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论文范文1
城市作为复杂多变、包罗万象的现象集合和社会存在，其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定义。总体来说，城市的定义包含以下几个要素。第一，环境（生态）要素：这主要包括满足城市生产发展的人口、资源和自然等客观环境要素。第二，经济要素：城市是经济集聚和经济功能性的载体，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物流、空间、资本等要素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第三，社会要素：主要是指城市生产方式、价值观的独特呈现和表达方式，城市社会特征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城市并非是简单的人口、生产资料、商品交换的聚集地，它“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城市是人类文化的载体和存在方式，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和人格价值诉求。正如斯宾格勒断言：世界历史就是城市和市民的历史。可以说，城市的发展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城市文化的发展历史。人类把城市作为地域性乃至世界性的发展中心，留下城市独特的建筑、习俗、风格等文化遗产，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成塑造为城市的灵魂。为了更好地理解城市文化，本文借用任平教授关于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内涵定义：所谓文化就是与自然相对立的人类“内隐的或外显的行为方式”，文化在本质上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而城市文化就是以物质的和精神的空间显现的人的文化，城市、人、历史、文化及其相互关联城市的灵魂。城市文化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物质文化层即城市的建筑文化，管理秩序层即生活与行为制度层次，精神秩序层即心理观念文化等人文价值层次。这其中物质文化是城市文化的基础，制度文化是中介，生活秩序文化是表现，人文价值文化是灵魂，整个城市文化不过是由精神秩序、人文价值核心外化构成的文化价值体系。城市文化是城市与文化的统一体，是城市精神外化及人格化的表现，是都市人之为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城市文化属性首先表现为城市文化的开放性。开放性在早期商业城市的海外贸易和经济交往中得以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城市作为空间节点开拓世界市场建立普遍联系时，城市体系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借以经济、文化的开放迅速扩大。对不同文化的接纳是城市社会交流的必要前提，源于经济的发达开放形成的对不同地域、文化价值观的异质主体的开放包容，最终打破传统乡村文化保守性而形成城市文化的开放性，成为城市文化的根本特征之一。城市文化属性其次是自治性。城市文化自治性是指内化为城市价值、文化结构、行为模式的平等观念、民主意识和法治精神。平等是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是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承认和尊重，资本主义对交换价值的追逐，将平等观念与实现人的独立性一同“植入”了城市文化的精髓。在平等观念基础上进而产生广泛的城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政治参与秩序。现代城市社会的复杂分工与社会交换呼唤确定性、统一性、稳定性的规则，于是正规、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开始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法律本身还内涵着对平等、自由、民主的价值追求。现实来看，平等、民主、法治基础上产生的市民社会真正成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城市正是市民社会的诞生地和发达健全的标志，是世界市场的支配力量。城市文化属性核心归于自由性。卢梭认为，人人生而自由。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资本主义以对私有财产的自由支配与处置、以自由竞争为内在规律的资本增值实现对经济秩序的无形维护，自由文化表现为经济行为和社会功能上对提供选择的可能性、实现目标的手段的多样性以及获取劳动成果的公平性的满足，对自由的追求是人的本质复归的过程，是完整的人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的过程，是从本质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彰显的过程。
二、城市文化的西方视阈演化逻辑
考察城市形成、发展史，可以发现城市、城市文化是生产力水平和专业劳动分工的必然产物。当公元前五千年左右人类发展所需的农作物开始积累时，一部分劳动人口得以解放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工作，早期城镇就已经雏形显现。人类长期的远古狩猎活动、谷物栽培、规模化生活以及文字记载等各种手段的实践和社会变革中，全部发展使得村庄文化逐步向城市文明退让。“人类能力的发展，人类自我的扩大……这种发展文化在城市结构上有许多表现，所有这些都是这种独特过渡的具体表现形式，亦即文明的兴起”。然而由于其与现代城市的突出差别，使得这样的前现代性城市（城邑、城镇）的发展数量、规模和质量都十分有限。随着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号角吹响，现代性主导的城市化浪潮在世界各地以爆炸性的姿态快速推进，其与前现代城市在功能、规模、性质等各方面呈现出本质差异，正如吉登斯所描述：“现代的城市中心，是根据几乎完全不同与旧有的将前现代的城市从早期的乡村中分离出来的原则确立的”。然而，现代城市化的目的也仅仅在于实现工业化，进而满足资本日益膨胀的本性。科学技术无所不能的假象膨胀了工具理性，在造成理性与自然和人性的断裂的同时，造就了启蒙成为新的神学的退化。现代城市化造就了高效的生产机制、发达的工业社会，但两百年间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将人类在工具理性催生下的贪婪堕落极致展现，现代文明在现代性、资本全球化泛滥中造就了城市的发展困境和城市文化的无序迷茫。工具理性的失败呼唤人文理性的回归，人类和城市曾经追求的工业文明城市结构正在坍塌，当前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在通过信息重置人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之间的关系，并深刻地变革城市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同时，城市表面繁荣下的冲突与浮躁深入城市文化肌理。面对城市和城市文化问题，西方学者从不同维度展开了深刻的思考与探索。以列斐伏尔、大卫·哈维、爱德华·苏贾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将空间纳入资本扩张、生产方式的逻辑并视其为资本主义进入新阶段的表现。列斐伏尔通过“社会性、历史性、空间性”三元辩证法的改造，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正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通过社会生产关系由空间中物的生产转变为空间的生产即生产空间本身。大卫·哈维通过对“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升级，坚持认为城市生活中表现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时空压缩”体验，资本同一性扩张过程也是不平衡地理学的形成过程。爱德华·苏贾也认为空间具有本体论的性质，城市空间不再是生产的容器存在，而是被纳入了商品生产、利润增长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城市空间具有自身再生产的能力和文化属性。海德格尔、胡塞尔、刘易斯·芒福德等后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崇尚对日常生活的回归及去中心化、差异化的文化，后现念与当代城市文化的变革融为一体。人本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以情感、意义为本体，从人的认识、情感与本质的重读和发掘，用积极的日常生活经验来包容、协商和认同全部的差异、多元，倡导人道主义和日常生活实践的城市文化理念。海德格尔将城市定义为商品化、技术化、市场交换的场所和产物，通过对现象学文化意义的回归，揭示人类存在的根源及生命意义。胡塞尔否定实证主义的科学原则和量化的工具理性，以回到生活世界重拾丢掉的文化、价值实现对意义理性的重建。刘易斯·芒福德超越城市原始的防卫与商业等实用功能，在更高层次上阐释了城市力求差异化的文化交融和文化城市作为城市文明与社会的本质存在。
三、城市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逻辑
在城市文化的现代与后现代争辩、多元性与一元性激烈交锋的背景下，“只有通过某种主导型文化逻辑或者支配性价值规范的观念，我们才能够对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真正差异做出评估”，这也为马克思主义对城市文化的审视批判提供了出场的可能。马克思将资本主义作为城市文化分析的现实语境，揭示资本作用下丰富、多样、复杂的社会历史性，明确扬弃资本逻辑作为实现社会发展统一的样态，是马克思主义城市文化理论的基本批判理路。
