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集范文1
唐诗史研究有一个基本目标，即:将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唐诗作品甄别出来，并从唐诗发展史的角度进行述评。文学史著作论析唐诗，也具有类似的评选功能。由于对唐诗进行学理性评论和系统接受是从宋代开始的，因此著者在撰写文学史时，比较重视宋代以来学者对唐诗的看法，而对唐诗在唐代的实际影响，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而造成一些疏漏。“唐人选唐诗”反映了诸多唐诗在唐代的影响，这对于我们认识文学史论著在选评唐诗方面的得失，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史选与唐代选本离合情况举例
文学史著作对于唐诗大家的成就，一般会分类述评。有些在文学史著作中被强调的诗歌类型，也是“唐人选唐诗”所重视的。有些在文学史著作中被强调的诗歌类型，却是“唐人选唐诗”所忽略的。有些在现存唐代唐诗选本中被重视的诗歌类型，则不为文学史著作所关注。①以李白诗而言，文学史著作一般将其乐府与歌行类诗作当作最主要的成就，②［1］在唐代诗选家中，殷璠《河岳英灵集》最早认识到李白的乐府诗成就。《河岳英灵集》选录李白诗十三首，以乐府或歌行面目出现的就有十一首。③《河岳英灵集》并品题云: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尝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诸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④［2］120－121殷璠用“志不拘检”评价李白的气质，以“奇之又奇”评价李白善于创新诗体，后来白居易《与元九书》说“李之作奇矣才矣，人不逮矣”，［3］961应该就是对殷璠评语的继承。《河岳英灵集》的选诗和评语说明，李白乐府诗和歌行体所取得的成就，在其生前已经被读者所认识。此外，《又玄集》选李白诗4首，2首乐府，2首歌行。《才调集》选录李白诗28首，乐府和歌行占21首。而且，《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才调集》选录李白的乐府与歌行，在题材上涉及言志、抒怀、应酬三类。不难发现，李白善于用乐府体、歌行体表情达意，其所臻抵的驾轻就熟程度，给唐代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说，文学史著作重视李白的乐府与歌行，与“唐人选唐诗”相一致，反映了李白诗在唐代的实际影响。李白绝句的成就，到明代已被确认，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云:“李白五、七言绝，字字神境，篇篇神物”。［4］108
基于此，文学史著作对李白绝句，一般都要专门加以阐述。这一点，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的情况有较大出入。考察现存唐代唐诗选本，《河岳英灵集》选录李白诗13首，只有《答俗人问》1首绝句。《又玄集》选录李白诗4首，没有五、七言绝。《才调集》选录李白诗28首，只有《相逢行》一首貌似近体五言绝句，但仍然以歌行为题，且用“阿那边”这样的口语，实际上不能算是标准的近体五言绝句。如果说，“唐人选唐诗”能够代表唐人对李白诗接受和认识的情况，那么《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才调集》的选诗倾向表明，李白绝句的成就，在唐代还没有引起重视。文学史著作接纳唐后学者的诠释，重视李白绝句，体现了学术的进步。而《才调集》选录李白诗的题材倾向，反衬出文学史编撰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据《唐人选唐诗新编》统计，《才调集》所选李白诗28首，除《古风》(3首)、《赠汉阳辅录事》外，均与男女情事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李白诗歌在题材上的特点，而韦縠对此显然是持肯定态度的。实际上，李白诗歌在唐代得以流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题材通俗易懂，如王安石所谓:“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5］1538
可能是基于人文教育的宗旨，文学史著作几乎都试图将李白塑造成具有完美人格且能代表盛唐文化的诗人，因而忌讳谈这一点。因为提及这一点，不免损害李白的崇高形象，如王安石所谓:“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5］1538－1539这样处理，忽略了李白诗歌在题材上最为重要的特征，因而对揭示诗歌发展真相形成不利因素。文学史编撰者这种“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心理，与唐诗史研究所需要的求实、求真精神，是有一定距离的。以杜诗而言，文学史著作一般都要专门介绍杜律，这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的情况比较一致。在唐代唐诗选本中，现在所能知道的，仅《又玄集》选录杜甫诗7首，①［6］193－194所选均为五、七言八句律诗。由于元稹早在中唐时期就撰写了《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指出杜律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因此韦庄推崇杜律并不具有新意。但韦庄选择这七首杜律为《又玄集》压卷，则表明唐人已经认识到，杜律不仅可以代表杜诗的成就，而且也可以代表整个唐诗发展的成就。文学史著作推重杜律，体现了今人对唐诗发展的主要成就有准确认识。
至于文学史著作所普遍关注的杜甫“诗史”类作品，在现存唐代唐诗选本中则未见得到认可。那么，在“唐人选唐诗”之外，杜甫“诗史”类作品在唐代以一种什么样的面目为人所认可呢?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则强调其时事性，一则强调其叙事性。前者以中唐白居易为代表，他在《与元九书》中说: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3］961这里，白居易显然是把杜甫“诗史”类作品当成符合《诗经》传统、对时政现实有讽喻功用的风雅之作。后者以晚唐孟棨为代表，其《本事诗》强调“诗史”类作品反映了杜甫在“禄山之难”中所遭遇的社会现实: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7］15
显然，孟棨已经认识到杜甫“诗史”类作品具有叙事性强的特点。从“唐人选唐诗”的整体倾向来看，时事类和叙事类诗作在唐代地位不高。叙事类和时事类诗作在表现方法上是以写实为主，而辅以议论，一般地说，这是史家擅长的笔法。杜甫将史笔化为诗法，在今天看来，这于唐诗发展无疑是创造性的贡献;但在当时，就不免会因为其偏离诗法之正统而令人感到有些陌生和怪异。而且，叙事类诗作具有乐俗倾向，以其将诗歌娱情悦性的崇高功用降格为好奇以悦众的市井小道，所以不为唐人看重。白居易最为有名的两篇叙事诗《长恨歌》与《琵琶行》，虽然达到了“童子解吟”、“胡儿能唱”的流行程度，［8］803却并不被对白诗甚为青睐的《才调集》所选录，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杜甫诗史类作品兼具时事性与叙事性，其不被“唐人选唐诗”所重视，是必然的遭遇。又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世家，而某些杜诗就体现了其忠君爱民的儒家思想，这些可以视为“言志”之作。因为杜甫“言志”类诗作有着深沉阔大的思想境界，表现出了令人崇敬的士人人格，对后世正直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文学史著作一般也都很关注这类诗歌。而这，与“唐人选唐诗”的选录情况大相径庭。虽然由于文献不足，我们难以完全了解唐代唐诗选本选杜的情况，但结合其选诗的整体倾向，可以判断这类杜诗不受选家青睐。#p#分页标题#e#
如上所述，现存唐代唐诗选本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了几种主要的选录倾向，早期以“选秀”为主要倾向，中期以“玄”这一审美性为品评宗旨，后期以“才调”为选录标准。而“言志”类诗作与此三者无关，其不被诗选家视为唐诗的主流，是显然的。况且，杜甫一生官宦未曾显达，早岁旅食京华十年，不仅堕落至“衣不盖体，尝寄食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的困境(《进〈雕赋〉表》，《杜诗详注》卷二十四)，而且于窘迫之际曾不分是非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诗详注》卷一)。后世读者可以忽略这一点，而赞赏他“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崇高精神。但唐朝的读者则可能介意这一点，而视之为不合时宜。显然，言志类杜诗在中晚唐、五代时期难以产生巨大影响，其不被“唐人选唐诗”所收录，正在情理之中。
二、被文学史著作普遍忽略的诗作举例
有些唐诗作品被多种现存唐代唐诗选本选录，究其原因，或者是因为该诗流行一时，或者是因为该诗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就后一种情况而言，有些见录于多种现存唐代唐诗选本的诗作尚未得到文学史编撰者的注意。兹举皇甫冉《巫山高》、祖咏《苏氏别业》两诗为例加以说明。皇甫冉《巫山高》在中唐时期备受推崇，《中兴间气集》、《御览诗》、《极玄集》都予以收录。范摅《云溪友议》卷上记载刘禹锡过巫山时“悉去千余首”以《巫山》为题的诗作，仅保留了四首，并为白居易所认同，皇甫冉“巫峡见巴东”诗就是其中之一。［9］568这说明，皇甫冉《巫山高》在中唐时期声名极盛传诵一时，其被“唐人选唐诗”所重视，在很大程度上就与此有关。不过，皇甫冉《巫山高》之所以被唐代诗选家所重视，还因为这首诗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范摅《云溪友议》提到，至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以《巫山》为题的诗作竟已达到千余首。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选载《巫山》诗计二十首。［10］(238－243)
