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唐文吉 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在国学日渐升温和人们越来越热衷于思考“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的学术语境中，“传统文学理论的当代价值”这一课题也自然被提上了研究的日程。有人也许要质疑“传统文学理论”这一提法，认为“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现代性的学科，不能跟“传统”二字相提并论，但是，我们认为，所谓传统，其实并非旧的和保守的，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精髓，即传统的优秀部分，它是朝一切新事物开放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在中国学术史上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学术论争和学术积累，它已经成了人们不得不接受的一个学术事实，而且还将发展下去。所以，传统也应该向它敞开。这个学科不管从前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最终它都会被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赋予生命的内涵。因此，这种质疑或许适用于“古代文学理论”这一提法。而“传统文学理论”的提法，则是通过还原中国传统学问对文学的认识，把文学理论学科纳入中国传统学术精神下，解决我们目前遇到的问题和困惑，开出新的学术境界。以下结合当代文学理论所面临的问题，略述其价值。
在文化自觉中实现文学理论的本土化
近年来，人文社科领域各门学科面临着“本土化”的诉求，文学理论更是如此。我们认为，可以结合“民族文化生命的自觉”来谈这个问题。中国学术界探讨“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生命自觉的表现。钱穆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一个生命，是活的。他说：“文化乃群体大生命，与个己小生命不同。”“中国古人谓之‘人文化成’，今则称之曰文化。此皆一大生命之表现，非拘限于物质条件者之所能知。”[1（]P185）所以，文化有惫懒和麻木的时候，受了挤压或是受了伤，也要变形，但是它有自我修复的功能，最终它还是会回到自身的状态。晚清以降，由于国家政治的腐朽和西方学说的传入，知识界普遍认为造成中国的被动局面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于是纷纷根据西方学说对其进行否定。传统文化受到了很大的摧残，但它还仍有修复功能，来自中国文化内部的一股力量势必会起来反抗。这种反抗，起先总是消极的，表现为保守势力的活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它自觉吸收了外来文化的优点，积蓄了相当的力量后，就会变成积极的、建设性的反抗，表现为文化复兴者的活动。后者能摆脱他种文化的挤压，开启本土文化的新的生命，这就是传统文化的自觉。在文化自觉中讲文学理论的的“本土化”，底气要足一些。“本土化”之前的文学理论，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理论。其特点有三：第一是话语层面的西化。这一点已经被人意识到，于是有“失语症”之说：“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
自‘五四’‘打倒孔家店’（传统文化）以来，中国传统文论就基本上被遗弃了，只在少数学者的案头作为‘秦砖汉瓦’来研究，而参与现代文学大厦建构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建国后，我们又一头扑在俄苏文论的怀中，自新时期（1980年）以来，各种各样的新老西方文论纷纷涌入，在中国文坛大显身手，几乎令饥不择食的中国当代文坛‘消化不良’。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3]第二是学理层面的反传统性。在这种理论下，“文学”，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理论”，也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这两个现代性的概念垒积起来，变成“文学理论”，就更是现代性的了，它离传统很远。苛刻地说，它在“反传统”的思潮中扮演着一个主动的角色。比如，它定义中的“文学”，要么是服务于政治的，要么是隔绝于政治的。在这种二元对立中排斥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第三种选择：中国传统的士人以天下为己任，他们的生命就建立在政治上，所以积极干预政治，但不完全依附于某个政权；文学是不平之鸣，它发乎人之性情，而及于天下家国。再如，它定义中的“理论”，只是一种知识，一种对“文学”这种事物进行认识的“理性总结”，没有更大的意义。当然，现在有人提出发掘知识背后的权力，这是很有意义的。人们发现，权力不知不觉地渗透到知识话语中来了，知识充当了权力的工具。殊不知，在中国，人们早就自觉地借助知识来表达知识之外的东西。没有对知识的绝对崇拜，也就没有必要对知识背后的权力因素一惊一乍，没有必要对知识的不确定性感到迷茫和绝望。凭着这两个定义，文学理论学科就丢掉了中国传统学问的很多素质，把很多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变成了新的困惑。第三是思维层面的简单化。如果外国文学理论只是作为一个学科被引进来，但没有跟中国学术有机结合起来，没有学科自觉，就只能扮演一个尴尬的角色：只是原装引进的知识，而非独立自主的学问。中国传统学问不能把文学理论学科包容吸收过来，中国古代的文论仅仅是这个学科的中国材料，这样的文学理论是无本的，无本之学往往会被一种流行的、简单的思维方式左右。当前的文学理论界，太多的定义被人们奉为教条，太多的值得怀疑的结论被人们深信不疑地接受；甚至，一个学科，被人用“五论”、“四要素”、“审美意识形态”等就能概括。这种贫乏和僵化的根源在于没有传统学术作为根基。西方文学理论能否中国化，还值得商榷；但文学理论学科的本土化是势在必行的。“本土化”的意义，不仅在于使文学理论有自己的“话语”，而且在于文学理论解决它面临的问题和困惑，生成新的、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这个目标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生命的自觉中逐步实现。
