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杨站军 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河南大学文学院
诗界革命是近代这个特定时代的产物，这一文学现象的发生，既有诗歌自身的因素，又有非诗歌方面的因素，这主要包括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方面的因素。在激进与保守力量的对比上，有学者指出：“晚清诗坛的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既对抗又和解的局势决定了诗界革命的保守改良性质”，关于把这一点，表现在诗界革命诗人自身的身上，显得更为突出。晚清时期，中国在内有外患的双重刺激下，逐渐出现了两股比较明显的政治势力，在思想文化方面出现了激进与保守的思潮。一方面是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一些固守中国传统的文人变得愈来愈保守，另一方面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一些清醒的知识分子受中国古代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的影响，逐渐地形成了改良主义的思潮。在文坛方面，诗人也开始受到这种政治思想潮流的影响，也出现了激进和保守两大派别，当然这两大派别之间界限并不十分明显，有的政治上倾向改良的在文学上倾向于保守，而有的政治上倾向保守的在文学上则表现的相对开放一些。
一方面，梁启超早期就显得较为激进，他在甲午战争以前，就率先提出“新学之诗”的创作，与当时同在北京的谭嗣同、夏曾佑三人一起讨论新学，并把这种热衷新学的热情投入到诗歌的创作之中，然而，他们并没有考虑中国诗歌自身的特性，应把西方翻译过来的一些宗教、地理、政治方面的名词术语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这样的结果是，连他们本人也失去了创作的兴趣。当然，这一方面有外在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原因，但不可不注意到自身创作所面临的困境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在当时诗坛上占着主导地位的“同光体”诗派，他们在维新变法时期，大多也都支持维新改良，有的还参与其中，这些人如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还是当时参与变法改良的领导者，有的为维新变革进行鼓与呼，如沈增植、郑孝胥等人。同光体诗人在诗学观上，面对中国传统诗歌所遭遇的困境，他们也提出自己的变革主张，但并没有明确提出学习西方，他们主张“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主张诗歌创作应该保持诗歌自身的特色，但他们并不排除使用当时开始使用的新词新语，并没有排斥一切外来的新诗新物，所以并没有像到了南社诗人眼中所贬斥的遗老遗少的“无病呻吟”，同光体诗人实际上代表了当时中国诗歌的较高的成就。而诗界革命诗人的整个诗歌创作正处在一个尝试调整阶段，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诗学纲领，当然一个重要的诗人黄遵宪除外，关于黄遵宪在论文的第三章已经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言。
黄霖先生指出：“到他（梁启超）真正对古典诗歌发生兴趣和认真研究的时候，‘诗界革命’的热情早已衰退了。不过，不论是梁启超还是黄遵宪，对于‘古风格’的追求，固然使他们注意从民族传统中吸取营养，但同时也束缚了诗体的彻底解放，完成‘新派诗’向‘白话诗’的过渡。”关于这一点，可以进行辨析。黄霖先生的观点还是站在白话诗歌的既定目标之上，通过白话新诗来反观诗界革命，这样就难免扩大诗界革命的不足之处，这也是今天我们研究诗界革命需要注意的地方。近代思想家在致力于文化批判和启蒙的近代化过程中，普遍存在一种背负着传统反传统的现象。这种矛盾现象或表现为目的与手段的冲突，即以学习西方、批判传统、革故鼎新为手段，以保持和发扬传统为目的；或表现为意识与潜意识的冲突，即表层意识、自觉意识里是反传统，深层意识、潜意识里却是再现传统、复归传统；或表现为出发点与归宿的矛盾，即以批判传统、抨击传统开始，以皈依传统结束。不仅如此，中国近代这一独特的文化批判方式一般都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既爱又恨，即试图超越有无限依恋，激烈的破坏心理与强烈的关切心并存，爱得愈深切，破坏得愈彻底。这种心态颇类似弗洛伊德所谓“俄狄浦斯情结”。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认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特别是一个像中国这样历史非常悠久、规模非常庞大、文化非常丰富的一个民族，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不是说可有可无的，不是说你要不要的。这就是所谓的“亡天下，亡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的体现。因此文化是我们今天的民族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它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整合、民族认同的一个核心的要素。而且，从今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讲，文化领域的演变和政治领域的演变都是息息相关的。