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肇始于秦汉的羁縻政策，并演变形成于宋元、完善于明清、终结于民国的中国土司制度，成为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管理的主要政治制度，延续两千余年，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在各土司区内，也存在着不同民族和复杂的民族关系。各土司区的民族关系怎样，土司又是如何处理的，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对制定民族政策、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云南临沧傣族罕氏土司为案例，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关键词］
云南临沧；罕氏土司；民族关系；文化
本文所称的云南临沧傣族罕氏土司，主要指1397年耿马建城到1950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期间，先后在今临沧地区存在的罕氏家族统治的几个傣族封建领主制政权，主要为孟定土司、耿马土司和勐角董土司、勐勐土司。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学大师方国瑜、民族学家江应樑、人类学家芮逸夫等曾实地考察过，留下了《摆夷地琐记》等珍贵的图片和文字记录。此后，一些学者对罕氏土司作了实地考察和研究，整理出版了与罕氏土司相关的一批书籍，发表了一些论文，推动了有关研究的进展。本文在查阅大量档案文献资料和开展田野调查工作的基础上，对罕氏土司区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遗产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梳理，旨在抛砖引玉，就教于各位同仁。
一、民族关系
罕氏土司的历史是一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繁荣进步的历史。由于历史的局限，存在着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各民族之间也有矛盾冲突，但形成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统治者企图利用一方削弱另一方、或使双方相互削弱的反动政策所致。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频繁在阿佤山区开展情报收集、收买、颠覆活动，英国传教士在阿佤山区进行传教、收集情报等活动，使这种矛盾冲突又掺杂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成分。尽管如此，回顾几百年罕氏土司史，各民族之间交流学习、帮助支持、和睦共处是民族关系的主流，“丧共悲，喜同乐”①，政治上共命运，经济上互为依存，文化上相互交流和促进，交往密切。各兄弟民族在祖国西南这块土地上，共同抒写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历史，体现了高度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意识。罕氏土司辖区“境内男耕女织，鲜习文字。九种杂居”［1］。傣、佤、汉、拉祜、布朗、德昂、景颇、傈僳、彝、回等各民族交错杂居，关系复杂。1938年，耿马地区人口1万余户、4万余人，傣族仅占十分之二。傣族人民把自己和佤、汉、拉祜等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视为兄弟关系，这种亲密关系不仅有许多传说故事，还写在傣文史籍中。自古以来，耿马、孟定傣族民间有“尚过法，腊过勐”传说，意为混尚神开辟天，佤族人民开辟地，即便傣族在占据统治地位后，仍然承认腊人（佤、布朗族）是当地的先民。傣族居住在坝区、河谷，稻作农业发达，谷物等农产品丰富；山区民族则自然条件较差，出产有限，粮食缺乏，各民族之间天然形成了互通有无的经济联系，互相交流生产经验和技术。傣族使用的铁制生产工具大多由保山、祥云等地的汉族供给或各族匠人打造，傣族妇女喜爱的各种金银首饰的制作技术也是汉族工匠传授给傣族工匠的。佛寺的龙狮鸟兽花木等雕刻多半是汉族工匠制作，铸钟、水碾、墓碑石刻碑文等均出自汉族匠人之手。傣族对白族“剑川木匠”非常欢迎。各民族还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和文化，佤、拉祜等民族会说傣语和汉语，傣族同胞也会说汉、佤等语言。傣族舞蹈深受当地各族人民喜爱。罕氏土司袭职，德宏、镇康、孟连等地的土司和班洪、绍兴等地的佤王也来庆贺，互赠礼物。形成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繁荣进步、友好相处的局面，与罕氏土司采取的一些措施密切相关。
