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头传播与比较文学
进一步放诸媒介的传播层面，饶氏分析说，中国应该是有史诗的，但由于古代史官记言与记事分开，记事侧重时日，对事态的描写多采取“省略”的手段，所以没有像西方史诗那样强调英雄主义。由于书写工具的不同，殷周典册，楔刻书写与龟骨、铜器与玉器、简牍，不宜作长篇记录。史家又主张尚简用晦，详尽文体不受欢迎。“但是到唐代，俗讲变文兴起，衍生后来的弹词七子体，与天竺希腊的反复冗长的史诗，其构章遣词，实无差异，这样的文体在吾国反属后起”，他认为这是陈寅恪在《论再生缘》引言中所谈到的文学形式由简变繁的另一方向。作为国学大家，饶氏在使用了自己所擅长的甲骨学、史学研究成果之外，广泛审察近东和印度、希腊的口传文学传统，自觉使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并将研究对象放诸历史语境中进行传播学式的考察，得出了信实的结论。不过，对口传文学的研究截至目前并不只是停留在对文学发展历程中最初阶段的搜集整理和勾陈史料，它也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书面文学。美国专于口传文学研究的民俗学家丹尼斯•泰德洛克和戴尔•黑姆斯认为，文学研究者仅关注书面文学是一种历史缺陷。在文人诗歌产生以前，部落社会中流行的是在集体性表演场合所歌唱的诗，书写为文本的诗完全丧失了在多媒体表演情境之中的诗歌传达效果。因此需要把简化为文本的僵化的文学还原为具体传播情境中丰富而多彩的活的文学，从交往和传播情境的内部来研究口传文学存在的条件，进而发现和描述从口传到书写的文学变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信息缺失、传达变形、阐释误读和效果断裂。
二、印刷传播与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过去的媒介研究主要关注印刷文化的产品———围绕书写文本展开，例如担负跨语言文化传播的翻译文本的研究演化出比较文学的译介学。书写文化还是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而愈加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地位，文学的传播方式从瞬间化的口耳相传、互动性的不稳定文本，转移到从写到读、逐渐固定的物质化文本。早期用于祭祀、吟诵的诗歌、史诗逐渐在固定下来的物质文本中失去声音，由此培养了“孤独”的读者，酝酿了充斥个人主义精神的新的文学体裁———小说。而“句子的线性排列、页面上的文字的稳定性、白纸黑字系统有序的间隔，出版物的这种空间物质性使读者能够远离作者。出版物的这些特征促进了具有批判意识的个体的意识形态，这种个体站在政治、宗教相关因素的网络之外独立阅读独立思考。以页面文字所具有的物质性与口传文化中言辞的稍纵即逝相比，印刷文化以一种相反但又互补的方式提升了作者、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权威。这一双重运动把读者造就成了批评家，把作者造就成权威”。伊恩．P．瓦特在他著名的论著《小说的兴起》中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探讨印刷业兴起，伴随受教育民众的增加，对一种新文体产生的重要意义。在西方，18世纪印刷业的崛起，最初获得成功的是宗教类读物，但是把这一阅读兴趣带入更广泛的文学兴趣的是小说这一门类兴起的关键，笛福与理查逊都是成功者。将道德与宗教目的引入世俗的虚构故事领域，主要体现在文学新事物———流行刊物之中，他对读者的吸引为小说这类虚构文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西方传统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边界越来越模糊，也随着政治与经济局势的变迁不断淘洗，于是出现了多学科的重合，一方面依据研究对象和方法为学科划分界限越来越难;另一方面，由于研究对象的扩大，每一门学科本身也变得不纯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便新创了一些具有“跨学科”色彩的名词:“例如传播学、行政学和行为科学”等。同样，比较文学也是这一大趋势之下获得独立和关注的学科之一，他自然也广泛吸纳周边学科，如社会学、史学、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关注印刷这一传播方式对于文学的影响与塑造。近二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报刊、出版社与文学团体、作家作品的学位论文和书籍便是例证。