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教育范文1
到20世纪早期，历史哲学和历史意识形态结合形成的“历史主义”在社会科学中产生广泛影响，它“强调变化与发展在人类社会(humanrealm)的决定性地位”，［3］集中代表历史主义范式的史料编纂学(historiography)等得到发展。历史主义在社会科学界很快受到质疑和批判，反对者主要攻击历史主义背离了自然－科学的解释模式，认为它导致了反科学的怀疑论和相对主义。波普尔在其1957年出版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中指责“反对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是“目的论”和“整体论”的，而“赞成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则以虚构的历史规律为基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提出了预测。回顾比较教育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历史，萨德勒(M．Sadler)、康德尔(IssacKandel)、汉斯(NicholasHans)等人的历史主义研究范式和对编纂《年鉴》的学术热情，以及贝雷迪、霍姆斯(BrianHolmes)、诺亚和艾克斯坦(M．A．Eckstein)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科学方法的推崇，同样与当时的社会科学发展大背景密不可分。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这一对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中，迪尔凯姆(?mileDurkheim)曾对社会学的方法论特性，展开了详细而严密的论证。他认为科学只有通过比较两种现象在不同的环境下是否同时出现或消失来证明不同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和相互依存性，若这些现象被认为是可以控制并可重复再现的，就可以用实验的方法加以研究，“如果相反，事实的产生并非我们所能支配，我们只能比较那些自发地产生的事实时，那就应该采用间接的实验方法或比较方法。……因为社会现象显然不能由观察者左右，所以只有比较方法适合于社会学”。［4］在同属比较法的相同法、相异法、剩余法和共变法中，迪尔凯姆认为共变法(ConcomitantVariation)最适合社会科学研究。孔德(AugustComte)认为社会学的主要任务不是确定不同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要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他认为“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5］所以要用综合的方法把人类社会发展的状况联系起来，这种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孔德认为比较的方法需要使所比较的现象脱离其所属的历史，这就割裂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迪尔凯姆认为共变法可以避免孔德对比较法的疑虑，因为“共变既不要求我们进行支离破碎的列举，又不要求我们作肤浅的观察。为使共变法得出正确的结果，只有几个事实就足够了。只要证明在多数情况下两个现象是共变的，就可以肯定其中有一个规律”。［6］这种实证的努力改变了早期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认识因其依赖对旅行者见闻之道德信任而带来的先天脆弱性。［7］从迪尔凯姆等人的方法论及其相关研究可以看出，“比较法”在社会科学中是作为一种带有根本性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受到重视的。在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比较在“假设———推测———验证”等主要环节中起着分析事实以证明或证伪不同因素之间因果联系的重要作用，即比较包含多种因素的社会环境，分析某种社会现象的出现与某一种或几种影响因素的出现之间的联系，从而证明关于这种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规律。回到比较教育产生初期，我们应当看到，“比较”在当时其实是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被引入到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在整个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历史中，“比较”也一直是被作为一种基本研究方法而非研究成果形式对待的。从后来贝雷迪、诺亚等著名比较教育学者关于比较教育方法论的争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问题在于，虽然历经了贝雷迪、诺亚和艾克斯坦等学者的强烈呼吁和倾心努力，比较教育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摒弃早期旅行者见闻的色彩，它错把那些加入了作者主观评价抑或简单的统计数据，而主要性质仍然是关于国外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报道性、描述性文字(包括在国外期刊上报道本国教育的文字)也纳入了“成果”之列。实际上，在这类文字中，“比较”只是一种叙述形式，它根本就不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存在的。这也正是朱利安在早已产生关于教育的旅行者见闻之类文字的背景下，仍然强调要通过“比较”来使教育成为一门科学的重要原因。
然而，比较教育成果中至今依然夹杂着大量国外教育报道和“改良版”的旅行者见闻，很多关于别国和本国教育的记述，都因为其在形式上对不同国家教育的“比较”而煌然列于比较教育“成果”之列。实际上这些文字只是对不同国家教育的描述，充其量也只是简单的“对比”，而并非作为社会科学基本研究方法意义上的“比较”。也就是说，这些“比较”其实只是一种跨国报道而非研究，它们最多只能算作比较研究的资料性准备。比较教育学者们在方法论科学化方面的努力，并没有把大量没有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研究的文字从比较教育的“成果”中清理出去。在这一意义上说，比较教育研究一直没有最终完成自身的“科学化”。这也是它如今面对学科同一性危机的最根本原因。
一、历史的变化与“比较”的进化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比较教育是作为一种教育科学中的一个“工种”而非“学科”被“重新”建立起来的，它主要承担的是搜集国外教育信息和追踪国际教育改革发展动态的任务，而不是进行“比较研究”的任务。就学科发展而言，中国比较教育此时实际上还处在“前朱利安时代”。随着社会需求和学科环境的巨大变化，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科学意识开始觉醒，但它一直没有自觉地展开自身科学化的工作。只是近几年，在社会需求和全球化的大背景的推动下，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才开始悄然(仍非自觉地)迈动了科学化的步伐。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初之所以作为那样一种特殊形态而被重建，是由当时它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科学其它学科的需求所决定的。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与国际社会几乎完全隔绝的十年，教育科学研究队伍的外语水平普遍较低，教育科学诸学科之国际视野极其有限，因此亟需有一批外语水平较好的专业人员专门从事搜集整理和翻译介绍国外和国际教育发展的最新信息的工作，于是，中国比较教育重新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水平起步。1964年前后，全国高校虽然先后建立了数个外国教育问题研究机构，但“由于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的基本立场是批判和否定的，在形式上又仅重视资料译介而缺乏深度分析”，［8］并且接踵而至的很快就把这初燃的星星之火给扑灭了，因此，比较教育当时在中国还远没有成为一种研究。到20世纪70年代末，它又“而今迈步从头越”，回到了60年代中期的水平。这种发展状况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和教育科学其它学科的需要，因此，比较教育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在中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比较教育学界逐渐意识到并开始讨论学科同一性危机的问题。无论是起初的快速发展还是后来的学科危机，究其根源，仍然取决于社会需要和教育科学其它学科需要的变化，以及比较教育研究对这一变化的适应情况。
仅从我国国内的变化来看，比较教育如今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和学科环境，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加上日益加速的世界全球化过程的影响，中国比较教育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科学内部学科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英语的普及，使得教育科学研究队伍的外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越是年轻的研究者，其英语或其它语种外语的水平越高，改革开放之初那种主要搜集译介“外国教育情报”的比较教育研究“工种”已经丧失其存在的必要性;其次是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特别是信息化提供的便利，使得教育科学普遍打开了国际视野，国际学术范式直接影响着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我国教育改革开放逐渐步入了“深水区”，更加开放的政策环境使得我们对国际教育改革和发展经验的借鉴也呈现出全方位和更加深入的特点，翻译介绍和“准旅行者见闻”式的“成果”，已经不能满足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对比较教育研究的新要求。为了更清晰地反映中国比较教育发展环境的变化。教育改革和教育科学其他学科的变化对比较教育研究的影响是最为直接和深刻的，而所有这些变化，都与另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这个社会历史背景就是席卷世界的全球化。在这样一个时代，“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9］同样，比较教育学者们也必须进行冷静的思考。“在这样一个地球村里，我们究竟为什么还要进行比较分析?”［10］面对这样一些极具挑战性的质疑，比较教育学必须做出回答。
