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论文范文1
（1）饭稻羹鱼，鱼米之乡的饮食风习。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明确了早在几千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以稻米为主食，以鱼虾为副食品的饮食特色，这里的“楚越之地”就包括了现在的南京地区。由于湿润温暖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使得南京地区一直以来就有种植稻米的生产习俗，南京地区稻作文化的繁荣不仅影响了人民日常的劳作活动，同时也深深影响了人民饮食风俗的形成，充足的稻米供应也为南京丰富多彩的糕团工艺创造了条件。河湖交错的水文特点形成了吴越地区独特的“渔文化”，极富地方特色。南京地区以渔耕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太湖地区物产丰饶、生产鱼虾的地域特点也为南京乡民养鸭食鸭文化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南京的鸭肴种类繁多，是南京乡村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笔。（2）因地取材，讲究时令的饮食生态。乡村饮食与都市显著的其选料的新鲜度和生态性，即南京的饮食对大都运用本地的食材制作而成，保证了材料的新鲜和健康。南京的低山丘陵和岗地约占总面积的67%，平原、洼地和河流约占了39.2%，平原地区肥沃的土壤、星罗棋布的水域以及丘陵岗地的林业资源，使南京乡村拥有丰富的原材料，家禽、河鲜、野菜都在南京传统乡村饮食中占有一席之地。南京乡间嗜食野菜，“南京人不识宝，一口野菜一口草”以及“南京人一大怪，不爱荤菜爱野菜”等至今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民谚都证明了食野菜的风俗在南京地区的普及。相比于城市，乡村地区的食材更具有时令季节的特征，人们掌握原料的生长规律，讲究适时而食，如“春有刀鲚夏有鲥，秋有肥鹅冬有蔬“等都反映了南京农村注重时令的朴素自然观，成为了人们宝贵的生产生活经验。（3）咸鲜润甜、醇和酥嫩的原汁本味。质朴无华的乡村饮食采用的是最简单的加工制作方式，传统的制作过程和不经雕琢的加工工艺使得农家菜更能保留食物的原始风味，配合鲜活的食材给人带来独特的体验。南京乡村的饮食风味保留了江南乡村地区鲜嫩清淡的饮食风格共性，同时也更注重地域的适应性，使得南京乡村饮食兼具了南北饮食的风格特色，如金陵名菜芦蒿炒香干，就是在芦蒿、香干两种基本食材的基础上进行素炒，除油、盐之外几乎不加别的佐料，最大幅度地保存了芦蒿和香干的清香；颇具盛名的南京水八鲜旱八鲜也进采用了凉拌、清蒸等最简单的烹调技艺，保留了其鲜脆爽口的本真味道，受到了许多食客的推崇。（4）典史结合、淳厚朴实的人文背景。江南地区自古人文荟萃，关于饮食的诗文典故也为广为流传，为南京的饮食菜品增加了浪漫气息。如诗圣杜甫的《赠李白》：“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其中的“青精饭”就是现在仍盛行在江浙一带的乌米饭；坡脍炙人口的《惠崇江上晚景》中：“蒌蒿满地芦牙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使芦蒿和河豚名声大噪，还有宋嫂鱼羹、炸响铃等名菜名典广为人知。而在南京不得不提的《随园食单》和《红楼梦》给南京饮食打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除此之外，乾隆与如意卤干、与“皮冻甲鱼盅”的故事等都为普通的菜品增添了文化和人文气息。
二、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swot分析
尽管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使南京乡村饮食文化开发得到初步的成效，但其开发依旧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所以本文采用swot的分析方法对南京乡村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条件进行分析，进一步增加南京乡村的旅游吸引力，同时为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提供参考。
1、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优势
（1）饮食文化资源丰富，种类多样。南京地区被称作“鱼米之乡”，食材丰富、选料新鲜、形成自然质朴的的乡村饮食风味，如种类繁盛的鸭肴、野意野趣的早春四野、旱八鲜和水八鲜，肉质鲜美的各色河鲜、高淳的螃蟹与六合的猪头肉都是地道的乡土风味。除去饮食选材的乡土性和地域性，还有伴随着饮食菜品而不断传颂的传说典故、逸闻趣事，代代相承的传统加工工艺，朗朗上口的民谚和歌谣都是在饮食文化旅游开发中不可忽略的元素。例如，南京地区传承600多年的板鸭制作工艺、状元豆的故事、寒食节食赤豆元宵的传统和历史背景等等都将为游客带来不同的旅游体验。（2）南京地区乡村游发展迅速，示范效应明显。南京一直走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沿。