进而在一种相互商谈和协商之中达成某一共识。二是要运用民主程序。道德价值共识是建立在理智的对话基础之上，理智的对话需要一定民主的程序加以保障。它必须赋予道德对话者以平等交往的权利，并排除其他非通过民主程序进行商谈的压力。如道德霸权、政治欺骗、军事威胁等。这种民主的程序有利于人们自由的思考和辩论，从而逐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价值共识。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价值共识的形成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价值共识属于精神价值的范畴，具有精神价值的特征。它只能从现实中来又要回到现实中去。它要给现实的道德行为关系、道德行为冲突或困惑提供一种方向、目标。它的形成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的形成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素质。道德范畴中的平等和自由以及像互惠互利、公正等道德价值关注的核心始终是人的完善和发展。而人的完善和发展的其中一个目标应该是人的素质的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指两个方面，即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通俗地说，前者主要是为人的品德，后者主要是做事的本领。道德价值共识是不同利益、不同群体的人们经过相互协商、相互竞争而确立起来的，相互之间求同存异的基础。这是对为人品德的起码要求。同时它强调，个人的平等发展和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然性和必然性。它在客观上有利于人们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平等地实现自己的权利，从而在提高科学文化知识等方面有更广泛的空间。当然，道德价值共识对人的素质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它也有一个影响的过程。
道德经论文范文4
自20世纪70年代后殖民理论在赛义德所写的《东方主义》一书的触发下开始了其蓬勃发展。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打破了人们对“东方”一词一贯所持有的看法。实际上，“东方”只不过是在西方意识形态下所塑造的“他者”。[1]（P493）“东方主义的所有一切都与东方无关：东方之所以有意义完全取决于西方而不是东方本身。”[2]（P21）赛义德戳穿了隐藏在文化背后的权利运作。自15世纪有殖民统治以来，西方国家从没有停止对殖民地人民灌输西方制度和文化。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殖民统治也落下帷幕，但是在后殖民理论下殖民地的人们在文化和权利话语上仍没有超越殖民主义。战争仍然存在，只不过转战于没有硝烟的领域，尤其表现在文化冲突最激烈的翻译界。翻译不再是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中性行为，而成为“宰制和抵抗”的场所――西方想拿其价值观宰制他者文本，以适应其读者期待；而东方却努力抵抗，以与西方差异之处展现其存在。这种冲突尤其展现在古典文本的翻译上：古典文本翻译由来已久，不断地被重新表征（翻译），其翻译历程展现了西方文化殖民的轨迹。中国古老的文本《道德经》凝聚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其西方翻译历程更能展现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权利运作下所呈现出的各阶段的变形扭曲。
《道德经》被称为万经之经，在外国人眼中是智慧的“井泉”；在中国，其作为传统文化，是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因子，是构建中国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其巨大的能量却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从新中国成立后还未出版过一个由我国学者翻译的英译本，未免有点遗憾”，汪榕培先生在参观道教圣地白云观后深深感叹，并萌生了翻译《道德经》的想法，“作为‘一家之译’跟国外的百余种译本‘百家争鸣’一番，至少不必让中国读者去阅读进口的国粹了。”[3]（P28）汪先生的这段话发人深思。我们经常说要发展文化软实力，其实文化软实力就是发展文化。但中国最具有传统文化代表性的《道德经》文本却是在西方的主导下翻译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正如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所言：世界文化格局是西方书写东方而东方唯有保持缄默的局面。究其原因是东方各国经济的不发达直接造成了其在文化领域中的“失语”。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东西方文化交往与对话日益增强，蓬勃发展的东方文化对西方人愈来愈具吸引力。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弘扬东方文化，淡化东西方意识鸿沟，进行平等的对话，是他们应尽到的责任，是中华文化复兴之必然途径。
本文的《道德经》翻译阶段划分跟朱利亚?哈蒂的基本一致，其翻译大体上经历了从归化到异化，从西方中心主义到文化多元化时期这样一个过程。通过综述分析《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文本行旅，挖掘影响其翻译过程的因素。