格林(AndyGreen)认为，比较教育研究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因为“国家教育制度这一概念构成了比较教育之精神结构的基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有些学者甚至得出了“跨国的比较如今已是多余”［11］的结论。无论这种结论是否可信，比较教育研究自身都必须发生进化，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和全球化时代背景的严峻挑战。要成功应对这一系列挑战，比较教育首先必须褪去早期旅行者见闻的色彩;要褪去旅行者见闻的色彩，必先摆脱早期粗陋的研究方法;要对比较教育研究方法做出科学的改进，又必须在方法论上做更加深入的反省，以重建格林教授所说的“比较教育之精神结构的基石”。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比较教育精神结构的传统基石，但并未从根本上否定比较教育研究存在的价值。正如戴尔(RogerDale)所言，“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同质性，甚至也不增加各国教育制度之间的相似性”，因此，我们仍然可以“把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分析出来，指出那些限制和引导其对教育制度之影响的因素，从而站在更好的位置上从国家的和比较的两个角度来回答教育的核心问题”。［12］问题在于要成功地把这些因素分析出来，并对其进行可靠的研究，比较教育研究之“比较”必须进一步进化。面对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比较教育被指责经常堕落为旅行者见闻、政策主张和对不科学政策借鉴之投机取巧的理论说明，若想避免这些指责，它就必须进行比较，而且要系统地进行比较。”［13］比较教育研究之“比较”需要进化，亦即比较教育研究在方法上应当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它必须重新找到其精神结构的基石，并由此出发建立一整套逻辑严密的方法论体系，从而像社会学等学科那样，在自身科学化的过程中逐步证明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二、走向比较教育“学”
在国际上，比较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逐步展现了科学化的趋势。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一被称作“科学方法时代”的发展阶段看作是比较教育“破茧化蝶”的时期。比较教育研究一方面大量借鉴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坚持自己的国际视野和比较视角，并开始了关于自身学科同一性的反思。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诺亚和艾克斯坦就曾这样描述比较教育的新发展:“总的来说，比较教育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已经从好奇阶段步入了分析阶段。这一发展或许可以分为三个维度:从不加区分的数据采集到更大的精确度;从国际教育合作中的慈善到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从基于直观的分析到科学的解释。”［14］问题在于这种科学化的努力，很多时候仅仅局限于技术上的改进，而没有真正触及比较教育研究的精神基石，因而它并没有如孔德和迪尔凯姆把实证精神成功地变成整个社会学界的集体无意识那样，成功地把科学的“比较”变成比较教育学家们的共识。比较教育研究需要的不仅是技术的改进，它更需要的是学科同一性及与之相适应的专业精神，即通过科学的方法论建构，逐步从模糊不清的“比较教育”走向有清晰逻辑结构的“比较教育学”。
首先，“比较”须从一种“形式”和“工种”还原为一种研究方法。比较教育研究之“比较”指的并非只是把两国的教育现象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性的描述，它绝不仅限于这种“形式”上的比较，而是要做因素的分析，并在对多种因素之间复杂关联的比较中，得出对教育规律的新认识。要得出对教育规律的新认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比较教育研究不能继续只是在教育科学研究中承担有关国外教育资料搜集与信息报道任务的特殊“工种”，而要重新回归一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教育学科。其次，比较教育研究须还原为正常的社会科学研究，即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它就必须加强方法论的建构，从而实现其自身的科学化。与孔德和迪尔凯姆时代的社会研究通过方法论的探究成为社会科学一样，比较教育研究亦须先完成方法论的科学化建设，才能使自身真正成为教育科学学科群中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略滞后于社会研究的科学化进程，但比较教育研究对自身科学化的探索早在上个世纪中叶即已开始。无论是贝雷迪的四步法，还是诺亚和艾克斯坦的科学量化法，抑或霍姆斯的问题法，皆以比较教育研究科学化为鹄的，因而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探索。或许是由于教育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这些探索最终都没能成功地把比较教育研究纳入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化轨道。在“比较”之科学化的探索中，贝雷迪曾提出一个在比较教育学界有很大影响的“四步法”，从而把比较教育研究带进了一个与那个以简单资料搜集和“比较表”为主要方法时期完全不同的新时代。贝雷迪把比较教育研究分为“描述”、“解释”和“并置”、“比较”四个步骤，［15］
其中“描述”和“解释”属于区域研究，而“并置”和“比较”属于比较研究。在这里，国别研究和区域研究实际上已经成为比较研究的基础和预备，比较研究已经从别国教育现象的描述和介绍中走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形态。诺亚和艾克斯坦以其科学量化法的四个步骤，即“提出假说———数量测定———参照研究———理论分析”，在一定意义上把比较教育研究向科学化推进了一步，但他们把这种科学化局限于量化分析，因而在面对教育这种复杂社会现象时，大大限制了这种科学化的普适性和可迁移性。总的来说，这些探索均囿于技术修补，而不是根本的方法论建构，所以，都未能形成足以引导比较教育走向比较教育学的理论通约性。从回归社会研究之科学化进程的角度，我们或许可以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尝试这样一种“五步法”:“问题(假设)的提出———资料的采集———资料的描述与解释———跨国(地区)或跨文化并置与比较———问题的解释或解决(假设的证明或证伪)”。在这里，我们把“比较”作为分析事实以证明或证伪不同因素之间因果联系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就在一定意义上将其还原为迪尔凯姆探究社会研究之科学化时期的“比较”了。这五个研究步骤在总体上与一般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没有太大区别，其特殊性主要在于这里的“比较”总是“跨国(地区)或跨文化”的，这是比较教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重要特性。
第三，最重要的是要凸显比较教育研究在教育科学诸学科中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特别是发挥“比较”在促进教育学科的科学化方面的重要价值。不仅是比较教育，实际上绝大多数教育学科的科学化任务都未能很好地完成。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可以归因于科学化的“比较”在教育科学领域未能充分实现。面对这样一个艰巨而极有价值的任务，比较教育研究应当在一定意义上回归最初朱利安时代“比较”的梦想，通过自身的科学化，推动其它教育学科的科学化。在所有教育学科中，唯有比较教育学是专门对教育现象开展跨国(地区)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且唯有比较教育学是专以“比较”为基本研究方法的，这就决定了它要在教育诸学科的科学化过程中担负特殊的使命。换而言之，比较教育要经由科学化而走向比较教育“学”，它就必须能够提供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社会教育现象的跨国、跨文化深入研究的成果，必须能够为跨国和跨文化的教育经验之借鉴提供科学的而不只是信息和现象描述的服务，必须能够从跨国和跨文化角度对教育问题展开真正的科学研究，从而为教育科学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
教育学教育范文2
一、思想政治教育所体现出来的深刻内涵
通过陈秉公教授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进行分析，总结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通过人自身的思想道德品质的影响，有助于约束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的行为活动。不同的研究者其研究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个人对其都有个人的看法，人的思想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能够时刻体现出人的意识，通过人大脑产生思维，而形成思维能力，人们的生活是围绕着人的思维来进行的，然后支配着自身的来进行生活实践。思想政治教育业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思想和意识和精神是不可分割的，国家和发展和兴旺都离不开政治，国家的任何活动也离不开政治，政治可以对我国的公共事物进行管理，为了社会利益而努力。不同的思想政治内涵对其理解也存在着不同。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社会整合手段，是在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它具备一定的理论性和科学性。思想政治教育所构建的理论体系是相对独立的，所有的实践活动都需要人的思想来进行支配。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在内容山尤其独特性特点，而且在实现的目标上面也能显现出独特性特征来。在以往的观念中，人们常常把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等同起来，这种错误的理解势必陷入误区。为了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效应，就应该对这一学科进行科学的诠释和科学的划分。在应用这个概念时，尤其是在实践中，对人的自身品行、道德修养的养成都有助于人们勇于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从中使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提升。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每一个学科都会拥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同时每一个学科所研究的对象都是相对独立的。对思想政治教育学进行研究，就应该找出具体的研究对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是针对人来进行的，从一定的现实意义上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将正确的思想传授给人，然后来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引导和帮助人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那么这就可以证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了吗？答案并不是唯一的，并不是肯定的。不仅仅这一学科对人进行研究，同样其他的学科对象也是对人进行研究，甚至可以这样说，所有存在的科学的学科都是以研究人为目标的。但是这样理解并不是非常的笼统。因为人的存在是非常复杂的，人的存在具备着一定的社会属性，因此，每一种学科对人的研究只局限在一部分。虽然思想政治教学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但是不可以说对人的全部进行研究。