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论文范例

民族文化论文

民族文化论文范文1

以保护民族文化之名行追求经济利益之实,这是很多民族旅游企业的真实写照。虽然单纯出于保护民族文化之目的来开发民族旅游的企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以保护民族文化的名义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却无疑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它不仅使民族文化在社区居民的美好期待中转瞬成为经济理性的工具,而且更严重的是,它深深地伤害了社区居民的民族情感,这种伤害显然违背了在任何情形下都必须持守的底线伦理原则,即不伤害。“按照康德的绝对命令,一种行为是道德的,当且仅当该行为准则可无条件普遍化。照此,伤害他人的身体和精神从而引起疼痛和痛苦的行为,就不可能成为普遍化的准则。因为如果承认这是一个普遍化的准则,就等于允许别人去伤害他自己。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伤害是人类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不伤害伦理原则是基于人的脆弱性而提出的,人的脆弱性不仅表现在人的生理方面,人的心理和精神方面也同样脆弱,甚至更为脆弱。而由人所组成的民族和由民族所创造的民族文化在受到冲击和面临伤害时,其脆弱性也暴露无遗。民族旅游企业对社区居民民族情感的伤害属于精神的伤害,虽然不像经济利益等物质层面的伤害那样显见,但这种伤害更深入,更具杀伤力。民族旅游企业到民族社区开发旅游项目,虽然会对民族文化带来一些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但企业至少应确保其自身的开发行为不会对民族文化及其主体社区居民的民族情感造成伤害,这也是保护民族文化责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如果连这一最低要求都不能达到,企业所谓民族文化责任便是欺世的空谈。保护总是包含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责任之意味,也正因为如此,更加重了强势群体的责任负担。在民族旅游中,企业显然处于强势地位,而民族社区则处于弱势地位。民族旅游企业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就凸显了强势对弱势的责任。这也就意味着,企业因为强势而对民族文化的保护责任更显重大并不容推卸。然而,强势与弱势又总是相对的,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汉族岂不也是弱势?所以,不伤害原则是适用于所有人、所有群体、所有民族的。其实,强势与弱势本身可视为被一些所谓“睿智”的人们制造出来的“事实”,并在此“事实”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价值”推论:民族之间和民族文化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强势“应该”帮助和保护弱势,等等。照此推理,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汉文化在美国人的眼中同样也是需要保护。“正如我们很少听见少数民族对汉族说要保护好汉族的文化,但却可以听到美国一些学者在中国的讲坛上大发宏论说要‘保护好汉文化’一样,这和我们冠冕堂皇地对少数民族说要‘保护好少数民族文化’的言论是同出一辙的。”如果按照“强-弱”的思维模式,中国的汉文化应欣然接受美国的保护,犹如中国的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应欣然接受汉族的保护一样。但显然,这样的“宏论”是在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面前“强势”的汉族所不能接受的,也使汉族深感“受伤”。如果“强-弱”的对比是一个事实的话,也应更多地被理解为或被看成是经济方面的差距,而这一差距与文化无关。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并无强弱优劣之分,无法也无需做出这样的区分。因此,对任何民族文化的保护责任应该是对所有民族而言的,不存在所谓强势对弱势的保护,这是在民族旅游中企业对民族社区的民族文化的保护责任方面首先应明确的价值观念,因为那种以“强—弱”思维为模板所塑造出来的价值观念已经造成了,如不加以纠正,还将继续造成对所谓弱势的民族文化及其主体的民族情感的伤害,而这样的伤害是应被制止和禁止的。履行保护民族文化的责任,首先应摒弃传统的所谓强势对弱势的居高临下般姿态的保护的误导性价值观念。这种对民族文化保护的不应有的姿态,本身就已经潜在着对民族文化伤害的可能,且易造成对民族情感的伤害。摒弃这种误导性价值观念之后,民族旅游企业将会发现,其所肩负的民族文化保护责任实在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因为它所保护的民族文化与任何其他民族文化都是平等而应受尊重的,是整个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根据利益相关程度的不同,可以将民族文化旅游企业的文化保护责任的对象分为直接对象与间接对象两类:(1)直接对象:少数民族。原因在于少数民族是其传统文化的直接创造者与所有者。(2)间接对象:人类社会。这是因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已成为人类共同的社会财富。”也就是说,民族旅游企业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既是对作为民族文化主体的该少数民族负责,更是对由具有差异性文化传统的各个民族所构成的人类社会负责,其伦理价值无疑远远超过因为保护民族文化给企业本身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这一伦理价值不是用经济价值能够衡量的。

二、政府民族文化责任

政府应在民族旅游中对民族文化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这不是一个通过丰富想象力想象出来的理论问题,也不是一个需要通过严密推理推导出来的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民族文化就在民族旅游中,政府若只关注民族旅游的“表”,而看不到民族文化的“里”,这肯定是不负责任的搪塞推脱之辞。政府的责任是通过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表现和展现出来的。政府官员的责任,用传统的说法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开发民族旅游的经济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民族文化是优质的脱贫致富资源。当地政府官员的责任就是尽最大努力保护好这一能够造福当地民族社区居民的宝贵资源,并将其发扬光大。这不仅是政府官员对其为官一方的负责,也是对这一方所孕育和蕴涵的丰富独特而又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负责,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的当下负责,也是对民族文化的历史和未来负责。但政府毕竟也是民族旅游中的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其相关利益同样是通过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得到反映的。民族旅游既是一项文化活动,也是一项经济活动。对于民族旅游者来说,他们到民族旅游地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希望能够体验到民族旅游的开发者、经营者以及民族旅游的社区居民为其提供不同于其惯常地的“文化风光”,而不是令人沮丧的似曾相识的“千游一面”。对于当地民族社区的居民来说,他们希望通过民族旅游将自己民族的特色文化向旅游者,并通过旅游者向世界展示和呈现出来,在获得经济利益回报的同时,也收获只属于他们的那份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对于当地政府行政人员来说,他们希望通过发展民族旅游,一方面可以提高当地民众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他们的政绩指标。如果关系协调,统筹兼顾,各利益相关者均可从民族旅游中有所获益。政府究竟应在民族旅游作为商品消费的活动与文化体验的活动之间扮演什么角色,起到什么作用?当然,理想的情况是对二者的兼顾,使二者各得其宜,各如所愿。鉴于政府在社会中所拥有的强势地位及其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在民族旅游中充分发挥政府对民族文化的保护至关重要,这既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也可被视为政府不容推诿的道德责任。民族文化攸关民族旅游发展能否持续有力,以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运行能否健康有序,可见政府所肩负的民族文化保护责任之重大,影响之广泛,意义之深远。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变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政府所能做和所应做的就是顺应需要,因势利导,充分利用民族旅游的良好机遇,既促进民族旅游经济的增长,又促进民族文化的良性发展与变迁,实现双赢乃至多赢的局面,从而为责任政府的执政理念交上一份取信于民的满意答卷。“在对待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变迁的时候,应该充分尊重本民族对如何继承发展自己文化传统的意愿,特别是充分理解各民族文化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自我意识和自身特色,让各民族自己决定文化保护、传习和发展的路该怎么走。这不仅是道义上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良性发展的需要。”毕竟,各民族自己是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变迁的主体,民族文化在他们身上一脉相传,源远流长。他们有权根据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自我意识和自足特色选择如何在民族旅游背景下保护、传习和发展。这样的权利是不能被剥夺的,因为一旦被剥夺,就意味着不能自主,而一个不能自主的民族是名存实亡的。对于政府来说,将选择民族文化的保护、传习和发展的道路的决定权交给各民族自己而不是代替或僭越他们做出决定是明智的,而这样的明智既是政府民族文化责任的体现,也是政府对各民族充分尊重的表达。“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尊重,并不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尊重这样一种所谓‘微观伦理’的问题,而是指政府机构、作为整体的社会组织对公民是否尊重这样一种‘宏观伦理’的问题。人们关心的不只是尊重准则所包含的道德价值的内涵,而是社会公民不被政治机构所侮辱的这样一种道义上的权利如何能够在政治上得以保障以及如何使这种保障得以机制化。”显然,这里的尊重,含有对政府为实现公民道义上的权利而提供机制化的保障的道德要求。作为民族旅游中各民族文化之主体的各民族成员就拥有这样的权利。从消极意义上来讲,这首先是一种不被侮辱的权利。所谓被侮辱,通常是指处于弱势地位者在面对处于强势地位者的无端或无理侵犯时的无可奈何和无力反抗的一种状态。具体到民族文化的保护、传习和发展的道路选择问题上,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强势对其做出干预,而处于弱势的被干预民族则显然是既无可奈何又无力反抗的。但这样的干预对该民族来说即意味着侮辱。政府首先应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否则其合法性就应受到质疑,因为一个对其所治下的民族进行侮辱的政府的合法性无论如何都是成问题的。从积极意义上来讲,政府应通过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传习和发展的道义上的选择权提供机制化的保障,来体现政府对处于民族旅游背景中和影响下的民族文化之主体的各民族自身的尊重。政府民族文化责任,正是在政府对民族文化的不侮辱的消极责任与为民族文化提供体制化保障的积极责任的践履中得以实现的。

三、社区民族文化责任

民族文化论文范文2

1.西南地区

解鲁云在年已经对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生态观等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综述,其成果可资借鉴。许再富等撰著的《热带雨林漫游与民族森林文化趣谈》一书是进入世纪前我国森林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该书从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诸多方面阐述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形成与演变的过程,并分析了自然环境对生活在这里的森林民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深刻影响,认为这里民族的种种文化皆与热带雨林有密切的联系。罗苹阐述了西双版纳地区少数民族的森林风俗和情趣。周鸿等将云南山地民族的森林文化称为神山森林文化,认为这种森林文化体现一种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学,有着深刻的自然保护意义。这足以看出这种独特的森林民族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发展的意义。吴兆录等研究发现,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西双版纳的各族人民形成了以“神灵为万能,人只有依附地位,人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生态观。同时认为这一传统生态观固化在以利用、管理、保护森林为中心的生产活动中,具体表现为多样的森林管理传统,实现了人与自然双方的和谐相处和持续发展。

尹绍亭通过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利用森林的传统方式———刀耕火种,认为当代的刀耕火种是亚热带、热带山地民族对于其所处生态环境的适应利用方式,是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许再富以西双版纳为案例,探讨了民族森林文化与生物多样性有效管理之间的关系,指出民族森林文化是维持生物多样性的最重要因素,现代的生物多样性管理也离不开民族森林文化。周鸿等将云南山地民族的森林文化称为神山森林文化,认为这种森林文化体现一种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学,有着深刻的自然保护意义。杨玉、赵德光则以西南边疆民族为中心探讨了神山森林文化对生态资源保护的作用。西南边疆各民族在与当地环境的不断适应过程中创造了以神山崇拜为核心的森林文化,神山森林文化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传统生态文化模式,它维系了山地农业的生态平衡系统,又保护了大片原始森林,保存了大量的原生物种,对西南边疆的生态资源有重要的保护意义。这足以看出这种独特的民族森林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发展的意义。蔡磊以贵州省都匀市两个少数民族村为例,研究了少数民族地区以村规民约为基础的社区森林资源保护问题。邱寅莹通过梳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森林资源保护法律体系,通过个案再现守法、执法、法律监督等各个法律实施的具体环节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出现问题的原因和改进策略。刘冬梅等从铁刀木文化、贝叶文化、龙山文化和稻作文化这四个方面综述了西双版纳傣族森林文化对当地植物多样性的积极影响。吴思震总结了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态观,他指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认为“万物有灵”,把自然和树林当作一种神秘力量而无限崇敬;对其居住地区的山林都倍加珍惜,并形成了许多保护森林、爱护自然生态的习俗文化;形成积极植树造林的文化习俗;在森林管理统筹方面以哈尼族“分区育林”与“种子孙树”文化为典型代表。

关传友从物质、精神文化两方面,对西双版纳地区的森林文化进行了初步分析,总结了西双版纳地区的森林文化现象。作者认为物质方面的民族森林文化涵盖食用、衣饰、居住、书写载体、生产生活工具、乐器等六个方面,精神方面则表现为神林崇拜、神树崇拜、佛教圣树崇拜等森林崇拜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民风民俗。雷启义、周江菊研究了黔东南植物多样性的原生态文化表现形式,进一步证明了原生态民族文化对植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的积极作用,提出了利用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植物多样性的重要建议。李莉、梁明武以黔东南苗、侗族自治州为案例,从建筑工艺、鼓楼、风雨桥、吊脚楼以及生活、娱乐工具入手考察了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以及以林业契约、碑刻、林谚为代表的制度文化和树神崇拜、民俗民风等精神文化的内容。与贵州、广西接壤的湘西、湘西南地区也是森林茂密、民族众多的地区之一,森林民族文化绚烂夺目。由于这一地区从大的地理环境上看可归入大西南的范围,故而将其附于西南地区进行讨论。学术界对这一地区的森林民族文化也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陈瑛等探讨了湘西森林文化的建设问题,阐述了湘西森林文化建设的有利条件,并从建设软环境、搞好规划引导、探索规模经营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四个角度提出了建设策略。刘俊宇、邹巅阐述了湘西少数民族森林文化中生态观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挖掘了其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探讨了其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特别是在旅游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胡萍、吴萍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四个层次论述了湘西南地区森林民族鲜明的民族性,并分析了这些民族性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

2.东北地区

世纪年代,张碧波先生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课题组历经十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年和年相继推出《北方文化研究》第一集和第二集,-收入论文七十余篇。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全书一百二十余万字,以中国北方古代民族为纲,将文化学的内容分别归入各个古代民族,是以民族划分来研究文化的重要实践,更是民族文化研究史上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书中涉及了肃慎、挹娄、勿吉、室韦等东北古代民族的森林文化。年又出版了一百三十余万字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专题文化卷》,该书打破了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学科界限,将民族学与文化史相结合,并融合文化人类学、历史文献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知识,试图以更加宏观和立体的视角建立北方民族文化史学科,对北方区域文化及民族文化进行研究,具有文化史学的开拓意义。该书内容丰富,涉及了中国古代北方各个民族的原始文化、哲学思想、宗教、神话、习俗、文学、史学、音乐、舞蹈、美术,乃至岩画、石窟、医术、科技、军事、体育等,其中也涵盖了东北古代森林民族的狩猎、渔捞、采集等与森林息息相关的文化。这部著作填补了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综合研究的空白,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的最终完成。

