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高等教育是一项内涵多元的事业，其改革成功与否的判定标准是内部持不同理念的参与者是否可以成功对话。本文从交往理性的视角折射出教师这一复合主体上所体现出的话语分歧，尤其是科层工具性策略与学术规范、教师人格展现的矛盾，从而指出改革的困境所在。
关键词:
交往理性;科层化;高等教育改革
一、引言
整体而言，当前国内高校改革的目标呈多元化:服从行政安排，适应社会发展，实现自身办学理念。如果高校自身不能明确改革目标，改革的重心则不免会倾斜向高等教育的某些部分，如基层教师和学生往往在改革中缺乏基本的话语，不在政策商讨语境之中，这意味着对高校改革的要求可能在实际上阻碍了“办出特色”的理念。
二、教育社会学与交往理论
教育社会学家克拉克的多学科教育的切入点就是带有多重身份的教师，作为学者、教育工作者和政策执行者，学术作为其基本话语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变革中的地位问题还有待考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对这一话语的压抑是与科研、教学、尤其是特色办学等目标相违背的。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指出，集体性的失语或群体矛盾未必来自真正的分歧，而可能是出于某部分执着于自身的特定语境，先验的放弃了对自身理论的检验;目的、规范和戏剧性行为的主体出于自身思维维度的局限，难以产生共识;从而，有必要建立一种交往理性以容纳多元主体。本文的观点是，单就话语多元且又必须综合统一的标准而言，没有另一类组织较高校更为合适，高等教育改革的困境应该从交往的话语层面谋求解释。
三、对高校改革困境的分析
克拉克断言高等学校“是人类社会的动力站”，在于强调问题往往是三种理性行为在高校中总是展现的过于充分而非相反，对此，较有效的方法就是从高校教师这一复合的角色切入。
(一)作为科层组织下的成员
随着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的展开，高校的规模不断扩大，科层管理的深入不可避免。大学教师作为科层制中一员的身份前所未有的明显，这在加强了保障的同时，却也使综合的工作变得僵化。科层制的倾向是严格的目的性行为，确定目的之后就制定规章以控制成员的行动，成员一定程度上成为实现目标的工具。而高校教师的自我认知往往倾向于社会对于其价值的认可及其人格的展现，这两方面与科层最大的分歧在于:强调平等的对话氛围而非层级的控制;强调对话的过程而非组织的硬性指标。如教师必须接受学历不及自己的外行人的指令，或者因自身的研究量化性较差而受到忽视，都不免使管理与教学群体关系紧张。更为重要的是政策的自我评估也不会包括其对教师造成的负面影响，管理者的会习惯性的认为这些问题是新生的，并不会承认这可能是政策的遗留问题。如频繁而无效的行政会议可能因占用教师的科研时间而受到普遍反感，组织部门不会承认自身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往往另设名目解决这一问题。
(二)作为学术研究者
各大学对教师的科研均有大同小异的量化指标要求，教师在此问题前的困境则是，自己的研究动力及方向是参考这些硬性指标还是尊重学科传统。尤其在综合大学中，不相关学科间的差别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不同的理性世界。大部分社会科学出于事件的不可重复性而难以重复验证，存在着相当多的规范调解行为，即抽象理论等待社会认可;人文学科的可验证性就更低，学者的人格魅力是其理论被公认的因素之一，也即存在着相当的戏剧行为。同时，以上学科所用的话语更接近于日常，易受非专业人士的干扰。这造成了两个困境:其一是观点易受社会的非议，缺乏应有的自由氛围;其二是易混入非专业背景的人，其往往在没有理清专业范式的情况下就妄谈专业融合。以上问题的结果就是，一个遵守学术规范的非自然学科的学者所做的工作要较自然科学学者所做的要多，如等待业内的认同，承受非业界的非议，甄别业内非专业的观点等。且因其科研结论往往不够明确，就难受到学校及社会的支持。如理工类院校的社科学人文专业的尴尬境地:其设立有时仅仅是学院申请综合大学的手段，在学校升格后基本得不到发展。
(三)作为教育者
在高等教育史上，教育内容基本是技能培训、普通教育和启发新知这三方面不同比例的组合，而综合大学更为倾向后两方面，即对学生的价值观和专业背景进行启迪。真正名牌大学的教育实践往往是“一种学习方法，一种心理状态，一种思维能力……理解力得以提高，判断力得以纠正，道德感情得以升华，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为从事任何专业，而不是为了糊口和谋生所必须的技能”。而从很多高等学院的角度讲，升为综合大学意味着更多的生源和投入，这种目的性策略在实现之后一般不会给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带来实质性的变化。而实际上，升级大学也很难获得预期的收益。其一，生源所关注的是高校的社会声望及其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力，更名的实际作用并不大。其二，更名也并不会实际的拉近这些高等学院与名牌大学的差距，因为国家对大学的投入最终取决于该校的科研成果和学术精英，而更名大学后教师的大多数时间仍然是被教学和行政任务占据，无暇提高教师自身修养也是学生素质教育的障碍。
四、结语
正如伯顿所言，高等教育“涉及相互联系又极为不同的，甚至在许多方面是相互冲突的活动”。而正是这些冲突赋予了高等教育的意义，培养学生甄辨的能力胜于助其养成顺受的积习，而学生也正是教师素质的缩影。难以想象，不了解教学实践主体的价值和人格取向，而单靠行政指令会取得改革的成功。交往行为理论的启示在于，研究教育改革只能接受整体性的研究，这一整体自然包括高等教育研究者和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者本身。
作者：滕飞 单位：吉林建筑大学经管学院
参考文献: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2］伯顿•克拉克主编．高等教育新论．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44，209．
［3］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