依照这样的逻辑，我们完全可以仿照达恩顿在他的书籍史著作《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中开宗明义提的几个问题来模拟一些文学研究的新问题:一部作品、一场思想运动是如何在社会上传播的?影响深度、广度如何?当思想与观念物质化到文学作品中时，是采用什么形式?印刷品的物质基础和生产基础与文学形式、思想与观念的传播关系如何?出版如何在文学的传播中起作用?它又对文学产生什么反作用?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社会学、历史学的理论新动向，保证了比较文学领域截至目前为止成果最为丰富的对印刷文化传播下的文学研究常有常新。
三、电子传播与比较文学
从传播方式的三个阶段纵向看来，文学应该是一个逐渐去魅的过程。口传时期的神话、史诗基本都与宗教或民族重大事件有关，吟诵者和故事本身都拥有极大权威;以固化文字形态流传的诗歌、戏剧和小说，虽然神圣权威性有所减低，但也长期被认为是有教养的知识阶层凝聚人类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的文字形态，具有一定的膜拜价值。历史进入20世纪，人类见证了传播方式的急速升级:信息的传播在空间距离上越传越远、速度也越来越快，而体现的形态也从单纯的声音、文字丰富到了声光话电多媒介的共同作用。最初对这些信息的电子化模拟(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引发的争论到了数字化时代更加尖锐、突出和复杂难辨。最有名的理论中，本雅明和麦克卢汉虽然认识到这一趋势的严峻性，但仍然指出了其乐观积极的一面———它天生带有民主化倾向;另一方面的阿多诺、哈贝马斯和杰姆逊则强调悲观的一面———对自由的掌控和威胁。有人抱怨说，文学界正在变成“一个民主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彻头彻尾的无政府状态”，涌现了很多对文学法则一无所知的批评家;而“现在的时代，可以恰如其分的命名为作家的时代;各种能力水平的、各种教育水平的、各种职业和部门的人，都带着如此普遍的热情”发表意见、投寄稿件。对于当今世界范畴网络文学的兴起和大量论坛充斥的良莠不齐的各类评论来说，这一论断实在是恰如其分，不过如果我告诉你，第一句引自1752年菲尔丁面对印刷和大众读者群冲击下的牢骚，后者是1753年约翰逊博士在《冒险家》中对各类新型杂志的不满，你会作何感想?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文学领域的危机感一直是伴随传播方式的变化而产生的，因此对我们这些被新媒体冲击下的文学研究者来说，大可不必如此悲观。由于传播方式的多媒介化特征，文学本身的样式也发生了裂变，虽然文学失去了阅读时代唯我独尊的地位，但仍然将与多媒体的其他艺术形式共同开创文学与人文学研究的新空间。
今天来看18世纪文学家的悲观看上去有些杞人忧天，伴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现代民主的上升，文学的“排他性”逐渐丧失才使他们担忧。岂不知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科技的普及与民主教育，西方学术机构加倍繁殖，从制度上促进了知识流通、思想传播。60年代以降，后工业社会提倡信息交流，人类被拥簇进入互联网络与数字生存。在此背景下，大众传媒发达，文学才进入雅俗难辨的真正世俗化的进程。这一阶段，正如阿多诺所说，艺术心甘情愿堕落为商品，甚至为此而骄傲，自然也就自动放弃了所谓“艺术的自律性”。这一自律性是否是艺术天然的存在还存疑，鲍德里亚就对此存疑义而广受批评。它改变的不仅是文学传播的媒介从纸质扩展到液晶屏幕或虚拟的网络空间，而是文学的表达与接受、人类的文化范式、阅读主体的思考与参与世界的方式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马克•波斯特的《第二媒介时代》广被征引，但他在稍早一些的另一本书《信息方式》中认为，信息方式也正像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所揭示的同样暗示一种按符号交换来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与面对面的口头媒介交换、印刷的书写媒介交换相比较，在电子媒介交换阶段中，语言与社会、观念与行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都与此前迥异。在考察社会时不应再采取以行动为中心的模式，倒是应当去关注交流本身以及主体的形成过程。“信息方式促成了语言的彻底重构，这种重构把主体构建在理性自律个体的模式之外”，人成为一个多重的、撒播的和去中心化的主体，一种不稳定的身份。