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范例

文学期刊

文学期刊范文1

《期刊》一书及本文所指抗战文学期刊,即在抗战十四年当中宣传抗战、弘扬救亡的文学期刊,由日伪政权支持出版的附逆期刊不在此列。抗战十四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时期。一方面,这一时期战乱频仍,全国各地的救亡运动与对敌战争,构成了这十四年的全民族政治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是中国现代期刊出版业的高潮期,期间经历了被称之为“杂志年”的1934年。因此,文学期刊在这一阶段的文化产业史当中有重要的地位。借此笔者认为,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视域出发,抗战文学期刊有如下几点特征。首先,抗战文学期刊并非纯粹的文学期刊,它的文学性由政治性所表达、彰显,因此抗战文学期刊的政治价值要大于文学价值。要谈抗战文学期刊,则必须要谈其母集———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众所周知,中国的文学期刊发端于1872年创刊的《瀛寰琐记》,文学期刊是中国期刊的鼻祖,但这也为中国文学期刊奠定了一个总基调:作为时代的产物,它将成为中国社会思想主潮的镜像。近代中国的文学期刊尽管冠以“文学”二字,但随着以启蒙、革命等不同社会政治主旋律的交替变更,以及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文以载道”观念,使得文学期刊始终难以真正地“为文学而文学”。如果说,这种对思想主潮的反映在20世纪20年代还是一个可作选择的问题的话,那么到了抗战时期,这一问题几乎已经变得无可选择。个人写作可以在抵抗与投降之间走出所谓“逃逸”的第三条路,但是作为公共文学场域重要组成的文学期刊却很难“逃逸”,它不但要面临严苛的出版审查制度,而且还要在当时比较成熟的出版产业市场中求得生存。这在客观上决定了抗战文学期刊必须与当时社会的思想主潮、发展大势与总体基调相契合。抗战文学期刊种类繁多,当中既有“第三党”主办的《絜茜》,也有“左联”主办的《夜莺》,当然还有受到中国共产党支持、由人道主义作家们主办的《呐喊》与受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与江浙财阀支持的《越风》及爱国知识分子们在香港编辑主笔的《笔谈》等,这些刊物集中了鲁迅、柳亚子、茅盾、巴金等优秀作家的作品,无疑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但与此同时,它们又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宣传抗战、弘扬救亡的精神中流砥柱。不言而喻,这些刊物背后都有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甚至党派)作为支撑,它们用文学的形式反映了不同政治力量的客观需求与历史主张,从这个角度看,它们更多反映的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权力场而不只是文学场域内的权力关系。其次,相当多的抗战文学期刊属于市场化期刊,其本质仍是文化产品。但事实上,在全民族抗战救亡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越是力主抗战的文学期刊,销量则越好,这与同时代其他文化产品有着相当的一致性。文化产业理论有一个基本判断:任何文化产业,其本质都是大众文化[1]。因此,大众的喜好决定了文化产业所表现的内容,而大众的喜好在很大程度上由当时全社会的共同关注的事务所决定[2],而这个共同关注的事务并不存在任何雅俗之辩,其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这个事务对于大众个体利益的影响。抗战军兴之时,不只是民族、国家的存亡,甚至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体都遭受到法西斯屠杀的威胁,这是一种基于个体的求生欲,抗日救亡显而易见地成为全民族的思想主潮。正因此,越是宣传抗战救亡的文化产品,越是有着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两者在当时的中国文化产业领域达到了一种几乎重合的景象,这当然全拜抗战军兴所赐。显而易见的是,抗战文学期刊在宣传抗战救亡的程度上,实际上也有高下之分,不同时期创办的刊物对于抗战的宣传程度自然也大不相同。譬如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由“第三党”创办、张资平主编的《絜茜》杂志,虽然可称抗战文学期刊之鼻祖,但仍然无法超越自身的阶级性,在宣传抗战上并不彻底,更谈不上卖力,其销量与影响力均非常有限;但八一三淞沪抗战之时,由茅盾、巴金等人道主义知识分子创办的《呐喊》(烽火)杂志,号召全民族、全人类同仇敌忾,高扬人道主义的反法西斯大旗,虽然极其艰难地辗转出刊,但仍在艰难困苦中不断壮大,成为抗战中期销量最好的文学期刊之一,以至于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结合文化产品的基本属性分析,文化产品在大众消费动机层面是有着共通性的[3],“市民性”与“消费性”是文化产业的基本特征[4],因此,不单是文学期刊如此,戏剧演出也是如此。1936年,梅兰芳主演的京剧《生死恨》在上海天蟾舞台首演三场,场场爆满。这本是借北宋抗金的史事来借古喻今,号召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此剧刚刚上演时,因此便遭到上海社会局日本顾问的不满并横加干预,梅兰芳只好转移至南京大华戏院又演三场,结果更加火爆,观众甚至挤碎了剧院的玻璃门。《生死恨》成为抗战时期最具影响力、票房最高的古装剧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特别是舞台文化产业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抗战结束之后,电影导演费穆看中此剧当时的影响力,遂将其改编成电影,于1949年3月在上海上映之后,尽管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但反响却非常惨淡。当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已经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战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作为文化产品的消费者的大众们不再对抗战有兴趣,因此事关抗日救亡的电影,当然不会还重演抗战时的盛况①。这一现象,与当时抗日文学期刊的出版、发行的总体状况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最后,抗战文学期刊的主办者由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各阶级、各党派与各社会力量所共同组成,因此综合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各力量的分布与政治选择。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秉承了南宋以来的文人结社之风与“达则兼济天下”的出世之道,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效仿西方政党政治,及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登峰造极。文人利用办报办刊、著书立说的方式论政、参政在当时成为普遍现象,关于国家发展、民族救亡、民主政治等问题的讨论可谓五花八门。而由他们办的报刊如《申报•自由谈》《努力周报》《观察》等,均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紧密融合②。文学期刊及其办刊者当然无法僭越这样的大环境。因此,文学期刊在相当程度上与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想有着“诗史互证”的关系。在当时诸刊物当中,宣扬抗战的抗战文学期刊更概莫能外,它不但要有一个相对与之适应的政治背景作为依托,在当时中国,主张抗战的不同政治力量在关系上相当复杂,当中既有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也有共产党、第三党等在野党派,在层次上,既有各党派的中央委员会,也有地方党部、支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不少抗战文学期刊的“赞助者”。以“第三党”主办的《絜茜》杂志为例,近代史界对于“第三党”抗战活动一直认识不够,在《絜茜》杂志被系统研究之前,对该刊的评价总体水平不高,《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曾一度将其定义为国民政府“文化围剿”的刊物①,但随着《絜茜》杂志系统研究的推进,对“第三党”的抗日活动以及它与国民党、共产党的关系乃至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治格局也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②,学界对于《絜茜》杂志的评价也日趋客观。因此,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抗战文学期刊当然具备文化产品的基本属性,即将意识形态衍变为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完成的是一种精神消费的满足感与意识形态的传播[5]。综上所述,抗战文学期刊的政治性要大于文学性,而且政治性(对抗战的宣传)决定了其作为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更重要在于,通过对抗战文学期刊的研究与解读,可以管窥当时中国政治的权力格局,这些都是抗战文学期刊的重要特性,因而值得研究者格外重视。