一、《道德经》翻译的基督化时期
第一时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8―19世纪，是《道德经》的基督教化时期：基于历史环境原因，起初翻译《道德经》的主体大部分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受到游历中国的旅行家马可?波罗留世之书《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在16-18世纪，纷纷来到中国想要将他们推崇备至的《圣经》传播于“富庶有礼，神秘进步”的乐土。但是《圣经》文化与中国文化氛围不接，于是一些饱学之士就想在中国固有的文化土壤上即儒家文化上嫁接《圣经》，但是发现儒家文化是一种封闭的压制性意识形态，便转向重视道家，进而发现《道德经》是一个开放性的文本，所以就有了《道德经》文本在西方的大量翻译，并视其为东方智慧的源泉。这个时期的这些耶稣会传教士遵从教会的传教原则，采取了文化“适应”策略，走迂回路线，学习传教地区语言，尊重当地文化，承认其它文化固有价值。好多传教士应召来到中国，学习汉语，以便掌握这个民族的文字和文化，进而翻译中国的典籍传回西方让传教士学习汉语，为今后编写易为中国人接受的天主教教义打下基础。这个时期《道德经》的翻译目的多为西方人士学习汉语，采取归化策略以便西方人容易接受。这些传教士试图从《道德经》中寻找天主创造世界、灵魂不灭，以及天堂和地狱的踪迹。
待到19世纪末，西方列强完成了工业革命，他们不再仰视华夏文化，对中国开始了半殖民统治，对整个东方的文化也开始了蔑视的态度，认为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正如基督教通过翻译传播其圣经文化一样，殖民主义者也通过对东方他者文本的阅读和翻译形成殖民文化并在世界范围延伸。翻译活动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即：将他者话语变为自我话语，将他者带回本土，或者是将自我送往异邦。前者是西方人所擅长的，他们有着悠久的征服他者文化的历史：希腊对埃及、罗马对希腊的文化征服、文本的归化翻译都是很好的前车之鉴。为将东方民族臣服，他们又故伎重拾。一方面通过流畅的归化策略改写输入《道德经》之类的东方他者文本，另一方面又通过翻译输出其霸权文化，维护其种族中心主义政策，塑造其在殖民地人们心中的正面形象，从而收获其政治、经济利益。
二、《道德经》翻译的西方救治时期
第二个阶段大约是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到1970年之前，此阶段为《道德经》的西方救治时期：此阶段的《道德经》翻译仍是外国译者占主体，但是开始有异声出现，有华人译本以及华人和外国人的合译本，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这个阶段是西方文明进行反思求变的时期，他们在向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边缘文化汲取营养的同时也在重新界定其心目中的这些文化。西方经历了两次战争的创伤和经济大萧条的沉痛打击后，信仰迷失之中想要在东方文化之中寻找慰籍和救治西方精神荒芜的良方。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威尔逊总统大同世界的理想影响，美国知识分子的视野比较开阔，令他们对世界各国文化产生好奇及汲取的心态，他们通过各种路径吸收东方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约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道德经》翻译的鼎盛时期，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又处于50年代至60年代的旧金山文艺复兴时期，年轻一代在“逆向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中，不愿意在机械文明中活得无根、无目的，他们认为西方文明已破产，不断地寻觅精神的依托。这个时期的年轻人我们多称为“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实际上用胡菊人在《诗僧寒山的复活》的翻译“搜索的一代”更形象地描述了这一代年轻人的样态。《道德经》反战的思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恰逢时机地进入他们搜索的视野。他们想要颠覆父权思想运作下的美国政府强势霸权主义。因此，对于美国文化界来说提倡母权思想的《道德经》是时代的需要，是一种思潮。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比较倾向于接近大自然，追求个人的自由和发展空间，这都与他们的反叛“权利架构”的颠覆精神有关，但是这时候的推崇只是理想化的文化中国而不是现实的中国――现实的中国在欧美眼中只是落后令人恐怖的蛮荒之国。再加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禅文化在欧美盛极一时，推动了西方普通民众中对道家的狂热，道家文化混合着禅宗文化一起被接受，而且在西方接受的过程中“道家显示出了令人惊异的应变能力……道家开放性中蕴涵的多功能性使其具有吸引力……”[3]（P9）。当时欧美文化对其他文化特别是东方这些边缘文化仍享有相当的主控地位，所以，此阶段的《道德经》翻译仍是外国人占主体，归化作为翻译的主要策略。但是译者也注意到文本独特的语言形式美，试图追求与原文的忠实对等。然而，中西文化差别太大，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读者来说太过陌生。因此，在没有多少知识支撑的背景下，西方开始了对道家文化的接受。从西方社会整体来看，这种情况造成了对道家思想接受的创造性误解。西方人自认为的所吸收的道家思想，到如今只是一个混杂变形的道家文化。这是长久以来西方的国际话语权强势地位和中国的弱势地位造成的。这个时期的中国贫穷落后，在文化领域也是处于弱势，外国错误地阐释了自己的文化却无力反驳，西方遂把自己理解的《道德经》注入其所译的文本之中。这正如赛义德所言：西方书写了东方，东方只有维持静默[4]（P27）。