1.人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城市文化论述的本质解读。
在关于人的发展的规定性上，马克思将人的发展过程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三个阶段，并分析认为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人的存在发展方式，人类最终将实现“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关于人的发展的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起点是人对自然的改造，“自然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来说才是存在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统一”。当然，有生命的个人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第一个历史事实则是有生命的个人的物质需要，这样的物质需要表现为衣食住行，由个人组成的交往关系就构成了社会的全部内容。城市代表着社会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和文化追求，个人和社会具有内在同一性，社会的生产发展也产生于个人的社会实践和创造并最终服务于人的需要，从而形成了人的现代化作为城市文化的本质要求的唯物史观依据。正是基于此，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认为城市的作用在于改造人，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刘易斯·芒福德表示城市从一开始便具有人类性格的许多特征。
2.文化来源于人的实践活动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首先，劳动生产是实践的最主要形态，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只表现为价值增值过程的一种手段”。一个阶级通过对物质劳动和资本的占有，占据社会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私有制、基于私有制存在的文化对立贯穿了文明的全部历史。其次，马克思通过劳动、实践走向唯物史观。马克思强调感性的活劳动即实践的主体地位，社会物质（商品、货币、资本）是物化劳动的产物，人口是实践主体，物质生产方式是主体用实践的劳动工具组成的生产关系作用于实践对象，社会存在本质上就是社会实践结构，这样就构建了从实践观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通道。最后，实践活动是一切认识的起点和认知的根本手段。一切社会存在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实践是把握、理解社会关系的根本方式，马克思主义就是以实践把握现实世界的系统化世界观理论。
3.对资本统治逻辑的揭示和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城市文化论述的核心。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的崛起是由以工业文明浪潮为基础的现代化运动直接造就的，工业文明在资本统治逻辑的推动下表现得无处不在。资本的本性首先是逐利性，对利润而不是道义的追求是资本与生俱来的本性。“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其次，资本运动和扩张具有贪欲性和无限性。资本只有不停地运动才能保持资本的本性，一旦停止运动就转化为一般的货币和财物而不是资本本身而存在。资本的第三个属性是物意性。资本的本性必然要把所有的生产要素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把一切都变成资本的逻辑。资本主义就是把一切劳动物质化，把一切物质商品化，把一切商品资本化，使人类社会进入物意性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样态。资本的第四个属性是依附性。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资本形态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到借贷资本的变化，正是资本与其创新特性相联系寄生性加强的体现，资本的创新是服务于资本增值需要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的深入剖析，形成了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的资本批判逻辑。
4.批判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城市文化论述的语境。
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最大化对自然的耗费和对主体的普遍物化，批判了作为资本主义罪恶的生动体现的工业城市，批判资本主义城市文化的基本样态：城乡对立、阶级对立。马克思坚持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并批判指出，资本的发展必然遭遇自然与历史界限，只有全面化和过程化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才是对资本逻辑在生产生活中对自然的无尽索求和对人的无限物化的彻底扬弃。而且，马克思的革命性、批判性是与建设性、发展性同为一体的，对资产阶级的无情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执著追求是互为一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物对人的统治关系下，人对人的依赖关系是由资本对人的统治、资本家对资本的掌握，导致的人对资本家的依附关系。随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和国家政权的消亡，人类才开始成为社会和人自身的主人即自由的人，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将资本批判与社会建设结合，用新世界观、新历史观分析当代资本社会和城市问题，向世人宣告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最终实现空想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向。
四、结语
文化哲学论文范文2
传统的科技哲学观念包括三个基本假设:第一，科学命题具有普遍性，理论是研究的最终成果，存在一种科学知识从地方性到普遍性的过程，最后的科学知识一定是普遍化的，这个过程被称为“去地方性和去语境化”;第二，实验、观察等科学中因素与理论相比处于从属地位，理论处于第一位;第三，研究的地方性场所、实验建构及所需的技术设施、研究人员所处的特定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研究中遇到的实践性难题，都视为科学知识产生的偶然因子。所以在传统科学哲学观念视野中，对科技文化的内容主次地位理解便是:科技知识处于核心地位，具有统御性，因为科技知识是普遍性和适应性的。其他的科技制度、科技教育等往往处于从属地位，是围绕着科技知识进行的，基本构成了“众星拱月”式的科技文化观。而科技实践哲学则不同，在对传统科技哲学批判的基础上，以实践为核心，它提出了自己的科技文化观念。第一，它认为根本不存在完全独立的客观世界，“只有介入世界，我们才能发现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实践就是世界活动的一部分。第二，科学研究实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科学知识和其他理论知识相比，并不具有优先性，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科学知识本身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再适应”的过程，而不是“普遍性展现”的过程。第三，观察实验和科学知识本身相比不是次要的，从属的，而是必须的，他们使得科技知识变得“普遍适应”。由于科学实践哲学对科学技术完全不同的理解，其科技文化观念便截然不同。正像第三点所描述的，它认为科学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并不能分出主次，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地位是非常平等的，构成了“平行”式的整体科技文化观。美国媒介理论家和批评家尼尔•波斯曼在其著作《技术垄断》中曾有深刻的描述。“技术变革不是数量上增减损益的变革，而是整体的生态变革。”在他眼里，新技术的诞生是一堆黑火药里面送入了一个火苗———并不是牛顿范式下机械论所描绘的简单增减替换，而是一个整体的化学反应。技术并非作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生态的整体而存在，“重要的(技术)变化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不仅仅导致这个技术群的变革，而且也将导致整个相关的社会生态的变革。为了更好地理解科学实践哲学的整体科技文化观，下面将围绕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科技文化建设来展开。