它和其他的学科存在着一致性，只是对人的某一部分进行科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律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减少和其他学科研究对象的重复性。所以，能够从中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学和其他的学科研究对象同样具有着很重要的研究价值。其研究的观点也有所不同，这样就使其含义更加深刻和明显。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鼓励人们多参加实践活动，可以从中锻炼人的思想意志，从人的行为角度出发，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感染人的思想，将人的思想带入科学的领域中，使人能够把握住正确的生活方向，并为此确立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标。在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引导下，人们正确的思想逐渐形成，无论是从人的思想还是行为方面，都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人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可以使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对象有其规律性，和人们自身的行为和实践活动有着很大的联系，同时也有一定的价值取向，无论是早理论上还是在思想方面对人们都会产生影响。同时还挖掘人的心理，对人的思想和行为进一步提升，给人塑造良好的心理素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作为一门比较重要的学科，也是人们实践活动的基础。结束语：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避免其空洞化，必须与人们的生活实际有效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抓住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本质。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入剖析，不仅要抓住研究方法和规律，还要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面给人以感染和启发，这样才能用科学的态度认真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然后对这一学科进行准确的定位，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科学体系构建的有力依据。
作者：马东华 单位：黑龙江佳木斯大学
教育学教育范文3
第一，学习的过程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更是理解信息、加工信息、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这种建构过程需要新、旧经验，需要通过新旧经验的相互作用来实现。适宜的情境可以帮助学生重温旧经验、获得新经验，可以提供丰富的学习素材和信息，有利于学生体验知识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有利于学生主动地探究、发散地思考，从而有利于学生认知能力、思维能力的发展，使学习达到比较高的水平。第二，适宜的教育情境不但可以提供生动、丰富的学习材料，还可以提供在实践中应用知识的机会，促进知识、技能与体验的连接，促进课内向课外的迁移，让学生在生动的应用和活动中理解所学的知识，了解问题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进一步认识知识的本质，灵活地运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增长才干。第三，教育情境是情感环境、认知环境和行为环境等因素的综合体，好的教育情境总是有着丰富和生动的内容，不但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也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在课堂教学中运用情境教育,可以创设良好的教学氛围,提高教学效率,改善教学质量。
二、教育学视野下的情境教育手段
（一）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引导学生进入课题
学校创设情境，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引导学生更好更快地进入课题。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教师能够准确把握教材内容，依据教材内容塑造健康、稳定的学习氛围。同时，为充分激发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要求教师组织更多游戏、角色表演及故事讲解等多项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多项活动中，以此达到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自主性的预期目标。值得注意的是教师所组织的多项活动必须符合国家教育部门的教学大纲，与教学理念保持一致性。
（二）优化情境，促使学生更好地了解教学内容
教学，顾名思义是在教师的指导下，使学生学习到更多的知识。随着学校教学活动的深入开展，学校教师应采用多种措施和手段优化教育情境，促使学生能够更容易把握教学内容。如学校教师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各项活动中去，在保障学生安全性的前提下，要求学生自主开展各项活动，自己独立解决开展各项活动时所遇到的困难。同时，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可就某一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并将自身的见解公布于其他伙伴，供其他伙伴讨论，以此能够达到很好的学习效果。学生在各方面均处于较低的认知阶段，教师只有充分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才能够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三）深化情境，充分发挥学生学习主动性
总结深化是情境教育模式的重要环节，该环节较大程度上影响着教师的教学成果。因此这就需要教师善于触发和总结，此时的触发是指既要规避教师过分引导现象的发生，又要能够激发学生的想象，推进学生由感性认识逐渐向理性认识转变，使学生真正地实现“学习中思考、思考中学习”。
三、教育学视野下创设情境的有效方式
（一）凭借语言创设情境
语言在情境创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即教师采用风趣、幽默的语言通常能够使教学内容变得生动形象，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对实现高效率、高质量教学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语言是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交流和沟通的必要前提条件，因此凭借语言创设情境是提高学生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其中凭借语言创设情境关键在于教师运用风趣、幽默、清晰的语言向学生传递教学内容，并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使学生对学习产生兴趣，从而高效率、高质量地掌握技能，获取知识。
（二）凭借角色表演创设情境
不同年龄段的人具有不同的学习特点和需求，对于学生而言，其在学习过程中更易于接受具有形象性特征的事物和语言，此时的形象性是指教师依托生动、鲜明的形象开展教学活动，从而达到教学目标。其中角色表演是保障形象性教学的关键，角色表演主要通过下述环节实现高质量、高效率教学目标：熟悉情境—理解角色—担当角色—体验角色—表现角色—产生顿悟等。另外，依据当前教学大纲和理念，可将学校教学划分为五大活动领域，即健康活动领域、语言活动领域、社会活动领域、科学活动领域及艺术活动领域。其中在语言活动领域中多用角色表演来创设情境，以学生英语教学为例，教师可通过角色表演的形式，帮助学生学习那些枯燥单一的单词（购物、图书馆、动物园等），以此既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够为学生塑造活跃的课堂气氛，对提高学校教学水平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学生的学习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将外部刺激内化为主体内心感受的心理体验过程。从这一层面上看，为增强教师的教学成果，需要教师准确把握教材内容，以教材内容为主体，结合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需求为其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以提高学生的思维、创造能力，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笔者研究调查发现，现阶段，国内部分教师没有能够准确认识情境教育，即这些教师认为，情境教育便是教师凭借讲故事、下发图片与玩偶、提问题等多种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导出新课，实则不然。对情境教育正确的理解是：情境教育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以增强学生的认知能力，丰富学生的情感为目的为学生创设生动形象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更准确地了解教材内容。一般情况下，创设情境可分为创设悬念情境、创设信息情境、创设求异情境及创设生活情境等。为确保创设情境的高效性，需要教师在创设教学情境时坚持诱发性原则、合作性原则、真实性原则及层次性原则。
四、结论
教育学教育范文4
最早的“循证教育学”概念在1996年被提出，在当时循证教育学的研究重点是：教师基于经验进行教育教学而缺乏必要的教学理论知识，教育研究者则注重对教育知识的研究而缺乏教育实践，循证教育学的研究为教育学的理论与实践结合提供了可能。针对循证教育学的概念有很多不同角度的解释，但学者们都一致认同循证教育学是教育理念与实践之间沟通的基础理论。在笔者看来，尽管论证的角度不同，但无疑循证教育学立足于科学的论证，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能够很好地将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教育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相结合，将受教育者、教育评价者乃至整个教育研究领域相结合。
（一）循证教育学数据分析构成要素
循证教育学视域下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在具体的要素构成上，需要采取定性分析，形成基本的数据模型，并以此为证据开展深入的相关性问题研究。基于循证教育学视域下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整体认识，是能够通过定量分析得出的。教育研究是在教育工作中发现教育的规律，通过归纳、总结和提炼得出的系统化教育理论。教育理论是在教育对象的作用下产生的，具有不同阶段、层次的特征，因此教育理论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普适性，也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可能产生的脱节埋下伏笔。教育实践是在教育活动的内在逻辑基础上产生的，是理论指导下的以人为核心的实践活动。教育实践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本研究基于循证教育学的理论架构形式，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之间搭建一个可以沟通交流、融合的新平台。