唐以前的，有齐朝的虞羲、王融、刘绘和梁朝萧绎、范云、费昶以及陈朝后主、萧诠等人的八首见录。唐代同题诗作早于皇甫冉的，有郑世翼、沈佺期、卢照邻、张偱之、刘方平等人的五首见录。由此可见，以《巫山》为题的诗歌，在皇甫冉之前已经形成了未曾间断的创作传统。以刘禹锡、白居易诗才之盛，如果皇甫冉《巫山高》与其它同题诗作相比，不能显明特出的文学史意义，恐怕是不会受到赏识的。那么，其文学史意义到底何在呢?一则，皇甫冉《巫山高》有意而且有效地继承了巫山诗的创作传统。这既包括对齐梁时期旧制的模仿，如孟二冬《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所指出的，皇甫冉《巫山高》与梁朝的同题诗作在“遣词用句以及情调风格上都基本相似”;［11］也包括对入唐以来新作的效法，如方回《瀛奎律随》卷四所指出的:“此诗与杜审言、陈子昂诗法相似”。［12］164由于该诗的整体格局系脱胎于旧制，因此全诗在写法上自然就呈现出雅正的特点。二则，皇甫冉《巫山高》成功地超越了巫山诗的创作传统。关于这一点，高仲武有明确认识，他在《中兴间气集》中评论皇甫冉诗说:“《巫山诗》终篇奇丽，自晋、宋、齐、梁、陈、隋以来，采掇者无数而补阙独获骊珠，使前贤失步，后辈却立。自非天假，何以逮斯!”［2］480
若结合具体作品分析高氏评语，则首联为巫山拟出类人的活泼飘渺形态，尾联以清猿长啸牵引黯然销魂之情，这是该诗的奇处。至于中间两联，妙在拆用《高唐神女赋》中的“朝云暮雨”之典浑然不使人觉而且对仗工整，这是该诗的丽处。用语秀丽而使全诗呈现出清奇的特点，为以前的同题诗作所不能及。可以说，皇甫冉《巫山高》的出现，证明了齐梁诗风在唐代不仅继续发挥着影响，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皇甫冉《巫山高》所表现出的清雅诗风，又正是大历诗风典型的审美形态。因此，皇甫冉《巫山高》为大历诗风对齐梁诗风的继承与超越提供了一个极为确切的例证。其文学史意义，是非常显著的。即就此而论，皇甫冉《巫山高》在唐诗史著作中无疑应该写上一笔，但目前的文学史著作几乎都忽略了这一点。如果我们根据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所选和所论来为肃、代两朝的诗人及诗作选秀的话，最有代表性的诗人自然是分列上、下卷之首的钱起与郎士元，轮不到皇甫冉;但若论代表性的诗作，则无疑首推皇甫冉的《巫山高》。如此，我们就不禁要反问:既然张若虚能以《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最终在唐诗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那么像皇甫冉《巫山高》这样明显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佳制竟然不被纳入文学史著作中作重点介绍，这是否有失公允呢?祖咏《苏氏别业》①也应为文学史著作关注，但实际上已被忽略。
《苏氏别业》见录于《河岳英灵集》、《国秀集》、《极玄集》、《又玄集》，可以说是盛唐、中唐、晚唐诗选家一致推许的诗作。姚合编选《极玄集》，以大历时期诗人的作品为主，于盛唐仅选录二人作为“极玄”的典范，祖咏当其一，诗被选五首，而《苏氏别业》就在其中。那么，《苏氏别业》为什么会被诸多唐代诗选家所推崇呢?我们可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苏氏别业》是以园林为题材的唐诗典范。在唐代以前，谢灵运游历山水，陶渊明参与农耕，为山水诗和田园诗创作树立了典范。虽然唐代王绩、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继承和发展了这两种创作传统，但就其典型性而言，都没有超越陶、谢。唐代能与谢之山水诗、陶之田园诗相媲美的，是园林诗。现存唐诗中有大量优秀的园林诗，可以说明这一点。而别业，就是唐代园林的重要形式之一。祖咏《苏氏别业》以“南山当户牖，澧水在园林”和“竹覆经冬雪，庭昏未夕阴”两联，将山水纳入园林写，展现了与山水诗相区别的园林诗特色。而且，《苏氏别业》写出了园林之于唐代士人的基本功用。
在这首诗里，诗人自己是别业的访问者，对自然山水的游赏和隐居情景的体会，都只是暂时所选择的休闲方式;而不像陶、谢那样，以游赏山水和隐逸田园作为基本生存状态。不仅前来访问的诗人祖咏如此，主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别业既以“别”为名，显然是在公事之余用于休闲的。可以说，将游赏山水的雅致、远离尘嚣的隐逸情怀由持之以恒的生存状态，分解为收放自如的片段生活享受，这正是唐代园林的情趣之所在。《苏氏别业》一诗对唐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园林情趣作了典型反映，因而为诸多诗选家所赏识。但《苏氏别业》作为有唐一代园林诗代表作这一点，唐诗史的编撰者似未有明确认识。实际上，自然风景题材是唐诗的大宗，但唐诗史的编撰者仍只是将这些诗作区分为山水、田园两类，而忽略了唐代园林诗已足以自成一类。从山水诗、田园诗的角度看，《苏氏别业》仍然是一首好诗，但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只有从园林诗的角度看，其相对于山水、田园诗的特殊性以及在同类题材诗作中的重要性，才能够显明。“唐人选唐诗”推重祖咏的《苏氏别业》，说明这首诗的文学史价值在当时已得到理解。而文学史著作忽略了这首诗，则反映了今人对于唐代园林诗所达到的成就，认识尚不够深入。#p#分页标题#e#
三、被文学史著作普遍误解的诗作举例
从“唐人选唐诗”的角度看，文学史著作在选评唐诗时，尚有不妥之处。某些诗作是应该进入文学史著作，但编撰者在评价时有偏爱之嫌。而有些诗作，不仅其进入文学史著作的方式存在问题，至于其是否应该进入文学史著作，也是需要讨论的。兹以王维山水田园诗和王翰《凉州词》为例，对这些问题略作说明。一般文学史著作受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一经典评语的影响，把王维山水田园诗当作介绍的重点。有的论析更为透辟，认为王维精悟禅理的思想素质，使他的山水田园诗境界自高。这样安排诚然有道理，但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的情况不相符合。现存唐代唐诗选本选录王维诗，纯粹的山水诗仅《又玄集》所选《终南山》一首，算不得受关注。而乐府诗与应酬诗，所占比重极大。据《唐人选唐诗新编》统计，《河岳英灵集》选录王维诗15首，《息夫人怨》、《婕妤怨》、《渔山神女琼智祠二首》、《陇头吟》、《少年行》等6首为乐府诗，《赠刘蓝田》、《入山寄城中故人》、《淇上别赵仙舟》、《寄崔郑二山人》、《初出济州别城中故人》、《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等6首为应酬诗。《国秀集》选录王维诗7首，《河上送赵仙舟》、《初至山中》、《成文学》、《送殷四葬》等四首为应酬诗，《扶南曲》、《息妫怨》等二首为乐府诗。《极玄集》选录王维诗三首，均为应酬诗。《又玄集》选录王维诗四首，《观猎》、《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送秘书晁监归日本》等三首为应酬诗。《才调集》选录王维诗二首，《送元二使安西》为应酬诗，《陇头吟》为乐府诗。如果说，“唐人选唐诗”反映了唐人对王维诗接受的大致情况，那么王维透露着禅学思想的山水隐逸诗并没有得到唐人重视，就显而易见。
从现存唐代唐诗选本看，王维诗“写景如画”的特点已经被殷璠、韦庄所明确认识，但在《国秀集》、《极玄集》、《才调集》中却没有被强调的迹象。即使在《河岳英灵集》、《又玄集》中，所选王维诗能体现“写景如画”特征的，也主要不是指王维以写景为题材的诗作整体，而是指应酬诗中“写景如画”的秀句。比如，《河岳英灵集》“王维”条品藻集内诗句“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就出自《淇上别赵仙舟》。而《又玄集》中“写景如画”的秀句“隔窗云雾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镜中”与“林下水声喧语笑，岩间树色隐房栊”两联，出自《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而像“分野中峰变，阴晴万壑殊”这样的秀句出自写景诗《终南山》，就“唐人选唐诗”而言，属于例外情况。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王维高超的写景技巧已为唐代选家所重视，但其写景诗本身却未被选家关注。最明显的表现为，后世学者公认体现了“写景如画”特征的辋川系列诗作，唐代诗选家一无所选。原因在于，唐代之前已有“诗言志”、“诗言情”、“诗写意”、“诗绘景”等方面的诗歌创作实践，而且这些在理论上也已得到明确认识。唐诗之胜，在于兼综上述诸多创作倾向而有之。王维的辋川之作，大致被当朝人视为未能体现唐诗之胜的单纯写景之作，而遭到选家的冷落。可以说，文学史著作将山水田园诗视为王维的主要成就，有以偏概全之弊。文学史著作应根据“唐人选唐诗”，增加介绍王维应酬诗和乐府诗的相关内容。对有些唐诗作品，文学史著作的选与评，均有不妥之处。比如王翰，现存诗作虽然不多，但其七绝《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一般要被当成盛唐诗歌的杰作引入分析。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的情况看，文学史著作仅仅选录这首诗，有不当之处。《国秀集》选录王翰诗《凉州词》二首，其一为“葡萄美酒”篇，其二为“秦中花鸟”篇。从二诗所写的时间和内容看，这两首诗前后相续连为一体。
现代诗集范文2
雁西:是啊,时间总是在飞速的离开,诗歌却会在时间中渐渐沉静下来。一首好诗或者一本好的诗集当然需要时光的锻造,《致爱神》便是爱在时光中的闪烁和永恒,她不仅仅四年,几乎是我青春和爱情理想的全部意义和文本。这本诗集的诞生是因为气候形成且水到渠成,我非常幸运也非常激动,能够完成《致爱神》是我一生的幸福。
记者:《致爱神》顾名思义是本爱情诗集,雁西老师可以透露下这本诗集是为谁而作吗?
雁西:呵呵,很多朋友都问我这个问题。当然是为爱神而作,她可能是某个人的化身,也可能是为心中的女神或者想象中的至高无上的爱神,在心中隐隐约约有一种东西在牵引着我倾诉和表达,她是清晰的又是模糊的,她是生活的,也是想象的,我知道她是谁,她也知道我是为她而作,我不能说出她的名字,因为她就是爱神的化身。
记者:像您以前的诗集《走出朦胧》《活着的花朵》等,再到现在的《致爱神》,基本都和爱情有关。那您个人对待爱情是怎样的态度?