《道德经》翻译的第二个阶段处于殖民统治瓦解时期，但欧美社会仍主控话语权。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促进知识的更新，同时也打开了权利的通道。“知识带来权利，更多的权利要求更多的知识，于是在知识信息与权利控制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5]（P45）欧美不断从《道德经》吸取营养、丰富其文化资源。《道德经》作为后殖民翻译中的“他者”不仅是西方的参照物、凝视的对象，而且参与了对欧美文化的积极建构。“由于翻译在本质上是种族中心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平等交流。[6]（P11）在对欧美文化的建构中，文本的本土译者只是知识的提供者，而欧美译者才是内容的操纵者，话语权仍掌握在欧美的白人手中。东方就是在欧美的“凝视”中、翻译中变形、扭曲。欧美人以其文化优越自居，形成了对东方人的傲慢与偏见。由于这种傲慢与偏见形成了其民族中心主义，使得其不仅用武力征服东方而且在话语实践上（翻译的语言方面）也不自觉地践行其征服的心态，改写东方文本欺骗本国的读者，控制东方的文化。
三、《道德经》翻译的本土文化觉醒时期
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后：《道德经》的翻译热潮随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出土后到来。这时期的世界文化追求全球化、多元化，在典籍翻译领域主体多元导致翻译风格多元。这个时期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所言的第三世界的国家都处于文化自我觉醒期，他们反对欧美种族中心主义的流畅性归化翻译策略，指出流畅的归化策略是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文化自恋；支持采取不连贯的异化翻译策略，指出不连贯的异化翻译策略是殖民地人们的一种抵抗行为，展现了他者文化的存在。
中国在这个时期各方面发展日新月异，令国外学者竞相学习。富强民主的中国要求有更多的发言权，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道德经》的翻译曾经被宗主国打上了其深深的文化烙印，在异域旅行的过程中被主流话语重新编码、重新翻译，受到了“认知暴力”的挤压变形。正如斯皮瓦克所指出的那样：在这种旅程中，殖民地人们真实的历史记忆被抹去。[1]（P511）现如今“第三世界”要反抗“第一世界”的中心话语权，要通过翻译重述真实的历史，构建文化身份。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认为，后殖民的写作和翻译不是一种实录记忆，而是一种解开帝国主义的认知裂缝又不染上思乡病的记忆。[1]（P513）一方面要揭露和抵抗欧美意识形态对殖民地文化的渗透以及欧美白人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霸权行径；另一方面又不要在此过程中用过激的心态解读历史的翻译，在重建话语的过程中应保持客观的态度。
后殖民理论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道德经》此阶段的翻译采取不流畅的异化策略翻译较多。异化的操作不仅在词汇上逐字对译，有时为了颠覆目的语的文化规范，强调外国文本的异质性，译文中甚至会直接保留外来词汇。比如《道德经》文本中的核心词“道”和“德”都被直译为“Tao”和“Te”。但是异化过激，会使译文诘屈聱牙、晦涩难懂。所以在多元文化氛围中态度正确的译者在采取异化的同时也会为了便于欧美的理解适当转变翻译策略。这样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指导下，《道德经》译本充满了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所论及的“混杂性”。后殖民译者之所以在翻译《道德经》时会采取异化策略为主，是由于像《道德经》这样中国传统文化意味浓厚又在翻译的历史长河中曾被反复表征，在殖民时期受欧美意识形态操纵而变形失去了原语文化身份，它的异化再译在为了寻找那遗失的文化身份时，最具有颠覆性、代表性。
道德经论文范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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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论文范文6
【关键词】伦理 道德生成 综述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继续教育专项课题“医药卫生学校‘仁道’师德养成实践研究”（2012-JJ-007）。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2-0021-02
道德生成论，即道德是怎样生成的？它是关于道德主体自身德性以及外在道德规范如何形成的理论。是学术界一直讨论和研究的话题。但至今为止几乎没有论著对此作专门论述，有相关讨论也只是散见于各种作品之中。本文主要就道德主体自身德性形成理论的研究作综述。
一、道德生成的决定因素