（二）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阐释
循证教育学视域下教育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规律性的因果关系。如果以循证教育学视角进行分析，则主要研究的内容应包括两个方面，即证据来源和证据分析。教育理论相对于实践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教育理论反映着教育的规律性，是既定的已经形成的教育体系。教育实践的内容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而证据来源变性更大。分析2015年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文献检索数量及应用数量，可以发现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证据来源的差异性———教育理论关键词检索次数和教育实践的检索次数差距最为明显，可见教育实践的证据来源较为丰富，而相对于研究文献的数量形成来说，教育理论内容的文献具有相对多的数量。以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为关键词的文献检索在2015年有136篇，涉及的学科领域有18个，说明文献检索方面的证据来源还是较为丰富的。按照表1推断，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在学科内容和研究方向上具备学科交叉性和互惠性。对于循证教育学的研究情况，单从文献的检索状况来看，循证教育学视域下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证据来源是不足的，亟待丰富。从目前教育理论和实践存在的问题来看，从脱离走向融合需要一定的现实依据。研究者应该通过教育经验和价值理念等多方面，提升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相关度。
二、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离
教育理论是教育研究者对教育过程研究得出的结论，但这样的研究会因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影响而存在局限性，理论的研究可以超前或者滞后于社会实践的发展从而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脱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理论的发展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二是教育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对教育理论存在着排斥的现象。
（一）教育理论与实践脱离的表现
教育理论分为基础教育理论和应用教育理论；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意味着只有在教育实践检验中才能够确定教育理论对教育活动发展的作用。理论与实践是一对矛盾，两者既相互依存又各有发展轨迹，按照各自的逻辑起点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脱离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教育理论不能满足发展中的教育实践需要，理论落后于实践。
过程教育哲学反对机械的、僵化的教育观念，认为一切都是发展变化和内在相连的有机整体。教育理论本应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提升受教育者的生存能力，但在现实的教育活动中，理论知识往往不能完全满足实践的需要。基础教育理论为教育学的发展提供框架，成为教育学发展的基石，而教育应用理论是从教育实践中得来的理论知识，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但学术界一般偏重于对基础教育理论的研究而忽视对教育应用理论的研究。同时，在应用理论缺失的情况下还存在着研究者将教育理论神秘化、高深化的现象，使教育理论成为高不可攀的东西，艰涩难懂的理论讲解使教育应用者很难读懂，更难运用这些教育理论来指导教学实践了。教育理论不能满足教育实践还表现在普适性的教育理论不能完全适应现实多彩的实践。随着全球一体化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单单依靠普适的教育理论将很难适应多样化的现代化教育实践活动，因此发展与循证才是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达成融合的关键。
2．教育实践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排斥教育理论的现象。
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脱离的现象不仅仅由于教育理论不能很好地满足教育实践的迫切需求，还在于教育实践固有的惯性及利益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也排斥教育理论。例如：很多老教师在教学中将会依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进行授课，对变化的教育环境视而不见。教育是潜移默化的过程，在教育中经验主义是割裂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因素。在教育行业中存在着研究者与实践者分离成两个阵营的现象，也是教育实践与理论之间相排斥的表现。教育的研究对象是人的教育活动，而人是一种可能的、开放的、成长中的复杂性存在。教育实践者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探索教育理论，却将理论研究的任务转交给专门的“闭门造车”的研究者，从而导致不能在现实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种分离现象在教学中就使得教育实践往往忽视甚至排斥教育理论的应用。但多层次、多序列的教育理论必定具有多样的功能、内容和形式，既可为教育工作者提供观念的指导，又可为他们提供可操作的程序规则。
（二）教育理论与实践脱离的原因
笔者认为，教育理论与实践存在脱离现象的原因可归纳为两点：
1．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缺少必要的沟通平台。
专业化的教育理论研究使教育理论体系日臻完善，但绝不完美。那些后时代的高深教育理论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应用于教育实践中，接受教育实践的检验而束之高阁，其结果只能使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渐行渐远。“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理论的探索和发展推动着经济技术的革新，人们膜拜于理论巨大生命力的同时也固定了以理论指导实践的思维，将理论凌驾于实践之上，盲动抑或盲从于理论的教条应用。教育理论研究的不均衡也是导致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缺少相互统一的关键原因所在。教育领域的发展方向和重点随着社会经济变化而相机抉择，因此教育理论的研究应该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有所侧重，在兼顾应用的同时还要考虑教育理论的后续延伸，要系统化、科学化，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2．教育实践者对教育理论的重视不够。
教育活动有其特殊性，是针对人的活动，因此教育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十分重要，但是经验主义的错误认识也时常在教育实践者身上出现，对经验的过分依赖就会导致一些教育实践者不重视教育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单凭教育的经验进行实践，割裂了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实际上，教育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且研究者本身就是被研究的对象的一部分。另外，由于教育实践者自身素质、能力的不同，导致其不理解教育理论的实际内涵，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片面地运用教育理论，甚至错误地运用教育理论，导致教育理论达成的效果欠佳。
三、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融合
教育实践是教育理论来源的基础，不论是专门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学者还是实践者，他们所有关注、研究和探索的领域都是教育的过程，然而脱离实践过程的教育研究都是“缘木求鱼”、不切合实际的。教育理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教育实践过程的观察、对教育现象的客观把握的基础上，仅仅在图书馆中进行以往学者著作的拜读或者纯文本的探索而罔顾现实，往往会偏离理论研究的方向，导致理论研究与实践之间渐行渐远。而循证教育学就是利用客观证据为教育理论与实践搭建桥梁，倾向于实证分析的循证教育学把理论研究者从书本中拉到教育第一线来，进行教育实践领域的探究。“循证教育”旨在使教育者能够在实践过程当中，谋求专业智慧与实践证据之间的融合，其方法论特征主要体现在其跨学科性、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双向互动上。
（一）以教育理论为基础提炼出实践应用理论
循征教育学研究是通过研究者的实践活动探索科学的证据，通过证据为理论提供支撑，并以构建的理论来指引实践，真正达到教育理论从实践中来，进而指导实践的效果。基础教育理论和应用教育理论一般被看作是教育理论的两个分支，而通过提炼与总结将基础教育理论作用于教育实践，将教育现象纳入教育研究之中发展出实践应用理论，这就成为循证教育学搭建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桥梁的第一步。在循证教育学的视域下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融合需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运用循证教育学方法使研究者深入到教育教学实践中，探索不断发展变化的教育实践，分析教育目标、教育对象和教育任务在不同阶段、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变化规律，通过对教育实践的认真把握，教育研究者才能真正从实践中提炼出有益于应用的教育理论。二是使教育实践者回归到教育过程的研究中来。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两层皮”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教育理论的研究者和教育教学的实践者不完全是同一批人，这就导致了教育理论很难真实把握教育实践的变化，教育理论超前或滞后于教育实践。循证教育学理念就是将教育实践者与教育理论研究者进行融合，教育理论应用者通过现实教育活动提炼适合现代教育的应用理论。循证教育学就是需要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之间实现教育的评价与反馈，这关系到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之间融合和促进的程度。因此，按照循证教育学理念，一种教育理论是否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完全取决于该理论在教育实践中所达成效果的好坏。