以对“通”的追求解决文学理论学科面临的问题
传统文学理论还为解决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中很多问题提供了极大的启示。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中的很多问题都是其现代性带来的，引进传统文学理论作为参照系，可以对其进行一定的反拨。当然，这并不是要复辟到古代的文学批评的状态。现代学术的分析精神使学科的划分越来越细，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语境下，学术本身都有其张力，使得每一个学科都不甘于停留在一个细枝末节上，它要扩散，要旁通。所以，即使是在西方，优秀的学者是兼通多种领域的博雅之士，“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则更受人尊崇。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学术同样重视学术的这种张力，并把“通”作为学术的最高境界。但是，在重分析的中国现代学术氛围中，“通”的境界是受排挤的，人们热衷于学科的细致划分，醉心于研究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于是，学术的张力在这种挤压下只能以“交叉学科”、“对象泛化”等方式实现，而这些方式又往往演变成不利于原来的学科发展的因素。交叉学科的泛滥和学科研究对象的泛化已经阻碍了许多学科的深入发展，使之流于浮泛。就文学理论而言，出现了文学哲学、文学心理学、文学社会学、文艺美学、生态文艺学等名目交叉学科，也出现了诸如“文学理论要研究广告、时装、广场艺术、体育竞技等”的言论。交叉学科的出现对文学理论学科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的正面意义是否大于负面意义，是值得研究的；而研究对象的泛化，则明显对于文学理论有害，其治学姿态对于整个学术研究都有不良的影响。对于这些现象，不能仅仅围追堵截，一味批判，而要注意思考其发生的原因，从源到流进行疏通。在学科划分趋于细化的进程中，我们更要注意到可能产生的弊端。交叉学科的泛滥和学科研究对象的泛化，起源于学术本身的张力和这种张力得不到自由的伸展的矛盾，要解决，就不能讳言学术对“通”的追求。每一个学科都要与我们民族一直强调的“大学问”联系起来，培养学者大的情怀和胸襟。传统文学理论的当代价值，与传统文学理论相关联的是整个中国传统学问，它使人们明白文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从大处着眼来看文学，从文学出发，走向“通”和“博”的学术境界。这样的文学理论才能有本有末，才能走向博大精深。#p#分页标题#e#
回归学术：重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最大限度地接近学科的对象和与对象相关的文本，并从中找出有针对性的材料，或找出新的学问增长点，是学术对学者最基本的要求。不然，浮在学术的最表层，只能使一些陈旧的观念和做法以讹传讹。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中，有很多学者在接近材料之前，就带着大量的前提和预设，其实这不是学术的行为。要使传统文论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当代价值，首先要对其进行还原。近十年来中国文论界的热点话题之一是“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其实，在各学科现代化的过程中，古代文论早已实现现代转换了。它经历了大量现代化的筛选、加工、归类和阐释，还要如何转换呢？其实，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对被“现代转换”过的文学理论进行还原，如何发现一个真正的中国传统文论。“还原”很容易被人理解为：把理论还原到它所产生的时代背景或历史语境中去，认识其意义和价值。这种做法有利于帮助人们理解这种理论的针对性（一种学问的针对性是很重要的），但不利于人们对它进行更深刻的认同，甚至会使人们因时过境迁而否认它，进而陷入历史相对主义的思路中去。我们把这种还原称为历史还原。光有历史还原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个意义还原，即真正完整地认识这种学术或理论的超越于历史语境的意义。我们这里讲的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进行还原，属于意义还原。对传统文学理论进行还原是很难的：它既非读现有的教材或文论选，又非查考探析几个概念或范畴的含义。
这些做法都有太多的前提，必然影响对传统文论的还原，甚至会把“还原”变成对某种陈旧研究方式的“应证”，旧的理论路数永远都打不破。还原工作有必要从原典出发：其一是要真正领悟原典的精神，不要用一种浅薄的挑剔的眼光取我之所好；其二，要明白原典在经史子集中的地位，对四部中其他部类的书也应有所涉猎，即使这些书不是关于文学的。完成了这两步，才可以谈“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一旦到了这个程度，我们也会发现需要重新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进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了。以《文心雕龙》为例，以往的文学理论往往总重视它的第一篇（《原道》，认为这是文学的本质论）和后半部分各篇（从《神思》到《序志》，认为这涉及文学创作论、批评论和发展论等），而置其他篇目于不顾了。[4]其实，被忽略的部分是《文心雕龙》更重要的部分，它指出了文学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概括了各类文章的源流。要还原传统文学理论，至少不能在同一本书的各章节中厚此薄彼。接着，我们要知道，《文心雕龙》在四部中属于集部诗文评类，接着，试着参照该部类的其他著作，思考该书在该部类书中的地位；还要注意集部与经部、史部的关系，进而思考《文心雕龙》在整个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可为我们进行这种思考的材料很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诗文评”进行了这样的定位：“文章莫盛於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於今者，则断自刘勰、锺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後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憍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於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於文章欤？”[5](P1067)这样，真正的《文心雕龙》才能相对地被还原。
