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论文范例6篇

西方经济学论文

西方经济学论文范文1

马克思经济学是无产阶级为适应挣脱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压迫而不断斗争的需要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任务是揭示生产规律,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原因是:经济规律是人们在长期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对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规律的经验性总结,而在阶级社会里,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不仅受到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还要受人们的利益关系、价值立场的限制。基于此,马克思毫不隐瞒自己的价值立场,公开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二、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价值立场上的不同点

(一)关于承认与不承认

价值立场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是排斥价值立场的,他们一直企图将经济学变成一门像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他们热忱于对科学性的无限追求,为此把大量运用数学当做促进经济学科学化的一个有力手段,从而导致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滥用,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嫌,同时他们希望通过“数理建模化”、“计量实证化”等具体手段使经济学摆脱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人文因素,从而过滤掉其隐含的价值立场,这反过来也说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立场与科学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最终奋斗目标就是消灭剥削,摆脱资本对人的束缚,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共产主义,实质是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私利,能够以大公无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经济学研究,因此,作为无产阶级的经济学的马克思经济学敢于光明正大地公开自己的价值立场。

(二)二者究竟是“物学”还是“人学”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不是幸福之学而仅仅是处理财富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科学,是理财之学。在西方经济学中,人被当成了资本的工具,成为一种经济要素,承担着资本增值的载体的功能,人被物所绑架,劳动者反而成为机器、资本的附属物。因此,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物本经济学,他们忘记了人,忘记了社会,单纯追求财富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经济效益本身成了目的,而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自身的发展却退居其次,致使西方经济学主次颠倒,充满了拜物教气息。而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唯一的,即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也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因此,与西方经济学撇开人的发展问题而只专注于如何借助于数理分析方法研究物质财富增长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从终极性价值判断出发,借助于历史维度的宏观分析,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劳动的异化以及人的异化,进而对资本主义制度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反人性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为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的发展层面上比西方经济学站得更高,是充满了人情味的真正的“人学”。

(三)他们究竟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

还是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西方经济学以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合理的制度为其理论前提,从而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天然地绑在一起这本身就是在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体现了其学说强烈的价值判断性,不难看出,西方经济学正是以所谓的“价值中立”来掩盖其所包含的深刻的维护资产阶级的价值立场。而马克思经济学作为无产阶级对人类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总结,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压迫的斗争而服务的经济学,马克思在其创立之初就鲜明地、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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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落后

按当下的情况来看,我国国内的西方经济学教学过于看重的是理论的灌输和模型的推导。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由于课程本身的缘故,西经的内容涵盖知识面广泛,包括的知识重点相当的多,原理比较抽象难懂,以上原因必将加大教学难度。授课老师在讲解理论时,在冗杂的知识点中很难做到每个都能用经济学的角度给予深度讲解,而且教师往往忽视了对本身存在缺陷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即完全照搬西方经济的思路。其次是大量西经中的数学知识构成了当下本科院校经济管理类学生的困扰,很难应用到实践中去。这些学生大多数学方面的底子薄,这些因素必将制约着学生偏向于定性的分析,而不是定量分析。最后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国内的西经教材没有能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量身定做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已经在国内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可是教材与学科能配套的却相差甚远。目前,国内院校的西经主流教材还是高鸿业主编的(微观部分及宏观部分),除此之外还有《西方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这个版本。仔细推敲一下会发现。这些教材都是贯彻的是新古典学派的理论。过于偏重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前沿介绍甚少,更是没有将中国的当前经济问题与教学内容相结合的案例出现。另外,结合大多数国内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现象,可以总结出一个普遍的结论,本科学校的西经课堂依然是采用“填鸭式”教学模式,教师在课堂上奋力地讲课,满黑板的大篇幅的图表、公式、模型推理过程,殊不知学生能理解的少之又少,教学质量低下。这种“填鸭式”教学扼杀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集体学习意识,最终学生还是不能掌握理论并运用到实践的技能。

(二)考核方式单一、激励管理缺失

据研究显示,考查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成效时,学生的成绩是用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组成的总评成绩(一般用百分数表示)来反映的。平时成绩一般由作业和出勤两个方面所组成,占期末总评的20%~30%;期末成绩占总评的70%~80%,一般采用闭卷考试的形式。由于期末考试的卷面成绩占总评的大部分,因而很多学生不重视上课秩序以及上课质量,作业敷衍了事,甚至抄袭、不做,到期末考试即将来临时才临时“抱佛脚”,突击背书或课堂笔记,学生在追求的只是通过考试,而不是真正的学习知识,这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所以,应适当降低期末考试成绩的比重,增加一部分学生在课堂上表现的比重,提高学生的出勤率和课堂学习效率。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建议

(一)财经类院校在我国高等财经教育方面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些院校不仅具备雄厚的专业师资力量,而且具有相当广泛的行业背景。同时,财经类院校的教育资源使用状况也呈现出明显的规模效益趋势,在校学生人数及其培养的优秀经济管理人员总量在整个中国高等财经类教育领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与财经类高职院校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高等财经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缺少职业性;与综合性重点大学和理工类大学中的财经系科相比,无论是在教师的教学水平方面,还是在学校的综合实力方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因而,个性化的人才培养特色很难得到凸显。因此,在本科生人才培养过程中,财经类院校应该在整个全国高等财经教育系统中做到准确定位,更多的关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建设对有较强实践能力的财经类人才的实际需求。由于国家对人才需求的表现为层级多样化,这便要求高等财经类院校在培养本科生的过程中做到合理确立层次,扎实提高培养质量,从而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一流教育体系。综上所述,财经类院校在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学习和借鉴综合性重点大学和财经类高职院校的教育理念以及教学模式,但是不能照搬照抄,应该将综合性重点大学的精英教育和财经类高职院校的大众化职业技能教育与自身实际相结合,走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人才教育应该坚持以培养宽厚品质为基础,通过交叉复合培养,增强迁移和转换能力,同时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途径,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增强实际应用能力,使其具备良好的发展后劲和潜质,从而培养出理论功底和职业技能相结合,具有较强适应能力、竞争能力和实践能力的综合应用型人才。