（二）以价值认知整合的教育实践是教育理论的升华
循证教育学主要致力于改变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两层皮”现象，真正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促进现代化教育与教学的发展。在真实、可靠的多元证据基础上，依照实际教育情境开展教育实践的循证教育思维，较之以往教育学中的应用理论真正缩短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距离。基于循证教育学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相互统一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需要研究者实事求是地按照循证教育学的研究程序进行教育理论的证据分析。根据循征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将教育理论中的证据进行不同的分类，并要求分类中的一线教师与教育研究者进行充分沟通，就教育理论的应用以及教育实践中出现的案例、证据进行合理的判断，达成共识，然后教师再依据证据进行教学调整。在循证教育学中教育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受教育者的日常表现，而是对受教育者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外在环境以及心理、生理变化等进行分析取证，通过全面的证据调研进行总结提炼。其次，要有全局观。循证教育学的研究需要整个教育系统内部的配合，不仅包括教务部门，学校学术发展的科研部门，甚至学校的财务部门、后勤部门等都需要参与到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循证当中。最后，在循证教育学的应用中更要平衡好研究者、受教育者、管理者及实践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循证教育学的研究为教育理论研究者提供大量的案例和实证分析，让受教育者更加主动地参与到教育教学的实践活动中，发挥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主动探索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的融合点；同时也为教育管理者提供协调方法，达成一体化共同发展的态势，为教育教学的理论研究指引方向，为教学实践提供更好的支持，引导教育理论关注教育实践。实践者作为教育理论的直接应用者，只有主动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开发自己的职业潜能，才能更好地依据证据来改良并发展出更加适合教育教学实践的新的教育理论。
四、结论
教育学教育范文5
残疾学生因自身的残疾与缺陷，缩小了对世界的感知范围，减少了接受教育影响的途径，对事物和外部世界的感知不够完整，理解不够深刻。因此残疾学生极易出现不良的个性和行为表现，因此在特殊教育学校推行素质教育尤为重要。但现今特殊教育学校的素质教育存在很多的问题，影响素质教育的效果。
1.采用“填鸭式”的知识传授，忽视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2.过于强调教育对象身体方面的特殊性。
3.忽视生活能力和生存能力的培养。
4.缺乏科学的素质教育评价体系。
5.现有教材和课程无法满足素质教育的要求。
二、特殊教育学校素质教育的解决途径
在特殊教育学校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存在着采用“填鸭式”的知识传授，忽视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过于强调教育对象身体方面的特殊性；忽视生活能力和生存能力的培养；缺乏科学的素质教育评价体系、教材以及课程设置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素质教育的推进。
（一）完善素质教育的目标和评估机制，改变教育观念
对于教育观念的滞后，需要加强管理，发挥目标导向作用，引导转变观念。改变观念的首要任务是制定素质教育目标，并根据目标建构素质教育的评价体系。只有目标体系与评价体系相结合，才能对特殊教育学校的素质教育活动进行有效的调节和控制。通过教育评估机制的建立，充分发挥评价手段的调控功能，使它成为促进素质教育的科学的系统的机制，并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完善，促进素质教育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完善，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二）提高教师素质，改变教育观念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是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对于现职教师，学校应建立在职教师进修、培训制度，定期和不定期举办在职教师培训和进修学习班，扩大教师进
修的途径，提高理论修养。作为培养未来教师的师范教育，应实施与素质教育培养目标相适应的教学课程的内容、方法及教学技能、技巧及实践环节等方面的改革，如：建立以能力和情感为主导的师范教育新模式等。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整体素质，满足素质教育需求。
（三）进行课程教材改革
教材是教改之本，是教学的主要依据。在特殊学校推进素质教育必须加快教材改革的步伐，编写出一套适合特殊学校特殊学生的教材，改革课程，注入活力，使其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应用性、多样性、可读性结合得更完美，让学生喜欢，教师满意，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供一个好的依据和基础。
1.加强德育学科课程建设，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定期进行心理咨询和辅导，使聋生具备优良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具有抗挫折能力和良好的适应性、创造性、竞争性、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促进非智力因素的发展。
2.打好语文数学两门基础工具学科的基础，利用其基础性和实用性，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敏捷思维和创新能力。
3．加大体育美育的课程比重，发挥学生在视觉、运动方面的天赋，因材施教，培养综合能力。
4．要优化课程结构，加强活动课程建设，精心组织和设计活动课，比如开设班团队等常规性课程、科学知识性课程、科学文化性活动课程、操作性活动课程等，在发展学生智力的同时，推动学生良好个性的发展。
教育学教育范文6
【关键词】特殊教育学校；按摩教育；探析
研究特殊教育主要从接下来两个方面入手。第一个方面主要研究的是专业工作职业化。第二个方面研究的是在面对困境时应该如何发展。目前而言，重点关注的是理论，对于实践关注比较低。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专业的工作人员不仅需要对实践进行研究，同时也要研究微观方面。
一、听力障碍人群职业教育的目的
听力障碍人群的教育发展的关键是不能把听力障碍人群看成只需要照顾的人群。若是仅仅教授文化知识那么对于他们自身的发展是不利的。因此，特殊学校还应该注重于职业技术方面的教育，从而使劳动技能得到提高。为就业提供条件，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专门提供给听力障碍的学生，让他们也可以走上就业之路。
二、特殊学校按摩教育的方法
特殊教育学校在按摩方面不仅仅要交给学生技能和专业知识，还需要针对社会的要求，使听力障碍的人能够融入到社会，融入到按摩行业中。因此对于教育方法进行改革与创新。
1.实用能力在特殊人权按摩教育中的重要性
对于特殊人群按摩的能力以及手法培养是特殊教育学校在按摩方面的最终目的。为了能够适应按摩行业在社会中的需要，所以特殊学校在进行按摩教育的过程中，实践学习尤为重要。在受教育之前对于按摩的技术以及技能的了解和接触是极为重要的。需要以社会的需求为基础进行培训。对于特殊学校在开设按摩课程的过程中教学计划以及教学大纲的设置是必不可少的。需要结合模拟、服务等。另外，特殊学校，按摩教育注重实践的同时。理论知识也不能忽略。因此理论课程的开设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将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是学生对于按摩技术使用更加熟悉。从而使学生的文化素养提高的同时，也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2.特殊学校听力障碍按摩教育师资力量
开展听力障碍人群的按摩教育课程时，最重要的就是按摩教室的技能必须要高。只有足够优秀的按摩教师，听力障碍人群在学习按摩的时候才能够减少很大的阻力。就目前而言，学校的按摩教师缺乏实践能力，优秀的按摩人才大部分就业于按摩行业。因此学校的按摩教师的技能不够优秀，从而在讲解理论知识时只是根据课本来进行讲解，这种教育方式对于学生的理解以及学习是不够充分的。因此，更多地投入精力和资金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福利方法，比如说在按摩教育中将按摩人才引进，对于听力障碍人称的学习是非常有用的，同时对于社会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除此之外，再教育听力障碍人群的过程中融入按摩人才，不但可以将自己的按摩水平进行巩固。与此同时，能够有效地结合理论与实践，提高自身发展。
3.特殊学校听力障碍人群按摩教育方法的改革
长时间以来，说学校再在于按摩的过程中采用的是二加一的方式，通过课程两年的学习再加上一年的实践为主。这种教育方式由来已久，已经不能够与时俱进，最重要的就是改革，例如以时间周期为基础更换实践和理论的学习，在刚开始学习的过程中，将理论与实践进行结合短缩短学习周期。可以半天理论半天实践，或者一天理论一天实践的学习模式。在接受按摩教育的听力障碍人群知识和技能得到有效的提高。改变教学模式。不仅能够促进听力障碍人群对于按摩行业的了解。与此同时，能够熟练他照我按摩方法以及按摩技，。把枯燥的学习变成提升听力障碍人群按摩教育的有效性。听力障碍人群按摩教育在课堂教学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按摩教师在内容讲解的同时，一定要与实践进行结合。按摩教师只有将理论与按摩经验进行统一的讲解，才能够有利于听力障碍人群对于知识的了解。与此同时，在学过程中如果遇到问题，那么也可以通过模拟操作进行讲解。与此同时按摩教师也要及时的回答学生的问题，有利于学生理解记忆按摩手法以及按摩技能。除此之外，按摩行业是一种服务性的行业，所以学校在进行按摩教育的过程中，教给学生的不仅仅是技术以及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需要让学生充分了解按摩行业，对于按摩行业的职业道德规范需要严格遵守，与此同时，一定要自尊自爱。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听力障碍的人群在按摩工作过程中总是有不同的问题出现不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所以在对听力障碍人群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与实践时，要让他们学会适应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环境，克服自身的不足，尝试着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的方便，学习更加有效率，对于自身的职业修养以及工作能力得到有效的提高，最终实现人生目标，实现自我价值。
参考文献：
[1]王得义.有限隔离无限融合--试论我国残疾人高等职业教育模式的建构与创新[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1,(15):154-155.
