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卫生制度论文范文1
[关键词] 基本医疗；医疗保障；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 R197.1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04（a）-0153-03
基本医疗服务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财政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卫生服务能力和大多数人的卫生服务需求，保证向全体居民提供一定水平的、负担得起的成本低、效果好的医疗服务[1]。在医疗费用快速上涨，居民普遍反映看病贵、看病难以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基本医疗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们将国内对基本医疗问题的研究及地方实践做一简要分析，以期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1 基本医疗的提出背景
1.1 历史背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医疗卫生服务也逐步推向了市场，医疗费用快速攀升，而政府受财政能力的约束发展卫生事业的能力有限，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日益加重。1978年第30届世界卫生大会的《阿拉木图宣言》后，我国随即承诺实现其提出的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
1.2 国际背景
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向凯恩斯主义发起了挑战，各国政府对卫生领域放松了监管，卫生费用快速增长。随着医疗费用的快速上涨，世界上多数高福利国家也开始面临筹资与服务困境，大众对卫生服务普遍不满。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使人们对政府的作用又有了新的认识；世界卫生组织深入研究了基本卫生服务工作方法与发展，于1978年在阿拉木图召开国际初级卫生保健会议，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提出“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战略目标，初级卫生保健则作为“人人健康”的实现手段，得到了全体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的认同。1984年世界银行的《中国卫生部门报告》提到，中国正在走高度资本密集型的治疗道路，这样只能满足极少数人的医疗需求，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国仍然需要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卫生发展战略，包括适宜技术的医疗[2]。1993年，世界银行的《投资于健康》报告，提出选择性的基本卫生保健（SPHC）；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及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医疗费用持续快速增长，世界各国卫生系统均面临着成本控制与服务可及性、公正性以及质量的共同压力[3]。多数国家也都面临着筹资与福利困难，不得不思考有效利用有限卫生资源的方法和途径。美国俄亥俄州的卫生优先重点项目取得成功，给世界各国解决卫生系统的筹资与福利困境带来新的思路。
1.3 基本医疗提出的认识前提
基本医疗问题的提出，即有当时特定的历史与国际背景，又有人们对医疗卫生相关问题的基本认识作为前提：健康是一项基本人权已成为全球共识；市场解决不了医疗问题，需要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在医疗领域中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同类型医疗服务的成本效果是不同的，利用基本设施、基本技术、基本药物与适宜人力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具有较好的成本效益，应当优先得到保障。
1.4 基本医疗的正式提出
在当时的历史与国际背景以及对医疗卫生问题基本认识的前提下，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在1993年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的报告中提出了“三保”、“三放”的方针：即保证预防保健，医疗可以放开一点；保证农村，城市可以放开一点；保证基本医疗，特殊医疗可以放开一点[4]。由此，基本医疗的理念在国家层面正式被提出，并作为我国卫生改革的基本思路。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努力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确立了政府在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
2 基本医疗的主要学术研究观点
基本医疗的理念提出后，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积极探索其内涵与外延以及实施策略，在关键问题上开展深入研究探索，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2.1 基本医疗的认识及定位
目前，基本医疗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基本医疗是成本效果良好的、政府社会能够承担的起的服务；从社会学角度看，基本医疗服务是那些最能惠及公众的普遍服务；从伦理学角度看基本医疗是涉及人的尊严的、影响健康的服务；从法学的角度看，基本医疗是确保公民享有平等健康权利的服务。
学者们对基本医疗的定位基本达成共识，普遍认为基本医疗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属性，是人的基本需要、基本权利，有学者认为基本医疗就是医疗卫生领域中的“义务教育”[5-6]；发展基本医疗是我国卫生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必然选择[7-8]。
2.2 基本医疗服务及其界定的原则与方法
基本医疗服务的科学界定对确定制度缴费率和待遇水平、提高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维护制度公平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是完善医疗保障必须首先加以解决的基础性问题[9]。虽然目前国内对基本医疗服务尚无具体的界定标准，但对于界定的基本原则已经达到一定共识，体现在基本、公平、利贫的政策目标上。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卫生部提出，它的界定可以从基本设施、基本诊疗技术、基本用药和基本费用四个方面考虑，而且提示基本医疗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具有变动性、地域性和阶段性[1]。学者们在基本医疗服务的界定方法上也做了一些探索，复旦大学的胡善联[10]通过对主要疾病负担及其干预措施的成本效果分析来界定基本医疗服务；上海交通大学的赖伟[11]从医疗机构的类别上界定基本医疗服务，对不同医疗机构的诊疗范围做出限定，认为除三级医院外，其余医疗机构都可以设定为基本医疗的服务机构；山东医科大学的袁长海等[12-13]通过医疗需要与成本、健康效益之间关系模式来界定基本医疗的模式和层次，认为如果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是很有效的，那么它就是卫生服务和医疗保险应首先满足和保障的；还有学者建议根据医疗服务项目的价格弹性与收入弹性来界定。
2.3 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及其实现路径
前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2008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的理念[8]，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是指全体公民享受基本医疗服务的机会均等、结果大体相同，并将基本医疗服务的差距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推进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就是要使每个公民都有相同的机会享受政府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不因性别、年龄、户籍、民族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14]，防范片面追求医疗服务的经济效益所导致的公共风险和危机。