(二)高等财经院校应根据不同的学历、不同的专业培养目标与不同的教育要求,结合实际,开设“重点各异”的《西方经济学》系列课程。通过教学大纲,界定不同专业教育内容的不同基本点和侧重点。例如,专科层次的应主要选择主流基本理论方面的内容,而本科层次则可以在这基础上适当加大难度,适度的增加难度较大的前沿理论,同时增加不同经济流派理论的介绍。其次,合理化教学内容,将各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和课时量等与其实际情况想结合,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转变原本“一本书满堂灌”的教学模式,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能够思考和解决问题,传授学生学习和分析的方法,引导学生独立去思考和开拓学习内容。如市场营销、工商管理专业应该侧重需求和供给理论、消费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和市场理论等内容,而信息管理专业和电子商务专业则应侧重于学习不对称信息理论与对策论等内容。分层次设置教学目标。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特色制定不同的教学目标。增设初级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课程,强化培养学生对经济学的直觉和思维能力。鉴于现有教材体系基本以中级教材为主而初级教材比较缺乏,因而,当前的任务主要应该是加大力量编著能够很好反映有关中国经济转型实践的初级教学材料。另外,在编制各类初级教材的同时,应对各类专业学生进行分层次教学,如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应该在修完初级经济学的基础上继续学习,向更高层次迈进;而为了使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对经济学产生一个较好的感官能力以及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解决一些问题的能力则只需要学习经济学的初级课程。教学方法上,完备已有的实际案例教学、激发式教学和商讨式教学,开拓情景教学、模拟教学,形成完善的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案例库及设计模型,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培养运用理论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在教学手段上鼓励使用多媒体授课方式,开发并使用网络互动式的多媒体课件,进行互动、分组的个性化教学,组织老师在线答疑,让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之外通过网络来交流。探索双语教学,从英文原意出发精确理解经济学专业术语,用于我国的经济实际并指导实践。转变教学手段及方法。“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要摆脱以往的“填鸭式”教学方式,以丰富的教学案例和多样化的场景模拟的教学方式来替代原有的固化的授课模式。引用某些学者的观点将经济学的教学分成“三种语言”(生活语言、经济语言、数学语言),并且将其运用到教学中去,缔造出妙趣横生的课堂氛围,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能够掌握经济学家的思维。这才是最好的学习效果。首先将现实的例子和晦涩的理论能够有效结合,达到了经济学语言的现实切换,在现实生活中汲取形象、直观的例子。其次再培养学生的知识转变思维,把经济学中的抽象经济变量用生动的图形和函数表达式体现出来,从而学生的经济学建模思路就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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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形成

西方的制度经济史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革命的推动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经济史学对于研究制度问题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到的。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响了经济绩效,二是制度为什么以及是怎样演变的。而无论对于哪个问题来说,经济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通过经济行为主体和这些行为主体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换关系来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的。而历史上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则为人们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源泉和基础。同时,要说明现存制度的生成和演进,揭示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或社会在制度及其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性,也必须从不同国家或社会各自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答案。所有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共同认识到了经济史对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促使经济史学家们开始把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视为经济史学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所面临的一项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其进行自觉的系统的思考与探索。从而,使经济史学的研究主体在对制度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的意识上,实现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飞跃。

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西方新经济史学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史学大变革。在这场史学革命当中,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及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普遍应用,在经济史学研究中引发了一连串的重大革新和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它为经济史学家们从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此后,经济计量学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实假设方法等被普遍地运用于经济史学的研究之中,实现了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革命,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制度及相关问题的解释力,使得已经对制度分析有了自觉认识的经济史学家们得以运用这些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去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关问题,并据此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论方法、专门的分析工具和较为成型的内容结构的学科框架和研究体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制度经济史学”(The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

二、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大致经历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TheNeoclassical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新制度经济史学”(TheNew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和“历史制度分析”(TheHistoricalInstitutionalAnalysis)这三个阶段。其中50-60年代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属于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早期发展阶段。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所着重研究的是市场这一特定的经济制度。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市场制度支配着历史上的各种交换关系,也是市场和其统一化的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增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极大地开拓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增强了其对历史上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解释力,使其能够对大量的有关价格、数量和外生变量(如年龄、性别和不同产业的周期性质等)的历史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统计分析,并用于检验和评价有关市场制度及其内部关系的各种假说。

制度经济史的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市场制度确实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存在并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初步建立了劳动、资本和产品的市场制度;19世纪90年代时,密执安的劳动市场已经非常完善,甚至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存在着非熟练工人的补偿工资差别。在欧洲,从15世纪以来,巴黎地区农民的专业化分工就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这充分显示了产品市场的功能;各种证券的价格也表明,18世纪时的国际金融市场已经在很多贸易国家之间发挥着作用。研究结果还表明,市场的产生和扩大是伴随着技术变迁,尤其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提高,以及能随后带来和平的政治变革而出现的现象。例如,私人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为了适应铁路系统这样大规模的融资项目的需要,同时也有赖于政府证券市场的存在。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关注市场制度研究的同时,也对非市场制度作了初步的考察。在这方面,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家深受科斯(Coase.Ronald)的影响。他们把非市场制度视为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的不同方式,认为这种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方式的产生,是市场不发达、不完善和价格过高的结果。因此,非市场制度的发达程度取决于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换句话说,取决于市场制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非市场制度来补充。显然,非市场制度是作为市场制度的替代物而存在的。

新古典学说的若干研究成果都对这种假说提供了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非市场制度的初步研究,绝不意味着它从根本上认识到了非市场制度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在新古典制度经济史那里,非市场制度是无关紧要的。之所以对它予以一定的关注,是把它视为市场制度的一个替代与补充,只有在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和时候,非市场制度才可能出现,一旦市场完善了,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换句话说,非市场制度是可有可无的。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还试图以历史资料为基础,来证实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和市场化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观点。但事实证明,这是相当困难的。只是到了80年代,索科劳夫(Sokoloff1989)才运用数量分析方法,为美国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革新与发明的观点提供了佐证。他以1790年至1846年间美国专利注册为样本,证明了革新发明与市场规模存在着正的相关性。而另一方面,怀特(Wright1987)的研究却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美国内战后商品市场的统一非但没有促进反而妨碍了南部经济的发展。

不难看出,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市场制度的研究极大地超越了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围,开创了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的一个新的范式。首先,它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学说和方法来分析解释历史上的制度问题,改变了经济史的制度研究多年来没有合适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局面,开创了制度经济史乃至整个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其次,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时,大规模成功地运用了计量统计方法,特别是后来越来越高级的计算机的使用,使得经济史学家们能够对有关制度(特别是市场制度)的大量历史资料和成千上万条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和统计分析(这对于以前的传统经济史学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有关制度问题的分析力和解释力。同时,计量统计方法和计算机的应用,对大量的历史统计资料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也使得经济史学能够更好地发挥它本应发挥的特殊作用——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假说提供历史的经验证明和检验,这是经济史学的一项特殊的学术使命和任务,也是传统的经济史学没有做到的。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也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第三,就市场制度的研究而言,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紧紧地围绕着经济制度的这一核心,就相关问题的方方面面展开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与探讨。从研究问题的广泛性、研究内容的深入性、研究方法的新颖性、研究视角的独特性和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来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欠与不足。诺思曾指出,直到70年代,传统经济史学还没有对非市场制度做出更为深入的研究,也没能说明为什么在环境与背景相似的情况下,一些社会建立了市场经济,而另外一些社会却没有。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的这些缺欠与不足,均源于构成其理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局限性。显而易见,制度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经济理论方面的突破与创新。

三、新制度经济史学

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史学是伴随着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大规模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同时,它的发展也给了新制度经济学以极大的推动与促进。新制度经济学家在其对制度进行的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经济史、尤其是制度经济史对于制度分析的特殊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威廉姆森(Oliver.Milliamson,1982)、奥尔森(Mancur.Olson,1982)和诺思(1981)等人都明确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尤其是道格拉斯·C·诺思教授,更以他的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史的集大成者。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新制度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史之间的渗透和融合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