教育学教育范文7
关键词：幼儿体育教育；现实困境；对策
幼儿教育学是时下教育学研究的热点。开展好幼儿教育工作，对完善教育学科的体系性和完整性具有现实意义。在幼儿教育前沿理论研究中，幼儿体育教育对充分实践幼儿教育理论研究新成果具有实践意义。从幼儿体育教育目标角度，幼儿体育教育对促进幼儿身心健康成长和养成具有实效。活泼、聪慧、健康的幼儿是其他教育阶段步入正轨的先决条件；无论是精细化教育，抑或是成长化教育，受教育者的幼儿教育首当其冲，地位一马当先。幼儿体育教育，本质属于启蒙和印象式思维教育，其是对现实教育的应急和反馈，而应急和反馈的好坏程度，决定幼儿能否顺利步入正受教育殿堂的速度。基于此，我们认为，先行的幼儿体育教育对幼儿在成长过程中接受其他教育的成功与否具有直接正相关。基于以上对幼儿体育教育重要性的分析，结合目前我国现实国情，仍然存在种种制约我国幼儿体育教育发展的不利因素。因此，分析并归纳这些不利因素，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有效的突破和解决，具有现实意义。
1新时期幼儿体育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现实困境和约束
1.1幼儿体育教育中的时间偏少和方式单一性问题
2016年3月1日起教育部颁布施行的新的《幼儿园工作规程》第23条明确规定：“幼儿园应当积极开展适合幼儿的体育活动，充分利用日光、空气、水等自然因素以及本地自然环境，有计划地锻炼幼儿肌体，增强身体的适应和抵抗能力。正常情况下，每日户外体育活动不得少于1小时。幼儿园在开展体育活动时，应当对体弱或有残疾的幼儿予以特殊照顾。”现实情况是，大部分的幼儿教育机构都未能满足1小时的基本活动时间量，大部分停留在10min，多者不会超过30min。在安排幼儿体育活动中，其活动形式过于简便和平常，没有新意是主要的缺点。通过归纳分析，在体育形式安排上，大部分幼儿教育机构处在“走过场”“走形式”的形式中。时间安排中的“偷工减料”和形式安排中的单一化，都是没能严格落实新的《幼儿园工作规程》的体现，是对既有政策的“阳奉阴违”，损害的是最广大幼儿及家长的切身利益。
1.2幼儿体育教育机构和监护人意识待提升问题
从世界观、人生观角度看，意识是人们对外界事物认知并不断反应和积聚在大脑中的潜意识反应。一旦形成意识，就会不断促进人们按照意识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在幼儿体育教育中，我们当前最为缺失的是对幼儿体育教育意识培养的忽视。在没有意识指导下的幼儿体育教育，一味地按照“旧历”开展幼儿体育教育，往往是舍本逐末，无的放矢。例如，教育机构和监护人普遍认为幼儿因年幼，应让其自由生长，自在成长，无须过分关注；或者认为，社会生存竞争越发加大，教育应从幼儿抓起，让其在幼儿阶段就走在同龄人前面，开展诸如音乐、体能、语言、交际、绘画等知识的学习，更有甚者对前面几种知识上升到专业高度的学习。这2种截然相反的对待幼儿教育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存在偏激的倾向，核心原因是没有形成对幼儿教育或者幼儿体育教育这一事物客观本质的认识，是没有形成幼儿体育教意识的最为直接的表现，因此对幼儿体育教育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1.3幼儿体育教育中对安全观念过分的解读问题
2016年3月1日起教育部颁布施行的新的《幼儿园工作规程》中第12条明确规定：“幼儿园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幼儿园安全管理的相关规定……活动组织和幼儿就寝值守等安全防护和检查制度，建立安全责任制和应急预案。”但目前大部分幼儿教育机构只是机械式地解读该安全规定，且过于注重安全问题这一单一性问题的本身，继而大大削弱了幼儿的体育强度和时间，以期待达成减少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以实现幼儿安全领域的合格和达标。显而易见，这是舍本逐末式思维，从根本上还是未能解决幼儿安全问题，其核心原因是忽视和践踏了幼儿身心全面发展的规律，看似为万能之策，实际是不可取的，更是与事物发展规律相悖。
2与时俱进地促进幼儿体育教育发展的新维度
2.1幼儿体育教育中新观念、新意识的逐步养成
新观念、新意识的养成是个逐步的过程，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唯物主义过程。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无论对教育机构抑或是幼儿的监护人，都是阵痛性过程，都是学习认知不断提高的过程。一旦新观念、新意识在人们的头脑里生根发芽，就会影响一代又一代人对幼儿体育教育重要性的认知思维。这其中切实有效的方式是通过教育机构组织的家长会、见面会、沟通会、咨询会等方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和讲座，依托教育机构所在场地，让家长、教育机构负责人、幼师等相关人员近距离、简单、直接地接触最新的理论和研究成果，通过充分有效的案例展示，让相关人员面对面直观地感受到幼儿体育教育对幼儿的全面发展、对幼儿安全问题本身维度的突破、对幼儿后续教育接受能力培养的提高方面所带来的效果和影响，以感化和说服人，其效果往往是事半功倍的。
2.2幼儿体育教育中合理引进体育设备和有效利用场地的重要性认知
场地和设备是一切体育活动进行和开展的物质条件。因此，教育机构应规划并预留安全和宽敞的幼儿体育活动场地，应充分认识到这是决定幼儿体育活动良好开展的先决物质条件，更是幼儿体育事业发展的基础。结合实情，首先，教育机构应在幼儿园规划初期，规划和预留幼儿体育活动的场地。教育审批部门可根据幼儿园的规划和计划，有针对性地考核是否预留了体育场地，并将其视为是否达标合格并对其是否进行批准与认可的先决条件之一。其次，根据幼儿体育教育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幼儿教育机构应引进先进的幼儿体育活动设备。设备的引进应切实符合所招生的幼儿处在的年龄阶段，并且能够切实为幼儿所用。教育主管部门，可针对幼儿体育设备的采购，规划形成一个在本地区具可操作性的采购目录，方便幼儿教育机构采购和操作（“名单应经过正常的招投标方式”）。
2.3幼儿体育教育中重视强化对幼儿“自我学习”重要性的认知
处在人生的“模仿”阶段，幼师应充分认知到幼儿“依样学样”的心理特质，应强化并重视幼儿对自我学习能力的培养。通过幼儿自学能力的培养，达成幼儿学习效率的提升，也为教学目标的达成提供捷径。幼儿自我学习能力的培养，可通过以下2种方式来实现。（1）过合理规划幼儿体育课程的设置和安排，不断吸收和引进先进、可行的教学教案精华，来达成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和发展，为幼儿体育活动的有序、良性开展，提供优秀素材和标准化操作方案。在课程设置过程中，注重引入标准化、简便可模仿的体育活动样式，供幼儿模仿学习。（2）重幼儿体育活动中，塑造具有典型性和标准性幼儿个体。通过挖掘、塑造优秀的幼儿体育活动“标本”，以达成让其他幼儿进行模仿学学习的作用，以此迎合幼儿“模仿”型人格的特点，往往也会事半功倍。
2.4幼儿体育教育中重视考核对幼儿体育教育开展的实效
如火如荼开展的绩效考核体制中，无不印证了考核对工作良好开展的实效性。因此，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可评估将细化的考核机制纳入对幼儿教育机构是否合格开展幼儿体育教育中来，以彰显考核出成绩，以借考核立制度、规矩。在考核的过程中，首先应保证考核的强制性规定，杜绝考核中的不明性或者借考核之名行松散之实的局面。其次，教育行政部门，应督促幼儿教育机构形成内部考核机制，并验收和考核内部考核机制的合理性、合规性、可操作性；将开展的幼儿体育教学工作进行量化、细分化，通过指标化、数据化的标准来全方位权衡和考核幼儿教师的工作开展情况，以此做到事无巨细、避免疏漏。通过考核的方式，要让幼教充分认识到，幼儿虽处在初始受教育阶段，在关注智育水平和成绩的同时，更要关注身幼儿身体的健康成长及身体机能和器官的充分发育。再次，幼儿教育机构，可在幼儿入学初期，除开展智力测试外，还可有针对性地开展入学体育测试项目，改变以往仅关注幼儿智力的情况，使其转变到全方位综合考量幼儿的“智体”2方面上来。最后，国家层面应形成关注幼儿、青少年体育教育发展的综合配套体制。唯有从国家教育行政管理层面形成重视、关注幼儿、青少年体育教育发展的政策支持抑或是制度支撑，才能完备地形成从幼儿体育教育到小学体育教育，到初中体育教育等的全方位配套体系，一旦体系得以形成，幼儿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就会越发顺畅。
3结语