上述著作虽然包罗万象,其中不乏对东北古代森林民族文化的系统论述,但首次明确提出关乎东北地区森林民族文化这一概念的是历史学家米文平。米文平在年提出了“东亚森林民族文化”的概念。他认为:“大兴安岭深处为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所覆盖,自古以来就有游猎民族生活在这片原始森林深处,至今这里仍保留着一些刚刚定居不久的游猎民族,如鄂伦春、鄂温克等。在这个森林生态环境中生存至今的森林游猎民族,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及其心理素质方面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基因为我们研究森林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早期文化史,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社会化石。”他的论述可谓深刻。他随后出版的《鲜卑史研究》更是研究东北古代森林民族的一部力作。高凤超回顾了呼伦贝尔地区森林文化的历史,指出呼伦贝尔原始林区是北方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摇篮,从古到今,这里生活着鲜卑、女真、蒙古、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众多少数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森林文化,并提出今人应继承森林文化遗产,为呼盟特色经济服务。为此他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树立绿色文化观念,恢复自然生态;第二,合理开发森林资源,大力生产绿色食品;第三,增加文化含量,开发森林旅游资源;第四,建立新型的林业产业结构。-南文渊指出:东北古今民族森林生态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各民族对其森林生态环境的保护和适应,形成了与森林生态系统相协调的生计方式、社会规范、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提出传承森林生态文化,促进城市化发展与建立区域广大的森林自然保护区相结合,是东北各民族建设生态文明的制度途径。对东北地区世居民族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于年推出了《黑龙江流域民族历史与文化丛书》,其中包括张嘉宾的《黑龙江赫哲族》、韩有峰的《黑龙江鄂伦春族》、波•少步的《黑龙江鄂温克族》,-又于年推出了《黑水世居民族文化丛书》,其中包括了都永浩等的《黑龙江赫哲族文化》、吴天喜的《黑龙江鄂温克族文化》、韩有峰的《黑龙江鄂伦春族文化》。

这些著作全面介绍了黑龙江流域世居森林民族的历史文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张慧平在广泛搜集资料和专项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阐释学方法及现代多学科知识和理论,对鄂伦春族的民族文化进行了梳理、挖掘和阐释。作者从鄂伦春族传统自然知识、人对自然的情感、民族信仰、哲学观念、民俗行为等几个层面对该民族森林文化的生态意识进行了系统研究,并运用唯物主义原理,分析了鄂伦春族生态意识对现代生态意识和生态实践的支持作用及对林业实践的现实意义。于佳从音乐的角度对鄂伦春族的森林文化进行了研究,她通过对鄂伦春人、鄂伦春音乐盛事、鄂伦春代表音乐的大量实地调查,解析了鄂伦春民族的森林观与自然观,揭示了鄂伦春民族在森林中所形成的音乐语言特征。通过分析鄂伦春音乐的旋律、节拍、节奏、结构特征来解读其中蕴含的森林文化。

二、森林文化史研究综述

历史与文化水乳交融,文化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形成发展的,历史又是广义上文化的组成部分。森林文化与森林文化史的关系也同样如此。森林文化古已有之,与人类的起源、发展相生相伴,对森林文化历史的梳理也是森林文化研究学者们重要的课题之一。王韩民便较早地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概括了森林文化史的演进,并指出森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重新认识和发展森林文化对于继承和挖掘我国灿烂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新球在森林文化史领域的研究十分显著,是目前国内森林文化史研究领域成就较高的学者。他依据森林文化的构建主体———人类对森林利用的方式将森林文化的发展时期划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狩猎与采集文化时期、原始农耕文化时期、封建农耕文化时期、现代农业文化时期、工业与知识文化时期、生态与信息文化时期,并将不同森林文化时期的森林所有制、森林利用特征、利用形式、人与森林的关系、历史时期、经济特征、社会文明、森林艺术形式等八大特征进行了系统归纳,清晰简洁,一目了然。但新球继而又分别撰写专文集中探讨了原始社会和农耕时期的森林文化。

他依据考古学研究成果,将原始社会的森林文化划分为原始木器,木石,石木,金属、石、木混合四个阶段;分析了原始社会不同阶段的森林文化艺术品形式及特征,如原始树木崇拜,朴素的森林生态观等森林文化特征,基本展示了原始社会森林文化的概貌。在对农耕时期森林文化的阐述中,他首先对农业的起源和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做了回顾,进而按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将农耕时期森林文化的发展阶段划分为刀耕火种阶段、原始木耜阶段、畜牧金属耜锄阶段和机器耕种阶段;按社会形态划分为原始农耕、奴隶氏族农耕、封建农耕、资本集团农耕和社会合作农耕;按农耕组织形式又可划分为原始公共合作农耕,氏族公共农耕与氏族集团农耕,奴隶国家农耕,封建地主集团农耕,企业、农庄农耕,合作、股份、个体农耕和工业化农耕。在此基础上又系统总结并全面分析了农耕时期森林文化的十一大特征,从文化层次上全面反思了农耕时期的森林资源遭到持续破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阚耀平认为森林文化在人类的史前时期、农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体现为材料文化、摄取文化、寻根文化,也对森林文化发展阶段作了归纳。

苏祖荣认为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同一定的生产实践和生产方式相联系。同农耕社会相联系的是农耕文化,同工业社会相联系的是工业文化。而在农耕社会之前,同原始渔猎社会(石器、木器时代)相联系的则是森林文化,人类在史前曾经历了一个森林文化阶段,森林文化孕育并催生了农耕文化。森林文化的发生发展历经渊源(渔猎社会)、萌芽、形成、成熟(农耕社会)和拓展(工业社会)等五个阶段。苏祖荣又提出农耕文化之前应有一个森林文化阶段。农耕文化的形成需要一个过渡期,而这个过渡期就是森林文化阶段,中华文化是从森林文化中不断孕育发展而来的,这是因为:中国植被的基本格局决定森林文化的存在;使用木器标志着森林文化的存在,即在人类进入石器时代之前,还存在着一个漫长的木器时代;利用林火确证森林文化的存在;构筑木巢也证明了森林文化的存在。李飞、严耕探讨了古代术数活动中的森林利用情况,如以森林树木的生长情况比附人事的瑞祥灾异,一些术数工具为竹木材质,在驱凶避邪的活动中利用林木,重视风水林等。这一系列的对森林的利用形式,包含着丰富的森林文化内涵,这既是原始森林树木崇拜的遗留,树种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朴素的生态和谐观也反映了生态文明视野下传统文化的别样价值。李明根据考古发掘材料指出中国的森林文化基因不仅包括东北地区,对东南地区竹林文化也不可忽视。在距今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中便发现了丰富的竹编器物,如竹篓、竹篮、竹席、竹簸箕等。在论证中国森林文化基因的同时,还探讨了中国森林文化对日本森林文化的影响,指出作为日本森林文化核心的神道思想和佛教思想,深受中国道家和佛教思想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蕴含着许多与森林文化有关的生态环境思想。

林震、仲亚东认为林业包括森林生态、林业产业、林业思想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中林业思想包括林业产业思想和林业生态思想两部分。根据中国古代典籍的记载,林业生态思想可分设天人和谐、森林功效两方面,林业产业思想又分设林业科技和林务管理两方面。作者通过对上述四部分进行考察后认为,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森林的重要价值,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天人和谐、适时而作、樽节爱养的思想。李飞、严耕梳理了《左传》中典型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朴素的自然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变化及应对的文献,阐释了古代生态思想的萌芽,包括阴阳调和、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道法自然、顺天则时的生态发展观,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实践观。周景勇、李飞分别从动物、植物图腾崇拜为对象入手,论述了各自图腾崇拜的特点。动物崇拜许多是以森林中的动物形象为图腾,先秦时期的人们在崇拜动物图腾的同时,也带有浓厚的动物保护意识。植物图腾崇拜中以山林崇拜为较为典型的形式之一,先秦时期的人们已模糊地认识到了森林植被与风调雨顺之间的特殊关系,山林便被赋予了神灵的色彩,产生了原始的植物图腾崇拜和植物保护意识。罗美云阐释了《诗经》中生态和谐思想的几个方面,即自然本身的和谐、人和自然万物的和谐、人和社会的和谐。她又提出了《周易》所体现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是一种“和合”思想,具体说来就是天人合一的万物一体观、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关系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周景勇、严耕的《试论汉代帝王诏书中的生态意识》首先回顾了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概况,继而通过对史料中所载之汉代帝王诏书内容的研析,认为其反映出的生态意识包括了如下三个方面:承天顺地、调序四时的生态和谐意识,劝农顺时、减刑育物的生态保护意识,假民山泽、鼓励树艺的生态经营意识。

作者还进一步对上述生态意识存在的原因予以分析:其一,思维方式上,受天人合一观念的作用;其二,社会思潮上,受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其三,思想源泉上,受先秦重农思想和生态意识的影响。冯尕才以清代至民国的甘肃为例,通过研读地方志等文献,首先论述了对甘肃森林生态问题的认识,包括了对甘肃恶劣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对甘肃生态问题形成原因的探讨;将近代甘肃灾荒频繁的原因与森林生态环境的恶化联系起来;把甘肃森林生态问题与黄河、长江中下游历年水灾联系起来,进而有了通盘考虑的思想;提出了森林收归国有,林业应该由政府支持的思想。其次总结出了近代甘肃森林生态认识的现实意义:其一,提高了人们的生态意识,有助于遏制日益剧烈的滥采滥伐活动;其二,促进了植树造林、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活动的展开;其三,甘肃的森林生态问题在西北地区具有普遍性。森林作为重要的资源,在中国古代很受统治者的重视,进而形成了一套对林业的管理机构和制度。夏瑜等从宏观上系统梳理了中国自先秦至明清历朝历代中央生态管理机构的变迁,总结出中国古代中央生态管理机构的特点,即管理工作以利用为主,兼顾保护;生态管理机构持续发挥作用,不断演进;六部系统生态管理机构不断成长,最终承担最主要的管理工作;为皇室服务与管理一般性事务的生态机构长期并存;皇帝近侍的政治优势和管理一般公共事务的重要性共同发挥作用。

余明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分别研究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各个历史时期的林政状况。-李飞、袁婵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林政的管理设置及政策法令。刘锡涛考察了唐代林政和当时植树造林的绿化活动。胡勇、丁伟对民国初年的林政状况予以细致考察,就其兴起与衰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总结。关于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问题,也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林政问题之一。韩国金宏吉的《明末四川皇木采办的变化》、李志坚的《论明代商人对皇木的采办》《明代皇木采办的形式》、云研的《紫禁城营建采木述略》、陈季军的《明清时期黔北皇木采运初探》、冯祖祥等的《明代采木之役及其弊端》、李良品等的《明清时期四川官办皇木研究》、袁婵等的《明清皇木采办及其影响》-等文从皇木采办的背景、原产地采伐及运输流程、储藏、机构设置与官员管理、影响及弊端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讨和阐释。长期以来,森林文化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吟咏赞叹的对象之一,森林文化的诸多元素,主要是植物元素融入了文人的笔墨之中,形成了文人独特的山林情趣。阎景娟考察了作为森林文化一支的植物文化在文人墨客眼中的人文形象,被人为地赋予了意义和品格。

植物文化保留着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语法,帮助我们塑造和评判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李元从文化史的视角梳理了中国古代植物文化的的发展史,进而将其与中国古代士人联系起来,认为士人阶层是推动我国古代植物文化演变的重要力量,植物文化又在其演变过程中完成对士人阶层的反塑造。刘雪梅总结了中国古代文士山林游憩审美情趣的内容,即游具古朴而超凡脱俗的情趣、游憩方式悠然闲雅的情趣、游赏品味山林景象的诗意神韵情趣,并分析了这些山林情趣对当今森林文化建设及森林旅游业发展的价值。她又通过研析中国古代文献典籍,阐述了古代隐士文人的生活形态,即学术研究,文化传承;稼穑伐樵,乐在田园;纵情山水,逍遥闲适;清静寡欲,修道养生。

三、关于森林民族文化和森林文化史研究的几点体会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纵观近三十年来学界对森林文化的研究成果,不仅涉及了森林文化理论问题,还有森林民族文化、森林文化史、城市森林文化、乡村森林文化、地域森林文化、国外森林文化、森林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森林文化产业发展等诸多领域,已呈现出多维度、多视野的研究态势,其中森林民族文化和森林文化史所占的地位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学者们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无论是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上都有不少建树,特别是微观上,学者们以我国两大森林民族聚居区———西南和东北地区森林民族为案例,对其民族性、生态伦理观、民风民俗、森林宗教信仰和原始崇拜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特别是对其时代价值和如何呼应时代诉求的研究更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已经初步实现了多学科合作、多维度分析,林学、生态学、生物学、环境学、历史学、经济学、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视角多样。对森林文化史的研究同样令人瞩目,学者们将森林文化与人类的进化与发展紧密相扣,让我们看到了一幅森林文化发展史的壮观画面,尤其是有学者提出在石器时代前还有一个漫长的木器时代,农耕文化产生之前是森林文化时代,这些论断可谓振聋发聩。一些学者还通过研读中国古代典籍,梳理出中国古人与森林有关的生态环境思想,这无疑大大丰富了中国思想史的内涵。也正是因为这些生态环境思想的存在,上至统治者,下至文人墨客,都对森林十分重视,于是便孕育了林政和森林文学,学者们对这些问题也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值得肯定。

目前学界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对森林民族文化还缺乏整体性的研究,学者们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某个地区、某一个或某几个民族身上,缺乏从大的地域范围乃至全国进行宏观视域下的研究。其二,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亟需理论建设,特别是森林民族文化如何与民族学理论有机结合起来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学者们的研究多半集中于各民族文化中与森林有关的内容,缺乏从民族学的角度给予更加理论化的论述。其三,缺乏对东北与西南森林民族文化的比对研究。森林民族在我国主要聚居于东北和西南地区,两个地区的森林民族依托不同的气候环境,创造了各有千秋的森林民族文化,但学者们多是将两个地区的森林民族文化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进行研究,缺乏将其进行横向的对比。如若能够从宏观和微观上分别对比两大地区的森林民族文化,必将有新的发现,创造出新的成果。其四,对于东北地区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要逊色于西南地区。作为同处于森林覆盖率较高的东北地区,古往今来也生活着诸多森林民族,他们所创造的灿烂的森林文化也值得更多的学者给予关注。

虽然先有张碧波主持的“中哈尔滨学院学报年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著作,后有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推出的《黑龙江流域民族历史与文化丛书》和《黑水世居民族文化丛书》,但对该地区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多是将其作为部分章节进行了论述的,尚缺乏专门系统的阐释,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数量也远少于西南地区的研究成果。最后,对古代森林民族文化的关注不够。学者们多是以现代民族为案例进行研究,对于古代文献及考古发掘资料中所反映出的古代森林民族文化还缺乏足够的关注,也缺少富于深度的挖掘。另外,在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方法上以及与现实的联系方面也还有巨大的深化空间,这是学者们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利于今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森林民族文化的母体是广袤的原始森林,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对森林生态环境充满敬畏,许多森林民族的文化中都有保护森林生态环境的内容。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特别是进入工业时代后,时代经济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环境问题,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生态失衡、水土流失、野生动物濒危甚至灭绝等,人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危机。因此,对森林民族文化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对森林的重要性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树立保护植被、保护环境的观念,让绿水青山重回我们的家园,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民族文化论文范文3

1.1利用写意方法来彰显意象之美。

中国的意象油画倡导的是神韵以及意境,早期的美学理论认为,在优化中融入写实元素无法达到油画真正的创作高度,有些是神韵以及意境的高度,实际上,创作者完全可以通过形的创作来传达神韵。意象油画与写实油画不同之处在于,意象油画创作的目的并不是真实的展现出客观事物,而是利用情感来传达意象。中国用神来之笔来表达油画中的神韵。某意象油画创作者认为,油画创作不能完全地倡导干净利索,有些时候“拖泥带水”反而会更有意境。其理论观点应用在意象油画的创作中非常合适,以中国意象油画独特的“泼墨”手法为例,这种创作手法借鉴了我国书法作品,创作者在创作时,不会刻意强调干净利索,而是自然随意的进行创作,使之形成一种浑然天成的意象之美。