雁西:看来你没有认真看我的以前的诗集《走出朦胧》、《活着的花朵》等。我的诗歌爱情诗占的分量很重,但不是都和爱情有关。我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写诗,粗算起来也有20多年了。诗歌伴着我的成长、成熟和转变。第一本诗集《走出朦胧》,可以说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走出朦胧”的潜台词代表我从青少年时期对生活对情感对人生所朦胧都结束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对人生和事物的不断感悟,我感到了自己内心世界的变化,许多曾经的朦胧渐渐从意识中减退。我到北京以后,对生活、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比较,有了更多的沉思,也有了更广阔的思维。后来我出了第二本诗集《世纪末梦中梦》,可以说这是我在人生道路上走出朦胧开始成熟的标记。后来我又到海南闯荡,几番风雨几度春秋,别样的人生体验又激发了我特别的灵感。我对天和地、对人与自然、对神与魔、对生命本身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思考,第三本诗集《永远的鸽群》就是在这种心境中完成了。那本诗集可以说是我的生命走向成熟的里程碑。每年春节回到家里,望着父亲脸上增加的皱纹和新添的白发,我对生命有了更多的反思和痛楚。生命是美好的,生命又是有限的,任何人也不能阻止生命走向衰败和死亡。年过30的我突然悟到了生命的可贵和无奈,淡淡的惆怅和生命的紧迫感令我浮想联翩,因此才有了第四本诗集《活着的花朵》,这可以说是我对生命的一种企盼,一种美好的愿望,是希望挖掘生命中更多的美。“活着”这两个字含义很深刻,我希望自己在有限的生活里感悟无限的东西。第五本诗集《时间的河流》是对时间的领悟和疼痛的表达。《致爱神》是自己告别爱情的最后献礼和花朵。
说到爱情的态度,这方面我还是很传统的。我父母的感情非常好,家庭气氛也很和谐。我渴望像父母那样的感情生活,希望日子过得安定舒适,两个人相亲相爱,相敬如宾。我希望一生一世去认认真真地去深深地爱一个人,当然她也深深的爱我。但生活往往不尽人意,呵呵,不好说。
记者:雁西老师,您的这本诗集除了诗歌本身,您感觉与以往创作的诗集最大的不同在那里?
雁西:最大的不同是以往是一首首诗歌组成,而这本诗集是一首长诗,一首爱情长诗,2328行,有人说是中国现代爱情诗歌最长的一首爱情诗。还有就是设计非常精美,用80后当代女艺术家伊慧的油画作为封面和插图,诗画结合的形式使诗集相映成辉。
记者:看过《致爱神》,这本诗集在设计上的确花了不少心思。您为何选用80后当代女艺术家伊慧的油画作为封面和插图?
雁西:可能是我的这本诗集和艺术家伊慧的画有缘吧,就在我要出版《致爱神》时,我看到了她的画,我非常震惊,因为她的画仿佛就是为《致爱神》而作,画的颜色和意境以及主题十分接近,伊慧的画唯美、抒情、浪漫,有着一种爱情的回忆和忧伤之美,透露着宁静、淡泊、典雅和善良,清新、婉约、含蓄的意象让我看到爱神的影子、艺术的崇高与美好。心灵的鸽子,飞向广宽的蓝天,抵达一种精神的永恒。
和80后当代画家一起联手隆重推出了《致爱神》,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正如伊慧所说:“我相信这本诗集在诗画界中一定会引起极大的关注和好评。这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贡献开创了新的先河。这本诗集尝试了诗歌与绘画的表现形式的结合,我认为这极其巧妙,这将为读者开创一种新的阅读的可能性。”
记者:会不会担心读者在看到《致爱神》这本诗集时会感觉太女性化?
雁西:不会,因为《致爱神》是献给女神的,女性化一些反而适合。
记者:当代诗歌界应该不乏“80后”“女诗人”,您是怎么看待“80后”和“女诗人”身份问题的?
雁西:呵呵,当代诗歌界80后女诗人的确非常活跃,尤其是在网络上。她们的诗歌先锋、自我、自由,无论是形式和内容都更加进入内心。她们是中国诗坛的十分引人注目的风景线,她们当中不乏优秀诗人。
记者:雁西老师的《致爱神》有当代诗歌界著名的诗人、评论家做评论。您自己怎么评价《致爱神》这本诗集以及在当代诗歌界所占有的位置?
雁西:呵呵自己评价自己?还是让评论家和时间去评论吧。不过,可以告诉你,我自己对《致爱神》还是比较满意。
记者:雁西老师,您是当代著名的诗人,从事诗歌创作那么久,您个人对待诗歌的观点是什么?
雁西:诗人就诗人,我不喜欢所谓的著名诗人,在当代已经没有著名诗人了,因为老百姓基本上不看诗,他们不太知道诗人。诗歌是艺术中的贵族,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接近她和热爱她。诗歌的独感性和崇高性决定了不是普通的人能够与诗有缘和享受诗歌的馈赠。能够选择诗作为回归宁静或接近神明的方式无疑是有眼光的。诗浸透着一种典雅、高贵和纯粹的品格,这或许就是我心跳的原因和生存于人间的光芒。诗像晶莹的水珠在阳光下一览无余又折射出七彩的绚丽。
诗的创造过程,也就是一种生命的再创造过程。当你思索永恒的东西,你也就变成永恒。而诗歌的天使在永恒中才能呈现其真正的魅力。站在历史的地平线,遥望未来的季节,诗人可以穿过神秘,穿过空间和时间,在年轮的转动中找到一种永生东西,表现出一种深邃、辽远和大气,试图在历史的轨道上留住自己的星辰。诗人们已经越来越感觉到,语言,已开始成为诗人铺就诗行的一种障碍。许许多多美好的感觉,在心中很美妙,但要变成诗却很难以达到诗与灵魂同步。在意象的选择上必须有独到之处,意象有机的组合成一幅画,一种闪在精神存放的亮光。诗人必须以诗的意象和艺术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对生命和世界的体验、顿悟和阐释。
记者:雁西老师,您觉得您是什么样的诗人?好的诗歌是文字密码吗?
雁西:诗歌,有时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她象征着生命的符号,给你的往往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印象、一种幻想。我是位宁静而伤感的诗人,不少诗句是在深深的压抑之中诞生的,我常常感到生命之河缓缓流动,由遥远而亲近,由凄楚而欣慰,交织着复杂的情绪。把生存的焦虑渲染到无以加复的境界,怀念或回首在陌生的季节飘逝,诗在浪漫中表达一种真实与飘逸的感觉,就像一片云有时停在山巅,有时又随风而去,像海市蜃楼一样,既非虚幻,又非真实,而是介于真实与虚幻之中,这使诗有一种羽毛飘向天空的轻灵美。
好的诗歌是文字密码,但不应该仅仅作为文字密码,更不是思想之外的东西。我理解或欣赏的诗歌状态可以是文字密码的形式,诗人需要寻找通向诗歌精神内核的钥匙,但钥匙却是人的心脏。没有思想的世界,是自由的世界,也是灵魂飘忽不定的状态,诗人或诗歌没有思想,只剩下诗歌躯体,和常人并无异样,那诗歌存在又有何用?好懂和不好懂不是评判诗歌好坏的分界线,好懂的诗歌和不好懂的诗歌都有好诗。
记者:我们知道雁西老师是位公益爱心诗人,像前些日子玉树地震,雁西老师和中国诗人志愿团一起达到了玉树慰问采访,雁西老师以后在公益方面还有一些怎样的想法?你如何看待中国诗人的使命和责任?
雁西:2010年4月23日至28日作为“中国诗人抗震救灾志愿者团”成员和代表现代青年杂志社在青海玉树灾区当志愿者,这是我一生中做了一件最了不起、最难忘的一件事,我对自己的行动充满感动,并以此感激生命和爱。我是个普通的诗人,08年在汶川地震时,曾和诗友们共同倡议做人民的诗人。因为在我看来,做人民的诗人,为人民写诗,忧人类之忧,为人类写诗,应该是当代诗人的使命,特别是在国家有难之时,诗人应富有公益爱心并承担起社会使命。这次奔赴玉树,就想做一个玉树人,一个玉树的诗人,一个玉树的志愿者,用自己的手去牵玉树人的手,用自己的心去温暖另一颗心,和玉树人在一起,用诗去感受生人民的诗人命,感受人间真情,感受祖国的召唤。在玉树的每天,令我的心灵得到洗礼和震撼,有无数的平凡的人在玉树闪烁不平凡的光芒,这种人性的美和光芒,有着崇高的人格力量,使我看到了平凡中的伟大,心灵崇高诗歌才会变得崇高。温暖玉树,温暖大地和生命,让我们的血液像水一样静静地流向时间的深处,流淌出一首永恒而纯净的大爱之诗。
诗人应该是纯净透明、胸怀博大、思想深邃,用诗去呼唤爱,用爱去燃烧自己和照亮世界。由此,做一个肩负社会使命和富有公益爱心的诗人,这就是我活着的为了和幸福。人人都可以做公益,诗人更应该,关键要用心。
记者:我十分欣赏您说的“做人民的诗人”这句话,请谈谈你的观点?还有在你的心中什么样的诗人才是大诗人?
雁西:“做人民的诗人”,对于当今诗坛和中国诗人具有时代意义,是时代召唤使诗人有了这个方向,诗人可以走向更为广阔的空间。我能想到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我能想到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我为什么常含泪水,因为我深爱这片土地”。无疑这二位称得上是人民的诗人,显然还有。这样诗人,被人民铭记,这样的诗人,用诗歌见证了历史,历史也见证了他们。在诗歌的王国里,他们才是真正的王。这种是人民拥戴的崇高的诗歌之王。
中国诗坛北岛、顾城、舒婷等“朦胧诗人”的觉醒与彷徨,在时代的天空写下无数的问号和质疑,使得中国的诗歌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发出灿烂的光辉,他们虽然写自我的思考和情感,却和时代、社会的心脏跳动一起跳动。他们关乎社会、国家和前途,之所以被人们铭记,他们的诗歌中同样有着对国家命运和人类命运的关切和心痛。随着时间的漂洗,他们的背影会越来越清晰,他们同样可以说是人民的诗人。当然也是大诗人。
记者:雁西老师,您能说说北岛、顾城、舒婷等“朦胧诗人”之后出现的大诗人吗?
