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该研究揭露了城市初中生隐性辍学现象，并从班级文化视角去解释各班隐性辍学率高低的差异。班级文化可以分解为班级团结和班级规范这两个基本因素，班级团结与班级规范的平衡状态对隐性辍学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该研究从班级文化视角把隐性辍学类型划分为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宿命型四种类型，利己型和利他型隐性辍学率可以由班级团结不足或过度来解释，失范型和宿命型隐性辍学率可以由班级规范过宽或过严来解释。
关键词：城市初中；隐性辍学；班级文化
在我国持续有力的控辍保学政策实施之下，当前各地区学籍意义上的显性辍学、“因贫辍学”现象基本消失，但初中生厌学、不学等“隐性辍学”现象却依然常见。我国学界对初中生隐性辍学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较少涉及城市初中的隐性辍学问题。城市初中生的隐性辍学行为较为隐蔽，本研究通过学校内部观察，揭露城市初中生隐性辍学现象，从而得到学校、家庭、社会的重视，更有利于初中生的健康成长。
一、隐性辍学现象及概念的认识
早在 20 年前，已有研究表明，辍学包含显性辍学与隐性辍学两种情况，比如周书民的研究揭示了青岛地区的农村初中存在隐性辍学现象，并且隐性辍学率正在逐步上升[1]。马壮、朱新卓等的研究也发现了农村初中生隐性辍学现象愈演愈烈的问题[2][3]。兰靖等[4]指出，隐性辍学学生的基本表现形式就是厌学和“缺学”，厌学是学生隐性辍学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缺学”是学生隐性辍学的次要表现形式[4]。吕巧莉等还揭示了部分乡村学生出现逃学、拒学和破坏学校学习生态等隐性辍学行为问题[5]。隐性辍学概念提出之始，指的是学籍未注销而提早离开学校的情况；后续研究者又把“‘人在心不在’‘人在爱不在’‘人在力不在’”[6]“存在于学校教育场景中，但整日游离于课堂和教室之外”[7]等现象纳入隐性辍学研究范围。因此，“隐性辍学”这个概念，既包括义务教育阶段事实意义上的离校，又包括在校生事实意义上的不学习。
二、城市初中生隐性辍学现象调查
尽管目前我国的城市初中生隐性辍学现象尚未形成领域性的研究问题，但董小苹、魏莉莉的研究揭示，城市存在“隐性辍学”的事实[8]，并提出应把城市初中生厌学、逃学、恐学及因慢性疲劳综合症所导致的学校拒绝现象纳入“隐性辍学”的研究视野，从更广阔的内涵和外延上来拓展我国的“辍学”概念，以全新的视角理解和分析我国的城市辍学问题，从而在城市“显性辍学”日益减少的表象下，发现城市初中生的“隐性辍学”事实[9]。面对城市初中生这个群体，笔者选取山东省一所市直中学———S 中学新校区为个案研究单位，以2014 级、2017 级两届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从初一到初三进行跟踪研究，有针对性地搜集学生学习状态、学习成绩、作业完成情况、历次参加考试的学生名单、考试卷面答题情况等资料，观察城市初中生的隐性辍学现象。研究发现，隐性辍学生多为男生，隐性辍学的行为表现主要有上课不听讲 （“身在曹营心在汉”，做与当堂课无关的事，如手工、涂鸦、看小说、睡觉等）、不做作业、考试交空白卷、不参加考试、不上学等。从厌学到不学再到不上学，是一个逐渐递进的过程。本研究给隐性辍学生作了操作性定义，即：在某次考试开始及其以后的每次考试当中，如果某个在籍学生的成绩均因缺考、交空白卷或者胡乱涂写所得分数极低而一直不被作为有效分数，在排除转学或另有原因请假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学生可以视为隐性辍学生，其隐性辍学的时间点就是开始出现无效分数的考试日期。隐性辍学程度与隐性辍学率具有时间累积效应，隐性辍学现象随着年级递增而愈加明显。总的来说，跟农村相比，城市初中生的“隐性辍学”现象具有隐性辍学率低、隐性辍学出现时间点晚、隐性辍学行为性质相对温和等特点。