1.2意象油画的造型来自于中国画。

当代的意象油画造型主要是以主观的方式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又追求更加客观实际。我国著名的绘画大家齐白石曾经概述过意象油画的造型即:似与不似之间。意象油画的造型创作并不是毫无根据,其以客观事实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融入创作者的情感,之后对客观景物进行合理的想象创作,但是在想象的过程中,创作者可以完全按照自身的情感来想象而不受客观景物自身特点的限制,无论选择使用哪种造型,只要将创作者全部的感情体现出来即可。我国某些一项画的创作者,在创作时,借鉴了我国传统的中国画,比如留白的处理,大量留白给观赏者以无限的遐想。中国水墨画中就有将留白看作墨来使用,虽然有些意象油画借鉴了西方色彩等元素,但是骨子里依然能够体现出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内涵。

1.3色彩是意象油画的灵魂。

色彩作为油画的“特定”媒介,可以唤起人们各种情绪,从而表达主观的情感。在色彩的使用上,只有主观地积极地创造,才能表达出特定的精神内涵。画家要想运用好色彩,就必须对色彩有个人的形象的独特的感受,有个人的艺术创造,这样才能够形象地表达自我感情。西方传统的油画是运用光色原理再现物象的真实色彩感觉,强调追求“真实美”。如中国绘画中的竹,一般用墨来画,有时可以用朱砂来画。中国绘画意在强调表达心中的意志和情感,而实际事物的色彩并不重要,要的是事物色彩所能表达的内涵。

2意象油画的诗意魅力

2.1气韵之美。

我国是诗歌的国度,诗歌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的魅力不言而喻,我国的意象油画无论是处于哪个阶段都能够体现出诗歌的魅力,其中典型的就是气韵之美,这是我国意象油画创作的标准,也是我国意象油画所具有的独特的价值。我国的艺术创作一追求气韵之美,很多古代大家都以以形写神来当作创作标准,此外,还有些绘画大家,将以形写神的理念延伸为气韵生动,由此我国的意象油画的创作也逐渐将这一理念看作是最高的标准。随着时代的发展,绘画大师对此进行了不断的解读,融入了当时年代的人们不同的审美观,但是无论如何变化,意象油画的绘画理念始终都是将心与物的有效结合,即实现主观与客观的融合。油画这一绘画形式,早在20世纪初就已传入我国,在这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起早已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想融合,逐渐发展成为我国绘画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油画中重要的一种,意象油画一直以来都是以气韵之美作为创作追求的目标,利用多种创作手法将客观物象的神韵充分的体现出来,这种神韵即包括外在的相似,也可以通过外在形象体现出精神风貌。意象油画的创作虽然来自于现实物象,但是在形体上却不受具体物象的限制,创作者可以按照自身的创作方法来创作,打破原有物象的创作模式,可以融入创作者的感情,进而体现出意象油画的气韵之美。中国意象油画创作大家中赵无极的油画作品完全能够体现出气韵之美,他所创作的油画作品,大部分都是利用形来传达神,给予一种浑然天成之感。

2.2意境之美。

这是意象油画所具有的另一诗意魅力,意境之美是意象油画的内在之美,任何一位意象油画的创作者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美感,就必须在作品的意境上花费精力。我国传统的绘画大部分都是看作意境,创作者利用客观物象,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也就是各种常用的移情手法,中国意象油画所追求的意境之美,体现的是大自然真实的状态。在营造意境上,中国与西方完全不同,西方强调的是理性,其意境的营造上重点都放在对对象细致入微的表达上,这种表达具有一定的科学根据,而中国意象油画创作者追求的意境与诗意相连,创作者在作画时就好似在写一首诗歌,强调的是情感的释放,而不是理性的传达。

2.3意象油画的诗境之美。

在中国传统美学观念里,诗境之美与意境之美同等重要,追求诗的灵性是其开展创作的真谛。北宋郭熙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之所以可以当作画,是因为其意境中蕴含了画意;画之所以称之为诗,是因为画中洋溢着诗意。美学理论认为,审美活动就是在物理的世界外构建一个意象世界。意象油画创作者的创作充满了意象油画的含蓄性、自在性,以此来挖掘万物之源的诗境,在实现真实外象被转换为寄托心灵的形象之后,进而促成超越真实的自我跨越,让观赏者心灵激荡。

3结束语

民族文化论文范文4

不仅因为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之基,同时面对逐日增加的世界一体化程度,人们愈加需要形成正确的文化批判意识,正如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曾指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因此,民族文化教育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往学校进行民族文化教育主要是依托于国家课程,凭借课本知识传授,由于升学压力,教师偏重升学所需技巧知识,忽视民族文化价值精髓,结果导致学生中难免出现盲目相信课本权威或是缺乏兴趣者。为加强民族文化教育,丰富民族文化教育形式,吸引学生学习民族文化的兴趣,特引进“民族文化进校园”的教育活动形式。但是“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多侧重传承民族文化的外在形式,诸如舞蹈、手工等,而个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关键在于形成合理的情感认知,民族文化的外在形式只能作为感悟民族文化价值精髓途径之一。正如著名文化学者殷海光指出:“一个壶并非文化———所谓文化者乃在器物背后的观念。而祈祷和礼仪只不过是一个文化观念之可见及的表现方式而已。”因此,要真正促进初中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需要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达到形式与实质的深度统一。

目前在部分地区,由于初中学校教育倾向单一追求升学率、课程设置单一化、基础设施仅为升学服务,更加由于教师欠缺相关基本知识等诸多现实困难,“民族文化进校园”教育也多是应付上级检查,偶尔请当地居民进行教授,于是活动多流于形式。即便是相对重视民族文化教育的一些学校,却限于自身的认识能力以及客观能力不足,无法改进自身教育不足。形式多样的“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未能带给学生深度的文化反思,这一点不仅得到学界的承认,也在笔者实地调研中得到证实。塑造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需要个体形成对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活动流于形式便导致学生无法进行理性思考及价值认同。

2流于形式的“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所产生的消极作用

“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旨在通过学生参与认同民族文化价值精髓,然而流于形式的活动无法使学生明白其中价值精髓,导致中学生在其关键期难以形成正确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于民族而言则无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

2.1个体难以形成正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民族文化传承即各种文化要素的传承,包涵行为传承、语言传承、器物传承及心理传承等,其中心理传承是民族文化传承中最稳定、最持久、最核心的传承要素。究其原因:首先,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心理传承往往表现为民族意识的深层次积累,构成民族认同感的核心部分。其次,心理传承限制其他各种文化要素的传承。对初中生个体而言,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是终生持续的过程,但又有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尤其以中学阶段的影响最为重要,个体能否形成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是个体民族文化适应成败的关键。“正如傅玄在《正心篇》中所说:‘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心者,神明之主,万物之统也。’傅玄所说的‘心’,即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只有具有健全的文化心理结构,才能‘立德’、正身,才能使个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学校教育中的民族文化教育活动流于形式,不仅展现出学校培养目标失衡,更带给学生错误的引导———民族文化毫无价值,使得学生对民族文化形成抵制情绪,最终难以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2.2阻碍民族文化建设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理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中国等地区,发生了‘哲学的突破’。他将这一时期称为历史的‘轴心’,同时指出,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改变成为人类思考与创造的依靠,为人类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不仅要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价值,还要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中也存在糟粕。正如同志所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对于中华民族,民族文化既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根基源泉,也是理解当今世界文化差异的“钥匙”。文化建设要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必须不间断地“温故而知新”。民族中的个体若缺乏对民族文化的深刻自觉,当代文化建设也会成为无根之浮萍,还会对本民族的文化情感、文化记忆和文化习惯产生排斥情绪,最终阻碍民族文化顺利健康地发展。

3“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流于形式的原因探析

“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流于形式根本原因在于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出现失衡,以及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缺失。

3.1学校教育培养目标失衡

首先,学校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依旧非常明显,初中阶段的课程设置局限于追求升学率,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仅仅依托于国家课程,难以有效激发学生的民族文化价值认同。同时民族文化教育途径单一,导致学生、教师成为被动的接受者,容易形成对教材的盲目迷信。而且由于培养目标的失衡,教师偏重要求应试能力提升,至于学生的民族文化认知处于何种程度,则无暇顾及。正是学校培养目标失衡,学校中的基础设置、师资力量难以符合民族文化教育需要,以及导致缺乏有效的监督评价制度,“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流于应付检查。其次,中考侧重考查初中生对主流文化的理解,导致学校教育相对忽视对非主流文化的传承。民族文化出现区域差别。当前一些学者在民族教育的发展上过分强调单一民族文化的传承,忽视教育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关系以及多民族初中生群体之间的民族文化交流。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应建立在对中华民族多元民族文化的认知基础之上。否则,初中生对非主流文化的了解难免道听途说,形成错误认知和刻板印象,最终难以塑造正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而且,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被动式的接受与自身对现状改变的预期一旦达不到最起码的维持,便转化为对主流文化的敌视与抗争,这也无助于初中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正确塑造。

3.2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的缺失

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成分相对于学校教育则更重要。“祭司、长者、家长及周围居民等通过寺庙、市场、村寨、文化站、民间艺人文化室和社区学习中心等场所,通过诞礼、成年礼、婚礼、丧葬仪礼、宗教仪式等以‘濡化’的方式对年轻一代进行民族文化教育。在濡化过程中,祭司、长者等利用仪式和宗教等方式将民族文化的价值规范、思想观念有意识无意识地传递给年轻一代,使其形成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但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众传媒的影响、社会组织结构的改变,社区和家庭的民族文化教育逐渐弱化。尤其是“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导致子女过早离开家庭,缺少“濡化”方式的影响。家庭和社区民族文化教育的缺失无助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

4措施与对策

面对“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的种种困境,笔者提出以下改善建议,希望能有助于初中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正确塑造。

4.1学校教育明确培养目标定位

学校教育只有明确目标定位,才能促进教育工作者更新理念,关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改进教育教学方法。第一,更新教育理念,关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初中生由于亚文化影响有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塑造。主流文化目前在学校教育中得到重点关注,初中学校教育应明确目标定位,担负起民族文化传承的重任,对于优秀少数民族文化,也应适当将其引进。对于优秀少数民族文化的引进,应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自我发现。尤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引导学生了解民族文化,增加民族文化教育的有效性。第二,调整课程设置,转变教师教育方法。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依托国家课程,也要依靠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初中应该加强三级课程的合理设置,同时鼓励教师转变教育方法。增加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交流可谓方法层面的转变,这一点弗莱雷的批判教学理论对教师的文化教育方法转变会有积极的启示。

4.2引导家庭、社区开展民族文化教育

民族文化论文范文5

民族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旅游是文化传播的平台和载体”,对一个地方来说,旅游不仅仅是一项经济事业,它同时也具有强烈的地方文化性质,因此,发展民族文化旅游,成为现代旅游业越来越重视的资源。首先,借民族风情搭建旅游文化平台。在国内旅游文化建设格局中,云南素以多样化的民族文化资源在旅游发展中独具特色。罗平旅游文化建设要走出省内,也需要借助民族风情,“以美丽的自然环境为载体;以独特的民俗民趣为形态;以鲜明的民族气质为核心;以丰富的民间艺术形式为见证。”展示自己独到的区域民族特色,吸引省内外游客。所以,通过开发民族民俗、节庆文化等资源,如西双版纳傣家泼水节那样,可以打造精品旅游文化平台,以带动整个区域旅游文化的建设,其次,以民族文化形成旅游文化品牌。民族地区各民族有着自己丰富的民俗风情,在区域差异性中形成民族文化的异质性。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情韵,以丰富多姿的风俗民情与特色鲜明的文化景观,对游客产生吸引力,从而形成旅游文化品牌。如昆明的民族村、楚雄的彝人古镇,以及云南印象、丽水金沙等,都是通过民族文化独特性而打造的旅游文化品牌,在旅游事业中形成影响力。再次,以民族旅游产业链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民族文化中体现着本民族的特色服饰、饮食、生产工艺用品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元素,为开发旅游商品提供了文化内涵,是形成旅游产业链的源泉。民族旅游商品不仅能满足游客的需求,还能将民族文化元素借助旅游商品得以保存,这种民族文化含量越高,旅游产品越具有吸引力,越能使其产业链增值,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越加明显。随着互联网发展,以及人们出行方式多样化,那种以“看”的旅游资源越来越满足不了人们旅游的需求目的。现代旅游发展的趋势,已经摆脱了单纯的自然、人文景观观赏,逐渐向文化体验转型。因此,民族文化丰富的文化意蕴转化为旅游资源,人们不是能够通过“看”就能感受其魅力的,只有亲自参与其中,才能真正体验到民族文化的魅力。民族文化的旅游,既能满足人 们旅游中新奇的体验,又能展示民族文化风貌,对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与了解,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罗平旅游文化建设中的民族文化资源

罗平境内,居住着占总人口13%的布依、彝、回、苗等少数民族,相对于云南其他民族地区,罗平的民族文化资源并不具有太强的优势,但在滇东依然有着它的独到之处。罗平各民族服饰、节庆活动、民族舞蹈等民族文化元素,为罗平的旅游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资源。

1.多样化的民族节庆活动文化。

节庆活动是每个民族的民俗与文化集中表现形式,带有浓郁的区域和人文特色。罗平除了汉族传统节日外,还有丰富的少数民族节庆活动文化。如布依族的对歌节、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祭山节,苗族的踩山花节等,无不体现着群体的参与性,又呈现着差异性,以及狂欢性,表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因此,“节庆的组合与协作是塑造旅游目的地品牌的良好方式”,开发民俗节庆旅游,不但能丰富区域旅游资源,还能从文化内涵上传播当地形象。

2.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

罗平在饮食文化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首先,罗平独到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盛产黄姜、白果等“三白三黄”特产;其次,形成一些有特色菜肴,如白果炖猪脚、百合水晶球、云腿水晶靓白薯等;第三,地方小吃风味浓郁,如卷粉、凉粉、面蒿粑粑等,也为罗平的旅游文化建设提供了旅游产业开发资源。旅游目的包括了休闲、娱乐、度假,为此,良好的食宿环境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打造出独具特色、物美价廉的风味佳肴,将进一步丰富着罗平民族文化旅游的韵味。

3.丰富的民族音乐舞蹈。

罗平民间有着花灯等艺术形态,在少数民族中也有大量的民族音乐舞蹈。如,布依族的蚂螂舞、竹竿舞等,彝族的山歌小调、“跳把式”、“箩箩舞”、“摆马”舞,苗族芦笙舞等。每逢节庆、婚嫁、丧葬、祭祀等活动,各族男女盛装云集,或对歌,或舞蹈,体现出别具风味的民俗传统,对开发旅游文化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4.绚丽多姿的服饰文化。

