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历史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历史视野开拓新的政治学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承接到社会科学的历史传统，在更普遍范围的学理意义和学术史来讨论政治学转向历史的基本分途，辩证地认识到其中的可能面向与困境及其超越的可能路径。本文立足于西方社会科学传统的历史反思，关注历史研究与政治学研究之间的结合方式，归纳出三种层次性的关系及其缺憾。第一种结合方式是把历史视为方法，历史研究为政治学的知识生产提供更丰富的论证材料，这种实证主义的理解遭到来自阐释学传统的批判；第二种结合方式把历史作为一种意识、认知和思维，将政治学的研究议题置于历史过程的具体阐释，对政治学理论、概念与命题的知识生产施加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性条件，但带来知识碎片化和历史想象力的诟病；第三种结合方式是把历史视为本体的存在，而政治学的知识生产是论证普遍历史进程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视角或手段，这恰恰为世俗化的后形而上学传统所抛弃。中国尝试发展历史政治学，需要合理定位历史研究与政治学之间的关联机制，尤其需要为第三种理解提供中华文明连续统一的历史观念，使之成为前两种结合方式的前提假设与哲学基础。
一、历史作为方法
在历史作为方法的层次上理解历史研究与政治学研究的结合，意味着历史研究为论证材料之“用”，服务于政治学研究之“本”，旨在探索与发现在现实政治领域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概念、理论、命题等知识范畴。把历史研究视为社会科学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需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把历史视为经验事实的文献材料，可以直接或间接拿来论证社会科学研究追求的基本命题、因果规律和法则；其二，政治学与社会学和经济学一样，成为实证社会科学传统的一个重要分支，并且对应自由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划分政治、社会、经济领域，而政治学的任务是探索国家、政府、政党等政治领域，解释当下国家正在运行的政治现象与规律。但这两个前提条件并非同时发生，各有不同的形成时间与方式。历史研究与政治学研究之间之所以“体”“用”结合，得益于一部分政治学者不满政治科学的既定研究状况而转向历史方法，为当代政治学学科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也同时打开政治研究的历史视野。其中，历史研究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方法，得益于两个基础。其一是笛卡尔开创的哲学基础，认为历史材料需要有利于当下知识生产的论证，因当下问题的解决而探讨过去，即“以古观今”是为了达到“以今观古”的现实主义目的。其二是开始于孔德的社会科学基础。孔德在笛卡尔基础上，进一步把历史与观察、实验、比较并置为科学研究方法，旨在通过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来检验当下的结果。结果，消除其唯心主义影响的德国“兰克学派”迅速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在法国发展成为“实证史学派”以及后来的“历史学方法论派”，并且到19世纪后期的涂尔干时代，史料编纂的历史研究成为社会科学发现“社会事实”的主要场域与论证材料来源。然而，西方现代政治学研究更晚接受历史方法。政治学直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发展出美国政治科学之后，才独立建制为一门现代学科。但历史成为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恰恰是作为“批判的武器”，抵制美国以功能论和系统论为主导范式的政治科学。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治科学全然关注当下政治过程与生活，尤其是选举与投票的政治行为与心理，采用问卷调查、定量和数理模型化的实证分析，寻找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硬科学”规律。虽然主流的政治科学依然强劲地追求数理模型和理性选择，但一批非主流的社会学家率先以“历史社会学”为名，在历史作为方法的层次上行使“历史政治学”之实，复兴19世纪政治研究传统的关键议题。当今政治学需要寻找那段时期转向历史方法的知识资源，进而接驳在19世纪之前的学科传统，必须关注相邻学科的学术史，尤其是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亲密结合。其一，重新探讨19世纪经典作家关注的现代性议题，关注传统至现代的断裂与转型；其二，充分运用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围绕冲突与变迁的重要政治议题，进行跨时间、跨空间与跨语言情境的大范围比较，试图为大转型提供结构主义的合理解释，或者重新解释宏大历史的帝国与文明过程，或者分析具体主题的因果关系机制；其三，既充当历史学家，亲自收集充分的一手档案史料，又扮演社会学家，对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对具体研究的问题提供因果关系的理论解释。