1．跨族联姻。跨族联姻是加强各民族之间联系、促进友好关系的有效方式，也是罕氏族人进入阿佤山区并获得居留权、进而取得统治权的有效手段。通过联姻，有效避免了民族之间的流血冲突，消除了各民族之间、各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和隔阂，稳定了土司的统治。其中，与佤族的联姻较多，使傣佤关系尤为亲密，如罕家公主嫁与佤族王子达芒钟、班洪王胡忠华娶傣族上层女儿宋炳良等。虽然民族上层的联姻主要是政治婚姻，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劳动者之间的非政治婚姻关系，对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民族团结和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布摆精心养护罕氏孤幼的故事被广为传颂，是傣佤人民友谊的象征。耿马土司罕真法执政时期（1452年—1472年），因司署内乱，印太罕妮携幼子罕沾到佤族部落悉尼大寨避难，让罕沾拜佤族首领布摆为养父，布摆将其抚养成人，并成了勤政爱民、百姓拥戴、有所作为的勐勐土司罕廷法。罕廷法临终前给子孙遗言：“对待别种人（别的民族），也要把人家当成我们家庭中的成员那样看待。否则家里一乱，外人就会来欺负你们了。”在他执政时期，勐勐地方安定繁荣，民族团结，成为顺宁府属三勐之中最强盛的地方。历代耿马土司都把大寨佤族视为亲戚，世代友好，相互尊重，使悉尼大寨佤族头人享有见到土司可以不下马、可在司署中挂刀自由出入的“特权”，被奉为上宾，大寨佤族也忠诚于土司，衙署亲兵卫队多由大寨佤族男子组成，成为智勇双全的忠义之士。傣佤民族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使两个民族紧密团结，共同建设边疆，保卫祖国。①
2．授予各族村寨头人以圈官、伙头职位，使其成为统治集团成员，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为土司征派赋役。
3．尊奉和祭祀臣服的各民族崇拜的领袖和英雄人物为勐神，使被统治民族得到精神上的慰藉。
4．积极调解民族矛盾。在勐董芒弄佛寺旧址前，有一棵被当地人民称为“民族团结树”的菩提树。1905年，佤族绍兴部落的永莫寨与完冷部落的永冷寨因“猎头”发生械斗，绍兴王请耿马土司罕华基和勐角董土司罕华相出面调解，罕华基郑重邀请顺宁府官员前往调解，把两部落王和相关村寨头目召集到勐董会议协商。在会上，罕华基说：“你们以后不要再互相砍头了，更不要来我们傣族地方砍头。你们来我们地方赶街，我们也不让我们的百姓欺负你们。”会议一致通过封佤族头目为“捧勐”（地方事务总管）官衔、绍兴王由“过勐”晋升为“召足”（印官）。会后举行杀鸡问卜、剽牛敬酒仪式，歃血言和，使双方亲善如故。为纪念调解成功，绍兴王、耿马土司、勐角董土司、顺宁府官员在会议地点植下3棵菩提树，并勒石“化外葫芦五王酋要世代和睦，友好相处，团结互助，对耿马土司的调解亦惟命是从，永不敌视”等铭文。令人称奇的是，天长日久，3棵菩提树竟然互相靠拢，长成参天大树，成为傣、佤、汉民族团结的象征。从此，耿马土司威信和影响大增，边地一带流传“佤王在绍兴，傣王住耿马”之说，罕华基墓志铭刻有“非则耿地人民心悦诚服，即化外葫芦地之五酋亦惟命是从，咸听驱使焉”［2］的记载。罕华基执政时期，“整个辛吐袜纳塔地方是一片繁荣昌盛景象，五谷丰登，人丁兴旺，没有战争，与各勐各地方友好往来，联姻亲善。”①民族关系的融洽，为各民族建设家园、保卫边疆发挥了巨大作用。在班洪抗英斗争等反对外来侵略斗争中，各民族兄弟坚定地站在一起，共同维护国家利益。勐角董土司辖地毗连班洪、塔亭等佤族部落王地，“四山皆倮黑佧佤，治理甚难”，民族关系尤为复杂。傣族约千余户，主要居住在坝区。罕氏土司规定的门户赋税各项，仅由傣族负担，对辖区范围的拉祜、佤等民族还由土司“随时予犒赏，以资联络”［3］。20世纪初，英国牧师永伟里父子在阿佤山区开展传教活动，积极为英国殖民者收集情报、笼络人心。“英国教会在卡瓦山、祼黑山，以岩帅入教最久，受毒最深，为基督教势力中心，凡入教者皆为土匪，平时以劫掠威胁其他寨民入教，不从则杀人放火之祸至，附近数百里莫可谁何。”