正如著名教育家夏丐尊所说：“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出一个空虚。班主任广博的爱心就是流淌在班级之池中的水，时刻滋润着学生的心田”。我们每一个从事幼儿教育的工作者，就是这个“班主任”，我们将所有的心血和能量都浇灌在幼儿教育事业这颗幼苗上，期待它能够茁壮成长。历史走入新时期，教育工作成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搞好幼儿体育教育又是实现和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事业的有力突破点。为了实现高质量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我们更应不辱使命、砥砺前行，将幼儿教育事业发展光大。
参考文献：
［1］刘丽娜.幼儿园体育活动中教师回应行为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3．
［2］何成文.幼儿体育活动的创新与实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教育学教育范文8
1.乡村少年“离土”教育
“离土”源于上世纪40年代费孝通对乡土中国的担忧，意指乡民离土、乡村离地、文化离根。在城市化进程推进的过程中，大量乡土在“企业房产”等推土机前不断流失，消费文化将人与人的关系功利化，人情冷漠，乡情淡泊，越来越多的人宁愿背井离乡，也不愿留守故土。“当他们逃离土地，远走他乡，就走上了永远的‘心灵不归路’……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成为‘无根’的人。”那么，什么是“离土”的乡村教育？乡村教育是指促进乡村少年在乡村社会中活泼、健康、全面、自由地发展，并启迪、发展他们的健全人格，培养其精神成人的教育。在经济为先和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乡村教育的话语权和决策权逐渐被剥夺，加上长期奉行的单一化思维模式，“城市取向”成为当前教育的主要特征，乡土世界在教育中被边缘化。教学内容上，高楼大厦代替了风吹麦浪；教学语言上，官方话语代替了本土方言；教育理念上，“他人世界”代替了“乡土世界”；教育价值上，离乡代替了爱土。“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这都是一种文化偏向，即城市生活的价值偏向”，乡村教育实际上就是“逃离乡土”的教育设计。总之，乡村少年的“离土”教育是指乡村少年所受到的脱离乡土文化语境的以城市为导向的教育。
2.文化回应教育学
“离土”概念在西方语境中同样可以找到惊人的回应，盖尹（Gay，2010）率先提出“uprootedness”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教学中对少数族裔学生本土文化、地理和心理情感因素的忽视，导致的学习与文化背景的断裂。”不同的是，国外学者更多的是用文化回应教育学分析这一问题，这也为国内“离土”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可验证的新视角。上世纪70年代，人们意识到种族的多元化问题已经蔓延到课堂，少数族裔的学生由于文化、语言、信仰等异于主流白人群体而逐渐被边缘化。在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将视角转向课堂教学，提出文化回应教育学，比灵斯（Billings，1991）将其定义为“一种通过赋文化于知识、技能和态度，提高学生学业水平、社会性、情感表达和政治性的教育学”。盖尹将这一概念进一步具体化，提出“：它是指一种鼓励种族多样化学生利用其文化知识、先前经验、思维结构和表达风格使学习与自己更具相关性，并提高学习有效性的教育学。”前者是以整个社会为背景的广义界定，后者则是从学习行为出发的狭义发现，本文更倾向于后者。此外，比灵斯（Billings，1995）为文化回应教育学设定了三个标准。首先，体验学业成功。任何阶级特权均无法剥夺学生获得学业成功的机会和体验的权力，同时社会和教育组织中的所有力量要努力促其实现。其次，发展并保持文化能力。学生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努力构建以本土文化为基础的“文化整体性”并获得“文化尊严”。最后，挑战现实不平的批判意识。对于主流文化的先在合理性，教学能提供一套公正、客观的评价体系，学生结合自身的文化经历批判性地反思周围环境的存在。这三条标准的设立是相对于文化回应的三种无力（学业失败、文化失真、反思失效）提出的，而乡村少年的成长过程同样表现出文化回应的无力，它更多的是从乡村少年过程经验和主观意识发出的成长烦恼。
二、“离土”教育的无奈：乡村少年的成长烦恼
1.“读书价值”的烦恼
传统乡村社会一直以来都以读书为最优越的价值追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为乡村少年勾画出了美好的物质生活，“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满足了其立业报国的精神追求。为了实现“鱼跃龙门”的壮举，乡村少年不问农事，不知农业，只读“圣贤书”，家人更是倾其所有予以资助。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逐渐加大，城市的地域优势和政策优势为其积累了大量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一方面，在经济资本的作用下，城市规模增长迅速，乡镇城市化，城市都市化，其必然产生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城市经济资本的充裕也为吸引大量劳动力提供了更大的筹码（工资）。另一方面，文化资本为城市创造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例如丰富的娱乐活动等。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双重诱惑下，越来越多的乡村少年不愿用十几年的苦读去争取一个城市生活的机会，而是选择最简单的方式，放弃读书到城市打工，直接体验城市生活。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低是乡村少年放弃读书的另一个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显示，2008年大学生失业率为9.1%，2010年为12%，2011年为17.5%，大学生未毕业先失业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继续读书而带来的失业风险，很大一部分乡村少年不愿意继续学业，而采用直接就业来避免将来失业的尴尬。另外，目前大学生的工资水平和农民工相差无几，甚至可能要低于后者，也对乡村少年的选择产生较大的冲击。同时，乡村少年经过资本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分析后认为，将继续读书的时间资本和经济资本投入到就业，其所产出的经验资本、收入资本和避免失业资本将远远优于前者。以上两种原因导致了乡村少年对“读书价值”的怀疑，从而导致“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据教育部统计，2013年全国小学阶段未参加继续升学的比例为1.7%，初中为11.6%，高中为13%，需要补充的是，乡村地区的比例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乡土身份的烦恼
文化不仅是赋予身份的权杖，同时它本身就是一种身份的符号。乡村文化的边缘化导致了乡村少年对乡土文化的冷漠，越来越多的人对乡村身份感到自卑甚至厌弃，处在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漂泊感。这种身份的自卑又体现为现实和未来两个向度。现实向度上，乡村少年对乡土身份的烦恼处在懵懂的状态，通常情况下未被激活，当他们经历城市文化的外在冲击（来自他人）和内在洗礼（来自自己）时，对城市生活的艳羡就会与对乡土生活的自卑形成强烈的反差，尤其当这种刺激来自持有“外在冲击”身份的教师和课本，以及“内在洗礼”的自我学习。这种情况在乡村学校中经常发生，例如老师用“离开这穷乡僻壤”鼓励学生、学生以“坐飞机”“看高楼”等为目标的自我鞭策。未来向度指乡村少年对未来身份的预设选择，这种选择在学科化之后通过理想职业来体现，少有学生愿意将理想设计为“农民”，更多的是城市生活中的各种身份，例如科学家、明星、军人等等。当人对现有身份表示出一种厌弃，其不可避免地会失去自尊和自信，迷失在对自己和未来自己的恐惧当中，如果未成年人长期处于这种状态，对其心理发展将是极大的伤害。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乡村少年在进入城市之后表现出寡言、自卑、放纵、自暴自弃等状态。学业上，他们认为城市儿童更聪明，掌握更多才艺，学习更出色，而自己无法与其竞争，甚至对城市儿童表现出一种盲目的崇拜或憎恶。例如，许多乡村少年之所以选择高中辍学是认为其无法与城市学生竞争高考。乡村少年迷失身份后的另一个影响就是丧失归属感。一方面，他们极度否认或排斥自己所属的农村社会，努力使自己与其隔离，声明不再属于这里；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建立与城市的联系，获得城市身份。这就容易导致乡村少年处在两种文化的边缘，既不愿意接受乡村身份，却又无法获得城市身份，从而使这一群体永远无法找到合适自己的位置，最终产生被遗弃感而选择破坏现行规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乡村少年的犯罪率持续升高。