近年来，南京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示范点，根据南京旅游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截止到2012年，南京地区一共拥有12家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江宁区“五朵金花”、六合区“六朵茉莉”，还有高淳等地均已成功打造出了乡村旅游品牌。作为乡村旅游体验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乡村旅游活动的开展使乡村饮食也得以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许多传统饮食也借助旅游体验的进行而广为人知。如南京地区以茶文化为主打旅游品牌的黄龙岘茶文化村就利用现有的资源，打造融茶道、茶艺、茶俗、茶浴体验、茶叶展销研发生产、茶宴调理、特色茶制品购买为一体乡村茶文化旅游点，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在2013年国庆节期间，仅10月1日一天，该村已投入经营的茶餐厅的收入就达到18万元。（3）代表性的美食节庆产生强有力的经济社会效应。美食节庆活动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对相应的饮食文化进行全面而集中的展示，并迅速吸引公众关注度，提高资源影响力，实现经济、文化、社会的综合效应。以六合区龙袍镇为例，其蟹黄汤包节自2001年起已经开办了13届，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前来龙袍镇品尝美食、观光旅游的游客达到20万人，整个蟹黄汤包产业链所产生的收入约为2亿元。“汤包经济”的繁荣不仅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同时对于汤包制作技艺的传承和汤包文化的保护产生积极带动作用。除此之外，在南京桂花鸭节和南京美食节同样产生了巨大的综合效应。
2、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劣势
（1）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处于初级阶段，缺乏深度文化内涵和参与体验性的挖掘。通过在江心洲等地的实地调研，发现在大部分的乡村餐饮经营点，游客对饮食的体验大都集中在品尝成品的部分，也有部分数量的农家乐推出了采摘和垂钓为代表的传统基础体验项目，对于历史传说、制作工艺、饮食习俗等方面很少有涉猎，缺乏趣味性和必要的创新，而与此同时有相当大比例的游客在饮食文化深度体验方面存在需求，实地调查显示深度体验产品在供与求方面的脱节。现阶段，农家乐在饮食文化开发方面雷同普遍而特色不足，对饮食文化内涵的挖掘和延伸不足。总体来说，南京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面临深度不够、体系不全、特色不明的问题。（3）南京乡村饮食文化的宣传普及营销力度不足。目前，对于乡村饮食文化的推广大多依托于乡村旅游点进行，缺乏独立的宣传和推广平台。同时，在相关的乡村旅游网络推广平台上，饮食文化信息的和传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和缺失，这将为游客的信息掌握造成困扰。以“五朵金花”之一的石塘人家景区网站为例，其对于当地特色饮食文化资源的介绍就仅停留在名称和图片的阶段，缺乏更深入的介绍。宣传营销工作的不足给南京传统乡村饮食品牌的树立和吸引力的提升造成了障碍。我们曾在江心洲、前石塘村等农家乐经营较集中的地方就饮食文化资源宣传推广的途径媒介向游客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除了通过网络进行信息采集外，通过亲朋好友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相关产品的宣传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而这种方式在宣传范围和宣传效率的缺陷说明了目前宣传旅游资源宣传营销上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3、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机遇
（1）国家鼓励乡村游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为乡村旅游和饮食文化体验提供条件。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会议在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原则等方面做出安排，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开拓了空间。另外，针对之前南京众多乡村旅游点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影响游客的出行选择的问题，南京在2013年开通了市区直达江宁石塘人家、世凹桃源、汤山七坊、溧水傅家边、高淳桠溪国际慢城、六合竹镇大泉村等6个著名乡村旅游景点景区的美丽乡村旅游直通车，大大提高了各大乡村旅游点的可进入性。（2）饮食文化的公众关注度提升。传统饮食本身以及其独特的制作手法、加工方式、历史典故等都具有重要的传承和保护价值。2012年，一部舌尖上的中国，将博大精深的中华美食与蕴藏其中的文化内涵和人文背景一一展现，引发了大众对饮食文化新一轮的关注与思考；而近期武汉热干面的申遗更是引发了对饮食文化保护的热烈讨论。日前，以盐水鸭领衔的南京饮食文化代表——“三菜一茶”（南京盐水鸭、绿柳居素食、马祥兴清真菜和雨花茶）也加入申请非遗的行列。虽然有许多声音对将传统饮食文化进行申遗的举动存在质疑，但将有价值的饮食文化资源用遗产名录的形式进行保护，对饮食资源的宣传推广和进一步的旅游体验开发的确起到助推作用。（3）青奥会等大型赛会在南京的举行为南京饮食形象的推广和普及提供平台。即将举办的2014年南京青奥会将吸引大量的国际国内客流汇集南京。这对于南京地区的旅游接待能力的提升和旅游形象的推广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南京传统饮食文化也可以借助这一契机扩大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纵观世界奥运史，东京奥运会让寿司广为人知，汉城奥运会让大家记住了泡菜，北京奥运会使北京烤鸭大受欢迎，南京的青奥会举办也必将为南京的传统饮食文化发展提供新的平台。
