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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康熙帝时期，清政府在对外问题上是属于比较开明的。康熙帝与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等人之间的交往，可谓是中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雍正帝即位后，开始推行严厉的“禁教”政策，大部分西洋人被遣送回国，各处教堂被没收。同时禁止中国人学习西方语言，由此中西方文化交流彻底断绝。此后，康熙、嘉庆继续奉行禁教政策。由于西教被禁，西学随之失去载体。此后，中西文化交流受到清廷的诸多限制。“如禁止西方人购买中国重要典籍、史著，禁止中国人教授西方人中文，同时打击学习外语的中国人，藐视西方文化，对于其先进的部分认为不过是‘中国之绪余’，以西学中源说而掩盖之，对于其文化的民族特性则以不同于己而以夷狄视之，不屑进行文化交流和互识活动。”总之，千方百计排挤或诋毁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嘉庆十年（1805），因发生德天赐案清廷重申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在北京的外国传教士已经寥寥无几。到了道光六年（1826），在京城最后三名外国传教士，即钦天监监正李拱辰病死，毕学源、高守谦回国，北京已没有为清廷服务的西方人了。在京传教士及为清廷服务的外国人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一条重要渠道，也彻底中断了。虽然在政府层面上，隔断了与西方的联系。但是，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广州，中西方之间零星的文化交流还是存在的。乾隆末年，英国使团途经广州时，马戛尔尼惊奇地发现在英国洋行附近的大部分中国籍商人都能够使用英语交谈，并且具有相当不错的表达能力。但是，在清政府的打击与压制下，广州地区始终无法形成良好的语言交流局面，即便是略通外语的人，在语言素养上是非常低的，根本就不具备翻译的能力，而且也不了解西方文化知识。因此，鸦片战争时期，在和英方交涉时，这些所谓的“通事”不仅帮不上忙，甚至帮倒忙。由于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通晓外语的人才，清政府与英国之间实际上处于一种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在和英国发生冲突后，清政府根本没有可靠的信息来作决策。因此，在谈判过程中十分被动。但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仍旧没有想过从根本上去了解外部世界，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清政府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并没有多大的改观，而整个世界却是群雄并起。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沦落到被列强蹂躏的悲惨局面，可以说责任完全在清政府的腐朽与愚昧。
二、鸦片战争后的英语教育
中国的英语教育大体上出现在19世纪初，是有西方传教士所主导的。这些传教士均受各自教会之命，来到我国的广州、香港、澳门等地传教，通过开办义学、私塾，招收贫苦人家子弟读书，来进行“曲线传教”。这是中国最早教授英语的学校。鸦片战争后，因《南京条约》中的条款确立了传教自由，故大批传教士纷纷登陆中国，并使教会学校的创办出现了一个高潮。教会学校除开设英语课程外，还用英语教授地理、算术、历史等学科。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长期受封建文化的影响，真正愿意接受西方教育的人不是很多。此外，在清政府的限制下，传教士的办学活动受到各种限制。因此，教会学校的规模一直很小，学生则主要是以中国教徒的子女为主，并没有形成正规、系统的教育模式。但是，由于英语具有一定的商业需求，加之对外贸易的发展，因此学习英语的需求越来越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清醒了过来，为了避免被洋人欺骗，由此开始自主培养外语人才。1862年，京师同文馆建立，开创了中国官办英语教育的先河。此后，在洋务派的主导下，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湘乡东山精舍方言斋以及京师译学馆等官办新式学堂均开设英语课程。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洋务派亲眼见证了西洋兵船火器的威力，于是先后开办了造船、军工、机械制造、邮政、电报、矿务等工矿企业和军工企业。为了满足这些近代工矿企业和军工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洋务派又开办了综合性较强的实业学校和一批工艺、武备等学堂，聘请外籍人员用外语讲授工程技术、武器装备知识。因此，英语等外语作为非常重要的科目，被列入教学计划之中。但是，洋务派的英语教学活动，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教学目的上具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对于促进整个社会发展而言，其实际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从根本上而言，清政府在英语教育上仍旧是非常保守的。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变法维新，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发展新式教育。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由此拉开了清末教育改革的序幕。同年七月，光绪帝上谕，为“广育人才，讲求时务”并“振兴实学”，决定“参用泰西学规”，并筹设京师大学堂，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聘丁韪良为总教习，并由梁启超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对办学总纲、课程、入学条件、家庭出身、教习聘用、经费筹措及使用等，都作了详细规定。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也是中国近代最早从事高等英语教育的机构。根据规定，30周岁以下的学生，必修一门外文，可在英、法、俄、德、日五门语言中任选一门。还规定，所有中小学教材均由官方的书局编译并统一印行。但是，由于受到传统教育体制的严重阻滞，以及受到封建思维的严重束缚，新式教育的发展十分缓慢，英语教育并未被大众所普遍接受。1902年，清政府委任管学大臣张百熙拟订一个《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并以光绪帝名义颁发。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由政府制订并颁布的学制系统，是比较完整的新式教育制度。《壬寅学制》高度重视英语教育，给英语教育以较高地位。在课时安排上，每周的英语课时数甚至超过了国文课时数，英语课程的每周课时数是中学课程课时数的2.5倍。在《钦定考选入学章程》里，对预备科考选入学作了如下规定“：英文论著一篇，至少须三百字以上如兼通他国文字者，随时报明。翻译二篇，由英译。虽然，辛亥革命终结了清王朝。但是，在学制方面却多有继承和保留，由此中国英语教育开始了现代化发展。然而，已经整整落后半个多世纪。
三、英语教育落后的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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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文化交流发展历程
我们对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做一横向的比较的话，第一阶段是古典时期，就西方而言，古希腊时代还算不上真正的中西交流，而罗马时期也只是个开端，就中国而言，秦朝和两汉时期，中西真正的交流也是刚刚起步，以后的隋唐宋元是中西交流的主要时期。第二阶段是明末清初，可以说是全新的交流时代，是中西方文化碰撞摩擦之始，最终西方列强进入亚洲引发武力侵略，这就是鸦片战争的来临。第三阶段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这一时期是中西方文化猛烈碰撞时期，也基本上是西方文化单向输入时期，总的来说，1840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水岭。1840年的百余年，基本上是西方文化向中国强行输入时期，尽管也有林则徐、魏源等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但他们的呼声在当时是如此的微弱，就我国的回应和挑战来说，接下来1919年的，可以说是空前的文化撕裂的转折时期。第四阶段是20世纪末到现在，这几十年中国人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中西文化又达到了发展与繁荣、自由与平等的双向交往程度。纵观中西文化交流，西方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影响经历了“交流—撞击—单向输入—交流”的过程，如果说，明末清初以前中西是一种双向平等的文化交流的话，那么，1840年前后，有一个西方文华碰撞并单相输入的过程，那么状况一直延续了几百年，甚至说“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还想用这种强行输入的方式，只不过时代不同了。