基本医疗服务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物品的范畴，这意味着单独通过市场机制来提供是不足的，国家有责任保障每一个公民享有获得基本医疗保障的权利[15]。理论上说，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可以通过社会保险等方式筹集社会资金由市场提供服务实现，也可以由政府税收筹资直接提供免费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实现[16]。有学者从医疗服务及其市场的特殊性方面进行阐述，认为政府应当直接提供基本医疗服务[17]，可以依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路径，由政府出资，统一服务项目标准，实施全国统一的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在开始阶段，不同的行政区域或规划区，宜根据当地的医疗服务需要，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参照“国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包”，确定其享有的内容，之后在这个“基线”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最终走向全省、全国的统一[18]。也有学者认为，政府只要出台政策，确定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的服务项目内容，列入医保给付范围，就能实现基本医疗服务的均等化[19]。
2.4 实现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面临的问题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全体居民在健康方面应享有充分并且均等化的制度、卫生服务和经济风险等保障，即全民统一健康保障[20]。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的实施依托于全民统一的医疗保障制度安排，但目前在整体框架上，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是多元的制度设计，而在多元体制内部，各个制度间还呈现一种碎片化的特征[21]，身份不同、地域不同，所适用的制度、待遇标准就不同，不同制度之间形成“壁垒”，不利于医疗保险关系衔接及异地转移、个人账户和参保年限续接等，不仅给参保、参合者就医带来不便，也给经办管理带来了困难，严重影响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的实现[22-23]。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关于解决医疗保险携带问题的文件，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如统筹地区财务平衡问题与转移接续中的待遇权问题[24]。基本医疗服务项目的界定只是一些原则性的方法探索，并没形成共识，边界不清晰，可操作性差，给制度的设计及实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19]。政府在基本医疗服务供给和补偿方面的责任定位不明晰，在基本医疗服务补偿的政策制订、机制设计和责任落实过程中主观随意性强，缺乏系统性、连续性、规范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25]。
3 部分地方的探索实践
近年来，不少地方对基本医疗的实施路径进行了探索实践，山东省潍坊市将“小病社区低收费以补供方为主、大病住院有保险以补需方为主以及公共卫生政府管以财政投入为主”作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产品选择[26]，将基本医疗服务“打包”向居民提供，设计了“社区基本医疗服务包”，基本检查项目和基本治疗项目由社区卫生机构免费提供，基本康复项目也以较低价格收取[27]。宁夏在银川和固原两市的10个县（市、区）探索以分级打包的方式为城乡居民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探索实行了五级包的实现方式[28]。宁夏的分级打包模式，既是筹资和支付制度的重大改革和创新，又是对服务模式、服务行为和就医行为进行规范的有效途径[29]。陕西省子长县以创建“平价医院”为突破口，政府全额承担了医疗机构的基本运营、公共卫生服务和医院发展所需资金，从而以较低价格向患者提供基本医疗服务[30-35]。
4 讨论
基本医疗是人人都应当得到的普惠服务或者根据需要应当得到的服务，其组成要素包括基本设施、基本装备、基本技术、基本药物、基本人力、基本服务规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界定基本医疗创造了条件，当前不建议以疾病、诊疗项目来界定，认为从医疗机构级别和属性来界定比较合理，当前可以从政府办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始，逐步向二、三级公立医院延伸，做到“六基本”。
要保障基本医疗服务的顺利实施，不仅要解决基本医疗服务是什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同步解决筹资问题。基本医疗的理想状态应当通过公共财政来支持，普惠公众；非基本医疗中的非特需服务应通过社会医疗保险来解决，特需医疗服务应通过商业健康保险来解决。增加公共财政投入后，基本医疗的价格也应当调低，作为过渡期，可以采用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混合筹资，但需要调低服务价格，务必在价格体系上做到区别于非基本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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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制度论文范文2
[关键词] 看病难；医疗改革；医疗服务
[中图分类号] R197.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3）11（a）-0014-03
Literature review on domestic difficulties of medical treatment
ZHANG Yan WANG Xi-xi QI Wen-bo WANG Jun-hua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in Suzhou City of Jiangsu Province， Suzhou 215123，China
[Abstract] Difficult medical treatment issues are related to state plans and people′s livelihood，which has become an significant domestic proposition. In the wake of the medical and health system reform，the government promulgated and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difficult medical problems have achieved a certain degree of ease. Meanwhile，around the difficult problem， academic community put forward their views and solutions. Through research and analysis，we can clearly recognize the trajectory，contents and festure of related fields，as well as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Therefore，we can better look into the future in the field and then push forword solution of practical problems.
[Key words] Difficulties of medical treatment； Health care reform； Medical Service
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市场化改革以来，看病难问题就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尤其是近几年来，有调查显示，看病难问题甚至超越住房问题，跃居国人首要难题。从199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6年《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基层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到2009年国务院《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再到2012年底党的十报告中提到的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有效措施，2013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的意见》，从中能看出政府解决看病难问题的坚定决心和迫切愿望。期间社会各界学者们关于该问题的相关研究也大量涌现。本文主要就国内学者对于看病难问题的研究作一系统总结综述。