古人探讨过人性孰善孰恶的问题，善恶本身就属于道德的研究范围。所以对道德生成的研究，可追溯到对“人性”的争论上。中国历史上有“人性本善”说。从道德角度上，学术界把这一观点称为内求论。它主要以儒家为代表，如孔子、孟子他们认为人生来就是善良的，道德的形成主要依靠人的内心修养，人们只要保持赤子之心，就能修成善良之心，即存心养性。在西方，与“内求论”相类似的有遗传决定论、自然成熟论、预成论等，他们认为“一两的遗传胜过一吨的教育”，代表人物有：霍尔、弗洛伊德、马斯洛等。
另一个观点是“外铄论”，即强调外部环境和后天学习教化形成道德。主要代表是墨家。荀子作为“性恶论”的代表人物也是外烁论的主要代表。在西方，与“外烁论”相类似的有“环境决定论”、教育万能论等，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哲学家洛克以及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等，他们认为人的心灵犹如白板，本身没有内容，可以任人涂抹，道德的形成也主要靠外在的强化或惩罚手段来加以塑造、控制、矫正。
二、道德生成的影响因素
王海明教授详细分析了道德与经济、政治、科学教育的关系。从而提示出经济、政治、科学教育对道德的影响。学术界也有大量作品分析了学校、家庭、社会等对道德生成的影响。
韦勇的《韦伯经济伦理的道德生成机制及启示》一文指出，韦伯认为只有拥有道德信仰，才能从内心深处唤醒人们的良知，在经济行为中，才能自觉地遵守道德。同时指出经济基础、事业基础、心理基础、信仰基础四个统一，促使人们愿意遵守道德。
包德敏，何晓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年道德生成浅析》分析了市场经济对青年道德生成的影响。指出：青年道德在大事件中得到体现和弘扬；在反思中得以提高和升华；经济发展是道德素质发展的基础；文化育人是道德素质提升的关键和支撑。
暴占光的《大学生网络生活中道德理性判断与生成策略》一文，分析了网络对道德生成的影响。要求：加强主流价值引领，培养学生道德评价和道德认知能力；实施校园文化推动，提高学生道德自律和道德意志水平；推进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化，增强学生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意识；树立先进典型示范，优化学生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
方乐莺的《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中的道德生成机制研究》指出：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理解是道德理解的基础；基于信息的接受是道德认同的过程；信息再次传播是道德实践的社会表现方式；社会责任意识生成是道德生成的最终价值。
白元凤的《关于道德环境与道德主体性生成之关系的思考》一文指出，道德主体性的产生和不断提升是道德环境的必然要求。道德环境是道德主体性生成的认知基础。
西南大学宋义强的硕士学位论文《道德人格生成论》提出，道德人格的真正形成是对人内在心性的提升，是人性与社会的有机协调和统一，是个体幸福和社会良序的和谐。同时，德育的方法也不应该只满足于政治化、权威化的强化灌输方式，应走向人的内心和情感。
彭根来，靳红的《论未成年人道德生成和发展的几个要求》指出，未成年人道德的生成和发展有人性化、规范化、阶段性、主体性等四个方面的规律和要求，所以，人性化发展要求承认其个性与差异性；规范性发展要求确认其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观；阶段性发展要求确认其道德发展的相对性；主体性发展要求确认其道德发展的主动权。从中可以看出，道德的生成受道德自身特点及道德生成规律的影响。
三、道德生成的路径
孟子从“人性本善”为起点，提出了人内心先天具有“仁义礼智”四“善端”，如果人们不断地进行反思，认识到自己内心的善端，并在实践中不断躬行就能成为道德高尚的君子。
英国著名教育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彼得斯提出了个体道德发展的三个阶段：自我中心阶段；规则遵从阶段；自律实现阶段。
皮亚杰作为伟大的认知发展心理学家，把儿童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分为三个阶段：前道德判断阶段、他律道德判断阶段；自律道德判断阶段。
著名道德发展心理学家科尔伯格把道德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三种水平、六个阶段。三种水平由低到高依次为：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后习俗水平。六个阶段分别为：服从和惩罚的道德定向阶段、相对论者的快乐主义定向阶段、好孩子定向阶段、维护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定向阶段、社会契约定向阶段、普遍道德原则的定向阶段。
方乐莺的《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中的道德生成机制研究》指出：个体道德的形成是个人在社会活动中认识到社会公共意义上的伦理范式即公德。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道德意识，最终形成道德实践的过程。
刘丽惠的《中国传统道德的生成路径及其启示》分析了中国传统道德的生成路径：从“天人合一“的理念出发，寻求道德的自然基础；按人的自然性不断推演出道德原则；最终又归于自然的境界中，达到一种永无止境的升华。
西南大学宋义强的硕士学位论文《道德人格生成论》提出了道德人格形成的过程与机制，第一阶段：产生道德需要――产生内在驱动力；第二阶段：形成道德认知――外在价值刺激与内在思维相互作用；第三阶段：主体道德认同――个体接受外在价值刺激；第四阶段：社会道德内化――道德自我同一性建构；第五阶段：个体道德外化――形成完整道德人格。
四、道德生成的方式、方法或生成途径