中西文化的交融，既有物质文化内容的交流，也有精神文化诸如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的相互影响，且不说四大发明对于西方世界的持续性作用，即便是在中国开始受到西方科学逐渐影响的近代初期，我国的科学技术包括科学思想仍然在西方世界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如：明朝的宋应星、李时珍的著作也传到了欧洲。当然，西方的科技尤其是生活用品大量流入中国宫廷的官僚家庭之中，比如：钟表、望远镜等，更不用说机械枪炮了。中西精神文化的影响也是相互的。自17世纪以后，中国的艺术、哲学和科学思想对西方的影响和传播越来越明显，而19世纪以前，除了宗教信仰以外，西方人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伦理标准对中国封建王朝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但是，鸦片战争后，这种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进化论、民主思想到马克思主义全面影响，西方思潮对我国知识界继而对广大民众，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21世纪的今天，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必将极大地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提高我国文化生产力，打造文化软实力增添强大的动力。
二、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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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讨论教学法是学生根据教师课前或者课上所提出的问题，在课堂上由学生分小组相互交流的看法、相互学习的一种方法。课堂讨论一般是以小组讨论为主，这就需要根据学生与教学情况进行分组，科学地分组，应该是人员搭配合理，划分学习小组要本着学生“学科互补、性格互补“的原则，组间同质、组内异质，每个学习小组以6人左右为宜。教师在分组时，须对“学生资源”宏观整合，对个别缺乏“火种”的“讨论贫困组”，要调动优秀人才进行“援助”，让各小组都真正讨论起来，让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在划分小组后，需对组内成员进行分工，推选出组长、发言人、记录员等，明确各自职责，交流讨论中要充分发挥团队合作精神，群策群力，每个人都要认真听取他人的发言，也要准备自己的发言，力争让参加活动的学生都有表达见解的机会，小组成员的角色也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动。学生在交流讨论过程中一直处于主动地位，这样能很好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意识。
二、选择好适当的时机，开展小组交流讨论
在高中化学课堂教学过程中，要选择好适当的时机，开展小组交流讨论。课堂讨论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机的选择与确定，那么何时进行课堂讨论才恰到好处呢？教师在课堂中应根据实际情况，抓住时机，把握火候，组织小组讨论，下面以学习同分异构体为例，谈交流讨论实际的选择。
三、在学习同分异构概念时展开讨论，有助于同分异构概念的内化
为充分发挥化学课堂讨论认知功能，教师在课前要有精心设计一系列能引起全体学生思考的问题，如：同分异构体的判断方法、特征，通过创设使学生在认识上产生茅盾与冲突的情境，让同分异构体的判断方法成为讨论的话题
四、在理解的疑难处展开讨论，有助于思想发展
教师设计出理解同分异构体概念的几种常见错误，通过小组交流讨论，突破难点。（1）相对份子质量相同、结构不同的化学物是否一定互为同分异构体？（不一定，如乙醇与甲酸相对分子质量都是46，但两者化学式不同，不属于同分异构踢）（2）组成元素相同或最简式相同的化合物是否互为同分异构体？不一定，如乙炔（C2H2）和苯（C6H6）的最简式、组成元素都相同，但不是同分异构体。再如，淀粉和纤维素都可以用（C6H10O5）n表示，但并不表示两者的化学式相同，式中的n值只有一个范围，并无定值，所以两者也不是同分异构体。
五、在解题策略的运用上展开讨论，有助于学会学习
同分异构体的书写是有机化学部分常考的一个题型，解答此类题时要运用好策略。通过小组交流讨论，得出根据有机物的化学式书写同分异构体的基本方法可以归纳为：判类别、写碳链、移位置、氢饱和。1.判类别根据有机物的分子组成判定其可能具有的类别异构即官能团易购。2.写碳链根据有机物的类别异构写出各类异构的可能的碳链结构（主链由长到短，支链有心到边），注意所写碳链不重复、不遗漏。3.移位置在各碳链上依次移动官能团的位置，有两个或更多的官能团时，先连上一个官能团，然后依次连上第二官能团。4.氢饱和根据碳原子的四价结构，碳原子的剩余价键氢原子饱和，即可得到所有同分异构体的结构简式。
六、把握化学课堂交流讨论中的“度”，教师要调和“众议”，合理作结
首先，交流讨论的问题数量要适量。用于讨论的问题必须是精挑细选的，能够引领学生突破教学重难点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如果一堂课中教师对问题不加筛选，过多地抛出问题让学生去讨论，学生自然会应接不暇，可能会产生厌倦感和思维惰性。那样教室里看起来热热闹闹，但学生实质上却没有能深入思考和认真交流。在小组交流讨论结束后，教者要及时总结，才可以让讨论给学生留下完整的印象。总结时，对探究深入、表达准确的个人和小组要予以表扬肯定；对于明显错误的观点，要委婉而明确地予以否定，但如果他们表现了乐于思考、团结协作精神时，对其精神仍应予以肯定。教师总结和点评要精心思考，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
七、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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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福建尚属经济后进地区。武则天时，张循之《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曰：“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入贡还珠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当时的泉州即今福州。诗中用“傍海皆荒服”来形容，从另一方面说明福州经济还比较落后。当时，福州在与朝鲜、日本佛教交流中扮演中转站的角色。唐初有“慧轮师者，新罗人也自本国出家，翘心圣迹。泛舶而陵闽越，涉步而届长安”；天宝三年（744），鉴真和尚第四次东渡日本，先期派人到福州置办粮船，准备由此出洋；贞元二十年（804），日本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遣唐僧空海等人乘船漂流至福建长溪县赤岸镇海口，县长吏将其一行遣送福州，并且“到州，新除观察使兼刺史阎济美成分，具奏，且放廿三人入京”。
到了中唐特别是唐开元十三年（725），福州设置福建经略使之后，福建沿海地区的开发已取得很大成绩，社会经济相当繁荣，福州被称为“闽都都会，东南重镇”、“福建大藩也居民若是其众也”。正如1958年福州所发现唐元和八年（813）《球场山亭记》碑碑文所载“迩时廛闬阗阗，货贸实繁”，表明当时福州城内诸货丰盛，对外贸易发达，市场繁华。有的学者认为唐代的福州已成为仅次于广州、扬州的第三大国际贸易港。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宣宗大中六年（852），唐朝商人钦良晖的商舶自日本肥前国值嘉岛扬帆归国，在海上航行六天，从福州闽江口的连江县登陆，随船而来的有日本僧人圆珍、丰智、闲静等人。圆珍等人在福州居留达6年之久，于大中十二年（858）搭乘唐商李延孝的船返回日本。
由于受唐武宗“灭佛”事件影响，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也受到较大冲击，“鼓山僧徒逃窜皆尽”。直至846年唐武宗死后，福州的中外佛教交流才逐渐恢复，福州开元寺还被官方作接待各国来闽僧人之所。日籍僧人空海在福州期间，曾登临鼓山，访问华严寺，并留诗一首，题为《灵源深处离合诗》。诗曰：“蹬危人难纤，石崄兽无升，烛暗迷前后，蜀人不得灯。”空海后来成为日本佛教真言宗（又称东密）的开山祖师。唐诗人马戴咏晋安：“宾府通兰棹，蛮僧接石梯。”说明当时的福州海外僧人云集，佛学交流兴盛；李洞也有句：“潮浮廉使宴，珠照岛僧归”，生动地描绘了每年当海外贸易船遣发之际，福建观察使排办筵席，犒设送行以及当海外贸易船返航时，各国僧人乘船接踵而至的动人场面，反映了唐时海外大舶频频直抵福州，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
五代时期，福建佛教发展进入高潮。虽发生周世宗灭佛事件，但福建不但不受影响，还获得大发展机会，成为南方各道内佛教最盛的地方之一。王审知自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十月为福建威武军节度使，政治上，他“宁为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经济上，他重视贸易，为“招来海中蛮夷商贾，资用以饶”，开凿黄崎海道，设甘棠港，与高丽、日本东南亚诸国贸易；思想文化上，他大力推崇佛教，巩固王闽政权的统治。主要体现在：宋初，宋太祖采取“重文轻武”的国策，许多有作为的南士被委以重用。这些南士多生活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对商品经济耳濡目染，加之宋代没有受外来入侵的危险，对外开放寻求海上交通，扩大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是必然的选择。宋朝廷规定：“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由于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此时福州已成为豪华的都会。《高丽史》记载，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有福州商人虞瑄等100人到高丽进行贸易；北宋仁宗时“福州商客陈文佑”等从事中日贸易。苏轼曾说：“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业。”曾任福州太守的蔡襄《荔枝谱》中记道：“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宋元时期，福州是“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重要贸易港口城市。贸易的兴盛、人员的频繁往来，带动佛教的交流。福建佛教之盛冠于全国。寺院之多、僧众之多、佛教著作出版之多，都在全国名列前茅。“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主要体现在：