1 看病难问题研究的进展与内容
本课题研究采用CNKI的主题检索，共检出相关的核心期刊文献近500篇。由于看病难问题直到近些年才显现出来，因此该领域直到近年来才被研究者们所广泛关注。从年度变化来看，2005年相关量有了首次大幅提高，达到24篇。之后，每年的相关文献数量都居高不下。可见2005年以来，随着看病难问题的日益严重，该领域的研究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广泛阅读和分析，笔者发现看病难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现状分析、原因分析和对策分析这三大方面。现状分析方面，就区域资源而言，何志高[1]认为看病难问题主要难在农村，而非城市；就年龄层次而言，汤啸天[2]指出看病对老年人尤其难不堪言；就资源供求而言，张录法等[3]认为看病难体现在总体供求基本平衡而结构性供需失衡；就看病过程而言，秦国杰等[4]提出看病难在大医院三长一短现象严重。而对于看病难问题原因及对策的分析研究，笔者主要从以下四个视角进行了归纳：政府管制视角、市场化视角、医院服务视角、公众就医视角。
1.1 政府管制视角
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由政府配置还是市场配置，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如今我国政府主导与市场支持相结合的手段为多数人接受。金今花等[5]从部门利益冲突、政策信息不对称、多元利益博弈和医药卫生政策的短视效应等方面分析了医药卫生政策失灵，进而导致难以解决“看病难”问题的原因，指出了政府在推行医改政策过程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角色困境。石化龙[6]认为，政府卫生投入与大众医疗需求之间的较大差距是制约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一大矛盾，因此对应做法就是要增加政府财政卫生投入，向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倾斜，并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医疗卫生领域以构建多元化投资和多渠道办医新格局。冯凯等[7]从政府职能出发，认为政府对医疗市场的监管不力为看病难现象的原因，主张加强监管，配合以大力的财政支持及社会各界的参与支持以解决看病难问题。
1.2 市场化视角
对于医疗卫生及诊疗服务是否应该推进市场化的问题，学者们的分歧比较大。吴春官[8]认为医疗卫生体制强化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偏离了医疗卫生服务于社会的大目标和公益的性质，市场化的经营理念和服务方式是造成看病难的体制性原因，因此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该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道路。翁舟杰[9]则提出异议，从西方租值耗散理论的视角创造性地提出了看病难源于非价格机制的采用，即排队机制使得货币和时间结合来交换诊疗服务从而造成看病难，基于此该学者提出医疗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并坚持以诊疗服务市场化改革为核心。吴晓东等[10]认为简单的“政府主导”或“市场主导”有失偏颇，从医疗服务的效用及其收入弹性分析得出，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双重特性，提出医疗卫生服务必须划分出公共的、准公共的和私人的医疗服务三类，以便政府分类管制，同时还要结合私人医疗卫生服务市场的健康发展。
1.3 医院服务视角
如果说体制原因是看病难问题的根本，许多学者认为在当下体制中的医院和医生作为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方对于看病难问题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寇宗来[11]指出，医院诊疗费过低和医生拿药品回扣直接导致药费过高，在中国现如今的经济水平下，看病贵也就直接导致了看病难现象的出现。冯精洁[12]从思想根源上探讨了看病难的原因及对策，指出医院领导认识的偏差及职工队伍素质的滑坡是看病难问题的思想根源，从而提出加强医院领导及职工思想道德建设及其考核管理的对策，见解独到创新。高强[13]认为，导致看病难的重要原因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严重滞后，社区和农村卫生机构力量弱、条件差、水平低，缺乏优秀医务人才，因此必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加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建设。彭鸿林[14]建设性地提出要对公立医院进行兼并重组，形成“名院”连锁，使医疗资源在品牌价值上更“势均力敌”，从而消除结构性看病难。从技术层面出发，陈起坤等[15]具体阐释了“社区首诊制”与“双向转诊”模式对于解决看病难问题的重要作用，提出严格执行社区首诊制和双向转诊制从而实现“小病在社区，大病到医院”。
1.4 公众就医视角
公众作为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者和消费者，对于看病难这一问题应该是最有体会的。虽然公众是看病难现象的受害者，但其本身也是看病难问题的成因。罗瑾等[16]认为，收入差距过大，社会收入分配不均造成了看病难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富人阶层要求住高档病房接受特需医疗服务，另一方面大部分老百姓却连基本医疗需求都不能满足。姚中杰等[17]则指出，人口增长、百姓健康意识增强、体质下降均导致医疗服务需求激增，并且对于高质量医疗服务的需求也大大增加。就医秩序方面，患者“小病大治、过度求治”的行为屡见不鲜，造成大小医院医疗资源双重浪费。黄卫东等[18]通过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发现，居民对于慢性病的必要认知，尤其是女性居民在慢性疾病预防与控制过程中的作用发挥会影响到其本人及整个家庭的保健就医观念，从而也影响社区卫生服务的利用效率。夏挺松等[19]从居民就医期望角度和城乡差异出发，通过问卷调查得出，在市级、区级医院看病难的直接原因是居民对就诊方便快捷的高期望，而在社区医院看病难的直接原因是居民对医疗服务质量的高期望。
2 看病难问题研究存在的局限与发展趋势
2.1 研究的局限性
通过以上文献研究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鉴于看病难问题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国内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相关领域的研究相当广泛和深入。与此同时，该领域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2.1.1理论基础 从理论基础角度来看，该领域研究学科整合匮乏，理论性不强。看病难这一问题实际牵涉医学、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领域，而当前该领域研究主要集中于技术和体制层面，且从事研究的主体有较大一部分是政府卫生部门、物价部门工作人员，虽然这对于该领域研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有很大意义，但是从学科理论的角度出发进行深入专业研究的成果并不是很多，学科之间的整合研究更是缺乏。
2.1.2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学术期刊中的多数研究成果是采用描述性分析的方法，缺乏实证研究和数理分析的支撑，以致研究结论说服力不强；而看病难问题在网络报纸等媒体中的广泛讨论更是缺乏研究的规范和严谨性。
2.1.3研究内容 ①学者们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多把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放在一块讨论，关于看病难问题研究的针对性不强，且两者的逻辑交叉关系分析得不够透彻。如在国家大力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建设时，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目录的狭窄范围、基层医疗机构的过度市场化、患者对医疗服务质量及水平的高要求等原因如何导致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延续。②从文献数量分布可以发现，虽然研究中涉及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很多，但是对于农村看病难问题的研究，相较于城市社区医疗，却较为缺乏，研究者们对于乡镇农村医疗和农民就医问题关注不够。