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在完备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和零交易成本条件下的运作过程。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协调和组织,只要依靠“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可以达到最佳状态,不需要任何外在力量的干预。这样,起到协调经济活动作用的各种制度和组织,就变得无足轻重了。然而,诺思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用传统理论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尤其是它无法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诺思认为,在传统经济学的增长模型中,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制度。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有效市场,只有在无交易成本时才会实现。当交易产生成本时,制度就起决定作用了。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交易活动。因此,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是市场效率的关键性决定因素。”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分析框架,诺思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史,特别是制度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制度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家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影响,以此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模型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从而构造了一个以制度、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为主轴,以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的新制度经济史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

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历史是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分不开的。他认为,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而产权的界定者是国家。诺思认为,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界定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立、裁定和行使的代价极为高昂。而国家作为一种能够低成本地提权保护的制度,在产权形成、产权界定、产权保护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国家也会(而且是经常地)起到负面的作用:它会造成无效产权,破坏产权界定的市场规则,采取歧视政策对待不同的交易当事人,并限制交易的空间,阻碍交易的发展。因此,国家对产权乃至经济增长具有双重作用:它既可以促进产权的界定,提高产权的运作效率,也可以导致无效的产权。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国家——产权悖论”。诺思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显要的一席。”除了揭示国家在产权界定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外,诺思还对国家的性质、起源、其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以及产生“国家——产权悖论”的根源做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有关国家的理论模型。

诺思在新制度经济史学研究上的另一个重要创新,是他把意识形态纳入了制度经济史研究的范畴,从而使他对历史制度的研究从以产权为核心的正式规则,拓展到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非正式规则上。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经济理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知识社会理论,那么,在说明资源的现代配置和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因素。

诺思认为,新制度经济史所要解释和说明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相对无效的经济会持续?是什么妨碍了它们去采用更有效的经济中的制度呢?”在探寻这一问题答案的过程中,诺思又发展了制度变迁的轨迹和路径依赖理论。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能够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出一个新的视角,“路径依赖性是分析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诺思把路径依赖的相关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了制度变迁的分析之中。他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路径依赖。诺思将制度变迁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与经济的长期增长或下降模型结合起来,给出了制度长期变迁中的两种轨迹。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这种轨迹差异和路径依赖,揭示了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形态千差万别的重要根源,也是低效率的制度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无论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还是从经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史学都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新制度经济史学实现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的真正意义上的结合。这种结合无论对于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发展还是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应该说,让众多经济学家(尤其是理论经济学家)真正认识到了经济史研究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是新制度经济史学的一大功绩。而这一点,对经济史学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其次,新制度经济史学运用交易成本、产权和公共选择等理论,成功地解释了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源,并创建了以产权、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为核心的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范式,开创了经济史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史学的一个新时期。第三,新制度经济史学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它通过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研究探讨了制度经济史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而且通过诸多富有开拓性的和思考性的工作,为制度经济史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出了方向。

当然,新制度经济史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其中最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由于新制度经济史学在从事制度分析时,主要使用了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这就把它的主要研究领域,限定在了以产权为核心的由国家界定并实施的制度上,而对于无国家和中央法律体系强调的自我实施制度,没有也无法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其现有的理论框架内,它无法解释国家(本身作为一种制度)的起源。其二,尽管诺思等人意识到了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但始终没有找到适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些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的影响,作出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翔实的历史考察。而这一点,一直令诺思感到无能为力和遗憾。

四、历史制度分析

历史制度分析起源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艾夫纳·格瑞夫(AvnerGreif)教授。从80年代末起,格瑞夫开始研究中世纪末期商业革命中的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了诺思新制度经济史学的缺陷与不足,引发了他对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再思考。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史对经济史中有关制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勿庸置疑的。它引起了人们对国家界定并加以实施的产权、规则、规制,它们形成的政治过程,及其交易成本的重要性的普通关注。然而,它所依赖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意味着它只能考察由国家界定并实施的制度。这些理论框架妨碍了它对‘自我实施’制度(如国家本身),对影响制度与组织发展走上特定轨迹的非法律因素,对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的影响的考察。”因此,必须从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新制度经济史学进行全方位的创新。

格瑞夫认为,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理论和方法,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超越新制度经济史学把国家作为制度的唯一来源的分析范式,重新给制度下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为了弥补新制度经济史学的不足,历史制度分析有针对性地把制度被定义为:本身“是自我实施的对行为的非技术决定的约束。”

历史制度分析在方法论上的最大特征,就是开创性地运用了博弈论和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历史制度分析把制度定义为非技术决定的自我实施制度,就为博弈论广泛地应用于制度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我实施制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的性质。与那些由国家和法律强制实施的制度不同,自我实施制度必须是参加者各方经过协商、谈判、讨价还价后自愿达成一致的结果。因此,历史制度分析将自我实施制度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制度博弈的一种均衡状态或均衡结果。自我实施制度产生的过程,也就是制度博弈者各方在特定的战略局势中,根据自己各自不同的目标与对手进行博弈,自主地选择各自的最优策略,最后求得均衡的过程。自我实施制度所具有的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的基本属性,说明了它对博弈论分析框架的特殊适用性。

然而,把博弈论框架应用于历史制度分析也面临着挑战。在很多种战略局势中,存在着多重均衡的可能性,这意味着结果并不是唯一确定的。博弈论本身所具有的这种有关均衡结果的非确切性和非结论性的特征,极大地限制了它在以往的制度分析中的应用范围。而历史制度分析则通过博弈论与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办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格瑞夫指出,正是博弈论分析结果的这种非确切性和非结论性的特征,内在地规定了它与历史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历史发展的结果依赖于历史发展的逻辑、过程和细节,即具有历史的路径依赖性。因此,博弈论的这种(均衡)结果的不确定性问题,只有在历史的逻辑和进程中才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博弈者是如何从他所面临的多重均衡结果中选择了历史和现实中的这个唯一结果,只有通过历史的经验分析才能予以说明。在研究的实践中,格瑞夫通过“特殊历史相关性模型”(Acontext-specificmodel)较好地解决了博弈论分析结论的非确定性问题。

在给出了制度的明确定义,找到了适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后,格瑞夫对历史上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影响制度选择、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深入严谨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翔实的经验研究,对一系列有关制度经济史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格瑞夫是以11-14世纪欧洲“商业革命”时期的意大利城市热那亚和地处北非地中海沿岸的马格里布为典型案例,展开历史制度分析的。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地区为典型,是因为它们在中世纪晚期虽然同样经历了商业革命的经济贸易繁荣,但在后来长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以热那亚为代表的意大利实现了贸易和经济的长期增长,成为西方世界兴起的发源地;而以马格里布为代表的穆斯林世界却从此进入了经济的长期衰落。格瑞夫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他指出:“对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制度发展的比较分析,可能会揭示出导致这两个社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制度轨迹的诸多因素,并且揭示出制度路径依赖的根源。”

格瑞夫首先探求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经过严谨缜密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后,格瑞夫得出结论:是不同的制度选择把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经济与社会引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在中世纪晚期诸多事关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上,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都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然而,在相同的环境和条件下,为什么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会作出如此不同的制度选择?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种选择呢?经过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格瑞夫指出,是马格里布人和热那亚人不同的文化遗产以及他们在文化方面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性决定了他们对制度的不同选择。历史事实表明,到中世纪晚期的商业革命时期,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已经使热那亚和马格里布分别形成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的经济政治制度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深刻影响。