一、“崇宁藏”和“毗卢藏”的雕造和外传
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逐渐汉化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典籍的翻译、编辑、抄写、雕版、印造、收赎、供养以及寄托其中的精神企盼，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北宋末年朝廷放开印书之禁，民间与官府盛行印书。四川、浙江、福建是宋以来的三大刻书中心，福建路的雕版印刷业规模位于全国前列。福建除建阳外，福州也是重要的刻书中心。福州的东禅寺等觉禅院和开元寺先后开雕了大藏经“崇宁藏”和“毗卢藏”，创始了民间自发雕造大藏经的活动，并对日本佛教有重大影响。
从北宋神宗元丰年开始,东禅寺等觉禅院发起劝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寺院筹资雕造的大藏经。此藏开始只称“大藏经”,后因以藏进献徽宗皇帝祝延圣寿，于崇宁二年(1103)奉敕,赐名“崇宁万寿大藏”。后又因其所在地名和寺名被称为“福州东禅寺大藏”,或“东禅寺万寿大藏”，当今简称“崇宁藏”。“崇宁藏”经本流传于世界各地,以日本为最多。宋政和二年（1112）“崇宁藏”雕造初成，同县的开元寺也已经开始雕造另一部大藏经，并命名为“毗卢大藏经”，同样原因称之为“福州开元寺大藏”，或合称为“福州开元寺毗卢大藏”，今称“毗卢藏”。“毗卢藏”的全藏，国内已不存，海外亦闻无藏。根据叶恭绰先生探明东京宫内省图书寮所藏的大藏经，以“毗卢藏”为主，以“崇宁藏”补缺，系日僧庆政入宋求法，在福州捐财资助雕造，因得携归已经刻成的经本，再委托宋朝的商船将其后遞刊的经本陆续买去，合为全藏。福州版大藏经的传入，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日本各种佛经开始仿刻出版，翻刻刊本版式几与原本雷同。
二、佛教建筑的传播
根据傅熹年先生《福建的几座宋代建筑及其与日本镰仓‘大佛样’建筑的关系》一文，“福建地区的建筑特色和日本镰仓时期从中国南宋传过去的“大佛样”建筑极为相像，证明‘大佛样’是传自南宋福建的地方建筑式样”。“大佛样”旧称“天竺样”，是日僧俊乘坊重源为重建1180年被毁的奈良东大寺大佛殿，从南宋引进的建筑式样，日本建筑史专家称之为“大佛样”。他们根据“大佛样”中大量使用丁头拱（日本称插拱）的特点，推测它可能属于福建建筑样式。此外，建于南宋庆元五年（1199）的奈良县东大寺南大门、建于南宋绍熙三年（1192）的兵库县净土寺净土堂、建于南宋庆元元年（1195）京都醍醐寺和华林寺一样，具有“大佛样”相同特点，而且风格、构架方法和细部装饰与当时日本传统的“和样”建筑明显不同，是一种完全新的建筑式样。虽然在“大佛样”遗构中或多或少地带有日本传统做法，但从构架到细部都有浓厚的福建地方风格，建造这样的建筑恐不是简单的带回图纸所能做到，应是在请来的福建工匠指导下进行的。
三、与佛教有关的黑釉瓷器的输出
佛教与茶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唐李肇《国史补》及《唐书•地理志》记载：“福州有方山之露芽”；《闽小记》有关于鼓山半岩茶的记载，“鼓山半岩茶，色、香、风味，当为闽中第一，不让虎丘、龙井也。”福建的茶叶在唐代已成为贡品，宋代北苑茶更是名闻天下。到了元初，福建出口的货物中通过天龙寺船已经有茶叶输往日本。
福州的许多寺院不仅是佛教传播的圣地，也是禅茶一体兴盛的名寺。百丈怀海的《百丈清规》“赴茶”条：“方丈四节将为首座大众茶，库司四节将为大众首座大众茶、旦望巡堂茶、方丈点行堂茶等”“茶道”二字首先由中国禅僧提出，并通过禅茶交融途径向日本、朝鲜等国传播，才有日本茶道、朝鲜茶礼。有人把“海上茶之路”“海上瓷器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相提并论，是名副其实，只不过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起作用不同而已。
福建是古代盛产陶瓷的产区。由于宋代盛行“斗茶”，与之相适应的茶具——黑釉碗盏，应运而生。北宋末期，建阳水吉镇后井村的建窑因烧制出兔毫、油滴、鹧鸪、瓜皮、曜变等精美斑纹而称誉当世，并一度被指定为皇宋宫廷烧制御用茶盏，引发福州（包括福清东张、连江、罗源、闽清）等地各窑竞相仿制，并且大量通过福州“海上丝绸之路”出口到日本、朝鲜。这些黑釉盏在日本被称为“天目”，为日本朝野僧俗所珍爱[17]。在日本被判定属13～14世纪的长胜寺遗址，出土大量的天目茶碗。在韩国新安海底发现一艘中国元代晚期的沉船，从沉船中打捞出黑釉瓷117件，其中有建窑的黑釉天目碗和小罐。从出土实物的照片资料看，沉船中打捞出黑釉碗无论釉色、造型与建阳水吉镇出土的碗毫无二致，应是水吉窑的产品。这个事实为建窑产品曾远销日本、朝鲜等国的历史提供了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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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则是儿童早期接触最多的生活场所之一，而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和互动是儿童社会化的起点。家庭教育对个体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家庭教育的个体社会化功能，家庭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通过家庭教育的个体社会化功能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家庭教育应着重培养儿童以下几个方面：提升自我认知水平、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培育良好道德品质、培养社会角色认知、培养基本生活技能。具体说来即是家庭教育不仅有助于儿童习得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而且有助于培养儿童的亲社会行为，还有助于儿童锻炼与人交往、沟通的能力，更有助于培养儿童正确的社会角色意识，从一个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
2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影响
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期在外，造成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功能弱化或不完善甚至是缺失，使孩子教育处于“真空”状态，这对儿童的生理、心理、人格以及社会化进程都会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2.1适应不良
郝振等的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儿童在社会适应性的得分上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儿童适应不良是缺乏安全感的外在表现。农村留守儿童一般在其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不能在身边照顾，一般将其交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亲戚或朋友代为监护，由于家庭结构的不完整，与父母分离带来的分离感以及与监护人的隔阂感，容易使留守儿童在焦虑、敏感等的检出率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即留守儿童相较非留守儿童更容易焦虑和敏感。留守儿童和父母相处时间减少，空间距离加大，渴望父母关怀、爱护等一系列的需要得不到及时的满足，导致留守儿童亲子依恋的安全性降低，相对非留守儿童更容易产生人格障碍，即容易形成攻击型人格或者是畏缩型人格，较难形成安全型的依恋。而根据美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威尔的研究表明，早期没有形成安全型依恋的儿童缺乏对人最基本的信任，不能与人很好地相处，人际交往能力得不到锻炼，容易使他们产生人际关系障碍。由于人际信任度低，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与人交往往往表现出退缩畏惧或目中无人，难以与人建立、维持稳定融洽的关系。从而使农村留守儿童更容易出现适应不良行为，例如：退缩或冲动、内向孤僻、敏感多疑、人际关系紧张等问题。
2.2认知偏差
有研究表明，农村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在认知偏差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留守儿童的认知偏差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这种认知偏差首先体现在对自我认知方面存在偏差，由于长期缺少亲情关注，留守儿童难以进行合理的自我认定、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留守儿童大都有比较严重的自卑感，对自我的认知和评价更多集中于消极方面。另一个表现则是在生活中对事件的认知上，相比非留守儿童，农村留守儿童更容易用消极的眼光看待事件，最显著的体现就是会把不好的事情发生原因都归咎于自己身上。缺乏父母的引导、教育，加上自卑感，使得留守儿童在认知方面存在普遍偏差，不能相对客观地评价自己和看待问题，缺乏自信，做事缺乏主动性。