2.1.4 研究结果 从研究的结果应用来看，目前该领域的研究结果在实践中的应用并不广泛，当然这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体制改革、医院营利性质转变、医务人员正确价值观树立、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建设、居民保健就医观念转变等过程必定是渐进而缓慢的，且在这些过程中必然还面临诸多阻碍困难。
2.2 发展趋势
通过分析我国看病难问题的成因，回顾政府为解决看病难问题出台的政策及国内体制特点，我们大体可以把握该领域研究的现状、已取得的成效及不足。
2.2.1学科整合，研究理论深度进一步拓展 随着相关领域的研究队伍的逐步扩大，来自各学科领域的研究人才也会越来越多。看病难问题的研究将不仅仅停留在体制和技术层面，会深入到众多学科领域中，加强多学科的整合，进一步拓展理论深度。如何从制度操作层面、临床路径层面、医患关系层面等方面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将得到进一步完善，使之更趋向于专业性和科学性，从而有效推动实际生活中的看病难问题的解决。
2.2.2研究规范化程度和针对性进一步加强 鉴于目前该领域研究中实证研究和数理分析匮乏，使得理论说服力略显单薄，今后研究将向着更规范、更严谨的方向发展，由描述性分析向实证研究发展。对于看病难问题将有更具针对性和细致的研究，使之区别于看病贵问题，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对于乡镇农村医疗卫生建设和农民就医问题的研究也会逐步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从而建立起全面的框架结构。
2.2.3研究结果应用广泛，理论与实践结合 随着看病难问题研究的深入，以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该领域研究的成果需要广泛地投入到实践应用中。政府管制与市场化选择之间如何平衡，医疗机构服务与个人就医观念及需求之间如何平衡，社会各层面的障碍如何消除，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何去何从，这些实践中的问题需要在该领域的理论研究中寻得解决方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3 小结
看病难问题关乎国计民生，已成为当前国内一项重要课题。随着国家进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系列政策条例的颁布和实施，看病难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我国在该领域的发展应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结合，以切实解决好这一大难题。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方面已取得诸多成就，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与值得改进的地方，有待于国内研究者们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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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制度论文范文3
关键词:医疗卫生体制;政策网络;问题研究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直在争议中进行,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至今未能解决,并且呈愈演愈烈趋势,如何改革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已经成为政府部门、学者、媒体关注的焦点。此前的研究比较重视对政策内容和效果进行规范性分析和评价,很少关注形成当前医疗卫生相关政策的内在原因,尤其忽视了各种政策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然而,恰恰是众多政策主体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影响和塑造了现有的医疗卫生政策,并导致相关问题的产生。因此,要探讨解决目前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出路,必须理解现有中国医疗卫生政策领域中各种政策主体之间形成的政策网络以及他们之间互相影响的动态过程及其内在联系。
一、政策网络理论简介
20世纪80年代,政策网络理论被认为产生于美国,对于它的定义目前学术界无统一定论。大体而言,政策网络是政策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不同互动关系类型的总称。政府部门间及与社会组织间的相互合作形成了一个动态的网络结构。多元的参与者相当于政策网络的各个“节点”,而网络中的“链”则是参与者基于各自利益与目标进行博弈而形成的互相依赖的复杂关系。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然涉及到网络内部中各个利益主体的协商与互动,这种协调互动的模式是政策网络系统内部运行的主要方式。
作为治理结构的政策网络,展现了公共政策责任主体多元化的图像,预示着政府推行公共政策过程中“既要避免单向的控制机制,又要充分注重政策效果反馈的回路”。当某一政策问题成为政治系统关注的对象时,相关利益群体就会出于交流信息的需要、交换资源的需要、结盟的需要、追求权力的需要与利益协调需要而聚集起来,在相互作用中形成政策网络。在政策网络中,政府不再是政策制定的唯一主体,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公民个人都可以成为主体,政府在这个网络中依然起主导作用,但不是依靠传统的政治权利来主导政策的产生,而是转为对其他团体利益的整合和对整个网络的管理。由于政策网络理论强调政策主体的多元性和独立性,强调决策过程中各种主体之间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互相妥协,以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进而实现政策目标。政策网络理论为理解中国医疗卫生政策过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
二、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政策网络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社会转型不断深入,利益多元的趋势日益明显,不同利益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由此产生了不同“节点”穿插而成的政策网络,有时各个节点之中又形成了一个次级网络,医疗卫生政策系统正是如此。以下具体考察我国医疗卫生领域政策网络中的各个利益主体。
(一)国家主体
中央政府与相关部门的政策决定和价值判断为医疗卫生行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例如,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完成了一份研究报告《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指出中国的医疗改革总体上不成功,也就是说否认了医改的市场化改革道路。这给医疗体制改革今后的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在这层网络中,与医疗卫生政策紧密相关的卫生、财政、发改委、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构成了次级网络,由他们主导着市场化的医改道路。
1、中央政府与人大。权威行动者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具有自主性及权威性。在医疗卫生制度制定中,中央政府负责提出和制定政策,具体由相关部门制定实施。同时,医疗卫生政策属于行政政策,是由各相关部委提出政策及实施的,并不是一项“法律”,人大没有主动权,而只有监督和提案的权力。
2、财政部、卫生部、发改委。自1985年开始,中国的医改被提上日程,改革以公共财政从医疗体系中退出,增加医疗机构的自开始,这意味着降低财政部门在医疗卫生体系中的经济职能。同样,卫生部对医院的管理也逐渐变得宽松。因此,由这两个部门主导着目前我国的公立医院实行“自负盈亏”和“管办分离”的运营策略,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医疗服务公共性的缺失,进而带来医疗服务这一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发改委承担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的任务,它对医疗卫生的发展会更倾向于公平性,切实提高社会总体医疗卫生服务的医改政策。因此,在这一次级网络中,3个“节点”的互动既有合作又有矛盾,但由这三个部门主导的医改主要朝着市场化道路进行。