二、陕甘宁时代科技文化建设成功缘何可能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便开始着手进行陕甘宁边区建设。当时陕甘宁可以说科技文化全面落后，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科技知识匮乏。陕甘宁迷信泛滥，广大群众旧意识、旧习惯严重存在;卫生防疫知识空缺，边区疫病肆虐，人畜死亡率很高。农业生产基本是粗放式经营，基本靠天吃饭，使用原始技术和工具，农作物单产低下。工业技术非常落后，基本只有零星的轻工业，严重依赖外援，一半以上县份的人民不懂纺织。二是科技教育落后。陕甘宁边区学校极少，文盲占90%，有些村庄100%的为文盲。曾任边区主席的林伯渠曾经这样描述道:“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再如华池等县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于小学，全边区过去也仅有一百二十个，并且主要是富有者的子弟。整个边区的中学生是屈指可数的。社会教育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初期文化教育与传播极端落后的矛盾使得科技文化建设形同虚设。三是科技体制空白。由于地处偏远，这块地区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科技政策支撑，也没有任何科学研究机构涉足，更谈不上科研团体的出现。按照传统科技哲学中科技文化观的观点，在如此愚昧落后的地区开展科技文化建设，应该以科技知识为核心，其他的科技教育以及科技体制为辅，才能真正开展起来。但事实不然，由于陕甘宁边区科技文化建设极端落后，简单地普及科技知识并不能达到科技文化建设的目的。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反而遵照了科学实践哲学的整体科技文化观，每一块都下足了本钱。
(一)科技知识建设
科学知识在传统科技哲学看来是普世的、客观的，不受到任何约束的。但是在实践哲学看来，它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并不具有优先性。要使得科学知识变得“普世”和“优先”，必须辅之其他的技术方法，最难并不是知识本身，而是让受众能够接受。陕甘宁边区当时虽然落后，但是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基础非常牢固:迷信普及、传统靠天吃饭的耕作等等加剧了科学知识建立其权威的难度。特别要指出的是，科技知识还面临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念———从事农业生产中传统农民所选择的“安全第一”的原则。詹姆斯•C•斯科特在考察东南亚农民的生存状况后认为，农民经济的活动并不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而是遵从“安全第一”的原则。因为在传统的农业中，农民的生活环境恶劣，依附于地主的情况加上自然规律的不确定性，不得不选择自保优先。“如果说把农民看作面向未来的熊彼德式的企业家，忽略了他的主要生存困境，那么，通常的权利最大化假设则没有公平地对待他的政治行为。”在陕甘宁边区的科学知识建设过程中，边区政府在技术推广和知识普及中最难做的一环也是让大众能够相信并且接受。在医疗方面，边区政府教育和动员群众，同分散在边区各地的二千多个巫神作斗争，取缔他们的活动，揭露他们的骗人伎俩，直接消灭了旧有知识滋生的土壤，为卫生防疫普及铺平了道路。紧接着大力提倡建厕所、立猪圈、挖水井、灭虱子、勤洗晒、新法接生等，改变群众中的不卫生习惯。边区政府充分发挥千余名中医、二百余名西医、五十余名兽医的作用，发动和组织他们到农村或疾病流行地区服务。在农业技术上，边区政府遵照“利用原有的落后生产工具和技术，在可能条件下逐渐进到新的”指导方针，注重推广和发挥新式农作技术和先进工具的重要作用。光华农场成立于1940年，是边区唯一的农业试验场。这里集聚着一批由林伯渠亲自从延安各单位抽调来的优秀的农业、畜牧、兽医专家。尤其是在1942年，甘泉等县流行牛瘟，严重威胁农业生产。光华农场派兽医前往防治，在试制免疫血清和疫苗成功后，用铜制造注射器，用瓷瓶代替玻璃瓶，仅用半年时间，就扑灭了边区牛瘟，在群众中树立起了科学知识的权威。农场推广农作物、蔬菜、家畜良种，培育出优质高产的狼尾谷，两年间推广到17个县，面积一万余亩。农场逐步摸索出一些增产丰收的科学方法。诸如，加强试验农场、扩大良种、研究和改良工具、精耕细作、广施肥料、防治病虫害，改进植棉打卡，兴修水利，营造气候林，改良畜种等，改进羊的饲养管理及防疫等。这些新技术新方法的推广利用，对提高作物产量、改变农业落后面貌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靖边农民说:“先种麦子插黑豆，黑豆地里带萝卜，旱涝保收。”就是光华农场向农民推广的结果。经过边区政府不断运用科学技术这一武器让广大群众能够耳闻目睹，尤其是在破除迷信以及医疗上的受益，边区老百姓终于能够接受科技这一强大武器，并且对科学知识开始接受。但科学知识还需要普及，而且科学知识本身并不能代替科学文化建设，科学技术的运用只是第一步，要科学知识扩大范围并且完全占领思想阵地，还需要科学教育的传播建设。
(二)科技教育传播建设
科技教育传播建设在边区并不是科技知识建设的辅助，反而成为了非常核心的一环。但科学教育的传播在当时的环境下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正向我们前面所说的边区的文盲众多，不要说普通的农民，就是共产党员都有很多人不识字，更谈不上普及科技知识。陕甘宁边区政府非常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经费极端紧张的情况下，依然对教育经费的调拨、学校干部的配备、提高教师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尽力给予支持，使边区文教事业得到较快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边区根据关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指示精神，落实了以干部教育为主，国民教育为辅的方针。具体次序为:干部在职教育、干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儿童教育。干部在职教育被放到全部干部教育的首位来抓，贯彻“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精神，坚持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联系实际，进行业务、政治、文化和理论方面的教育，使广大在职干部不断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文化水平和业务水平。同时，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边区政府的倡议下，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先后创办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行政学院、军事学院、延安大学等二十多所干部院校，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陕甘宁边区的群众教育以扫除文盲为中心。边区政府提出，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地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为此，采取创办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冬学等形式，进行抗战政治文化教育。到1941年，全边区这四种组织共有3940处，人数达4707人，对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了尽快扫除文盲，在的支持下，林伯渠与吴玉章等一起，发起了新文字学会，积极推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边区创办新文字报刊和学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经过边区政府不断努力，抗战期间，边区共有中等学校7所，其中中学3所，师范4所，在校学生2487人。1943年，边区有初小、完小444所。1944年边区政府提出“民办，公助”的政策以后，各县创办了570多所村学和150所私立小学，到1945年上半年，小学发展到1377所，学生达34004人。还有边区各地的三千三百多个读报组。从这些实践中我们看到，科学文化正是在这里站稳了脚跟，整个边区的科学文化这个时候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范式的转换。但是科学文化并不是一个静止的过程，尤其是科技本身，需要不断给予新鲜营养，才能不断提升，这迫切需要边区政府在文化建设上更上一层楼，从体制上加以保证。
(三)科技体制建设
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科技体制建设，自1939年开始，便颁布了各项政策，在院校规制、人才引进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建设，随后在党中央的支持和鼓励下，各种科技团体也如雨后春笋涌现，活跃了边区科研气氛。1939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边区科技政策的任务为开办实用科学研究所，以发展工业、植物、土木工程、动物、化学、地质等的科学研究，造就科学人才，以供应发展国防经济之需要。1939年5月便创办了自然科学研究院，同月在《发展国防教育提高大众文化加强抗战力量案》中，提出了发展边区教育的创设技术科学学校，造就建设人才等7项办法。1941年颁布了《发展边区科学事业案》之后，建立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1942年5月的《关于建设厅技术干部待遇标准的命令》和《1943年度技术干部优待办法》，将技术人员分为四个等级，分别在津贴、衣服、住宿、出差、饮食和书报供给等方面给予特殊照顾。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建立了科技团体。如，1938年2月6日设立的边区国防科学社;1940年2月5日设立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1940年6月成立的国医研究会和延安中国农学会;1945年3月成立的中西药研究会。