2.3学业成就不高
父母长期外出打工会对留守儿童的学习动机、学习过程和学习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等级为“优”的比例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而等级为“差”的比例又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也有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不理想，在班级名列前茅的只占12.6%，处于中游的占63.6%，处于下游的占22.7%。以上研究结果都表明留守儿童的学业成就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从而导致农村整体教学质量难以提高，出现了农村学生自1990年以来考上重点大学的比例不断滑落的现象，进而影响我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升。
2.4难以形成亲社会行为
由于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隔两地，本身缺少清晰的榜样行为可供模仿，再加上没有父母对其亲社会行为进行及时的评价、奖励、强化和惩罚，使得留守儿童难以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道德品质和形成正确的社会角色认知。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可预知，长此以往留守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将难以形成并转化为道德行为。更为严重的是当留守儿童在两难的道德情境下面临抉择和取舍时，当他们迫切需要一个道德知识的传授者、咨询者和道德行为的示范者时，他们却不得不面对的是有着陈旧观念、知识匮乏的监护人，不仅会引发留守儿童的困惑和内心冲突，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由于道德学习过程的受阻，使他们无法形成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和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
3家庭教育缺失的原因
3.1父母亲情缺失
儿童所有的情感之中，父母亲情是最基本，也是其他感情所不能替代的。但是随着城乡经济差距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背井离乡到城市谋求更好的经济条件，造成的留守儿童从小便与父母分隔两地，由于时间、地域或是工作忙碌等原因，使得留守儿童同父母之间缺少必要的情感纽带，情感交流较少甚至几近于无。
3.2责任心不足
父母法律意识缺乏，责任心。有些留守儿童的父母以工作繁忙为理由将教育子女的责任完全推给委托监护人以及学校老师身上，认为自己只需要满足留守儿童的经济需求就完成了自己的义务，照顾、督促和教育留守儿童是委托监护人和学校老师的责任，将自己完全置身于教育子女行列之外，这是大多数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的一大原因。
3.3教育观念和方式的滞后
据有关调查表明，在父母外出的留守儿童中，大多数的留守儿童与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作为祖辈存在代际隔阂，容易出现沟通障碍；作为委托监护人，本身就没有直接教育留守儿童的责任，教育尺度难以把握；另外留守儿童父母本身囿于自己知识水平不高、教育观念陈旧所限，又受到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不知不觉放松了对孩子的要求。
4对策
4.1家庭层面
4.1.1增强留守儿童父母的责任意识
增强留守儿童父母的教育责任意识。让其认识到将孩子扶养教育成人，不仅仅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与责任，也是一种社会美德的体现。因此，留守儿童父母应具备较好的教育责任意识，不能忽视家庭教育，甚至将教育子女的责任完全交给委托监护人或是学校老师，无论工作多忙碌都应该尽量抽出时间主动承担起教育子女的责任。
4.1.2加强留守儿童同父母的沟通
必须加强留守儿童同父母的情感交流。留守儿童父母应主动关心留守儿童，不仅仅是关注留守儿童经济方面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增强情感方面的交流和关怀，真正地关心留守儿童情感方面的需求，给予足够的亲情支持和解答儿童成长方面的困惑，不仅从物质层面尽量满足留守儿童的需求，更要从精神层面真正关心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4.1.3革新教育观念和方式
无论是留守儿童父母还是委托监护人都应该有意识地通过不断的学习改善和提高教育子女的观念和方法，摒弃“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和粗暴的棍棒教育方式。留守儿童父母首先应当认识到读书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为了找工作。再一个教育方式也可以借鉴心理学行为主义强化理论的相关方法，当留守儿童习得或表现出一个有利的行为时，家长或委托监护人给予及时的物质或精神奖励，增加这一行为发生的频率，表现出不当行为时，家长或委托监护人要及时制止，减少这一不当行为再次出现的频率，改变只批评不夸奖的教育方式。
4.2学校层面
4.2.1切实贯彻“家——校”交流制度
学校应针对留守儿童建立专门的档案，制定并贯彻落实“家——校”交流制度，对家长和委托监护人传授有效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再一个就是合理运用如手机、微信和网络等多种手段保证学校老师与家长、监护人的联系，以便老师和留守儿童父母或委托监护人都能准确而及时地了解和反馈留守儿童的心理动态。
4.2.2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知识
让更多的教师掌握心理学知识，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留守儿童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有条件的学校可以通过开设心理健康课程的方法，让学生掌握必备的心理知识，同时运用心理学中团体辅导的方法，以班级为单位成立留守儿童“互助小组”，让这些有着相同经历的留守儿童在一个理解、包容的环境中分享彼此的快乐和忧愁，交流他们成长中的困惑和疑虑，适时地让他们掌握一些积极悦纳自己和排解烦恼的方法。“互助小组”不仅可以丰富留守儿童的业余生活，而且还可以从共同的交往活动中培养和学会分享、互助和合作等意识和行为，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4.3社会层面
4.3.1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
首先政府各职能部门应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继续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增加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机会，努力缩小城乡间经济发展水平和义务教育阶段教学质量的差距，切实保障农村留守儿童享有与城市儿童平等接受优质教育资源和服务的权利。再就是要把农村留守儿童的保护、教育工作纳入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规划中，确保农村留守儿童：学业有教、亲情有护、安全有保。
4.3.2净化留守儿童外部教育环境
文化交流论文范文6
关键词：礼仪之争、文化适应、基要主义、文化交流
基督教 是一种宗教文化现象。如果把希腊罗马文化看作是基督教在其历史上所遇到的第一次文化挑战，那么完全可以把中国文化看作是对基督教所遭遇的第二次文化挑战。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典型的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二者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二者各自独立发展、自成体系。双方从中国唐朝初期开始接触，中间断断续续，至今已有一千余年，对基督教而言，中国的“基督教化”依然是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艰巨任务。基督教没能像“克服”希腊罗马文化那样“克服”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对基督教而言依然是有待“克服”和“跨越”的两座顶峰。
本文拟以“中国礼仪之争”——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的重要回合，它提出了两种各具独立性的成熟文化相遇之时是否能够真正交流沟通和如何沟通的问题，而这一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为讨论对象，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视角出发，探寻一种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有效的对话机制，企望双方能够展开富有成效的实质性对话。