雁西:朦胧诗人之后出现的诗人如雨后春笋,出现的诗篇也数不胜数,但能让人民记住的诗人,记住的诗篇没有,能够称得上“人民的诗人”可以说没有一个。我说的“人民的诗人”,其诗、其人、其品、其事都应当之无愧。这是当今诗人的悲哀,也是当今诗坛的悲哀,同样是时代的悲哀。然而,悲哀归悲哀,诗人应把悲哀化为责任和使命,一个时代不可能所有的诗人都成为大诗人,但一定会出现大诗人,而这样的大诗人,一定是生逢其时。我们呼唤并期待大诗人的诞生。作为一个诗人,很多人都可能渴望成为大诗人,但不是所有的诗人都会梦想成真。一个时代往往只有一、二位或者那么一、二个群体,关键是时代选择谁,谁又如何选择时代。
记者:雁西老师,做人民的诗人和大诗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雁西:做人民的诗人不一定都要成为大诗人,做人民的诗人是一种诗人的境界和心灵,里面蕴含的责任和使命是崇高的,而做大诗人的境界则要求更高。一者其生存的思想境界超乎同代诗人;二者其诗歌创作的技巧和语言超乎同代诗人;三者其自身的命运和时代、人民的命运贴得最近。这里我要表达的不是在诗坛上争锋高低,而是诗人的心中不要只装着自己,还要装下他人,更多的人,或者是人民。我能体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喊“人民万岁”的心情,他没有把自己当成君主,而是把人民当成主人。
既然选择了诗歌,或者说诗歌选择了诗人。诗歌的责任和使命选择了诗人,做人民的诗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必然要求,南方雪灾、汶川大地震、2008年奥运会、玉树地震……中国的大事件在呼唤诗人的灵魂和良知。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后,诗人用诗歌关注和表达,在各种抗震救灾活动中,都能听到诗歌的声音,这种声音,把民族的激情在深深地抒发。一大批和汶川、玉树地震有关的诗,出现在报刊、网络、电台、电视台,诗歌在危难的时候,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于是无数的人被诗歌感动,因为这些诗歌含着热泪和真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无私。
汶川、玉树地震震碎了我们的心,尤其是诗人的心,从碎裂的心中我们看到了诗人的责任和使命,震醒了所有的诗人们。我的诗人兄弟朋友们,拿起笔,用诗去记录时代和生命,用诗去和灾难战斗,和人民站在一起,做人民的诗人。
记者:雁西老师,您说“诗人是人类的先知,理应忧患整个人类之忧”,怎么解?还有您怎么看待诗人的田园情结?
雁西:所有的艺术都是自然在精神田园的结晶,诗歌更是如此。诗歌是自然在艺术中的光芒,这种光芒可以永恒和穿过人类心脏。诗歌源自自然世界和田园境界的精髓,诗歌是独特的精神语言,关注生活和现实,发现人类世界内心的渴望与和平。而现实的大自然并未得到真正的保护,大自然正在被侵害,这是目前整个人类的忧患,诗人是人类的先知,理应忧患整个人类之忧。
在中国,自古以来,田园情结一直在诗人的内心世界闪烁,李白、陶渊明、王维等诗人的作品,就是因为其对田园的钟爱而文泽熠熠,留下了自然和时代的辉煌。诗歌重回自然和田园,是诗歌的呼唤,是时代的呼唤,是自然的呼唤,是构建和谐世界和崇高精神田园的要求。
现代诗集范文3
关键词：河岳英灵集；唐诗意识；编辑体例；范式作用
中图分类号： I207.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1010604
由于唐诗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与影响，因此历朝历代的文人对唐诗选本的编辑往往乐此不疲，据唐诗选本研究专家孙琴安先生统计，从初唐孙季良《正声集》起，至清末王运《唐诗选》止，凡六百余种。这还只是大致统计，实际数量肯定远远超出这些。在这为数众多的唐诗选本中，唐人殷编辑于开元、天宝年间的《河岳英灵集》是最值得注意和重视的。该选本所确立的编辑体例、所体现的编辑思想和原则以及编辑理论与实践所达到的高度，都为后来的唐诗选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成为唐诗选本编辑的高标，影响了其后的众多数唐诗选本，因而在唐诗选本的编辑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第一部真正树立唐诗意识的唐诗选本
唐诗意识是编辑者对唐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独特地位与价值的判断，可以说它就是唐诗选本的灵魂，而第一部真正体现并树立这种意识的唐诗选本就是《河岳英灵集》。从武德初到开元、天宝，唐诗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嬗变发展，已经完全摆脱了齐梁诗歌的影响，自铸新风，盛唐气象隐然形成，如殷所说“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 [1]然而在殷之前，尽管已经有人编辑出了各种诗歌选本，包括通代和断代的，但能够准确反映唐诗这种创作实践的却几乎没有，说明当时的一般编辑者或者缺少识力，根本就没有认识到唐诗的独立价值，或者意识到了但无法准确把握并通过选诗表达出来，进而树立全新的唐诗意识。
根据陈尚君先生《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2]的考证，可以确定在殷之前主要编辑有以下一些唐诗选本：刘孝孙的《古今类序诗苑》、僧慧净的《续古今诗苑英华》、释玄鉴的《续古今诗集》、郭瑜的《古今诗类聚》、李康成的《玉台后集》、储亮的《古文章巧言语》、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元鉴的《续古今诗人秀句》，以上为通选本，选初唐及前代诗歌；崔融的《珠英学士集》、孙季良的《正声集》、佚名的《搜玉集》、芮挺章的《国秀集》，以上为断代选，所选诗歌全部来自唐人。通选本主要是模仿六朝的选本，如《玉台新咏》、《文选》等，编辑者自身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编选理论，编选标准则受南朝诗风影响，唐诗处于附丽从属地位。如有的编辑者是由前朝而来，像刘孝孙、僧慧净、储亮等，他们的时代唐诗刚刚起步，创作未丰，故他们在编辑选本时眼光主要集中在南北朝，而对唐诗评价不高。如刘孝孙云：“近世文人，才华间出。周武帝震彼雄图，削平漳滏；隋高祖韫兹英略，龛定江淮。混一车书，大开学校，温邢誉高於东夏，徐庾价重於南荆。王司空孤秀一时，沈恭子标奇绝代。凡此英彦，安可阙如？” [3]刘孝孙大赞六朝诗人，而于唐诗人只字不提，可见唐诗还不入其法眼。而慧净编辑《续古今诗苑英华》的缘由，据《续高僧传》卷三记载：“翰林文士，推承冠绝，兢述新制，请瑕累。净以人之作者，嗟非奇挺，乃搜采近代藻锐者，撰《诗英华》，一帙十卷。”慧净认为时人诗“非奇挺”，故选“近代藻锐者”作范本，其对唐诗之轻视如此。他们以如此标准与思想编辑诗歌选本，则唐诗不过是个附缀而已。有的编辑者虽完全生活于唐代，而在唐诗已经创作颇丰的情况下，却仍深受六朝诗风影响。如元兢编辑之《古今诗人秀句》，“时历十代，人将四百，自古诗为始，至上官仪为终。” [4]上官仪诗承齐梁诗风，绮错婉媚，元兢以之为唐人秀句代表，则显然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诗歌缺乏准确把握。又如李康成天宝间所编《玉台后集》，“采梁萧子范迄唐张赴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以续陵编。” [5]其编辑主旨为续徐陵《玉台新咏》，所选唐诗则为接续前朝乐府诗，唐诗仍处于从属地位。他们全然无视当时唐诗已经蔚为壮观的现状，说明其没有认识到唐诗自身的独立价值，缺乏自立意识。再看断代选本，与通选本相比，编辑者对唐诗的认识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他们专选唐诗，表明他们已经把本朝诗歌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来看待，也说明他们对唐诗的特质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他们的最大缺点却是只破不立，破除了前人选本对唐诗附丽地位的认识，却没有树立自己的唐诗意识。《珠英学士集》是第一部专选唐诗的选本，但正如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云：“《珠英》但纪朝士”，所选范围过于狭窄，不具有当时诗歌的代表性。《国秀集》所选范围虽有所扩大，但仍注重诗人的地位和身份，且所选诗与齐梁诗风关系密切，这种认识则显然落后于时代了。至于《正声集》，编辑者标举兴寄，眼界开阔，选诗多样，取舍得当，为殷之前的最好唐诗选本，甚为唐人推崇。但他同时也认为，“永明文章杂错，但类物色”，“以难解为幽致，以难字为新奇”，否定永明体对诗歌的贡献，实际上也是在否定唐诗在近体诗方面的成就，这表明他的唐诗理论还停留在陈子昂的阶段，在以“兴寄”理论破除六朝不良诗风影响的同时，却没有为唐诗提出更好的理论，为盛唐诗的到来指明具体道路，树立为后人所认同的唐诗意识。因此这项任务也就落在殷的身上。
殷的《河岳英灵集》在上述唐诗选本的经验基础上，根据唐诗目前的创作实践，通过对唐诗流变的分析，以诗史的眼光准确地把握住了唐诗的特质，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树立了真正的唐诗意识。具体来说包含以下三方面：一是对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表现出高度的自信。他在序中自豪地宣称“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殷相信自己的时代是一个唐诗高度繁荣、文质彬彬的时代，并预感到盛唐诗歌顶峰的到来，这种自信是他树立唐诗意识的基础。二是以“风骨”、“兴象”、“声律”作为对唐诗特质的概括，既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这种理论上的高度，是以前唐诗选本所没有的，并以此标准选诗，表现出鲜明的唐诗意识。三是在理论上为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作了准备，或者说为盛唐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而唐诗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殷的理论是正确的。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奠定了这部选本在唐诗选本编辑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它所树立的唐诗意识也为后来大多数唐诗选本所因循。
根据自己的观点确立选诗标准，只是编辑者编辑选本的第一步，如何在编辑实践中贯彻自己的选诗标准并体现自己的诗歌主张才是难点，也是决定诗歌选本成败的关键。《河岳英灵集》之前的诗歌选本，像《诗经》、《楚辞》，选而不评，显得相对隐晦，有的虽在序中表明选诗标准，但在实际编辑过程中却很难真正贯彻实施，以致出现偏离。对此，殷进行了很好的总结。针对《诗经》、《楚辞》等的缺点，殷采用序、论结合的方式，使他的诗歌主张得到鲜明展现。针对一般选本理论主张与编辑实践的偏离，殷也提出了具体要求以求避免：一是“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即是要求选诗者懂得鉴别诗体，能鉴赏不同风格的诗歌，对其创作的具体背景要有所了解，如此“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二是坚持选诗标准，宁缺毋滥，不可“逢诗辑纂”；三是不为外物干扰，“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而在具体的编辑过程中殷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去贯彻实施：在择取诗人上，主要选取与自己同时代，即在开元、天宝间成长起来的“高才而无贵仕”的下层文人；在择取诗歌的时间上，定为“起甲寅（开元二年），终癸巳（天宝十二年）”，这符合他“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备矣”的论断；在择取诗歌的体裁上，虽以古体为主，然近体也数量不少，具体到每一位诗人，则据情况而定，如孟浩然、崔国辅、王湾都以近体为主，这体现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的标准；在择取诗歌的内容上，以抒写文人沦落情怀、失意悲绪以及壮志难愁的苦闷为主，兼及怀乡思人、闲情逸兴等，这些内容类似建安，颇具气骨；在对诗人、诗风的品藻上，采取知人论世的方法，着重从“兴象”与“气骨”两方面去品评，如评陶翰，“即多兴象，复备风骨”，评孟浩然，“无论兴象，兼复故实”，评常建，“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惟论意表。”品题精惬，深得诗旨，素来为人所称道。从以上诸方面的编选中我们可以看出，殷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紧紧围绕确立的选诗标准，精心筛选，使自己的理论主张在选本中得到完美体现，实现了理论主张与编辑实践的高度一致。这个过程对于后来的唐诗选本编辑者来说，确实有一种具体可操作的范式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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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虞集.刘彦行诗序[G]//全元文（卷八二九）.江苏：凤凰出版社，2004：263.