二、“literaturejournals”的能指与所指

前文所述为抗战文学期刊诸特征问题。在本节,笔者欲结合literaturejournals一词的能指与所指,从如下两个层面来阐释抗战文学期刊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的意义。首先,抗战文学期刊具有非常直接的文献性意义,这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显得较为特别。而literature本身有“文献”的含义,从符号学与翻译学的双重角度看,literaturejournals的能指是文学期刊,但其所指既可以是“文学期刊”,也可以指向“文献性期刊”这层含义。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尽管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任何要素———无论是电影还是书籍都具备文献性,但纵观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体系门类,抗战文学期刊在文献性这个层面上显然比其他文化产业要素要更具有意义,理由如下。其一,抗战文学期刊本身非常直接、客观地反映了一段非常特殊历史时期的不同中国社会、政治力量的消长关系,这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无出其右,尤其在抗战时期,文学期刊几乎成为当时文化产业的“顶梁柱”。我们知道,不同的党派、政治社团乃至文学社团,最擅长也最常见表达自己政见、观点的形式就是办刊,而非拍电影、写剧本或是出版专著,及至抗战时期这一现象达到顶点。无论是被称之为“大后方”的重庆、云南、四川等西南地区,还是香港、晋察冀、陕甘宁边区,甚至包括沦陷区,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文学期刊可谓上千种,当中既包括《越风》《笔谈》《文艺新哨》等抗战文学期刊,也包括《古今》《满洲文艺》等附逆文学期刊———即使是“文艺单行本不出,学术研究专著更是绝无”的孤岛上海,最后“掌握这出版界门面的还是只有若干种杂志。”[6]在当中,抗战文学期刊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影响力及历史地位上来讲,当然都有着首屈一指的地位,因此抗战文学期刊当然地具有无可取代的文献性意义。其二,文献性意义除了能还原历史现场、提供一手的历史证据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完成历史信息的传递。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各个门类要素中,能够完整、系统、全面地传递历史信息,特别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格局与权力关系的,只有报纸杂志,而抗战文学期刊则是抗战期间报纸杂志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科学史证明:近代中国通过技术转移的形式获得了源自于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因战乱频仍、时世艰难,技术的应用、转换能力仍处于一个较低的层面,这一点在文化产业领域尤其突出。尽管中国现代文化产业门类较为全面,但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对文献史料的保留能力,其实均相当有限。特别在抗战期间,当时既无先进的录像技术,更无保留音像材料的能力,因此虽然当时拍摄电影众多,但留下的影片却屈指可数,至于话剧、戏曲等舞台文化产业更不必说,尽管书籍可以获得较好的保留,但在共时性地阐释并反映中国社会、政治总体格局与社会思潮关系这个层面上,依然逊色于报纸杂志。在抗战十四年期间,因为不同党派之间的政治抗争,特别是全国民族救亡战争的爆发与持续,使得期间中国文化产业体系门类在整体上都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因为战争与各种政治原因,相当一部分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报刊资料都被查禁、焚毁,反而文学期刊在当中获得了存活(当然在沦陷区也有大量的抗日文学刊物被查禁),相较于其他文化产业门类要素而言,抗战文学期刊的还原历史现场的文献性意义,显然具有无可取代性。其次,抗战文学期刊将文学作为手段,而非单纯申明文学性。literaturejournals一词中的两个名词是并列关系,犹如“文学教授”(litera-tureprofessor)与“科幻小说”(sciencefiction),从英语语法理论来看,名词作定语表明阐释事物的职能或属性,而非对事物本身进行限定。而这与“抗战文学期刊”这一概念是相一致的。从“抗战文学期刊”的所指来说,它并非是“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literaryjournalsin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inChina),而是“抗战文学”的期刊———尽管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当中大多数是抗战文学期刊,但这两者仍然不是完全重合的相同概念。在英语世界里,literaturejournals这一造词法并不罕见,但前面一般会有限定语如Bibleliteraturejournals(圣经文学期刊)、Americanliteraturejournals(美国文学期刊)等,事实上,这与“抗战文学期刊”的造词法如出一辙,但“抗战”与作为定语的圣经、美国等词不同,它是一个极其冗长的专有名词,显然“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inChinaliteraturejournals”这样有违基本语法的词组是不能被使用的,因此只能使用literaturejournals(in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inChina)。我们现在谈的文学期刊,多半是literaryjournals,盖是因为此处所言的文学期刊是“文学性(literary)的期刊”,即期刊是为传播、弘扬文学性而服务的,譬如中国大陆的《收获》《花城》或中国台湾的《幼狮文艺》及中国香港的《香港文学》,莫不如是。但抗战文学期刊这一概念中的“期刊”,一方面要为文学服务,另一方面又不只为文学服务———它不但要承担政治使命,而且还要在当时的文化产业市场中求得生存,可谓是一刊兼顾三者,文学是符号层面的能指———即将文学作为一种技术性的手段而已。简而言之,就抗战文学期刊的存在情状而言,可以说literaturejournals是literaryjournals的子集,文学当然是literaturejournals的属性,但绝不是唯一属性,它只是将文学作为一种传播自身立场并在文化产业市场中得以求生的手段,其所指并不只是“文学”本身,而包括了更为宽泛的范畴———这皆因抗战文学期刊所处的特殊境遇所决定。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抗战“文学期刊”的英文译法选择“literaturejour-nals”是较为合适的。

文学期刊范文2

一、文学期刊与微信文学公众号作为出版物的共同点

(一)满足文学消费

文学消费,是文学出版的经济属性。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随着印刷、出版等传播媒介的广泛运用,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通过市场流通,人们对它的阅读与欣赏,即是一种文学消费行为。“文学社会学言说文学,不仅仅是指涉具有抽象美学意义的文学自身,而是要面对处于特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构成生产与消费的现实关系,作为某种社会活动、过程和结果的文学事实。”不管是文学期刊或微信公众号,作为文学产品,都有着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商品的基本属性,即用于满足消费者的文学消费需求。这种生产行为,从经济层面上看,有着商品生产的利润目的或经济利益考量,这是一个从基本的物质利益追求上通过精神产品来实现的过程。但要看到,不管是文学期刊还是微信公众号,从出版物的角度上看,其本质就是通过自己的产品对消费者的消费,来保障和实现公众的基本文化权利,让公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满足读者的文学消费需求,就是使出版行为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文学期刊与微信公众号这种满足消费者文学消费的生产目的的实现,是它们作为出版物其他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如果文学期刊或微信公众号没有进入消费领域,那么,其他的文化功能、社会效用等都不可能得到实现。

(二)推广文学产品

不管是文学期刊,还是微信文学公众号,作为出版物,都有其特殊性。首先,二者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但就它们的物质形态上看,都是劳动过程中消耗了作者、编者的脑力劳动的产物,是承载了文学方面的精神文化内容、以文学内容为本位的物质产品。其次,二者在使用价值与社会效用关系上也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出版物本身的精神效用上,即文学作品本身所体现的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第三,作为出版物,它们还具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时或对立时或统一的特殊性,好的社会效益未必有好的经济效益,反之亦然。总之,把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二者都有物质性的一面,即文学期刊或者微信文学公众号,都要通过其使用价值的消费,才能实现其文学价值和精神效用。文学期刊与微信文学公众号作为出版物的特殊性,决定了二者的编辑工作都必须做好文学产品的推广,努力使自己组织、审读、评估、加工的文学产品能够使其使用价值即文学作品的精神功用得以实现,尽管二者对自己生产的文学产品的推广方式各不相同。

(三)引导文学趣味

何为文学趣味?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朱光潜先生认为:“趣味是一个比喻,由口舌感觉引申出来的。”在他看来,文学作品在艺术价值上有高低的分别,鉴别出这高低而特有所好,特有所恶,这就是普通所谓趣味。辨别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评判,玩索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欣赏,把自己在人生自然中所领略的趣味表现出就是创造。趣味对于文学的重要于此可知。不管是文学期刊还是微信公众号,通过读者的阅读消费行为,必然对读者(消费者)的阅读趣味产生一定的影响,有什么样的文学产品,就会产生什么样的阅读行为和阅读心理状态,通过这些阅读行为,从而也必然对读者的阅读趣味产生相应的影响。因此,一方面,文学产品的生产是以消费者也即读者的需求为目的,这也就是说,读者的阅读心理期待会对文学产品的出版产生影响,文学期刊或微信公众号的编辑是以满足读者的文学阅读期待而进行编辑的;另一方面,有什么样的产品,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消费行为。文学期刊或微信文学公众号所生产的文学产品,制约着读者的阅读,并通过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培养或更新文学趣味,从而对读者的文学趣味起着引导作用。

(四)建构文学语境

关于文学语境,有人认为,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作者创作的语境,二是创作出的文本在阅读时的语境,三是文本的历史语境。从宏观上看,是指文学作品在出版、阅读中形成的各种情景因素的总和,是编辑、出版与阅读过程中,各个方面都必须运用与依赖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与范围各不相同,从而在文学的出版与阅读过程中,产生了文学文本的作者的语境、读者的语境、阅读产生的心理语境等。从文化因素看,文学语境的影响力十分重大,文学语言必须进入语境,其文学词汇、修辞等的改变,会为社会文化增添内容,其中涉及到它包括文化心态、人文特征、文化活动、文化积淀等在内的方方面面。文学作品的出版与阅读的积累,不断产生与更新文学语境。文学语境的生成,出版者尤其是文学期刊与自媒体(当前起主导作用的是微信公众号阅读的推广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学期刊与微信公众号的编辑,结合公众的阅读需求,通过对编辑主题的策划、文学作品的审读、评估、选择、组织与加工,形成文学产品,从而才能进入公众阅读领域,由此,这些文学作品的文学意义通过阅读开始产生,并通过公众的阐释、理解、使用与传播,更新旧的文学语境,形成新的文学氛围,从而使文学作品发挥其教化、审美等功用。没有相应的文学语境,文学作品的意义就得不到充分表达。同样的,没有文学作品,就无法产生文学语境。不论是文学期刊编辑,还是微信文学公众号的编辑,在策划主题、选择加工作品时,就为文学语境的建构提供了基础。

二、文学期刊与微信文学公众号作为出版物的不同点

文学期刊与微信文学公众号,差异自是泾渭分明,各有特点,从深层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在容量不同

文学期刊与微信文学公众号作为出版物,各自的篇幅大不相同,就某个时段的出版总量而言,文学期刊的容量与微信文学公众号的容量各不相同,前者篇幅是相对固定的,因而其总量也相对固定,而后者可以根据阅读的反应或编辑需要而增加或减少篇幅,是多变的。但就单期的出版容量而言,文学期刊单期的篇幅要大于微信文学公众号单期的篇幅。就文学期刊来说,其篇幅是受国家有关出版政策约束的,其页码必须是相对固定的,这样,在某一时段内,任何一本刊物的页面数量都是基本稳定的,都有基本的总字数与总篇数。综合性的文学期刊(如《人民文学》《福建文学》《花城》等)一般都会设定小说、散文、诗歌与评论等相应的版块,或者按某个主题分别设置栏目。就专门性的文学期刊而言(如《小说月报》《诗刊》《文学评论》《散文》等刊物),一期刊物的篇幅组成上,总是需要通过有机地组织较多字数的多篇作品,才能构成一期刊物的物质形态。而对于微信文学公众号而言,一般来说,受众的阅读特点与文学期刊不同,微信文学公众号的读者主要是通过手机,利用零散时间在线搜索有兴趣的公众号进行阅读的,往往没有如文学期刊读者一样较长的阅读时间,总体篇幅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便读者能保持阅读兴趣,在零散的较短时间内读完。因此,就总体篇幅而言,微信文学公众号不具有文学期刊的固定页码,可长可短,但讲求即时性在线阅读,比较灵活多变,以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与阅读需求,像《福建文学》的微信公众号,除了发表每期的目录之外,一般每次都只散文或诗歌等便于在手机阅读的内容。