［4］佤族和拉祜族地区，“人民信奉甚多，几占全人户四分之二”，②形成以岩帅为中心的一方势力，佤族教民只听教会而不听土司头人管理，甚至到了“永伟里行止所在，护卫如云，俨然一南面王也”［5］的程度。在经济上，“入教之人每次须交米一口、鸡蛋一个，否则交银两毫，月终复做大党一次，每人须交一元以上之现金。综计耿马区域附近野人山一带全年被吸去之金钱至少约在十万以上，民间财力枯竭。”③传教士还借机制造和扩大民族矛盾，向教民提供军火。教会活动已成为罕氏土司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1935年5～8月，永文生煽动指使岩帅佤族教民与勐角董土司作战，勐角董土司战败，罕华相逃到孟定，教民沿路烧杀，很多佤族、傣族村寨遭殃，勐角、勐董3个规模宏大的缅寺被焚毁，勐角、勐董市镇一片焦土。经过此次烧杀，勐角董傣族同胞由1000多户减少到100多户，勐角董土司与岩帅佤族矛盾空前激化，罕富民曾发出“有你（指岩帅）无我了”的感叹［6］。1940年3月13日，在教会的操纵下，沧源设治局长陈汝珍及其随从在岩帅查禁鸦片时被教民砍杀。沧源解放后，随着党的民族工作的开展，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勐角董傣族与岩帅佤族的仇恨才逐渐消解。
二、多元民族文化
傣族文化博大精深，主要融合了百越文化、中原汉文化、印缅佛教文化和本民族文化。临沧罕氏土司区为多民族聚居区，毗邻缅甸，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这里成为多元民族文化的交汇地。南传上座部佛教、缅甸掸族、傣族、汉族、佤族等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别具特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民信佛的社会，佛教文化已渗透到礼俗、节庆、文学艺术、建筑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罕氏土司区域民族文化的重要源泉。佛寺既是传教场所，也是傣族人民学习传统文化的学校。建于清道光年间的沧源县勐董镇广允缅寺，是我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现存建筑中保存较为完整、历史悠久、艺术价值较高、多元民族文化特色显著的建筑，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斗拱、飞檐等构件是汉文化建筑，而干栏式楼房、厅堂又是傣族建筑风格。大殿门外木柱上雕有两条巨龙，穿过木柱伸出头颈，张牙舞爪作抢宝状，制作技艺精湛。殿内绘有10幅具有传统中国画风格的珍贵壁画，内容有佛传故事《逾城上走》《黑他玛成佛》和清政府册封当地土司的场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风土人情、礼俗制度、阶级关系、建筑艺术等丰富的内容，成为边疆各族人民文化交流历史的见证。其中保存的沧源木鼓是绍兴佤族赠送给勐角董土司的，是有上百年历史的珍贵文物。多元文化特色还体现在建筑方面。司署衙门的宫廷式布局、对联牌匾等，显示出深厚的汉文化内涵。民国初期的勐董城市没有城墙，周围有傣家竹林环绕。城中有4座金碧辉煌的佛寺，司署建筑宏丽，居民多住瓦房。城中有溪流经过，街道大路以石块铺就。
“边区有此美丽之城，乃汉族文化之表现，土民咸赞美之。”［7］傣族具有兼容开放的民族特性，不仅丰富了本民族文化，也成为受汉文化影响最大的民族。“今滇边民族中，以摆夷文化程度为最高，知慧不让汉人。”［8］《明史》卷三百十载：“土司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冥顽，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9］民国时期，开办有“裕卿小学”等，设立汉语、汉文课程。罕氏土司子弟如罕贵德、罕富民等通常送入昆明南菁中学就读。学习汉文化，既是中央政府对土司承袭资格的要求，也是土司为了提高统治能力，加强与内地文化交流的需要。耿马第21世土司罕华基不仅精通傣文，还能用汉文赋诗作对。年方50即传位长子罕富国承袭，宣布退位，一面扶幼摄政，一面致力于傣族文化的收集整理工作。他还聚集社会贤达和傣族知识分子，将《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汉文名著和民间故事传说翻译成傣文叙事长诗，促进与内地的文化交流。至今，耿马地区傣族民间仍然流传着他的《桃园三结义》《石猴》《唐王李世民》《姜太公钓鱼》等叙事长诗译作。