4、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挑战
（1）周边城市乡村饮食旅游产品竞争激烈。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气候等自然条件的相似使得南京与周边城市和浙江、安徽等地的饮食习惯存在共同之处：南京乡村善制河鲜，而周边的镇江则以“长江三鲜”备受关注；南京的糕点工艺与苏州的糕团文化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竞争；另外还有“竹笋之争”、“茶叶之争”等。如以南京地区颇为热衷的吃活珠子的风俗为例，就在江苏的高邮、淮安等地同样流行。由此，如何在各个竞争对手中打造自己的特色饮食文化形象，是南京在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的重要问题。（2）其他地区的饮食文化对南京本土饮食文化的冲击。从国内范围来看，随着各地文化交流的频繁和加深，川菜、湘菜、粤菜等其他的地域饮食文化在南京站稳脚跟，并迅速了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市场份额，对南京本地的饮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从国际范围看，KFC、麦当劳等国际连锁快餐品牌在中国的持续风靡和大量外来饮食种类的进驻也对中国本土饮食文化的发展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朴实自然的乡村饮食文化如何在国内国外各种饮食文化的夹击中突围而出，继续传承和发扬，增加资源吸引力，是亟待研究的课题。
三、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对策
乡村文化论文范文2
[关键词]宗族文化信仰路径依赖
宗族、宗族文化研究向来是学术界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切入点。农村改革使农村的面貌大为改观，农民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许多农民对祖宗神灵（化身为菩萨）的信仰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笔者对江西F村宗族文化活动的调查，或许能透视宗族文化兴起的内在根源。
一、宗族文化及其复苏
1.宗族文化概念
宗族文化在很多专著或文章中有所论述，比较代表的有钱杭、谢维扬和周大鸣。张善斌认为，宗族文化有其特定的内涵，一般是指以家族的存在和活动为基础，以家族的认同和强化为特征，注重家族延续与和谐并强调个人服从整体的文化系统。宗族文化通常包括家族的结构、功能、行为、伦理、观念、心理精神和礼俗等层面（张善斌，2002）。笔者认为，宗族文化是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相对稳定地积淀在族人心理层面的宗族观念、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和价值传统。
2.宗族文化在乡村的复苏
宗族文化在乡村的复苏主要表现为祭祖联宗、编撰族谱、修建祠堂、组织农村乡俗活动等。F村是宗族文化活跃的典型村，全村不足四百人，以傅姓为主，刘姓只有少数几家。傅姓族谱早已编撰完毕，2000年重修傅氏宗祠并且有宗祠的组织机构——傅氏宗祠神部，在神部的组织下开展了一系列宗族文化活动，如重要节日的祭拜活动等。
在农村重大节日，特别是春节期间，全村每户（包括刘姓）村民都要派代表去宗祠祭拜，这种祭拜活动是村民自愿参加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希望神灵保佑，以求平安富贵。正月初一，宗祠尤为热闹，全村男女老少欢聚一堂，欣赏燃放爆竹的“精彩”，喜饮新添男丁家庭赠送的甜酒，畅谈外出打工的喜怒哀乐。
正月初六是众菩萨拜年的日子。这一天上午年轻的小伙子在神部负责人的组织下，在锣鼓声中，扛着菩萨走门串户，给家家户户拜年。菩萨拜年，每户须准备一个红包、两包香烟和其他祭品，并且菩萨到门口时有持续时间较长的爆竹迎接。如不这样将被视为对神的不敬，定有灾难降临。
二、乡村宗族文化复苏的深层原因
关于宗族文化复苏的原因，学界说法颇多：有的学者认为国家控制的松弛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施行是其复兴的制度环境；有的把它归结为中国社会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力量（强大的物质生产力）冲击根深蒂固的宗族文化。这些原因不无道理，但却不能解释经济发达地区为何会大量修建宗祠或宗庙的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宗族文化复苏呢？通过调查，笔者发现，宗族文化复苏的深层原因在于人们对祖宗神灵（化身为菩萨）的信仰，即对祖宗神灵存在心灵上的路径依赖。