“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符号载体,它的内涵是丰富的,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服饰就是形象的史书”,罗平的彝族、布依族、苗族等民族服饰也是一种民族文化景观,也是一种形象的史书。在民族服饰文化中,布依族的蜡染,布依族和苗族的手工刺绣,体现了各民族的审美与精湛技法,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和经济效益,有利于开发为民族特色的旅游工艺品。所以,民族文化既是人类最普遍的文化形态,也是一个地域的文化符号和精神特质,在打造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罗平民族文化与旅游文化融合存在的问题

多年来,罗平县委政府、旅游文化部门注重开发民族文化转化为旅游资源,先后举办了油菜花节、开发了多依河布依族文化景区,建设了布依族风情园等,在旅游业发展与旅游文化建设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使罗平成为滇东的旅游精品与代表。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罗平旅游文化建设在深入开发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民族文化旅游精品不多。目前,罗平布依族文化旅游已初具成形,多依河景区已较成熟,进入景区品质转型升级阶段,但布依风情园还未展现旅游功能,长底乡还需要开发打造。同时,旧屋基、鲁布革等地彝族、苗族文化资源也需要开发打造。因此,民族文化旅游显现得过于单一,大大制约了民族文化旅游特色的彰显。其次,民族文化体验、参与性项目太少。罗平旅游总体上仍偏向于自然生态观赏,文化旅游形态较为单一,加之,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分散,资源挖掘深度和整合利用不够,文化体验、文化休闲娱乐项目极少。再次,民族文化资源开发规划布局与整合发展滞后。随着经济观念的转化,一些民族村落自发开发了许多旅游、休闲项目以发展经济。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布局,加之利己观念意识主导,忽略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导致旅游项目重复建设,特色不突出。同时,民情风情旅游,各自为政、单打独斗,旅游品牌效应、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都大打折扣。第四,民族文化旅游工艺产品水平不高。虽然布依族制作了竹制风车、水桶、水车等民族工艺品,但由于文化意蕴挖掘打造还不足,技术落后,资金缺乏等因素,整体上罗平的民族特色文化商品和旅游工艺纪念品水平不高,缺乏观赏性、收藏性的文化旅游工艺产品。

四、罗平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旅游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一)推进民族文化的研究与挖掘

民族文化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逐步枯竭和消亡。因此,罗平应建立相应的文化政策与机制,全面推进民族文化的研究与挖掘。只有盘清家底,为旅游规划部门提供现实依据,才能确定哪些需要拯救和保护,哪些可以开发、如何开发。

(二)准确定位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价值取向

旅游业在开发地区民族文化资源时,也会给民族文化带来负面影响,如满足游客“猎奇心理”而交易化,过度“文化表演”而庸俗化,甚至因经济需求而导致民族文化的退化。因此,准确定位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价值取向,才能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既可保持民族文化特色,又能满足旅游发展需要。罗平的民族文化基础不厚,生态脆弱,如果急功近利、过度包装,则会颠覆民族文化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改变其文化结构与生态环境,那么,要打造有特色和竞争力的旅游品牌就会力不从心。所以,罗平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应定位为休闲、体验的生态文化,结合新农村建设,通过民族村落休闲项目,让旅游者更多地滞留罗平,引导游客参与、体验罗平民族文化的魅力。

(三)加速民族地区旅游规划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罗平的少数民族多居住在山区,民族文化旅游受制于山区交通,因此,改善民族地区旅游交通设施是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基础条件。首先,做好整体规划。一是结合罗平区域位置条件,联通昆明、广西、贵州交通,拓展旅游辐射空间;二是结合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整合师宗五龙民族乡,连贯罗平八大河、多依河、鲁布革、旧屋基,再到板桥、长底、九龙的旅游路线,形成乡镇村落“小而精”的旅游品格,提高旅行通畅性,缩短旅行时空,延伸游玩时空。其次,科学规划,结合地方经济实力,逐步推进基础建设。再次,给予政策支持,吸引民间资金投入,以旅游项目方式推进基础建设,从旅游效益中产生回报。最后,将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纳入地方政绩考核而形成保障。

(四)加大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宣传力度

罗平的民族文化传统,目前更多地处于“待在深闺人未识”,因此,在组织挖掘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同时,也应加大罗平加大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宣传。要借助网络、电视、广播等媒体,宣传罗平民族文化旅游特色;也可借助文化节庆活动中,以民族文化专题的文学、摄影、绘画展示罗平民族文化旅游特色;甚至开展专题旅游广告,以印刷、广播、影视、户外等广告形式,强化罗平民族文化旅游特色宣传,以整合的宣传阵势推销罗平民族文化旅游特色,从而获得旅游者最大程度的认同,推进罗平民族文化旅游。

(五)强化监督管理,提升服务质量

民族文化论文范文6

一、新疆少数民族文化认同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现有文化认同措施远离生活世界。所谓的生活世界是指与个体生存直接相联系的日常生产、日常消费、日常交往和日常观念等领域,如衣食住行、人际交往、婚丧嫁娶等大众化内容。新疆少数民族的生活处于一种二元分立的状态,一方面物质生活极大丰富,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但是另外一方面,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依然处于相对保守的状态,传统文化依然是少数民族社会活动和个体行为的主要规范和解释方式,宗教思想等对于少数民族群体的影响依然十分巨大,并且在一些现代话语模式的修饰下具有了表面上的时代合理性。相对的,更接近现代化生活的主流文化在少数民族的生活领域缺乏渗透性,更注重于意识形态领域,而没有能够更多的影响到少数民族群体的日常生活。第二,新疆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影响民族文化认同。新疆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内其他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相比,明显滞后,同时在新疆区内,南北疆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也较大,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收入分配、就业状况以及生活质量明显落后,这种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民生问题,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影响日益突出。第三,民族关系。新疆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具有悠久的传统,但是同时,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下,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日益激烈,由于教育以及文化适应程度不同,少数民族群体在市场化的竞争中,相对处于劣势地位,少数民族文化在同其他文化竞争过程中也面临同样问题,从而催生一些竞争性乃至对抗性的冲突,这些冲突在敌对分子的利用之下,便有可能产生激烈的社会问题,从而影响少数民族群体对主流文化及其他民族文化的认同态度。

二、文化认同的基本策略

文化认同往往会呈现三个极端的倾向,即以传统文化构建文化认同、抵制现代化、抵制全球化。这三者都具有以构建某种单纯文化来形成文化认同的倾向,但事实上都无法实现,因为传统文化缺乏构建文化认同的现实时代基础,而现代化和全球化是开放社会无法回避的现实。在某种意义上,文化认同的构建反而正是需要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即理性看待传统文化,在批判接受全球化背景下的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构建现代意义的新文化,才能构建出文化上的真正认同。从新疆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角度来说,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要点。

1.以社会关系的契约化替代社会关系的身份化

狭义的身份一词是指个体生而有之、无法选择的一种角色定位,如血缘、等级、民族等,它在给予个体一种保护的同时,也给予个体一系列的规范和束缚,契约则是指人与人后天形成的彼此角色定位,如法律、合同等,它也具有规范作用,但是不掺杂血缘、等级和民族等封闭和排外性因素。狭义的身份与契约具有对立关系,身份是先天具有的,而契约是后天约定,以身份来界定社会关系虽然在一方面能够团结群体,但是在另一方面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和排外性,而以契约界定社会关系则体现个体的在社会中定位中自由、平等、协商等开放性,出现冲突的时候,由于身份关系强调远近亲疏、尊卑有别,强调利益差异,所以以其作为化解规范便可能出现偏颇,而契约关系注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不特别关照涉及此事的是什么人,从而以规范理性解决问题,保障冲突双方的利益,并防止冲突向民族问题转化。新疆地区的社会关系从血缘和民族等身份关系转向理性的契约关系,需要新疆不断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不断完善社会法制建设,以及对法律等契约精神的大力弘扬。

2.理性认知主流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他文化

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文化认同是三个方面的关系,即自我、他者和共同体的关系。真正的文化认同是建立在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对其他文化的认同以及对共同文化的认同基础之上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认知关节点在于如何认知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不同文化相互包容和适应、不同文化成员和平共处的局面,进而才能产生情感上的认同,或者从另外一个不那么理想的结果来说,即使没有全员的情感认同,但能够做到对共同规范予以理智的认知和遵守,那么在当前也是为人们所期待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对于契约精神的一种理性认识和遵行。

3.以开放心态面对现代化与全球化

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在文化认同的过程中,面对的不仅仅是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问题,同时还有着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现代化问题以及如何面对全球化的问题。现代化与全球化本身具有许多被人所诟病的地方,但在现实世界中,这两种趋势已然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封闭自我的结果是最终更大程度的丧失自我,这是一个如何坚持自我,同时认知他者的问题。

4.文化认同的相关措施更加的生活化

首先,进一步的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公民法制教育和国家认同教育。文化的认同从社会的层面来说,离不开意识形态的影响,构建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是文化认同的实现基础,对于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不但要使文化认同教育融入社会,同时还需要将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文化认同的内容当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够令主流文化更具有亲和力,从而提升少数民族群体对于中华民族、国家以及公民和法制形成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其次,让文化认同回归日常生活。回归日常生活首先在于构建整个社会教育的良好氛围,在这个基础上大力发展现代教育,并结合与少数民族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内容,在形式上改变单方面宣传和灌输的传统方式,采取能够让少数民族群体获取更多直接体验的教育形式。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存在着政治、经济和社会诸多方面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本身也面临着现代化问题,文化的认同和发展离不开新疆经济建设、思想观念、法制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不仅仅是文化适应的问题,同时还是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并且与新疆的跨越式发展和社会稳定息息相关。

作者:夏天成 克力比努尔 单位:新疆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

第二篇

一、民族文化存在及其特性

民族文化是基于民族地区的资源,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创造的,是依赖自身生产力水平对环境资源的获取、加工和利用。“人们在空间资源禀赋下所采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态度是对空间资源的选择和适应”。是民族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性反映,是民族文化的创造和积累。民族凭借自己创造的文化维系着民族自身的延续和发展。民族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是民族文化存在的空间基础。由于民族文化离不开民族特定的生存环境,是基于民族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创造。因而,民族文化在历史演进中具有独特性、稳定性、传承性和发展性。独特性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征。民族的语言、习俗、宗教和行为是民族文化存在的形态,是民族认同和民族情感形成的基础。民族文化是民族在特定的环境中,基于特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创造的文化,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因而具有独特性,即民族性。这是民族存在和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标志。稳定性是民族生境适应的文化表现。生境适应是民族基于自身生产力水平,对环境资源的进行加工、利用,获得最高效益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民族传统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一旦形成,在文化上就具有保守性。这种保守性往往拒绝外来文化的变革,在文化的发展上表现出滞后性、独特性和稳定性。这是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交流如此频繁和深入的今天,仍然保持自身的特点,形成世界文化多元性的原因所在。传承性是民族文化存在的机制。文化是民族适应生境的社会成果,是民族共同体的集体创造。民族的存在依赖于民族文化的维系。民族文化的传承保证了民族的延续。民族文化是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发展中创造的,适应于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文化。没有民族文化的传承,就没有民族的延续和发展。发展性是民族文化保持生机活力和民族延续的内在动因。民族文化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与环境禀赋和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相适应。民族文化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发展是绝对的。在人类的文明发展进程中,随着地域资源和生产条件的变化,民族文化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这是生产力发展对民族文化提出的必然要求。但是民族文化的发展性是渐变的,不是抛弃,而是扬弃,在历史演进中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和文化的一贯性。

二、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存在

民族文化是民族基于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境适应的文化创造。民族文化的存在和保留,得益于民族居境的封闭,交通的不便、信息的闭塞。民族一般都居住于偏远的落后地区,历史上与外界进行的信息和文化交流较少。民族文化的传承是民族无意识和按照自身的文化取向有规律地进行的。文化传承者无法选择,是被动实现的。民族文化虽是被动传承,但与民族传统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与民族生境适应的价值取向相吻合,使文化得以保留和代代相传。然而,现今将民族文化作为资源进行旅游开发后,民族文化存在和传承基础被打破了。民族文化不再是基于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化创造,是脱离群众的文化再加工。随着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民族地区的交通将大大改善,与外界的文化、信息交流也将迅速而频繁。民族文化主体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也将发生改变,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是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产品或商品,进行推销的过程,也是民族文化的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再加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开发商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满足旅游者的猎奇心理,将原来置身于民间的地道纯朴的民族文化进行技术加工和再生产。这一加工和再生产过程,脱离了民间大众的集体创造,失去了民族文化存在的根基,置身的土壤,从而使民族文化走形变味,发生异化。如为了追逐经济利益,一些民间传统的民俗、庆典和歌舞随时、随地、随意表演,使民族文化失去了自身的严肃性和本真性。如泼水节、火把节、芦笙歌舞、侗族大歌、婚嫁风俗等不再按民族民俗特定的时间、地点、方式进行严格举行,而是随游客要求随意开展,失去了民族风情的群众氛围,“已非民族风情的真实展现,甚至还出现一些任意编造、添加、拼凑的旅游地根本不存在的假民俗”。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带来了交通的发展、文化的交流,加快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同化。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前提就是要改善地区的旅游设施。其中,交通是旅游设施的重要条件之一。随着民族地区交通条件的改善,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外来游客将大量涌入,异地文化、现代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交流将不可避免,动摇着民族文化存在的根基。民族文化将逐步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如黔东南地区苗族古香古色、树皮小瓦的吊脚楼变成了小洋房;村寨的苗族服饰变成了简便适用的汉装;民族歌舞表演融入了现代歌曲,当地的年轻人唱起了卡拉OK,世代传承的民族歌曲被渐渐淡忘;民族祭祀活动、祭祀仪式的随意表演,失去了自身的威严与严肃,民族文化淡化的现象严重。

三、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传承

民族文化旅游开发虽给民族地区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给民族文化的存在、传承和保护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文明的发展,先进的外来文化在民族文化中的优势逐渐显现。民族文化将逐渐让位于外来文化、现代文化和主流文化,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将发生重大改变。原来封闭的,传承几百上千年的民族文化将被现代文明和先进文化所取代,从而面临淡化和消亡。目前,民族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也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但民族文化在旅游开发中如何抢救和保护,仍面临着诸多问题。民族文化传承是民族共同体的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进行的文化纵向交接的过程。这个过程在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制约下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从而形成传、承、创、积、传的文化传承机制,使人类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独特性、稳定性、传承性和发展性。民族文化的传承机制是维系民族共同体团结、凝聚的内在动因。民族文化传承不是单一文化元素的传递,而是多文化元素的有机组合在不同的年龄和性别结构中的代际传承。文化传承不是简单的文化传递,而是按照文化适应的规律,进行的文化再生产,是在原有文化基础上的文化再创造,保证了文化传承的一致性。这种传承不仅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而且更多地表现为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在民族的传统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不便、环境闭塞,民族间的交往并不密切,民族文化的传承都是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并按自身的规律发展的。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后,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一个多元的文化将呈现在民族及其成员的面前,这意味着文化传承者对于文化的选择不再是被动的,是传承本民族文化或是吸收外来文化,传承者临着多项的选择。文化传承者在比较和选择的环境中,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在旅游开发中将走向衰落。要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实现民族文化传承,必须唤醒民族及其社会成员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理论是费孝通先生在长期实地调查和文化反思中提出的。近年来,文化自觉已成为文化传承保护的重要话题。1997年1月4日,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重点学科汇报会上就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先生对各民族文化碰撞交流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主张。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带来的文化碰撞与交流,将不可避免地对民族文化产生冲击和影响。如何认知和准确定位本民族的文化,如何处理好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是民族文化传承者必须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的问题。民族文化是民族存在的表征,也是推动民族延续、发展的动力源泉。民族及其社会成员是民族文化的主体,是民族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带来的文化冲击中,应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性。一个缺乏文化自觉的民族,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的时候就会手足无措,随波逐流,最后丧失掉自己民族的文化。文化传承的内在动力只能源于民族主体的文化自觉,外力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往往仅限于保护。因此,靠政府的干预或者学者的呼吁实现民族文化传承往往是不现实的,必须依靠民族文化主体的自省和自觉。民族文化的主体就是本民族的群众,只有本民族的群众在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中认同自己的文化,感知自己的文化,才能自觉保护、传承自己民族的文化。