The Significance of He Yue Ying Ling Ji to Tang Poetry Anthology Edited YAN Zhengdao
现代诗集范文4
沉 河：笑忠好！你太谦虚！我们都是业余诗人，好像古今中外诗人们绝大多数都是业余的吧？也因此，写诗本身对于我们而言，就是跨界。你三十年前就是著名的文艺节目主持人了，我夫人都是你粉丝呢。我有十多年身份是中学教师，最近十多年身份是编辑。我乐意说我们都是跨界写诗，而你谈到的诗歌传播生态，我以为也是一种不断的跨界。一个月前我们在新疆天山的一个新诗论坛上关于这个问题有过对话。我的大意是，新诗百年，它的传播方式是稳中不断有变化。报刊发表、图书出版是二十世纪最主要的形式，其中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民间诗报刊对诗歌的发展功莫大焉。真正的好诗大多数是在所谓的地下诗报刊中传播的，《今天》、《他们》、《非非》、《倾向》等等，书写了当代诗歌史，我们这代人也是受益匪浅。到了新世纪初，网络普及，民刊式微，诗歌论坛活跃，诗歌传播有了新变化，“诗生活”、“诗江湖”影响广泛，直到现在，“诗生活”也还保有着它独特的存在价值。最近四五年来，移动网络发达起来，如你所说，“借用微信平台是便捷的手段之一”。以“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等为代表的各种诗歌公众号诞生，诗人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广泛建立并越来越活跃，我认为诗歌的传播已经到了“超光速时代”。那么这里同样也出现了一个问题：传播的有效性多大？作为一个写诗者，可以随时把自己的作品公之于众，但一分钟之后也同样可能被淹没于无穷无际的信息中。说实在的，以我这种每天读诗几乎是职业的人来说，把朋友们每天发在微信上的诗看一遍是百分之百不可能的。生活不是每天读诗，何况也没有必要读那些诗，我们需要有选择地读，这样，诗歌编辑或编选者的工作就显得重要起来。特别对于诗歌而言，出版从古至今都是最好的传承形式，在创造越是旺盛的时代，选择的工作也越是繁重且不可或缺。我们长江诗歌出版中心也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2012年，经过畅销书洗礼的传统出版行业过了它的巅峰时期，但诗歌的纸质出版却并未受影响。因为诗歌的大众市场近二十年来已经很平淡甚至是萧条。 因此我们的诗歌出版中心不仅仅是卖书给诗人，或卖诗给诗歌读者，它的核心定位是“为诗人出版并销售他的诗集”。这个定位是充分考虑到诗歌出版的现状和特点而制定的。诗歌的小众性质决定了它的传播方式和绘画、音乐等艺术作品很相似。一首诗由于它的文字内容少，被接受和传播相对方便迅捷，从它的读者那儿回馈的经济价值并不大多；又由于它的产生和认知度都较广泛，造成了所谓“写诗的比读诗的多”的现象，因此，诗人在诗集出版的过程中更看重的是“出”（成书的过程），而不是“版”（销售的结果）。“为诗人卖诗集”，首要的是做好诗人的诗集出版工作，其次是做好诗集的发行工作，再次是要做好诗集和诗人的宣传工作。出版工作的重心从以前的图书上转变到作者身上。诗歌出版中心确定了“服务诗人，传播诗歌”的工作理念，在这个理念中，前者是主位，后者是目的。中心本身有三大核心竞争力：一是我们长江社领导给予了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出版机制；二是长江文艺出版社长年占据文学类市场占有率榜首的品牌影响力和强有力的发行能力；三是诗歌出版中心的编辑在诗歌方面的专业素质和良好人缘。这三大核心竞争力正是做好“服务诗人，传播诗歌”工作的决定性因素。
余笑忠：这样啊，我还解开了一个谜，好多朋友认为你们出版诗歌是逆势而为，没想到是“应运而生”啊。的确，新诗这百年来，图书出版在新诗的发展过程中有太重要的作用，这也跟图书出版本身就是文化积累和传承的重要方式有关。据你对业界的了解，除你们中心外，当下还有哪些出版机构、哪些出版人值得向读者介绍？
沉 河：在我视野范围内，我觉得黄礼孩的“诗歌与人”，楚尘的“楚尘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清平、张尔的“飞地传媒”是我比较敬重的同行。特别是前二者，他们在对当下中国诗歌的传播上有了上十年的传播功业，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品牌影响力。最近两年，其他出版社，像中国青年出版社彭明榜、作家出版社李宏伟、北岳文艺出版社续小强和广西诗人刘春的“扬子鳄书坊”等也在诗歌出版方面付出了很多。诗歌出版严格意义上说，相对其他市场出版，是一个做奉献的活，想获得多大利是基本不可能的，需要到处融资的。
余笑忠：所以作为一个天天奉献的编辑，去年你被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公司评为“卓越先锋”，据我所知，这是你们集团给编辑的最高荣誉了。这不单是你个人的骄傲，也让诗人朋友们都感到与有荣焉。请问长江诗歌出版中心创办以来，有哪些可以载入诗歌史册的成就？
沉 河：我沾了诗歌的光。因为我们中心出版的诗集获得的褒奖多，大家把荣誉给了我。谈到载入史册的成就，那可不敢当了。这是后人去评价的了。不过我自己认为有些诗集还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比如中心成立之初，就筹备出版了《中国新诗百年大典》（30卷），这套书由洪子诚、程光炜主编，活跃在国内外的三十位中青年诗评家担任分卷主编，收录了近万首新诗，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编选最早的诗歌选本。2015年，它获得了“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
另外，我们的品牌图书“中国二十一世纪诗丛”，旨在推出新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中青年诗人的优秀之作，入选作者大多出生于1965年以后，是目前中国诗坛最活跃的一群。“诗丛”力求系统地收录诗人迄今为止的主要作品，每人单独成册，而且大部分都是作者的第一本诗集。现已出版18种，入选诗人从最早的雷平阳、你（余笑忠）、哑石、桑克到最近的宇向、沈苇、杨键、森子等，个个都是当下继续保持创作活力的优秀诗人。“诗丛”获得好评无数。像《雷平阳诗选》、《沈苇诗选》都获得了非常有品质有影响力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余笑忠：诗集是不是只能获得一点社会效益呢？诗集的发行量同畅销小说相比肯定少得可怜，诗本身就不是大众化的文学形式，新诗尤其如此。现代文学中的小说、散文这两种体裁前面都没有冠以“新”字，唯独诗歌（现代诗）前面被冠以“新”字。新诗是在饱受争议中长大的。那么纯粹从市场角度来看，有哪些诗人有幸至少以发行量为新诗赢得了荣光，赢得了可观的读者，你能介绍一下这些幸运的诗人、诗集吗？
沉 河：从发行量来看，畅销的诗集和畅销的小说也不在一个量级。新诗百年里，作品能够“畅销”的诗人屈指可数，而他们的畅销，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的“符号化”，如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徐志摩、林徽因，朦胧诗一代中的北岛、顾城、舒婷，之后的海子，在中学生中流行的席慕蓉，再到最近火起来的余秀华。但有一点，我认为从发行量上看一点都不能说明新诗的影响力比小说散文差。恰恰相反，我认为，百年新诗的影响力是超过了小说和散文。
余笑忠：嗯，这个影响力的问题不好分辨。我知道，如你前述，由你编辑的诗集赢得过一些重要的文学奖项，而且，有的诗集屡获大奖。从你个人的角度，你能再列举一下你的这些“得意之作”吗？
沉 河：这个问题好难哦，我能说“得意之作”很多吗？因为对于一个编辑而言，每本诗集都付出过我的心血，编出后，都很“得意”的。比如上面提到的“中国二十一世纪诗丛”，里面的每一部诗集，都是我精挑细选的，都算是我的“得意之作”吧？还有像雷平阳的另二部诗集《云南记》、《基诺山》，陈先发的《写碑之心》，张执浩的《宽阔》、《欢迎来到岩子河》，树才的《节奏练习》，潘洗尘的《盐碱地》，余怒的《主与客》，大解的《个人史》，胡弦的《阵雨》、《沙漏》，路也的《地球的芳心》，池凌云《潜行之光》，谷禾的《鲜花宁静》，以泉子为代表的一批“野外诗群”作者的诗集等等等等，再说下去只能复制我们中心的出版目录了。
其实除了个人诗集，我更看重的是我们中心与其他朋友联姻出版的诗歌MOOK。如《读诗》、《汉诗》、《诗歌风赏》、《先锋诗》等。它们相当于上世纪的诗歌民刊，积极深入地参与了当下中国诗歌的建设。它们特点鲜明，《读诗》关注成熟诗人，《汉诗》关注新锐诗人，《诗歌风赏》则是国内唯一一本选发女诗人诗作的读本，是了解国内诗歌创作的重要窗口。这个我最“得意”。
另外，我们还出版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诗歌年度选本。如《年度中国诗歌精选》、《年度打工诗歌精选》、《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等。其中我们和中国作协创部合作的《年度中国诗歌精选》开创了中国诗歌年选的先河，这应该感谢我们的老社长、著名出版人周百义先生的策划。
余笑忠：好吧，你值得得意呢！新诗奠定了汉语诗歌的新形式，正因为这种新形式逐步取得了合法性，才有大量的外国诗歌译介过来，这些外部资源促进了汉语新诗的发展。可以说，大部分新诗写作者都曾受益于外国诗歌的译介。长江诗歌出版中心主要致力于国内当代诗人的诗集出版，未来有无可能出版当代外国诗歌译本？
沉 河：外国诗人的引进，这些年逐渐为人所重视。浦睿文化、世纪文景，以及最近的广西人民出版社，都在系统地引进外国诗人的作品。2013年，我们尝试性地做了一本里尔克的诗集《里尔克诗选》，编辑思路上，采用的是不同译者最为人称道的译本。但因为个人能力有限，在外国诗歌方面毫无发言权和判别力，实在是怕贻误读者，所以很慎重。我们也有推出一些外国优秀诗人的诗歌选本的想法，但需要我的认识慢慢成熟点或找到很好的信得过的合作伙伴。外国诗歌市场比中国当下诗人的好呵。
余笑忠：呵呵，你也动心了？作为一个编选家，日复一日，需要阅读海量的诗歌。你得依靠嗅觉吧，诗的好坏是嗅出来的。在大量的阅读中，如何保证自己的嗅觉始终灵敏？或者说，好诗有何种特征能吸引住你的目光？