在谈及为何修宗祠时，一位神部负责人显得很激动。他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我们祠堂里菩萨可灵验啦，特别是那个傅老将军能帮助我们驱鬼避邪，保护我们的平安。我亲眼所见，那将军附在人身上有神奇的威力。你想，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平时走路都困难，老将军附体于他，他就会行走如飞，近一米高的村栏，他轻轻一跳就过去了。另一位神部负责人说，邻村有一对夫妇生了几个女儿却没有儿子，于是夫妇就到祠堂向观音菩萨祈祷，不久果然生了一个儿子，后来为了感谢观音还特意包了一百多块钱作为回报。他补充说，你说巧不巧，不去求就是女儿，一去求就是儿子，观音真灵。
可见，宗族文化复苏的根源在于人们对祖宗神灵的信仰，这种信仰成了村民开展宗族文化活动的路径依赖。众所周知，思想支配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反映人的思想。在对祖宗神灵共同的信仰支配下，宗族文化活动才有可靠的信仰支撑，人们的行为才能一致。这种信仰，无论多大的物质力量都难以摧毁，经济发达地区发达的物质力量并没有阻止大量宗祠或宗庙的建立及大量信男信女们的祭拜活动。
三、宗族文化复苏的评价、启示和历史性的消解
（一）宗族文化复苏的评价
对于广大农村发生的宗族文化复苏现象，学界争议颇多。有人认为是封建主义回潮，是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如肖唐镖、幸珍宁认为，宗族势力的发展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一股不可忽视的破坏性力量，它危及到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的稳定，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肖唐镖、幸珍宁，1997）。
有的学者把宗族文化活动视为中性，如刘小京认为，宗族组织具有很强的适应力和内聚能力，是一种中性的社会组织，并非对社会有害无益（刘小京，1993）。还有的学者认为，宗族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满足了村民的需要。如钱杭、谢维杨认为，宗族的出现和持续存在，从根本上说，是汉人为满足对自身历史感和归属感需求的体现，是汉人的本体性需求（钱杭、谢维杨，1995）。
笔者认为，宗族文化活动是基于对祖宗神灵的信仰而开展的活动，它要求人们为善、趋利避害。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能满足村民的精神需要，化解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困惑与不安，具有合理性。而且，村民开始从对宗族文化活动的关注到重视事关村民切身利益的公共卫生和道路建设：在F村宗族负责人的领导下，村里修起了水泥路、翻新了公厕，村容村貌大为改观。由此观之，宗族是一股建设性力量，促进了农村的发展。（二）宗族文化复苏的启示
宗族文化复苏在许多乡村已是一种不可回避的现象，正确正视这一现象对探索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宗族文化复苏给我们以下启示：
1.民主推选的集体领导机制
F村宗族文化活动得以顺利开展，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有较有力的组织机构。神部的七位负责人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他们自愿为村民服务，他们的活动要经集体讨论决定，并接受村民的监督。
2.宗族文化活动的阳光机制
F村宗族文化活动中涉及村民切身利益时采取的是阳光操作，活动所花费用和捐款都非常清楚，不存在贪污挪用现象，宗祠门口常有捐款的详细数字公布。如神部功德箱于2005年6月15日（农历）公布了一组捐款数字：共得捐款379.2元。神部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公布捐款，这也就保证了宗族文化活动的持续性。所以，村民对神部组织的活动比较放心。
3.共同的信仰支撑
无论是民主选举的集体领导机制还是开展活动的阳光机制都基于村民对祖宗神灵的共同信仰。他们在心中已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祖宗神灵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干坏事都会受到神的惩罚。祖宗神灵的潜在威力使村民不敢妄为，这种无形的力量约束着村民和负责人的行为。
（三）宗族文化复苏的历史性消解
然而，宗族文化活动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基于年轻人对祖宗神灵的信仰发生动摇，那些神灵的威力和影响在他们身上正在淡化和消失。年轻人对菩萨的信仰提出质疑。当对“神会保佑你吗？”展开辩论时，一位老妇人说，神会保佑的，要不还有那么多人进庙求菩萨，电视上不是经常看到有人到庙里求神拜佛吗？一经常外出打工的小伙子则反驳说，你说神会保佑人，那为什么神部的首位负责人会得癌症？按理说，他是最虔诚的，早晚都去祠堂祭拜，菩萨们应尽力保护他的健康才是。另外还有村里一老奶奶也经常去祠堂祈祷，那为什么还会在祠堂拐角的地方摔坏了脚，卧床三个月不起呢？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有些乡村还会重新出现宗族文化活跃的现象，他们正在仿效已经有声有色开展宗族文化活动的村庄。
