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博士论文范文1
目前，当代大学生诚信缺失的表现主要集中在学习、经济、社会交往三个方面。在学习方面，大学生诚信缺失主要表现在考试作弊、论文抄袭、不尊重科学事实、臆造科学数据等方面，大学生考试作弊已成为当下大学校园发生频率较高的现象。在经济方面，拖欠助学贷款、恶意透支信用卡、拖欠学费、弄虚作假获取贫困生资格骗取国家助学金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经济诚信意识。在社会交往方面，存在着提供虚假信息获取求职岗位、求职签约后又随意毁约、网络交友及网络求职提供虚假信息等现象。这些诚信教育的缺失行为不仅冲击了当代大学素质教育的失效，也损害了大学生在社会价值体系中被赋予的较高的知识文化和道德标准的形象。如果在这一阶段诚信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和深化，那么在大学毕业进入社会以后，这不仅会加剧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退化，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整个社会诚信的建设。
2博弈论视角的大学生诚信缺失行为分析
2.1诚信与失信的简单博弈分析
博弈论主要是用来解决主体之间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之间的均衡问题。为研究方便，本文选取了大学生申请助学贷款与银行放款这二者之间在诚信与失信方面的博弈分析，并在分析中做出了以下的假定：①本文只研究两个行为主体之间的诚信与失信的博弈，假定一方为大学生，另一方为银行，假定大学生和银行这两者都是“经济人”，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并且不能控制对方的决策；②博弈的双方均为“理性人”，具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即在双方博弈过程中，一方发现欺骗可以获利时，就会采取或选择欺骗策略；③博弈双方可以选择的策略为诚信或失信；④博弈双方的获益。采取诚信，大学生和银行双方都可以获益5；如果银行放款，大学生失信不还款，则大学生获益10；如果大学生诚信贷款，而银行失信不放款，则银行获益10；如果大学生选择不贷款，银行选择不放款，即双方均选择失信策略，这样助学贷款制度就失去意义，则双方的获益均为0。在上面的博弈矩阵表可以看出，表中策略组D为纳什均衡解，即大学生、银行双方都以自身利益为选择目标，其最终的选择结果有很大可能是“失信”，因为“失信”是能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最优策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局，是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双方博弈的结果，如果大学生选择贷款但是不还款，那么学生得到的效用最大，即得到了免费完成学习的机会成本，而银行损失最大，失去了放贷本金和利益以及可以投资在其他领域的沉没成本；而银行如果存在比给学生放款更有收益的项目，那么银行会选择不放款而转向其他，这样银行可以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学生损失最大，不能贷款助学，失去了完成学业的机会。但以上两种策略的选择都不是博弈的均衡点，必然无法达到稳定。实际上只有在学生不贷款，银行不放款的时候，即达到失信的纳什均衡，这样一来大学生助学贷款制度将毫无意义可言，如果这项制度取消了，最后损失最大的还是大学生。然而，经济博弈理论告诉我们，在非价格因素和博弈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个体理性行为选择的结果，往往是非理性的。上述例子说明，由于双方的理性行为，导致了诚信的缺失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2.2诚信与失信的重复博弈分析
重复博弈是一种特殊的博弈，在博弈中，相同结构的博弈可以重复多次，甚至无限次。当博弈只进行一次时，每个参与人都只关心一次性的获益；如果博弈是重复多次的，参与人可能会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从而选择不同的均衡策略。因此，重复博弈的次数会影响博弈均衡的结果。在上述的分析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失信的“囚徒困境”局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双方所进行的是一次性的简单博弈，即大家所说的“一锤子买卖”。学生和银行双方都无法根据这一次的博弈结果再组织一次博弈、再做一次选择，基于此，博弈双方都只关心一次性的效益。但从动态博弈的过程来看，如果这种博弈是重复的、持续进行的，那么博弈的结果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诚信策略的纳什均衡就会成为双方博弈的必然结果。因为在动态博弈中，参与博弈的主体过去的行为都是可以看到或者查询到的，因此博弈中的一方可以通过这阶段博弈的选择，来回应博弈中另一方在上一阶段博弈中的失信行为。在诚信的动态博弈中，如果银行在上一次助学贷款的博弈选择中因采取放款的诚信策略，而大学生选择拖欠还款甚至不还款使银行利益收到损失，那么在本次的博弈过程中，银行必然会选择失信的策略来“报复”失信的大学生，比如将他（她）列为银行系统征信的黑名单，那么他（她）将面临银行以后所有的“报复”。在这里，银行所采取的策略被称为“以牙还牙”策略。基于此，为了更加长期、稳定获取各自的效用，博弈双方都会理性选择自己的行为，双方都会选择诚信，于是必然会出现诚信纳什均衡的博弈结果，由此可见，要想使诚信成为博弈双方的主动选择，其关键是要把一次性的简单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从而达到双方共赢的目的。
3以重复博弈促进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探索
3.1增加博弈双方信息的对称性，将一次性的简单博弈有效转化为重复博弈。
现实生活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理性人的机会主义、利己主义等行为，因此博弈双方在博弈过程中出现失信的现象是在所难免的。在一次性的简单博弈中，由于博弈双方都无法根据这一次的博弈结果再进行一次博弈或再做一次选择，因此，博弈双方都只关心一次性的效用，那么选择失信策略是理性人的最佳选择。要想克服这种困境，必须将一次性的简单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而将一次性的简单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的主要思路是要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认知，深刻认识重复博弈与诚信之间的关系。诚信是大学生应有的基本道德素养，但现实是接受过多年素质教育的大学生对诚信内涵的认知还是很模糊，很多人认为诚信已过时，加之受社会多元化思想的冲击，直接导致其诚信缺失行为的出现。其实主体间诚信关系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这需要一个长期的选择、磨合、认同的过程，诚信是双方博弈的试金石，诚信关系的确立是双边的、动态的，任何一方的失信都可能导致诚信关系的中断。所以在大学生的诚信教育中，必定要将一次性的简单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不能只顾眼前失信利益而忽视长期诚信利益。
3.2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畅通大学生诚信信息获取的渠道。
大学生诚信档案是一种写实的记录，主要用于对大学生在校期间的诚信情况进行真实描述，同时这种诚信的描述会起到一种客观评定的作用；同时大学生诚信档案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这种教育会及时发现问题，正视问题，纠正问题，对失信行为有一定的鞭策作用。学校应该将大学生的诚信档案纳入常态化管理，及时公布诚信档案，特别是面向社会公开，畅通社会获取大学生在校期间的诚信档案信息，如果诚信档案不公开，大学生诚信档案信息不能及时获知，这对于失信之人不能起到监督的作用，诚信之人不能起到标杆作用，“囚徒困境”的一次性简单博弈失信策略必然再抬头，那么制定大学生诚信档案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所以大学生诚信信息应当及时公开，特别是要面向就业部门公开，并将考试作弊、学术不端、拖欠贷款等诚信缺失行为直接与就业联系起来，对有失信行为的学生暂缓或不予推荐就业，增加失信的一次性博弈成本，让失信之人无处遁形。3.3加大对诚信缺失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加对失信行为处罚的可信性。在多元价值取向下，诚信如果被仅仅当成一种道德规范，很难要求所有人都遵守。在诚信的动态博弈中，若诚信收益与处罚机制不对称时，双方在博弈时基于个人利益必定会选择失信。在经济社会发达的当下，一个可信的处罚威胁是减少诚信缺失最有力的武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大学生之所以会出现诚信缺失的行为，有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高校对大学生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还不够，因此，高校在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方面应加大对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比如针对考试作弊，给予取消考试成绩、记过、甚至取消学位等处分，让大学生意识到失信行为所付出的的巨大代价，并且这种代价要大于通过不诚信行为所获得的一次性博弈的收益。当成本大于收益时，博弈双方基于理性的角度，必定会选择诚信。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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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份认同与认同危机