沉 河：惭愧，我还真不是编选家，一个编者而已。当然，我也有自己的诗歌价值判断，但基本是依据老祖宗的标准：思无邪。新诗不仅是一次语言革命，也是一次思想革命。但无论如何革命或变化，我认为真正的能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好诗还是反映人类能普遍接受的情感价值取向的诗。我曾经私下和朋友开玩笑说，现在的诗歌已经从“诗言志”变成了“诗言知”、“诗言智”。把目的变成了手段。写日常生活已经成了一种潮流或者过于在语言上探索它的能指可能性。我对一切潮流的东西反应都会慢半拍。因为做出版养成的习惯，图书不是报刊，它强迫你冷静下来，让潮流先过去，再来“淘金子”。所以我们的品牌图书的作者也都是经过大浪淘沙后很沉稳地一直坚持到现在并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诗歌风格的诗人。我倾向于保守的生活，所以现在我们中心很少再建立某种像“中国二十一世纪诗丛”那样的品牌丛书。实在是不敢擅自给当下诗歌快速地贴上自己命名的标签啊。这样说，我的嗅觉是不灵敏的呵。
余笑忠：看得出来你过着保守的生活，其实更准确地说是更传统的生活。比如你喜欢捡石头，出的第一本诗集是《碧玉》；你也爱侍弄花草，第二本自选集会与花草有关吗？不妨透露一下你的志向？
沉 河：你说得对，我越来越喜欢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自己的诗歌写作也受到了影响。个人喜欢思辨，加上目前的传统文化取向，我的下一部诗集估计会和这二者有关。今年写了两大组诗，一个是《无论》，共有近百节，内容大都是当代一些生活细节给我带来的思考。一个是《租片湖水写诗》，围绕着武汉的一个有着原生态面貌的湖泊――L湖写的一大组有关自然与现代心态交融的诗。但它们的基本风格应该是本土化的。我个人现在还是对外国翻译诗风格保持一定的距离。
现代诗集范文5
摘要：本文以清代诗人杜诏、杜庭珠的唐诗选本《中晚唐诗叩弹集》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中晚唐诗叩弹集》的选诗特色，揭示其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中晚唐诗叩弹集》 宗旨 才调风情
清代唐诗选本《中晚唐诗叩弹集》是清代诗论家杜诏、杜庭珠共同编定的诗歌选本，成书于清康熙四十二年。杜诏（1666-1735），清文学家。字紫纶，号云川，又号浣花词人，晚号蓉湖词隐，学者称半楼先生，江苏无锡人。工于诗，专主性灵，尤善填词。杜庭珠，字诒，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曾官知县，画家，尤擅山水。
《中晚唐诗叩弹集》是以“才调风情”1作为选诗的原则的。所谓“宗”，即指写诗的题旨和意图，亦即诗歌之本。关于诗歌的本质，在中国诗学中，一直存在“言志”和“缘情”两种倾向。虽“言志”、“缘情”在“发乎情，止乎礼仪，志之所之也”的调和下，使“志”和“情”的内涵互有重叠。但大体而言，“言志”乃为儒家诗教之范畴，强调诗歌的讽谏功能；而“缘情”则是提倡性灵，主张抒发诗人个人性情。在这个问题上，二杜论诗以“才调风情”为核心，力主诗人性情的抒发，提倡“诗缘情”之旨，重视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作家情感的流露。例如，《自序》中说：“人之情与境相搏，而诗生焉。”所谓“相博”，盖可理解为“融合”、“渗透”之意，即诗人内在之情与外在之境相摩相荡，才可能产生出诗作。《例言》中又说：“《品汇》以浑成含蓄为宗，是选以才调风情为主。鸿既凿，风气斯开，作者既各事增华，读者宁能胶柱鼓瑟，唯放其才情之所至，而驯造乎神韵之自然。”2这里很清楚地标明了他们的选诗宗旨，异于《唐诗品汇》的以“浑成含蓄”为宗。所谓“浑成含蓄”更偏向于作品的风格因素，而“才调风情”则指创作者的才情和作品的格调。在二杜看来，诗歌随着时代的变化，作者“各事增华”，风格类型亦趋多元，读者当然不能执于某一种风格取向，而排斥其他诗作，故而他们立足于诗人的主体来论诗、选诗。若诗人情感深笃，达到“才情之所至”，方可能臻至神韵之境。所谓“神韵”之境，即情与境相契合而生诗歌的意象。可见，二杜所强调的不仅是诗人情感情感不可抑制的自然流露，而且也强调了情感的表达，即境中含情，或者情中寓境，诗的意象就会自然呈现出来，如果情与境的关系处理得特别好，达到水融的水平，那么便升华为“神韵”之境。
二杜标举“才调风情”的宗旨，是有其诗学、文化背景的。
从诗学背景看，有明一代以盛唐为宗的诗学倾向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前、后七子均欲以此种诗学策略使诗歌声大实宏。然而至清代，很多诗人都认识到明人法唐而赝、自狭诗道的弊端，故为拓宽路径，取法多样，宗唐、宗宋皆有人在。二杜将目光转向了以“才调风情”见著的中晚唐诗歌。在《叩弹集》的自序中，杜诏指出后人学盛唐诗歌的弊端是“揣摩影响，缘饰皮毛，争隐现于毫芒，较重轻与杪忽。其初感之机与夫欲言之故，在若存若亡之间。其诗虽工，而其人之神已离矣。”盛唐诗虽然能依永和声适合救弊，但这需要很深的学养，在反复的涵咏深思中才能达到。所以，《叩弹集》以“才调风情”而救其弊。
从时代文化背景看，自康熙朝，统治者即热衷于官修图书，而至乾隆时期此风愈炽。《四库全书・总集类》所收标有“御选”、“御定”、“钦定”、“御制”字样的总集达十八种之多。这是康熙文治策略的一项子工程，无外乎是为太平盛世歌功颂德，故而是时的诗坛，“温柔敦厚”、“清真雅正”逐渐成为风尚。诗歌理论与创作，都逐渐纳入社会功利论的狭隘范畴，诗人个性迷失。有如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凡例》中表示“诗必原本性情”，但只有“关乎人伦及今古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要“一归乎温柔敦厚”。翁方纲在《杜诗“熟精文选理”理字说》中亦强调要体现政教伦理规范，所谓“原夫考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做为一种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的选本，也最逐渐演化成统治者用以维护其统治、巩固其政权的政治手段。
又，有清一代，文人亦是热衷于选诗。无论是大家、名家，还是乡野之人，纷纷编选诗歌选本。一时之间，诗歌选本数量迅猛增长、过多过滥，选本质量参差不齐。杜诏在《清诗大雅・序》中即指出：
夫今人选今诗，犹唐人选唐诗也。顾唐人诸选，如《河岳英灵》、《中兴间气》、《箧中》、《搜玉》、《才调》等集，皆各具真赏，有非漫然者。今人则异是。瞀瞀然妄操铅椠，胸中茫无抉择。大都意在求名，甚或藉以射利。凡所胪列，多一时公卿贵人，下至圜匮贩负之徒，亦得滥厕其间。一开卷，则陋句芜词，尘秽满目，适足供识者讪笑而已，唾骂而已。
选家一旦受到名利、等级关系等非文学因素的干扰，其公平性就无法实施，选本也往往就变质沦为了选家追名逐利、攀附权贵的工具。二杜不满这种功利的创作倾向，独辟蹊径，把创作导向“才调风情”，编辑《中晚唐诗叩弹集》。
参考文献：
[1] [清]杜诏,杜庭珠．中晚唐诗叩弹集[M]．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
[2][明]高．唐诗品汇[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现代诗集范文6
一、关于本课题的研究价值
本文的旨趣基于两点考虑：第一、尽管中国传统的“经学”时代已经过去，但作为中国的“诠释学”的“经学”研究则刚刚开始；第二、包括朱熹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家是在对“经典”诠释中建构起自己的赋予时代气息的思想（包括美学）体系的。作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遍注群经”的一代宗师，朱熹建构起了以经学为基础的庞大思想体系。朱熹的诗经诠释学美学是中国诠释学美学的重要典范，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二、关于“诠释学”的理解问题
1．“诠释学”及其本文的应用
“诠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科，源于西方。关于“诠释学”，学界有六种基本规定：（1）作为圣经注释理论的诠释学；（2）作为语义学方法论的诠释学；（3）作为理解和解释科学或艺术的诠释学；（4）作为人文科学普遍方法论的诠释学；（5）作为此在和存在理解现象学的诠释学以及（6）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而这六种诠释学的规定，表明西方诠释学理论在历史上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一变化主要在于三次重大转向：第一次转向是从特殊诠释学转到普遍诠释学即从局部诠释学转到一般诠释学；第二次转向是从方法论诠释学转到本体论诠释学即从认识论转到哲学；第三次转向是从单纯作为本体论哲学的诠释学转到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1]
本文的“诠释学”是在介于“普遍诠释学”和“本体论诠释学”之间的意义上应用的。即强调诠释学是一种方法论问题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同时又突出诠释者在对“经”的诠释中的建构意义。因此，本文使用的“诠释学”概念并不局限于西方的“诠释学”理论。
2．中国的“诠释学”——经学
本文中的“诠释学”不同于西方诠释学理论的“诠释学”，只是一种借用。当然，中国古代虽未出现“诠释学”一词，但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自己的“诠释学”理论，实际上，“经学”就是一种中国特色的“诠释学”，有自己诠释的对象——《六经》，有一套完整的“诠释方式”如“传”“注”“疏”“笺”等，更有各种不同的“诠释学”流派，如汉学和宋学，而汉学中又有所谓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等，从而形成了声势浩荡的“经学”诠释学历史。在这一“诠释学”历史长河中，著述之繁、诠释者之众、诠释理论之兴盛，实属人类文明之罕见。从孔子开始，中国的大思想家无不是一个优秀的“诠释家”。朱熹更是“遍注群经”的“诠释”大家。