[参考文献]
[1]张善斌.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传统宗族文化与农村社会发展[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2.
[2]肖唐镖、幸珍宁.江西农村宗族情况考察[J].社会学研究，1997.
乡村文化论文范文3
关键词：乡村；症结；对策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6(C)-0155-02
一、乡村文化危机的表现
1、农民朴素的价值观转为功利化的价值观
过去的农民满足于进行农耕的生活，完成繁衍后代的任务，而现在的农民更多的是追求自身的社会性价值，也就是农民更加注重在村民、邻里以及朋友等人际关系中所获得的认可和评价，这个还包括他们对认可和评价的自我感受。而在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农民的社会性价值更多的体现在物质财富的拥有，并不是精神文明的发展，反倒是精神文明的倒退。例如，现在在乡村进行的红白喜事更多讲究的是排场和面子。每户办丧事的时候却都要请吹鼓班子，而且要在火化遗体时多雇车送行，有的甚至有10多辆小车，排场很大。举办婚礼时也很注重排场，讲究多少桌酒席，安排名牌婚车。
2、权威的乡村道德规范成为一文不值的口头说教
由于受到市场经济和功利价值观的影响，农民将那些传统的约定俗成的乡村道德规范抛之脑后。赡养老人、邻里和谐、互帮互助这些优秀的道德不再具有约束性，农民之间的亲情淡化、家庭关系淡漠，取而代之的是功利化、利益化。可是一旦农民不再受其内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不再在乎村民的舆论，那样失信的问题，甚至丧尽天良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当前在乡村中出现了很多骗取同村人财物，甚至谋财害命的案件，而且儿女虐待老人的情况也是层出不穷。
3、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生活变为单调乏味的游戏
乡村的文化生活越来越被金钱充斥着，剪纸艺术、皮影戏、放映露天电影、举办具有乡村特色的文化艺术表演等这些传统的文化艺术形式在当前的乡村生活中逐渐消失，有的甚至早已失传、不复存在。原本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现在变得单一、乏味，农民的娱乐活动更多的是局限于电视，或者是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打麻将、玩扑克。另外，乡村的文化设施很破旧，有的甚至已经废弃了。
二、乡村文化危机的症结
危机的出现并不是单一的因素所造成的，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所倡导的“城市化”和农民本身“非农化”的强烈要求迫使农民离开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去外面谋求生活，最根本的还是乡村教育的缺失。
1、城市化使得乡村文化失去了发展繁荣的土壤
城市化是指人口及生产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农业产业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生活方式逐步向城市生活方式变换的过程。在城市化过程一方面，促进了农村和城市的紧密联系，加快了农村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却使农民被迫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收入，不得不寻找其他的谋生之路。有统计显示，在过去13年里，由于征用土地，全国已有2000多万农民从土地上撤离。而从2000年到2030年，我国计划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亩，这就意味着有1.1亿以上的农民将要失去土地。
特殊的文化需要有特定的土壤才能繁衍发展的。乡村文化是伴随着农业发展应运而生的，可是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耕地的不断减少，使得乡村文化的土壤面积在逐渐缩小，另外，农民为了生存不能完全依附于土地，更多的选择外出打工，于是乡村文化土壤的营养也不再那么丰富，变得更加贫瘠。
2、非农化意识加强了农民脱离依附土地的强烈愿望
一方面，土地面积的减少，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使得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减少，甚至有的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另一方面，农民外出打工多年已经完全适应了城市的生活方式，有的青年也很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减少了对乡土的认同感。于是，农民自身产生了强烈的非农意识，迫切需要改变靠天吃饭、单一的生活方式的现状，想要更快的融入城市的氛围里。
3、乡村教育的缺失无法为乡村文化的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