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拥有多重身份。“身份是与符号文本相关的一个人际角色或社会角色。任何符号活动，都有相应身份。”“身份认同的形成是一个人生命历程中经验的诠释与再诠释的持续过程。人们透过认同让自己及其行动建构出意义，在过去到现在的旅程中发现秩序与一致性；让他得以在其所站立的、与他人关系的位置上工作，并为其态度、行为辩护。”身份认同离 不开他人对自我形象的判断。查尔斯•霍顿•库利的“镜中我”理论认为，社会自我认识“似乎有三个主要成分：对别人眼里我们的形象的想象；对他对这一形象的判断的想象；某种自我感觉，如骄傲或耻辱等”。这说明他人眼中的自我形象之所以会引发个体的情感反应，是因为它是个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内容。杜巴尔认为，“个体从‘关系性过程’和‘自传性过程’中分别汲取不同的内容因素，使其‘身份’得以发展变化。”“关系性过程”强调的是个体在与外界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建构而成的主要由他人赋予“我”的身份。而“自传性过程”注重的是个体自我期待、自我认知的身份，这种身份是自我定位的身份。这两种身份都可能遭遇认同危机：“认同危机是个体对自我的不确定性的一种疑虑和焦虑，是自我价值感的衰落、自我身份感的丧失和自我归属感的迷失。”身份认同危机指的是个体对于自己履行某种身份职责表现出不确定感和焦虑情绪。他为自己拥有这一身份而感到自卑、压抑，也怀疑自己能否恰当地履行这一身份所涵盖的职责。参照杜巴尔对身份的分析，我们认为在“关系性过程”中产生的身份认同危机是在自我与他者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个体被判定的正式身份与真实身份之间的冲突。在“自传性过程”中产生的身份认同危机则产生于自我与自我的互动过程中，是自我身份预言与真实身份之间的冲突。对于青少年学生而言，他们“面对的主要发展障碍是建立同一性（identity），一种关于自己是谁，要朝哪个方向发展，以及社会上何处适合自己等坚定的、一贯的认识”。而且，“到青少年早期，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变得更加分化，且更多地集中于人际关系方面。”他们对自我的认知更容易受到外在的他人的影响，因而本研究主要关注由“关系性过程”生成的身份以及相应的身份认同危机。又因为教师对于学生而言是重要他人，同学则在学生的同伴关系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学生在与重要他人、同伴等的社会互动中建构着自我。因此，本文主要关注在互动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而更容易成为冲突的受害者的学生。
（二）符号互动与意义传递
在米德看来，“所谓社会的互动，就是各个意识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交流，而其互动的内容，基本上是各主体的意义世界之间的交换。”“符号互动理论者强调姿态的交互传达和解释，姿态携带着对话意义。姿态是互动中对传达者和接受者具有同样意义的符号。”“姿态包括词汇、面部表情、肢体动作或任何携带共同意义的行为。”实际上，能够指示意义的姿态就是符号。人们对符号的意义诠释影响了人们的回应方式。布鲁默指出，“人类的行动充满着解释和意义。行动者总是根据他所处情境和行为取向选择、重组和改变意义，从而有不同的行动选择。”虽说特定的符号具有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对应意义，但是符号也具有神秘性。符号的神秘性又被称作暧昧性，指的就是符号的形象与意义之间可能会不协调。在多元文化社会，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具有更大的变动空间。“能指是符号的可感知部分……而符号的意义称为‘所指’。”为了规避能指与所指所可能引发的歧义，赵毅衡倾向于将“能指”分解为“符号载体”“符号文本”，而将“所指”分解为“意义”“对象”“解释”。同一的能指可以指向不同的所指，而同一的所指也可能借助不同的能指表达。这是因为互动者的身份、所处的情境等都可能干扰个体对符号的意义诠释。这些因素既可能干扰人们对符号的辨认，也可能因为改变了符号出现的语境而影响了符号的所指。由于人们是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根据互动来不断地修正对事物的意义认知，故而互动的双方不一定能够对于事物意义形成同样的认识。也可以说，一方行动的意图在被对方诠释时一般都会多多少少地变形，这基本上是互动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尴尬。除了符号的神秘性导致意义的歪曲外，表达者的符号驾驭能力也可能影响到符号的意义传递。戈夫曼在分析印象管理时谈到，个体的表达包括给予的表达与流露出来的表达，两者大多数时候会存在一些差异。接受表达的一方更倾向于以流露出来的表达为依据去诠释行动的意义，而表达的发出者则基本上以给予的表达来诠释自身的行动。这就使得互动的双方容易对同样的互动形式产生有差异甚至大相径庭的内容诠释。
二、德育缘何在互动中偏离
教师为了进行德育的目的与学生进行互动，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行、学校的规章制度等向学生传递德育方面的积极意义。然而，意义未必在互动过程中得到准确的传递，甚至会出现德育的意义在互动过程中被扭曲的问题。那么，不仅德育的目的难以实现，且被扭曲的德育意义威胁到学生的身份认同，师生之间的冲突便难以避免。
（一）规范被表达成优先于学生的尊严
德育旨在促进学生的人格发展，它的首要任务是呵护学生的尊严，信任学生向善的主观能动性。规范在德育中的重要性非同一般，它既可以作为一种抽象系统与学生进行互动，又可以被视作德育的内容而被教师运用于师生之间的人际互动。规范应当协助学生自我约束，使他们在遵守规范的过程中习得社会对个体的要求，并实现人格的健全发展。然而，学校和教师在运用规章制度的过程中，却存在一些因为符号驾驭能力的不足或不良情绪的干扰，而使得规章制度压制学生自主性、伤害学生自尊的问题。浙江某高中校长就曾在校园广播中公开批评一名早恋的女生“不自重、不自爱、不知羞耻”，并说道：“女生如果是精神有问题就应该去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要是没病就应该去××（指当地一处存在不正当服务的地方）。”校长虽然用心良苦，但是他的举动不仅给当事学生造成了伤害，而且也给其他学生造成了心理困扰。当事学生仅仅触犯了禁止早恋的校规，却因此遭受了来自权威他人的人身攻击。“尊严从本质上讲就是不受侮辱的权利。”“侮辱性的行为或状态的一个根本特征在于，受害人在强制力量下没有任何抵抗能力”，侮辱性行为的必然后果就是当事人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信任的崩溃。对自己的不信任也就意味着身份认同的危机。有些德育规范是在实施中出现了问题，有些德育规范则在制定中就存在可商榷的地方。后一类规范的制定者在制定时大多带有“为了学生好”的善意，如避免学生出现偷奸耍滑的可能性。然而，条框式的规范很难考虑到多样的个性与复杂的情境，“一刀切”的规范容易存在一些想当然的、不人道的要求，如“上课时禁止喝水”“自习时间禁止上厕所”。享有他人对自身人格的尊重是一个人基本的道德权利。“缺乏道德权利的道德教育本身是不道德的。”因此，即便一些学校规范是为了更好地对学生进行德育，但因无视学生的道德权利，以这种规范为主要手段的所谓德育实质是在反德育。“规范是人所设立的，它必须尽可能地保护人的价值，否则就违背了人的目的。人的价值是自足的，这种价值由人的目的直接显现出来，而伦理规范的价值是非自足的，它必须在有利于人的价值时才具有价值。”学校的纪律规范也一样，只有有助于学生的人格完善的规范才是合理的规范。当规范轻视个体的正常生理需求、压制个体的自我实现的时候，这种规范自身的正当性就值得质疑了。
（二）整合性羞耻被解读为烙印性羞耻
在德育实践中，一些教师割裂学生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形成群体对个体的压迫感，从而迫使学生改变自身的一些不被教师或学生群体接受的行为。教师的举动试图表达的是整合性羞耻的意图。“整合性羞耻意味着表达共同体的不赞成，这可能从温和的指责到降格仪式，接着是将其重新接纳入守法公民共同体的姿态。这些姿态各不相同，它可能是一个简单的表达宽容和爱的微笑，也可能是收回将犯罪者作为不正常人的判定的正规仪式。”绝大多数教师为后进生或“问题学生”贴上负面标签并不是真的想将他们排除出共同体，而只是通过这种预演其若不调整、改变自身言行则未来将难以在社会立足的形式警醒他们。教师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后进生或“问题学生”能够表现得更符合教师、家长的合理期望。但是，教师的这种教育手段受到教师的人格魅力、符号驾驭能力以及学生是否信任教师的影响。若教师的人格魅力不足以征服学生，或教师的符号驾驭能力尚未提高到能够使符号的意义传递不受具体情境干扰的程度，或学生对教师的善意有所怀疑，那么教师意图传递的符号将很难避免意义被扭曲的命运。在此过程中，教师试图表达整合性羞耻的意图则会被学生解读为烙印性羞耻。而这种“烙印性羞耻通过制造出一个被抛弃的群体来分裂共同体，很多努力是致力于为异常贴上标签，只很少的注意力于去标签化。而去标签化意味着宽容与重新整合，可以确保标明偏差的标签只是针对特定行为而不是针对特定的人，这种行动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不受赞成的行为只是暂时的，它是由本质上好的人做出来。”教师作为学生生活中的重要他人，由教师给某位学生贴上的负面标签，这种消极的形象判断会影响学生的身份认同。不仅如此，教师对学生的消极的形象判断还会影响到学生的同伴关系，因为其他学生很容易受到教师的判断的影响，从而嘲讽、排斥、孤立当事学生。一些排斥、孤立式德育使学生个体与班集体之间形成了割裂，这对于自我价值感主要集中于人际关系方面的青少年而言是很严重的伤害。
三、德育缘何背离初衷
教师出于善意的德育为何会使学生遭遇身份认同危机以至于走向了德育的反面？兹略作分析如下：
（一）教师的积极自由膨胀
“消极自由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一个人不受他人干涉活动的领域有多大；消极自由意味着免于人为的强制。”“积极自由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在作决定？积极自由追求的是一种个人或集体成为自己主人的理想。”“根据积极自由论者，个人可能受到各种欲望、激情、偏见的蒙蔽，并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意志如何，于是服从更高级的集体意志、理性的法则、圣贤的决定，不是受到了奴役，反而获得了自由。”当教师的积极自由膨胀时，他们会认为学生服从于教师的意志，看似受到了约束，实则是获得了自由。由于学生在一些教师眼中缺乏对自己和家庭的责任感，更缺乏对学校和班级的责任感，所以教师担心学生随时可能表现出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行，故而必须强力监控学生。在这种行动逻辑之下，教师的积极自由必然会因此膨胀。而且，教师作为“先学”的权威角色面对学生，担负着引领学生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的责任，因而，教师常常理直气壮地以积极自由的理念干涉学生的道德观念与行为表现。教师当然可以有自己的积极自由，只不过，这一前提是教师也尊重学生正当的消极自由权。但是，在现在的学校教育中，教师的积极自由一枝独秀，学生的消极自由权则多半被忽视了。监控摄像、巡逻的政教主任、看班的班主任、学生暗哨等，这些都在一步步地挤压学生的自主空间。教师的过度干预很可能因此侵犯学生的道德权利。教师在侵犯学生的道德权利的同时，也使学生离道德自由越来越远。