在建立海外贸易代表关系过程中,热那亚人的文化传统使他们选择了以“个人主义”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二方实施制度。而马格里布人却选择了以“集体主义”的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三方实施制度。在海外贸易扩张的过程中,热那亚商人采取了无社区限制的“开放”的方式扩大海外贸易关系。而马格里布商人则采取了仅限社区内的“封闭”的方式来扩大海外贸易关系。此外,在社会内部关系模式的选择上,热那亚人采用的是“纵向”的模式;而马格里布人则采用了“横向”的模式。经过论证,格瑞夫进一步指出,热那亚的第二方实施制度、开放型的扩大贸易方式和社会内部的纵向模式,对于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是十分有利的;与此相反,马格里布的第三方实施制度、封闭型的扩大贸易方式和社会内部横向的模式,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则是不利的。

文化传统也影响了相关市场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马格里布人没能建立起提货单制度,是因为他们通过非正式的集体主义实施机制已经解决了相关的制度保障问题。而热那亚商人缺乏同样的非正式实施机制,他们只好通过使用提货单、通知单及其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来解决与海运货物相联系的组织问题。另外,马格里布的集体主义文化提倡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精神。而热那亚的个人主义社会,商人们不会指望得到这种互助。于是,意大利人发明了保险制度。再有,在热那亚的个人主义社会中,商人们迫切希望提高雇佣商的安全性。这样,家族企业这种具有无限生命期和较低破产可能性的组织形式便在热那亚应运而生了。而随着家族企业形式的发展完善,它开始向非家族成员出售股份,同时产生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相关信息的传递以及会计程序的完善等问题。显然,这孕育了股票市场、股份制和现代公司制度的最初形式。而马格里布商人在从事贸易活动相当长的时间后,仍没有建立类似的组织和相应的制度。

文化传统也对国家和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简单地说,在热那亚这种个人主义社会中,由于缺乏经济上能够自我实施的集体主义惩罚机制和传递通畅的信息网络,非正式的经济强制水平又相对较低,为了促进交换、支持集体主义行为和减轻搭便车问题,以国家权威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就是必需的。而在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中,有效的集体主义惩罚机制完全能够对潜在的违约者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并对现实的违约者实施有效的惩罚,当然也就不再需要国家和法律的强制力了。

从上面理论分析和史实描述中不难看出,文化信仰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而后者的发展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格瑞夫指出,“历史制度分析揭示了一个社会内部经济、文化、社会特征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例如,支配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关系的不同的制度,在很大程度归结于他们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其经济制度。在马格里布人中间,集体主义的文化信仰和与此相联系的经济上的自我实施的集体惩罚,导致了一种水平式的社会结构(即商人一身兼商人和人二职),社会的封闭,和集体的社会信息通讯网。在热那亚人中间,个人主义的文化信仰,则导致了具有一种垂直并融合的社会结构以及相对比较低水平的信息联络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了两个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最后,格瑞夫指出,马格里布人的制度结构与当展中国家的制度结构相类似,而热那亚人的社会组织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相类似。这表明,制度的路径依赖在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历史上看,中世纪基督教的个人主义社会或许已播下“西方世界兴起”的种子,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可能是发展中国家长期落后的根源。

历史制度分析是20世纪90年代才刚刚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学说。虽然它产生的时间不长,但其独特新颖的研究视角、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方法、别其一格的理论框架、灵活实用的分析工具以及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界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第一,历史制度分析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自我实施制度上,弥补了制度经济史研究的一大空白,极大地拓展了制度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和范围,给制度经济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二,历史制度分析在如何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尤其是运用博弈论与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历史中的制度问题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通过探索,格瑞夫不仅为博弈论在制度经济史研究中的大规模应用找到了较为有效的途径,而且为博弈论本身从这一应用中获得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和可能。第三,历史制度分析在如何在制度分析中发挥历史的作用,尤其是发挥历史的检验功能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进展。第四,对制度经济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严谨缜密的理论分析和确凿翔实的经验论证,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独到的观点和发人深思的结论,推动了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当然,历史制度分析毕竟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新学说,还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当中,必然存在着某些不足与局限。第一,历史制度分析对“自我实施制度”概念的界定尚不清晰,对其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也缺少充分的论述,这就容易引起了概念上的模糊和歧义,也给理论上的分析带来了不便。第二,研究领域和范围还过于狭窄,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展。从目前的研究领域和范围看,历史制度分析只是对中世纪晚期的地中海国家,主要是热那亚和马格里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历史制度分析。虽然格瑞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并且也在努力通过这些具体的个别的案例研究来发掘出更一般的规律,但就现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其对制度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还只是刚刚起步,还有待于不断地加深与拓展。第三,博弈论与制度经济史研究的结合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发展。在博弈论与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尤其是与历史制度分析的结合上,仍然有很多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例如,模型的假设条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对博弈论模型的检验问题,以及博弈论模型在制度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更大的领域内的普遍适用性问题,等等。

五、启示与思考

纵观西方制度经济史学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启示:其一,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所取得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与经济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与创新以及新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新古典经济理论与方法同经济史研究的结合,导致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大规模运用,促成了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出现;而历史制度分析的崛起,更是得益于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新理论新方法的大规模引入。其二,西方制度经济史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也表明,经济史学的发展仅仅依赖于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不够的,还要(或者说更主要地)依靠自身的实力去赢得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进一步说,经济史学的发展不仅需要从理论经济学中汲取动力和营养,积极引进和借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更要以自己所特有的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来推动和促进经济理论的发展,来证实自己对经济理论发展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只要这样,经济史学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才能真正地融入经济学的主流。西方制度经济史学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能有今天的学术地位,与新制度经济史学对新制度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与历史制度分析对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现代契约理论所做出的重大贡献,都是分不开的。

目前,我国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许多经济史学界同仁认为,制约我国经济史学发展的“瓶颈”是缺少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而我以为,如何使我国的经济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上一个新台阶,才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无疑是重要的,但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不能靠别人的“施舍”与“恩赐”,不能依赖四处呼吁去乞求别人的重视和更多的倾斜政策,而是要靠自己学科所特有的研究方法、独具的研究视角、尤其是自己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去证明经济史研究对于我国社会科学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具有的特殊重要地位和作用,去赢得社会和学术界(尤其是理论经济学界)的认可和重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得到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而要做到这一点,当务之急是使我国的经济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与创新。在这方面,需要我们做好两项工作:一是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二是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的研究成果。目前看来,对后一工作更缺乏重视与投入,更需要大力加强与提高。这,也正是本文的目的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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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产业政策;市场失灵;能力建设;国际竞争力

现代西方经济学诞生以来,自由与保护之争就成为不同经济流派之间永恒的争论话题,而产业政策作为政府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用来干预国家经济的重要手段,不同经济学派对于其有效性一直存在着种种争议,本文希望对于产业政策对于现代经济的作用的不同观点进行梳理,以期能够合理运用产业政策,从而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对于产业政策的批评