(二)出版定位不同

1.从内容定位上看,文学期刊的内容范围除了受刊物自身的特点限制外,对内容的定位明显与微信文学公众号不同。文学期刊的内容要求一方面强调市场阅读需求,即以订户的消费需求为内容定位,另一方面,它又着眼于长远,以发表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为目标来要求内容,因而会去挖掘作者,发现作品,使内容能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像《人民文学》《收获》《世界文学》等文学期刊,在读者中口碑一向很好,在于其内容定位着眼于经典性。而微信文学公众号相对较为独立,即使是一些文学期刊主办的公众号,也保持公众号自身的特点,这样,作为微信公众号(不论是期刊主办的,还是个人公众号)的作品内容,更多要考虑到阅读总量、点赞率、读者评论量等这些因素,更加重视博取读者的关注,增加订阅量,因而在内容定位上,明显与文学期刊不同,更为关注当下的阅读流行趋势与热点问题。2.从读者定位来看,虽然二者都要考虑读者的自然、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条件,但就文学期刊来说,由于与订户的互动关系相对较弱,读者反馈渠道不如微信多样、反馈速度不如微信及时、编读互动不如微信频繁,文学期刊编辑对订户的性别、年龄、经济水平、职业、专业、文化与地理环境等方面情况的掌握,明显比不上文学公众号。文学公众号可以通过后台对每一位订阅读者做评估分析,每期的内容可以通过评论与留言栏得到及时反馈,这样,便于了解读者的阅读心理、阅读习惯,对读者的了解更为深入。3.从风格定位上看,文学期刊与文学公众号都会试图通过建立有别于其他期刊或公众号的风格,获得更多读者的感知、接受与认同,“根据特定的目标受众的需求,形成与众不同的媒介特征,并要求在媒介的整个传播运行活动中有意识、反复地表现出来。”但对于文学期刊而言,除了在装帧、版式等方面的设计上形成自己的风格、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之外,往往也会侧重于保持期刊内容的个性魅力,从而获得读者的信任。而文学公众号的风格定位,就期刊主办的公众号而言,有些内容自然是期刊内容的延伸,但对在努力创设其与期刊有所联系但又不同于期刊的风格,增加其作为微信公众号的识别度,像《人民文学》《收获》等文学期刊的微信公众号;对于个人主办的微信文学公众号来说,虽然也会通过提高内容的独特性来吸引读者,但往往主办者个人的文学修养、读者认知、艺术见解等方面的因素影响着其公众号的风格。

(三)编读互动不同

互动性是新旧媒体都具备的特点。据研究认为,互动性所指的是在超越时空的情形下个人或组织可与其同伴直接相互交流的便利性;互动性是用户能够修改媒介内容与形式的程度;有些学者在回顾了近年来传播和技术与互联网关系的研究后认为,“‘互动性’的概念主要指传播的双方在扮演讯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上角色可互换及相互影响的程度。就以上对互动性的认知来看,文学期刊、微信公众号中的编读互动性,主要表现在:一是编辑与读者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交流关系,并通过文学出版物为这种交流提供便利;二是文学期刊或微信公众号能够通过读者的参与、编读沟通,明确读者需求,纠正编辑偏差与错误,对内容或形式进行修改;三是编读之间,以过去的“传-受”这种传播关系为基础的模式,转变为既可以单向传播,也可以双向和多向传播的模式。文学期刊的编读互动的频度,是由文学期刊的出版周期所决定的,由于文学期刊的出版周期一般都较长,往往都为月刊、双月刊,近年来,有些文学期刊以上半月刊和下半月刊的形式缩短出版周期,但与微信公众号相比仍然很长。而文学公众号一般来说,内容较少,资源丰富,形式灵活,所以出版周期普遍较短,很多都是每周多期,甚至每天一期。这样,公众号编读之间的交流频度明显要比文学期刊频繁,由于微信具有留言功能,读者的意见与建议能及时地反映给微信后台编辑,编辑自己亦可对留言进行回复,编读之间的双向互动方式远比文学期刊更为便捷,读者对出版物的参与度比文学期刊要强。随着更多的文学期刊重视对读者的交流与沟通,它们往往通过编辑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来加强与读者的互动,提高办刊质量,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

(四)共享性质不同

出版物的共享性是指它可供一定数量的读者阅读、传播与分享其内容的特性,这是由它自身的传播属性所决定的。“由于精神产品具有极强的扩散性和延续性,也使之具有了共享性。”对于文学期刊与微信文学公众号来说,二者都属于精神产品,都具有共享性,但由于传播的介质、方式与物质条件不同,因而二者的共享性质也大不相同。就文学期刊来说,其媒体的介质是以纸张的形式存在的,因而,其传播的方式依赖于运输条件,也即能运输多远,也就传播多远。这样,文学期刊的传播半径,决定了其共享范围与共享人群的多少。一般来说,文学期刊通过订阅、零售、邮购等方式,来实现其对内容的传播,读者对内容的共享,局限于个人及其周边有限的人群。即使是在一些公共图书馆,也只是限定于有限的借阅读者个人。文学期刊作为纸媒,它具有能保证作为印刷品所具有物质保存形态的优点,但其共享范围受到了纸张这一介质和依赖于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共享范围有限。而作为新媒体的微信文学公众号,由于传播是借助于互联网和无线传输技术,受众可以随时通过电脑、手机,借助网络技术接收信息,因而,由于介质、传播方式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学公众号的内容传播,一方面不再受时间的制约,实现全天候的信息传播,打破了文学期刊这一传统媒体的时间限制,另一方面,由于通过无线传输,极大地压缩了信息传播的物理空间而做到即时传播。这样,微信文学公众号的内容,基本上做到了共享的全球化和最大化。此外,文学期刊与微信文学公众号,在出版物形态上,也各不相同,前者只是印刷品,是单一的文字+图片形态;而后者作为新媒体,不仅传播文字和图片,还支持音频、视频等多媒体信息。二者的周期也不同,前者为半月刊、月刊、双月刊;而后者周期较短,每周一发、多发,频度远比前者高。二者的阅读特征也不同,前者着眼于“作者为王”,是作者主导下的小众阅读,强调阅读的社会功利;而后者更多着眼于“读者为王”,是读者主导下的碎片化的浅阅读。

文学期刊范文3

一、潮流的引领者

文学思潮是指在特定的时空内形成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潮流,并且与当时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精神需求相互呼应。文学社团、文学流派都可能扮演文学思潮的推手,更不应忽略的是文学期刊。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文学期刊发挥了重要的聚合作用,既是新作展示平台,又是培养文学新人的孵化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49年至1951年,百花时代的1956年至1957年,新时期初期的1978年至1981年,这三个时段新的文学期刊蓬勃生长,形成了引人注目的三次“创刊潮”,改变了原先的文学格局,给当代文学带来充沛的活力。而且,当代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期刊基本上都在这三次创刊潮中诞生,这实在是无法回避的重要现象。一方面是新刊物如雨后春笋一样破土而出,另一方面是新作家新作品的集中涌现,在此基础上孕育了开辟新风的文学潮流。期刊的多样化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可能性,注入了新的审美元素,各种文体都有施展空间,拓宽了审美探索的道路,激发了文学文体缤纷多彩的发展态势。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在当代文学思潮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学思潮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文学期刊无法决定当代文学思潮的演进轨迹,发挥的往往是顺应时势的推动作用。就历史演变而言,“十七年”文学期刊更多地被社会政治潮流所驱动,文学思潮往往是社会政治潮流的一个侧面,文学思潮发生发展的轨迹与政治潮流具有同步性。在“十七年”时期,《文艺报》第一时间传达面向文学的政治动向,最新的文学政策,解读文学导向的变化,对文学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文艺报》是“十七年”文学思潮的风向标。《人民文学》作为文学期刊的领潮者,在文学潮流的形成与更迭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它既是期刊样板和规则制定者,又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进入新时期以后,《人民文学》推动了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的思想解放进程,《今天》为朦胧诗的生长提供了抱团取暖的空间,《上海文学》《作家》是寻根文学的弄潮儿,《收获》以锦衣夜行的方式扶持“新潮小说”,《钟山》为新写实小说摇旗呐喊,《钟山》《作家》《山花》《大家》以“联网四重奏”培育新生代小说。这些案例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文学期刊催生文学思潮的作用机制。必须指出的是,文学期刊并不是文学思潮发生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但期刊的变化会影响文学思潮的演化过程与内在结构。作为一种媒介,文学期刊可以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力量传导到文学创作环节。因此,不能过分夸大文学期刊对文学思潮的作用。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文学期刊只能甘于被动。文学期刊通过借力的方式,可以影响文学思潮的流向,赋予文学以特殊的时代内涵和人文品格。引领潮流的文学期刊都能敏锐地把握时代的新动向,以前卫的文学观念发现新的文学力量,以创新的编辑理念推广新的审美范式。而那些随波逐流的文学期刊,只能在跟风中迷失。不同类型的文学期刊在文学思潮发生变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明显的差异,影响力越大的文学期刊,对文学思潮的推动作用越大。