开启文学理论的新问题
对传统文学理论进行了必要的还原以后，我们至少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第一，要以一种长远的史的眼光看文学。文学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文学理论也不是一个有着绝对律条的学科。文学要依附于人，依附于时代，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在不同的人那里有着不同的意义。虽说今天文学环境与从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现代报刊的出现、网络写作的兴起等，文学本身无论在语言还是在文体上也与以往不同，但这些变化，也只是文学史历次变化中的一种，如果大惊小怪，硬说它具有某种空前的根本性变化，或者说是“文学的终结”，那么，从个人的角度讲，是论者少见多怪，小题大做，从文化的角度讲，就可能脱离了文学理论，变成了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的颠覆和挤压的策略。明白了文学的变数，自然会对文学理论的包容性作出要求，使文学理论能够处变不惊，不为一时兴起的某种思潮改头换面，而是以一定的高度来理性审视它。这才是文学理论的生命所在。第二，文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意义。“文化”，从字面上讲就是“文以化之”，“文”包括的东西很多，文学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构成中国文化“元典”的六经，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历代文学的典范；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思想文化运动也都是通过文学运动展开的。文学作品也是传承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学始终把文化和人的性情联系在一起，从而保持了文化的人道性和鲜活性。这一点是不需要多讲的。需要强调的是第三，相对纯粹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在中国传统学问中的地位是比较低的。近期有关于纯文学的讨论。文学在被一种荒谬的政治粗暴地驾驭了很久以后，自然会产生摆脱驾驭、自由发展的冲动，提出“纯文学”，要求文学脱离政治而独立，是情有可原的；但紧接着，人们也发现“纯文学”很难保持其纯洁性，它不可避免地要与政治发生关系。其实，在中国古代，“纯文学”和与之相关的评论赏析性文字是很多的，它们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文学的，一意执着于文学趣味本身，宋以后的许多诗话就是这一类。这类文学和理论，在当时的地位是不高的，甚至被认为是“害道”的。所以有宋明理学“作文害道”之说和章学诚对诗话的批判。
诗文评，在中国传统学问体系中是出于末流的，《四库全书》是将其放在集部的最后的。按照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中的说法，诗话源出于《诗品》，而《诗品》时期的诗文评皆“深从六艺溯流别”，故《诗品》、《文心雕龙》“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也就是说，这些诗文评虽是论诗说文，但依然是把诗文放在以六经为中心的学术系统中去进行阐释的；虽极尽精微妙赏之能事，但其旨归仍在“大道”，在“诗教”。它们共同参与儒家价值体系的建构和巩固。然而，“《诗品》、《文心》，专门著述，自非学富才优，为之不易，故降而为诗话。沿流忘源，不知作者之初意矣。”[6](P143)后来的诗话，往往是“有小慧而无学识者”为之，故其或失是非好恶之公，或为世道人心之害。“害在世道人心，则将醉天下之聪明才智，而网人于禽兽之域也。其机甚深，其术甚狡，而其祸患将有不可胜言者。”[6](P144)由此看来，后来的诗话已经失去了《诗品》、《文心雕龙》奠定的诗文评传统，成了对诗文的纯粹鉴赏。按照中国传统学问的理想，诗为六经之首，“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大序》）“文之为德也大矣。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文心雕龙•原道》）故立言可以不朽，文章为“经国之大业”。#p#分页标题#e#
这种理想下的文学理论从体用两方面给文学一个极高的价值定位：文学以天地大道为体，以治道人伦为用，可谓“真体内充，大用外腓”。所以，这套文学理论虽然对文学艺术有独到的见解，但这些见解远远不是它的主要部分，它有更大的视野和更强的张力。而一般的诗话仅仅停留在艺术鉴赏的层次上，作为这种诗话的对象的文学也就被定位为供人欣赏的玩物，不复有载道之功，不再有诗教之用。它昧于大义而将文学定位为小道，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解构之势，所以历来被文化主流所压制；一旦传统文化体系面临解构，诗话就要翻身了，诗话的得势和盛行又造成对传统文化中的儒家礼乐、诗教和文统的进一步解构。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有什么要批判和抛弃，那么，就正是这些东西。但中国文学理论在现代思想的诱导下，不从大处着眼，反觉得文学理论的精髓在诗话中，是舍本逐末，也是传统文化在挤压中表现出来的畸形突出。从以上出发，可以发现当下流行的很多文学理论命题的荒谬性，也可以引申出很多有意义的、属于我们自己的问题来。传统文学理论的当代价值正在这里。也许，整个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学术的意义，由此亦可管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