然而，历史作为方法的政治学也最容易遭到诟病。其中，这种建立在实证史学基础上的理论研究，需要经受来自史学的批评，因为史料派理解的历史可能丧失历史个体的生命体和主体性，况且这种唯政治史的历史掩饰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历史多面性与复杂性。因此，转向历史方法的社会科学普遍得不到史学界的认可。同时，主张历史方法的政治学往往以超历史的理论问题先入为主，试图发现一个所谓外在于历史自身的非历史命题。他们难以进入那些运用当下数据并追求普遍解释力的主流社会科学视野，只能挤压于历史特殊性与理论普遍性的夹缝之间。结果，转向历史方法的政治学研究如果不是被政治学的主流范式所抛弃，就可能成为其中一个独特的子学科或研究领域，自娱自乐，自谋发展。
二、历史作为认知
在认知层次的历史研究看来，历史有其本质的规定性。其一，所发生的一切都有其唯一具体性，不可复制，必须严格遵循时间发生的先后次序安排；其二，历史过程充满偶然性与复杂性，并没有超越时间次序和历史情境的命题、概念、理论和普遍发展规律；其三，历史上的人物、制度、事件及其发生过程都是整体涌现的，并且同时在各领域、各层次以及不同的社会政治群体中造成不同后果。这意味着，历史整体是被人为划分并建构为局部不同的领域史，而再现真实的历史需要一个整体的历史意识和具体的关联机制。相应地，在历史认知层次上来理解政治学的历史转向，其任务有三：其一，政治学的所有概念、理论、命题必须受制于时间次序与历史情境的条件约束；其二，政治学当下关注的任何议题与问题都必须有其历史形成和路径依赖的意识，现实的政治生活与制度带有历史痕迹，是历史过程渐变或突变的延续或结果；其三，政治学转向历史，其任务不仅是阐释与分析历史过程中的关键发生机制，而且需要关注推动其变迁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以及结合机制。换言之，历史认知层次理解的政治学转向历史是历史研究与政治学研究双方都需要同时反思，之后的再结合才得以可能。在当代西方学术史上，认知层次的历史研究是在反思与批判方法层次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转向历史方法的社会科学为了达到理论建构的目的，只能人为裁剪历史材料，运用社会科学“讲道理”的语言替代并重组历史学“讲故事”的语言，这既违背历史重现的真实性，又不符合社会科学追求价值中立的客观标准。历史研究必须“按其真实发生的方式来叙述的历史”，因此，“真实发生”（时间次序）与“叙述”（叙事语言）构成社会科学转向历史时必须面对的两个前提条件，相应也迫使“政治学转向历史”之“历史”从历史方法层次上升到历史认知层次，之“政治学”能接受叙事语言的表现方式。因此，转向历史的社会科学既反思实证社会科学自身的“硬科学”范畴，又充分吸收历史学的传统特征，超越历史方法的层次，把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在认知上结合在一起，并且充分体现在四个方面：在语言上采取分析性叙事；性质上以过程阐释取代因果解释，严格遵循时间的先后次序来理解历史；时间序列上遵从历史原本真实发生的起因与结果；重视历史事件发生的偶然性、过程的整体涌现性与后果的不可预料性。然而，政治科学即使转向历史，也存在三种明显缺陷：其一是“历史即研究往事”，为政治史中的特定结果提供经验性的因果解释；其二是“历史是收集例证性的材料”以证明普遍命题；其三是“历史是产生案例的场所”，利用小样本展示大命题。这三种或经验性或策略性的历史转向，只是政治学与历史学之间“主”“仆”关系的结合。在历史认知层次上理解的政治学研究也面临问题：其一是知识碎片化问题；其二是历史成为想象；其三是打破传统主流学科的霸权地位。当所有研究议题都有着时间意识，相应也找到自身的历史合法性，无须从母体学科寻找知识资源的支持，也不为母体学科增强解释力和知识创造力时，传统主流学科难以有新的生命力。简言之，政治学从认知层次上转向历史，既缺乏普遍历史的基础性支撑，又作为政治学传统学科体系的离心力，带来研究议题的泛化与知识构建的主观化。
三、历史作为主体
历史本体论是对历史意识与观念的普遍假设，假定历史整体作为一种生命体，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存在一种本质、普遍的统一关联机制，任何时期所发生的一切社会政治现象甚至自然现象都源于并服务于某种特定的普遍历史规律。显然，历史本体层次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与政治学研究之间的关联恰恰是历史方法层次上的关系“倒转”，即以历史研究为“本”，政治学研究为“用”。然而，历史研究分歧最严重的层次恰恰是历史的本体论问题。因为这种“何为历史”的形而上学问题处于历史观念领域的最高层次，属于人之理性不能把握的信仰范畴，却是知识建构与理性论证之先验预设。虽然西方社会科学有五种时间性的理解，但西方的历史观念传统主要是循环论与进步论两种竞争性的历史本体论假设，各自对政治学研究的历史本体论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历史循环论从古希腊的修昔底德与波利比乌斯、近代的马基雅维利与孟德斯鸠，至现代的斯宾格勒与汤因比，都把人类文明视为生命周期循环的兴衰历史。修昔底德从人性不变的假设出发，认为所有外在社会政治事件的发生都是内在人性的反映，因此历史必然周而复始地循环发展。这为古希腊史学奠定了观念基础。到近代之后，马基雅维利与孟德斯鸠复兴古希腊史学的“实用主义”传统，从人性不变的假设出发，把人类历史视为政治史，并从政治经验领域总结出对当下现实有直接效用的历史教训。后来的斯宾格勒与汤因比则从文明史比较的更大视野来强调历史循环论，试图以悲观笔调来超越乐观自信的进化论。