三、班级文化视角下城市初中生“隐性辍学”行为的四种类型
城市初中生为什么会产生隐性辍学行为？纵然有家庭、社会、学生自身等相关原因，但是放在不同的班集体中看，却会发现每个班级学生隐性辍学的行为表现与人数是不一样的。隐性辍学率的差异可以从班级文化的角度来解释。本研究类比涂尔干对自杀行为的解释框架提出班级文化与隐性辍学行为的类型解释框架。班级团结与班级规范共同影响着一个班级的隐性辍学倾向，它们的平衡状态对隐性辍学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如果二者处于适度、稳定状态，隐性辍学率就处于一个稳定的低水平上；一旦团结与规范超出了适度范围，无论是不足，还是过度，都会引起隐性辍学率的上升。本研究从班级文化视角把隐性辍学类型划分为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宿命型四种类型，利己型和利他型隐性辍学率可以由班级团结不足或过度来解释，失范型和宿命型隐性辍学率可以由班级规范过宽或过严来解释。
1.利己型隐性辍学（班级案例：个人主义兴盛带来的离心力）
团结性强的班集体通过共同的规范和强有力的权威控制着同学的思想行为，使同学完全归属于班集体。在个人遇到挫折时，可以得到班集体的保护和支持。因此班集体的团结是遏制同学隐性辍学的学校因素。相反，个人主义的兴起增强了个人的独立性，削弱了班集体对个人的约束和控制，降低了同学对班集体的归属感，松弛了同学之间的相互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遭遇学习挫折的人很容易陷入气馁、沮丧、自暴自弃的状态，采取不学以求解脱，这种现象属于利己型隐性辍学行为。2017 级 11 班的班主任是一位有想法的历史男老师，也是一位资深班主任和年级副主任。他鼓励学生发展个性，他带的班级学生个性较强，在统一的应试教育体制下，个人主义强于集体主义，个人利益大于集体利益，形成强烈的自我发展与同伴竞争气氛，个人前途的重要性太过突出，班级团结的凝聚力就显得较弱，个性强的学习优秀生在遇到更好的选择机会时可能会转学，而个性强的学习落后生会偏离普通的学习轨道寻找其他出路。由于班主任鼓励学生及早进行生涯规划，说服考上普通高中可能性低的学生根据自身特长另谋出路，比如上武术学校、职业学校、就业等，尤其在初三这一年，实际到校人数逐渐减少，到初三下半年疫情过后返校时（2020 年 5 月末），实际只有 35人返校报到，跟初一入学时的 45 人相比，减少了22.22%，也是全年级返校比例最低的班级。利己型隐性辍学的班级类型主要表现在班级人数的减少，而留下的基本都以中考升学为主要目标，因此在其算分人数当中，11 班的低分率几乎为零，平均分排名年级前列。而且 11 班隐性辍学生出现的时间点比较早，在初一下学期期中考试就出现两位隐性辍学生，占全年级新增人数的 66.67%，隐性辍学率达到 4.44%，是初一学年下学期隐性辍学率最高的班级。总的来说，利己型隐性辍学的主要表现是：班级团结不足，个人主义兴盛，离心力大于向心力，极小部分学生从自身利益出发，根据个人意愿与升学之路的匹配程度，及早做出对自己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但这种个人选择的过早实施，进一步破坏了同学之间的联系与班级团结的牢固性，尤其让与之是好朋友的学生倍感孤独。失去友谊支持与班级归属感的落单学生，在遭遇学习挫折时更加容易陷入自暴自弃的状态，进而不学甚至离校以求解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少数不爱学习的学生因同伴的离开而使其存在感加剧降低，纷纷离校。正如学生群体社会化方面的研究者刘录护的研究发现，当同伴群体完全与班级重合时，个体的学校适应性也最好；当学生的同伴群体不断偏离班级组织，学生的学校适应性逐渐降低；当学生在学校中没有同伴群体时，学生会出现严重的拒学、逃学等问题[10]。
2.利他型隐性辍学（班级案例：班级凝聚力过强，牺牲个别成全集体）