“垂型万世”“如日中天”[2]的“经”之生命意蕴就在“诠释”中诞生。
三、关于诗经诠释学的两个问题
1．关于诗经诠释学
《诗经》又称《诗》三百、简称《诗》，是中国汉民族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黑格尔说：“诗过去是，现在仍是，人类的最普遍最博大的教师。”[3]《诗》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体现着我国先民所具有的独特审美创造与智慧，是“最普遍最博大的教师”。它同《礼》《乐》一道成为了共同构筑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华夏美学体系（尤其是儒家美学）的基本来源。所以，宗白华先生说：“《诗经》中的诗虽只有三百五首，且多半是短篇，但内容却异常丰富，艺术也极高超。它们不但是中国文化遗产里的宝贝，而且也是周代社会政治生活，人民的思想情感全面的、极生动的具体的反映。这《诗三百》是孔子、孟子、荀子美学思想的出发点和依据，它成了儒家的‘诗教’，也是中国过去两千年来文艺思想的主流。”[4]由此看来《诗经》就不只是一部一般的“诗集”，而是中国美学思想极其重要的理论源头，尤其是儒家美学，因此《诗三百》也成为了儒家文化的“经”，成了中国“诗”的代名词。从“诗言志”的提出及其孔子对《诗》旨的把握开始，中国美学就沿着“诗性文化”“礼乐文化”轨迹发展着。其中对《诗经》本身性质的理论诠释，也就成为中国美学思想发展中倍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
然而在历史长河中，《诗三百》历经了一个由诗到经的沧桑巨变。后世的所谓“经”本是孔子当年用于教授学生的六部“教材”——《易》《书》《诗》《礼》《乐》《春秋》。这六部由于是孔圣人钦定的经典，所以被“秦火”后的汉儒尊为“六经”。这样，一部由众多不知名氏集体创作，并为《春秋》时代所结集的诗歌总集《诗三百》变为了至高无上的“经”。
“经”在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有着极其神圣的意蕴。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5]这里，将“经”尊为“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天下之公理”的崇高地位。
《诗》“经”之地位的确立，为后世对《诗》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优越的前景，并使之成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专门学问——诗经学或诗经诠释学。
关于“诗经学”，近世学者胡朴安说：“何谓诗经学? 诗经学者，关于《诗经》之本身，及历代治《诗经》者之诸派别，并据各家之著作，研究之分类，而成一有统系之学也。”他还指出，诗经学应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1）“诗经学者，非《诗经》也。《诗经》者，古书之一种。诗经学者，所以研究此古书者也”，强调诗经学是“学”。既然是“学”，诗经学就应该是对于“凡关于《诗经》之种种问题”“以广博之证引始，经过详慎之思审，明确之辨别，以求得的当之判断为事”为基本内容。（2）“诗经学者，关于《诗经》一切之学也。”所谓“《诗经》一切之学，即历代治《诗经》者之著作是也”。由于“历代之《诗经》者”，“派别立而思想歧”，因此，“诗经学，一为研究《诗经》之时代之思想，一为研究治《诗经》者各时代之思想，而并求其思想变迁之迹”。这里强调诗经学研究所具有的“思想史”意义和价值。（3）诗经学“按学术之分类，而求其有统系之学也”。并且“一类之学术，自成一类之统系”，作为“一类之学术”的诗经学，本身亦可“分规各类”“有统系之可循”。“所以诗经学，一为整理《诗经》之方法，一为整理一切国学之方法”。[6]这里强调诗经学本身就具有方法论意义。
当然，诗经学研究远不止胡朴安所划定的三个方面，但这应该是最为基本的。尤其是诗经学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和价值，使得诗经学研究远远超出对其自身领域的研究，使之成为了一种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诠释学”。“诠释学”应该是既具本体论意义又具方法论价值的学科，是本体与方法的统一。
2．关于诗经诠释学的发展阶段
就诗经学研究的历程，目前有着不同的看法。著名的《诗经》学研究专家夏传才“把《诗经》研究史分为五个阶段”，即先秦时期、汉学时期（汉至唐）、宋学时期（宋至明）、新汉学时期（清代）以及“五四”及以后的时期。[7]刘毓庆在其诗经断代史研究专著《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中，提出了在“明前‘《诗经》学’大略经历了五个阶段，即五次大的变迁”的观点。包括先秦时代、两汉、魏晋至唐、中唐至两宋、元代。[8]再加上明代和清代，这样实际上就是“七个阶段”。
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传统的整个学术思想及其审美理念之流变，我认为可以将诗经学研究（古代部分）大致分为四个基本阶段。
a．先秦：《诗三百》的删述以及外交辞令等活动中的广泛应用。
这一时期以《诗》的产生及其在生活中的广泛传布为主。在先秦的典籍中被广泛引用，并对《诗》赋予己意，为我所用，“断章取义”。从严格意义上说，此时对《诗》的引用、“赋诗”，还不是对《诗》本义的诠释，如“诗言志”“诗以言志”等都表现出这一倾向。
b．汉唐：《诗》经学地位的确立和支离。
秦火，造成了中国先秦大量的典籍的佚亡。汉代统治者较为尊重文化典籍，尤其是“独尊儒术”，使包括《六经》在内的许多典籍得以整理、传布和研究。所谓《六经》是指孔子用以教授弟子的六种基本教材，即《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崇尚圣人之“经典”是汉代文化的基本特征。
《诗》在汉代也随之成为了《诗经》。《诗经》研究出现了第一个繁荣时期。对于《诗经》之研究，有所谓今文和古文学之别，也有所谓官学与私学之分。《鲁诗》《齐诗》《韩诗》曾盛极一时，但在晋代《鲁》《齐》分别失传，《韩》诗在宋代也只有《韩诗外传》之辑本。真正流传至今的保存较为完整的是当时被称为私学的古文派《毛诗传》。从汉至唐，《诗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传”“序”“笺”“疏”四位一体的汉学体系。也就是毛亨作《传》、毛亨与子夏共同作《序》（也又认为是“卫宏”所作）、郑玄作《笺》、孔颖达作《疏》，最后成就了《毛诗正义》。
c．宋元：朱子诗经学的确立以及经学与诗学的尴尬。
宋代，《诗经》学研究出现了第二个繁荣时期。涌现出了诸如欧阳修《诗本义》、王安石《诗义》、郑樵《诗辨妄》、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朱熹《诗集传》、王柏《诗疑》、杨简《慈湖诗传》等诠释《诗经》的代表性著作。仅据《四库全书总目》，宋代《诗经》诠释学著作就达46种之多，是宋以前诗经诠释学著作总和（仅六种）的七倍多。在宋代，由于社会结构之变化，文人知识分子个体意识的相对增强，学术趋向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尤其表现在对前代学术（汉学）思潮之颠覆上。这一颠覆，首先是从对传统经典所具有的“元典性”进行声势浩大的“辨伪”活动。如关于《尚书》的真伪问题等。就《诗经》而言，展开了一场对《诗经》《毛传》《毛序》之作者之“辨伪”运动，强调“经”“传”分离乃至疑《序》废《序》，在《诗经》“辨伪”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欧阳修、郑樵和朱熹，其中最为激励的是郑樵。他在《诗辨妄》中，力诋《诗序》，认为《毛序》根本不是什么“圣人”所为，而只是“村野妄人所作”。[9]由于郑樵攻《序》过于激烈，受到了当《诗经》汉学强大势力的迫害，致使其大量的著述已散失。朱熹吸取了这一教训，改变了策略，不是直言和辨析其具体问题，而是从理论根部对《毛序》进行颠覆和瓦解。如在《诗集传序》中并未出现“攻《序》废《序》”的字样，但从朱熹对《诗经》的重新作《序》就已充分表明其重大的颠覆性。这一颠覆的理论根基就在于朱熹 “以诗说诗”“感物道情”理论的提出。由此，朱熹在《诗集传序》以及在其基本精神指导下所完成的《诗集传》建构了与以《毛序》为代表的《诗经》汉学相对立的“宋学”体系。
就宋元时代的《诗经》学研究之格局来看，大致可分为宗《毛序》“汉学”派和反《毛序》的“宋学”派等两个基本派别。由于当时政治等原因，《诗经》汉学势力极为强大，在整个宋代基本处于主导地位，汉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王安石、吕祖谦，还包括理学创立者程伊川等；宋学派又分理学派和心学派。欧阳修、郑樵、朱熹、王柏为代表的理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心学派。这两派都曾在《诗经》宋学乃至整个诗经学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朱熹诗经学在元代上升为主导地位，整个元代诗经诠释学呈现出《诗经》“宋学”为主导的时代特色。到明代，由于明中叶的社会变革思潮分为两个基本阶段：前期以朱熹诗经学为主导，后期以心学派诗经学为主导。
d．明清：尊毛与尊朱的疏离，尝试着走出两者之藩篱。
明清，尤其是“清代”是传统诗经诠释学研究的第三个繁盛时期。明清两代，其学术思潮是有较大差异的，但就其整体内在发展逻辑及其流变而言，则有极大的一致性或继承性。仅就《诗经》学研究而言，据有关研究资料表明，基本上呈现出这样一种内在发展逻辑：由尊朱到疑朱（明代前、中期），由疑朱到毛、朱相杂（明清之际），再到超越毛朱（清代中、后期）之发展轨迹。