二、边缘的守望者

文学思潮是影响文学期刊的重要力量。文学思潮如同一个个文化漩涡,会形成强大的向心力,驱使边缘的文学期刊汇入主潮,在价值定位、美学趣味、文体追求等方面趋于一致。在林立的中外文学期刊中,引领潮流的期刊毕竟是少数,被文学思潮所裹挟的期刊占据了绝大多数。许多期刊如同波涛汹涌中的小舟,迷失了自己的方向,甚至被浪涛所淹没。在某种意义上,追逐潮流是文学期刊的常态,也是文学期刊参与文学进程的一种方式。而且,大多数当代文学期刊的同质化问题,其根源之一就是对潮流的顺应。当代文学期刊发展的潮涌性特征——创刊潮、改名潮、改版潮、扩版潮——恰恰表明期刊潮流与文学思潮、社会思潮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十七年”文学环境中,文学期刊被纳入行政体系中,文学思潮的扩展遵循从上到下、从中心到边缘的原则,由《人民文学》《文艺报》等部级刊物向省市级、边缘地区的刊物传达。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媒介格局向多元化过渡,不同类型的文学期刊的生存环境和媒介影响力都发生戏剧性的变化。首先是处于顶端的文学期刊在文学边缘化和期刊边缘化的夹击下,其影响范围大大缩小,往往局限于文学圈内部,在文学期刊内部也不再有往日的不可替代性。其次,边缘期刊以人无我有的办刊路线,打造鲜明的期刊特色,这种群体性崛起的现象如同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为文学期刊注入活力,悄然改变了文学期刊的发展格局。文学思潮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波澜壮阔的主潮风景,忽略了文学潮流发生、发展与消退的过程。以寻根文学为例,大多数文学史教材将之定位为改革文学之后创作调整的结果,认为是知青作家及其同代人从乡村历练中汲取文学智慧,重新接续断裂的文化根脉。《上海文学》《作家》《西湖》等杂志为了推动寻根的文学实践,用力颇深。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上海文学》和“杭州会议”对于寻根文学的推动作用常常被过分放大,其他刊物的贡献被习惯性无视和遮蔽。也就是说,文学期刊对于文学思潮的作用,在通常情形下是众多文学刊物的合力。研究者不能草率、武断地归功于高举旗帜、提出口号的刊物。不少边缘刊物为处于孕育阶段的文学思潮预热,在潮流汹涌时积极呼应,它们的贡献不应被漠视。在文学期刊发展史上,领潮的刊物必然受到重点关注,为此使得大多数刊物陷入赶潮的怪圈。回顾当代文学期刊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大多数刊物都是潮外刊物或边缘刊物,默默无闻,自生自灭。事实上,当代文学期刊史上并不缺乏不为潮流所动却个性鲜明的刊物,也有一些有意疏离潮流自成一格的刊物,而恰恰是这些刊物的存在,使得当代文学期刊和当代文学版图都变得丰富而生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成功的文学刊物自觉地强化个性意识,避免盲目赶潮,与各种喧闹的文学思潮保持必要的距离,不向潮流妥协,规避劣势,谋求错位发展。很多轰轰烈烈的期刊行为和文学口号并不是文学思潮。文学思潮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是广泛的,还是持续性的。《北京文学》的“新体验小说”、《钟山》的“新状态文学”作为文学期刊的栏目,如同天空中绽放的烟花,转瞬即逝,并没有在文学史上留下深刻的印痕。90年代以来,文学期刊的文学策划以编辑为核心,集结了相当数量的作家和批评家,推出了一大批的文学口号与文学命名。在某种意义上,文学策划潜在地改变了文学格局。文学史家在面对90年代以来的文学时,首先必须清理的就是由文学策划留下来的泥沙俱下的各种名词。文学思潮不能与文学流派、作家群体、时代风格混为一谈。在文学和期刊双重边缘化的处境中,文学期刊不应该热衷于制造“思潮”,思潮是内外联动的文学趋势,人为策划的“思潮”往往难于落到实处,最终成为随风而逝的泡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期刊已经失去了引领潮流的能力与机遇。21世纪以来,文学期刊求新求变,不断推出新面孔,扶植“80后”“90后”“00后”的作者,发现新人是活力之源,可过度炒作和拔苗助长容易导致种种扭曲的现象。文学期刊既不能漠视自己的目标读者,也不能迎合或讨好读者,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内容优势。文学期刊应当以书面语言为根基,为之注入鲜活的时代元素,推动其发展与创新,让根深叶茂的老树开出新花结出新果。闭门办刊是当代文学期刊的痼疾,文学期刊要引导民众和潮流,就不能与现实隔离,应当密切关注现实生活,深入挖掘时代精神的复杂内涵。文学期刊要打造多数人共享的文化和思想,关注时代和现实是根本所在。而且,对时代和现实的反映不是赶潮式的合唱,是有深度的、独立思考的、艺术化的表达。在21世纪的“底层写作”“打工文学”“非虚构写作”潮流中,尽管扎堆出现的作品常常具有同质化的特征,但这些以文学期刊为根据地的文学潮汐,精准地把握了时代的脉动,与现实进行介入性的、多向度的对话。尽管在纸媒衰落的总体趋势中,文学期刊的寂寞近乎一种宿命,但文学期刊作为边缘的守望者,依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文学期刊范文4

一、英国早期文学期刊的类型

1.评论类刊物

18、19世纪,一批英国文学家为宣传启蒙思想,创办了《闲谈者》《旁观者》《考察者》《批评评论》《爱丁堡评论》等刊物。这类期刊多以政治评论为主,为政治宣传、思想争鸣、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舆论阵地。评论类刊物多流行于英国上层社会,最初刊发其上的评论文往往依托英法诸国大革命案例提出政治主张,抨击政治对手的政见,进而影响社会大众。例如,《批评评论》《每月评论》就是两本针锋相对的评论类刊物,二者立场、观点鲜明,均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与煽动性。进入19世纪后,评论类期刊更加规范,往往能站在较为客观的角度对时政、思潮展开述评,如《爱丁堡评论》通过对评论对象的选择,评论内容已不如早期评论类刊物那么激进。当然,该刊物的政治性特征依然存在,虽然其最初只是将当时盛行的自由主义思想穿插其中,但后来也逐渐成为辉格党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

2.纯文学杂志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社会阶层发生变化,社会生产力得以提升。自1817年《布莱克伍德杂志》创办后,纯文学杂志开始兴起,并迅速成为满足中产阶级文化娱乐需求的重要读本。《布莱克伍德杂志》力推精英主义的诗歌、散文等作品,致力于将精英文化广泛传播。随后出现的《伦敦杂志》则从社会现状出发,推出了众多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也使得兰姆、济慈、亨特等文学大家广为人知。《布莱克伍德杂志》《伦敦杂志》是19世纪初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纯文学杂志,由于两本杂志存在文学理念上的差异,二者还开启了激烈的论战,其中,济慈的诗歌成为争论的焦点。《布莱克伍德杂志》编者团队认为济慈的诗歌粗俗、下流,在语句语法上存在诸多缺漏,叙事亦不完整,情节描写混乱;《伦敦杂志》的主创们却认为济慈的诗歌细腻而敏感,具有成熟而深邃的思想内涵。

3.文学月报、周报、日报

19世纪开始,文学月报、周报、日报等定期报刊成为推动文学市场发展的规范化主体,如《检测者》《每周政治纪录》《每月报》(亦称《每月杂志》)《纪事晚报》《家常话》等。这种定期报刊加速了文学作品的传播,促进了期刊文学的广泛发展。其中,1808年亨特创办的周刊《检测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刊物逢周日出版,以宣传激进自由主义思想为主要目的,是托利党的核心政治刊物,发行范围非常广泛,办刊时间长达14年之久,是当时英国文学与政治相融合的典型刊物。文学周刊、日报等定期出版的读物,为工业化进程中的英国社会提供了文化滋养,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无产阶级的壮大起到了促进作用,是英国社会转型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二、英国期刊文学的早期发展

1.18世纪:文人办报办刊,推动了期刊文学的兴起

18世纪初,英国文学家、政治家开始办报办刊。1709年,知名散文家斯梯尔创办的《闲谈者》就是英国首份文学刊物,该刊一经出版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之后,斯梯尔又与好友一同创办了另一份上层阶级读物《旁观者》,同样风靡上流社会。1710年,被高尔基誉为“世界伟大文学创造者”的英国著名文学家斯威夫特担任了托利党官方期刊《考察者》的主编,在18世纪初发表了众多抨击辉格党的文章,为托利党在英国政治中积累了声望。1731年,《绅士杂志》成为英国首个正式采用“杂志”字样的刊物,著名评论家、诗人塞缪尔•约翰逊就曾经多次为该刊撰稿。文人是英国中上层阶级,大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工业革命进程中较能接受新潮思想。当时许多的英国文人不仅是文学家,还是政治家、艺术家。虽然当时文人群体办报办刊的初衷更多的是为推广自身的文艺与政治主张,但客观上也推动了英国期刊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期刊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并成为影响社会主流舆论的重要文化因子。在这一时期,文学作品选题多样,既有政治类新闻、评论,也有生活化的故事;期刊文学体裁丰富,既有诗歌、小说、散文,也有纪实、评论文[2]。政党拥趸们虽开始通过期刊进行舆论造势,但是争论并不激烈。

2.19世纪初期:以评论文为主的期刊文学蓬勃发展

进入19世纪后,工业革命的推动使得英国政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评论文成为19世纪初期期刊文学的主流文体,文学与政治相结合成为当时期刊文学的重要特征。1802年,服务于辉格党政论宣传的《爱丁堡评论》是英国第一份明确以“评论”为文体特色的期刊。刊文以论文的形式给出论点、论据和参考文献,通过宣教式的语言传播政见主张。在《爱丁堡评论》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托利党也被迫创办了《评论季刊》,其以同样的方式传播保守派政治思想,并对济慈、拜伦等自由主义的文学创作者进行抨击,公开与《爱丁堡评论》开展论战,以期增强政党的影响力。除《评论季刊》外,《布莱克伍德杂志》也是保守派攻击辉格党的重要舆论阵地,其通过带有讽刺性、批判性的语言,细数自由主义思想和浪漫主义文学的诸多弊端,并为传统的贵族政治辩护,大量的文学家、政治家成为该刊调侃、讥讽的对象。在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对名人的评论能够吸引大批读者,这也使得《布莱克伍德杂志》在英国广为流行。1820年,与《布莱克伍德杂志》针锋相对的《伦敦杂志》诞生,其公开反对保守派的顽固思想,鼓吹自由开放,将托利党与辉格党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两党争论使得评论文在英国风靡开来,期刊文学进入政治与文学融合发展的新时代。1829年,《伦敦杂志》停刊,一个评论文发展的黄金时代逐渐消失在历史的车轮中,政治的斗争逐渐进入到经济、军事等领域,期刊文学逐渐从政治评论走向多元化领域,题材亦开始回归现实生活,变革下的时代也正孕育着全新的文体和格式。