3、药品监督管理局。2000年以后,国务院将药品生产监管职能、药政管理职能和中药监管职能,一并集中交由新组建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行使,从此无论是经营许可证还是营业执照均需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审批。同时生产已有标准的药品和申请新药生产也需集中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行政审批权进一步集中到国家药监局的手中,这种做法似乎有利于解决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但又带来了暗箱操作、等问题。
4、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既是中央政府政策的执行者,又是地方具体政策的制定者。一方面,地方政府与上一级部门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又联系着医院与制药商等医疗服务的供给者。在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地方政府所拥有的经济和其他资源大相径庭,为了提升政绩和自身利益考虑,经济实力较强的地方政府会重点扶持本地的医院和制药商,这势必造成不同地区内医院医疗水平不平衡。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不同地区医疗服务参差不齐的重要原因。
(二)社会主体
1、医院。医院在医疗卫生体制中扮演着特殊角色,一方面它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另一方面在现行医疗卫生体制中,政府财政对医院支持很小,医院为了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向患者收取较高的费用来维持经营,造成了医院目前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现实,这是与医疗服务公共性相违背的。同时由于医疗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了目前医生乱开药、多开药的问题。由此看来,医院在原有的网络中处于被动地位,但要推进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医院掌握的信息十分重要,他们对社会总体的医疗健康水平相当了解。所以,今后医改方案的调整如何定位医院在网络中的角色是十分关键的。
2、制药商和供应商。制药商和供应商凭借其经济实力以及与政府相关部门建立利益同盟关系,在医疗卫生政策领域发挥着很大影响。一方面,垄断信息,影响舆论,一定程度上主导着高药价;另一方面,作为经营者,力图争取医疗卫生的市场化,反对政府干预药品价格。
3、舆论。舆论包括新闻媒体的报导以及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由于我国缺乏有效的舆论监督和专家参与制度,在医疗卫生改革进程中,舆论的力量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一方面,政府给予的资源较少,不能客观、全面、及时地反映这个领域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造成积极性不高。
4、普通民众。作为医疗卫生政策的最主要承受体,我国普通民众在政策网络中的位置较为被动。源于力量的分散,渠道的狭窄,政策的梗阻和信息的不对称,普通民众对住房政策问题的形成、确认,方案的选择和执行等领域影响甚微。
以上分析表明,在医疗卫生领域政策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它们各自占据的政策网络点是影响政策产出的决定因素。总的来看,一些强势主管部门,趋于从推动和维护经济增长,片面注重效率来制定相关政策导致具有社会保障属性的医疗卫生服务几乎完全等同于市场化的商品供应。政府部门与强势利益团体在医疗卫生政策的制定中构成了一级网络,而将舆论、普通民众等排除在外,造成了网络中的参与主体的有限性和封闭性,各个利益主体不能得到充分的资源交换和利益诉求,从而造成了政策公共性的不足,这是今后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三、开放政策网络,扩大主体参与是解决当前我国医疗卫生体制问题的有效途径
要解决目前我国医疗卫生领域中的矛盾,就必须打破既有的政策网络,使得更多的利益主体和政策相关者进入新的政策网络,使他们获得参与政策过程的渠道。
(一)医疗保险模式多元化
医疗保险作为一项保障性机制,这方面政策的完善与否对解决我国医疗供需矛盾有着很大的作用。我国人口基数大,人群类型复杂,目前医疗保险制度的灵活性不够,导致我国目前涉保人群不足。如农民工人群,儿童,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都是十分缺乏医疗保障的人群,国家应该制定多元化覆盖城乡不同人群的医疗保险制度,真正提高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
(二)医疗服务市场竞争多元化
不可否认,医改以来我国的医疗服务市场的竞争性有所增强。一是在原公有制医疗服务体系之外,私人医疗服务机构开始出现并迅速扩张;二是原来的公有制医院出现了全面分化,由过去的国有、集体所有转化为私人所有或其他所有制形式。2008年非公有性质医疗机构数目以达到201117家,从数目的绝对值上看已经超过了公有制医院,但其市场份额却微不足道。2008年,非公有制医院收入为1657.9亿元,公有制医院为7938.1亿元,占总收入的82.7%。因此,可以认为医疗市场依然还是以公有制为绝对主体。事实上,民营资本进入医疗行业存在较多的制约。税收政策的不统一和把民营医院排除在医保定点医院之外,对民营医院的生存发展影响最为明显。
(三)政策制定主体多元化
理论和实践表明,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都是存在的,它们自身的弊端不能有效满足全社会成员,我国先前医疗改革的不成功最主要的原因也在于此。所以,医疗政策制定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的三方的作用,更加突出医疗服务公共性这一特点。这就要加强公共部门、非营利组织、媒体、普通民众的沟通与协作,建立起多方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与机制,最终以政府-市场-社会三方的开明互动构筑开放的政策网络,通过打破政策产出的封闭性,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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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制度论文范文4
一、加强领导统筹安排
各医疗卫生单位要加强领导，成立科技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主要分管领导和成员，根据本单位专业优势制定本单位科技工作远、中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督促落实，建立健全科技工作制度和激励机制，诚信科研，营造自主创新良好氛围，提升医药卫生科研人员科学道德修养，确保科技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目标任务
（一）积极申报科研项目。市级医疗卫生单位要对往年已立项开展而正在继续中的科研课题，要按课题设计的要求予以结题，并力争有新的实用性强、效益大的科研课题立项。市人民医院、市中医医院、市骨科医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要在科研工作上起到标榜作用，年内要有一项以上新科研课题立项，并争取有市（州）级以上的科研课题。其它市级医疗卫生单位要根据本单位的业务专长拟定科研课题立项计划，力争有新的科研课题立项。
（二）加强重点专科能力建设。各单位要以省、市重点专科建设的要求为标准，着力打造有特色的重点专科，加强科室建设和学科带头人培养，充分发挥本单位技术优势，进而提升医院服务能力。
（三）加强科技成果推广运用。各单位要积极开展卫生科技成果推广运用，要根据本单位专业需求和人员、技术能力建设的要求，按照国家、省、市批准公布的先进科技成果推广项目和适宜技术项目，积极选送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培训学习，并将其运用于临床，转化为社会和经济效益。市级医疗卫生单位年内要引进和推广三项以上的卫生科技成果项目；乡镇卫生院要充分利用卫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积极开展推广适宜基层群众需求的适宜项目，年内要引进和推广一项以上的适宜项目。
（四）积极撰写学术论文。各单位要结合医务人员晋升职称的要求制定激励措施，提高卫生技术人员撰写本专业论文的积极性，争取在权威刊物上发表。二级及以上医疗卫生单位年内要10篇以上，其他市级单位5篇以上。乡镇卫生院要积极鼓励卫生技术人员，针对农村卫生工作、基层临床经验题材撰写论文。对在部级、省级刊物发表的论文，市医学会组织专家评选，给予优秀论文作者奖励。
三、目标考核