（二）信任的缺失
德育的价值在于使个体能够更好地发现自身人格的价值，在自尊的过程中呵护人类美好的德性。然而，一些教师在德育过程中不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不信任学生具有向善的意愿，一味地使用压制式的德育规范来防止学生做出不道德的行为，这就是他律剥夺式德育。它通过对个体的不尊重消解个体自尊的外部条件，从而影响到个体的身份认同。当个体的自我价值被一再质疑，个体与社会集体的关联被撕裂，个体的人格只可能被扭曲而很难变得完善。研究者在访谈中学教师时发现，不少教师对学生的责任感与自律能力表示不乐观。在教师不信任学生的情况下，让教师尊重学生，充分肯定学生的自主性，这也确实有点不合情理。所以，不少学校和教师便越俎代庖，事无巨细地规约学生的生活。这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德育或许在短时间内看似有效，但这种挤压个体自我空间的德育不利于个体自尊的健康发展。“自我尊重是指人对自我行为的价值与能力被他人与社会承认或认可的一种主观需要，是人对自己尊严和价值的追求。”当学生被假设为不能自控、不能对自己负责，且被教师处处规约的时候，学生感受到的是对自我行为能力的不自信，处处被限制与保护的他们也很难感受到自我的价值，他们的自我认同过程也会因此遭遇障碍。
（三）师生未能就“好”的符号达成共识
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德育时，很少有教师会认为自己的教育行动不是在为了学生好，但是教师与学生对于“为了学生好”的理解却不一定一致，这种不一致主要表现在师生对于“为了学生好”这一所指应借助什么样的能指进行表达，双方的看法未必一致。对于那些经常当众训斥学生的教师而言，他们认为那种做法能够让学生产生有助于改过迁善的羞愧心理，而且可以通过集体的监督使犯错的学生尽快弃恶扬善。因此，教师认为，当众斥责学生这一能指可以指示“为了学生好”这一所指。然而，这一看法在实施时却因为教师的当众训斥影响了学生的自我认同，从而违背了“为了学生好”的核心内容。譬如某位学生忘带家庭作业，这种“学习态度不端正”的行为遭到了教师的当众斥责。结果在品德课中讨论如何制定一项需要意志努力的计划时，这名学生被多名学生嘲讽为她需要“坚持每天不带作业”。这名学生会因此牢记不能忘带作业，但是这种群体性的排斥会令其处于情感的焦虑状态，从而不利于其自我的建构。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教师的当众斥责是为学生好，而从学生的角度来看，那其实是对尊严的蔑视。除了师生对于德育的一些具体方式方法存在不同的解释外，师生对于德育的范畴与实施频率也存在不一致的观点。教师担心学生走弯路，对学生一些个性化的探索比较紧张，并常常为此苦心婆心地劝诫学生。然而，在学生看来，他们自己有热情有想法，有自由地追求自己心目中理想生活的权利。只有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他们才会珍惜，哪怕多摔几次跤、多打几个滚儿也无所谓，他们认了。“老师家长们，我们需要你们指点，但不需要你们指指点点！”青少年这样的呼声充分表达了他们的心声。师生之间各执一端，都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在真正地“对学生好”，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师生冲突倒显得有些可悲。
四、还原德育的道德性
德育的反道德不仅是教育的变质，而且会使师生在冲突中两败俱伤。从教师的角度来看，还原德育的道德性首先需要理性地区分作为理念的他律和作为手段的他律，由教师无视学生主体性的强力控制转向教师在尊重学生人格的基础上进行引领。而且，教师应当在捍卫学生的道德权利的基础上保护学生的尊严，在避免教师积极自由膨胀的同时，努力使教师与学生就德育中应当奉行的“好”达成共识。
（一）理性审视他律
他律剥夺式德育在德育实践中有市场，这可能受到了道德发展的“无律———他律———自律———自由”的境界区分的影响。对于人格处于发展过程中的青少年来说，他律作为手段是正当的，但他律剥夺式德育的问题在于他律不只是被作为手段，也被当作了理念。作为手段的他律只是在人的道德发展的特定阶段由家长、教师等较有经验的人帮助青少年形成道德习惯，它的最终目的是推动青少年一步步诉诸于自己内心的道德信念，以良心来规约自己的行为。而作为理念的他律则蔑视人性的可能性，认为人永远是卑微的、世俗的、狡诈的，性本恶的人只有听从神的召唤与规约，才能走向道德。“任何外部立法，无法使得任何人去接受一种特定的意图，或者，能够决定他去追求某种宗旨，因为这种决定或追求取决于一种内在的条件或者他心灵自身的活动。”对于一些毫不认为师生是人格平等关系的教师来说，他们在学生心目中应享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相对学生而言是真理代言人，也相当于是神。他律的理念剥夺人的尊严，以“神”的高度规训人，人在“神”面前永远只是手段，“神”才是唯一的目的；他律的行动则是暂时将人当工具，最终目的是达致将人作目的的结果。为了规避他律剥夺式德育的问题，教师应当理性审视自己所热衷的他律是作为手段的他律还是作为理念的他律。作为理念的他律无疑是一种极端，只有适度的他律才能够既规约学生，又能为学生留有自主发展空间。
（二）捍卫学生的消极自由权
他律剥夺式德育之所以得以产生，主要的原因是教师在德育互动中积极自由膨胀以至于侵犯了学生的消极自由权。密尔在《论自由》中将消极自由置于积极自由的前面，因为“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及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伤害”。罗尔斯提出“正当优先于善”，这意味着，善的要求要次于个体的正当权利，善的追求不能以牺牲个体的正当权利为代价。个体的道德权利应当使其免于被过度干预。为了捍卫学生的消极自由权，教师首先应当保证对学生的道德权利的尊重。个体的道德权利包括个体对能够证明自己价值与能力的事务的自由选择，而这正是维护与发展自尊的重要途径。
（三）师生共同的价值澄清
教育博士论文范文3
新时期加强对船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企业的党组织最重要的任务。企业最根本的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益，航运企业的一线组织为船舶，航运企业经济效益的真正实现就是靠船舶，所以，作为传播党支部需要紧紧把握生命线，充分意识到加强船员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另外，长航油运向世界油运发展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船舶开始积极参与到国际航运市场的竞争当中，船员工作量与工作的强度也逐渐加大，很可能产生心理方面的问题。这就需要船舶党支部充分根据船员的心理与生理方面的变化，从船员的实际出发，真正去贴近船员的实际生活，从船员各个方面入手，查明原因，真正将船舶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位，为企业发展铺平道路。当然，作为船舶政委，负有做好船舶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做好全体船员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凝心聚力，将大家的思想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提升全体船员的思想政治素质，真正将全部精力都铺在企业上面。所以说，做好船舶思想政治工作，是船舶政委的必修课。
二、当前船舶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不足及原因分析
1、船舶政委的来源和途径不统一，公司系统组织培训不够
在全部的船舶政委当中，有的是从部队转业的，有的是从职工中逐渐选拔提升的，这就造成了船舶政委的来源与途径上的不一致，各个船舶政委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就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如何去真正去提升整体船舶政委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成为当前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另外，虽然公司也组织了不同批次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培训工作，但是由于培训的次数与时间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同的差别，导致船舶政委的整体水平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
2、船舶政委数量严重不足，有的船舶不配，有的船舶不配，形成船舶政委处于一个两难的局面。
船舶政委是开展船舶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由于企业当中船舶政委数量的不足，致使有的船舶没有政委的现象，这造成了船舶思想政治工作参差不起，严重制约了企业员工思想政治素质水平的提高。
3、船舶政委的素质有待提高，需要切实掌握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功。
船舶政委的素质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船舶政委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学习的时候，并没有将思想政治理论与船舶工作的实际紧密的结合起来，虽然其理论素养很高，但是在现实中真正做起思想政治工作来，由于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脱节，不能很好的开展船舶思想政治工作。
三、如何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船舶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1、树立以人为本理念，理顺职工思想情绪