3.19世纪20年代前后:随笔异军突起,逐渐成为主流

随笔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是在议论文、书信等文体的基础上衍生出的一种杂论式文体,能够凸显作者的情感、想象和语言个性。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掀起了英国社会的政治变革,一时间,浪漫主义运动席卷英国,大量的现代化、纯文学性期刊开始出现,到19世纪20年代前后,随笔逐渐成为异军突起的主流文体。随笔多描写生活中的人和事,并能够将作家的思考、体验和主张融合其中,是表达个人思想的理想窗口,其贴近现实的特征亦容易与读者产生共鸣。赫兹里特是英国浪漫派散文四大家之一,其不仅是一位文学评论家,更是一位随笔大师。《圆桌集》《闲谈集》就是他在期刊上发表的随笔作品合集。赫兹里特的作品有着简洁朴实的文风,且能够对形容词加以灵活运用,因而在民间广泛传播。德•昆西是一位辗转于两个党派的随笔作家,最开始担任《布莱克伍德杂志》的职员,但是由于文艺理念的不同,其离开了杂志社,并转而向《伦敦杂志》投稿。《瘾君子自白》就是他发表于《伦敦杂志》上的一篇著名随笔,以一个鸦片吸食者的身份,真实记录了鸦片成瘾之后所经历的幻想和梦境,“猴子”“鹦鹉”“宝塔”等意象均与作家发生虚拟的关联,使得文章新奇有趣,生动而富于张力——读者从德•昆西的随笔中,能够读到一个现实的、普通的社会人物,从而能够与之产生情感与体验共鸣[3]。擅长描写伦敦城市情调的随笔大师兰姆,其并不在乎政治斗争,而是侧重于刻画城市生活,商人、店铺、咖啡屋等均成为其笔下的城市景象,乞讨者、公司职员、儿童等人物形象也被刻画得具体而生动。在兰姆的作品中,对过去时光的感怀,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深深怜悯,对社会发展状态的无奈与憧憬均成为感动人心的震撼力量。随笔的异军突起,其根源在于社会变革对普通人的关注。19世纪20年代前后,大量文学家脱离政治的束缚,期刊文学亦开始向生活回归。随笔的自由性,释放了文学对于社会发展的无形力量。

三、英国早期期刊文学的特点

1.语言朴实却极富洞察力

英国早期期刊文学以极富洞察力的语言风格,将社会、生活、政治等融为一体,并通过故事和人物形象与读者交流。以《拜特尔太太谈打牌》为例,该文是兰姆的一篇随笔,刻画了一个喜欢打牌的拜特尔太太,这位太太在打牌的过程中绝不吸烟,也绝不呼唤奴仆,其口头禅是“打牌就是打牌”——体现了一种尊重竞争、乐于竞争的自由主义精神。在打牌的结果上,她对于输赢并不过分看重,而是追求打牌过程中的娱乐和满足,她喜欢与堂姐去打“只为了开心”的牌局,在自己悲伤的时候会叫上堂姐一起打牌[4]。兰姆塑造的拜特尔太太形象,一方面表明了作者的自由主义主张,间接批判了政治评论文学的争斗不休;另一方面,拜特尔太太对打牌结果并不太在意,则恰好从侧面反映了社会普通民众对于政治斗争的漠视,也是作家对于喋喋不休的政治斗争的一种讥讽。文学家们通过经典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描写以及极富洞察力的语言,推出了众多来源于生活,却给人以力量的期刊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语言风格虽然朴实,但语言犀利、富有洞察力,体现了作家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和社会观察能力。

2.具有批评与反批评精神

批评与反批评精神是英国早期期刊文学的典型特征。“伦敦佬派”和“布莱克伍德派”之间的争论将政治批评推向高潮,济慈、兰姆、亨特等文学家均成为政治批评的“靶子”。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及纯文学类期刊的发展,文学批评逐渐成为期刊文学的又一重要标识。1798年,《英国评论》指出,兰姆的文学作品“不如他的朋友们,但是爱幻想,能够取悦年轻朋友”,并认为“爱幻想是整个时代的通病”,这一“评论”被视为英国期刊文学批评的开端,之后大量的文学批评开始见于期刊。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英国早期期刊文学批评仍带有明显的政治批评色彩。如1818年,《评论季刊》称济慈的《恩底弥翁》语句不通,不知所云,掀起了保守派与激进派的激烈争论,并将文学评论演变为一场政治批评。19世纪初期,英国期刊文学批评的政治化特征是相当明显的,以至于在批评交锋中,以兰姆为主要代表的文学家,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反批评文学风格。在兰姆的随笔《往年的和如今的教书先生》中,他以自嘲的手法阐述了自己的诸多缺点,直接对自己在读书、算数、地理等方面的无知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声明自己只是一个“小角色”,不应当引起社会的关注[5]。这种自嘲式的反批评手法与反批评精神,极具反讽意味——反批评文论将生活相关的嬉戏与玩笑当作主题,是对当时政治批评浪潮的有力回击,更为重要的是,其实现了文学向生活的回归,亦吹响了英国文艺形态变革的号角。

3.浪漫主义色彩渐浓

自18世纪末开始,英国浪漫主义运动蓬勃兴起,期刊文学亦开始将生活与娱乐融入作品之中,实现了文学向生活的回归,文化的价值逐渐被社会认可,文学家成为令人敬重的一类职业。尤其是到19世纪20年代前后,在文学意识上,大众逐渐从政治舆论的围墙中逃离出来,开始关注与生活相关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者也倾向于关注社会生活。随着随笔文体的兴起,文学创作的样式更为灵活多变,作家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期刊文学的浪漫主义色彩渐浓。英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浪漫主义散文家查尔斯•兰姆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兰姆的随笔作品大多描写城市生活,因为他对伦敦这个城市有着特殊的偏好——“斯特兰德大街和舰队大街那灯火通明的店铺,数不清的买卖、商人和顾客……咖啡屋、厨房里飘出的汤的热气;伦敦本身就是一出童话剧,一场化装舞会——所有这一切都自然而然进入我的脑中,对此我也乐此不疲。对于这些景象的留恋驱使我经常在夜里漫步,在她拥挤的街道上”。兰姆将个人体验融入文学创作之中,通过事物的描述、意象的堆积、情感的释放,将这些事物赋予个体情感,诠释了人类最本真的真善美,凸显了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6]。19世纪初,《伦敦杂志》《布莱克伍德杂志》《检测者》等许多期刊都刊载过兰姆的随笔。不可否认,文学期刊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文学期刊范文5

1科学文艺类期刊需要明确发展定位

科学性和文学性兼备是科学文艺类期刊的两大本质属性,也是区别于一般科普类期刊和文学期刊的基本特质。科学文艺类期刊应在明确自身特质的基础上,走分众化、专业化、特色化之路。由综合性向专业性转变是国际期刊业在“二战”后就逐步显现的态势,目前这一趋势更为明显,曾经辉煌的大型综合类期刊慢慢走向沉寂,分工越来越细的专业性期刊却奇军崛起。例如,美国田纳西州有一家《鞋带》杂志,专门介绍各种鞋带的制作、质量和使用方法,杂志创刊五年,就成为一家拥有2500万美元资产的公司,赢得不少读者。细分市场,走专业化发展之路,期刊才能在市场竞争的冲击下获得一席之地。分众化和专业化要求期刊“有所为而又有所不为”地选择传播对象与受众范围,分清核心读者、非核心读者与潜在读者,做到突出重点,有的放矢。以《科幻世界》的发展与更名为例,1979年该刊创刊时名为《科学文艺》,办刊宗旨是“以文艺的形式普及科学”,栏目设置有报告文学、传记、小说、科幻小说、科学童话、科幻电影剧本、科学诗、随笔、科学家故事、文艺理论、科学史话等,内容驳杂,科幻小说仅是其中一个栏目。1991年,《科学文艺》正式更名为《科幻世界》,定位为面对中学生群体的科幻期刊。“这并不是简单的更名,而是把一个面目模糊的刊物,变成一个定位明晰,宗旨明了的市场杂志”[5]。明晰的定位是《科幻世界》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随着市场不断延展,《科幻世界》杂志进一步分众分层化,相继创办《科幻世界》《科幻世界•译文版》《科幻世界•少年版》和《科幻世界画刊•小牛顿》四种深受中国青少年读者欢迎的畅销期刊和幻想类图书项目。2016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在“科幻文学馆”书系的基础上创办“时尚新锐科幻杂志”《科幻Cube》,这是一本主要面向对新兴科技、科幻文化和文学等感兴趣的、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成人读者群的时尚科幻刊物,每期策划一个科幻主题,非小说栏目围绕主题组织,其读者定位较为明晰地锁定在白领读者,某种程度上也避免了与老牌科幻杂志《科幻世界》的受众定位发生冲突。

2版式设计、稿件内容的表达要遵从“三性”原则

科学文艺类期刊的版式设计、稿件内容的表达要具有科学性、文学性和思想性,这三条准则是辩证的统一体内的几个方面,缺一不可,体现了科学文艺中真善美的紧密关联,共同构建了科学文艺作品的独特质地与景观。