在中国，不论是对传统持什么态度的人，对传统的定义本身并没有太多的争论。但同时还存在另外一个现象，即传统到底有哪些属性，关于这个问题却几乎没有人探讨过。所以，有必要对传统的基本属性进行一番探讨。传统的第一个属性，就是传统是演化的。许多拥护或者反对传统的人，就是仅仅把传统看成是过去的一个过程，静止的东西，是一成不变的，你要么继承它，要么毁掉它。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传统本身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个纽带，它是一个传承下来的形成的某种价值系统。它一定是从过去到现在的某种纽带，所以传统它本身是演化的。因而我们不能依据传统的过去来判断传统的未来。我们要看到它本身的这种自在的演化的逻辑。所以，在中国，同样也不能根据中国过去的传统发挥的功能性质来判断传统在未来一定也是这样，它本身会演化的，是变动不居的。传统的这个演化过程取决于我们更关注历史上传统中的哪些东西，更忽略历史上传统的哪些东西。这样不断强调出一些新的东西，忽略一些东西或者引入一些东西，就导致传统的一个演化。还有一个我想讲的就是：任何一个大的传统，这个传统越大，它的内在冲突就越多。
传统不是遗产，她不是博物馆里的秦砖汉瓦，也不是图书馆里的图书典籍，而是延续了几千年而来的我们这些人的生命血脉、遗传密码、人生态度、生活方式，以及由这许多东西结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她是一个生生不息，割而不断，舍不弃的生命之流。“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时间一分一秒地在消逝，个体生命也随之老化、消失，而唯独有这个传统则随着时间的消逝在不断地生长。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能否真正地认识她，不管如何对待她，爱她或恨她，吹捧她或者糟践她，打她乃至骂她，她都是我们生长的一个精神家园，一个灵魂归宿。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没有办法拒绝和脱离这个家园。传统是广义的文化传统，是包括器物、制度、风俗及精神各个层面的一个浑然一体的文化传统，而不是我们习惯地与经济、政治并列的那个狭义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是非常厚重、博大、精深的。我们如果深入其中看，就会发现她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即所谓多元的。我们如果出乎其外看她，就会发现她是一个生命整体。因此，在对待这个传统时我们切忌以篇盖全，以点代面，比如说抓住其中的某一侧面，某一内容，甚至某一两种经典，就声言已经真正把握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只有把传统看成是多元的复杂丰富的结构整体，才能以广阔的视野对待其不同层面，进行研究的成果；只有在这同时又把传统的看成一个生命整体，才能以精微的洞察找出其生生不息、穿越时空的精神内核。所以，总的一句话说，传统是一个统一而又多元的生命体，我们要发扬光大她，就要在多元的兼容中寻求其基本精神。#p#分页标题#e#
在言说方式方面，就启蒙时代的言说方式对我们现在仍有影响，特别是负面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以文化革命代替社会革命。本来要落实的社会问题，要进行社会性的动员，去做社会工作，但是由于知识分子来主导这些事情，我们就特别强调知识论战，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论战，以为这些文化论战就可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最终的结果，就是割了本国传统文化的命。第二，以西化语言来言说中国问题，向西方寻找真理。我们当然要向西方借鉴文化资源，但是在借鉴的时候你是否回到了中国语境和中国问题的脉络里来，这是需要我认真思考的。如果没有这两点的话，我们的言说往往就是无病呻吟，另外一个是“汉话胡说”，把中国的东西说成西方的话语，还洋洋自得，自以为是。第三，意识形态式的霸道的专制的言说方式。这个专制不只是体制里边，也在知识分子身上，是根深蒂固的。我们都习惯于“只有”、“唯有”、“必须”的言说方式，对其他人缺乏理解和宽容，我们不能采取一种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方式。知识分子提出一种主张，只是给社会提出一种建议，你并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权力享有者，你是通过你的道理来说服别人。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学界和政府较关注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问题。究其实际，复兴恰恰是一种文化创造，复兴也不是排外。在复兴过程中恰恰要吸收外来文化。我还想简单讲一下新启蒙时代的文化问题：第一个是多元文化与多元主义的文化观。第二个是反文化恐怖主义，文化恐怖主义就是话语垄断，独占和强制。第三个泛政治主义与泛意识形态，不能把所有的文化问题都归结为政治问题，也不能以解决政治问题作为当然的优先性，就去干扰别人解决文化问题。第四个，无论是研究某种文化现象，还是整个文化共同体的建设，都应该更加互动，这个互动的过程是个相互解蔽的过程。