早在亚当·斯密的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诞生之前,在1705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中,孟德威尔就已经提出贪婪等个人劣行却能够达到好的公共利益,从而否定政府的干预,倡导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他的思想也直接对于斯密等后来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自斯密开始,众多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就一直推崇市场机制的功能,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发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因此,政府要做的事只是制定规则,保证市场秩序的正常运作则可,政府只需要充当国民经济的“守夜人”,而根本没有必要通过制定经济政策而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反对产业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化的学者的观点主要包括:

首先,一方面,一个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分配社会资源的过程相对复杂,需要太多的信息以处理社会经济事务。政府很难代替市场运行所必须的各个分散的信息过程,而市场机制自发的运行却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通常也是通过其人从事相关决策行为,其委托关系也缺乏足够的刺激,那么即使政府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也没有足够的刺激却保证他能够尽其最大努力去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换而言之,政府缺乏足够的信息去选择优胜者,反而容易诱使寻租行为的产生,从而扭曲政府政策干预行为的初始目的。克鲁格分析了对于进口的数量限制是如何导致企业间的竞争以获得进口许可证,从而产生租,进而把资源浪费在非生产性寻租活动之中。张五常在研究产权制度时,提出集权国家推行有别于私人财产制度的改革后,由于政府对于经济推行规则,如许口证等,往往导致普遍的贿赂现象(张鹏飞等,2001)。

其次,新古典主义推崇市场功能与最小政府,认为市场能够通过众多独立的决策行为自己组织运行。自斯密起,主流经济学家就主张政府仅仅充当守夜人,而尽量减少对于经济运行的干预,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保证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政府干预,以及垄断等非市场因素只会扭曲市场的价格信号,从而损害社会的福利。因此,在经济自由者来看,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是能够保证效率的,政府的政策干预只是扭曲市场机制的运行,从而降低效率。政府只需要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而无需运用产业政策影响市场的运行机制(张鹏飞等,2007)。

第三,还有一些学者则通过实证研究,对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表示了怀疑(张鹏飞等,2007)。奥蒂通过对比巴西等拉美国家与东亚高增长国家的实践,指出尽管拉美国家更早的经济发展中推行了产业政策,可是由于国内购买力水平很低,市场规模不足,而产品的出口不拥有成本与质量优势,从而政府产业政策对于国内产业部门保护的结果却影响拉美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从而导致其经济被东亚国家所超越。

日本以及东亚高增长国家一直被视为推行产业政策,促进其发展的成功典范,而一些国外的经济学家也对此表示了怀疑。如1993年比森和温斯坦通过整理1955年~1990年日本产业政策对于其各主要工业部门的扶持力度的数据,得出结论:日本产业政策并不影响日本各产业部门的发展速度,而与日本产业部门生产率和竞争力也没有显著的影响。

与之类似,维斯塔尔固然承认产业政策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他认为日本的产业政策仅在上世纪50年代表现出其积极的意义,而自60年代开始,其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就开始下降,而到70年代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固然仍然表现出一定的积极的特征,但是从整体上已经是导致日本的经济表现恶化了。而8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成功,应该说不是得益于某些活跃的产业政策,而是得益于缺乏相应的产业政策。

拥有上述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新自由主义方法是对于所有国家最好的战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采取自由化,而不是其他战略融合进全球经济,应该通过自由市场分配资源,获得它们的自然比较优势,达成最优的动态优势,实现可达到的最为稳定的增长,没有政府干预可以促进发展,或者增加福利。在这种方法下,国家唯一合法的角色就在于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明确的游戏规则,对于国外产品与要素实施完全的开放,保证私人企业的领导地位,提供诸如基本的人力资本,公共设施等基本的公共产品。在这些自由主义者看来,产业政策只会扭曲市场的调节资源配置时的运营机制,影响其效率,甚至对于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来说,会产生负的福利水平,因而是缺乏效力的。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最好的产业政策是根本没有任何产业政策。”

而在实践中,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制度可以追溯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中,也被WTO所倡导的新规则所应用,而且明显的反映在“华盛顿共识”之中。

二、支持产业政策的观点

汉密尔顿早在他的《制造业报告》中,就指出了市场机制对于创新产业的培育,对于创新投资的刺激都是不足的,他认为市场价格是在短期内调节需求与供给的平衡的重要而有效的信号,但是他们对于引导对于创新技术的投资,产品选择,或10年~15年内的生产规模方面的引导是不充分的。他还认为资本在供给创新生产时是任性而羞涩的,因此国家应该刺激那些小心而且精明的资本家的信心,帮助他们克服他们实践过程中的障碍。他的解释也为现代产业政策论者反驳新自由主义观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首先,他们批评了新自由主义者过于理想化的假设前提。斯蒂格里茨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对于完全市场机制的假设,他指出: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完全的,然而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却存在市场失灵与不完全。既然市场自身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寻求政府通过一些合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促进发展的政策来实施干预。

莱尔也强烈的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他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市场是有效的,保证市场运作的制度是存在并有效的,如果达不到最优,政府也无法提高效率(Lall,2003)。莱尔不相信自由市场能够达成动态竞争力,而更趋向于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实现更有效的干预,不能过于依赖市场而忽视政府的作用。市场力量是强大的,但它并也是不完全的,用于保证市场更有效运作的制度常常是弱的,甚至是缺失的,因此必须利用政府来提升市场产出。莱尔承认过去一些产业化政策运作效果并不好,这就成为新自由主义者否认产业政策作用的理由。但是他认为过去的政策失灵不是被动的依赖市场不足的原因,而是提升政府能力的原因。政府有必要通过加强对于产业政策的研究,提高自身制定与执行产业政策的能力,消除政策失灵对于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的负面影响。

豪斯曼等则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指出产业政策对于调节由于存在协调失灵与信息外溢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的重要意义(Hausmann,2006)。所谓协调失灵是指市场是复杂的,以至市场中每一个人的收益都是取决于市场的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如果市场自身的力量不能促使不同参与者的行为协调一致,那么政府就应该执行产业政策,引导市场主体采取某一行为,甚至替代市场以直接执行某种投资行为。信息外溢则定义为在一个社会生产一种新产品过程中的成本结构的确定。比如一个人进行一种创新行为,如果他的行为容易让其他人所模仿,那么一旦创新失败,他将承担所有的成本,而一旦创新取得成功,就会有众多的模仿者出现,从而使得其个人的收益少于社会的收益,在这种状态下,一个社会的创新行为就难以出现,那么政府就必须采取行为来限制模仿者的出现或者补贴创新者,使其收入与社会收入相吻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最终将促使受保护的产业最终处于竞争的环境中,以提升该国的国有利益,纠正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的外部效应。他们通过森林的隐喻,阐述了一个国家如何推行产业政策以实现自身的发展。他指出产业政策不能指望无所不知的政府,而必须依赖信息表达机制。通过开放的体系、自组织和透明度三个重要方面的工作提高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考虑产业政策对于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也是解释产业政策有效性的重要理由。

索洛较早的从增长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产业政策对于市场失灵的纠正作用,他提出如果市场的力量自身无力使得资源快速的流向高增长产业,这就必须通过政府利用产业政策来引导资源从没落部门,快速流向新兴部门,以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