一、“礼仪之争”因何而生？
基督教是以传教为主要特征之一的世界性宗教。它几乎从一开始就越出民族的范围进行传教活动，把“神的旨意”传递给以色列人和异邦人，并意图使全世界各民族的异教徒都皈依基督教的信仰和基督徒的生活方式。然而，历史上基督教在传入异教国家或区域以后又总是处在具体的本土文化境况之下，与当地的本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可以说，各种非基督教的本土文化对基督教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基督教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调适与结合在任何一项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中都会发生。承认这一点使耶稣基督的信徒们面对窘境：他们希望能把福音信息传给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和民族，但同时又希望基督教能保持它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也同样面对如此两难问题，“礼仪之争”便是这一窘况的缩影。
所谓“中国礼仪之争”（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特指从17世纪中叶持续到20世纪中叶，在中国传教士之间、传教士与罗马教廷之间、以及罗马教廷与中国社会统治阶层之间展开的，有关中国传统祭祀礼仪性质的讨论。它事实上包括术语问题和礼仪问题两部分，前者讨论能否用中国古籍中的“天”、“上帝”概念来表示基督教的“God”这一概念，后者处理的是中国基督徒祭祖祀孔的礼仪是否合乎基督教教义问题。术语问题是利玛窦（Matteo Ricci）初入中国传教就遇到的棘手问题，礼仪问题虽是后出，却始终是困扰中国教区的最大难题之一。两场争论不仅在时间上前后相继，在内容上也密切相关，它们都是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和某些内容的原始意义而展开的。
礼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如何看待基督教的本土化这个问题，在两场争论中都表现出一种文化试图理解并融合另一种文化的努力，而这种理解与融合因人而异且各有局限。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文化适应” 派主张糅合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基督教教义，以减少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间冲突获得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而以托钵会士 为代表的“基要派”则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与吸纳将有碍甚至扭曲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最终，罗马天主教教宗的决议与中国康熙大帝的御令将这场基督教内部围绕神学问题的讨论推至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对立的顶峰。因此，我们认为“礼仪之争”更深层的意义在于，为不同性质的文化传统间的理解、包容、吸收、融合、取代、超越等问题提供了一个生动而深刻的案例。
因此，回溯“礼仪之争”这段历史，剖析对立双方不同的文化策略，无疑将对我们思考当今“全球化”大趋势下如何面对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问题大有裨益。
二、利玛窦与文化适应
术语问题与礼仪问题在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中是两个相辅相成的环节，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实为适应政策的基础。在利玛窦以儒学为嫁接天主教教义的全套适应策略中，其核心点是：儒学不是宗教，而只是道德学说和士人们的生活方式。其中的观念和准则通过士人影响到大众，并成为维系社会良好秩序的道德及行为规范，构成了中国的法律基础。因此，利玛窦他决定在社会性与道德性双重因素上沟通两种文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本土化”：生活方式、表达基本思想和概念的术语、伦理道德、礼仪和习俗。
具体而言，在生活方式上，他强调要接受中国人的举止态度、饮食习惯、睡觉模式、衣着打扮，比如穿僧服易儒服，蓄胡须、雇仆人、乘轿子以及向有影响的人物赠送厚礼。在伦理道德方面的本土化方面上，利玛窦主张在中文宣教书和实际讲道中以儒家的仁、德、道等概念来解释基督宗教的伦理，并将天主教戒律和圣礼中与儒家伦理有冲突的部分略去。这里就牵涉到“术语”的选择问题，即选用一个本土文化中既有词汇来指代外来文化中某个概念，并对此概念的含义加以尽可能准确的诠释。利玛窦试图在中国经典中找到一个具有近似于基督教中“God”这一概念的词汇，通过解释和教导而赋予它能够唤起其基督教中“God”这一概念的力量。起先他使用“天主”一词来指称“God” ，“天主”是释道儒三家文献中都曾使用过的一个词。但是他通过研究中国最古老的文学作品发现，这些书籍中出现的“天”和“上帝”被中国人用来指一个灵魂及人类的统治之主，而这个统治主的性质正与基督徒所说的真神（God）类似，比如他是一切力量与法律权威的源泉，是道德法律至高的约束者和捍卫者，他全知全能，奖善惩恶。因此，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详细阐述了“天”和“上帝”就是指他所布道的真神这一观点。他认为“天”与“上帝”这些词汇出现在最受中国人尊崇的古代文献之中，并广为中国人所熟知，所以，用这些词汇来传译他所布道的神将有助于破除中国人反基督教的偏见，适合于中国的基督徒接受 。#p#分页标题#e#
祭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包括对祖先和对孔子的祭祀。利玛窦强调在礼仪方面也要做到本土化，这就要求对中国的祭祀礼仪进行重新解释，而这而是利玛窦这四个方面本土化策略中争议最大的一个方面 。这种祭礼包含献祭、跪拜、祝寿、宴飨等，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但通过研习礼仪在中国古代政体结构和教化中的作用，利玛窦发现“礼仪”在中国社会中兼具政治性、道德性、宗法性、民族性与一身的特点，它渗入社会生活并驾驭社会生活，是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基础，是社会权力和社会政治秩序的鲜明体现。具体说来，祭拜祖先和过世父母对中国人而言是孝道的最大表现，而孝是中国儒家伦理的核心，如若忽视这些礼仪则会不耻于家族与国人。祀孔仪式则是士人不可推卸的职责，如果不履行，则既不能获取功名也不得担任官职。正因如此利玛窦体认到，如若简单粗暴地反对这类礼仪势必会被中国民众和中国政府认为是反对中国的政权与统治基础，而使对外国传教士的思想困惑上升为对他们的政治迫害。
基于祭祖祀孔礼仪是儒家所倡导的社会规范体系之一，而儒学不是宗教这一判断，利玛窦认为这种仪式应该没有宗教的意味。他从礼仪的来源入手，认为祭祖祀孔礼仪的本质只是表达经敬意的世俗性行为。此种行为仅仅是秉持“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希望对死者表示出最大的敬意，所以在1603年他做出如下决议：1，遵守中国传统的尊孔礼仪；2，认为中国人祭奠祖宗的仪式“大概”不是迷信 。
利马窦在生活方式、伦理、术语、礼仪方面顺应中国人的传统这一做法并不意味着利马窦认为中国文化或儒家教义与基督教教义之间毫无冲突。其实，在他的传教策略中，其核心内容是利用中国古代文献，向中国人展示他们自己的古代宗教与基督宗教具有的相似性，以证明基督宗教不是野蛮的外来事物；同时提醒中国人，基督宗教因包含了中西两种古代文明中共有的内容而能成为中国人找回他们那神圣却已被遗忘之过去的一座桥梁。按照他的设想，当中国人认清这一点之后，便会自动归入基督门下，而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慢慢清除中国人观念中的异教性，达到纯净信仰，亦即最终以基督宗教改造儒学。
在文化研究中，学者们一致指出，“文化适应”是异质文化相遇之后所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纵观外来宗教传教历史，利玛窦所遵循的“本土化”策略在中外传教史上均可谓屡见不鲜。无论是在基督宗教遭遇古希腊-罗马文化时，还是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初，都有过类似的举措。可见，这种外来文化认同和接纳本土文化的做法是实现其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大前提。但这种适应必须从“貌合”进一步走向“神似”，即达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整合，否则其“适应”政策势必走向瓦解。而利玛窦所追求的以外来文化取代本土文化的做法终因未能无法与融合本土文化达成融合之势而难逃夭折之命运。但利玛窦“适应”政策的失败命运似乎提前发生了，这一切是因为基督教内部不同利益派别之间的斗争所致。正如吴莉苇所分析的：“礼仪之争的关节点虽然是一个神学问题，但对于争论双方的胜负而言更重要的，或许是决策者对争论双方的态度。耶稣会士及其反对者对中国礼仪各执一端，主要取决于他们对传教方法的理解，而不取决于他们理解中国文化的准确度。教廷听信于哪一方的说辞，关键不是谁的辩解听起来更有道理，而是它是否继续信任和支持耶稣会士。所以，礼仪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有关宗教教义的真理之辩，而是牵涉到各种复杂因素的态度之争和利益之争” 。
三、托钵士与基要主义