三、经验与启示
陕甘宁边区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人才和科技管理人才，改变了边区的落后面貌，发展了边区的经济。更重要的是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科技教育积累了经验。就科技文化理论探讨本身来说，则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
(一)在科技文化建设前期，必须树立起科学知识的权威
由于原有的地方性知识植根很久，要使得科学文化知识被群众接受，必须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范式转换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漫长而且涉及面广。正如陕甘宁边区所呈现的那样，涵盖从迷信认识到医药农业等。要取得成功，一要靠科学技术本身的威力，使得当地老百姓能够获利，二要靠系统性的推广。
(二)在科技文化建设过程中，科学教育必须从核心抓起
陕甘宁边区在文盲率高的情况下，坚持自上而下的方针，先干部后群众，这样有计划地推广便于普及到全边区，尤其在普及过程中坚持了政治教育和科技教育相结合的方针，保证了宣传的有效性。
(三)在科学文化建设巩固后，必须建立起推进机制
科学文化建设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而是一个动态稳步提升的过程，体制建设不仅是保障，更是一个促使科技不断前进的动力。在普及任务开展和落实中，边区政府适时地出台相应的体制政策，是科技文化稳重提升的保障。
(四)科技文化本身既是理论建设的过程更是实践过程
文化哲学论文范文3
传统经典文本可以让学生学会关爱家人，有孝亲意识。“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在《陈情表》中，李密与祖母相依为命的艰难生活，李密为了侍奉患病的祖母而屡次陈情辞官不做的至孝至亲又如何不让人感动落泪？“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袁枚的《祭妹文》每每读来都会潸然泪下、涕泪沾巾、感动非常。对比当今社会亲情淡漠、自私自利者动辄即将父母弃之不顾的文化气候，传统经典文本中强烈的孝亲观念无疑会给学生以深刻的审美情感渗透。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孝亲意识的人能有健康的职业情感。席勒说：“从感觉的被动状态到思维和意愿的主动状态，只能通过审美自由的中间状态来完成。……一言以蔽之，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要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别无其他途径。”蔡元培《在国语传习所的演说》中认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蔡元培认为在国文教学中要把教材内容里足以引起美感、激发高尚情操的部分，教材形式上足以引起美感、激发愉悦情趣的部分，必须充分加以利用，使国文教学在实现其新的教育宗旨方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传统经典文本可以让学生学会珍惜友情、爱情，尊重友情、爱情。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相知相惜；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磊落洒脱，都可以在审美中让学生得到情感的洗礼，从而使他们能得以在日渐异化的现代化社会中、在日渐疏离的人际关系中葆有一颗情感的心，从而提高职业情感。“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坚贞执着“；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东坡对亡妻的痴情思念，都可以在审美情感的渗透中使学生在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社会中，在“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物质爱情中有所醒悟，从而反思自己的情感选择的价值尺度。奥斯汀的“言外行为”“、以言行事”等文学述行（speech-act）理论亦证明了文本的强大审美教育功能。“文学不仅创造自己的世界，而且还对现实世界产生（或施加）影响。”
二、传统经典文本的行为哲学审美文化渗透功能
中国的职业教育起步比较晚，因此也存在着许多不足。“课程偏重‘专识’技能，忽视‘通识’修养。”“教学重‘物’轻‘人’”。职业院校的学生和中学生的学习目标有巨大差异。职业院校的学生大都想学得一技之长，这也促使职业院校的以职业技能培养为重心的人才培养目标，因而职业院校的学生普遍缺乏世界观、人生观的哲学审美文化指导。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经常感慨：人上过高中和没上过高中就是不一样啊。高中阶段对于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至关重要，并且因着高考的压力，无论是哲学、语文、政治、历史的学习都会影响学生的思想乃至人生。五年制高职的学生是初中起点，进入职业院校后，除了幼儿教育、初等教育文科等文科专业，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都是公共课，学生都不会重视。对于哲学更是没有丝毫兴趣和感觉。于是进入工作岗位就难以达致人与物、人与人的和谐，受不了挫折，经不起打击，处不好与上级和同事间的关系。如果五年制高职院校的语文教学在必要的知识学习的基础上注重对学生进行哲学审美文化的渗透，以历代文人的亲身人生体会，形象地让学生具有一定的哲学审美文化修养，对于学生职业素养的提高是大有裨益的。苏霍姆林斯基说“:我一千次地确信,没有一条富有诗意的感情和美的清泉，就不可能有学生的全面智力的发展。”比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其中就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人需有志，人需有坚韧精神，人需有探索精神，成功不会一蹴而就等。陶潜的《归去来兮辞》，“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可以让我们反省自身，反观自我，调整心态，尽快适应新环境。文学不只是人们工作之余的闲情偶寄，它还具有述行（speech-act）的力量“‘言语本身即行为。’使用这样的语言时,不再像最经常的那样是去‘描述’世界，而是给现实带来‘一些变化’。”传统经典文本正是因着这样深刻的述行力量使学生在潜移默化当中得到审美文化的熏陶，提高职业素养。
三、传统经典文本的生命哲学审美文化渗透功能
情感教育是着眼于人的情感等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的共同和谐发展，通过“情感”这个中心环节，将“认知”和“道德意志”联结起来，并调节二者之间的矛盾，从知、情、意三方面全面塑造学生人格，以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为目的的教育。对于人生起伏跌宕、荣辱悲欢的感悟至深者莫过于苏轼，他的诗、词、文广布各年级的语文教材。林语堂既是国学大师，又中西贯通，他只给两个人做过传，一是武则天，一是苏轼。人生观的契合或许是林语堂选择为苏东坡做传的重要原因吧？苏东坡少年得志，一直做到“判官诰院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然而由于夹在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因而仕途坎坷、大起大落，屡次被放外任或被贬至偏僻蛮荒之地。在黄州艰难困厄、被人误解、鲜有人理会；《与程秀才书》曾言到，在海南“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碳，夏无寒泉。”在人生低谷，却能静下心来，留下了那么多篇的传世名作，可见他的阔达胸襟、达观向上、宠若不惊的人生哲学态度。否则不会有“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的人生追问和感慨；也不会有“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自嘲洒脱；不会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希冀；也不会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恬适安然；不会有“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宇宙意识；也不会有“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的时间相对论和对于人生价值的深刻体悟。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伦理文化、一种行为哲学，以一种“准宗教”的形式维系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释道作为一种文化补充，以哲学审美文化的力量调节着中国文人的心灵和情怀。于此，苏轼可为典型。而五年制高职院校的学生则不然，没有深厚的传统审美文化土壤，浸润在同龄选秀明星和青春偶像的速成的大众文化的泡沫中，很难心境平和地去看待和处理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林语堂有名言曰：人对生活彻悟的程度源于在生活中遭受痛苦的深度。仕途得意、高兴畅快的日子总是稍纵即逝的，甚至来不及去记录，无暇、无心，也无必要。