孟定弄阁太爷罕定国“颇知中国史事，能以摆夷语述三国演义”［10］。在耿马地区，傣族人民也同汉族一样过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期间，杀猪宰鸡，相互拜年，请客喝酒，年轻人穿新衣、放鞭炮、向老年人磕头拜年，开展荡秋千、打陀螺、吟诗等活动。泼水节是傣族人民最隆重和热闹的节日，布朗、佤族也有同样的节日。在傣族和其他民族杂居地，其他民族也参加或应邀参加泼水节活动，被待如上宾。傣族人民勤劳智慧，能歌善舞，文化灿烂，尤以傣历、傣文、文学艺术著名。文学作品如《朗金步》（又译为朗京布、朗鲸布）系列的“少女吃螃蟹”“少女吃青蛙”“一百零一棵接花树”；沧源县班洪、勐董地区的叙事长诗“婻金波”“娥并与桑洛”等故事，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傣族民间谚语丰富，其中不乏格言警句，凝聚着很多生产生活智慧，发人深省。傣文佛教经典是傣族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傣族人民能歌善舞，乐器有象脚鼓、铓锣、笛、三弦等，舞蹈有跳摆、孔雀舞、马鹿舞、麒麟舞、白象舞、蝴蝶舞、手巾舞、花舞等。傣族的竹编、刺绣、剪纸、绘画、雕刻、制陶等技艺，是傣族人民长期实践世代相传的智慧结晶，也是宝贵的民族艺术珍品。手工技艺孟定芒团白棉纸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于一些山地民族而言，傣族拥有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在与各民族相互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占有很大的经济和文化优势。一些山地民族认为傣族物产丰富是因为信佛，因此也积极引进南传上座部佛教和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积极引进傣族先进的农耕技术，学习傣族的礼仪、语言和清洁等生活方式，使原有的一些粗鄙的民族性情也变得温和友好和细腻。芒洪、翁达等地的“山傣”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族文化融合、通婚的必然产物。佤、拉祜、崩龙等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也创造了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佤族的木鼓舞、刀舞、芦笙舞、臼棒舞、拉祜族的葫芦笙舞、景颇族的集体舞等舞蹈，彝、傈僳族打歌等，生动地表现了各族人民勤劳、勇敢的性格和生产生活情景。佤族的《司岗里的传说》在中华民族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有重要的民族学价值。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纳入版图的少数民族地区大多采取“以夷治（或制）夷”“以夷攻夷”等歧视和反动政策，封建统治者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收取更多的贡赋，满足统治欲望。规定土司区有“纳贡”和“供征调”的义务，却很少或从未想到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教育文化事业，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正常发展，客观上造成了罕氏土司社会发展缓慢的状况，但在岁月的磨蚀中，依然给世人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土司文化遗产。乾隆六年（1741年）土司罕信忠执政时期修建的沧源县勐董镇广允缅寺，以其保存较为完整的典型的南传上座部建筑风格、具有很高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的壁画，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耿马景戈白塔，至今仍然是当地僧侣和信众开展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成为耿马县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耿马总佛寺（官佛寺），建筑飞檐斗拱、雕龙彩绘，宏伟壮观，至今仍是全县佛教活动中心。位于勐永镇东南2公里的炳允山上的罕氏土司墓群，为耿马历代罕氏土司安葬地。其中以第21世宣抚司罕华基墓最为壮观。墓高5米，宽10米，长6．8米，雕有龙、凤、狮、象、鹿，置有高103厘米、宽54厘米、厚6厘米的大理石碑文，用西傣文（经文）记述罕华基执政功绩和21代土司名录。