自1600年范礼安 （Alessan dro Valignano）同意利玛窦选择用“上帝”一词来指称基督教中“God”的做法时起 ，反对声便不绝于耳。如谢和耐所言：“利玛窦的全部策略实际上是建立在中国古代的伦理格言与基督教教义之间的相似性和‘上帝’与天主之间的类比关系上” 。虽然利玛窦的着眼点是实际效果，但他的类比法具有更大权宜性，他明白自己是为了“用它们指一些与其本意不同的内容” ，他还想通过这种方法“把文人宗派的主要人物孔夫子吸引到我们一方来，即按照有利于我们的观点来诠释他留下的某些令人争论不休的著作” 。既然是做法都是类比，其可比性及类比的限度本身就是一个埋伏争论的问题，不同人基于不同的文化体验与理解能力都会对此有不同看法并对这种做法的合法性提出异议。
1633年两位西班牙人多明我会士黎玉范和方济各会士利安当来到中国，关于“礼仪”问题的讨论便正式开场了。这两位托钵士一致认为必须挑战耶稣会士的整套方法。他们立场鲜明地指斥利玛窦的术语选择，谴责耶稣会士容忍中国习俗的行为。
在托钵会会士看来，中国礼仪具有宗教性，耶稣会士那种容忍中国教徒在灵堂中使用香火、纸钱以在死尸上留下气味的做法，就是容忍一些“连中国的摩尔人都因之是异教迷信而几乎不为的风俗” ，也就是容忍异教徒的宗教崇拜，而所有这一切容忍行为都完全不必要。因为托钵会会士们坚信，只要有天主的仁爱就可以把基督教发扬光大，任何迁就行为均是对基督教的扭曲与篡改。这一点在本笃十四世（Benedictus XVI）在1742年的宗座宪章中被言明：“他们 将停止不必要的担心，因为严格地服从教宗的指示会迟缓异教徒的皈依。可以肯定的是，天主的仁慈绝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 。
1704年众多反对声音凝结为教皇克莱芒十一世（Clement XI）的一道指令，这一指令由圣职部颁发经教皇确定，其中包括不应使用Deus的音译，禁止使用“天”或 “上帝”，可以使用“天主”来指基督教所崇拜的神；不允许在教堂摆放“敬天”牌匾或在摆放的同时附加说明；不允许基督徒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涉足每年春风和秋分举行的祭拜孔子和祖先的隆重仪式，它们带有迷信色彩；不允许在孔庙进行崇拜孔子的普通仪式，孔庙在中国人那里就是一所崇拜偶像的庙宇；不许在宗庙和祠堂祭拜祖宗；不许在家中祖先牌位前、先人坟前或落葬死者时进行磕头、上供等祭拜活动，与教外人士一起参与或基督徒自己举行都不行，即使事先声明不视礼仪为宗教活动也不能参加；不能在家中摆放写着某某之位或某某之灵的牌位，最多只能写死者的名字，同时附加声明摆放这个牌位的真实目的和子孙应对祖先负何种义务 。1715年3月19日克莱芒十一世在他的宗座宪章，《自登记之日》（Ex quo illa die）中又重申了他反对中国礼仪的立场 。1742年7月11日，教宗本笃十四世《自自上主圣意》（Ex quo Singulari）宪章，明确反对中国礼仪的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通融，并且禁止今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p#分页标题#e#
罗马教皇们对中国礼仪问题的判断有赖于托钵会会士的报告，从这一系列教皇的决议中，我们看到托钵会会士出于宗教本能而禁止使用异教词汇指代基督教概念，并认为利玛窦所奉行的“文化适应”方法有碍理解、甚至扭曲理解基督教的本意。同时，他们还禁止了耶稣会派所持的礼仪观，即全面禁止中国礼仪，在他们看来对这些礼仪的纵容都是对基督教纯洁性的玷污。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托钵士对待本土文化（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拒绝，这种拒绝源于对基督教信仰纯正性的捍卫，也源于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蔑视与拒绝。我们把这种文化态度称为是“基要主义”。
从保卫基督教这一立场而言，所有的基督徒“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都是基要主义者” 。从宗教与世俗文化的关系来看，基督教的历史就是一部抗拒世俗化的历史。在面对本土文化时，基要主义者常常把基督教当作不变的、独立存在的，并最终可被外部世界当作一个对象来认识的东西。由于断定圣经的永恒真理性，他们反对使基督教的宗教观念和祭仪适应本土文化。他们坚信凭借基督教自身的文化可以征服任何与之相遇的文化，因此，没有必要也绝对不能对基督教文化自身做出任何调整。这种隔绝或轻视本土文化的态度被尼布尔称之为“基督拒绝文化” 。他们否认基督教与本土文化发生接触时，将会发生的基督教的本土化。同时，也不能把基督教视为社会和文化条件的产物，在历史中和具体情境下来理解基督教。
事实上，每当基督教主动渗入一种本土文化时，“为了基督教能够长存，原始基督教不得不消失。” 通过与本土文化接触，基督教可以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督教完全被本土文化消融以至于完全丧失它的独立性。从基督教传播的角度来看，基督教发展的目标应当是保持其相对独立性，而非绝对意义上的纯洁性。
托钵会会士所行的这种面对异质文化拒绝对己有文化做出任何调适的做法，其必然因为在礼仪问题上的拘泥断绝了基督教在中国深入发展之路。“禁止祭孔礼仪导致士大夫不可能成为基督徒或基督徒不可能进入士林，这就破坏了耶稣会士和平进入中国的基础——同情关系。禁止祭祖礼仪则使中国人断定基督教敌视中国社会。禁止礼仪也意味着文化适应政策的终结，意味着基督教对于中国文化机体而言依旧是一个不被接受、认可的外来体。” 可以说这种“基要主义”的文化策略为坚持所谓的“信仰的完整性”而付出了无谓的高昂代价。
四、结论——文化间交流之可能性的思考
在这场持续了三百年之久的“礼仪之争”中，从基督教内部来看，无论是对术语问题还是礼仪问题讨论均以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败给了托钵会会士所主张的“基要政策”而收场。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层面来看，其结局是罗马教宗本笃十四世做出禁止讨论谕令 ，中国康熙皇帝龙颜大怒下达了“逐客令”：“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如果历史可以重演，如果不是因为基督教内部各教派利益纷争，教皇误听误信对传教策略做出了错误选择，而是相反教皇站在利玛窦这一边，对中国文化持有开放的态度，那么局势是否会有转机呢？我们说也许结局是一样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利玛窦策略自身存在着缺陷，这正如Sebes神父所言：“欧洲人在礼仪之争中的这种行为暴露出利玛窦的文化适应方法流于空想的重大内在缺陷，即它的伦理道德系统效果不佳。他绘制了一副以基督教的道德规范补益儒学的希望图画。他是一个乐天派，相信人类的自然理性可以超越并战胜自己所强加的种族、国家和语言偏见等限制下的非理性” 。同时还因为利玛窦等人所奉行的“文化适应”策略，即尊重中国人与中国文化，致力于从先秦文献中寻找术语表达基督宗教的概念和依据古书解释中国人的宗教形态亦即礼仪性质，其真正的理想是为了发展基督文化使其征服、进而取代本土文化。也就是说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策略所预期达到的效果是与本土文化“貌合神离”，而非相互融合。
所以，无论是利玛窦的“文化适应”政策还是托钵会会士们的“基要主义”政策，就其传教目的而言二者可谓是“殊途同归”，他们的真正理想都是征服、进而取代本土文化（中国文化）。不同的是，前者对待本土文化的立场是改造，后者对待文化的立场是拒绝，但二者又均从在基督教这种“本位文化”的立场出发来进行讨论的。所以，这两种试图用一种文化取缔另一种文化的做法也同样注定是要失败的。
轰轰烈烈的礼仪之争落下了沉重的帷幕，一场基督教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盛宴“不欢而散”。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把所有的“不愉快”都归因为外来文化——基督教——错误的传教方式以及不正确的文化态度，认为他们所应持的目标应是融合与自身改进，态度应是双方双赢式的共存，而非取代与征服。的确，在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中，我们倡导通过平等的交流、认真的对话以期寻求不同文化之间创造性的融合。
文化交流论文范文7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内涵；指标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
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其发展必然的趋势之一，在中国亦是，它正在对我大学产生深远的影响。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并在2016年起针对大学以及学科建设明确提出了“双一流”的任务，要求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很明显，国际交流与合作已经和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文化传承与创新一起，成为大学五大基本职能。何为高等教育国际化，众多专家学者给出了不同的阐释，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加拿大学者奈特的观点。他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就是将国际化的、跨文化的、全球的维度融入整合到大学或学院的各项教育目标和功能中。他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另外也有学者从操作的层面，将国际化描述成许多不同类别和类型的活动。艾克文（Echevin）和雷（Ray）指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大学在招生、教学、人员聘用、资源应用等方面，跨国和跨地区的活动。