四、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

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传承是一个动态发展问题,强调的是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而保护更多强调的是通过手段和措施,能动地进行静态保护。应该说,传承是最好的保护,保护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通过文化传承进行民族文化保护往往是非常困难的。必须通过一定的政策、措施、手段、机制对民族文化进行保护,才能使民族文化得到很好的传承。事实上,对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存在和传承产生冲击的不仅仅是民族文化旅游开发,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信息文化交流的频繁,以及民族地区外出务工人员的大量出现,对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存在和传承产生冲击同样不可避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保持民族文化存在,唤起民族文化传承者的文化自觉固然十分重要,但文化存在和文化自觉的活力必须基于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民族文化存在和传承的基础。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一旦被打破,民族文化的存在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基。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文化其实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只要人们以这种生活方式生活着,其文化就能延续下去”。然而,保持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一成不变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民族社会发展要求的。因此,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对民族文化如何保护已成为当今社会讨论的热点问题。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保护问题上,有主张加强宣传,提高民族文化保护意识的;有主张加强立法,制定民族文化保护的政策法规的;有主张建立区域民族文化保护村,创办民族文化博物馆的;有提出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良性互动的;等等。这些都不失为保护民族文化的良策。加强宣传,提高民族文化保护意识,实际上就是要实现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中的“自知之明”,通过宣传提高民族对自身文化及其价值的认识,树立民族文化保护意识,实为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保护之基。加强立法,制定民族文化保护政策法规,对规范民族文化旅游开发行为,杜绝惟利是图和掠夺性开发,避免民族文化开发走样变味,甚至遭到破坏势必起到积极的作用。建立区域民族文化保护村,创办民族文化博物馆,在民族文化自觉没有被唤醒或者丧失的情况下,对民族文化进行静态保护也不失为权宜之举,从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来看,也是非常必要的。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发展的,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和信息文化快速传播的今天,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坚持开发、保护良性互动当为民族文化保护之上策。

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保护良性互动就是在旅游开发中,通过开发收益,经济回报提高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认识。在文化旅游开发、展示和体验中,使民族意识、民族身份、民族认同得到强化,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再造、传承和发展。在这方面不乏成功的案例。云南少数民族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特定场景中,族群意识、民族身份认同被强化,甚至比以往更强烈,民族传统文化得到复兴、再造,实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延续、发展。贵州西江千户苗寨,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坚持“以保护带动开发,以开发促进保护”为原则,以“原生态民族风情游”为方向,积极开发民风民俗、苗族歌舞、农耕文化和古老吊脚楼群等原生态苗族文化旅游,形成了开发、保护良性互动的“西江模式”。在文化旅游开发中,村民不仅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而且民族文化意识得到了加强,民族文化得到了复兴、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是一定地域的民族在环境资源禀赋下,基于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创造的文化。民族地区的资源、环境,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民族文化存在的基础,也是民族文化构成的主要内容。民族文化是民族群众的集体创造。以满足游客为目的,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对民族文化进行的加工与塑造,会不同程度地动摇民族文化存在的基础。加上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带来的外来文化的冲击,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将面临严重挑战。只有在旅游开发中唤醒民族大众的文化自觉,实现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的良性互动,民族文化才能得到有效的传承和发展。

作者:杨东升 单位:贵州凯里学院

第三篇

一、民族文化在内蒙古城市形象标志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城市形象标志的设计需要深入挖掘具有独特性和象征性的城市形象视觉元素,只有这样传达出的城市形象才具有典型性和唯一性,才能增加城市形象标志设计的可识别性。独特而富有象征性的民族文化使内蒙古自治区的城市彰显出独特的韵味与魅力,形成城市有形或无形的文化资产。城市形象标志设计就是提取各城市独特的民族文化中的典型性视觉元素,通过一定的视觉表现形式将其视觉化。只有融入了民族文化特色的城市形象标志才可以体现出城市品牌形象鲜明的个性特征,易于各城市形象的良好传播,有助于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形象标志设计中视觉表现形式可归纳为文字化的、图像化的、色彩化的和综合运用的视觉化的四种。

(一)文字化的视觉表现形式

文字作为一种抽象图形,是人类之间交流与表达情感的重要工具之一,更是区分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的重要因素之一。蒙古族文字作为我国典型的少数民族文字有着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视觉艺术魅力,是蒙古族文化的典型展现。因此在内蒙古城市形象标志设计中以蒙古族文字为造型特征的视觉表现形式,也就更容易在视觉上给受众带来强烈的差异化感受力,使其产生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极易展示和传递出城市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因而以文字化的视觉表现形式设计城市形象标志,也就成为内蒙古城市形象标志设计的一个创作与展示的方向。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在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内蒙古活动周”上应用的形象标志就是以蒙古文字“城市”为设计元素,这是运用文字化的视觉表现形式进行城市形象标志设计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标志主体为蒙古文字造型与辅助图形云纹和草原的完美结合,展示出了草原上城市的形象特征,当受众看到这一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蒙古族文字造型时,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内蒙古。这样的设计加强了形象标志的认知效果,同时也更易引起受众对它的记忆。形象标志完美地传递出了“城市发展中的草原文明”这一主题和内蒙古自治区整体的城市形象。

(二)图像化的视觉表现形式

图像化的视觉表现形式较之文字化视觉表现形式具有更易被传递和理解的直观性特征,它给予受众更直观的视觉刺激和感受力,具有更强的视觉识别力。以图像化进行的城市形象标志设计也就具备更强的视觉冲击力,也更易被记忆和传递。内蒙古各城市可以提取具有本城市典型性民族文化内涵的视觉元素,并通过图像化视觉表现形式进行标志设计,能够使各城市形象标志更好地传递出城市独特气质和形象。以锡林浩特新的城市形象标志为例,它的视觉设计元素就源自城市独特的民族文化优势竞争点,即深厚、悠久的马文化。标志以骏马为主视觉造型,与锡林河勾勒的草原造型共同传递了锡林浩特深厚的马文化内涵和草原地域文化特色。整款标志为圆形,进一步强化了锡林浩特腾飞发展的“草原明珠”城市形象。图像化的视觉表现形式使城市民族文化信息更加形象地凝聚在城市形象标志中,极大提升了城市形象标志的识别和传播效应。

(三)色彩化的视觉表现形式

生活在内蒙古的各民族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民族习惯、宗教信仰以及审美观念等的不同,在对于色彩的选择与喜爱上也就表现出了各自独特的色彩理念,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色彩文化。由此也就使色彩具有了代表民族或城市的属性特征。同时,也使色彩成为在进行城市形象标志设计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元素之一。伴随现代设计的发展,色彩化的视觉表现形式也就成为设计师在城市形象标志设计中的常用方式之一。以占内蒙古自治区人数比例较多的蒙古族为例,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蒙古人世代以色彩来传达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视觉信息,不仅丰富了色彩既有的实用功能,也赋予了它极大的审美价值。他们认为白色是纯洁、高尚、正义的代表;红色是希望的代表;蓝色是天空、永恒、兴旺的代表;黄色是威严的代表;绿色则是草原、春天、生命的代表和象征,对色彩的独特选择和喜爱使蒙古族形成了自己的色彩文化。那么在城市形象标志设计中内蒙古各城市就可以依据城市独特的色彩文化来进行设计,通过提炼标志性的色彩,利用色彩化的视觉表现形式来展示城市独特的民族文化,传递城市独特的形象气质。

(四)综合运用的视觉表现形式

优秀的城市形象标志是城市独特文化内涵的视觉化展现,是城市整体形象的视觉化再现,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只有以城市民族文化为设计根基的城市形象标志才能体现出城市品牌形象的鲜明可识别性。内蒙古自治区内的每座城市都有着异于其它城市的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特质,限制其运用哪种具体的视觉表现形式显然是不够科学的。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个性特征,在对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和提炼中就需要选择不同的具象化和形象化方式提取文化中的视觉元素,因而在城市形象标志设计中选择综合运用的视觉表现形式来进行设计能够更加完美地展示、传递城市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综合运用的视觉表现形式可以丰富城市形象标志设计的设计语言,提高形象标志的视觉识别度,能够增强受众在视觉和情感上对形象标志的认知效果和记忆程度,更深刻地向受众传递出城市独特的民族文化个性和特质,使城市形象的传播更加准确到位。

二、结语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形成与发展中逐渐定型的特质和风貌,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和发展的灵魂和血脉,是一个民族的生命根基。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民族文化,民族的文字、艺术、风俗习惯和建筑等都属于文化形态的范畴,它不仅是维系民族情感的纽带,更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象征。总书记曾说:“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所以,必须对民族文化进行精心的保护和传承。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内的民族地区城市,各城市更应该加大对城市民族文化的保护、挖掘和传承的工作力度。伴随现代城市的飞快发展,世界各地区对自身城市品牌形象的重视度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作为塑造和传递城市品牌形象最直观、最浓缩、最精华的首要载体的城市形象标志在国内外快速地被设计和投入应用。从树立城市品牌的角度看,城市文化作为一座城市的灵魂,是塑造城市形象的内涵和基础,是城市形象标志设计的根基。民族文化是内蒙古自治区各城市存在和发展的源动力,是城市个性化魅力的源泉。那么在城市形象标志设计中民族文化元素提炼得越多就越能使城市在世界中展现出更独特的魅力,也就越能提升受众对其的认知度,有助于形成品牌化力量。内蒙古作为以蒙古族文化为主体多民族文化共同繁荣的民族地区,各城市都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例如,以科尔沁文化为特色的通辽市,以绚丽民俗文化为特色的呼伦贝尔市等,造就了内蒙古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特色。那么城市在进行形象标志设计时就要以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为根基,选择相应的视觉表现形式,使形象标志更好地彰显城市民族文化特色,传递差异化的城市形象特质,避免各城市不必要的同质化竞争。同时优秀的城市形象标志不仅可以提升市民自豪感,增强市民凝聚力,而且有利于城市全面发展,提高市场竞争力。

作者:崔丽莎 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第四篇

一、课堂教学丰富民族文化内涵

“纵向延伸”即发挥哈语教学传承民族文化的主渠道作用,将哈语语言文字教学和哈萨克族文化教育结合起来,增加了哈语儿歌、绕口令、格言、谚语、历史人物、英雄传说、诗歌散文等教学内容,丰富了学生的民族文化底蕴。“横向拓展”强化各科教学渗透哈萨克族文化的辅助作用,在音、体、美等艺术课程教学中穿插哈萨克族图案设计、手工刺绣、乐器弹奏、歌曲欣赏、民族摔跤、食品加工等教学内容,加强了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纵横结合”的教学策略丰富了民族文化教育的课程资源,活化了民族文化传承的教学内容,深化了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

二、德育渗透民族文化精髓

学校以“传承民族文化,彰显母语魅力”为主题,以哈萨克族的民族精神、民族团结、民族礼仪和民风民俗为核心内容,广泛开展德育教育活动。一是以民族博物馆为教育基地和文化阵地,分年级、分班级组织学生学习参观,请专人进行专题讲解,从不同的历史阶段,分不同的内容领域全面深入地解析哈萨克历史文化,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责任感。二是购置哈萨克历史名人丛书、哈萨克神话故事集、哈文世界趣闻小百科等图书,在哈语班设置哈语图书角,满足学生课外读书的需求。三是利用校园广播系统,在每天课前和课外活动播放本校哈萨克族学生哈语歌曲演唱、哈语诗文诵读等内容。四是邀请哈萨克民族有声望的“三老”人员(老前辈、老领导、老教师)为全体师生做民族优秀文化方面的专题报告。

三、主题活动展现民族文化魅力

学校以常规教育活动为基石,以大型展示活动为契机,以民族特色活动为载体,着力搭建适宜民族文化展示、交流的平台。一是组织开展的“哈语教学开放周”系列活动,组织汉族学生观看哈萨克族诗歌美文诵读、经典歌曲吟唱、文艺节目表演、书法绘画展评等活动。二是组织开展的“民族文化传承月”活动中,要求每一位哈萨克族师生都努力做到“六个一”:读一本哈萨克族名著,学唱一首哈萨克族新歌,讲一个哈萨克族民间故事,说一句哈萨克族谚语,作一幅赞美家乡弘扬民族文化的书画,介绍一个哈萨克民族风俗礼仪。汉族师生努力做到“三个一”:每天学一个哈语单词,每周学说一句哈语日常用语,参与演唱一个哈萨克民族歌舞活动。三是举办大型的哈萨克族文化展示活动。

四、课题研究引领民族文化传承

学校深入开展省教育科学“十二五”重点课题《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径》的研究工作,从双语教学模式的创新构建、民族文化在学校德育教育中的传承与渗透、校园文化建设中传承民族文化的探索、母语传承应用在双语教学中的研究、学校艺术教育中融入民族文化元素的探究、学校教育中主题实践活动对民族文化传承的促进与发展等方面展开研究,以此引领学校民族文化传承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综上,在十几年的探索实践中,学校通过环境创设、课堂教学、德育渗透、活动实践、课题研究等途径,为全校各个民族的师生互相交流民族文化搭建了平台,对促进哈萨克族文化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作者:李海霞 单位: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小学

第五篇

一、恩施州民族文化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意义

文化与旅游的关系概括起来可以借用刘云山同志在2010年博鳌国际论坛上所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从这种关系来看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加强民族文化与旅游业的融合,是增强恩施州旅游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对生活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加注重精神生活的丰富和享受。而恩施州旅游业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传统的观光旅游上,来恩施的游客几乎都停留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原始状态,这种形式的旅游不仅没有特色而且也不具备发展优势,很难吸引“二次旅游”。如此以来,作为旅游业灵魂的文化,对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显得更加重要,游客们的这种需求也迫使旅游业的开发与发展必须与民族文化相融合,只有为游客提供独具特色的精神享受,才能进一步增强旅游业的竞争力。