长期以来，尊毛崇朱是诗经学研究中的两个基本派别。如何超越毛、朱就成为了诗经学研究深化的基本前提。关于这一点，清代学者方玉润就已清醒地指出：“自来说《诗》诸儒，攻《序》者必宗朱，攻朱者必从《序》，非不知其两有所失也，盖不能独抒己见，即不得不借人以为依归耳。姚氏起而两排之，可谓胆识俱优。独惜其所见未真，往往发起端不能竟其委；迨思意穷尽，无可说时，则又故为高论以欺世，而文其短。是其于诗人本义，固未有所发明，亦由于胸中智慧有余而义理不足故也。然在当时，则固豪杰士矣。若篇中所云，以尊《集传》故而至于废经，则真庸妄流，岂可同日并语哉！”[10]当然这只能说是方玉润的理想，就连他本人也并没有超越毛、朱的路数，甚至在许多方面还落后于朱熹。如“淫诗”问题就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只是到了还“经”以本来面目的时代，才可能真正解决。
四、关于本文研究的角度
对朱熹诗经诠释学的研究成果颇丰。仅就近三十年来所涉及到朱熹释经学研究的著作，也是硕果累累。（1）张祝平《朱熹〈诗经〉学论稿》。这是一部较为系统地研究朱熹释经学的专著。该书打破了长期以来，只就朱熹诗经学中的具体问题的考察和研究，而忽视其整体性、体系性研究的偏差，从朱熹的“诗教”理论入手展开对朱熹诗经学的整体性研究的。(2) 莫励锋《朱熹文学研究》中设有《朱熹的诗经学》，专门就朱子诗经学的几个基本问题即废“序”、“淫诗”、“赋比兴”以及章句训诂等方面作过较为细密的考察和探讨。（3）钱穆《朱子新学案·朱子之诗学》以“学案”“经学史”方式，对朱熹诗经学的演变与义理进行了梳理和考辨，提出了很多新观点。（4）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是第一部《诗经》学研究史专著。本书从诗经学史的角度，对朱熹进行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朱熹的《诗集传》是诗经学研究史上“第三个里程碑”，并对朱熹的基本成就和不足作了介绍。（5）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朱子大传》《朱熹年谱长编》等著作。束景南在《朱子大传》中对朱熹诗经学作了迄今为止（就我所见到的资料）最为完备的考索和研究。还有张健《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张立文《朱熹评传》、潘立勇《朱子理学美学》、赵沛霖《诗经研究反思》、蔡方鹿《朱熹与中国文化》、吴万钟《从诗到经》、陈桐生《史记与诗经》、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等都程度不同地涉及到朱熹的诗经诠释学问题。此外还有大量有分量的相关论文，如陈昭瑛《朱熹的〈诗集传〉与儒家的文学社会学》、黄景进《朱熹的诗论》、吴贤哲《从美刺言诗到废序言诗——《诗经》宋学的进步意义和局限》、褚斌杰和常森合著《朱子〈诗〉学特征论略》等。这些论著分别从文学、美学、音韵学、诗经学史、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对朱子之诗经学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仅此可见，朱熹诗经诠释学已成为了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就目前对朱熹诗经诠释学的研究状况来看，并未专门从美学的角度加以展开。本文就是立足中国传统美学发展史，对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作一尝试性的考察与探讨。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徽州婺源人，是南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朱熹是一个集哲学家、经学家、美学家、史学家、伦理学家等于一身的“综合体”。朱熹的美学思想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朱熹的美学思想充满着传统价值与时代精神、伦理与审美、逻辑与情感之间的冲突与和谐。在“冲突与和谐”中，朱熹美学没有走向分裂，而是走向整合矛盾的中和圆融。因此，对朱熹美学的研究，我们必须处理好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朱熹美学与理学的关系问题，二是朱熹美学与传统美学的关系问题。
就朱熹美学与理学之关系而言，毫无疑问，朱熹美学是其整个理学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以“理学”为代表的宋代人文精神，是对传统儒、释、道等思想的传承与整合，成为了宋代的时代精神。就目前来看，最能体现这一时代精神的，非朱熹莫属。朱熹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之气概，以“遍求诸家，以收去短集长之益”之胸怀，以惊人的毅力“遍注群经”、游学讲学不绝、为学与情趣互渗，建构起了真正能与盛极一时的禅宗相对抗并超越于彼的庞大理学体系。这一体系之建构，标志着中国古代传统理论的真正完成（不同于“完善”）。在这一体系中，朱熹美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堪称以“礼乐文化”，在儒家基本经典中就有“六艺”之说，而“六艺”中就有充分体现审美意蕴的“诗”“乐”。而且孔圣人早就强调“诗”“乐”对整个人性结构之完善的重要的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被孔子认为是个体人格完善的重要环节，而人格建构与完善问题历来是美学关注的焦点，是美学本质性的价值体现。朱熹充分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精神，十分注重《诗》《乐》及其文艺创作（如他的游艺说及其创作的两千多篇文艺作品）对人生目的的实现价值和意义。从他对诸经的关注程度来看，朱熹从其理学体系建构入手，首先关注并倾注毕生精力的是《四书章句集注》，建构起了他的“四书学”体系，奠定了其庞大理学体系坚实的基石，同时也成为了元明清三代取士的基本教材。在“五经”中朱熹也只有《周易本义》和《诗集传》两个完整注本。据今人束景南考证，《诗集传》的最后完成并成为今本模样，经历了长达四十余年的反复删修而完成的。朱熹的《诗集传》也成为了诸多注本中的佼佼者，以至于成为后世注释《诗经》的范本和诗经学史上真正与《毛诗正义》比肩的不朽之作。朱熹对其《周易本义》并不满意，但对《诗集传》则表现出极大的自豪感，认为是他终生“不复遗恨”之佳作。由此可见，朱熹在理学体系建构中是何等地注重《诗》之价值了。《诗集传》充分展示了朱熹美学思想的意蕴，但同时这一美学意蕴又是与其整个理学体系相统一的“中和”体。在本文的阐述中，我们将展示富于“中和圆融”意蕴的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的本质特征。
就朱熹美学与传统美学精神之关系而言，朱熹美学体系的建构来源于传统文化丰富的养料和现实的审美实践活动两个基本方面。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这是朱熹美学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以建立新说的发源地。如上所述，《诗经》不只是一部诗歌总集，而是中华民族审美意识产生的重要渊源。在那里蕴含着我国传统审美基本思维方式，如“兴的思维”；也有极为丰富的审美形象和意趣。其中最值得指出的是，《诗经》与《周易》有极大地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主要表现“交感”理论的萌发。“男女交感”“阴阳相成”“乾坤相随”“天人合一”在《周易》和《诗经》的审美趋向上是一致的或相通的。这一“交感”理论既来源于原始人类生活的“宗教”（应该是万物有灵或泛神论，不是后来的宗教）观念、巫术活动，而又超越了“宗教”、“巫术”，从而进入道德与审美范畴。如在《周易》中“咸”卦，都强调以人为本体，“明人事”。《诗经》中的“以物起兴”同样表征着以人为本体的“性情”之“吟咏”。这都突显出将人自身作为观赏与诠释的对象之思想理念。在这一“观赏与诠释”活动孕育着浓厚的审美情愫，是毫无疑问的。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就是在对以《周易》为代表的“交感”理论和以孔子为代表的《诗经》“比兴”理论继承与整合中建构起来的。[11]而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应该是朱熹传承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建构其庞大的诠释学美学体系的开端。
因此，本文的工作集中在对朱熹诗经诠释学的审美考察上。
注释：
1、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展》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21-29页。
2、《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1版，第1页。
3、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商务印书馆1981年7月第1版，第20页。
4、宗白华：《中国美学史专题研究：〈诗经〉和中国古代诗说简论》（初稿）《宗白华全集》（3）第48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5、《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1版，第1页。
6、胡朴安《诗经学》，《胡朴安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第111-112页。
7、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2年9月第1版，第3-4页。
8、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6月第1版，第24-31页。
9、《朱子语类》卷80，中华书局1994年3月第1版，第2076页。以下只注卷数和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