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经济类型发展研究

乡村经济类型发展研究

本文作者:刘自强 李静 鲁奇 单位:北方民族大学商学院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研究区范围、划分尺度与原则

本研究地域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的京津冀地区,属于中等尺度乡村经济类型的划分,通过划分来衡量近20年来该地区乡村经济类型的演变过程与规律,为该地区乡村发展模式的探讨提供借鉴。根据其尺度性和研究的目的性,指标选择主要依据以下原则。1)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一致性:乡村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反映了乡村的经济实力,将发展水平相对一致的乡村归为一类,有助于制定符合此类发展阶段的乡村扶持政策。2)产业结构的相对一致性:乡村的产业结构反映了乡村经济的基本构成。将具有相似产业结构的乡村划为一类,有利于制定统一的政策引导乡村经济类型的专业化,促使经济结构向更高级阶段演进。3)类型划分单元与行政区界限的一致性:对乡村经济类型划分的目的是寻求最适宜当地的乡村发展模式,而无论何种乡村发展模式,都必须要借助于所属的行政区。因此,只有将类型划分的单元与行政区相一致才能使研究具有应用性。4)命名上既要体现出横向的可比性,又要体现纵向的可比性:乡村经济类型的划分目的是对京津冀地区乡村经济地域格局的演变进行分析,因此,得到的最终指数不但要有区域间横向时间段静态比较的价值,还需有纵向时间段动态比较的价值,在乡村经济类型的命名上要体现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的对比性。

2乡村经济类型的划分方法

从国内外文献来看,表征乡村经济类型的指标很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二是产业结构与主导产业类型。本研究也从这两方面来选定划分指标,即分别判定各县域乡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主导产业类型,将两方面划分的结果进行综合,确立出乡村经济类型。分析的样本主要是京津冀地区175个县级行政区(包括县、县级市、地级以上城市直辖的郊区、以及大城市近年来由县改区后在统计上仍作为独立的县级统计单元的区域,在下文中均统称为县级行政区)。

2.1模型方法的选择

对于乡村经济类型的划分方法,目前没有一套公认的技术流程与方法,各个模型的选用需根据研究的尺度和目的而定。国内外学者常用的方法包括因子分析法与聚类方法(包括层次聚类法与星座图聚类法[9])、模比系数法[7]等,这些方法为本研究提供了借鉴。在具体的模型选择上,分别应用因子分析法、因子分析法与星座图聚类法相结合的方法、层次聚类法、模比系数法进行了实验性的计算。结果表明:因子分析法与星座图聚类法相结合的方法以及层次聚类法所计算的最终结果均与各类文献以及经验认知表明的京津冀乡村地区发展现状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不适用于本项研究。因此,本研究最终选用了模比系数法进行京津冀乡村经济发展程度的划分,采用求三次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的均值与标准差之和作为临界点的方法进行主导产业类型的判定,之后将两个判定结果相结合确定乡村经济类型。这两种方法的共同优点在于进行跨年度比较时相对意义明显、直观性强,而且计算相对简易。

2.2乡村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综合评判

2.2.1评判指标的选取。在指标选择上要确保所选数据在时间序列上的可对比性以及指标间的独立性,应将货币价值量指标和实物量指标相结合,用尽可能少且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客观反映乡村经济发展的程度。根据以上原则,选取了3个指标表示乡村经济的发展程度。①农民人均纯收入:主要用来衡量农民的富裕程度,这是乡村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②乡村全员劳动生产率:主要反映了乡村经济发展的效率,对反映乡村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具有比较明显的指针意义。③乡村人均用电量:电力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同样电力消耗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乡村工业化的发展程度和现代农业的发展水平。目前,社会各界经常会对一些统计数据有所质疑,但电力消耗量常常以统计客观而被广泛认可。

2.2.2划分方法。对京津冀地区175个县级行政区域、4个不同年份的乡村经济类型进行划分。由于要对空间轴上的格局分布与时间轴上的演变趋势进行评判和分析,将175个县级行政单位4年的数据统一进行划分,共涉及相当于700个县域的样本,价格单位采用1994年不变价格。划分方法采用模比系数法,其步骤如下。①分别计算各样本的农民人均收入X1、乡村全员劳动生产率X2和乡村人均用电量X3的算术平均值(X1,X2,X3)。②计算各样本各指标的模比系数,公式为Kij=XijXj。(1)式中:Kij为第i(i=1,2……700)个样本第j(j=1,2,3)个指标的模比系数;Xij为第i个样本第j个指标的指标值;Xj为第j个指标的算术平均值。③计算各县域的模比系数:分别赋予3个指标相应的权重,乡村人均社会总产值(w1=1/3)、农民人均收入(w2=1/3)、乡村人均用电量(w3=1/3),根据下式计算各县域的模比系数Ki=∑3j=1wjKij,(i=1,2,……700;j=1,2,3)。(2)式中:Ki为第i个县域样本的模比系数;wj为第j个指标的权重。④确定划分区间:对700个县域样本的模比系数进行分级,其5级的划分临界点和判别乡村发展程度的数值区间。