2.1科学性

由于科学文艺涵盖姓“科”和姓“文”的作品,在实际编辑工作中,对其科学性要采取分别对待的方法。姓“科”的作品,诸如科学小品、科学故事、科学传记、科学考察记等,必须严守科学性的要求,即这类稿件中的科学知识需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和深度,表述的科学知识,包括科学思想、方法和内容,必须正确、准确、先进,避免出现科学硬伤。姓“文”的科学文艺类作品,如科幻小说、科学童话,也要注意科学性,不能违反基本的科学事实和科学常识,还要有助于培养读者的科学态度、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同时,应考虑科学文艺作品的特殊性,它既不是数理化教材,不是科学论文,也非一般的科普文章,对其包含的科学内容,决不能以精准缜密来要求,因为这里的科学已经是艺术化了的科学。围绕科学文艺作品的科学性的争论时有发生,20世纪80年代围绕科幻小说是姓“科”还是姓“文”引发的论争就是一例。当时叶永烈的小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描写科考队在珠穆朗玛峰发现恐龙蛋化石并孵化出古代恐龙,被古生物学家批评为“伪科学”,会毒害青少年。《太平洋人》说从太平洋底26期年第第卷PUBLISHINGJOURNAL分裂出一个行星,上面的猿人复活了。科学评论家指出,“死而复活违反自然规律”,“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新石器时代的人属于智人”,小说里200万年前的猿人能制造陶罐“无论如何也讲不通”,“是对人类发展史和考古学的极大不尊重”。无独有偶,2016年也有一场关于科学童话的科学性的论争,鄂教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有一篇科学童话——《会上树的鱼》,里面提到海边一棵大树上有一群小蜗牛在吃树叶,弹涂鱼爬到树顶,将这群“害虫”全吃光。故事所讲的“弹涂鱼上树吃蜗牛”遭到国内相关专家批评,认为这一说法违背科学,内容“不靠谱”。该篇童话的作者张冲则找出例证反驳:弹涂鱼的视力很好,在看到树上有蜗牛时,是有可能爬到树上捕食的。之所以发生这种论争,是因为公众乃至专家没有廓清科学文艺作品的独特属性,即作品中表现的科学是艺术化的科学。这要求编辑在编校科学文艺类稿件时,对其涉及的科学问题要拿捏好分寸。对于对科学性要求较高的“科”类稿件中涉及的较为专业的知识或是新兴学科知识,慎重起见,应该请相关专家审阅,把好科学性这道关。

2.2文学性

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说过,“科学文艺……失去了文艺性就失去了它的吸引力”[6]。有人更以吃菜作比喻来说明文学性在科学文艺中的重要性,“我们为了取得营养而去吃一盘菜(科学知识),如果这盘菜看上去颜色鲜美,闻一闻,气味芬芳,吃起来味道可口(文学性),更能刺激食欲,促进消化”。足见文学性对科学知识传播的作用。文学性的高低往往是儿童科学文艺作品质量、价值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科学文艺是科学和文学的结合,文学不是它的外衣,应是它的实体,科学也是它的实体。编辑科学文艺类作品,从标题到内文都要仔细打磨,尽力做到语言的惟妙惟肖,叙事的深入浅出。数学家王梓坤写过一篇题为《林黛玉的学习方法》的文章,不看内容,光是出现在标题里的“林黛玉”三个字,就足以吸引读者的眼球。事实上,这篇文章写的是学习自然科学的方法问题,如果起个“板正”的题目《自然科学方法之我见》,激起人们阅读兴趣的效果会大打折扣。鲁迅的三弟周建人是生物学家,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科学小品,文学性很强,比如他描写蜘蛛:“我就留心这八条腿的诸葛亮怎样捉拿飞将,并且看出,它有各种各样捉拿的方法,如果蚊蚋等小虫飞去,触在网上,急待挣扎时,蜘蛛忽然赶到,急忙地把它捉住,咬在嘴里,或者就吸食它的汁液,或者咬了回到网中央或檐下去了,好像我们咬片面包或饼干一般不费力气。”[7]此外,还要考虑科学文艺作品的不同体裁对编校的不同要求。例如,科学诗除了科学性的一般要求之外,还要符合诗歌韵律及意象的审美要求;科幻小说除了要求有一定的科学创意,还要符合主流文学小说的要求,精巧的故事架构、紧致的叙事节奏、对人物及内心的把握、优美的叙事语言等。复旦大学教授戴从容说:“直到今天,文学性依然是评判科幻文学的一个重要依据。”[8]

2.3思想性

科学文艺作品在描绘科学的现在和未来时,会自然表现出某种科学思想或倾向。一般来说,科学文艺作品或者颂扬一种事物(如科学小品《祝螳螂南行》),或是赞美一种精神(如科幻小说《和平的梦》),要么表现一种哲理(如叶永烈的科学童话《圆圆和方方》),或是跨越思维边界的科学创想(如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优秀的文艺作品应有的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同样是科学文艺佳作的应有之义。科学文艺作品要为公众提供审美对象和意义,拒绝平庸、苍白、空心、浅薄以及炒作、消费化、单纯娱乐化的作品。

3在作者队伍的建设上,要做到文理兼抓

科学文艺类作品在组稿工作上有特殊要求,要发掘那些既有一定文学素养和写作才能又有坚实的专业科学知识的作者。未必是专家教授,但至少拥有比较坚实的相关学科专业知识基础,掌握比较扎实的材料。不懂科学和科学素养不高的人,很难写好科学文艺作品。科学文艺作品的写作和一般文学作品、科普作品都不一样,它要求作者有大胆的想象力、丰富的幻想、叙事的本领,要文笔隽永、文字生动活泼,能把要写的事或物描绘得栩栩如生。因此在组稿时,要物色具备上述两方面条件的作者。目前,我国高中文理分科的教育模式往往导致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的分离,以致文理兼备的人才并不是那么充裕。科学文艺期刊的编辑要主动走出去挖掘人才,自由投稿来的作品很难尽如人意,挖掘非主动投稿的作品十分必要;除了刊发成熟优质稿件,也可以刊登不成熟的作品,让评论家看到问题;发现对科学文艺创作感兴趣的科学家,条件成熟后可考虑请科学家就其研究方向写文章辟专栏;有的作家不是科普作家,但参与重大的科学项目,可以邀请他们写报告文学;还可以为文学家和科学家结对写作创造有利条件。科学文艺类期刊要转变杂志的单维办刊模式,要有放射性发展的思路,利用新媒体增值,从而创立品牌。依托杂志,建立人才聚集地,通过培训、沙龙等形式,组织科学家、作家来学习、结对子,引导调动主流文学作家参与,互相学习。培养杂志自己的作者和人才,吸引科学文艺作家加入圈子。编辑还要增强组稿的方向性,为确保充足稿源,要开门办刊。可以利用各类新媒体平台,例如建立微信作者圈,把当期需要的稿件主题在群内,并派专人运营微信,随时随地交流信息,借此把月刊、双月刊、季刊变成经常性的刊物。编辑还要留意科学文艺相关的研讨会,主动参与进去发掘作者。

文学期刊范文6

学科建设是医学期刊发展的基础,而医学期刊的发展也会助推学科建设。可以说,医学期刊与学科建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目前的现实情况却是,医学临床或科研以及管理人员往往没有认识到甚至不知道医学期刊编辑对学科建设的作用,而医学期刊编辑也没有积极主动地去发挥或挖掘自己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或角色。作为医学编辑,我们只有更好地理解两者间的互动关系,才会对医学编辑本身应担当的学科角色有深刻的体会和认识。

1.1学科建设是医学期刊发展和孵化的基石

学科建设是培养高质量人才、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平台,师资队伍建设、专业特色都是通过学科建设层面的提升得以体现。在学科建设评价的诸多指标中,人才队伍建设是根本,学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是关键。而医学期刊的可持续、高质量、特色发展不能脱离本学科的发展。首先,学科建设中专业的研究方向为医学期刊的特色化和专业化奠定基础,没有强大的学科建设提供支持,期刊的特色将是无源之水,其未来发展也将受到很大限制。其次,学科建设中人才梯队的组建为期刊的发展形成水平较高的作者队伍,学科领域中知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代表该学科的前沿和热点问题,这为期刊提供了优质的内容。医学期刊只有在全面了解其相关学科国内外研究现状、发展趋势,随着学科的发展而不断前进,才能寻求提升期刊学术质量的突破点,提出更多的新策略和新途径。总之,医学期刊发展不能游离于相关学科建设。

1.2医学期刊是学科建设的助推剂

医学期刊多以反映临床诊疗、医学科研成果为主,是刊载学科创新成果和科技信息重要的载体之一,是学科发展的发表者、推广者和推动者,直接影响到学科发展和成果转化,担负着发现和培育医疗科研人才以及搭建国内外学术交流平台的重要职责。促进学科建设是医学期刊的责任或使命,医学期刊在学科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医学期刊作为发现、扶持、培养学术新秀的媒介,推动学科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最基本的任务;同时,以期刊为窗口和纽带,加强和扩大同兄弟院校及科研院所的联系,实现优势互补,可以促进医学学科进一步发展。医学期刊见证和记录着医学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小到成熟的发展历程,在不断的积淀中为学科建设的发展奠定深厚的文化根基和理论基础。以笔者所在的《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为例,医学期刊与医院学科的关系可窥一斑。神经免疫学是19世纪中期崛起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是横跨免疫学和神经病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尽管当时医学学术期刊众多,但尚无一本较权威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与神经免疫学相关的杂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病学杂志》于1994年创刊。《中国神经免疫和神经病学杂志》充分发挥在学科建设中的窗口和桥梁作用,坚持以神经免疫学为办刊特色,紧密配合承办学科发展的需要,将期刊的学术发展方向与医院(学会)的学科发展相呼应,刊登了大量神经免疫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和研究进展,通过检索“知网”1994~2012年发表的典型的神经免疫疾病如重症肌无力、吉兰-巴雷综合征(格林-巴利综合征)和多发性硬化的文献共9019篇,其中部级基金项目文献共有493篇。而我刊共刊登相关文献409篇,其中部级基金项目文献共59篇,在30多种同类期刊中均排列第一,成为广大医务工作者获取神经免疫疾病相关情报信息的重要来源,为我国从事神经免疫学研究的人员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神经免疫学的发展。由此可见,医学期刊离不开学科建设的支持,而学科建设也离不开学术期刊这个重要的工具和平台。