而痛苦的日子却是深深地深深地刻在心里，挥之不去，除非心灵的潮水退下来退下来，思绪可以静静地伫立。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当中写到的，“只有宁静欣悦的心才能写出宁静欣悦的文字”。传统经典文本深厚的哲学审美文化力量正可以使职业院校的学生弥补缺失、弥合心灵，身心健康地去工作和生活。从“日居月渚，照临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的《诗经•国风•邶风•日月》到屈原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的《离骚》，从张衡的“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到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再到汤显祖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颜色如花，命如一叶”，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熏陶下的文人、艺术家无处不洋溢着深沉浓重的人生思考、生命意识，而通过这些传统经典文本的承载也成为了文化记忆，浸润着五年制高职院校学生干涩的心灵。有学者论道：“儒家诗教之所以具有这样经久不衰的生命力量，根本原因在于它脱胎于有着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礼乐’传统‘。礼乐’传统作为民族远古精神心理文化的一部分，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和遗传性，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制约整个文化系统。儒家诗教作为它的延续与发展，已经积淀为一种潜伏于文化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因而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量。”
四、结语
文化哲学论文范文4
一、体育文化生成模式的空间哲学意蕴阐释
一名长期生活在海外的跆拳道运动员能够被国家视为一名民族英雄，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体育是探讨“不同社会环境下种族、人种、民族、文化、认同复杂相互作用”的非常有用的领域。某位跆拳道运动员为诠释这些复杂的、流动的权力提供了样本研究价值。笔者将重点放在某位跆拳道运动员这个被理解为是特殊环境的结果。我们认为在两个国家，对一个某位跆拳道运动员英雄的公开热爱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认同的策略，通过这个战略，某位跆拳道运动员的社会地位得以重建。本文分析了诸如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这样的强势体育商品符号的粉丝认同形式，审视了标志着该粉丝认同形式的张力和不同推动力，同时还探讨了更地域化的当地体育竞赛的粉丝认同形式。本文以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为例，指出了韩国对这些相异却又相似的跆拳道文化“产品”的不同参与模式。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的消费与经济发展，全球化和现代身份构成有着积极的联系，而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却陷于失败和疲软的双重泥潭，生存在一个越来越以地方主义为负面品牌价值观的市场之中。对本土的边缘化，在民族和经济界限处变得复杂和分化，阻碍了本土体育文化的成功发展以及在体育竞赛中对韩国民族精神的推广。借由体育发扬民族精神是全球体育的共同特征。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是一个有着浓厚文化民族主义传统，其对西方商品标志的接受和消费方式有时被“全球本土化”了，揭示了如何在具体的物质背景下质疑抽象东西方二元对立话语。
二、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的空间哲学意蕴
以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为核心的后殖民民族认同建构主导着韩国社会，在韩国多个社会、文化和政治机构中被重新生产。然而，后独立时期的韩国国家特征是国家机构和政策系统性编排了民族主义氛围。两者之间的联系十分普遍，以至于韩国公共话语时常（不正确地）互换使用文化这个概念。然而，近年来也出现了更“多元”的公众话语，特别是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也被纳入国家体育发展目标之中。此外，上文提到的民族危机在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中被不同程度的复制。尽管像其他亚太国家一样，中国也接待了来自英国、西班牙和美国等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访问，但却未能在国际体育场合中表现出强大的民族主义血脉，有时发展成民族主义。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冠军奖杯巡回展”已经成为联系位于“边缘”的韩国球迷的方式之一。本文主要通过媒体报道评论来展现在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备受欢迎的背景下，韩国跆拳道运动迷的表现、观众量和人们对本土比赛形式的兴趣消减这一现象。该因果假设十分有力，也得到了文中初步证据的支撑，但要证实它，还需要对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的体育体系机制做更加全面的实证研究。西方媒介体育资本的这一“逻辑”是体育文化更加复杂、多层面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还是与媒体和文化中心主义的传统发展有相似之处。近年来，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注重于全民参与竞技或全民健身（Sportforall&MassSports）战略。全民健身作为人类与民族健康的有机组成与实现部分，将由单纯的竞技项目促进国民健康转向多元领域（竞技项目、舞蹈、休闲、游戏、旅游观光等）促进，对大众体育从业人员、研究者、组织管理者开辟了新的视野。如游戏（Game&Play）、休闲娱乐、旅游观光（Tourism）等社会领域涉及身体、竞技、健康元素的环节，将作为有机构成与辅助部分再造文化体育新潮流。全球范畴内通过销售（官方和非官方）及媒体报道为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与这些全球化商品文化视觉符号相接触的场所，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广泛可得且相对负担得起。所以，韩国跆拳道运动文化生成与发展相关的视觉消费行为可被解读为连接晚期现代性生活社会经历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当代文化节点。
作者：朱璞玉 单位：江苏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文化哲学论文范文5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当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对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也有相当的借鉴作用，但时代在变化，大众的构成和需要也在变化。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在“取其精华”的基础上推动和实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对此，笔者提出几点建议:这里的“教育主体”主要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传播，以期推进其大众化的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主体大众化是由大众化的对象所决定的，即大众对象的多样性、层次性决定了教育主体的多样性，换言之，就是决定了教育主体的大众化。然而以往的人们大都有一个认识误区，认为只有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统教育的学者才有能力，才有资格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于其自身则往往妄自菲薄，亦或自谦为不知或知之甚少。殊不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哲学家，并且都可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者，因为只要我们在思考，在实践，就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不开，从这一程度上说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交道，也就是说我们都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主体，当然在理论水平方面我们会稍逊于受过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学者，但在实践中，我们并不一定低于他们的水平，甚至强于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本本化的“象牙塔”里的学者，因为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所以，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主体的信心和决心，使人们意识到自身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价值意义，而一旦他们有了这份意识，便会自觉自愿地去学习、理解、相信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里的“教育客体”是指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对象。