以人为本，不断加强与改进船舶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将充分认识到人的本质与需要来作为出发点，将船员的基本意愿与要求当成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立足点，提升船员的基本素质，真正实现船员的基本价值，大大推进船舶运输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当作是根本的目标，将船员的全面发展来作为切入点，关心、尊重、帮助、理解船员来当成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以便对船员的思想与信念方面的教育当成是关键内容，真正将充分做好船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与党的群众方面的工作充分的结合起来。在开展船员工作的过程中，要注意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将维护好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很好的结合起来，将正确的思想引导和关心解决好船员的实际问题很好的结合起来，并且实行有针对性展开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引导船员对待现实矛盾与困难，将思想真正统一到拥护与贯彻我党的方针政策上来。另外，还应该注意理顺好职工的思想情绪。职工思想情绪的产生，有多个方面的原因，需要船舶政委，深入到船员的实际生活中，将船员产生思想情绪的原因，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理清来龙去脉，为产生情绪的职工做好心理疏导，让职工能更好的调节好情绪，利于今后更好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2、发挥骨干作用，形成思想工作做人人，人人做的局面
船舶政委要充分发挥好骨干作用。在船舶独立作战与流动分散的情况下，船舶党支部是否能发挥好战斗堡垒的作用，关键是看船舶政委作用发挥的程度如何。船舶政委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与管理方面的能力，但是随形势的不单发展与船员文化知识层次的不断提升，需要注意进一步拓宽政工干部的选拔渠道。并且注意多举办各种培训班和召开政工会等途径，来达到扩充其知识面，提升政治业务素质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船舶政委素质的提升，能够为船舶的党建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等，提供非常重要的保证，对船舶政委更好发挥其骨干作用，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不光是船舶政委要抓好船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就连船员与船员之间，也要经常开展思想方面的交流工作，在实际生活中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切实形成思想工作做人人，人人做的大好局面。
3、掌握不同年纪职工的思想活动特点，探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途径
作为一名船舶政委，应该经常深入到船员思想政治工作的最前线，充分掌握好不同年纪职工思想活动方面的基本特点，按照不同年龄段的思想活动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类，真正落实哪些属于工作方面的、哪些属于个人方面的等等，可以通过开展集体船员大会与个人实际交流相结合的方式，让思想政治工作能服务每一个人，让船员放下思想方面的包袱，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教育博士论文范文4
互动式营销策略是建立在信息体系上的一种微博营销策略。该策略在实施过程中要对营销过程中的各项微博信息进行充分把握，要对消费者的建议和意见进行认真分析，从该内容着手形成对应营销服务，形成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服务体系。基于互动式营销策略的企业品牌营销体系可以明显提升企业在消费群体中的口碑，对改善企业品牌效益具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在这种营销模式中消费者可以深入了解企业品牌内容和品牌文化，提升对企业的信任度，从本质上提升了消费者消费状况。将互动式营销策略嵌入到企业品牌营销过程中人员要把握好以下两方面内容。第一，要及时了解消费者需求，从消费者需求出发构建品牌营销策略，实时沟通，消除营销隔阂。互动式营销策略的核心是良好的企业、消费者互动。只有把握两者之间的互动内容，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互动式营销策略才能够真正满足消费者需求，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满意度，改善产品销售效益。微博作为一种应用范围非常广的实时交互工具，为互动式营销策略的实施创造了可能。在互动式营销微博体系构建时，企业要首先对营销广告的投放方式进行明确，要依照微博特色选取高效益、高质量的营销投放内容，提升微博交互平台营销的愉悦性。其次，要在微博平台上对企业自身的品牌内容进行宣传，要依照微博反馈来的信息对消费者消费需求和消费心理进行分析，依照该内容量身定做品牌营销活动。例如，手机企业在对手机进行品牌营销时就可以利用微博从学生需求的手机性能、游戏状况出发，对手机最新测试结果进行展示，通过微博及时将上述信息传输到学生群体中。企业还可以在微博中附加部分学生的评价和手机使用展示，提升产品的口碑，形成良好微博品牌环境。最后，企业还可以适当利用微博达人，通过微博达人形成良好的品牌圈，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参与到微博交互过程中，形成良好营销交流环境和营销交流氛围。第二，要完善活动策划内容，对各项活动体系进行完善，构建良好微博活动平台。微博为互动式营销策略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体系，可以在运用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品牌的核心价值，改善企业品牌影响力。这种生活化的工具非常容易引起消费者的共鸣，对企业品牌体系效益的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对该互动策略进行实施时人员要依照市场环境构建对应微博活动，可以通过微博抽奖、微博话题等形成良好的营销信息宣传途径，将营销内容融入到活动体系中，提升企业品牌营销质量。VANCL在网络营销的过程中就对微博营销进行了全面运用，该公司通过官方微博和微话题等对VANCL系列服装信息进行宣传和交流，通过邀请名人参与微博活动提升吸引力，构建了完善的品牌营销结构。VANCL微博互动式营销大获成功，为自身品牌赚足了人气。
二、整合式营销策略的嵌入与实践
整合式营销策略是微博营销的一种常见策略，其主要从企业整体出发，对营销内容进行了全面挖掘。该营销策略将企业品牌营销活动作为一个系统，由该系统内容出发对各项企业资源进行整合和利用，充分提升了系统品牌传播和市场营销的协调效果。在微博平台中实施整合式营销策略可以明显改善营销内容传输质量，形成共同的品牌目标，形成了一体化的营销结构。随着信息技术的提升，网络营销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转变，已经开始向整合化、精准化、创意化转变，营销效果大幅改善。整合式营销策略从微博信息资源内容特征出发，对微博营销层面进行了全面深化，将事件营销、互动营销、社区营销和口碑营销等多方面内容融入到微博营销体系中，从本质上改善了企业品牌营销质量。该营销过程中企业已经对微博营销活动进行了调整，开始对微博中的文字、图片、声音、动画、视频等进行合理运用，线上营销内容得到了根本上的提升。而在线下营销方面，企业也形成了非常完善的营销体系。微博不仅改善了企业线上营销状况，更实现了线下营销调整，将微博线上和线下品牌内容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非常全面的品牌营销结构。在线下营销过程中微博整合式营销策略将微博与线下产品充分联系起来，以线下活动实现线上支持，形成了完整的营销产业链。例如企业在线上微博促销营销中需要线下支持，要能够依照线上信息对线下销售进行把握，防止线下销售脱节导致线上活动无法开展。
三、病毒式营销策略的嵌入与实践
病毒式营销策略是一种典型的微博营销策略。该策略在新产品宣传、品牌推广及网站推广中应用效果非常显著。病毒式营销策略可以利用微博交流的便捷性提升网络信息的传输效益，以该内容带动信息分享速度，形成“病毒式”全面拓展。微民们对网络信息的交流非常积极，可以及时对感兴趣的信息进行、分享、转载，让信息迅速传播开来，这对企业品牌信息的扩散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功能可以直接向微博好友传输微博信息，是病毒式营销策略实施的关键途径。在该微博交流过程中企业可以及时向用户最新的产品信息，通过“@”交流形式对产品内容进行交流，实现一对一微博对话，让产品信息全面、完整的传输到消费者群体中。与此同时“，@”交流中的各项信息还可以被其他人所看见，可以为产品品牌营销创造更多的可能，打破了一般营销策略中的范围限制和人员限制，营销效益大幅改善。除此之外，微博中还可以实现人际共享信息。在微博体系中人员可以及时对自身的信息进行共享，通过粉丝、朋友圈等实现企业产品的病毒式营销，带动企业产品营销效益。企业通过微博粉丝对各项产品信息进行扩散，让粉丝对上述营销内容更进行及时评论，对评论中的信息进行把握和分析，不断优化产品内容，形成了非常完善的营销体系结构。这种树型传播网络可以从本质上转变企业产品传播效益，推进了企业品牌营销进程，已经成为企业品牌营销建设的关键。
四、总结
教育博士论文范文5
关键词:“双一流”；管理类博士；培养模式
一、引言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各个学校学科建设平台改善了，学科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了，学科发展的要求更高了。管理学科相比其他理工医等学科，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基础相对较弱。管理类博士研究生作为每个管理学术、科研重要力量之一，其培养质量会影响管理学科的发展。通过改进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提高其业务素质及研究水平、提升其培养质量及实践能力，为促进管理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其应有贡献。