2医学期刊编辑的学科角色演绎

医学期刊与医院学科建设紧密结合,除医院学科建设的相关人员认可和支持专职编辑的工作外,编辑在二者的互动共进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医学编辑应该将自己视为学科建设的一部分,提高学科意识,切实融入学科建设的浪潮当中。这就要求医学期刊编辑除做好传统编辑角色和具备编辑的基本素养外,还需要注重适当参与临床实践和科研活动等,多角度提升自己的学科素质。编辑学者化是大势所趋,在学者化的基础上实现更高一层的职业化。如此,医学期刊的编辑才能站在研究前沿,把握学科发展的脉络,才可能辨别出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使刊物成为反映高水准学科研究成果的园地,才能真正融入专业研究领域,进而引导和推动学科发展,促进学科发育和成熟。

2.1参与学科临床活动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参与临床实践活动,对日新月异的临床知识没有基本的认知,即使在高学历人才纷纷加入到医学编辑行列的今天,也很难跟上医学发展的步伐。医院的大环境为医学期刊编辑参与临床实践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编辑人员在时间安排上相对灵活,在不影响正常编辑工作的同时,可以参与临床相关病房的查房活动和病例讨论会,这样能巩固所学的医学知识和更新知识库,同时锻炼了临床思维,及时了解到学科的研究热点与关键问题。《国际口腔科学杂志(英文版)》和《华西口腔医学杂志》编辑部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值得借鉴。该期刊编辑们结合自己分管的学科,在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情况下,定点与科室联系,参加医生查房及门诊诊疗等临床实践活动,及时把握学科的新进展,发现新的报道课题,积极从事组稿活动,发现优秀的作者和审稿人,邀请他们对其专业中疑难临床问题作综述,或展望,或制定标准,极大提高了期刊的学术质量。

2.2参与学科科研

编辑亲身参与学科科研工作是全面而及时地跟踪学术前沿的最直接的途径。目前国内外许多科技期刊编辑多具有特定学科的专业背景和较高的学历水平,一些科技期刊的编辑仍从事科研工作,从而具有较强的学术判断力和洞察力,不断掌握专业领域的最新进展。依托医院的医学期刊,具有与医院科研平台紧密结合的优势,医院的硬件和软件环境均为医院编辑参与科研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有较多可从事科研活动的优势资源。编辑应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积极参加相关学科课题申请或科研工作,提高自己的专业学术水平,掌握更多本领域的学术前沿信息,培养编辑对学科热点敏锐的判断力和鉴赏力。否则,很容易陷入“见玉不识玉”,守着聚宝盆却不能为我所用的尴尬境地。作为医学期刊专业编辑,可从事的科研活动途径和方向非常广泛,例如参与编辑类科研项目、相关学科的科研项目等的申请和实施。医学编辑在充分了解相关学科专家研究优势的基础上,也可以为学科研究项目牵线搭桥。因此,医学编辑可以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多多尝试,锻炼提高自己的学科专业素质。

2.3参与或组织学科学术活动

密切关注国内外本专业的学术会议是医学期刊编辑掌握学科研究动态和热点的重要渠道。编辑应该根据自身工作需要,有选择地参与重要的学术活动。首先,通过参加学术活动,不仅能及时了解本专业的学科发展动态,而且有机会和相关专家进行面对面交流,促进感情,进而有利于进行组稿和约稿工作。其次,医学编辑在长期的编审工作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本学科理论知识、科研设计知识、统计学知识以及编辑经验等,也可以受邀到其学科举办相关知识讲座,这不仅可以加强学术期刊与一线学科的联系,也可以为学科建设中的学术梯队建设和人才培养注入新的活力。编辑参与学术活动时应注意要广结善缘,充分与本学科专家学者交流,这样才能树立良好的形象。另外,目前我国许多医学期刊是由学术团体或协会为主办或协办单位,期刊可利用协会或学术团体的资源优势和人员优势共同开展学术会议,不少知名学术期刊甚至亲自策划组织此类的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该学科的知名专家,对当前的学科前沿问题进行讨论,这不仅可以为医学期刊打造品牌,同时也可以推动该学科的互动交流。通过开展学科交流与碰撞,也为医学期刊的编辑提供大量优质的稿源。

3结语

文学期刊范文7

鲁迅就曾指出:“闲人不要紧,一忙,就觉得无论如何,总是墨水和钢笔便当了。”[2]扩大一点看,书写工具的现代化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发生影响与改变。“铁路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传送的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3],书写工具的改变带来的信息,同样是一种写作行为的改变,观念和情感的改变。在没有电脑之前,写作常被视为“爬格子”、“耍笔杆子”。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电脑的普及,手写的文字变成了键盘打出的字符,电子书写时代逐渐到来,手写方式必然受到冲击。不妨来看一个报道。2001年的一则关注手稿的报道表明,手写一族的作家不在少数,像刘恒、贾平凹、格非、王安忆、迟子建、铁凝、张承志、林斤澜、唐浩明等人,而在6年后的同样关注这一问题的报道中,能列举的手写一族的作家屈指可数,罗列其中的只有贾平凹、王安忆、二月河、海岩等。更多的作家早已“换笔”。书写工具进一步发生改变,从手写慢慢进入到电子书写。从载体看,曾经带给“五四”新文学繁荣的纸质文本如今也受到电子网络的威胁,传统作品附载的纸张形式变成了电子网络。纸质文本远没有网络文本那般快捷畅销,文学纸质书籍越来越无人问津,而文学网站正狂飙突进。从写作过程看,传统文学作品一般是写完所有文字之后才交给出版商出版。如今借助网络,创作就不一样了,网上写作过程中还会有网友读者参与评论,作者可吸收读者意见,在网络中互动交流。从发表程序看,传统文学作品的发行一般需要经过审查机关和出版机构等中间环节,如今不论你水平高低,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的地盘我做主。以最快的速度发到网站上去,读者可以通过网络即时阅读到原稿。其二,传统的文学传播方式发生改变。文学作品被生产出来之后,自然要进入传播环节,获得社会的欣赏和认同。传播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信息传递和交流。传递需要借助媒介,要通过一定的载体使信息从某处传送到另一处,从某人传达给他人。对于传播而言,媒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对于文学而言,媒介是文学前行的助推剂。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媒介大举挺进文坛,与传统的印刷文本争夺读者市场的同时,传统的文学传播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众所周知,印刷传播是把文字通过印刷技术记录在纸张上,以纸质文本的形式,让人们通过阅读文本来完成丰富多彩的信息传递。根据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提出的文学四要素来看,文学的繁荣不仅体现为有很多伟大的作家和作品产生出来,而且,还要有广大的受众群体。“世界”作为要素之一,意味着文学在这个社会里,应该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有价值意义的活动而不再是个人的事情;文学是共同的事业,被这个社会承认和尊重。印刷传播方式的确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使文学走向了繁荣,比如更新文学观念,使文学成为社会的重要活动领域,文学作品成为公共产品;涌现了大量的伟大作家和作品;文学体裁完备,重要叙事文学———小说产生出来;文学流派众多,文学思潮此起彼伏;出现了职业文学批评家;文学接受群体的扩大,读者地位的提高;等等。但历史不会重复。随着新的传播媒介的产生,传统的文学期刊、报纸等纸质书籍失去了往日的生机,显得有些落寞。当上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与市场结合风生水起之时,文学报刊的运营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电子媒介这一类大众文化形态,将许多读者从纸质读物那里吸引过来,以商业化运营的通俗读物、时尚杂志等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迎合大众口味的通俗文字和内容抢占了市场地盘。而且很多大众化的刊物也都纷纷开辟与文学相关的栏目刊登文学作品,纯文学期刊、报纸问津度越来越低。不过,文学期刊在当今的社会越来越落寞也是有一定必然性的。一度靠计划体制和行政拨款维持生计的文学期刊在遭遇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后自然是无力竞争,面临困境在所难免。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发行方式也使传统的文学期刊遭遇冷气流。在网络上发行网络电子文学期刊是一种新的文学运作方式。文学期刊搭上网络快车,使读者可以更快捷、更方便地查找、浏览、下载、阅读文学期刊。需要时订阅,不需要时可退订。在思想家麦克卢汉看来,媒介乃为人本质之构成:“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是讯息”、“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4]。其三,创作主体的身份发生改变。作家是传统文学中的权威,被普通人顶礼膜拜,视为创作的天才。如今以韩寒、郭敬民为代表的“80后”作家,推出一本本畅销书,通过市场化运作,拥有众多年轻的粉丝,成为偶像明星。韩寒的第一本小说《三重门》一经出版立即成为了当年最畅销的图书,销售47万本。郭敬明一连出版的《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左手倒影,右手年华》、《岛》系列,《1995-2005夏至未至》等书,每部动辄数十万上百万的发行量,不断制造出版神话。以他们为代表的“80后”作家出版数目庞大的作品,很快就占据了中国文学的图书市场,作者本人更成为众多青少年读者眼中的偶像。#p#分页标题#e#