当班级整合过于强烈之时，高度的班级整合使得个性受到相当程度的压抑，个人的权利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他们被期待完全服从班集体的需要和利益。为了不拖累整个班级，学习落后的学生“自愿性”产生利他型隐性辍学行为。WX 是一位毕业于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研究生，经 L 市教育局的名校定点招聘、人才引进，于 2014 年 9 月进入 S 中学新校区，担任班主任和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学工作。WX 工作态度认真，能力强，成绩优秀，她所带的班级非常团结向上，从历次考试成绩看，代表集中值的班级平均分在全年级连续名列前茅，代表离散值的班级标准差在全年级连续最低，说明她所带班级的学生以班主任为中心，形成一股团结一致、积极学习的凝聚力，全体整齐划一、节奏协调，有计划、有步骤地朝着中考目标而努力，几乎所有学生都全力以赴。从全年级看，WX 所带班级的整合强度是最高的。WX 第一次当班主任带的是 S 中学新校区 2014级 4 班的学生。在 2014 年，新城区刚由农村开发而成不久，新校区学生来自农村的居多，相对于一些老城区的学生来说显得比较听话，不学习的也被老师按着头强压着学习，最多说个悄悄话，没有那种特别“嚣张”的。因此，对于班里两个过于突出的“扶不起的阿斗”型学生，WX 采用的是做学生和家长思想工作的方法，动员他们“辍学”回家，让他们另寻出路。这两名学生也因此“自愿”做出了利他型隐性辍学行为。当然，这个案例与其特定的环境和特别的教师因素有很大的相关性。
3.失范型隐性辍学（班级案例：班主任更换引发的班级秩序失范）
在管理不善的班级，隐性辍学率往往急剧上升。班级缺乏秩序、没有规范的状态会引起隐性辍学率上升。班级规范的调节可以遏制人的欲望，打消不切实际的幻想，并提供学习目标和学习意义。班级规范最重要的功能在于给班级成员指明学习方向，因此，一旦规范松弛就意味着削弱了对个人欲望的限制，就会导致欲望的膨胀。不切实际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经常遭受失望和挫折的打击，学习也丧失了目的和意义，学生心中充满了悲观和否定情绪，无法面对各种失望和挫折的打击，会倾向于隐性辍学。这种因班级规范缺失导致的隐性辍学称为失范型隐性辍学。2017 级 14 班在初一的整个学年保持了零隐性辍学率，但从初二上半年开始隐性辍学率快速增长，然后其增长速度逐渐减小，到初三达到高峰并保持平稳甚至稍有降低。从整个年级来看，隐性辍学人数新增较大的时间点有升入初二、初三年级的上学期期中考试与面临中考升学的初三下学期。一般来说，在每一学年的上学期期末和下学期期中是整个学年的平稳期，从年级来看，这两个时间点都是隐性辍学增长率最低的。而 14 班却表现出了异常情况，在初二上学期期末和下学期期中这两个考试节点，该班的隐性辍学新增人数分别占全年级的 60%和 33.33%。14 班之所以出现与整个年级不同的异常情况，主要原因在于经历了初二换班主任的变化。在初一时，14 班班主任是一位刚刚毕业（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硕士学历）的未婚男老师，充满了工作干劲与工作热情，对学生非常用心，学生也对他产生了依赖和信任的感情。然而这种感情联结越是深厚，当联结被打破的时候，学生所经历的痛苦与混乱也将越大。这位年轻优秀的男老师由于个人原因，在带完初一这一学年后辞职了，14 班换成另一位年轻的已婚已育女老师。班主任更换打破了学生已经适应的班级环境，对学生学习状态的稳定性带来了危机，打乱了班集体原有的班级规范，新的班级规范又不能立刻建立。每当班集体秩序的平衡状态被打破的时候，就容易引发部分定力不强的学生（尤其是中后生）在纪律和学习成绩上的波动。平衡的打破会促使学生厌学、产生不适行为。在这个班级秩序失范的调整初期，放纵或反常的状态进一步强化，各种避难就易、追求享乐的欲望在需要更加有力的约束时反而得不到约束，调皮捣蛋的学生逐渐增多，班级纪律越来越差。