这的确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1958年韦勒克曾有《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提出了比较文学的实证主义局限，2003年希里斯•米勒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重新演绎了这个话题，他认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目前有两种:一种与语言有关，另一种与新兴媒体的发展有关。很可惜米勒没有在比较文学面对新媒体时的何种危机和如何应对作出具体分析，他避重就轻的只谈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必须要克服的艰难的多种语言障碍，这并非新鲜之词。事实上不仅是传统的“巴别塔”难题，今天，研究者的研究方式也受到新技术、新媒体的剧烈改变。1994年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SF)联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和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联合支持“数字图书馆研究(DigitalLibrariesInitiative，DLI)”项目，“DLI—l”项目分别由美国六所著名大学承担。1999年该计划进入“DLI—2”项目阶段，研究开发机构扩大为20个大学，还与英、德等国有合作项目。1995年，法、日、美、英、加、德、意7国的国家图书馆在法国成立G7全球图书馆集团，以后又加入俄罗斯扩展至G8集团，目标是在现存数字化项目基础上建设超大型人类知识虚拟馆，
通过网络供广大公众查询使用。中国数字图书馆起步稍晚，但发展也比较迅速。1996年年初，国家图书馆在文化部申请立项“数字式图书馆试验项目”，开始进行研究。2000年启动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此后又启动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科院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工程、全国党校系统图书馆工程、CALLS工程等八大数字图书馆项目，也逐步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除国家机构投资建设的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外，网络环境下的数字图书馆的超增值信息能力，还催生了Google、West-law、方正、超星等一批营利性数字图书馆。而原本主要以服务公众为目标的公益性数字图书馆也在逐渐增加有偿服务，使其性质和定位变得复杂而模糊。针对这一知识信息迅速数字化的趋势，在2011年布莱克威尔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比较文学指南》中专有一文《数码人文学时代的比较文学:一个学科的可能未来》作者ToddPresner几年前与朋友在网上了一个“数码人文学宣言”引起广泛影响。他们号召人文学者放弃狭隘认识，与数码文化产品广泛深入联合，以扩大影响，争夺目前被那些财团法人和娱乐利益控制的新技术，不然我们的文化遗产在新的传播方式中将难以为继。他为比较文学的未来提出了三个未来趋向:“比较媒介研究”，基于数量众多的电子书、图片、地图等的“比较数据库研究”，基于新技术条件下的作家和传播印刷新方式的“比较作者与平台研究”。无疑，照我看来，虽然我同意他的号召，但这个未来规划实在是离“文学”太远了(也可能是我没有远见)，何谈比较文学呢?无论如何争论，关键是这一社会的广泛与深刻变化，为比较文学的研究究竟带来了什么?既然这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很难说清楚，但我还是要勉为其难斗胆提出几个新传播方式为比较文学带来的新趋向供大家批评。
首先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结构变化。传统的民族文学研究式微，甚至国别文学研究也因全球化的进程受到冲击，它们将以一种融合的姿态，借助于文化研究等方法重新置身于比较文学研究之中。文学研究的某些领域将消失，例如基于文献整理和作家手稿的研究由于传播新方式对文本的改变，在未来或将成为一门“绝学”。因为超文本和作家普遍书写方式的电子化，基本消灭了“手稿”得以物质化的存在，而电子技术对文本修改的即时性、持续性，也可能使文本总是处于未完成之中，文本的可靠性减弱。而由于现代人口急剧流动或者在虚拟空间生存上的跨文化性增强，因此文学的“流散性”(包括地域、文化、心理)将成为继续开拓的领域。其次，关于世界文学的研究和争论将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再受比较文学学者的青睐，正如希利斯•米勒所说，伴随着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被整合状况，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和全世界文学的研究所取代。