2.3乡村产业结构类型的判定

产业结构是反映乡村经济基本性质和特征的重要标志。按主导产业类型将乡村分为专业化发展型和综合发展型,其中专业化发展型又可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和商贸业主导型,综合发展型指乡村的一、二、三次产业中没有比较突出的产业部门主导,3个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例也较为均衡。对于乡村主导产业的判定,其方法步骤:①计算样本中每个县域的乡村一、二、三次产业占乡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②计算乡村一、二、三次产业占乡村社会总产值比重的均值和标准差,如果某一县市乡村的某一产业在乡村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百分比超过全体样本的平均值与标准差之和,则该产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11](表2)。③根据计算结果将所有样本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贸业主导型、综合发展型,划分主导产业类型的取值范围。

2.4乡村经济类型命名与判定的方法

乡村经济类型的命名可分为单一命名法与复合命名法,本研究使用两阶段的复合命名法,具体来讲,采用“发展程度+产业类型”来对不同的乡村经济类型进行命名。在发展程度上,将不同的发展程度划分成5级,即:发达型、较发达型、中等发达型、欠发达型、不发达型;在产业类型上,按照主导产业划分为专业化发展型和综合发展型,专业化发展型又可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贸业主导型。将两类划分相结合,在理论上就可以得到20种乡村经济类型。#p#分页标题#e#

3乡村经济类型时空格局的演变

根据前述的研究方法,对京津冀地区175个县级行政区域的乡村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主导产业类型进行评判,可得到该地区不同时段的乡村经济类型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以及1994—2009年间的演变趋势。

3.1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乡村地域的时空格局演变

从计量结果来看,总体来讲1994—2009年京津冀地区乡村经济发展的水平有了很大幅度的提升。其中,1994—1999年,不发达型乡村的数量明显下降,由占总县域数的54.8%下降到22.9%,其他各类乡村的数量则均有所上升,尤其是欠发达型乡村的数量上升较快,主要由不发达型乡村演变而来,这一时期则可称之为乡村发展的脱贫期。1999—2004年,不发达型乡村和欠发达型乡村的数量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其他类型的乡村数量均有所上升,其中中等发达型乡村数量上升较快,这一时期也可称之为乡村发展的成长期。2004—2009年,不发达型、欠发达型以及中等发达型乡村的数量均有所下降,而发达型和较发达型乡村的数量则有所上升,尤其发达型乡村的数量上升较快,这一时期也可称之为乡村发展的提升期。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乡村在空间分布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看,有以下显著特点。1)不发达型乡村从广泛分布在河北省全境逐渐向张家口、承德以及保定西北部地区集中,之后范围逐渐缩小至张家口、承德部分县域。2)欠发达型乡村从分散分布逐渐向环京津的张家口、承德地区、保定西北部地区集中,这一地区到目前为止也是京津冀地区,乃至我国乡村发展相对落后的集中地。3)较发达型与中等发达型乡村的数量有所增加,其分布由分散向逐渐集中演变,目前主要集中分布在冀中南的平原地区。4)发达型乡村的分布主要从京津两市的市辖郊区向郊县扩展,之后连接为京津唐都市带一线,最后扩展到整个京津唐都市圈,其他城市市辖郊区也陆续成为发达型乡村,由此可见,城市化对乡村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城市经济活力的提高促使城郊乡村发展的水平也比较高。

3.2不同主导产业的乡村地域时空分布及格局演变

1994—2009年,在京津冀地区不同县域的乡村中,专业化发展型与综合发展型各占其总县域数的份额基本相当但也互有增减。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综合发展型乡村数量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其中,1994—1999年,综合发展型乡村的县域从占总县域数的48.0%提高到60.6%,之后逐渐下降至2004年的54.3%,2009年的41.2%(表6)。对于专业化发展型乡村来讲,1994年农业主导型乡村占京津冀地区所有县域总数的37.1%,在各类专业化发展型乡村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主导型的县域数逐渐减少,到2009年只有9个,占总县域数的5.1%。1994—2009年,工业主导型乡村的数量则逐渐上升,1994年乡村经济为工业主导型的县域只占总县域数的13.1%,而到2009年所占比例上升为33.1%。商贸业主导型乡村也呈逐渐上升的趋势,1994年只有3个县域的乡村经济为商贸业主导型,到2009年则有36个县域为商贸业主导型乡村经济类型,占总县域数的20.6%。从专业化发展型乡村总体数量变化可以看出: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专业化发展型乡村的数量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其类型由农业主导型逐渐向工业主导型演变再向商贸业主导型演变,乡村产业类型从低层次的农业主导向经济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市场竞争的选择下,按照相对比较优势的原则再次向更高层次的专业化主导型演变。1994—2009年,京津冀乡村主导产业类型区的空间格局演变总体特征:1)综合发展型乡村的数量,1994—1999年逐渐增多,之后又逐渐减少,空间布局上从相对发达或较发达的京津唐(廊)都市带的多数郊县以及河北省各个地级市的毗邻郊县,逐渐向远离城市的欠发达乡村地带以及张、承地区等不发达的若干地区扩散;2)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农业主导型乡村的数量开始逐渐减少,其分布从相对广泛的分布向张、承地区西北部集中分布演变;3)工业主导型乡村开始逐渐增多,其分布从京津两个超大型城市的直辖郊区和近郊县,向其他大中城市直辖郊区和近郊县逐渐扩散,到2009年已有4个相对集中连片的工业主导型乡村地带,分别是以唐山市直辖郊区、保定—沧州市直辖郊区、石家庄—衡水市直辖郊区以及邢台市直辖郊区为中心的地区;4)2004—2009年,商贸业主导型乡村逐渐增多,分布则主要以京津唐都市带地区为主,同时一些具有地方特色产业的县域如丰宁、清河等县也转化为商贸业主导型乡村。