留存至今的耿马土司府建筑，主要为议事厅和小洋楼，目前已成为临沧市第一家民族博物馆———耿马傣族佤自治县民族博物馆和民族研究所办公场所，展示耿马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土司时代人们生产生活的照片、实物，开展民族文化研究，对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推动耿马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罕氏土司印鉴如“耿马宣抚司印”“孟定府印”“干城后将军篆”等，成为重要的文物，见证了罕氏土司区归属中国的历史。至今，耿马官佛寺仍保留有227部745卷傣文经书，沧源各佛寺藏经6666册，与《召伍定》《伍定满佐》等傣文珍贵史籍一起成为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具有很高的研究利用价值。近年来，以双江县勐库冰岛古树茶为原料加工而成的“茶王冰岛”已成为国内外普洱茶爱好者公认的好茶。该茶叶品种即为中国名优茶叶有性系品种———双江县勐库大叶茶，具有条索肥硕，多葺毛，显毫，芽尖红，鲜爽回甜等特点，其内含物质丰富，茶多酚和儿茶素较高，适合制成绿茶、红茶和普洱茶。溯其源流，即始于罕氏土司对茶树的成功引种。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勐勐土司罕廷法得知西双版纳农民种茶情况，即派李三、岩信、岩庄、散琶、尼泊5人到西双版纳的勐海等“六大茶山”地区带回茶籽200多粒，在冰岛培育试种成功150多株。之后，勐库的各村寨多有种植，源自西双版纳的茶叶品种找到了特殊的生长环境，逐渐形成有名的“勐库大叶茶”这一著名的有性系茶叶品种。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勐勐土司罕驼法与顺宁土司联姻，作为罕氏土司公主的陪嫁，送去勐库大叶茶种籽数百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顺宁知府琦璘与县绅陈维寅各捐银50两，引进勐库茶籽，开辟凤山茶园，推广种茶，使这一优良茶种传到凤庆，演化为著名的“凤庆大叶种”，促进了凤庆成为中国著名的茶区。土司统治时期，茶叶已成为土司向农民派捐的重要物资之一。民国初年，双江县茶叶种植扩大到坝卡、懂过、公弄、邦改、邦木、邦协、勐库、勐勐等地，勐库和四排山成为全省著名茶叶产区，一度年产万担，收益在稻谷、棉等农产品之上，是茶区农民的经济命脉。茶叶销往下关、昆明、四川、西藏等地及邻国缅甸、东南亚国家，成为顺宁茶厂的主要原料产地。1923年，保山人封维德集资数万元，到勐库购茶种百驮，运至腾冲县窜龙、蒲窝两乡种植，这一优良茶叶品种逐渐在保山地区推广种植。优良茶树资源由西双版纳向临沧、思茅、保山等地传播，是以民族迁徙、民族间的婚嫁作为媒介，茶树找到了海拔较高、云雾更大、生态条件更加优越的环境，它们和当地原有的茶树品种进行了天然的或人工的有性杂交，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优良新品种茶树，丰富了云南西南部地区大叶茶品种资源，以茶为媒，品茗交流，使茶在民族文化和农艺交流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云南各兄弟民族形成亲密和睦的民族关系。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大白牛经》的故事曾经广泛流传在土司和民间。曾经是孟定土司宫廷里的道具舞蹈《蝴蝶舞》，现已成为特色鲜明的傣族传统歌舞。
作者：罕燕 单位：云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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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草稿普洱之三沧源、宁江情况［Z］．19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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