二、国内外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国内学者从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定义、现状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于若凡、郭建斌分别对中国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国外不同国家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国外不同国家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比较和中国与外国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比较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展望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在中国的研究。刘劲松、徐明生研究贯通式培养模式是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宜于对知识学习及科学研究有很强连续性要求及成果产出需要较长知识积累周期的基础学科、实践性强的医学和艺术学科、实验周期长的农学、生命学、工学等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常淑贞研究了当前我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的现状，探讨了制约博士生培养模式创新的因素，提出了改进博士生教育培养模式的策略。贾晓红、刘向锋、王人成以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机械工程专业博士生教育为背景，对博士生的培养目标与方式、培养内容与基本要求、博士生资格考试与开题、科研工作与论文答辩等诸多培养环节的分析和研究，为提高我国博士生教育质量提出了建议：应取消对学习年限的规定或延长学习年限；建立博士生和导师之间的双向选择与淘汰机制等。包水梅研究认为，我国博士生教育亟待转向内涵式发展，培养创新人才，借鉴“美国模式”改革我国博士生培养模式。魏玉梅、刘先春研究了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的培养具有自身的规律性与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评价等三个方面。借鉴英国一流大学文科博士生培养的成功经验，比如学术自由理念下的探究性学习方式、跨学科的培养制度、注重科研与学术训练的课程设计、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淘汰率、多元化的导师制度等对我国文科博士生的培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谭金祥、石远、任国胜通过对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科学博士研究生与中国高校科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进行对比，分析中法博士研究生入学条件、奖学金制度、理论课程学习、课题开题、汇报、答辩及毕业的差异，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二）国外研究现状。英国博士的培养模式为复合型博士培养模式。法国博士生的培养模式为：招生“零考试”，申请人须过“三道关”、“两段式”过程培养，以“研究”突出培养、指定负责导师，采用导师小组联合指导、重视博士论文撰写的指导，严把“出口关”。日本的博士培养模式适合企业对高层次人才以及个人成长的需要，博士生培养机构不断做出改善，呈现出培养目标体系化、培养过程针对性强、教育机构及其职能多样化、保障体制健全等特点。德国博士生的培养模式主要有传统的“师徒制”和小规模的“研究生院”，其中尤以前者为主，而这种缺乏系统管理、散兵游勇式的培养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目前科学发展的需要。德国的两种博士生培养模式，认为“师徒制”模式重视博士生尽早融入导师的教席工作，旨在为未来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积累经验，而“结构化”模式为博士生设立了跨学科、跨机构和跨国界的研究平台，目的是增进师生交流，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培养博士生毕业后应对更广阔就业市场需求的综合技能，传统“师徒制”模式和“结构化”模式相互补充，构成德国多元的博士生培养模式。澳大利亚的博士生培养模式经历了学术主导的“课程学习+学位论文”模式、职业导向的“P/W/U三维协作”模式以及职业性与研究性并重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实践导向”模式，共三代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瑞典的博士生培养模式，认为从入学到最后博士论文撰写、评审阶段，导师介入的力度大，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大，首先导师负责严格控制入学生源质量，中期对学生指导力度大，对博士论文质量严格把关，导师的直接指导在学生的科研成果中占重要比重；学生在学习和科研阶段的科研和创新能力培养拥有很好的学术氛围和条件保障，并具有较多合作和交流机会；博士论文的撰写形式灵活，但评审严格，对答辩组织高度重视，这种培养模式对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有着很大的作用。国内外研究现状表明，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理工科医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较少涉及管理类博士研究培养的研究。
三、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现状分析
国内外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表明，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理工科医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较少涉及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研究。从文献研究发现，目前管理博士培养模式的现状如下：
（一）学校、学院管理+导师负责制。在学校、学院相关管理文件的支持下，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经过指导老师的精心指导与培养，博士生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等大幅度提升，培养质量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二）学校、学院管理+导师团队负责制。在学校、学院相关管理文件的支持下，部分学校实施了导师团队负责制，在团队教师的指导下，博士生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得到全面指导与提升，有利于博士研究生的全面发展。
（三）自由发展模式。部分学校或导师对博士生采取自由发展模式培养。该模式对博士生培养存在不足，严重影响了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以上三种模式为目前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相对较多的模式。这些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但是也存在不足。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学生过于依赖导师，依赖导师提供各类资源进行专业培养。
四、构建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创新模式
通过对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现状分析，结合管理博士研究生培养特点，提出培养模式创新探索。构建“放管服导”四位一体+“两平台”的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放”：是指放权，对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给予充分的科研自由创新环境与空间，让博士研究生在自由的氛围中开展学术创新；“管”：是指管理，为了提升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作为学校、学院两个层面的管理部门，制定规范的管理文件，加强博士研究生各培养环节的管理；“服”：是指服务，对博士研究生的管理服务应该是全方位、全天候的，包括学习、科研环境、思想政治等方面的服务；“导”：是指导向，在学校“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一切围绕“双一流”目标，为了实现“双一流”建设，学校、学院进行针对性引导，让博士研究生的科研、学术以及创新都为“双一流”建设做贡献。“两平台”是指学校、学院为博士研究生提供研究实验平台、社会实践平台：学校、学院为管理类博士研究生丰富的研究资源及行为科学、大数据等研究实验室。同时，提供广泛的社会实践平台。将中国论文写在祖国建设的大地上，让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借助国家、学校及社会力量，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写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学术论文。
五、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探索，达到两个提升目的
（一）提升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科研自由度与主观能动性。在传统培养管理类博士研究生模式下，博士研究生缺乏科研研究自由度与主观能动性，通过改进培养模式，营造良好的学术、科学研究氛围，提升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科研自由度与主观能动性。
（二）提升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及实践能力。通过培养模式理论创新与实践研究，提高管理类博士研究生业务素质和研究水平，提升其培养质量与实践能力，为促进管理类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其应有贡献。
六、结论
通过对国内外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分析，提出了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放管服导”四位一体+“两平台”的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该模式的应用有利于提升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科研自由度与主观能动性、提升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及实践能力。
主要参考文献：
［1］于若凡，郭建斌.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在中国的回顾与展望［J］.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2.