3.3乡村经济类型的空间分布与格局演变

从各年度乡村经济类型的数量状况来看(图1),1994年共有12种乡村经济类型,其中以不发达的农业主导型、不发达的综合发展型以及欠发达的综合发展型乡村的县域数量较多,其比例占总县域数的78.86%。到1999年,上述3种乡村经济类型所占县域的数量仍然为各类乡村经济类型的大多数,但绝对量有所下降,其比例占总县域数的58.29%。2004年,欠发达的综合发展型,中等发达的综合发展型,中等发达的工业主导型以及发达的商贸业主导型所占比例较大,分别占总县域数的28%,13.14%,13.14%和12%。到2009年,以上4个乡村经济类型仍然占有较大的比例,同时,发达的工业主导型的县域数量显著增加。从1994—2009年乡村经济类型的数量、种类结构的演变来看,乡村经济类型的多样化在逐渐增加,从县域数最多的前两种乡村经济类型来看,1994年有64%的县域乡村集中分布在数量最多的前两种乡村经济地域类型,到199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46.29%,到2004年进一步下降到41.14%,而到2009年为32.57%,表明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乡村经济类型的多样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各地乡村通过发挥当地优势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乡村经济类型。从各乡村经济类型的分布以及演变来看,以下区域在演变上具有相对一致性:1)张家口、承德以及保定西部地区的若干县域,其乡村经济类型的演化较为缓慢,从1994年的不发达的农业主导型,到2009年逐渐演化成以欠发达的农业主导型或欠发达的综合发展型乡村为主导的乡村经济类型结构,乡村经济总体上仍然较为落后;2)京津唐都市带所辖的县域乡村演化普遍较快,到2009年基本在全区域形成了以发达的商贸业主导型或发达的工业主导型为主体的乡村经济类型结构。3)河北省的各个地级市的市辖郊区及其毗邻县域发展演化也较快,例如石家庄市辖郊区、保定市辖郊区、沧州市辖郊区、邯郸市辖郊区等都普遍从欠发达的综合发展型或工业主导型向发达的商贸业主导型或发达的工业主导型演变。4)冀中南地区除各个地级市的市辖郊区之外的平原县域,其发展演变介于前三者之间,这一地区大部分县域都是从不发达的农业主导型或不发达的综合发展型,逐渐向中等发达的综合发展型或较发达的综合发展型演变。当然,这一地区也有少部分县域能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向较发达的工业主导型或商贸业主导型演变。这4类地区基本构成了京津冀乡村经济类型的结构板块,因此,在未来的乡村区域政策制定中,应该将上述4类地区划分成4类政策类型区,以利有针对性地扶持当地乡村的社会经济发展。#p#分页标题#e#

4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京津冀地区1999—2009年乡村经济类型的时空格局演变进行计量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从经济发展程度的演变来看,1994—1999年是京津冀地区乡村经济的脱贫期,不发达型乡村的数量明显下降;1999—2004年则是京津冀地区乡村经济的成长期,不发达型乡村和欠发达型乡村的数量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而中等发达型乡村数量上升较快;2004—2009年则是京津冀地区乡村经济的提升期,发达型和较发达型乡村的数量有所上升;2)从主导产业发展类型看,专业化发展型乡村的数量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其类型由农业主导型逐渐向工业主导型演变再向商贸业主导型演变,乡村产业类型从低层次的农业主导向经济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市场竞争的选择下,再向高层次的专业化主导型演变;3)从乡村经济类型的空间演变来看,近20年来,京津冀地区以下4个地区有着相似的演变路径,分别是:张家口、承德以及保定西部地区乡村;京津唐都市带所辖的县域乡村;河北省的各个地级市的市辖郊区及其毗邻县域乡村;冀中南地区除各个地级市的市辖郊区之外的平原县域乡村。京津冀地区是我国东部经济发展差距最大的地区之一,而且彼此发展利益紧密相连,制定统一的乡村发展政策明显不能满足各个地区最为迫切的发展需要,而将经济类型演变具有相对一致性的区域作为一个政策类型区有助于制定出更加符合当地发展的乡村扶持政策。当然,在每一个政策类型区内仍有不同经济类型的乡村,在统一的扶持政策之下,具体每个乡村还需要根据各自特点探索其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