各医疗卫生单位要将科技工作纳入本单位目标考核内容，以促进本单位科技工作的开展。市卫生局将此项工作纳入对医疗卫生单位的年终目标考核重要内容，以督促科技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四、资料上报
（一）全市各医疗卫生单位务必于年3月前将本单位科技工作实施计划上报市卫生局医政中医科教科。凡往年已立项开展的科研课题，需提交进展情况小结，与科技工作计划同时上报。新立项的科研课题，事先应将课题设计提交卫生局医政中医科教科备案，对重大科研立项需经专家论证。
医疗卫生制度论文范文5
1.1山西省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现状
2010年山西省农村人口数达2329.18万，占总人口数的67.05%，有村卫生室29253个;乡镇卫生院1201个，床位数28891张;县级医院406个，床位数32949张。
1.2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系统分析
从系统的完整性角度分析，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系统包括资源在农村医疗机构内部及医疗机构之间的投入与产出。“投入”指卫生技术人员、床位数、医疗设备、医疗材料等。“产出”则指诊疗人次数、入院人次数、等。此外，“农村医疗机构”包括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和县级医院。
1.3因果关系图及反馈路径分析
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基本结构是反馈结构，这种反馈结构是建立在系统的反馈因果关系上的［3］。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系统因果关系分析如图1所示。图中所示“卫生设备”包括卫生机构床位及高科技、信息化的医疗辅助设备等等，“卫生材料”则主要指医疗过程中所消耗的一次性、不可再用的药材和器材。农村卫生资源系统因果关系图中的主要回路为:(1)卫生总投入县级医院总收入卫生材料/卫生设备/卫生技术人员县级医院卫生服务能力县级医院服务总量卫生服务总量农民健康水平农村人口数卫生服务需求量卫生总投入(2)卫生材料县级医院/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卫生服务能力县级医院/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服务总量卫生材料其中，(1)为正反馈路径，(2)为负反馈路径。
2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系统动力学模型
2.1系统流图
因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对模型进行基本假设:不存在潜在患者;医疗卫生服务不包括疫苗的接种、卫生保健等基本医疗服务;农民的医疗消费均用于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和县级医院，其他医疗机构不予考虑。根据图1的分析结果，用Vensim软件绘制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系统流图，如下图2所示。
2.2主要方程设计
本文只列出与“县级医院”的部分方程，如表2所示。“村卫生室、乡卫生院”的相关方程式以此为参考。
3仿真结果及分析
模型运行起始时间为2005年，结束时间为2015年。结果如图3所示。将图3仿真结果及真实数据对比分析，可知:①山西省农村医疗机构中的卫生技术人员数在持续增加。②县级医院的卫生技术人员在增加，而乡镇卫生院的卫生技术人员却在不断地减少，且县级医院卫生技术人员的增加速度要远大于乡镇卫生技术人员减少的速度。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很多，归根结底为医疗机构对卫生技术人员的管理体制和激励制度不完善、乡镇医疗机构设备落后，导致医学人才向县级医院集中。由图4可知，农村卫生机构床位数逐年增加。与此同时，病床使用率也在不断增加。因此，推测农村医疗机构对医疗卫生资源———床位的配置效率将趋于最大化。但是，乡镇卫生院的病床使用率还是低于县级医院的病床使用率，其原因可能与住院环境、医疗设备等有关。
4结论
医疗卫生制度论文范文6
时至今日,医改已进行了整整20年,并且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在历史的节点上,或许可以看出:简单的否定和肯定,对于中国医改这一“疑难杂症”而言,只怕都过于轻率,它需要更大的耐心、智慧和勇气。
比俄罗斯更“激进”的医改
“难道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改变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使之市场化、商业化吗？”被称为中国医疗“活化石”的张自宽老司长,表达了自己对现行的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及税收政策的不同意见。之所以被称为“活化石”,是因为新中国的许多医疗卫生的法律法规正是在他的参与下制定的。张自宽老司长补充说:“既然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做出对公立、私立医疗机构的优惠政策,为何在50年后的现在却要改变它？”他所说的新中国建立之初就确立的优惠政策,是指国家在1950年、1951年、1955年先后出台的鼓励医疗事业发展的三份文件。
新中国建立之初,私立医疗机构占到90%以上。面对私立诊所要不要缴纳工商业税的问题,时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说,这是福利事业,无论公私都应该免征。1950年,中央财经委发出《关于医院诊所免征工商业税规定的通知》。该通知规定,公私立医院诊所免缴工商业税。只不过,文件给免征的私立医院诊所设置了三个前提条件:接受一定之战勤、防疫、保健等任务,以及负担一部分免费病床、免费门诊者;确实按卫生行政机关规定之标准收费者;不对非就诊病人售药者。
1951年,卫生部转发中央财经委《关于公私立医院诊所一律不进行工商业登记的通知》。该通知说,“公私立医院诊所不能作为纯营利事业,同意你部意见,一律不进行工商业登记。”
1955年,财政部、卫生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关于贯彻医疗机构免征工商业税的通知》,进一步完善了对医疗机构的这一优惠政策,并扩大了受惠面。这份文件将享受优惠政策的医疗机构扩展至门诊部、卫生院、个体开业医师、镶牙所。而且,这份文件取消了私立医院诊所的三个前提条件。在文件下发之前,这三个条件已经被列为任何一个医疗机构都应尽的基本责任。这个基本责任一直延续至今。
时任卫生部医政司科长职务的张自宽,正是1955年这份文件的主要撰稿人。他回忆说,在当时全面社会主义改造的背景下,私立医疗机构仍然被保留下来,足见中央对此的认识。
“这么一个早已认识清楚的问题,为什么到了现在却变了呢？”他所指的现在,是指2000年国家体改办等八部委出台的《关于城镇医药卫生工作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及卫生部等四部委《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
正是这两份文件,把医疗机构分为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对于这种分法,张自宽一直在表示着他的不理解。去年,他曾就此建言卫生部领导;今年,这种“不揣冒昧,斗胆建言”仍在继续。因为,这种新政策实施以来,“导致了一系列问题,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八部委的指导意见及此后卫生部等发出的实施意见中,“将医疗机构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类进行管理,国家根据医疗机构的性质、社会功能及其承担的任务,制定并实施不同的财税、价格政策”。非营利性是指“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而设立和运营的医疗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收支节余只能用于自身的发展”;营利性是指“医疗机构所得收益可用于投资者的经济回报”。
张自宽将这一政策称为“四未政策”:一未经深入地调查研究;二未经广泛征求意见,特别是卫生系统内各级领导和专家的意见;三未经科学论证;四未经先行试点,即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
“实施分类管理缺乏充分的依据,既不适合我国国情,国际上也少有先例。”他认为,无论何种类型的医疗机构,原则上都应属于社会公益事业,都应“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而设立和运营”,都应“无偿承担预防保健、健康宣教和政府指派的公益性任务”。既然如此,就不应该划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
张自宽认为,医疗机构投资者应该获得回报,但这种回报主要应该是社会效益;应该把医疗机构实际运营中的收支结余,主要用于发展事业,不应鼓励分红;民办医疗机构在扣除各项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规定提取其他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要求从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的,可以允许,但须制定相应法规加强管理。