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客体大众化从根本上说是由其本身决定的，因为“大众化”本身就是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普遍化，使之为大众所掌握和认可。但现在一提到教育，人们往往会把范围缩小到学校教育，殊不知“活到老，学到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对象，并且事物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亦然，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要在变化中不断学习，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所以从更宽泛的维度上着眼，我们都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客体，而不应拘泥于某一群体，也只有使人们意识到作为教育客体的必要性及其精神所需，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真正内化为人们的意识。
这里的“教育介体”是指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介体大众化主要是指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人们喜闻乐见的方法来表达，使其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真正为人们所用。对此，我们应做到教材生活化、语言通俗化、形式多样化。教材生活化。这是《大众哲学》给予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在当时《大众哲学》之所以能把那么多的人引进哲学天堂，进入马克思主义世界，就是因为教材的通俗易懂，它能以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为例，讲得贴近实际，虽然作者在《自序》中讲过“要说的话不能直说，要用的字不能不用别的字代替，要举的例子也只好不举”［1］。但是他通过举诸如“雷峰塔的倒塌”、孙悟空的“七十二变”、“笑里藏刀”等家喻户晓的典故或成语来渗透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让人们觉得哲学其实并不神秘和陌生。所以“并不是只有深奥的哲学著作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通俗的读物同样可以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甚至赢得更多的读者。”［2］
因此，笔者认为现在很有必要出版一本结合现代语境和语义的大众化读物，把人们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语言通俗化。语言文字是理论的承载者，理论知识由最初的“口耳相传”，再到后来的“文字记载”，才可能代代相传，也才会有文明的延续、进步和发展。在我国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教育主体就得用中国式的语言和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人总以为语言越说得艰深晦涩，让人不知所云，学问就越大。所以，当初在艾思奇同志出版《大众哲学》后，就有很多所谓的“学者”攻击其语言过于生活化，缺少专业性和学术性，并且满带讽刺地说自己不屑于写如此通俗的著作，认为通俗会流于庸俗。其实恰恰相反，能用简单准确通俗的语言讲清复杂深刻的道理才是最难的。而艾思奇就做到了这点，试想如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深刻的理解和扎实的研究功底，是根本不可能用自己的语言，更不会用群众的语言来表达的，最多只能是引章摘句，用一些生硬的言语照本宣科。只有在理论上博大精深的学者，才能把抽象的哲理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至于“通俗会流于庸俗”，笔者认为应该首先厘清二者的本意，再看看其间是否有必然性。“通俗化”要求理论的表述易懂但不能偏离本意;对于“庸俗化”，邓小平曾经讽刺“这些年把一些人养成懒汉，写文章是前边摘语录，后边写口号，中间说点事”［3］，可见，一方面“庸俗化”是口号式的，无实质性内容、理论可言，另一方面“庸俗化”与“通俗化”相比，可能“易懂”，甚至“有趣”，却有可能偏离甚至歪曲理论本意。固然，为了“易懂”，“通俗化”也往往需要借助一些生动形象的比喻、故事或者俚语等作为铺垫，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论证的“学术性”，但“底线”是决不能“牺牲”理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决不能因为追求理论的“易懂”而“失真”，陷入真正的“庸俗化”。可见，二者含义完全不同，其间也没有必然性，并且《大众哲学》的成功，也是对这一怀疑的最好论证。实现形式多样化。这是因为当今时代，一方面人民群众的思想、价值观趋于多元化，加大了理论传授和宣传的难度。另一方面，我国人口众多，随着分工的日益细化，不断呈现出新的社会群体，而各群体所需、所想有质的区别，应该格外关注，做到具体群体具体分析，这就需要我们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采取不同的形式，适应不同群体的需要。
#p#分页标题#e# 这里的“教育环体”是指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社会环境及其所提供的教育支撑条件。从国际上看，当今社会是国际化、信息化的社会，这样就把世界各国愈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使得各国相互影响愈加深刻，而来自其他各国的影响亦使我国的社会环境愈加复杂。从国内看，网络的兴起正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尤其是青少年，网络已经成为新世纪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新工具和手段。它就像一把“双刃剑”，以其独特的优势吸引着广大人民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不少挑战。所以客观上，网络已经成为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亟待攻克的一片阵地。如何在网络上对“网民”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引导，推动其大众化也成为了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重要问题。但网络具有虚拟性、开放性、隐蔽性等特点，这就使得我们工作的难度加大。
文化哲学论文范文6
（一）吕凤子绘画历程吕凤子先生在20岁之前接受的是正宗的中国传统教育，直至1907年，吕凤子先生报考由李瑞清创办的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当时按照他个人的兴趣爱好，选择了学堂设立的图画手工科，这是吕凤子先生人生的第一次转折，从此，吕凤子开始了他艺术探索的道路。在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学习期间，著名的山水画家萧俊贤教授国画，校长李瑞清亲自教授书法，而西洋画与图案画则是由日本学者盐见竟、一户清方、彬田森等执教，在此期间，吕凤子系统地学习了西洋画中的素描、水彩、油画等绘画学科，并且涉及了西洋绘画的理论与教育理念，中国画与西洋画的课程，使吕凤子接受到比较正统的艺术教育。在吕凤子日后任教期间，也依然保持西洋画与国画同时教授，并且为了弥补缺乏的教材而创作了一系列的教材与讲义等重要资料，在这一时期，吕凤子先生以学习和创作西洋画为主，扎实了中国画与西洋画的绘画技巧与理论基础。1918年，吕凤子先生与蔡元培相识，深受蔡元培的赏识，随后被聘为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在这里，吕凤子先生与众多优秀的中国画研究者、绘画艺术家互相交流学习，由此，吕凤子又一次回归传统，进一步地认识和学习中国传统绘画。随着吕凤子艺术修养与创作能力的不断提升，他开始研究传统的绘画技巧，同时，吸收西洋绘画的优点，并将自身深厚的篆书功底应用在白描上，将西洋绘画中的造型技法与中国传统画中的造型观念相结合，使其绘画线条凝练、圆润，造型形神兼具；吕凤子对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回归，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美术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吕凤子先生创办的正则学校被迫迁移，他率领家属与部分教师迁移到四川，在路途中，亲眼看到因战争而导致的国破家亡景象，使吕凤子更加痛恨日本侵略者，深切同情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于是将精力投入到表达自己内心爱憎、反映社会现实的人物画中。这时期的绘画作品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反映社会现实的绘画作品，二是借古诗表情达意的诗画，三是菩萨、罗汉等题材。1949年战争结束，全国大江南北一片光明景象，吕凤子一生所追求的和平、光明社会终于来临，为表达内心的喜悦，吕凤子这时期的绘画题材多为再现人们翻身做主人的画面，热烈地歌颂党与社会；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看懂他的画，吕凤子此时期的人物画开始注重人物的传神，让绘画代替自己与人们交流，将中国画的“传神”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吕凤子除了创作人物画之外，还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画、花鸟画，画作线条凝练、刚劲有力，将自己一身的人格魅力融于绘画创作中。