［2］刘劲松，徐明生.贯通式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困境与重构［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7.4.
［3］常淑贞.论当前我国博士生教育培养模式的变化及启示［J］.决策探索，2017.1.
［4］贾晓红，刘向锋，王人成.美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的思考与借鉴——以机械学科为例［J］.高校教育管理，2012.9.
［5］包水梅.行动研究在教育博士培养中的运用：理论探索与实践样态［J］.教育与考试，2017.6.
［6］魏玉梅，刘先春.中英美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5.5.
教育博士论文范文6
在胡庚申教授的带动下，国内的翻译研究者不自2001年胡庚申教授在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首次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至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在上海海事大学召开，生态翻译学经历了十年大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正如其领军人物胡庚申教授所说，“生态翻译学起初基本上是‘个人行为’，多年来的困难、困惑、挑战太多;……但从现在起，生态翻译学研究已经成了‘群体行为’，或者说是‘组织行为’了”［1］。目前，生态翻译学已引起了国际翻译界的关注和兴趣。本文拟简述生态翻译学的十年发展历程及其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对生态翻译学的未来展望一二。 一、生态翻译学十年发展回顾 生态翻译学起步于2001年。胡庚申教授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启发，将其中的“自然选择”即“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学研究，最早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2］。在此基础上，胡教授十年磨一剑，建构并发展了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整合性研究的生态翻译学，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视野。胡教授曾撰文说:“在全球性生态思潮的影响之下，由于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启发、相关领域学科发展的激励以及译学界生态取向翻译研究的促进，再加上现有译学理论研究的局限与缺失所产生需要，生态翻译学便应运而生”［3］64。 2004年，胡教授的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这部生态翻译学的奠基之作中，胡教授阐释了该理论体系的哲学理据(即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原则、过程、方法和译评标准等作出了新的描述与解释，并以其在两岸三地部分高校的实证调查对该理论体系的有效性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检验和证实。胡教授将“译者为中心”作为该理论体系的核心翻译观，从译者的角度出发，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将“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作为翻译的原则，提出并例证了“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胡教授认为，评价翻译主要看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理论上讲，“最佳的翻译就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2］144。而评价和测定“整合适应选择度”有三个参考指标:即多维转换程度(尤其是“三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和译者素质。 之后的几年中，胡教授仍孜孜于生态翻译学的进一步发展，每年都有生态翻译学方面的学术文章发表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2008年，其研究课题“生态翻译学:译学的生态视角研究”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资助;2009年，《上海翻译》开辟“生态翻译学研究专栏”，胡教授在该刊第二期撰文，将翻译的定义扩展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行为”［4］6;2010年4月，“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在中国澳门成立，创办了会刊《生态翻译学学刊》，并于11月9日～10日在澳门理工学院召开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56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并对这次大会的召开、对生态翻译学的创立和发展、对国际生态学研究会的成立给予了高度评价。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顾问、《视角:翻译学研究》(Perspectives:StudiesinTranslatology)杂志原主编、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凯伊•道勒拉普(CayDollerup)指出，生态翻译学是成长于欧洲语境之外的第一个真正具有“原创”意义的翻译理论［5］34。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在中国上海召开，以“生态翻译学十年:回眸与展望”为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6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大会。由此可见，肇始于中国、由中国翻译界学者首倡的生态翻译学已引起了国外译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兴趣，正在向着更大的范围拓展。 在胡庚申教授的带动下，国内的翻译研究者不断加入到生态翻译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态翻译学归类和直接以生态翻译学命名的各项研究逐年增加。“近年来已有逾百篇有关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全国也有60余所高校师生(硕士/博士)运用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作为整体的理论框架完成学位论文和发表研究论文”［6］5。笔者在CNKI上键入检索词“生态翻译学”，从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论文(包括优秀硕博)中，按题名方式检索到50篇题名含有“生态翻译学”的文章，其中硕士论文3篇，博士论文0篇，有关召开首届、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的通知5篇;除5篇通知外的45篇论文中，理论研究型论文13篇，约占总论文的29%;应用研究型论文32篇，约占总论文的71%。笔者又在CNKI上键入检索词“适应选择论”，从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论文(包括优秀硕博)中，按题名方式检索到59篇题名含有“适应选择论”的文章(与前述50篇题名含有“生态翻译学”的文章无一重复)，其中硕士论文14篇，博士论文0篇，有关《翻译适应选择论》一书的书评4篇;除书评外的其余55篇论文中，理论研究型论文7篇，约占总论文的13%;应用研究型论文48篇，约占总论文的87%。笔者在CNKI上键入检索词“适应选择”，从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论文(包括优秀硕博)中，按题名方式检索到196篇题名含有“适应选择”的文章，其中部分文章与生态翻译学或翻译适应选择论无关;有2篇博士论文，一篇与生态翻译学无关，另一篇题名为“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外宣翻译过程研究”，是国内首篇运用翻译适应选择论完成的博士论文。 二、生态翻译学研究现状分析 笔者利用google引擎“学术搜索”“生态翻译”，用时0．09秒找到27，200条相关结果。但用google引擎“学术搜索”“eco-translation”，用时0．05秒只找到26条相关结果(2011/11/28)。这说明虽然生态翻译学已引起国际译界的关注和兴趣，但在国际上仍未产生较大影响。上述检索结果和笔者在CNKI上的检索结果也说明，目前生态翻译学在国内已产生较大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及翻译研究者开始从事生态翻译学研究。从笔者在CNKI上的检索结果来看，在检索到的100篇学术论文中，目前大多数有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都是应用研究型的，占80%;少数是理论研究型的，占20%。在胡庚申教授集中阐述的九个生态翻译学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中［6］5－9，这些论文较多选取适应/选择、“三维”转换、译者中心、译有所为等理论视角以及生态范式、生态翻译环境等命题，较少关注生态理性、关联序链、“事后追惩”等理论视角，这方面的理论应用研究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p#分页标题#e# 胡教授在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上指出，生态翻译学至多是普通翻译学下属的一个分支，而且尚未被完全接受和认可［1］。笔者在google和CNKI上的检索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生态翻译学要在国内外译界牢牢地确立自身学科地位并获得长足发展，还有待更多生态翻译学人在理论、应用研究方面，尤其是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方面耕耘不缀。正如王宁教授所言，“生态翻译学还任重道远，它距离一个成熟的翻译学子学科还有着相当漫长的路要走。在这方面，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成功经验足资参考借鉴”［7］。 三、生态翻译学未来 令人欣喜的是，就在笔者撰写本文时，读到了思创•哈格斯的《生态翻译学R＆D报告:十年研究十大进展》一文。该文提到生态翻译学的下一步发展计划，如他们“将于近年内出版《生态翻译学导论》、《生态翻译学:理论应用与评析》、《生态翻译学:理念大“观”园》、《生态翻译学学派透视》、《生态翻译学:下一个转向》等专题著作。……将继续建立和健全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的工作机制，利用好‘国际生态翻译学’网站，召开好序列性的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并努力办好《生态翻译学学刊》(中英文版)。……十年之内，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集中培养多名生态翻译学博士和博士后研究员，从而使‘生态翻译学学派’在国际翻译学界享有一席之地”［8］。这是一个宏伟蓝图，也只有如此，中国的生态翻译学才能实现“先国内、后国际”的发展战略，才能通过生态翻译学者的学术活动“旅行”到世界各地。中国的生态翻译学者才能像美国生态批评家在中国和印度找到知音一样，在国际译界觅得知音。断加入到生态翻译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态翻译学归类和直接