“大家都知道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市场化‘休克疗法’,却很少有人知道无论是叶利钦还是普京,都没有触动前苏联留下的教育与卫生体制。”张自宽告诉本刊记者。“政府必须承担起它应该承担的责任,”张自宽说,“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需要及时填补空白。”
经济领域的做法不能简单移植到卫生服务上,“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会导致什么环节赚钱资源就往哪里投,谁钱越多谁就能享受越好的医疗服务,而无法顾及医疗的大众属性和起码的社会公平。”
在目前这种市场化的推动之下,我国一些公立医院表现出了强烈的逐利冲动,从而出现了许多公立医院与民间资本联合办医。个别公立医院的设备、人才也被抽调去创收。
哈佛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萧庆伦指出:“医疗卫生事业全面市场化,是与市场经济理论背道而驰的。除了病人被‘宰’、被剥削,另一个后果是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会垮掉。因为医药费用不断上涨,社会保险根本出不起。”
“单纯以营利为目标的医院,在发展初期不免会表现出急于收回投资、牟取暴利的冲动。”据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于宗河所知,许多民营医院把医生的工资奖金与盈利指标挂钩。如此,势必会让医生想着怎样从病人那里赚钱,而不是治病。这位老医政工作者认为,医疗机构应该强调它的公益性,而不是营利性。
卫生部态度急转
“医改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于宗河说,“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期,医疗卫生对公民基本健康的保障,不亚于解放战争的土地革命。”但这位老司长深知,许多政策并不是卫生部一个部门能说了算的。
8月2日,在全国医护工作会议上,卫生医疗体制改革成了与会者讨论的热门话题。社会上已经风起云涌的医改大讨论,在这些专家们眼中是带有一些偏激的色彩,这些在医疗体系内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的人们知道,中国的医疗体系已经是积重难返,不是简单的一条改革路径所能扭转乾坤的。卫生部副部长马晓华对于医改的态度是“多看、多听、少说,卫生部在这次争论中的态度是不争论”。而事实上,这次医改大讨论正是从卫生部内部开始的。
“市场化非医改方向”,2005年5月24日,卫生部下属的《医院报》头版头条刊出了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的一次最新讲话,并冠以这个让人注目的标题。这位司长说,“看病难”、“看病贵”这两大难题的解决,主要靠政府,而不是让医疗体制改革走市场化的道路。
卫生部副部长马晓华5月初也有过类似的讲话,他说:“应当坚持政府主导,引入市场机制。”他批评了当前公立医疗的公益性淡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并且着重强调,“产权制度改革,不是医疗制度改革的主要途径,我们决不主张民进国退。”
但上述这些讲话仍然属于观点争鸣的性质,没有引起外界的重视。
医改话题被引爆,是在6月20日。当天的《中国青年报》引用《医院报》5月份的报道,将刘新明“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观点,传递给了大众。
这一观点,被迅速地解读为卫生部的表态,一时间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7月14日,《中国经济时报》刊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葛延风为首的课题组全面反思中国医该20年的报告,这份报告从根本上否定了医改。
该报告指出,从改革开放迄今,中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正在朝着“坏”的方面演变,在公平和效率两个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在公平性方面,不同社会成员医疗卫生需求的实际被满足程度,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严重地两极分化。报告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商业化、市场化的道路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和要求,这是一个早已被理论和各国实践充分证明了的问题。中国医改的问题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道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特殊地位让人们意识到,有可能是国务院高层对目前医疗体制改革不满。此后,《中国青年报》在7月28日以鲜明的标题发表报道:“国务院研究机构称,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
7月29日,卫生部网站上公开了卫生部部长高强的讲话。令人诧异的是,高强的报告是一个月前的一次会议上所作,却于一个月后的风口浪尖上才公诸于众。
在这些报道之后,公众开始纷纷猜测,国务院关于医改的政策、方向是否要有大的调整？
在此之前,官方透露的信息是,医院改革要走“产权改革”的道路,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科教文卫法制司副司长宋瑞霖于2004年7月曾公开表态:“国资将逐步退出公立医院。”宋瑞霖还说,《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正在制定,有望几个月内出台。
但就在宋瑞霖公开表态支持改制之后不足10天,“郎顾之争”大幕开启。在这场国企改革大讨论中,民意几乎一边倒地支持香港学者郎咸平。其中,管理层收购(MBO)更成为备受攻击的靶子。
“郎旋风” 波及之处,还包括教育与卫生领域,郎咸平本人或许也始料未及。
市场化,固然可以减轻政府的包袱,并且寄望于通过提高效率和加强竞争来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和降低医疗价格。但市场的逐利天性,以及医疗领域的特殊性,至少使得降低医疗价格的目标未能实现。
对此,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曾有解释:我们必须清醒了解市场的双重局限性。第一,市场充其量只能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无法解决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问题。第二,也许在经济的很多领域,市场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但在外部性很强、信息不对称的领域,市场往往失灵;亦即,不光不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反倒会降低效率。
这或许是导致决策层对“市场万能”失去信心的原因之一。
由“国资逐步退出”,到“市场化不是重点”,再到“市场化非医改方向”,一年内三次不同表述,显示决策层思路的重大转弯,也显示决策层中对医改方向的摇摆、争论和犹疑。
医改食物链
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医疗改革同医疗保险改革、药物流通改革是不可分割的。简单地说医疗改革,而不顾及其配套领域改革,那么医疗改革也只能是昙花一现而已。
医疗产业化改革以来,很多部门利益也就纠集在其中,都想能分一杯羹。
根据国务院三定职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对药品（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诊断药品、放射性药品、品、毒性药品、、医疗器械、卫生材料、医药包装材料等）的研究、生产、流通、使用进行行政监督和技术监督。
卫生部在医疗领域的主要职能是,参与研究医疗管理体制改革和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执业准入和临床应用技术准入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并组织、指导实施;拟定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有关诊疗、护理、康复等医疗服务管理的规章制度和服务规范并组织、指导实施;参与研究拟定药品和医疗器械临床应用管理的法规、规章、政策并组织、指导实施;拟定对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服务质量、安全绩效的监督、评价、管理规范并组织、指导实施。