2.促进民族文化与旅游业的融合,是推动恩施州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区域所独有的特征,是区别其他民族、其他地区的重要元素。恩施州丰富而独特的民族文化体现着恩施州的人民和恩施州的地域特色,促进民族文化与旅游业的融合即是将恩施州的特色融入旅游之中,从而打造拥有恩施州特色的旅游。旅游实际上也是一种追求差异化的视觉和精神享受,实现恩施州民族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正是与消费者所追求的这种差异化享受相符合,有利于吸引大量的游客,带动恩施州经济的发展。

3.促进民族文化与旅游业的融合,有利于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虽然恩施州是巴文化和土家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融汇之地,但是经过改土归流之后,恩施州的民族文化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遭到了强烈的打击,被边缘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对民族文化的抢救与保护提出了强烈的要求,无疑实现民族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同时还有很多的民间工艺也由于没有市场或者市场效益低下而面临失传的危机,通过民族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不仅能够为其打开市场,而且也有利于提高年轻人传承这些工艺的积极性。

二、恩施州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恩施州旅游业的发展虽然已经意识到融入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但是在真正实现民族文化与旅游的融合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1.旅游业的发展中对民族文化的挖掘不够。虽然旅游业的开发者以及政府单位已经认识到旅游业融入文化的重要性,但是很多旅游景点对民族文化的挖掘不够深入表现的很明显,例如有的景点对民族文化的融入表面化很严重,没有将民文化的精髓提炼出来,有的出现民族文化与景点不协调的现象等等,不仅影响了恩施州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也影响了旅游业本身的发展。

2.旅游景点里缺乏对民族文化商品的展销。民族文化商品不仅仅只是一种商品而更多的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载体,民族文化商品承载的其实是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重任。但是恩施州很多旅游景点忽视了对民族文化商品的展销,取而代之的是和其他旅游景点毫无差异的简单商品的销售,这不仅不能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播,更糟糕的是引起游客的反感,大大降低景点在游客中的形象,影响了景点的知名度。

3.旅游专业人才缺乏。据2010年的数据统计全年全州接待游客663.58万人次,但是持证导游只有539人,大家可以去试想一下一个导游要带多少个游客。旅游专业人才的缺乏又意味着什么?导游主要的职责就是为游客讲解,使他们能真正明白旅游景点里所蕴含的意义,而这种讲解里更多的是让游客了解恩施、了解恩施的文化。旅游专业人才的缺乏也就意味着很多游客只能选择自己参观,但是其中的民族文化意蕴不是每个游客都能读得懂的,这就会导致游客们觉得无趣,也无法让恩施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阻碍民族文化的传播。

三、恩施州民族文化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建议

为了让民族文化不只是作为旅游业发展的点缀,切实加强对民族文化的解读,使其真正融入到旅游业的发展之中,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1.加强对民族文化的挖掘,实现旅游景点与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要实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和民族文化与旅游的和谐发展,民族文化不仅要蕴含在旅游景点内,而且也要应该要融入到整个城市的发展之中,让游客能够切身的体会到浓厚的恩施州少数民族文化,才能从他们内心激发对恩施州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需要我们加强对民族文化的深度挖掘,采取各种措施将民族文化贯穿于整个城市的发展中。例如在城市的建设上,我们可以减少完完全全的现代化建筑,更多的增加带有少数民族特色的吊脚楼等。在游客的居住条件上,也应该同样的增加少数民族建筑元素。在旅游环节上,加强对民族文化的综合运用,将少数民族的歌舞、节日、建筑融入其中,工作人员都一律穿戴少数民族服饰等等。

2.重视民族文化商品的销售。民族文化商品有着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各旅游景点应该要加以重视,规范民族文化商品的销售行为,注重景点之间商品的差异化,并且进行规范的布局。例如在景区内建设专门的民族文化产品销售柜台,展销恩施玉露茶叶、皇宫刺绣的绣花鞋、西兰卡普等等带有丰厚民族文化特色的产品。

3.大力培养和引进专业旅游人才。专业的旅游人才是让游客读懂恩施民族文化的重要成员,大力培养和引进高素质的专业旅游人才是促进恩施州民族文化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必不可少的智力支持。我们可以依托州内的高校例如湖北民族学院、恩施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培养专业型人才,同时积极引进并留住外来人才。从而增强、扩大旅游业与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人才队伍。

作者:向秦燕 单位:湖北民族学院

第六篇

一、新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国家认同弱化

要有效增强国家认同,就必须处理好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国家认同的层次,取决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平衡。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一对矛盾,两者既有斗争的一面,也有同一的一面。两者具有同一性和统一性,能够整合起来。在某种意义上,民族认同的“向心力”可以增强国家认同的“凝聚力”。国家认同的形成并不会消弱或排斥民族认同,相反,会提升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有助于他们形成正确的民族观和民族意识。因此,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核心任务是必须促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一,将国民对各自民族的忠诚转变为对国家的忠诚,在尊重多元的民族认同基础上加强国家认同。

二、文化认同是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同一起来的纽带

民族作为一个群体,联结的基础不是地缘、血缘,而是文化。民族形成和划分的核心是文化。文化是区分民族的标准。在当代世界,民族文化是塑造人格和心理的重要精神力量,和其他方面的认同相比民族文化认同更具有持久的聚合力,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有机结合的最好方式。一个国家的各民族,拥有共同文化的程度越高,其整合力也就越强。新疆各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上的不同,也主要是由于民族文化差异造成的。他们会把少数看成是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很容易使他们形成自卑和封闭的民族自我意识,在无形中激发民族认同而淡化国家认同。增强新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必须构建文化认同。一般来说,如果一个民族开放性高,与其他民族能够交流、交融,民族文化中包含较多其它民族的因素,民族认同的程度就要相对弱一些。因此,扩大新疆各族人民文化的交集,逐渐淡化民族间的区分,不主动设置文化的界限和壁垒,才能促进各族人民文化融合,达到求同存异的和谐状态。有了共同文化的归属,不同的民族才能相互认同,从而使得各民族形成一致的国家认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进一步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上,增加新疆各族人民文化融合的基础,不因各民族的文化差异而影响各少数民族对国家文化的认同,这是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核心内容。

三、促进新疆民族文化融合的对策探讨

1.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物质基础经济与社会发展对民族文化融合具有决定性作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能给予新疆各民族人民以切身的利益,进而为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动机。新一轮的对口援疆工作首先应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乡村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民族的传统文化,各民族间的沟通与交流增加彼此了解、强化彼此认同、淡化狭隘的民族认同、增强国家认同。其次,必须切实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收入水平。能在子女的教育上投入更多的资金,让子女接受异文化的机会增多,这有利于少数民族青少年更好地认识自我,更好地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世界观。

2.价值认同是民族文化融合的前提我们需要尽可能在各民族之间发现共同的价值目标(比如,和谐、富裕)和历史记忆(比如,对剥削制度的废除),从而充实各自民族价值认同的内容,使这些民族认同产生交集,构成国家认同。我们必须构建这种价值认同,任何削弱、放弃国家主权的行为都会损害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和个体成员的切身利益。国家内的民族,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政治制度,这是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共同性的基础。我国现在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共同价值体系,就是增强国家认同的文化融合路径。

3.教育与学习是实现民族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教育与学习使人们对主体文化的认同,从自发走向自觉,从个体走向社会,从狭隘走向全局。对主体文化的认同首先从学习语言开始。据了解新疆地区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大学生都是在大学预科学习中集中学好汉语的实践证明,语言使用的脱节加剧了文化的脱节。有必要加大中小学汉语学习的实效性。其次,我们还应该让更多的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一起学习,从而减少学习空间的分离,以及与心灵的隔阂。再次,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必须通过教育和学习才能获得。如果少数民族同学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所知,这就阻碍了他们对中华主体文化的认同。让新疆各少数民族从小就学习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实现文化认同的最有效途径。

4.对宗教的积极引导是架构文化融合的桥梁宗教是一个民族隔离和抵制文化融合的重要因素。宗教对一个民族,往往意味着一种巨大的感染力和凝聚力,容易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同时宗教还和民族心理要素、风俗习惯等紧密相连,使之成为在民族文化的诸要素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国际“双泛”主义者利用宗教对新疆进行渗透、分裂、破坏活动,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和新疆的社会稳定。因此,一方面要坚决打击非法宗教活动,另一方面,通过对伊斯兰教的研究,找到其与主流文化和其它民族信仰的宗教在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共通性,特别是加大对有利于民族融合的教义的研究,从而架起各民族间相互了解的桥梁,使民族融合的道路畅通无阻。

5.社会生活的密切交往是民族文化融合的实践保障社会交往、社会变化与发展会影响着民族认同的内容。社会生活领域的融合包括:

(1)语言文字的相互吸收。语言使民族间的交往遇到障碍,进而民族间难以达到共识和认同。为了进一步加强民族文化融合,除了对维吾尔族进行汉语的普及教育外,新疆的汉族干部群众也应该多学习些维语。

(2)饮食和风俗习惯的文化融合,采取适当的举措促成融合之势。

(3)文艺方面的交融,能满足新疆各族人民文化生活的需求,增强了新疆民族间的凝聚力。政府和媒体应该加大宣传和引导力度。

(4)共有文化象征符号的塑造。文化象征符号关系到各民族的民族情感和历史记忆。如果我们更多地把少数民族的许多认同符号(包括文化符号、典礼仪式、传统节日等等)纳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文化符号体系之中,那么我们的共同文化就会兼容并蓄,内容丰富。民族文化的交融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不能因为它漫长不易改变我们就不去开始,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民族大融合有力的证明了这个趋势。随着新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集”不断地扩大,民族间的认同感将不断加深,对国家认同感也会逐步增强。文化上的融合将会促使新疆各族人民自觉地向中华民族认同。

作者:黄燕 魏铭静 单位:新疆塔里木大学新疆兵团党校

第七篇

一、宁夏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的背景

1.回族文化。回族基本上全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在婚丧嫁娶、饮食禁忌、节日吉庆、衣食住行等风俗习惯方面大都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回族的五项宗教功课———念(诵清真言)、礼(拜真主)、斋(每年一个月白天禁饮食)、课(完纳天课)、朝(到麦加朝觐)是其文化的主要内容。回族长期与汉族等民族交错而居,在伊斯兰文化和世俗文化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形成和发展了兼收并蓄、丰富多彩的文化,体现出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结合。具体有回族医药、饮食、声乐、器乐、砖雕、武术、剪纸等文化形式,特色鲜明的有回族“花儿”、回族神话传说、回族书画、阿拉伯文书法艺术、回族歌舞、手工,等等。在宁夏研究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首先就要研究回族文化特点。

2.当代大众文化。全球化是当代各民族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趋势。我国当代的汉族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与世界前沿文化的综合体。前沿的数码科技、时尚的衣着、流行音乐、影视大片、汽车文化等等,冲击着各民族年轻一代的思维,影响着他们的生活。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文化也在转型,那些随着时展不断创新的大众文化,更呈现出勃勃生机。回族在全球化过程中也面临着民族文化与当代大众文化的碰撞与整合问题。研究民族文化事业发展,不能不在大众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量。

3.秦陇文化。早在先秦时期,周人和秦人的军事力量就进入宁夏,周文王时还筑城朔方。秦统一全国后,北伐匈奴,筑长城。汉武帝时期,在宁夏设安定郡和北地郡,其时已有灵州县、灵武县。以后,汉族多次迁入、迁出,与各少数民族交错而居。宁夏汉族与各地汉族相同,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深厚,在婚丧嫁娶、饮食习惯、喜庆禁忌、节日习俗等方面都有所表现,但南部汉族聚居区秦陇文化特色鲜明,言语与陕西关中方言一致,戏剧则以秦腔为最爱,也喜练习书法、绘画、剪纸等。作为交错而居的回汉民族,文化上长期相互作用,因而秦陇汉族文化也是宁夏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的背景因素。

4.黄河文化。黄河是孕育中华民族的摇篮,自古得到黄河滋润的宁夏大地,繁衍了回汉各族儿女,积淀了深厚而独具魅力的黄河文化,有“天下黄河富宁夏”、“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说法。宁夏平原物产丰富,有“塞北江南”之美称。这种丰富而独特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孕育了黄河文化、回族文化、西夏文化等,多种文化在宁夏交相辉映,也形成了宁夏开放、包容、和谐的文化生态,彰显了母亲河海纳百川、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精神。黄河文化是宁夏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背景。

5.西夏文化。西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创造了不朽的业绩和灿烂的文化,西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王陵是我国现存最密集的帝王陵区,被称为“东方金字塔”。独特的西夏文字对西夏文化的兴盛、佛教的传播、文学的繁荣,印刷术的进步都有着直接的影响。西夏文译的3600余卷大藏经,堪称稀世珍品,《论语》、《孟子》、《孙子兵法》等大量汉文典籍都有西夏文译本。特别是唐代于立政编撰的类书《类林》,失传已久,敦煌文献中只存零篇断简,而西夏文刻本则保存完整,从而使这一失传千载的古籍重现原貌。西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有着间接的联系。

6.红色文化。宁夏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党的组织活动,特别是经过西征战役后,宁夏与陕、甘交界地区构成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本营,和党中央曾在这里战斗多年,还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这一不朽诗篇。中国共产党在宁夏建立了第一个县级少数民族自治政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最初尝试,具有重大意义。这段历史还实现了红色文化与民族文化的有机结合。宁夏的红色历史厚重,红色文化资源丰富,是宁夏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背景和资源。

二、宁夏民族文化发展现状

宁夏回族文化发展,比较充分地整合了上述文化因素,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创新,在文化精品、群众文化、传统文化、宗教文化、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民族文化精品唱响全国。近年来自治区大力实施文艺精品创作工程,先后创作推出了大型回族舞剧《花儿》、《月上贺兰》、《九州花儿美》、《回乡婚礼》等一大批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秀剧目,在全国比赛中屡获得大奖。《花儿》、《月上贺兰》分别荣获“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第十三届“文华大奖特别奖”、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金奖等。2013年又创排了《大移民随想》、《回族干娘》等新剧目。启动实施了“回族音乐汇宁夏”项目,不断提升宁夏民族文化影响力。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形成品牌。成功策划举办了5届中国(宁夏)国际文化艺术旅游博览会、11届中国西部民歌(花儿)歌会,成为有影响的国际、国内重大品牌文化活动。精心举办了7届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组团参加了4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和7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均取得优异成绩。大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坚持送戏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进军营、进工地演出,年均演出1500场以上;推出“清凉宁夏”等特色品牌广场文化活动近40个,年均演出1200场以上。精心组织了全区社火大赛、农民艺术节、网络秦腔大赛、社区文艺展演等活动以及开斋节、古尔邦节等民族传统节庆活动,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推动全区民族文化活动品牌化、常态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弘扬。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花儿”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回族乐器、回族服饰、回医正骨等10项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加大对文物遗迹、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挖掘整理,完成了大型回族古籍巨著《回族典藏全书》,填补了我国历史上无系统整理回族汉文古籍的空白。加强对回医回药的普查、利用和开发,建立了回医回药研究机构,筹建回医回药博物馆、回族医院等,促进回族医药的发展。