阿鲁姆（StephenArum）和德威特（VandeWater），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包括多样化的国际学习交流活动；国际教育交换和合作研究；跨国的项目、服务及援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设的大学联合会则指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不可回避的过程，同时也是高等教育机构采取的提高自身水平的“深思熟虑”的战略。结合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大学主动将国际化的、全球的元素融入到高校的教育、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各项教育目标与功能中去，以提高大学在科研、教学、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的水平。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具体指标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综合性的发展体系。高等教育国际化具有综合性的特点，是从制度、理念、文化、内容、目标等方面体现国际化的要求。高等国际化要求大学打破地理限制，与其他地区的高等教育相互学习与借鉴，吸收他人的先进办学思想与理念，结合自身特点，推动自身高等教育的发展。立足自身，放眼全球，这是新时代给高等教育带来的新课题。如何实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这是一项系统的大工程。但是就具体的操作层面来说，笔者认为可以简单地国际化分为以下几个指标：分为学生国际化、教师国际化、教学国际化、科研国际化、文化交流等。
（一）学生培养国际化
人才培养是大学出现之初带来的。国际交流一方面可以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另一方面可以提升学生的国际交往与沟通能力。因此，学生国际交流是提高学生培养质量的一个有力抓手。在这里，我们谈到的学生培养国际化多指的是学生培养过程中出国交流的机会。目前，国内各高校均有不少夏令营、冬令营、学期交流、联合培养等项目以供学生选择，赴国境外开展交流。作为高校，与国境外高水平大学建立高质量的项目、保证派出渠道的通畅、做好项目的维持与管理等都是这方面的工作重点。有条件的高校可以通过建立专项奖学金等手段激励学生国际交流。
（二）教师国际化
教师是大学国际化的具体实施者。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水平决定着高校的国际化水平。具体来说，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指的是教师要具有国际化的意识，具有良好的国际化视野，通晓国际规则，具备国际交往和国际合作的能力。简单来说，学校可以通过包括具有海外教育、工作经历的教师招聘、支持教师赴国境外合作研究、讲学、进修、参加国际会议等手段，不断提升教师队伍的国际化。同时高校应该加强高端引领，突出高、精、尖、缺导向，面向全球，引进海外高端人才来校，优化补充师资队伍。教师的国际化对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资金和政策等方面加强对教师出国境交流的支持是高校推动教师队伍国际化的必要手段。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在大学教育中的角色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教师充当了大学国际化中的联系点，是大学教育国际化的关键资源。教师队伍的国际化能够有效提高大学整体的国际化。高校要通过合理的人才制度，吸引并留住优秀的教师资源，在国际化竞争中取得优势。
（三）教学国际化
教学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基础环节，是高校国际化的基本实现方式和途径。全外文授课课程、全外文教学专业是开展教学国际化的重要载体与途径。教学国际化的目标是引入国外先进的教育资源，结合自身特点，融入到我们的教学中去，使学生能在本土享受到国际化的教学资源。这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对教材选择、课程大纲、课程设置等环节均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教学的新挑战。目前，各高校都在抓紧建设英文授课课程与专业。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推出了课程或专业品牌建设项目，鼓励各高校积极开展英文授课课程或专业。教学国际化是衡量一所学校办学国际化的重要指标，对于推动大学国际化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四）科研国际化
科研是高校的另一项重要职能。广泛的科研合作与交流是高校国际化的重要方式。科研国际化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有合作平台和合作、专利等形式。目前，国内科技部、教育部和各省级部门的项目有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基地（“111计划”）等，鼓励高校与国境外高水平科研团队建立长期深入的合作，共同开展科学研究。从学校层面来说，目前各高校也都在加紧国际合作，设立国际联合实验室或平台，推动科研国际化。合作是科研国际化的重要形式。反之，良好的科研国际化也将大大推动国际合作论文的发表。据统计，目前国内平均论文国际合作比例已超过17%，这一比例在高水平论文中更加突出。这从侧面反映了国际合作对于科研的重要性。
（五）文化交流
高等教育国际化应当是一个双向融合交流的过程，不只是单一文化的泛世界化过程。在新时代下，高校肩负着介绍与传播、吸收与借鉴国外先进文化，同时推介、传播本国先进文化的双重重任。目前，承担着对外文化介绍与传播的窗口常见的有孔子课程与学院，以及各高校推出的汉语培训、文化体验等项目，传播中华文明与文化。开展多种形式文化活动，发挥文化使者作用，构建国家友好交往平台，为深化中外友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是高校文化交流应该的坚持的方向。
三、结语
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大学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结合自身特点，抓住国际化的本质与特点，在这一过程中占领优势地位。笔者总结的以上几方面是大学在国际化过程中必定会碰面的几个主要方面，也是反应一所高校国际化水平和程度的重要指标，是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内涵的具体阐述。这几方面互相依存，相互促进。只有充分做好这几方面的工作，大学才有可能实现国际化。但是，高等教育国际化远不止这几方面的工作。树立合理的发展理念、设置清晰的发展目标、规划可行的实现路径，做好战略规划是决定一所高校能否实现国际化的重要步骤，尤其是国际化理念的树立，这是一项长久且重要的工作。国际化对大学来说，早已经不是“锦上添花”的工作，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国际化是关系到大学能否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环节。如何做好国际化建设工作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和落实是大学需要思考的问题。营造良好的国际化氛围、建立合理的管理制度、加强管理队伍的国际化、建立保障体系、仍是我们建设“双一流”大学需要解答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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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论文范文8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育;文化;交际;传播
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快速发展让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变得越来越频繁，使得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碰撞出不同的交际火花。因此，拥有文化交际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英文作为世界通用语，这就对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提出了培养具有文化交际能力高素质人才的新要求。本文主要通过揭示文化交际能力与大学英语教学之间的关系，提出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大学生文化交际能力的必要性以及相应的方法和措施，同时进行大学英语课程性质的分析，期望提高老师与学生对大学英语课程性质的理解，为高校校本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大纲制定及培养文化交际能力提供一定的理论知识与指导。
1培养文化交流势在必行