孟德斯鸠重视经验分析，延续古希腊至马基雅维利的经验—实用历史观念传统，为现实政治的君主制国家提供治国艺术，旨在发现政治与道德领域共同的正义标准及其制度落实。这意味着孟德斯鸠不仅仅停留在特定语境条件的实用主义史观，而是突破了传统的政治史范畴，探讨推动历史变迁与社会运转的“原因之原因”，即更为稳定的普遍法则。为此，涂尔干把孟德斯鸠视为社会科学的先驱。这恰恰是遵循培根开创的近代经验主义哲学传统，认为历史材料是逐步提炼客观知识的基础，而知识“金字塔”顶端是自然法意义上的普遍法则，通过“一列通到准确性的循序升进的阶梯”，由特殊和具体的历史研究上升到普遍的规范哲学。从此，自然法的理性主义与感性现实的经验主义两种哲学传统达成统一，与其说终结了古希腊以来据于实用主义原则的政治史，不如说历史循环论在18世纪之后受制于历史进步论。进步论在近代西方之后成为一种强劲的历史观念，恰恰是始于中世纪基督教传统的上帝神学假设。近代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把人的理性精神抬高到上帝位置，确立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但中世纪的共相/殊相、人/自然等二分法假设依然有效，只是表现为历史进化论、发展主义、现代化等方式。奥古斯丁确立中世纪基督教传统的信仰体系，把“圣父”“圣子”“圣灵”视为“三位一体”不同“位格”的整体，统一解释永恒上帝与普遍历史的存在，形成神学体系的形而上学假设，共同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普遍进程。然而，从中世纪后期开始，三“位格”对世界、上帝、历史的解释出现分歧，逐渐形成理性神、自然神、意志神三种世俗化的神学假设，奠定近代西方不同的历史哲学传统，尤其是从意大利维科到德国赫尔德以降的历史主义传统和法国以伏尔泰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虽然英国并没有明确提出经验主义的历史哲学，却依然坚持普遍历史进步的普遍假设。当然，历史本体论假设在近代西方由进化论取代循环论，三种世俗化的神学假设以科学与理性精神之名义，实现上帝的普遍意志。不同的是，培根的经验哲学与实验科学方法把人、自然、历史、社会纳入自然神假设的统一整体与时间序列进程，当然，到洛克之后的经验主义史学则是否认自然神的假设，更重视长期积累的感性实践与经验知识，而休谟把历史研究视为整理感性记忆和记录的历史材料，旨在形成因果关系链条的论证过程。但法国以理性神假设的历史哲学传统以理性精神为核心，旨在发现理性精神在人类历史普遍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众多具体、偶然、个别的历史事件中寻找本质性存在的普遍规律与永恒法则。因此，普遍性的命题需要历史作为论证材料，同时也是解释复杂历史进程的关键机制。在这个意义上，从伏尔泰、孔多塞、孔德对宏大变迁的人类文明进程都划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也是人类精神不断理性化与世俗化的普遍历史进程。到19世纪之后历史进步论大获全胜，虽然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在19世纪末走向衰落，但进化论和发展主义依然是西方主导性的历史本体论假设。进入20世纪，历史进步观念蜕变为现代化理论、趋同论、依附论、历史终结论等，主宰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观念。但是，历史进步观念的根本问题在于，带基督教神秘色彩的历史观念有着强烈的目的论、宿命论与终结论，假定了人类历史普遍趋同的未来，忽视文明进程的多样性，容易为各种意识形态所操纵。此外，统一时间进程的历史进步观念带来虚幻的、浪漫的、盲目的乐观主义，缺乏对人类生活的忧患意识与自我反思。
四、结论与启示
19世纪之后，作为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学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一直充满争议，在转向历史过程中存在三个层次的性质差异，即历史作为方法、作为认知与作为本体。其中，历史作为方法立足于当下，历史作为认知把过去与现在关联一体，而历史作为本体是放眼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连贯性。首先是历史作为方法。西方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传统糅合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两大认识论传统，一方面，历史成为可以观察感知和经验归纳的“试验场”；另一方面，感性、具体、复杂的历史现象背后有着本质性存在的因果联系与普遍规律，因此历史可以作为方法和材料服务于社会科学研究。其次是历史作为认知，对于关注过去的历史研究与关注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二者从来都是相容为一个整体而不可分离，“以古观今”与“以今观古”都把历史与现实联系在一起，旨在共同理解当下问题的历史成因与历史变迁的当下后果。最后是历史作为本体。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的彼此平等融合并非稳定不变，历史在本体层次上的价值或信仰预设不仅影响到历史研究自身的意义，还关系到社会科学的价值与意义问题。
作者：郭台辉 单位：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