波特则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分析的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则应该通过产业政策来促使本国获得国家竞争优势,以实现自身的发展。波特所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是指一个国家使其企业或产业在一定的领域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一个国家的产业能否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取决于该国的国家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又是由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支持性产业与相关产业、公司的战略、结构和竞争等四组因素决定的。而政府则作为一种辅助因素,通过执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来影响上述四组因素,从而建立一个拥有苛求的消费者,国内竞争,较强的供应商联系,以及好的公共设施的环境。

布兰德与斯宾塞开创性的把国际经济学纳入考虑产业政策在对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之中,他们运用博奕论作为分析工具,提出“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的概念,并指出产业政策可以在决定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充当战略性的角色。哲罗斯基和詹奎米恩提出通过与国际市场相联系,产业政策在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方面表现出重要的作用,产业政策影响着国内效率,生产率与技术改变,最终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随着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提升,产业政策也被一些学者视为促进创新行为的重要武器。泰森指出:尽管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创造财富与保持贸易平衡时作用相当,但他们在决定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能力的就业,工资,劳动技能,生产效率,研发等因素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成比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经济的正的外部效应更大,然而其所需要花费的研发投入也更高,就必须依赖于国家利用产业政策鼓励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研发投入,促进其发展。

格申克龙则认为不发达国家相较工业化国家经济上的落后,导致其必须跳跃式发展现代化,资本密集型产业,然而它们由于私人部门较弱,资本不足,所有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去动员并分配资源,这就产生了对于产业政策的需要。园山晴已提出,在现代经济中,技术的发展需要共同之处的研发投入与更长的研发投入与获取投资回报之间的时间间隔,因此,对于私人部门来说,现代研发行为的风险大大增加,因此,这就必须依赖政府在促进研发中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政府可以直接参与一些基础性的研发行为,也可以通过提供补贴的方式推动私人部门的研发行为。切卡提出可以使得企业保持市场份额,增加收益的短期的保护政策,对于那些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来说是合理的,因为若非如此,他们将没有能力保持市场份额和收益,以支撑必要的研发成本,以保证国际竞争力。

尽管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发展历程中,主张自由放任,反对产业政策理论的古典经济学派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但是正是由于看到市场失灵,以及制度建设对于经济发展与创新活动的制约作用,从而产生了主张充分发挥产业政策作用,补充市场功能的创新经济学派与演化经济学派。正是在这些学派的指导下,以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日益重视产业政策理论在其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产业政策理论也逐渐发展成为现代西方理论经济学界的热门研究领域而得到广泛的重视。

三、支持产业政策理论的事实依据

在传统的观点中,美欧等发达国家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摇篮,他们孕育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并在长期的发展中推行了自由主义思想,注重市场机制的功能,减少政府对于经济的行政干预,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自由贸易。然而,事实上,同时欧美国家也是现代产业政策思想的诞生地,而且在其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产业政策始终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张夏准(Chang,2002)分析了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的历史,指出,其实在欧美国家经济发展初期,他们也是充分运用了各种产业政策对于本国的幼稚产业进行扶持,对于本国市场进行保护,通过行政手段鼓励特定产业的发展,从而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而在经济思想方面,他们却成功的扮演为经济自由主义者,鼓励广大发展中国家,摒弃产业政策工具,推行自由开放政策,他们的目的其实是在于抽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的梯子,从而维护其优势地位。

Bingham(1997)深入分析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指出其实自汉密尔顿开始,美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坚持运用多种产业政策手段,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他提出美国的产业政策在解决功能性问题,在自由贸易环境下发展美国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政策,重建美国城市,保障国防建设,以及促进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面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从事实了揭示了美国并非我们所设想的新自由主义的根据地,始终坚持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的一般观点,美国其实是综合运用产业政策的成功典范。

欧盟也是现代产业政策运用的成功典范,佩克尔曼针对整个欧盟范围内现代产业政策的框架设计与具体运用的历史透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欧盟的成立的历程以及现代欧盟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也无不显示出现代产业政策,尤其是突出教育与培训,旨在提升欧盟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能力建设政策在现代产业政策中的作用。2000年里斯本战略的提出,就从整体了确立了以后10年中,欧盟各国的产业政策发展的指导思想,明确“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富竞争力的、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体,在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远大目标。

尽管上文中,比森和温斯坦对日本产业政策对其经济的飞速增长所起到的作用表示了怀疑,但是更多的经济学家,仍然是把日本的产业政策视为促进日本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莱尔、罗德里克、张夏准等经济学家都在各自的研究中充分肯定了产业政策对于日本,乃至其它亚洲高增长国家的经济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拉美经济于上世纪末期陷入危机一度成为众多经济自由主义者攻击产业政策的重要证据。针对拉美的经济危机,在世界银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以美国为首的拉美国家的主要债权国的支持下,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针对拉美国家开出了一系列症治药方,也就是“华盛顿共识”。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拉美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改革:减少政府预算赤字,防止通货膨胀;实行利率自由化;统一汇率,并通过货币贬值来推动非传统贸易增长;推行贸易自由化,以关税取代数量上的限制,消除非关税壁垒推行低关税;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取消各种障碍;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争的限制;确保资产所有权等。然而华盛顿共识在推出之初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但对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没起到预期的作用,拉美国家仍然相继陷入经济危机之中。

随着“华盛顿共识”无力挽救处于困境中的拉美国家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近年来,众多国外经济学家纷纷批判“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改革,指出尤其是自由贸易无法保证稳定的发展,而重拾产业政策武器,并研究了在拉美的经济环境下,如何构建有效的产业政策体系,以提升拉美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通过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惊奇地发展,无论是主张自由主任的古典经济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还是上世纪末创造世界经济发展奇迹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者是自由化改革后重新推行经济建设工作的拉美国家或转型经济国家,产业政策都在其经济发展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研究产业政策理论也将对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程中,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弥补市场调节功能的不足,推动社会创新活动发展,全面提升本国国际竞争力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

尽管目前在经济学领域,关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是从目前而言,在“华盛顿共识”破灭之后,世界各国基本都已经认可了产业政策在现代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并将其直接体现于本国的经济建设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认可。

传统产业政策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攻击,其原因就在于其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往往更多的关注挑选赢家,限制市场范围或生产组织条件,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的方式来影响市场的作用机制,这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失灵,但却容易导致刺激不足,效率低下,寻租与腐败滋生,从而形成了政府失灵。这也成为经济自由主义者攻击产业政策的重要证据,从而支持了产业政策无效论。超级秘书网

而现代各国的产业政策设计已经不再拘泥于直接干预的手段,而更多的在经济自由化的背景下,在WTO规则许可的条件下,着眼于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创新能力的增强。在现代,如知识,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得到强化,在大规模生产系统中,研发与营销环节,而非生产环节成为最能创造价值的环节。这一阶段,创新与研发,区域集群中的企业之间的协作这两个领域在产业政策理论以及绝大多数政治行为中的地位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能力建设已经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

同时,现代的产业政策研究也将摆脱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也更注重于促进产业部门的发展和实现企业面对竞争条件时的动态调整,比如通过创造比较优势来引导新的企业或部门的产生,实现对于现有产业的结构改变等,这也将极大的提升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新晨