关于世界文学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对歌德、马克思经典论述的考证，在比较文学领域已经再掀波澜，但关于什么是世界文学、它的特征如何等仍有争议。当今西方学术界，世界文学研究中有被称为“三位一体”(Trinity)的三位人物:帕斯卡尔•卡萨诺瓦，现任法国巴黎艺术和语言研究中心研究员，她的《文字的世界共和国》在1999年出法文版，2005年出英文版，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卡萨诺瓦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受到启发，认为存在一个扩展到世界规模的文学实体，即世界文学空间，它不是全球各个民族国家文学的总和，而是一个通过文学生产和流通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巨大结构。她总结了世界文学的多种特征，但是认为整个世界文学空间的根本结构，都是围绕着中心与边缘对立的两极组织起来的，从而形成了文学资本的不平等占有和分配。卡萨诺瓦描绘了近代以来世界文学的基本格局和走向，揭示了世界文学空间隐秘的权力运作机制。中心权威的影响虽然强大却往往隐迹于无形，以至于让边缘地区某些获得认可的作家产生幻想，以为统治结构消失了，或中心与边缘的权力关系颠倒了，这其实不过是幻想。弗朗哥•莫莱蒂，斯坦福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他的《世界文学猜想》发表于2000年，莫莱蒂用“树”和“波浪”比喻世界文学运动的两个基本规律。“树”的意象取自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和进化的树状结构，指物种在进化过程中，由一而多，不断衍生分叉，从而形成一个个家族系列。“波浪”的比喻取自水流运动所具有的覆盖性、吞噬性的特点。树描述了事物从统一性到多样性的发展;波浪则相反，描述了事物在发展中，由不断吞噬多样性而达致统一性。莫莱蒂认为，与语言、文化、技术的发展相同，世界文学的发展，也是树和波浪的交错运动，其产物必然是合成的。大卫•达姆罗什，哈佛比较文学系教授，他在2003年出版的《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把世界文学定义为离开起源地，穿越时空，以源语言或通过翻译在世界范围流通的文学作品。这一定义，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的认可。他还积极致力于扩大世界文学的构成和范围，努力挖掘世界文学的东方资源，探讨世界文学的教学与阅读方法。中国学者也在积极参与到讨论之中，据笔者所知，目前已有多部中外学者合作编著的世界文学研究文集正在出版策划之中，而关于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念产生与独特性也被放到国际视野中进行考察。总之，世界文学的理论与实践都将再掀波澜。
四、比较文学未来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特征将更加明显
传统的纸质文本或历史上的经典作品不再是他们研究的唯一对象。新的比较文学研究者越来越多跨界到文学与视觉文本(电影、电视)、文学与装置艺术、文学与媒介研究等领域中去，这也将为比较文学研究注入新活力。过去依赖老旧的物质史料(考古发掘、书籍版本，甚至通过阅读过去的、异域的文学)来建构的历史感因为当今获取信息的迅速而丧失了纵深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多媒介的传播方式改变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也部分改变了时间与空间观念。你可以想象，在过去，通过阅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八世》来重建那一戏剧化历史的读者，在今天他只需要鼠标一点，迅即可通过维基百科大致了解到概貌，看到各个时期他的画像、图片，之后大多数读者宁愿花更多的时间看完美国Showtime出品的系列剧《都铎王朝》几十集。