学术界普遍认为，道德的生成离不开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大致分为三种模式：说教模式、生活体验模式、说教与体验相结合的模式。说教模式是一种传统的道德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主要采用自上而下的，用外部的力量灌输给受教育者，强迫受教育者接受。生活体验模式，主张由受教育者自主判断和选择自己所能理解与可接受的体认、感悟与化通，从而表现出对受教育者主体性的高度尊重。
王海明教授在品德的培养方法上，提到了言教、奖惩、身教、榜样、学习、立志、躬行和自省等八种。
刘丽惠的《中国传统道德的生成路径及其启示》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道德生成的基础和最终目标；“由近及远”、“推己及人”是中国传统道德生成的思维方法；“修身为本”、“知行相须”是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途径。“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后觉效先觉”、“反省”自律是中国传统道德中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同时提出当前道德建设应：重视社会道德建设的现实性、实践性；逻辑推演；榜样的作用。
首都师范大学朱慧玲的硕士学位论文《孟子道德生成论及其现代价值研究》在进行道德教育方面提出：道德认知和实践相结合，注重道德情感的培养；贯彻全面性和层次性教育。
程建坤的《道德生成模式：训练，教育，交往》提出，训练：形成道德行为习惯；教育：固着道德信念；交往：实践道德规范；“训练―教育―交往”模式，汲取了以实践为核心的生活体验模式的积极因素，同时又涵盖了以“道德知识传授，道德判断能力训练”为主要内容的说教模式的合理成分。
程肇基的《体验学习：青少年道德生成的基石》：“人的道德成长是在解决道德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而道德问题的解决又是在情境冲突下知、情、意、行的体验过程中所发生的”；品德作为个体的稳定心理特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体验学习建构生成的。因此必须让青少年在体验中学习道德。
王志义的《孔子的教育与人的道德生成思想》一文分析了孔子思想中的六种善德：仁、知、信、直、勇、刚；六种恶德：愚、荡、贱、绞、乱、狂。文中指出孔子善德生成方式是好学，孔子恶德生成方式是不好学。所以他认为道德的生成途径主要是“好学”。
阳德华的《生活路径：促进青少年真性道德生成的适切之举――从知、情、意、行的角度》一文认识到了生活路径的重要性。得出：生活现实为青少年检验道德知识、发展道德认知能力提供了原生态环境；生活路径是青少年体验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的最佳途径。
另外：刘惊铎的《道德体验论》一书，重点研究了道德生成的重要途径：体验。王健敏的《道德学习论》一书分析了学习在道德生成中的作用。霍翠芳的《论道德在实践中生成的教育意蕴》一文指出，道德获得的主要途径是实践。刘万路，乔红丽，祝娟，杜刚的《道德在对话中生成》一文分析了“对话”在道德生成中的作用。西南大学宋义强的硕士学位论文《道德人格生成论》提出，德育的方法也不应该只满足于政治化、权威化的强化灌输方式，应走向人的内心和情感。
河北师范大学李海的学位论文《学校道德自律教育研究》从另一个侧重分析了道德生成的途径：自律。指出，道德自律教育的内容：社会道德规范教育；道德责任感与耻感的培养；自我辨析与选择能力的培养；自我监督与控制能力的培养；自我道德评价能力的培养。道德自律教育的方法：价值辨析法；情境感受法；践履法；慎独法；对话法。道德自律教育对教育者的要求：树立现代德育观，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做道德自律的表率。
五、现有研究的意义与不足之处
综观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对道德的生成问题认识比较清楚，他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但不可否认，在道德生成论的研究中还存在某些不足之处，表现在：（一）在某些问题研究上还不够深入、全面、系统。（二）关于道德生成论问题虽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探讨，在一些作品中也有所触及，但至今仍然没有专门的论著。（三）研究的角度上，大多是从心理学或社会学、教育学角度进行研究，而道德作为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更多的应该从伦理学角度进行研究。（四）研究的对象上，主要针对儿童、青少年等未成年人，很少有学者研究成年人的道德生成问题。（五）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道德生成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基本上没有关于职业道德生成问题的研究。
总之，道德生成论问题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有待更多学者的充分重视，有待更深入、具体的研究，有待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领域的不断创新，我们期待更多研究成果问世。
参考文献：
[1]毛伟.当代大学生道德生成研究[D].海南：海南师范大学，2012.
[2]宋义强.道德人格生成论[D].重庆：西南大学，2008.
[3]胡承槐.论道德的生成及对当前道德精神困惑现象的透视[J].教学与研究，200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