“80后”写作群体的市场化、高产化、娱乐化趋向让评论家们对他们的作品不屑一顾。还有一批“80后”更是有玩文学的嫌疑,试图通过写作扬名立万。比如“80后”著名女张丽华就发表了一篇名为《只想和余秋雨一夜情》的博客,着实获得了无数点击率。但这一做法不禁让人纳闷:“80后”女怎么了?或许这也是文学丧失纯粹性的表现,是文学向商业化炒作屈服的特例。要知道,文学有着固有的客观的规律,有着穿越时空、种族、阶级的永恒的艺术与审美元素,这种永恒是对真正文学的敬仰和尊重,是那些“玩文学”且大红大紫的人无法企及的。更多的人通过网络改变了一切。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8年1月17日的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07年12月31日,我国网民总人数达到2.1亿,略低于美国的2.15亿,位于世界第二位。我国联网的计算机达7800万台,网站数量已达150万个[5]。一个人,只要拥有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就可以自视为从事创作。作者的神秘性消失了,作者和读者平起平坐。作品一旦成为网络畅销书之后,再借助出版社正式出版,即可名利双收。从近两年的盗墓小说和历史小说的盛行可见网络小说的兴盛。网络小说被众多读者追捧也使更多的人有了创作的冲动。网络的及时方便也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便利和可能。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打破了传统的作家、读者的身份限制,身份的隐身功能,使得普通人可以比传统作家更自在、自由、自如地写作,表达自己的思想,发泄自己的各种情绪。文学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圣物,写作也不再是作家的专利了,文学的神圣地位正在丧失。这是一个作家大众化的时代。庞大的写作队伍,传统作家身份的改变,更多的人参与到写作中来,当然,这有利于提高大众的文字水平和文化水平,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小说量大并不代表质优,其中不乏低俗、跟风之作。

文学期刊范文8

论文长度一直是办刊人较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在页码、版式一定的情况下,刊载更多学术影响力更大的、更有价值的论文是办刊人的追求。在办刊实际中,有些期刊为了提高被引频次,一味追求加大文献量,压缩论文版面,以求在有限的版面内刊载更多文章,而有些期刊为了减少计算影响因子时的分母,则缩减了载文量,追求“小而精”的办刊理念,一期刊物仅刊发十余篇文章,每篇文章所载信息较多,内容较为翔实,占据版面较多。那么,在办刊实际中我们该如何取舍?期刊所载论文长度与期刊学术影响力是否有关系?该关系是否在不同学科中有所不同?查阅国内外文献后发现,关注论文或期刊被引频次的研究较多,但其中重点研究论文篇幅者并不多,大多仅在文内略有提及,很少有关于论文篇幅与期刊学术影响力关系的研究。如Leimu等[1]基于生态学论文的研究表明,论文的长度与论文被引频次有关;Haslam等[2]基于37种期刊的1580篇论文的研究表明,论文篇幅越长被引用的相对越频繁;韩毅等[3]基于CSSCI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200名学者的论文研究表明,论文篇幅越大其被引率越高;牟象禹等[4]以2005—2015年间的18种图书馆学、情报学CSSCI来源期刊的600篇论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论文篇幅与总被引频次的相关性不显著;刘雪立等[5]基于2008年643种医学期刊的研究和王燕等[6]基于2015年846种医学期刊的研究均表明,平均论文长度中文核心期刊>统计源期刊>一般期刊,且差异显著。综上,已有文献尚缺乏对期刊平均论文长度与期刊学术影响力关系的研究,也无数据表明不同学科中的期刊平均论文长度与期刊学术影响力的关系是否一致。鉴于此,本研究即以学科规模、影响力等均有差异的4个SCIE学科期刊为基础,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以具体数据资料为基础指导办刊实际。鉴于样本含量越大越接近事物的真实特征,本研究选择了3年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数据收集过程中发现部分期刊刊发的Review量太少,而Review与Article的被引频次差异较大[7-8],为示公平,本研究仅针对Article(以下统称为论文)这一种文献类型进行分析;由于论文具体字数无法获得,本研究借鉴Bornmann等[9]的方法,以论文的页数作为衡量论文篇幅的指标,不足一页者按一页计算。以下为报告内容。

1数据获取与处理方法

1.1学科选择

进入JCR,选择CategoriesByRank,下载2014—2016年SCIE收录各学科的刊数和集合影响因子(AggregateImpactFactor),结合学科规模、集合影响因子大小和学科间的相互独立性,最终选择4个学科为研究对象,即ELECTROCHEMISTRY,OPTICS,CLINICALNEUROLOGY和MATHEMATICS,APPLIED。

1.2数据获取

(1)分别进入2014—2016年JCRSCIE数据库,以学科为单位下载各学科所含期刊主要信息,包括期刊名、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5年影响因子、即年指标、被引半衰期、引用半衰期、特征因子、论文影响分值及论文占比等。(2)进入WebofScience核心合集,选择高级检索,以OPTICS学科中的ACSPHOTONICS期刊为例,输入检索式:SO=ACSPHOTONICSANDPY=2014—2016,选择SCIE数据库,精炼后仅保留Article文献类型,复制检索结果至Excel内,使用Excel的数据处理功能,汇总得出该刊2014—2016年各年度刊发的所有论文的起止页码。4个学科的所有期刊均用此方法获得数据。

1.3期刊的选择

4个学科各期刊数据获得后,删除部分不符合要求的期刊,具体为:(1)删除3年中至少有1年没有被收录的期刊;(2)删除3年平均论文占比小于50%者,这是由于论文占比太小时,仅对论文的分析不足以代表期刊的整体学术影响力;(3)删除没有给出有效的论文起止页码的期刊。

1.4期刊平均论文长度的获得

计算4个学科2014—2016年列入研究的各刊所刊发的所有论文的论文长度,即论文长度=论文结束页面―论文起始页面+1。各刊论文长度均值取各篇论文长度的算术均值。

1.5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3.0对数据进行处理,多学科间的论文长度的对比使用ANOVA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使用DunnettT3进行;由于大多数指标均不呈正态分布,故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对指标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一般状况

列入研究的4个学科一般情况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4个学科的规模差异很大,集合影响因子也有层次,学科间交叉性很小;对4个学科的主要期刊学术影响力指标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指出除论文影响分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352,P=0.257)外,学科间的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5年影响因子、即年指标、引用半衰期、被引半衰期和特征因子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F=27.749,23.482,20.475,21.588,15.451,228.315,14.610,均为P<0.001);故认为对该组数据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CLINICALNEUROLOGY,ELECTROCHEMISTRY,MATHEMATICS,APPLIED和OPTICS列入研究的期刊量分别占3年中最低收录期刊量的86.46%、88.89%、93.31%和72.41%,认为对该组数据的分析可以说明各学科的大概状况。

2.2不同学科期刊平均论文长度

CLINICALNEUROLOGY,ELECTROCHEMISTRY,OPTICS和MATHEMATICS,APPLIED学科期刊平均论文长度分别为8.072页、8.315页、8.432页和20.719页。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4个学科间期刊平均论文长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35.585,P<0.001);进一步通过两两比较结果显示,MATHEMATICS,APPLIED期刊平均论文长度长于其余3个学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1),而其余3个学科间期刊平均论文长度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刘雪立等[5]研究表明,2008年中文核心期刊收录的医学期刊平均论文长度为3.07页,王燕等[6]研究表明,2014年中文核心期刊收录的医学期刊复合影响因子(0.942±0.360)较2007年(0.768±0.383)明显增加,平均论文长度也增长到3.70页。李欣然等[10]认为,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需要一定的篇幅才能承载其内容的深度和丰富性,往往需占据5页以上的篇幅。本研究中,CLINICALNEUROLOGY,ELECTROCHEMISTRY和OPTICS3个学科期刊的平均论文长度较为一致,均在8.0~8.5页范围内,高于上述国内文献报道的结果,其原因可能为:(1)中西方语言表达习惯的差异。SCIE期刊多使用英语,而汉语相对于英语表达可能更简洁明了些,说明同样一件事情所需字数相对较少,导致我国期刊论文所需版面相对较少。(2)论文写作时要求内容的差异。SCIE期刊多要求作者在论文中将很多细节描述清晰。如前言部分要对国内外研究背景做一较深入解析,方法要求可以达到重复试验的目的等,而国内期刊很多一带而过,部分期刊甚至限制前言字数在400字或800字以内。(3)论文内容充实性有差异。SCIE期刊由于在全球具有较大影响力,其稿件质量要求相对较高,内容可能更丰富,故可能需要更多的页码承载其信息。MATHEMATICS,APPLIED期刊平均论文长度最长,为20.719页,这可能与其学科特性有关。

2.3期刊平均论文长度与期刊主要学术影响力的相关性分析

将各期刊平均论文长度与期刊主要学术影响力指标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5年影响因子、即年指标、被引半衰期、引用半衰期、特征因子和论文影响分值做Spearman等级秩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2知,除OPTICS中的总被引频次外,在学科规模较小的ELECTROCHEMISTRY和OPTICS中,期刊平均论文长度与期刊各主要学术影响力指标间均未表现出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性(均为P>0.05)。在学科规模较大的CLINICALNEUROLOGY和MATHEMATICS,APPLIED中,期刊平均论文长度与期刊各主要学术影响力指标影响因子、5年影响因子、即年指标、特征因子、论文影响分值均呈现出有统计学意义的正相关(均为P<0.05)。总被引频次是存量指标而非流量指标,其与期刊创刊年代和载文量等关系紧密,俞立平等[11]研究表明,总被引频次不能很好地反映年度期刊影响力。本研究OPTICS中期刊平均论文长度与总被引频次的相关性及MATHEMATICS,APPLIED中期刊平均论文长度与总被引频次的不相关实际意义可能均较为有限。CLINICALNEUROLOGY的期刊平均论文长度与被引半衰期、引用半衰期均未表现出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性(均为P>0.05),可能原因为,列入研究的部分期刊被引半衰期和引用半衰期均相对较长,>10.0年者占比较大,而本研究在做统计学处理时,对于>10.0年者均按10.0年处理,其结果可能有误差。以上数据表明,在学科规模较大的CLINICALNEUROLOGY和MATHEMATICS,APPLIED中,期刊平均论文长度与期刊主要学术影响力指标间表现出了有统计学意义的正相关,尤其,与期刊影响因子和5年影响因子的相关系数平均分别为0.386和0.436;而可能由于期刊数量有限,在学科规模较小的ELECTROCHEMISTRY和OPTICS中,期刊平均论文长度与期刊各主要学术影响力指标间均未表现出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