（二）吕凤子哲学、美学思想的形成
吕凤子在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是中国正统的儒家教育，并且在其15岁的时候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此前的儒家思想在他心中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在吕凤子于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学习期间，吕凤子面对现实的困惑不解，时常苦闷，开始接触佛法教义，常常到金陵的刻经处听那里的居士讲经，还去过五台山的寺院临摹五百罗汉像，由此对佛法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而这段经历影响了吕凤子一生。在1930年，吕凤子撰写《中国画与佛教之关系》一文，文章中针对佛教对中国画的影响做了深刻的探讨。吕凤子还对以庄子奠定的道家系统的艺术精神，对于中国画的推动作用做了深刻的思考，于1938年发表《中国画义释》一文，将中国画划分为三个宗派，分别为教化主义宗、自然主义宗、无相主义宗，这三个宗派分别代表了传统哲学思想中的儒家、道家与佛教。在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学习期间，吕凤子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教育，对于西方众多生物学家、美学家、哲学家的理论著作与思想学说都有所探及，例如柏拉图的《对话录》《理想国》，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包含了哲学、心理学、美学等多门科学，并且将这些西方的理论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道、佛学说融合在一起，形成吕凤子先生自己独特的学说体系；吕凤子一生致力于艺术，因此也对西方美学研究得比较透彻，麻下尔的快乐论美学、斯宾塞的进化论美学、德国理想派美学等众多美学门类，将这些丰富西方美学思想理论与中国传统美学艺术相结合，从而构成吕凤子先生自己独特的美学理念。吕凤子的哲学、美学思想有着一般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与深度，其艺术思想的形成也非常复杂，并且带有很明显的时代特征，吕凤子先生对于中外哲学与美学的探究，使他的绘画艺术思想中融合了新的概念，在进行绘画实践与诠释绘画理念时，能够有独特的见解，其具有开创性的绘画艺术，将中国画的境界推向另一个高度。
二、吕凤子绘画作品中哲学、美学思想的体现
吕凤子先生早年致力于西洋画，虽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但也颇有成就，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及中国画的发展现状，吕凤子先生有意识地将绘画的立意、取像等与笔墨运用技法融会贯通，汲取西洋绘画特长，来表达纯粹的中国精神与风格。吕凤子先生的四子吕去癖总结了父亲绘画人生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抗日战争以前，其绘画题材多为山水画和人物画中的侍女图；第二阶段是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这段国破家亡的社会政局，促使吕凤子的思想情感与绘画的艺术风格发生重大转变，绘画内容由仕女图转为罗汉图，擅长的行书与楷书也更改为凤体字；第三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这段时期的绘画题材主要是展现国家重大事件、再现人民生活、颂扬领袖等内容。从这三个阶段来看，吕凤子先生的绘画实践过程紧跟时代变迁，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而其艺术思想也在他绘画实践过程中通过绘画艺术展现出来。吕凤子的绘画作品《庐山云》在1932年巴黎世博会上荣获中国画一等奖，是将中国画推向世界画坛的一幅佳作。《庐山云》开创性的以云雾为近景，突破了传统中国山水画的模式，汲取水彩画中写实技法，将水墨特征挥洒得淋漓尽致，让观者似乎身临云雾之中，难能可贵的是，这幅画不仅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国人能够读懂，而且同样能够以其“传神”的艺术魅力感染到外国人，这也是《庐山云》能够得到世界画坛公认的重要原因。《庐山云》以云雾为主要描绘对象，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与此同时，它又体现了“以形媚道”“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涵，强烈地体现出“万物有灵”“气韵生动”“物我融合”的儒道思想。《庐山云》成功地以山作为陪衬，凸显云雾的空灵缥缈、瞬息万变，将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地联系在一起，折射出了中国传统的哲学内涵，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本质特征，是吕凤子先生将其人格之美与自然融合产物，如果没有高深的哲学修养，是画不出如此佳作的。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夕，吕凤子先生一家辗转来到重庆璧山。1942年夏天，吕凤子创作《四阿罗汉》，这幅画是吕凤子先生经过慎重思虑而创作的，是吕凤子先生借取佛学中悲天悯人的故事，以四阿罗汉嬉、怒、悲、愤的情态来嘲讽战时当局政事的腐败和不恤民意。《四阿罗汉》中的四个罗汉分别代表了一种意境，“仰而悲者一意境，悲者悲天作孽。?而悯者一意境，悯者悯自作孽。不自量力而思有以援之，不自度德而思有以胜之，宜贻笑鸣足山下师子吼第一矣，又一意境。愿无不格，惟问诚否，可笑为，又一意境”，是吕凤子先生佛家思想的艺术化体现。佛家思想主要内容是禅宗美学，其思想是集诸体于心。“梵我合一”的世界观理论，在此幅作品中，吕凤子集多种意境为我所用，是其艺术性与思想性的高度统一。新中国成立之后，吕凤子先生看到了新社会的光明前景，画风一改往日罗汉、侍女、词意题材，多数以白描的形式，针对社会现实生活进行取材，例如《寿》《阿四的心愿》等。1955年创作《菜农的喜悦》，是吕凤子先生晚期的代表作之一，这幅作品是新中国美展人物画的首个一等奖。这时期，吕凤子先生很多作品延续了之前常用的象征手法，用以传递自己内心的思想情感，例如作品《鹰》，以雄鹰象征新中国的空军形象，使中国画被赋予了时代特色与新的社会内容。
三、结语
文化哲学论文范文7
在对马克思大众化的根本概念完全明确后，就需对哲学大众化的概念进行明确了。所谓马克思哲学大众化，即是指将其抽象化转变为形象具体化。大众化中所说的“大众”是指人民大众，其自身具有突破政治、经济、地域、年龄、性别等限制的特点。自改革开放后，现今社会的进步发展使得我国开始出现一些新型的社会阶层，他们同样归属于人民大众的范畴中。在社会现代化建设中，对于群众的理解也需跟随时代的发展而改变，促使其具有一定的时代性特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民大众能够对马克思哲学理论灵活运用并用其对各类实践、改造活动进行科学指导，进一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运用各类实践活动操作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进一步改进完善马克思哲学理论，推动其良好发展。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科学途径
（一）积极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意识
历史与现实均表明，在现今的社会中，大众化哲学的存在极为必要。所以，广大的哲学研究、教学者及人民群众需积极树立增强哲学大众化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对马克思哲学的信念。长时间以来，在我国出现了极为突出化的群众不懂哲学，学生不喜哲学、哲学招生淡薄、不注意加强哲学宣传的情况，最终导致出现马克思哲学被完全忽略，相关世界观、方法学说空洞、无力的问题。此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为：大部分人未将哲学作为一门与实践活动相关联的科学，还未将哲学的概括、抽象性及现实、革命性进行有机结合。归根结底，是这些人未对哲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充分了解掌握，对实践活动与哲学的引领作为未完全明确。相关哲学工作者在推进其大众化时，需做到有的放矢，对社会实践中存在的新问题、情况充分认识及解决。另外，在马克思大众化的推进中，对于“庸俗化”的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大众化并不等同于庸俗化。马克思哲学大众化是在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一项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事业。所以，广大哲学工作人员必须将自己从课堂中解放出来，对自身的历史使命完全担负。