这位女老师尽管也很用心，但在精力和时间上不允许她像之前的未婚男老师那么干劲十足。再加上她温柔的性情，对班级强制规范的实施有心无力，这种厌学与捣乱的“歪风邪气”就影响甚至主导了班风。当学生的“判逆”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并且受到成绩下降的打击后，个别耐力不够的学生就一蹶不振，逐渐放弃了学习的努力。但大部分同学随着时间推移，能够自行调整好与学习环境的平衡，重新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因此，班级秩序与规范在经历了调整期后，重新达到了平衡状态，班级的隐性辍学率在达到高峰后，逐渐又在初三趋于稳定。总之，14 班的隐性辍学是部分学生在班级规范外控力不足之下的一种被动选择，是在外界环境发生变动时自身调节不足的体现。从整个班级来看，即使剔除隐性辍学生，在其他算分的同学当中，班级整体的合格率偏低、标准差大、低分率高。
4.宿命型隐性辍学（班级案例：极端高标准、严要求型班级管理）
如果老师的要求过高过严，作业布置太多，那么规范的约束将成为学生的一种负担和压抑，言行举止都要受到限制，整个学校生活就会涂上一层宿命色彩。失范状态导致隐性辍学率上升并不意味着任何规范对人的约束均能遏制隐性辍学倾向。约束与被约束者的需求应当一致，超过了限度，规范约束会变成一种压抑，从而导致隐性辍学率上升。有 30 多年教龄的省特级教师、老班主任 C 老师，把教育视作生命，工作态度非常认真，早出晚归，不管优生还是差生，都一视同仁地高标准、严要求。C 老师带的班级，在各方面都很优秀，无论是活动比赛还是文化课考试，基本稳拿全年级第一。即使这个班以前是差班，在 C 老师带班一两年后，这个班也会变成好班，在全校名列前茅。C 老师在学习方面抓得很严格，比如在作业方面，C 老师每天晚上都会用手机在微信群里检查完每一个孩子的作业。对于没做完作业的学生，C 老师有时候会打电话给家长，让家长把孩子带回去，写完作业再回校。C 老师是一位全力以赴、无私奉献教育事业的前辈，她在工作中的精力、时间各方面，一般人付不出那样的劳动量，这是全校师生有目共睹的。但是好学生是靠自觉性去学习的，而对于差生来说，尽管老师硬逼着他去学，有时候仍达不到老师的要求。在这种“狠抓”的高压模式下，C 老师所带班级常常出现个别学生因不敢进教室而在校园里游荡的情况，尤其是每个周一早晨。从班级文化角度看，当前大部分隐性辍学类型是由班级整合不足引发的失范型（班级规范整合不足）或利己型（班级团结程度不足），这两种类型对应的班级隐性辍学率往往较高；而由班级整合过度引发的宿命型（班级规范过严）或利他型（班级团结程度过高）则比较少见，这两种类型对应的班级隐性辍学率也往往较低。个体更多由道德的现实性，即所谓集体现实决定，而不是个体本身决定[11]。隐性辍学是学生压抑的集体情感的表达方式之一，我们可以从班级学生的隐性辍学行为表现及隐性辍学率，去观察这个班级文化整体的健康状况。班级文化分解为班级团结和班级规范两个基本因素。班级团结的吸引力与班级规范的压制力，都是一种向心力，二者合力就是班级的凝聚力。班级文化凝聚力对学生个体具有吸附作用，使个体在班级组织允许的正常范围内活动。当二者合力过小时，学生个体会挣脱班集体，如果是班级团结内吸力过小，则会产生利己型隐性辍学；如果班级规范压制力过小，则会产生失范型隐性辍学。当二者合力过大时，如果是班级团结吸力过大，个体利益会让位于集体利益，产生利他型隐性辍学；如果班级规范压制力过大，个人主义会萎缩至消逝或者反弹，产生宿命型隐性辍学。适当强度的班级文化，能够降低隐性辍学率。但需要注意的是，有凝聚力的班集体生活，并不能完全取消学生的隐性辍学行为，这是因为学生的隐性辍学行为还跟其个性有关。学生离班级中心越远，班级对其的作用力越弱。对于班主任而言，可以通过调整班级文化的团结程度与规范要求，来接纳更多个性差异的学生。而对于家长和学生个体而言，可以通过调整学生个性偏离常规值的距离来适应学校与班级的要求。
作者：贾丽敏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