乐观一点的想法是看了电视剧之后读者仍对此有兴趣，再继续去读一下莎士比亚或者英国中世纪史。所以，无论你是否愿意，从世界范围看，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互相“借力”的方式愈发明显。新出版小说的影响力，可以首先借助电影、电视剧的热播带来商业的影响力，由此反作用于大众对文学的关注以及评论者对小说本身的批评热情。例如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就借助于电影的巨大商业操作塑造了图书出版的新神话，也引起了大众文化时代对文学的新关注。而传统的经典文本，也因当代世界的多媒介、多方式重写，获得新生命。例如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对阿拉伯古老文本《一千零一夜》的研究多在影响研究范畴之内，探讨《一千零一夜》故事中各个民族的来源。然而在新媒体时代，这个古老文本不断被超越并产生着新的有趣版本:日本漫画家手冢治虫1969年拍摄了动画《千夜一夜物语》，主要取材《一千零一夜》的“阿拉丁神灯”等主要故事，但同时杂糅了少量《圣经》故事。片尾人们辛苦建立的通天高塔轰然倒塌，废墟砖石上刻有“MADEINJAPAN”。手冢的动画故事重新讲述了这一古老的阿拉伯文本中及时行乐、胸襟远大的乐观主义人生观，放诸20世纪60年代正值经济高速腾飞时期的日本，这一虚妄的理想最终难免是一个早晚会崩溃的空中楼阁。手冢也借助一个异域色彩浓郁的古老故事，表达了对经济腾飞期日本的深深忧虑。
而外，《一千零一夜》在当今仍然有21世纪的新回响。2005年巴勒斯坦艺术家艾米丽•贾西尔推出了《一部电影的素材》的博物馆装置艺术，其中一部分也将《一千零一夜》作为一个互涉文本。这一思考的主题是“关于人物命运的调查”，其中一个是巴勒斯坦学者阿卜杜拉•兹威特，兹威特生前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意大利代表，是意大利语版《一千零一夜》的翻译者。1972年因被以色列政府怀疑参与“慕尼黑惨案”而遭以方情报机关暗杀(相关情节可参看斯皮尔伯格的影片《慕尼黑》)。此事至今在巴勒斯坦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也是巴以复仇性暗杀事件中的典型案例，标志当年以色列人针对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名为“上帝之怒”的一系列暗杀行动的开始。艺术家贾西尔找到了兹威特遇刺身亡时所携带的《一千零一夜》手稿的副本(这本书当时在兹威特的皮包里，被暗杀者的第13发子弹射中了书脊)，对之进行详尽的拍照，还原出一千份关于那本书的图像，人们可以看到每个图页上都有一个刺杀者的左轮手枪留下的弹孔。2006年，贾西尔参加悉尼双年展时完成了这件作品的另一部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射击训练后，贾西尔用“点22”口径手枪(摩萨德组织暗杀兹威特时使用的那种左轮手枪)连续射击分布在架子上的1000本空白书册，使之最终与她所翻拍的有弹孔的真实书页共同构成装置作品。然后，她制作了一座小房间(2008年安置在纽约惠特尼博物馆)，她用这部手枪射穿了一千本空白书的每一本，用线将这一千本被子弹穿透的书穿起来，表示兹威特将永远不可能活着来写这些书了。在这个小房间的入口处附近，有一面墙展示着《一千零一夜》这本书被子弹穿过的每一页纸的照片。
一位持有美国护照的巴勒斯坦女艺术家将过去象征着神秘浪漫的古老阿拉伯民间故事文本，以一种带有血腥和令人震惊的方式重新带入当代西方精英化的艺术殿堂，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比较文学命题。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观看展览之后分析说:“这一装置因而成了一个突然中止的生命———以及对于今天仍有生命的《一千零一夜》———的感人的追悼词，一名当代的山鲁佐德赋予了这一装置以一种新的主题，即抗议政治暴力。在我们这一新媒体时代，《一千零一夜》无疑还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作为文学研究者，让我们共同期望我们的文学作品可以促进相互理解和欣赏。这样的相互理解和欣赏实际上在一千零一年之前已经激励着巴格达的作家们翻译了《海沙尔•艾弗萨纳》，也激励着法国和英国作家一再翻译《阿拉伯之夜》，以对抗欧洲帝国主义鼎盛时期文化理解的缺乏。也是这种相互理解和欣赏，使贾西尔创作了她的移动装置，向我们当代这一多灾多难的世界中的文化和政治冲突发言。”
本文作者：郝岚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