3.教学文本的烦恼
当前，教学文本的设计权掌握在国家与省（市）两级。从话语权来看，拥有参编资格的人主要包括教育专家和教学专家，而这两类群体主要集中在城市中的高校和优秀中小学当中。一方面，国家单一化的政策制定理念要求各省（市）在保持一致性的前提下，适度增加多样化和地方化的内容，在当前以发展为首要任务的环境下，一致性更倾向于城市导向的现展观。另外，预留可调整的空间并不能足够支持地方性内容的进入，而且乡村内容只是地方性文本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掌握话语权的专家缺少对乡村少年学习与生活环境的了解，同时他们更缺乏乡土情结，未能有针对性地立足于乡土，开发环境与身份相适切的文本。教育专家关注的是文本在人的某种发展维度上的意义和效果（德智体美劳），教学专家则更关注文本的表达和组合方式（教学方法），然而，两者对教学对象的生存环境却鲜有涉及。在这一现实下，乡村少年对教学文本渐渐产生陌生感和疏离感，因为字里行间描述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而是“别人的世界”。从内容上看，它包括两种冲突，文本内容与生活现实的冲突和乡村伦理与城市文明之间的冲突。首先，教学文本的设计是以城市为导向的，乡村并未获得独立的编制权，其所采用的是与城市相同的教学文本。这就导致乡村少年对教学文本中描写的内容未形成直接经验，甚至闻所未闻，无法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的认知图式，例如“微博“”天然气”“数字电视”等概念。此外，两种文明的冲突同样会在教学文本中产生，例如教学文本中对直接结果的追求与乡村少年含蓄的表达方式之间的冲突；教学文本对结果唯一性的苛求与乡民“只求耕芸，不论收获”的豁达之间的冲突；教学文本对环境保护的呼吁与乡村少年对环境问题的未意识之间的冲突等等。由此可见，不同的世界及其所塑造的世界观的冲突使得乡村少年难以判断何为真假、何为好恶，对教学文本的烦恼，极易产生对学习与生活本身的怀疑。
4.教学方式的烦恼
教学方式的烦恼主要体现在教学方法、教学评价和教师三个方面。教学方法上，乡村教学资源的缺乏和教学条件的有限使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难以实现，只能转而依赖教室、书本、讲台和桌椅组成的传统教学，加上缺乏先进的教学理念，于是乡村少年长期被困在“老师讲，学生听”的课堂。乡土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所创造的天然课堂强调“参与性”、“动手性”，与传统课程中的“静坐”“苦读”形成鲜明的反差，乡村少年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反复受到思想的碰撞，要么逃离，要么屈服。例如，一些快乐的乡村少年进入课堂后变得沉默寡言；还有些学生在课堂上表现出色，生活中却五谷不分。在传统教学方式的影响下，教学评价形成了与之相契合的以“分数”为导向的考评模式，强调竞争性的等级划分，其“比”的关注又被乡村少年的朴实天性放大。这就是为什么乡村学生比城市学生更看重分数和成绩排名。教学中要求的竞争与乡土文化鼓励的“讲信修睦”产生的分歧对乡村少年的人际交往也会产生影响，因为他们无法确定彼此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乡村少年最大的困惑来自于教师，一方面从年龄结构上看，乡村教师主要以中老年为主，他们的教学理念保持着一贯的保守性，包括对分数的苛刻，对走出乡土的热衷，对讲授教学的执着等。另一方面从配置上看，乡村教师人数和资质都存在严重问题，整体上影响了乡村教学的水平和乡村少年的成长。综上所述，乡村“离土”教育面对的乡村少年的成长烦恼既是认知和行为上的心理不适，也是价值诉求上的人生观冲突，更重要的是根源于文化离土的生无所依。究竟怎样实现乡村少年的文化复归？
三、从“离土”到“归根”：文化回应教育学的解答
面对美国课堂中存在的“离土”问题，盖伊（Gay，2010）从文化回应教育学的角度提出四种回应方式：1）认可学生承载的不同文化的合理性；2）针对不同的学习风格设计相应的教学方式；3）引导学生了解并欣赏本土文化；4）学科课程和技能训练中，增加多元文化信息和资源。本文将根据盖伊给出的解答，结合乡村少年“离土”教育的中国语境，尝试设计一条从“离土”走向“归根”的文化回应路径。
1.文化合理性的回应：教学身份的“归根”
教学身份包括教的身份和学的身份，学的身份是核心，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教是以赋予学生获得某一种文化身份为诉求的。身份的接受前提是对其所扮演角色的认可与接受，乡土身份承担着对“那山那水那人”厚重的情感。为了引导乡村少年获得乡土身份，教师要在对乡土文化理解的基础上认可其存在的价值，同时对乡村少年在学习和生活中表现出的文化特征，保持开放的文化包容性，谨慎地引导学生发现乡土文化中的利弊，理性取舍。乡土文化的语境同样塑造了乡村教师的身份，然而面对大众媒体对教师特征文学性的渲染（贫穷、专业性低、土气、憨厚等），他们已习惯成为“沉默中的大多数”，不作抗辩。我们不能用城市文化中的功利性价值去评判乡土文化中的行为，乡土赋予他们的文化责任要求其在增强专业性的同时彰显乡土身份的自信：土气是一种乡土气质，憨厚是一种文化性格，贫穷则是一种道德操守。学的身份也是一种主动的获得，它需要乡村少年认可自身存在的价值，保持自我成长中的文化能量，培养批判思维能力。乡村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接受大量的外界信息，虚实难辨，因此他们必须养成一种反思理性，在综合考量多种信息的基础上形成自我认知，不盲从，不自我。
2.文化价值的回应：教学目标的“归根”
当前，教学目标的设计是以“城市”为导向的，乡村少年的学习目的也是以加入并融入城市生活为价值诉求，这种一维的排他价值是以“致富”为诱惑对乡村价值的冷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立足乡土，从三个层级寻求自我价值，还权于乡村少年。第一个层级，了解乡土，解答乡村少年“我是谁”的烦恼。乡村教学为乡村少年走近其生存的文化空间创设专业平台，一方面将其生活中所积累的文化碎片系统化，另一方面带其走入乡土的文化根脉。第二个层级，热爱乡土，解答乡村少年“我在哪”的烦恼。爱是一种大的情怀，教育正是要致力于对爱的培养，家齐方可国治、天下平，只有对家乡故土的爱才能养育怀有仁爱之心的乡村少年。越来越多的乡村少年舍土离家反映了他们爱的淡泊，而教学正是要重新燃起他们心中的爱，实现由爱己到爱家、爱人的价值诉求。第三个层级，文化包容，解答乡村少年“我去哪”的烦恼。乡土的“回归”并不是对一元性的价值选择，它需要培养一种和而不同的心态和美美与共的胸怀。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借鉴，在“并行之道”中而“不相害”。
3.文化内涵的回应：教学内容的“归根”
教学内容的“归根”主要通过乡土教材开发和乡村教师培养两方面来实现。课程编制上，一方面教学文本中亟待增加属于乡土特色的内容和设计，使普遍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有效接轨乡村。另一方面，课程编制权继续下放，以乡村为主的地区获准立足本土文化，针对特定文化身份的学习者设计地方特色课程。校本课程开发上，乡村学校需要培养具备课程资源开发能力的教师，同时更需要校本课程开发的勇气和决心，摆脱习惯性的对已有资源的依赖，厚重的乡土本身就是取之不尽的课程资源。乡村教师培养的“归根”应该从两方面入手。第一，对于乡村教师短缺的问题，保证现有教师队伍的稳定性，确保优秀教师不再继续流失，同时鼓励并吸引师范毕业生走入乡土，从内部维稳和外部补充两方面增加乡土师资的生命力。第二，对于乡村教师教学质量的问题，提高现有教师水平和补充高质量的教学人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前者可以从完善在职培训体制，拓展在职培训平台，增加在职培训投入以及丰富继续教育手段等四方面进行，后者主要通过鼓励优秀教师乡村支教和吸引优秀毕业生乡村从教两方面实现。
4.文化风格的回应：教学方式的“归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