从历史上来看,产业政策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可能由于过多的政府干预而影响其效率,从而诱发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但从总体来看,在知识与创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的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充分利用产业政策来加强其能力建设,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将成为其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西方经济学论文范文5

一、非理性的需求理论

1.非理性的需求量概念

之所以说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违反理性人假定,是基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需求种类的决定;其二是需求量的决定。

这个问题在其它贴在里已经多次提到了。人的需求是自古一来就有的,最基本的需求都是天生的本能,然而经济行为是人类存在历史上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儿。以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理性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是有动机的,反过来说,有动机的行为的人才能算作理性人。从2+2的理论分析,经济是交换的集合,交换不过是满足人的需求的可选方法之一,尽管现在人们选择了这种方法为主,但是丝毫不表示经济行为是人类行为的全部。

既然如此,我们就知道,需求是基于经济之外的东西决定的。价格是交换的比例是经济行为的表述,故而价格不可能是决定需求的一个原因。我们吃饭,是因为我们饥饿而不是因为食物便宜;我们穿衣是因为我们寒冷或者爱美,而不是因为衣服昂贵或者低廉;我们乘车而不是徒步是因为我们要以较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我们住房是因为我们在其中可以感到安全,所以我们不愿意谁在露天野地……因此,我们需求的量也不可能是由价格这种玩意儿决定的。2+2的经济学理论从心理学的层次需求理论出发导出“需求量”是一个基于需要而事先确定的、稳定的量,在数学表述上视为常数。“一个人只能同时开一辆汽车;不会有人一天到晚坐在餐桌边暴食面包;游泳池或公共厕所不收费也没人整天蹲在里面;一个客人也不会同时租住两个房间;你不会因为向西边去的汽车坐着舒适而不去东边办事;乘飞机比坐火车过瘾,你也不会呆在天上不下来……”(《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P48)正因为我们理性,我们才可以基于我们的需要而确定我们需求什么需求多少;正因为我们理性,我们才会在需求被满足即解欲之后停止行为,而之所以需求可以被满足即解欲首先就要有一个有限的需求量。我们不会把一个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要多少的人看作是理性人,如果一个人是因为价格来决定自己的需求,我们恐怕只能将之视为傻瓜或者神经病人了。

而西方经济学的需求理论恰恰是以价格决定需求量的理论,以坐标轴为渐近线的需求曲线告诉我们,当价格水平足够低的时候,需求量可以为无穷大。

同样,西方经济学的供给理论也是反理性人假定的,和需求者的需求量对于的供给者的供给量或者说产量也被认为是可以无穷大的。现实中并没有供给存在,供给不过是自我需求的一种表现形式,供给是由需求决定的,任何厂商的产量都来源于对市场需求的预测或者清楚的订单,没有一个厂商会从事一个没有订单计划的生产,没有一家厂商在没有客户需求的情况下可以维持生产下去。同样,因为需求不是由价格决定的,所以基于需求的生产也不可能由价格所决定,价格高低和接到的订单数量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如果厂商像供给曲线所描述的那样产量随着价格升高而增加,他就是十足的傻瓜,何谈理性?惟有依据订单和市场需求生产才称得上是理性的厂商。

2.非理性的价格概念

如果没有交换就不会有价格这回事儿,因此价格由交换者决定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经济学价格概念的非理性表现在价格不是由交换的参与者决定的,而是由市场之外的东西决定的。瓦尔拉斯将这个交换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的东西即价格确定机制叫做“拍卖师”。

西方经济学价格理论的非理性的另一点表现是,价格并不是我明确界定的“交换的比例”的概念。从古典到现在,价格都被看作是商品自身的某种属性,即和价值是同一范畴的概念。这样一来,价格概念并不涉及到第二种商品和第二个人,自然就和交换割裂开来了。我们也可以找到价格和交换比例不是一个概念的论述,比如马歇尔的论述。如此一来,经济学就变成了对交换者最为关心的“交换的比例”漠不关心的自言自语。而如果经济学的对象(经济人)作为交换者连交换比例都不关心,自己手中的东西随便什么比例都可以交换出去,他就太不正常了。

二、非理性的效用理论

1、荒谬的效用无差异分析

效用是满足需求的消费行为实施之后消费者需求得到的满足的结果。既然西方经济学需求理论是违反理性假定,以需求定律为基础的效用理论也同样就是非理性的理论。在效用学派看来,经济人不是以自身需求决定自己行为的,而是以无差异作为行为原则。

人的一生当中有许多需求,一项需求满足了,他就会追求下一个需求,这就是心理学的需求层次发展理论。人的不同需求之间,必须需求是不可替代的,而非必要需求除了因为偏好不同导致在需求序列中的排序不同之外,并没有什么消费量上的相互影响和关系。比如,人不会因为效用的原因改变穿一件上衣、一条裤子和一双鞋这样的消费量比例,更不存在彼此之间的一个无差异效用关系。效用是消费后的一个结果,是满足,是需求量达到时的解欲,而不是决定需求量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因为达到了那个需求量才解欲才有效用,而不是因为解欲了有了效用才需要这个量。

效用学派通常认为不同需求的效用不是相加关系而是连自己都说不出的某种函数关系。因此,消费两种物品的效用函数被表述为五花八门令人匪夷所思的函数关系。但是,通常趋向于认同是某种和量正相关的乘积(包括乘方)关系。若果真如此,这类函数就是单调递增的函数,总效用的值一定会在需求被满足时达到最大,即最大值在函数图形的右边界上,根本无须考虑相互的影响问题,即每一种商品都达到各自的需求量时,多种商品的总效用自然会最大。

其实,如果边际效用递减成立或者说无论是否递减只要具有最大效用点,就应该导出需求量是有限的这个结论,否则就意味着有一直需求下去的可能即效用曲线没有最大点。理性人的特征就是行为截至于效用最低点,如果效用达到最大后继续需求,就是非理性的了。这一点显示出了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之间的、在理性人意义上的严重内部矛盾。

所谓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不仅仅将各自独立的需求项目拉扯在一起,还试图给出有规律的限制,即增加一种商品的消费量需要减少的另一种商品的消费量会递减。这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原来的总效用是最大,说明消费者的每一种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为何他要增加已经满足的需求量呢?已经满足的需求如果再增加,岂不是要获取负效用?自愿获取负效用的人还是理性人吗?