此外,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负责拟定医疗保险的基本政策、改革方案和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拟定医疗保险费率确定办法、基金征缴政策、待遇项目和给付标准;拟定医疗保险费用社会统筹政策、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管理政策; 拟定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政策、规则; 组织拟定基本医疗保险、医疗的药品、诊疗和医疗服务设施的范围及支付标准; 组织拟定定点医院、药店的管理办法及费用结算办法;拟定城镇企业职工疾病和生育期间的待遇政策及标准。
而药品、医疗器械、医院收费等涉及到价格因素的,所有的定价权又都在国家发改委价格司那里。
在现行管理模式下,公立医院归卫生部门一家管,私立营利性医疗机构归卫生部门和工商部门管,私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归卫生部门和民政部门管。原卫生部医政司司长张自宽称之为“重复登记,多头管理”。
“这种多头管理,牵涉到部门、条块利益太重,势必在改革中相互扯皮,尽力维护本部门在改革后的利益,而不是从公众利益考虑。”学者杜钢建分析,这种牵涉多部门的改革最终妥协后的成果几乎微乎其微。
医疗改革中牵扯到的包括国家相关部门、医院、药物生产企业、普通患者。
市场化下的医疗改革,国家相关部门是乐意的,一方面产权的出让减少了财政投入,另一方面,市场化运作,手里的审批监督权力会更好进入“赎买”空间。
时任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的吴明江,在全国政协举行的一次医改研讨会上说,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国家要“大踏步”后退,政府只举办部分公立医院。
“这一讲话,被视为产权改革的号角。”医疗系统一位专家说。甚至还风传,“各级政府将只保留一两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大型医院,其他医院将逐步对业外资本开放。”
2004年11月20日,一位医疗投资咨询专家迫不及待地在媒体上宣告:“让医院改革来得更加猛烈些吧！”
“这太让人摩拳擦掌了,”一位受雇于美国医疗投资集团的专家喜滋滋地介绍,至少有60亿美元的资本在等着收购中国的医院,“中国医疗市场可能出现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相类似的爆发式增长。”
中国医疗机构投融资论坛也在2004年底向媒体透露,有近百亿元民营和外资即将介入中国近百家医院的改制工作。当时有统计数据说,到2005年,中国医疗产业的总市场价值将为6400亿元。
而医院也是乐意的,大的医院势必会吃掉一些小的医院,而市场化也使得一些门诊专业化,国家只要负担起来一些必要的公益医院,其他大量的也就甩出去。
《医药产业资讯》杂志社副社长张浩臣,当时在河南的一家公立医院工作。“那个乱啊,办民营医院就像办乡镇企业,公立医院就到处合作办专科,医生专家就到处走穴。”
从统计数据来看,截至2000年,我国的卫生事业在国家投入并不足的情况下仍然高速发展。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卫平介绍,1980年卫生机构数量是18万家,到2000年时已有32万家。
药物生产企业也会乐意,市场化下的药物利润比计划下的要高许多,生产成本差不多,而更换药品名称和在大量宣传攻势下,一些药品价格也水涨船高,十倍、百倍地往上翻。
1993年投身于医疗器械生意的李益,适逢药品流通渠道市场化,“这医药一放开,不知造就了多少百万富翁。”李益按“行规”,给医生和医院提成,转眼间暴富,积下数千万元身家。
患者中政府公务员、垄断企业的职工现在依然享受几乎百分之百的公费医疗,他们也不关心什么医疗改革,对他们来说,改来改去没有什么变化。
倒霉的只能是普通患者,市场化的链条传导机制,所有制造出来的价格泡沫都要由他们来买单了。
卫生部调查显示,我国医疗服务费用增速超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医药卫生开销已成为家庭食物、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看病贵、看病难成为社会问题,就足以说明现在的医改已经“撞了南墙”。
医保变革势在必行
“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尤其是医疗费用控制这一块,是个世界性的难题。”这是所有接受采访的医保问题专家的共识。让更多的人享受医疗保障并非改革的主要目的,控制医疗费用的增长才是改革的锋芒所向。
据统计,仅去年一年全国卫生资源的总消耗约为8100亿,这一数字是长江三峡水利工程15年总投资的4倍多。从长期统计数字来看,自1953年到1995年间,全国公费医疗支出增长了106倍,而同期财政收入仅增长27倍;1978年至1996年,全国劳保医疗支出增长了20.8倍,而同期职工收入仅增长了8.6倍。
在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增长相对平稳的前提下,医疗费用开支的猛增让任何一个健康的国家经济体系都感到无法承担。
医疗费用是一个“无底洞”。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孙光德教授在接受采访时重提了其若干年前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观点:医疗费用开支“永远不够”,为了保证全社会收入分配的公正和劳动力资源的再生,对医疗费用的总开支进行控制是惟一的途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包括欧洲一些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福利制度的国家,全都开始尝试进行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对医疗开支进行总量控制。中国也不能例外。改革的方向异曲同工,即从福利国家和政府(企业)统包统揽转向个人和社会按比例合理分担医疗费用,从而抑制开支猛增的势头。
两年多来,中国的医疗保险改革平稳推进,覆盖面不断扩大,而且还承担了配合和推动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的任务。目前,全国纳入医疗保险体制的城镇职工总数为9200万人。
可观的数字往往掩盖了更深层次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已经开展医疗保险的城市,一些困难企业的下岗职工和退休职工因为企业没有缴费能力还不能享受到医保待遇。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在推行医保的过程中,为了转移社会矛盾,让一部分企业职工在不缴费或降低缴费标准的情况下,享受了医保待遇。
“这种现象的存在实际上破坏了医保体制存在的基础,一旦有人知道有人没交钱却享受和我一样的待遇,那医保制度的信誉就失去了,医疗保险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险研究所主任关志强表示了他的忧虑。
而且,相对于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医疗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还只限于“城镇职工”,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被排除在外。对于困难人群的医疗保障问题,关志强认为,应该通过政府出面建立医疗保险救济制度来解决,但是,这在目前还只能是一个设想。
目前,医保已经显示出了其对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流通改革的促进作用。通过医保的推行,各地的医疗机构普遍开始有了竞争意识。
在医保已经成为各医院收入来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情况下,为了争取被医保机构定点,有些医院开始进行内部改革,提高效率。其中中小医院、社区医院的积极性尤为高涨,大医院感到了竞争的压力。
齐齐哈尔市中医院为了吸引患者,主动将1077种药品的价格调低了15％―30%,并公开承诺阑尾炎手术等16种常见手术的费用标准。中华医院管理学会青岛分会会长苗志敏一边诉苦,一边不得不承认,医院在管理上还有压缩费用的空间,
北京地区的医院联合起来同医保机构讨价还价的现象也一直存在。当医保机构决定公开各医院病种的治疗价格时,医院一下子就慌了,因为每个医院在治疗过程中都有见不得阳光的地方。
关志强说,在医疗消费市场上,有一群“无声的消费者”,这些人是医疗毫无保障的农民和城市中没有能力参保的人群。但是,这个最弱势的人群正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盘剥。
因为医保的推行,医院的收入受到了影响。作为这个市场的主导者和实际上的经营实体,医院当然对此心有不甘,一有机会便会从其他途径把“损失”的利润弥补回来。
阴影正在向“无声的消费者”头上弥漫。“旁边就坐着农民兄弟,我能不向他多收点吗？”这是一个大医院的院长亲口对关志强说的。
关志强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他说他一直想做一个调查,对比一下农民和没有参保能力人群在医保前后的医疗开支,但苦于没有经费。他现在手上只有个案,没有全面的调研结果,但是他肯定地说,这种现象已经出现,而且正在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