当今世界,国际间频繁的交流与合作,让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成为这个时代的显著性特征。在这个大环境下，不论是谁都无法避免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交往,文化交流正在成为越来越普遍的日常。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英语作为一种重要的通用语言，在中国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于是我国也进行了一系列如国家新标准课程改革的改革等从而去适应全球化趋势以及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学校可以抓住全球化的这一契机，在学校进行英语教学的求变求新的改革中，培养年轻学子的跨文化意识，让他们学会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往从而提高跨文化的交际能力，这一改变对学生乃至国家都尤为重要。外语教学肩负着重要的社会历史责任，而这一责任就是要培养大量的具有文化交流的人。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培养日常大学英语教学，增强大学生接受跨文化知识的敏感性与自觉性，使学生头脑开阔，心胸开放，最终能够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更灵活、更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去与自己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交往。
2大学英语教学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英语教学中存在许多的问题与挑战，有些来自于教师有些来自于学生，但这些值得我们每个有责任心的教学工作者来探索解决的方法。通过对学生、老师等的走访发现：许多学生不知道学习英语或者其他外语的作用甚至厌学情绪严重等现象；有些外语教师不清楚大学英语的教学目的和意义，更不清楚如何能够教授一堂让学生和自己都满意的课。特别多的学生反映在经过多年对英语的学习之后，不但不能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反而面临着英语学不好的巨大压力。特别是每当大学生四六级考试结束后，就会有许多学生感慨，如果当初高中毕业就让我考四六级，这题目又算得了什么。伴随着学生英语能力下降的却是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与全球化。与此同时，社会不断地发展，世界不断地进步，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跨文化交流的常态化的发展成为外语教学的又一个严峻但必须克服的挑战，使得大学英语教学处在了更加两难的尴尬境地。
3大学英语教学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措施和方法
文化交际能力是一个包含很多内容的综合性概念即社会文化能力,涉及许多的方面。国内外不同领域的相关学者在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国外学者Ruben、Walter、Wiseman等人构建出一个有关不同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框架；而国内代表性学者高一虹、张红玲、许立生等人也结合中国英语教学的实际情况对英语教学过程中的文化交际能力做出了相应的阐述。语言能力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是处事的能力的外在表现,能够通过对语言知识和语法(语言知识)的运用技能和技巧,从而提高文化交际能力。交际能力是指有着具体社会和文化身份的说话者同某一客观存在的言语群体进行有效、恰当交流所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一切知识和技能。对交际能力目标的确定是研究者进一步理解外语教学本质和潜力的体现。
3.1提高英语教师的整体教学水平和素养
如何提高大学生的文化交际能力是教师和学生都要面临的一大难题。首先作为英语教师一定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与观念，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与修养，积极了解英、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艺、宗教和社会习俗等常识，积累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常识，从而增加课堂教学的趣味性。这些方法就需要任课教师阅读大量的相关书籍和查找大量的相关资料，这项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看到效果，需要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其次，任课教师还需要不断地阅读和英语教学有关的跨文化交际方面的论文以及专著，获取新的相关知识，并学习新的教学方法，结合自身的感受和所教学生的实际情况，把自己的所学应用到课堂教学中去，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再次，任课教师还可以通过参加相关文化交流的专业性学术会议、做访问学者等通过短期进修来提高自己的跨文化意识，利用这些获取相关文化交流知识的方式，教师还可以了解兄弟院校本领域的开展情况，吸取兄弟院校的长处，从而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改善相应的教学效果。最后，教师要在文化的输入方面掌握循序渐进的方法，不断加强文化输入的力度和强度，使学生充分意识到汉语与英语及其所属文化的差异，从而在交流中尽量避免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和隔阂。
3.2相关教材的编辑与运用
教材作为教学的核心部分，对于文化交流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要的。随着发展，大学英语教材也日益得到广大师生的认可和支持，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样态，教材也从以往单一的形式向着系列化发展，教学模式由单一课本教学向着多媒体课件延伸，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形式。在这个大环境下，有关文化交流教学方面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教材，例如高等教育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跨文化交际视听说》《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教程》，通过一段时间的试用得到了师生的广泛认可。对于文化交流理论的研究、教学方式的演变以及学生素质的提高等因素，使得对教材的先进性与全面性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需要编辑出与时俱进的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书籍及教材。与此同时，各大科研院所及高校可以结合地方性特点以及本校学生的需求编订自己的校本课程，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对于苏州大学（《中华文明与苏州文化英文导读》）以及山东大学（《跨文化交际与地球村民》）校本课程的尝试性举措，其他院所可以积极采纳从而进行尝试。
3.3学生双向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
在课堂中，学生作为英语教学活动中的绝对主体，如何利用有效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了解英美文化，培养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英语教师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对学生在不同语境下的语感能力的培养和考察从而达到提升交际的能力。长期以来，国内大学英语主要是接受型而非双向互动型。随着世界一体化趋势，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日俱增，在接受英美文化的同时，也应该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双向文化交流能力。弘扬中国文化，增强文化交流意识，培养双向文化交流能力也是由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来决定的。
3.4在实践中培养
文化交流能力的本质是一种行为层面上的能力，当其失去实践支持时就会违背它的基本属性从而失去应用价值。在学校中，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第二课堂或者课外实践活动，将学生带入真实的文化交流环境中，从而加强学生的国际交流意识；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现代网络、多媒体等技术，让学生通过聊天工具或者邮件带入虚拟化交流平台，结交异国朋友，使学生直接参与文化交流进行实时互动。这些方法都对提高学生的英语的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起着重要作用。
4总结
把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对学生乃至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深化了大学英语课程的维度和内涵，将文化交流的培养融入大学英语的教学中使得英语教学本身更有意义，文化交际能力还能够促进大学英语课程工具性与实用性的有机融合，文化交际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英语课程有机结合，让大学英语成为国家社会发展的时代需要并能更好地服务于学生个人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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