西方经济学中的无差异曲线是向两端无限延伸的。无限延伸就表示商品X、Y的量可以是无限的,这显然是因为忽略了需求量是有限的这个事实的结果。

“一个跟帖达15页之多的经济学故事”一贴中用“无法退货”来嘲讽效用学派的这个人为捏造的所谓规律。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一个非理性的、如同神经质般的怪人。

2、艾奇沃兹的非理性box

无差异分析方法中被广泛采用的一个被誉为“巧妙”的工具就是艾奇沃兹盒式图。但是,这个分析工具完全沿用了需求理论中需求量是无限的思路,因此承袭了效用理论和需求理论之间的矛盾。

效用学派压根没有想到,即便是假定存在的无差异曲线,它也应该是有边界的,边界以外的区域是没有行为的因而也是无定义的,用数学语言讲就是自变量定义域是有界的,而且效用函数的值域也是有界了。

但是,艾奇沃兹继承了错误的无差异理论,在构建方块盒的时候,用物品的自然存量作为盒子的边长,这样一来,两个需求者的需求量就不是由需求本身决定的,而是由自然存量决定的,自然存量大,它就需求得多,自然存量小它就需求得少,不要说理性连简单的主动意识都没有了。盒子有大小,乍一看似乎一个需求有限论者,但以对角点作为最大点实则是因为自然总量的缘故,而非需求量有限。

奇怪的一点就是,艾奇沃兹盒中的两个需求者的需求总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偏好没有任何差异。这就是说两个人如果面对水和面包的时候,是要渴一起渴要饿一样饿。这种需求者的理性表现在何处实在是想象不到。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指出,艾奇沃兹所研究的对象从理论上不能说不存在,但是这种情况是极其少见微乎其微的特例,用它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就太过勉强了。更一般的要素分配已经在《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列举出来了。超级秘书网

三、非理性的生产理论

西方经济学生产论中的非理性观点,除了上面所说的关于产量的观点之外,就是由生产函数引出的要素决定问题。当然,归根结底还是需求量无限论的问题。生产论不过是错误的需求理论和效用无差异理论在生产领域的套用而已,既然根子上出错了,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正确的应用。

谈技术水平和生产函数”一帖中已经提及。在生产论中,西方经济学不是依据技术水平和市场需求量(即订单)确定一组要素需求量,而是反过来根据不知从何而来的要素量决定产量,考虑劳动量时不考虑已经由技术水平限定的资本品对劳动的容纳能力,似乎可以使用任意量的劳动。在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论中,总是包含着一个生产能力无穷大的企业这个潜在假定,因为只有这种企业才会考虑产量如何调整的问题。但是,厂商为何要建立过剩的生产能力?仅仅为了产量调整吗?这种厂商很难说他是理性人。

厂商对要素的需求就是一个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需求,同样当一项需求被满足之后会将多余的资金用在其它地方,而不是一直购买某一种要素。采购经理手中的采购单都是有数量的,不会因为某一项材料的价格便宜而增加购买,因为生产就需要那么多,多买回来也没有用而且无端占用资金。如果采购经理因为某种材料便宜而将资金都用在其上却忘记采购其它材料,等待他的就只有炒鱿鱼了。

四、有限理性论的偏差

现在有一种苗头就是针对现有理论的百无一用,将之归罪到理性人假定之上,于是一种有限理性的论调便产生了。其实,所谓的有限理性无非是说行为人并不精于计算利润最大化或者效用最大化,而是凭感觉行事,而感觉被默认为是非理性的。

其实,利润是相对成本费用而言的,利润最大化就意味着费用最小化。精确的计算和感性的感悟,只是追求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手段之差。计算和计划,是要有费用产生的,是要消费时间的,比如数据采集、计算方法合理性及计算原则设计等等。而凭经营和直觉的判断往往节约计划工作的费用,因此,有时以经验直觉判断替代精确的数学计算恰恰也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方法,因为它减少了许多费用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西方经济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案例教学;数学化;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6-0293-02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的学科,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用的最根本的途径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显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相适应的是,西方经济学这门学科也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显得越来越重要。早在1989年,西方经济学就被原国家教委统一规定为中国各高等院校财经、管理学科各专业普遍开设的11门核心课程之一。此外,西方经济学也被很多高校作为经济管理类考研基础课程。然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工作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导致学生在学习该课程的过程中产生了厌学、恐惧的心理。尤其是在以下几方面存在着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

一、科学对待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为财经专业的核心课程,但是这两门课无论是方法论还是阶级立场包括很多基本观点都是严重对立的,这样就很容易给大学新生在思想上造成混乱。一般来说,财经专业的大学生在大一上学期学习政治经济学,大一下学期之后才开始学习西方经济学,在学习的过程中就会陆续发现两门课程很多基本观点相冲突,比如它们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阶级性等。这时,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处理好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学生就会很容易出现理解上的混乱。西方经济学反映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理论体系本身也存在很多缺陷,因此,对西方经济学不能全盘接受,对待其庸俗的、不科学的理论体系要持批判的态度。当然,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科学,本身具有一般规律性,它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方法并不因国家的差别而不同,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它,而应该批判的继承,大胆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时,在学习西方经济学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看待西方经济学。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在对待西方经济学对于我们经济现代化的作用上,我们既要认识到,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完整体系,不能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同时,我们又要认识到,在若干具体经济问题分析方面,它确有可供我们参考、借鉴之处。”目前国内的很多不同版本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中,一般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时,在每一章专门拿出一节来来评析和批判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

二、案例教学和数学化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现行的各种西方经济学教材中往往充斥着大量的数学公式、数理推导和大量的图形和图表等,学生往往感觉很抽象和枯燥,很容易产生厌学和畏惧思想。其实,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都来源于实际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抽象。中国现在也在实行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的很多理论都可以通过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来进行讲解。因此,在上课时,要多联系实际,利用身边的案例来讲解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再通过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说明现实经济现象和问题。这样,就很容易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并增强其求知欲。当然,这并不是反对经济学中数学的应用。其实,数学逻辑的严密性使其在经济分析中带来很多方便和好处,因此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必须强调数学的应用,要求学生不仅要理解掌握,而且能够自己动手推导,这有助于提高学生把现实经济现象抽象出正确的数学语言的能力,从中也能学到经济理论研究的一般方法。数学工具已经作为现代经济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大学生在西方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还是有必要接受这方面的训练。作为初学者,案例教学显得很生动、易于理解,同时再辅之以数学工具,就能使学生对知识掌握得更加全面和牢靠。

三、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西方经济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严谨、深刻、逻辑结构缜密的理论体系。随着社会时实践的不断发展,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也日益庞大和复杂,西方经济学内部形成了众多的派别,这些派别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庞大的体系和林立的派别在丰富和完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同时,过多的学术排斥和对立也给初学者带来了很多疑惑和不解。这一点尤其是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要注重理清该学科的发展脉络、每种理论诞生的时代背景,这样更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此外,每种理论都有一定的前提条件,一旦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该理论就不能很好地解释外界经济情况了。经济环境总是在不断变化,因此,经济学的理论总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总是试图解释新的经济问题。这样一来,大学教材上介绍的知识总是显得有一定的滞后性,在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适当结合当前的经济情况,给学生们做适度的扩展,让学生接触到最前沿的知识和当前的热点问题,开拓学生的眼界激发他们的求知欲。

四、结合中国国情分析经济问题

高校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目的是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然后用它来分析解释现实经济现象。这就要求高校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结合实际,对中国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而现实世界和假设条件是有很大差距的,理论就会和实际脱节。此外,西方经济学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得到发展的,中国跟西方国家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经济学理论,我们必须要结合中国实际国情,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中国化”,然后用于经济问题研究。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1968年出版的《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一书中谈到西方经济学和欠发达国家的关系时说“这些(西方)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它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缪尔达尔这句话对我们今天学习西方经济学还是有很大启示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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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宋佐民.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现代远程教育,1997,(1).

[3] 邵文武,张国良,杨丽萍.西方经济学教学基础—经济情景[J].生产力研究,2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