当然，文化上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是有所不同的。这是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的联系是历史而非逻辑的，一个文化取向上的保守主义者没有任何理由也必然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换言之，文化取向的保守主义者，在政治取向既可能是自由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也可能是保守主义者，同理亦然，一个文化取向的激进主义者，没有任何理由也必然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换言之，文化取向的激进主义者，在政治取向既可能是激进主义者，也可能是保守主义者。关于这一点，在诗界革命诗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梁启超一生可以说是以激进著称，他一直走在中国改良思潮得前沿阵地，引领时代的风潮，但到了五四时期以后，他的那种稳健的改良主张已经跟不上五四时期青年们的主张革命的思想步伐，于是很快就被丢弃，自己也被放逐在思想大潮之外。然而，梁启超并没有就此停止思索，他把思考的中心逐渐转移到思想学术和文学上。梁启超在诗歌观念上，逐渐向同光题靠拢，开始思考中国传统诗歌的情感问题，而逐渐脱离从政治角度研究中国文学，而这也许正是中国文学一个合理的发展路向。学者陈建华曾经在其《诗界革命盛衰史考》中指出，“梁启超思想的转变导致了诗界革命在理论上的退步”，对于这个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当然，今天据陈先生文章发表的时间已经很久，想他也改变当时的观点。笔者在这里认为，恰恰由于梁启超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诗学观，使得他对于中国传统旧诗的看法有了一个逻辑的进程。正是因为梁启超看到仅仅只有“新名词”、“新语句”不足以改变中国诗歌沉寂不变的局面而产生独具特色的新诗，所以他才这样说道：“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这正表明，梁启超批评初期“新诗”的幼稚病，正是为了“诗界革命”更健康地前进，而不是理论上的倒退所能解释的了的。同时，也可见他并不排斥新名词和旧风格，而是要求把它统一于“新意境”，为创造“新意境”服务，这也表明梁启超对诗界革命连续的深入的思考。
诗界革命派诗人面对传统，并没有同同光体诗人那样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对于传统的旧体诗歌进行卓有成效的变革，尽管也引进一些新词新语，但其主体还是在传统诗歌的范围内的变革，并没有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创造出属于中国传统的诗歌，所以，并没有带来中国旧体诗的真正变革；诗界革命诗人站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进行中国旧体诗歌的创新，提倡“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产生了不少新奇可读的诗作，但时值近代，中西文化之争、古今文化之争异常剧烈，而传统的格律旧体诗难以容纳下剧变时代下出现的新事新物，于是就难免出现旧的诗歌形式与新的诗歌表现内容之间难以避免的矛盾和冲突。尤为重要的是，当初诗界革命的提出，是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进行的的政治运动遭到镇压之后兴起的一场思想文化改良运动，这些文化精英人士还没有从他们的政治狂热的激情中解脱出来，而是借助政治的热情来鼓动文艺的改良，目的却是为他们的政治变法改良摇旗呐喊，即严复所谓的“开启民智”，而当政治的热情逐渐退却之后，这股文学改良的愿望也就自然难以为继，所以，梁启超等人到后来不再标举诗界革命，而是转回头来趋近同光体，探究中国传统旧体诗词的风神意蕴，从偏重诗歌的“载道”，和“言志”作用，转而强调旧体诗的“抒情”和“情感”（这一点，在梁启超的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梁氏本人到了一二十年代后，推出政治风潮以后，政治热情退潮以后，转向学问和艺术，如对辛稼轩的研究，对中国传统韵文的研究等等，以及他转向同光体诗人赵熙等学诗，都不难看出这种倾向的转变）。
一定文化是一定民族在其长期社会历史实践中的产物，它是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一个伟大的民族，尽管她背着怎样沉重的包袱，以及传统怎样的顽强和保守，但当传统文化无法适应这一时展的要求时，它就会被迫地或自觉地调整自己文化的内部结构，以适应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要求。当我们对“中西”问题、“传统”与“现代化”问题有了深切的了解后，或许就不至于像近代国人那样忧虑重重了，而是确立多元开放的文化心灵，泰然自若地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并给予积极的回应。文化的交流与创新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任何民族文化在和外来文化交流冲撞中，在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都遭遇到“传统”与“现实”的对抗，都不可避免地感到苦恼、恐惧和危机。这并非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独有现象，而是各民族都会遇到的共同难题。日本、韩国、新加坡在迈向现代化的历程中，并没有彻底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彻底西化，而是相当浓厚地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风格。#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