（二）多形式的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活动
马克思哲学大众化是一项系统化的活动，需要相关研究部门、媒体、学校的共同努力。我国的哲学工作人员需加强自身与实际之间的关联，积极选取一个恰当适宜的课题。开展哲学大众化的研究，如哲学大众化推进的必要性；哲学大众化与中国化、时代化之间的联系；哲学大众化的实质、特点等。而相关出版部门则需组织编写一些不同风格、类型的大众化哲学读本。可以对《大众哲学》、《学哲学，用哲学》等书中进行借鉴。各家新闻媒体则需积极开展一些有关于哲学大众化的宣传活动。学校是马克思哲学大众化推进的主要地区，思政课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载体。所以，各大高校的思政教学需进行科学化的创新、改革，进一步提升其实效性，对学生进行理论、实践有机结合的哲学教育，帮助其进一步树立起一个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观点。
（三）落实马克思v哲学大众化的基础、生长点
马克思哲学必须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其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灵活运用，将哲学作为认识、改造世界的有效手段及武器。所以，我们需积极采取一个极为有力的措施，促使哲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的距离得以缩短，进一步形成一个学哲学、用哲学的和谐环境。第一，进一步奠定哲学大众化的群众基础，将其根植于群众之中，为广大群众所服务，代表其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为其大众化奠定一个坚固的基础。第二，奠定哲学大众化的制度基础，在大众化活动推进中，需做到坚持不懈，促使其形成一种制度。第三，奠定哲学大众化的实践基础。哲学大众化进行中需做到立足实践，从实际出发。
三、结语
文化哲学论文范文8
一、罗蒂认识论中的反主体性倾向
后现代主义认为，主体是现代性的一个发明或“杜撰”，这种“杜撰”的主体自发地需要一个客体，由此导致了主客二分。后现代主义者反对主客二分其实主要是反对主体性，对主体性的超越和消解自然也就摆脱了主客二分。一般认为，这种反主体性倾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反对二元论和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以认识主体为核心的反映论;反对理性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普遍主义。这几个方面在罗蒂的认识论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第一，罗蒂认为，反二元论是现代西方哲学中一种重要的思潮，这种二元论传统具体表现为“本质和偶然、本体和属性、表象和实在之间的对立”。然而，如果不消除这种二元论，就无法摆脱真理符合论及其面临的困境，也无法避免笛卡尔式的怀疑对认识论造成的危害。19世纪以来，一些哲学家认为可以通过语言的澄清来填补这种鸿沟，然而罗蒂不赞成这种观点，他强调语言不是再现客体的工具，而且认知主体不可能通过语言来再现客体。
第二，在罗蒂看来，反映论预设了主体与外在对象的符合以及做出判断的正确标准，而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其实体现了主体对外在世界的控制和支配，因而传统的反映论在本质上预设了真理标准的存在，进而也和权力相联系，这就为权威和独断权力的存在创造了可能。罗蒂反对把知识看成反映外部世界的镜喻式的知识论哲学，反对传统的表象主义、基础主义和反映论，认为主体性哲学必须要被终结。
第三，罗蒂反对理性中心主义，要摧毁传统的“中心”、“基础”和“原则”。他认为没有人能达到永恒的基础和绝对的真理，不存在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予人以指导的永恒原则和模式。他要消除“大写的哲学”，挑战宏大的柏拉图式精神气质，提倡“小写的哲学”和后哲学文化。
由此可见，罗蒂的认识论中蕴含着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颠覆。他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中指出，柏拉图主义、康德主义与实证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致力于发现各种本质是人具有的一种本质。因此在这些传统哲学家看来，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张扬人的主体性，在人的镜式本质中去准确地映现周围世界。罗蒂认为，“心灵为自然之镜”的认识模式是完全错误的，与认知主体完全分离的客观现实并不存在，也没有永恒的本质、普遍的真理或道德法则。
此外，分析哲学也遭到罗蒂的批评。他认为分析哲学是另一种形式的康德哲学，它并没有展示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仍是要为认识提供一个“基础”。在分析哲学中，心灵与世界之间的再现模式不再是心理的而是语言的，然而这种模式实际上并没有改变笛卡尔－康德式的哲学气质，因为它也在致力于将一切知识与文化纳入一种永恒和中立的构架之中。分析哲学预设了人的一切认知活动必然遵循某种恒定的理论结构或模式，这就仍然无法脱离“认知主体”、“外部实在”和“表象论”框架，只不过将认识论的分析与综合方法代之以语言分析方法。
总之，分析哲学并未消除镜式的反映，它只是通过“检查、修理和刨光这面镜子”来提升心灵对外部世界映像的精确度。因此罗蒂认为，如果说分析哲学构成了对笛卡尔－康德式认识论传统的一种挑战，那就是一场失败的革命。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小写的哲学”与后哲学文化，试图为处于困境中的传统哲学开出疗救的药方。
二、“小写的哲学”与后哲学文化
如果将后现代主义看做一种新的哲学形式，那么它是对宏大的柏拉图式精神气质的挑战，这里不需以任何形而上学的普遍范畴作为前提或基础。因此，后现代主义并不寻求“真”或“善”的本质、人的本性与普遍真理，语言也并非要表达某种不变的实在。罗蒂认为，后现代哲学的这些观念蕴含着疗救哲学药方。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人都是“大写的”哲学家，他们追问某些规范性的观念，追问“大写的”真理、善和理性，以使人们遵循这种普遍的规则，使日常的事变得更为合理。类似于这种追寻普遍性和规范性观念的哲学可被“大写”，它可以检查文化的各构成部分以某种方式认识世界是否正确，并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精确地描述实在。这种“大写的”哲学、真理、善和理性是彼此联系的柏拉图主义概念。实用主义者不主张去实践“大写的”哲学，因为它无助于我们去言说“小写的”真和从事“小写的”善。“小写的哲学”实际是一种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解释学，要与其他意识形态进行平等的解释学对话。罗蒂进而提出要以一种“后哲学”和“后哲学文化”来取代坚持基础主义与表象主义的镜喻哲学。
罗蒂指出，后哲学的出发点在于克服这样一种传统信念，即认为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与某种永恒的东西建立联系，诸如上帝、柏拉图的“善”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实证主义的物理实在本身或康德的道德律等。他认为，“传统的、前实用主义的哲学充满了德里达所谓的‘出现的形而上学’，即希望发现某种固定不变的、使我们有可能用认识来代替意见的东西。”因此，只有“放弃这样的希望，连同现象与实在、意见与知识之间的对立”，后哲学以及后哲学的文化才是可能的。罗蒂强调他的“后哲学”是一种“无镜的哲学”，它代替了镜喻式的传统哲学，不再把知识看做是外部世界的反映，摈弃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无谓争论。在后哲学时期，哲学的思维并未终止，它应该以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解释学形式存在。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不是文化其余部门的基础并给予它们以指导，而是与其他文化形态和谐共存，彼此促进;哲学不再体系化，而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教化哲学。每个人都不会认为自己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没有一种文化的特定部分可作为其他文化的衡量标准和普遍规则。毕竟在“后哲学文化”中，个体是“松散而灵活的，以感觉、情绪和内在化过程为旨归的，并持有一种‘成为你自己’的态度。”所以人不是通过追求永恒真理，而是通过不断克服旧我并努力创造一个新的自我来塑造和完善自身。这里没有普遍性规则可供遵循，也没有一个“理念世界”中的实在或“形式”让我们去追求，我们不需假定一个永恒真理的领域，也不存在绝对的关于人性的任何说明和社会道德的基础。#p#分页标题#e#
对于后哲学文化中的科学、文学和政治状况，罗蒂同样有自己的见解。其一，实证主义者十分推崇科学，但罗蒂认为科学与文学艺术应具有同样的地位。罗蒂在这里并不是要贬低自然科学家的地位，而只是说把他们当做牧师一样来看待。其二，他认为文学语言是隐喻性的，这种隐喻性意味着语言的逻辑空间永远是敞开的，具有创新性，但是文学不能替代哲学或科学，哲学也不能消融于文学，二者应互相合作，因而“后哲学”仍有自己的话题。其三，在后哲学文化中，政治是自由的，它既不是其他文化形态的基础，也无需其他文化形态作为其基础，哲学、文学、道德等不会对其加以限制。总之，罗蒂的“后哲学”不在于寻求终极真理、普遍性规则或规范性，而是倡导不同范式之间的开放和平等“对话”，以扩大交流和促成共识。
三、普遍性规则的缺失与后现代个体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