宗教文化与社会更加适应。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党的民族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也是引导宗教文化走向正轨的必由之路。在伊斯兰教方面,引导适应,就是对伊斯兰经典条文作出符合时展要求的解释。宁夏伊斯兰教界积极响应中央有关部门的倡导,积极开展解经(解释《古兰经》和《圣训》)、讲新“卧尔兹”(阿拉伯语,意为“宣讲”,指每周五伊斯兰教职人员在清真寺讲解伊斯兰教义)活动,使伊斯兰教界牢固树立了爱国爱教、两世吉庆、仁慈、宽容、中道、和平、合作等积极的思想主张,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民族文化交流持续活跃。2009年以来,自治区开展对外文化交流项目64个,在多个国家和港澳地区举办“宁夏文化月”、“文化周”活动,接待30多个国家和地区58批次团(组)来宁交流访问,组派156批次对外文艺演出,赴2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交流。《月上贺兰》赴埃及、卡塔尔等国,《回乡婚礼》赴阿联酋迪拜、卡塔尔等国演出受到热烈欢迎。2012、2013年,中国—土耳其伊斯兰文化展演活动先后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宁夏银川举行,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这些都为推动宁夏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积极贡献。尽管宁夏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受历史、自然条件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制约,民族文化事业发展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以回族文化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总体水平还不高,影响力、竞争力存在着一定差距,打造民族文化品牌,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任重而道远;二是回族文化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与中华主流文化比较贴近的文化,其伊斯兰特质又与中华文化差异较大,回族文化发展的内容和形式比较复杂,也涉及敏感内容,需继续深入研究探索;三是宁夏属欠发达民族地区,财政对文化事业发展投入的总量仍显不足,成为制约全区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瓶颈”;四是宁夏山川差异大,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不平衡;五是一些回族民间文化面临着断层危险,需要进一步加以抢救保护;六是公共文化服务人员不足,文化艺术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缺乏出众;七是宁夏国有演艺院团转制后面临诸多困难和巨大的生存发展压力。

三、促进四个结合发展民族文化

发展回族文化,不能局限于文化产业,而应从大文化的范畴中考虑和探索。一部世界文化发展史,就是一部各种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回族的餐饮文化、建筑文化、服饰文化、民间文学等,无不是伊斯兰文化、阿拉伯文化与波斯文化与中国传统—当代文化相交融而发展的。顺势而为,促进回族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能够促进社会和谐,善莫大焉。因此,要充分发掘回族文化、当代大众文化、秦陇文化、黄河文化和红色文化的内涵,并在嫁接上动脑子,在整合上做文章。回族文化与当代大众文化相结合。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文化是由人民大众创造的,归根结底也是由大众推动前进的。大众文化,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最具革命性、活跃性的文化。相对于各族人民都接受和欣赏的“大众文化”,回族文化毕竟只是“小众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和“把宁夏作为一个城市来规划建设”的构想的逐步实施,以电视剧、电影、流行歌曲、街舞、微信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将获得更大的发展,越来越为各族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共同分享。回族文化与当代大众文化相结合,就要把回族文化的元素与大众文化的元素相结合,包括内容、形式、创作者和受众,例如反映回族群众生活,用电视剧、电影或舞剧等形式表现,就是一种结合。回族文化与黄河文化相结合。黄河是孕育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宁夏回汉各族儿女生于斯,长于斯,对黄河有很深的感情,也为发展中国黄河文化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回族文化与黄河文化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黄河两岸的回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反映了由黄河派生出来的农耕文化、灌溉农业,包括黄河内容的花儿、剪纸、刺绣、舞蹈等等,就是反映他们因黄河而产生的喜怒哀乐。回族文化与黄河文化的结合,可以与整个黄河文化相结合,就会溅起更多的涟漪,构筑更美的彩虹。

回族文化与秦陇文化相结合。秦陇文化圈范围包括陕西大部、甘肃大部、宁夏南部山区、青海东部地区,受中华传统儒家文化影响深厚。宁夏南部山区回族长期生活于兹,受此文化影响很大,在方言、衣着和耕作方式以及婚丧嫁娶、饮食习惯、喜庆禁忌、节日习俗等方面都有所表现。当然,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回族文化中的一些内容,也被汉族所了解和吸收。如:清真餐,众多的汉族喜欢品尝;与回族杂居的汉族,久之也不吃猪肉;在春节、开斋节、古尔邦节回族和汉族相互看望;等等。南部山区回族有近百万之众,这里回汉文化的交流、交融,主要表现在回族文化与秦陇文化的交流、交融。其核心的内容是中华传统儒家文化与回族文化的相互作用。回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就有这种结合。明清时期的“以儒诠经”,促进了回族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回汉之间的了解和团结。在今天提倡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背景下,促进回族文化与秦陇文化相结合,仍然有利于回族文化的发展。回族文化与红色文化相结合。红色文化,既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又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在革命战争时期,回族文化就与红色文化不期而遇,擦出了炫彩的火花,形成厚重的红色历史。2003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将西吉、海原、原州、彭阳、盐池、同心6个县区确定为革命老区,是对宁夏红色文化历史的确认。国家民委确定同心清真大寺、盐池县革命烈士纪念馆、中华回乡文化园、红寺堡区宁夏移民博物馆等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都体现了回族与红色文化的结合。在全面建成小康和谐社会的今天,回族文化仍然与红色文化产生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创作了一大批反映宁夏红色历史的文艺作品,电影《同心》就是典型代表。而发展中的红色文化资源越来越丰富,将使二者的结合产生不竭的动力和内涵,从而促进回族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四、政府推动,深化改革,促进回族文化发展在建设开放宁夏、富裕宁夏、和谐宁夏、美丽宁夏的进程中,在加快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应该更加重视和加强文化建设,推进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与社会交相发展,让软实力成为硬支撑。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按照《宁夏文化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的发展目标、战略定位和目标要求,着眼于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对全区文化产业进行统筹协调、差异化布局、特色化培育和规模化推进,促进全区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创作和创新。认真组织实施宁夏精品创作规划,推动“回族音乐汇宁夏”项目加快进度,推动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文学、戏剧、音乐、舞蹈、广播影视、网络原创作品创作,邀请国内名家打造一部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和能够走向国外的电影,打造一台能在全国叫响的剧目,力争出更多的宁夏民族文化精品和标志性作品。进一步保护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认真开展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与文化遗存的调查摸底和整理发掘工作,实施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进一步加强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切实保护好少数民族文化瑰宝。以开斋节、古尔邦节节庆为平台,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营造浓厚的民族传统节日氛围。开展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体育、非遗保护传承进校园、进社区、进景点活动,加强民族文化联系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创建工作,探索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民族文化资源优势,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

随着改革开放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民族文化交流已从过去单纯的完成政府任务和学习借鉴演变为文化外交、文化外宣和文化外贸三种性质和任务。要充分发挥宁夏民族文化在与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世界交流中独特的人文优势,有效开发提升、整合利用宁夏民族文化资源,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化转换和创新,精心打造出宁夏独具特色的文化品牌,借助中阿博览会、中国(宁夏)文艺旅游博览会等平台,通过展演、访问、交流,充分展示以回族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和艺术成果,促进优秀文化品牌和艺术精品“走出去”,做好国外优秀文化“请进来”的工作,进一步拓展宁夏与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作者:杨生瑞 张惠琴 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第八篇

一、公益广告中民族文化的体现

1、公益广告与中华民族的“孝文化”

首先,谈一下公益广告与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基础。古语云:百善孝为先,百德孝为首,百教孝为始。中国孝文化在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公益广告运用巧妙的手法将社会公众所常见的事物以独特、含蓄的广告表现手法宣传中华民族传统“孝文化”。比如,近期央视播放的关于关爱老人系列的广告《老爸的谎言》、《关爱老人—打包篇》。公益广告《老爸的谎言》讲述了一位上了年纪的父亲不想让在外面工作的女儿担心,在与女儿通话中隐瞒妈妈生病正在住院,自己一个人艰难照顾生病的老伴的情况,并且劝慰女儿。广告在最后用沉重的语气反问“老爸的谎言,你听得出来吗?”,呼吁广大儿女们关爱自己父母,“别爱得太迟,多回家看看”。《关爱老人—打包篇》讲述了一位因年纪越来越大而记忆力越来越差的父亲,他忘记了很多从前的事情,每天翻看家里的老照片,他只记得儿子小时候的样子而不记得儿子现在的样子,他也不记得家住在哪里。有一次,儿子带他到外面吃饭,这位父亲竟然用手抓起盘子里剩下两个饺子并放进口袋。儿子惊讶而尴尬,父亲颤抖地说:“我儿子最爱吃这个了。”,父亲忘记了一切,却没有忘记对子女的爱,不禁让人泪流满面,这两则公益广告都是对中华民族传统“孝文化”的呼唤,警醒作为子女莫重蹈“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覆辙。“孝”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社会在进步,人的意识也在进步,古以二十四孝的故事教育大众,如今则是借助优秀的公益广告宣传“孝文化”,传统的“孝文化”以新的形式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引人深思。而公益广告则成为顺应这种新形式的载体之一,对引导公众逐步塑造自己的良好品德,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公益广告与中华民族的“家庭文化”

公益广告将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中的家庭文化与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可以说是公益广告的一大创新。春节、中秋节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两个节日,也是中华民族情感凝聚的重要载体。“回家”是在外打拼的人不忘的精神诉求,尤其是在当前城市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随着“留守儿童”、“空巢老人”数量增加,规模的扩大,家成为亲人之间的一种牵绊,是遮风避雨的港湾。央视公益广告《让爱回家》是第一次为春节量身打造的系列公益广告,虽然该广告并没有春节所应有的喜庆,但是对“家”的浓浓的牵挂之情却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情感共鸣。广告《爱的表达式》运用动漫形象表达家庭关系中的责任和爱的温暖,通过Family这个单词,讲述了“我”和家的故事,“小的时候,爸爸是家里的大树,为每一位家庭成员遮风挡雨,妈妈贤惠而温柔,相夫教子。而随着我的长大,我开始叛逆,不再想安稳地呆在爸爸宽阔的臂膀下,我开始顶撞唠叨的妈妈,无视他们的爱,可时光如梭,有一天我恍然看到爸爸已经驼背了,妈妈的身形已经走了样。而我也终于意识到作为子女有照顾父母的责任,就像当年的父亲一样给家一个结实臂膀,甘愿为年迈的父亲做拐杖,为母亲遮风挡雨的保护伞。”家,是因为有爱而存在;爱,也是因为有责任而产生。这样的理念就是这则公益广告所要传达的。公益广告中要有机地融入家庭文化,不断挖掘家庭文化的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够将现代家的理念与传统的“家文化”结合在一起,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3、公益广告与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

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品质、民族情感、民族气节、民族精神、民族习惯等等都与道德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而公益广告正是对这种多元的民族文化进行集成、融合,形成了新的表现形式。可以说,公益性是公益广告的鲜明特点,它通过向公众传播健康、积极向上的民族文化理念,塑造民族精神。比如,针对“中国梦”拍制的《讲文明树新风•中国范儿》从多个角度阐释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成果,这是对广大社会公众进行的德育教化,从而对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又如,关于呼唤诚信的公益广告《诚信的人生不褪色》以杨柳青年画比喻每一个人的人生,杨柳青年画只有按照严格的加工工序和使用固定的绘画颜料,才能百年不掉色,而做人只有诚信,人生才能不褪色。

二、公益广告对民族文化的传承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对待自己、他人、社会、生命以及历史的群体认知和表达,是这个民族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的具体表现。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民族文化遭遇重重困难却依旧生生不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对传统民族文化的认同,而公益广告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这种认同,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

1、公益广告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

自古以来,民族传统文化多是通过长辈的言传身教或者通过文学作品、戏剧等形式进行传播,但随着大众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内涵、精神情操、行为规范、民情习俗、文化心态以及审美趣味的改变和多样化,这样的传承方式的效果越来越有限,而公益广告的出现打破了这样的僵局,无疑成为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究其原因,一方面,公益广告的表现形式多样,有电视公益广告和平面公益广告,它多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一个个引人入胜的生动情景或故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受众。另一方面,公益广告具有传播范围广的优势,电视、网络、平面媒体多层次的传播可以使同一则公益广告拥有更多的受众。不仅如此,一些优秀的公益广告在内容上集思广益,将优秀的民族精神内涵进行整合和创新,使得公益广告具有直达人们内心的震撼力,在传播效果上可谓事半功倍。

2、公益广告有利于宣扬民族文化并应对外来文化的入侵

公益广告多以宣传我国的传统文化精髓为主题,以提升社会大众道德水平为目的。如今,面对美国大片、韩流的强势来袭以及西方文化上的渗透,虽然很多人以中华传统民族文化深厚的积淀为骄傲,以悠久的历史为自豪资本,但中国传统的民族道德文化及精神财富却面临流失和被遗忘的危险,中国传统的美德不再被赞颂,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意识和商业利润。我们需要进行的是民族文化保卫战、持久战和宣扬战,所以说从公益广告出发,宣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应对外来文化的入侵,有着重要的意义。

3、公益广告的发展促进民族文化的延伸

公益广告不仅仅只是对传统民族文化的重现,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构建传统文化体系,民族文化的精髓在生动的广告语言中得到释放和张扬,用情感诉求与理性诉求相结合的方式使人们在紧张生活的之余感受到情的温暖和精神的抚慰,它使人们重温民族精神,寻找到失落的精神家园。此外,公益广告的发展和创新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延伸,比如,以宣扬“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为主题的系列公益广告,都是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延伸。

作者:田艳 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广告学专业学生

第九篇

一、策略和意义

临夏是大禹治水的源头,是彩陶的故乡,是花儿的摇篮……这些丰富灿烂的文化是人们生活的积淀,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教科书“要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在教学中,要充分重视并发挥教科书所具有的传播优秀文化的功能,通过对经典的解读,通过与大师的对话,加深对祖先精神生活的理解,在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担当这一重任的必须是语文。

1.渗透民族文化,丰富课堂内容。教材针对全体学习者,是统一的教科书,而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对教材中的很多东西无法理解。因此,作为教师,我们从现实生活中去寻找,从身边的文化中去寻找。学生看不到北京的胡同,可以看看?罕山庄的四合院,去寻找先民生活的影子;学生无法领略江南三大名楼,可以看看蝴蝶楼、东宫馆,欣赏临夏建筑的精美;学生无法欣赏国家大剧院的高雅演出,可以去看看和政的秧歌、永靖的傩戏,去欣赏充满泥土气息的歌舞;我们还有举世闻名的和政化石、炳灵石窟、积石雄关……这样,不仅使民族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渗入学生心中,而且课堂内容丰富多彩,学生不学语文也难。

2.激活教材,调动学生。在过去的课堂教学中,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用统一的课程、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试卷、统一的目标和方式来衡量千差万别的学生,再加上受未来就业的需要以及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大多数学生对语文不感兴趣。如果在课堂上死板的说教,就无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笔者认为,课堂教学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如在讲《中国建筑特征》时,让学生讲家乡建筑的特征时,有的同学准备了图片,有的在黑板上画图,也有的用文字表述。尽管参与人数不多,但课堂气氛活跃,从他们脸上明显的看到了参与的欲望。

3.结合民族文化,培养爱国情怀。从小我们就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但教条只是一句口号而已,真正落实贯彻还需采用多种方式,而用土生土长的民族文化去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无疑是一条好途径。试想,连自己家乡的文化都不尊重,不热爱,怎么可能去爱家乡,爱祖国呢?经济发展是一个地区的外在表现,而一个地区独有的文化则是该地区高贵的名片。可惜的是,现代的中学生对我的传统文化不仅一无所知,而且不屑一顾。因此,积极引导学生尊重和传承民族文化已成为当务之急,只有重视本地的民族文化,才能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诚如这样,爱家乡、爱国家才有可能。

二、结语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临夏地区的民族民俗文化同样博大精深。语文教师应该在语文教学中让学生感受优秀的传统文化,激发起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一个地区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持,更离不开文化的推动。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是中学生义不容辞的责任!语文老师不仅是民族文化的继承者,更应是民族文化的传播者。传承民族文化,从语文开始!