教育博士论文范文7
一、国外研究生教育的学制
(一)6年一贯制的德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或专业学校的毕业生,学制6年,实现以大学为基础,学科为中心,理论教学、实验室训练和临床实践的渐进式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国家考试和论文答辩,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大多数欧洲国家实行这一学制[1],如芬兰、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
(二)6年一贯制的俄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生,前3年为医学前期教育,后3年进行专业教育,毕业授医学博士学位。独联体国家如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妇、乌克兰等实行这种学制[1-2]。
(三)4+4年制的美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具有学士学位的文理科大学本科毕业生,前4年为医学前期教育,后4年为医学院教育,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核心课程为主干的自由选课制度。学生完成课程,修完规定学分,通过论文答辩,授医学博士学位。美国、加拿大、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实行这一学制[1-2]。
(四)5+3年制的英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生,前4年为理论教育,最后1年为临床实习,毕业授医学学士学位,英联邦国家实行这一学制,如英国、新加坡、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获得学士学位以后经过考试和推荐就读医学硕士学位,时间是1-3年。在实行多学制的世界各国中,学制为6年制的国家或地区最多,为90个国家,占56.6%;居于第二位的是7年制,为53个国家,占33.3%;排在第三位的是8年制,为15个国家,各占9.4%;排在最后的是9年制,为1个国家,占0.7%。
二、国外研究生教育的模式[2](附表)
三、国外的研究生教育的现状
(一)美国。美国研究生教育通常采用宽进严出的政策,一般来说,申请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人员只要具备了大学毕业资格,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工作能力,经推荐人推荐,即可入学攻读学位。但在美国博士研究生毕业,却需要有一定的科研成绩。因此,博士研究生经常需要攻读4至6年才能毕业[3]。此外,美国约有一半以上大学要求研究生入学时有GRE成绩。美国研究生招生一般不限名额,由导师的科研能力、科研经费、实验条件以及市场需求决定每位导师当年招收学生数量。在培养模式上,美国博士生培养通常实行导师制和博士生指导委员会制相结合的指导方式。硕士研究生主要采用专业式培养模式、导师制培养模式以及兼顾协作式培养模式。在课程设置上,美国的高校更加强调文理渗透和选修课的重要性,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学分比为2∶3。
(二)日本。日本的医学院校本科生学制为六年,大学毕业后可以直接报考医学博士。博士课程学制为四年(日本医学院校很少设有医学硕士,一般是硕博连读四年)。中国的研究生指的是硕士学位,而日本的研究生和研修生是没有学位的,只是进入大学的一个学前班。日本大学的招生录取,导师有一定的决定录取权。对于博士生的评价,主要以毕业前发表SCI文章的数量和影响因子值的高低来衡量。日本医科大学的博士生毕业前最少应发表2篇以上的SCI论文[4]。研究生在读书期间每周召开一次科研汇报会,主要汇报自己的研究内容、国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内容、最新的科研动态及讨论本周的疑难病症等。目前日本学位分为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其士学位又分为课程博士、论文博士、学术博士三种类型。
(三)俄罗斯。目前俄罗斯的研究生教育主要分为三个层次。本科6年毕业授予硕士学位,具有行医资格。本科4年毕业后,只能当医疗助手,经过临床住院医师培训以后,可以申请医学科学副博士学位,时间为3-4年,经过课程学习,撰写论文,通过论文答辩,授予“医学科学副博士”学位[4]。具有医学科学副博士学位的人员方可申请“医学科学博士学位”,并具有资格在高等医学院校讲授课程或成为医学副教授。获得副博士学位之后,如果在工作中有创新性的医学研究成果或发表了极具创新性的论文,经过课题研究通过论文答辩,可获得医学科学博士学位。此学位获得者才有资格申报教授职称。俄罗斯的医学科学博士学位不属于医学高等教育的范畴,取得这一学位者必须在工作中卓有成绩,并通过医学科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由国家最高学位委员会决定授予,学校无授予权。
(四)德国。在德国研究生教育学位制度只设有博士学位,德国现行的高等医学教育学位制分为三级:文凭学位,正规大学的毕业生即可获得;博士学位,为研究生教育阶段的惟一学位:讲授资格学位,这种学位是获取在高等学校任教资格的依据之一。在德国高等院校里,没有专门的研究生院机构,博士研究生都在指导教授所领导的研究所里进行培养。博士生的录取也没有专门的入学考试。博士研究生在培养期间虽然没有必修课,也没有学分要求,但却要求在做博士论文前先要担任二年教学或科研助手,并采取一定的淘汰制度。
四、对我国医学研究生教育的思考
(一)加强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中外合作办学的开展,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提高大学的办学水平。并注重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合作办学,形成硕、博士研究生的国内外大学联合培养的办学模式[2,4]。
(二)加强教学体制改革。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对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模式、考试及学科建设等方面。研究生教育的目标体系应在主导目标的基础上,进行多元化扩展,培养研究型人才和使用性人才相接合。
教育博士论文范文8
一、知网与学者
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翟天临一直以学霸身份混迹于娱乐圈。醉心于名利场的他本希望凭借着自己或明或暗的关系在学术圈再捞一把，却没想到摔了一个重重的跟头。也只有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人们才知道在娱乐圈众多的明星里，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北京电影学院退休教授、第四代导演谢飞一语道破天机。2019年2月15日，也就是事件发生后的第六天，谢飞教授在《成都商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其中提到“像我们电影学院以培养史论研究的‘电影学系’可以设立博生研究生教学，其它以专业知识技能培训的编、导、演、摄、录、美、制、动画等专业是不适合的，也没必要开展这样的纯理论研究型的博士研究生教学！”[2]言外之意便是研究型博士学位课程对艺术创作专业的实践帮助并不是很大。因此，也可以说这个博士学位对翟天临演艺成绩的取得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由学术圈而来的“学术不端”这项罪名对于他这个社会公众人物来说却是致命的，他的一句“知网是什么东西”几乎把他之前所有的成绩都付之一炬，有人把它总结为“辩证法的吊诡在此显出真面目”[3]。知网是什么东西？知网是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于1999年6月发起的一项以实现全社会知识资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用为目标的信息化建设项目。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与期刊界、出版界及各内容提供商的合作，其早已发展成为集期刊、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工具书、年鉴、专利、标准、国学、海外文献资源为一体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网络出版平台。因此，对于任何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人来说，知网是一个必经之地，也是一个重要的战场。翟天临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却对现在连本科毕业生都知道的知网一无所知，实在是不应该，但更不应该的是他在知网上为数不多的文章还涉嫌严重抄袭。事发后，新京报记者对翟天临的文章进行了检索，发现只有两篇文章，一篇报纸和一篇期刊论文。其中，《谈电视剧<白鹿原>中“白孝文”的表演创作》这篇期刊论文在经知网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检测后显示，有1处疑似剽窃他人观点，7处疑似剽窃他人文字表述。在这篇只有2851字的文章里，去除本人文献文字复制比结果为39.4%，也就是说有1646字的内容与他人发表内容一样。[4]事实上，在2017年刘进担任导演的电视剧《白鹿原》中，白孝文的出演者正是翟天临。无论如何，《白鹿原》剧本他是看过的，甚至是熟读过的。尤其是关系到白孝文的片段，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可以说，没有多少作者能有他这份经历。他只要能把自己在演艺过程中体会到的真情实感稍微动点脑筋加以分析综合，都是第一手资料，都是具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经验之谈。但恰恰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的论文却漏洞百出，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更讽刺的是翟天临事件发生的时间正好是2019年春节期间，这个“假”博士在2019年春晚上刚刚扮演了一个打假警察。假如没有知网，我们还真不一定能发现翟天临原来是一个水货博士。因为人们是先发现他“竟然不知道知网是何物”这个漏洞，才来检索他的文章。不是先检索他的文章有问题，才来质问他的学历。但有了知网，一切就变得清清楚楚。包括你的论文有多少字？有多少属于你自己的观点？有多少涉嫌抄袭？抄了谁的？都能在第一时间反映出来。数据是冷漠无情的，但数据也是最不会撒谎的。目前，翟天临的博士学位被北京电影学院撤销，至于我们还能不能在知网上看到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现在已经不重要了。翟天临从神坛跌入谷底，可能今生再无缘知网，因为本质上他并不是一位学者。由此，我们不得不感谢有了知网这个平台，给了学术一个重要的监督渠道，也让每个从事学术的人对学术产生敬畏之心。知网是一个容器，是一个晾晒平台。对于学者而言，无论是学术大腕，还是学术小卒，无论是政商名流，还是寒门学子，在这里都一视同仁。
二、知网与学位授予单位
翟天临之前之所以敢于在各个公共场合炫耀自己的高学历，主要在于他的这个学历不是空穴来风，他是堂堂正正被北京电影学院授予学位的博士生。只是他的一句“知网是什么东西”暴露了他的学位名不符实。因为在北京电影学院博士学位申请条件里有明确规定“凡我校录取的博士生，在校期间个人独立或与指导教师联合(本人担任第一或第二作者)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上正式公开发表与本学科相关的至少2篇学术论文，其中应至少有1篇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5]而这个翟天临不仅未满足正常毕业条件，其中一篇文章还涉嫌抄袭。这次东窗事发，很多人把它归咎于翟天临自身的“作”，结果是搬块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还有人说，翟天临不仅害了自己，还害了一群人。事实上，笔者要说的是恰恰也是这一群人害了一个年轻人。不难发现，事件发生之后，舆论重心在翟天临身上短暂停留之后，便直逼北京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两所学位授予单位而去。因为翟天临是完完整整地走完了博士培养程序的，他拿到的学位证书是真的，包括他在微博上晒的北京大学博士后录取通知书也是真的。假如没有这次偶然事件，谁也不敢贸然质疑他的学霸身份。因此问题就来了，翟天临明明不够条件，他是怎样拿到学位证书的？责任显然在于学位授予单位。由此，“翟天临学术不端事件”已经不再是一件简单的个人诚信事件，而是一件重大舆论危机，并且事关国家教育部门形象。所以，教育部才在第一时间回应此事：“调查不光是涉及到本人是否涉嫌学术不端，也涉及到工作的其他各个环节有没有问题。”[6]而在事后的调查结果里面，两所学校分别承认了自己在培养和招生环节存在失误，特别是其导师硬是被取消了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另外，在谢飞教授的那篇《大学艺术创作专业需要开设理论研究型的博士学位教学吗？》评论中，他还呼吁大家停止网络暴力，“对犯过错误、有污点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千万不要一棍子打死”。[7]这篇文章虽有护校护生之嫌，却是一篇极具理性的反思性文章。民众可以原谅翟天临的虚荣心，但却不能对学位授予单位的糊涂账置若罔闻。翟天临事件是一次信任危机，不仅牵扯学者个人诚信的失德，也涉及到部分高校在招生录取培养过程中的管理失范，同时还关乎到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建设。正如一位记者所言翟天临“学术不端不是小事一桩，更不是娱乐事件，它不仅关乎道德诚信，更关乎教育公平，其背后的问题远不是一个艺人的‘人设崩塌’可以涵盖。”[8]这不是一个低级错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很难让大家相信之前就没有其他“翟天临”。翟天临一个人事小，但是一群“翟天临们”活活地占用了那么多本来就很少的博士学位指标却是大事。而且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博士学位只是拿来给自己贴金的一个装饰品，对于他们的实质性事业甚至没有多大用。而他们却让大一批靠自己努力并把改变命运寄托于此的寒门学子望尘莫及，这种赤裸裸的差距才是最可恶的。翟天临这种骗子固然可恨，后面为其大开绿灯的人才更可恨。但可恨归可恨，至少在事情责任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民众不能把私愤发泄到某一个人头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对北京电影学院院长追着不放，甚至可以说是变相的人身攻击。当人们丧失理智地去参与到这样一场“泄愤”狂欢，追逐网络暴力带来的刺激时，同样是一种病态。在这个既真实又虚幻的网络世界中，谁也不敢保证，谁一定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为了最大限度地平息舆论，化解民愤，当然也是为了遏制这种现象再发生。教育部办公厅在2月底连续了两个公文，《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教研厅〔2019〕1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9〕2号）。一个是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一个是规范和加强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不能说这两份文件完全是因为翟天临事件，但也不能说毫无关联。尤其是教研厅〔2019〕1号文件，实实在在给广大学位授予单位敲了一个警钟。其中提到“狠抓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强化学位论文抽检结果使用”和“加大评估和问题单位惩戒力度”，可谓在广大学位授予单位头上悬了一把利剑。另外，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惩戒学术不端，力戒浮躁之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有这些政府行为，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希望，夯实了信心。上文提出，假如没有知网，我们很难发现翟天临是个水货博士，相应地我们也很难去质疑一些高校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假如没有知网，这种检查只能靠各高校内查，或者互查。而有了知网，各种暗箱操作便成为了一个随时都可能会爆炸的定时炸弹。因此，看起来知网和学位授予单位没有多大关系，甚至八竿子打不着。但是，既然是学位授予单位，学生必须在学习过程中满足一定的学术成绩才能拿到学位证。而知网就是学术成绩的容纳器，因此就把知网和学位授予单位联系了起来。教研厅〔2019〕1号文件提出“探索建立学术论文、学位论文馆际和校际学术共享公开制度，以公开促进学术透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其实知网在这个方面已经做了很多，起码翟天临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只有对学位授予单位施以高压，才能有效地遏制学者学术不端。现在越来越多的高校都把公开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作为硕士和博士毕业的硬性条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把硕博士论文上传知网。因此，知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监督窗口，实际上也把那个定时炸弹的“按钮”放在了人人皆可触碰的地方，成为预防学术不端的一个重要机制。
三、知网与学术期刊
从科研伦理角度而言，是保证文章原创性的前提，是为了预防学术不端。就像人们制定法律宣传法律，不是为了惩治犯罪，而是为了预防犯罪。但假如没有知网，没有大数据时代的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我们还真的缺乏一个约束科研伦理的他律性工具，而只能依靠学者的自律和微不足道的检举。但有了知网等这类网络出版平台，文章重复率便一清二楚。但有了这个利器，用和不用，怎么用？便又成为了一个问题。这就牵扯到谁来把这个关？学位论文当然是靠学位授予单位，而期刊杂志的把关者显然是期刊社，而与学者打交道时间最长的也正是期刊社。回到翟天临《谈电视剧中“白孝文”的表演创作》这篇文章，既然有这么高的重复率，甚至还涉嫌严重抄袭，为何还是能够发表？在学术活动中，我们痛恨学术腐败，痛恨像《求索》等一些学术期刊在一些胆大妄为的主编手中成了牟利的工具。但还有一种学术纵容同样值得警醒，一些期刊不求上进，但求有稿就发，甚至文章重复率门槛也形同虚设。尽管我们认为学术期刊有着划分档次的必要性，但是并不意味着非核心期刊要在这一关失守。一篇文章，只有在保证原创性的基础上才能谈学术贡献，因此文章，应该是任何期刊在接到作者稿件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恰恰在这第一件事上，学术期刊再次对翟天临放了水。事实上到最后，果然这件事害了他。上文提出，假如没有知网，我们很难发现翟天临是个水货博士。更难发现由于一些学校在招生培养过程中的不规范，还可能存在很多“翟天临们”。但是一个更为残酷的现实是，即使有知网，我们也并非一定能揪出问题。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把硕博士论文上传知网，但范围并非覆盖所有学校，并且学校上传的时间进度也没有期限要求。如果这次不是翟天临自己犯下“不知知网是什么东西”这么低级的错误，指望我们去追查他的材料，或者指望通过舆论去迫使相关学校自我调查，可能结果又是另外一番结局。尽管他不知道“知网是何物”，怪就怪在他在知网上竟然还有一篇文章，也难怪有人质疑这篇涉嫌严重抄袭的文章到底是不是他本人所写。仅仅是这篇文章又进一步暴露出他的学术不端，只能说他运气坏到了极点。另外，如果没有人去把这篇论文拿去再，又有谁会发现这篇经期刊正式发表并且上传知网的文章还有着这么高的重复率。就像刚刚上文所讲，事发后，我们把矛头直指翟天临，却忽略了学校。事实上，学术期刊也有责任。如果当时这个期刊以重复率过高打回让其修改或者干脆拒绝发表，或许不会对今天的结局有什么改变，但至少翟天临少了一个污点，期刊的名声也能得以保留。翟天临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的学术环境不容乐观，但在这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板子显然不能只打在作者身上，后面的期刊社同样难辞其咎。期刊社把关不严，罪魁祸首是背后学术体制对期刊社机构地监管不力。而知网给了学术圈一个重要的监督力量，在共享所有人的学术成果的过程中也赋予了所有人知情权和监督权，同时也把期刊囊括了进来。至此，知网织了一个巨大的网，它完美地把学者、学位授予单位和学术期刊网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