作者:魏红梅 单位:甘肃省康乐县第三中学

第十篇

一、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存在的问题

(一)民族文化价值观的侵蚀

少数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属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核心所在,传统文化显得深刻凝结,其本身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与特殊的价值审美观,为少数民族的群居生活和社会交往提供全面系统的价值评判标准体系。在少数民族的文化价值观体系中,淳朴、善良、忠厚、谦虚、节俭、互助、忍耐、勇敢、正直以及自我约束、重义轻利、乐于助人等各种优秀品质都能够得到社会的极力推崇;社会生活的从容和优雅,内心世界的沉着和自由,全部都蕴藏在其中,其主要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友好以及简洁朴素的民族生活观。少数民族的文化价值观是在长期阶段和特殊形式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影响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其主要是以传统生活的文化艺术作为重要载体,从音乐戏曲到绘画针绣,从住房建筑到寺庙亭台,从生活饮食到服装饰品都富含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在少数民族的现实生活中充满丰厚的文化审美价值底蕴,然而这种文化审美价值底蕴是其少数民族生活经验和心灵智慧的重要结晶。

(二)生态自然环境的破坏

少数民族区域所在的原始生态自然环境随着旅游事业的快速发展而受到各种程度的破坏。部分地区在开发当地区域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过程中,总是持有急功近利的主观思想,只想在短时期内得到高效益回报。在缺乏科学有效的政策规划、管理制度落后的实际情况下,盲目地开发少数民族文化的旅游资源,这样导致我国民族文化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策略

(一)构建科学合理的产权结构

少数民族文化的旅游资源最终的归属权是国家所有的,地方政府部门属于国家所有权相应的机构,被赋予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对少数民族的村寨进行有效管理,少数民族群体作为文化旅游资源最原始形式的直接所有权主体,少数民族群体对于传统民族文化具有特殊的文化产权,占据着民事主体的重要地位,主要可以享有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方面。其文化产权一般能够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目标: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群体能够直接参与到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实际经营,享有完整有效的基本产权;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群体能够以文化产权的主体身份把少数民族文化相应的经营权转让给现代化企业运营管理,少数民族群体享有特定的身份权,例如参与政策规划、参与项目开发、参与管理监督等方面。

(二)构建有效可行的产权评估制度

对于我国目前社会主义社会的国体性质,我国所有的物质文化都是归国家所有的,所以根据总体情况分析,少数民族文化也不会排除在外。然而少数民族属于传统文化直接的传承者与发扬者,少数民族群体本身是文化产权的所有者,在权力的具体划分界定中,应当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文化这一项特殊性情况,构建有效可行的产权评估制度是现阶段的重点任务。

(三)构建适应经济发展的产权体系

在我国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产权的具体归属显得比较单一化,一般分为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这两方面体系,即使在近几年以来提出其它一些新颖模式体系,然而还是没有得到更好的实际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产权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特点,更不可以采取单一的模式体系进行相应划分,否则就容易出现所有权缺位的问题。确保国家对所有文化资源的所有权,在这个基础前提条件下,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产权进行合适处理,实行国家与少数民族集体共同享有的特殊产权模式。在实际的操作环节中,因为国家是使用委托—的执行方式进行具体管理,所以少数民族文化的产权体系实际上是由少数民族群体所拥有。

三、结束语

民族文化论文范文7

民族地区的大部分学校都有地方性教材,其主要内容包括当地的一些民族历史文化、民风民俗和一些劳动技艺等。但是,这些教材很少真正进入学校的课堂。也有一些民族地区的学校结合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开设了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课程,如侗族大歌、芦笙等。但是,这样的教学活动在民族地区很少见,地方性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和学校对这些课程的重视程度都显不足。民族地区学校的教学内容和全国其他地区基本一致。

2学校视野下的民族文化传承现状

少数民族学校在传授主流文化的同时,还要担负起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和培养本土人才的重要责任。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存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功能缺失的事实。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传统文化流失

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至今没有自己的文字,文化传承主要靠口传心授,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学校文化传承的难度,导致了传统文化的流失。其次,在现有教育体制下,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以普世性知识为主,忽略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此外,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家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但是对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这也是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2.2民族文化传承流于形式

有的学校实行双语教学,但仅停留在翻译教材,根本没有涉及本民族的文化内容,仅仅流于形式。国家要求少数民族文化进学校、进教材、进课堂,但是由于缺少相应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导致学校教育中的民族文化传承流于形式。

2.3学校教育与家庭和社区教育分离

我国的民族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是家庭、社区和学校一起发挥文化载体的教育功能的结果。然而,现今大部分民族地区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忽视了日常生活中劳动技术的培养,脱离了当地实际生活环境。

3民族地区学校民族文化传承存在的问题透视

3.1对少数民族文化内容的误解

由于课程知识作为国家法定知识过多地体现了国家利益,结果使得乡村社区人民的文化和利益被严重地忽视了,并且由于“传统”与“现代”、“野蛮”与“文明”、“落后”与“先进”、“城市”与“乡村”、“西部”与“东部”、“汉族”与“少数民族”、“地方大民族”与“地方小民族”等等一系列过于僵化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及其在国家发动的过于强制的“政治运动”或“经济改革”实践,使得西部的、乡村的、少数民族的、小民族的文化被污名化了,被标定为“传统的”、“落后的”、“待开发的”、“待发展的”。虽然强调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意义,但是却没能从学生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没能消除学生对本族文化的疑惑和误解。

3.2少数民族本土课程流于形式

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内容在进行跨文化教育时,大多数是效仿汉族。要改变这一点,第一个难关就是要突破目前教材的一统性,只有做到这一点,少数民族的文化才能得以保存,文化传承才得以进行。比如本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学生天天在用,但在统编教材中却无这方面相应的内容。即使在民族教育中排上了民族语文这一内容,但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者,从来不把这样的课文列为正式课程。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话来说就是:“民族语文是一根拐杖,学习民族语文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汉语。”按照这样的理解,民族语文永远是辅助品。归根到底,民族语文还不算一门独立的课程。形成急需用的进不了教学内容,不急用的却塞进了教学内容。

4对策和建议

4.1强化民族认同,重视民族教育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取决群众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可程度。政府可以采取措施提高民族文化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包括日常教学以及考核机制等。将民族文化传承与学生发展结合起来,展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增强民族自觉意识。

4.2注重本土教材和校本课程的开发,重视教师作用

民族地区学校具有独特的环境资源、课程资源、师资队伍和普及传播优势,完全有条件开发民族文化校本课程,以传承、发展民族文化。建议编写适合少数民族学生智力发展地方和学校课程材料,适当增加具有民族特点的教育内容,使学校有特色、教师有特点、学生有特长。教育实施的主体是教师,应特别注重教师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应为教师提供语言适宜、文化适应的素质培训。有学者认为,教师的价值观改变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教学能力提升,最后是文化反思。教师各方面的发展,为文化传承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3开展多样的民族文化教育教学活动

民族文化论文范文8

如今,人们经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然而实际上“民族的”有许多时候并非完全是“世界的”,而有许多代表民族特色的文化特征。针对拿加拿大而言,由于加拿大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位置影响,促使其国家文化当中含有其他国家并不具备的独特的多元文化结构。加拿大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曾经受到英国教科书式培养模式的影响,加之其与北美大陆相邻,因此又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较大,长此以往,导致加拿大形成了“英国家长姿态以及美国平等主义思想”双重影响下的文化融合,并表现出选择吸取两国中有利于加拿大自身发展的特点———有英国的温文尔雅却没有刻板严谨,有美国的包容大度却没有放荡不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拿大的移民逐渐增加,其迅速接纳和融合了各国的文化特点,并逐步实现了多元化的文化发展状况。分析历届奥斯卡获奖动画短片,1985年获奖作品《猜谜游戏》(Charade)是加拿大的一部典型代表作品,其导演约翰•明尼斯通过动画短片呈现出的就是加拿大的文化融合精神,通过《猜谜游戏》(Charade)这一作品,作品里包含有多部脍炙人口的电影内容,营造出丰富多样的镜头画面,并巧妙地搭建出适宜的戏剧表演舞台,其中的三位猜谜者如同普通观众一般,好似观看舞台表演的观众一样坐于台下,而站在舞台上表演的出题者,其行为动作均表现出“卓别林”式极度夸张、幽默以及无厘头的表演风格特点。而弗莱克•罗夫茨的动画短片作品风格则与约翰•明尼斯完全不同,其作品里更多是灰色基调,体现的主题也大都悲观晦涩,其原因与导演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因为在弗莱克•罗夫茨移民加拿大前曾经在早期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匈牙利过着充满危机和无奈的生活。其作品《苍蝇》(The Fly)以一只苍蝇的独特主观视角观察世界,作品影射暗示的就是匈牙利人民的无奈生活状态,即使人们再低调做事安分守己,也不会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自发生匈牙利事件后,俄罗斯对其给予“高度重视”,然而正因这种“高度重视”,使得匈牙利更加无法主宰国家的命运和发展道路。弗莱克•罗夫茨以一只苍蝇的命运侧面反映了匈牙利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命运———那就是危机四伏,面对现实无法改变而只能哀叹无奈。

二、美国获奖动画短片中的幽默风格

动画短片中如果提出“幽默”这一词汇,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美国,马克•吐温(Mark Twain)作为美国著名作家和演说家,就是世界文学史上典型的美式幽默代表人物之一。美式幽默风格相对直白夸张,对比里透露着讽刺意味,苦闷里渗透有乐观精神,其与美国开放式的文化思想具有密切关联。陈清在《影视动画艺术》一书中提出:美国动画作品喜欢通过幽默的形式承载美国开放式、自由化的文化精神,且作品的结局大都是大团圆式圆满收场,极少有悲剧性动画作品。美国动画作品中的幽默风格更多以对视觉、听觉等感官娱乐的直接刺激加以实现完成。1984年,在第56届奥斯卡获奖动画短片评选中,美国的《纽约圣代》(Sundae in New York)获奖,其也是美国式幽默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该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大胆使用时任美国纽约市长之形象,动画作品的内容则直接表达了大都市社会里贫富差距较大的社会现实,和人们宁可“头破血流”也想在大都市里奋斗开创一番业绩的实际情况。该现实在让人感到绝望的同时也带给人们以希望和憧憬,虽然失败的可能性极大,然而人们仍从未丧失前进的信心和勇气。《纽约圣代》(Sundae in New York)以美国式幽默风格营造出别样的氛围形态,让观众的内心深处挣扎在矛盾之中。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对未来的美好梦想,然而在实现梦想过程中却会荆棘丛生。该动画作品里的粘土人物呈现给观众的就是极其强烈的共鸣与感受,好像奔走于美国纽约街道巷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眼前所面临的磨难与坎坷,也会让我们感到彷徨无助。然而该动画作品里却充满了美国式幽默所蕴含的乐观情绪,使人们在追求成功时充满了动力,在实现理想过程中满怀信心与勇气。可以说这种建立在忧郁氛围里的美国式幽默更能引人入胜,动画短片在让观赏者感到无助和无力的同时,又以幽默的方式实现了自我调侃以及缓解的作用。

三、欧洲获奖动画短片中的古典传承

十五世纪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就在欧洲,可以说欧洲拥有得天独厚的艺术氛围。在欧洲动画领域,专家学者们试图更深层次地挖掘出动画所能蕴含的文化性以及艺术性,从而通过多种方法达到动画艺术和现实的间离效果,从而让动画作品能够代表人类生活之哲理寓言存在。欧洲艺术自古以来都是古典与优雅并存,凄美与浪漫同在。第59届奥斯卡获奖动画短片《希腊悲剧》(Een Griekse tragedie/A Greek Tragedy),是一部充满欧洲悲剧色彩的典型代表作品。尼克尔•凡•歌德姆(Nicole Van Goethem)导演以“希腊悲剧”直观地表现作品主题,使该动画短片的悲剧情怀显而易见地加以体现。该动画作品表面上看画面比较随意,并且夸张搞笑,然而实际上所有画面都渗透着悲凉的意味,这部看上去荒诞幽默的动画短片,却有着深远而沉重的主体思想,从而形成了反差强烈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一句对话没有,只是通过三位女神的行为向人们讲述酿成的悲剧,正如亚里士多德《诗学》里的观点:悲剧的摹仿方式主要借助人物之行动,而并非借助叙述。作品中的女神初始阶段能够坚守责任,随后却放弃了历史去追求自由,通过这些行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作品里蕴含的悲剧色彩。此外,《希腊悲剧》里展示的宿命论还完善传承了古希腊的悲剧特点,作品里的主人公在面对袭来的斧头这一外界不可抗力时,选择无奈地顺应命运安排,观众在宿命面前通常会同情三位女神应该放弃遗迹而去追求自由,无论三位女神是否选择抗争,观众都能体验到历史终将消失的遗憾和悲凉。

四、东方获奖动画短片中的含蓄表达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其根本区别就是保守与开放的区别。东方文明典型而含蓄,而西方文明直白而狂热。在动画领域中,日本动画文化低调而含蓄,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之一。受日本文化影响,在日本动画作品中往往拥有浓郁的唯美情结,民族悲剧意识以及人文精神,其和日本文化息息相关。在2009年的第81届奥斯卡评选中,获奖动画短片《回忆积木小屋》(The House of Small Cubes)就是一部日本风格的典型代表作品,该部作品从内容到画面无不彰显着日本特点,整个故事也能给人以日本低调而含蓄的感受。关于作品里出现的环境问题,虽然短片给予了展示然而却并未开展讨论,仅作为大环境加以展示。然而许多观众对此却留下了想象和议论空间。导演加藤久仁生(Kunio Kato)通过隐晦方式提出的这一问题,又不进行探讨,由此也可看出导演身上所体现的忍者精神。日本最为有名的武士精神,世人皆知,而在武士道精神里,最重要的当属“忍”字,忍者也成为日本的一个代名词,忍者既有身体和精神上创伤的隐忍,也有对现实世界的艰忍,该部作品里的老人身上即体现了忍者精神,当其面对海水上涨威胁自身生存时,并未反抗或者治理,而是逆来顺受的隐忍,采取不断架高房屋的方法,其代表了日本民众的缩影形象,艰难地生存在环境的反噬里。

五、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