政府为了尽快步入“城市化”行列，大力发展经济，投资新兴产业，可是由于资金短缺往往忽视了乡村教育的投资，因此，学校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改善学生的读书环境，提高学生的素质；学校也无法为当地的教师提供良好的待遇，甚至有的学校无法保证教师的基本工资，这样就导致了大部分的教师流失。教师的大量流失无疑给乡村的教育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在教育资源匮乏、信息闭塞甚至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他们知识和教育的唯一来源就是老师，可是老师的流失致使学生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教育无法正常进行，这样就为农村青少年犯罪埋下了隐患。国务院1993年2月31日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城乡教育费附加，企业用于举办中小学的经费，校办产业减免部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百分之四。可是，已经到了21世纪，我国的教育资金的投入还是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另外，有数据显示，农村中学生是城市中学生的4倍，可是享受到的国家中学教育经费仅占38%。
三、解决乡村文化危机的对策
乡村文化现在岌岌可危，可是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优秀的乡村文化是乡村文明的象征，是农民的精神文明的精髓，是农民行为的导向。因此，我们不能让乡村文化在这里终结，要重建乡村文化的辉煌，造福农民。
1、政府引领乡村文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国家要加大对乡村教育的投资力度，以保证每一个农村子女享受平等的教育资源。同时，健全和完善乡村教师的待遇机制，尽量使乡村教师与城市教师得到同等的待遇，减少差距。另一方面，鼓励和帮助农民引进新的种植技术，发展科技农业，实行生产―深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发展模式；根据地方的资源优势发展旅游业和服务业，采取各种有效手段来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幸福指数。最后，发展高技术产业，既能解决当地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又能为乡村的发展吸引大量的知识型和技术型的人才，为其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
2、兴建乡村文化设施，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政府和村委会大力翻新原有的已经废弃的文化设施，充分调动农民的娱乐积极性。根据农民的现实需要，兴建一些文化设施，使得农民积极参与，丰富乡村的文化生活。另外，乡村可以和其他乡村、城市建立文化交流的桥梁，经常可以互相表演、接触新的文化，例如，举行送电影、表演下乡；举行文艺汇报表演；成立本村的特色文化节。
3、大力宣传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
为了农民们可以继承那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每一个村里可以搞一些类似赡养老人、互帮互助的活动周，逐渐改变村民的观念，提高道德水平。另外，为了防止村民们只是三分钟热度，村里可以开展文明家庭、模范家庭的竞选活动，这样，大家就不会一时兴起，而是在生活的点滴中发扬着这些优秀文化，长此下去，和谐、文明的氛围营造了出来，村民身上的淳朴、善良的精神就会熠熠放光。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研究生学院
参考文献：
[1]吴道军.SWOT视角下乡村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实例分析.商业时代,2010年第21期.
乡村文化论文范文4
当前，乡村负债范围之广，数目之大，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据一些学者的调查推算，目前全国65％的乡镇都有不同程度的负债现象发生，债务总额不低于6000亿元，平均每个乡镇的债务近450万元。切实解决乡村负债这一问题已显得十分迫切。笔者认为，认真分析乡村负债的成因，对妥善化解乡村负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一、乡村负债的成因分析
（一）乡村经济不发达，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低是形成乡村负债的根本原因
近几年，乡村债务越来越重，与乡村经济不发达、乡村财源枯竭有很大关系。越是经济欠发达的乡村，债务越重。据调查，目前乡村负债大多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经济欠发达地区。这是由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农业发展落后、缺乏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低，很多乡镇企业的发展后劲不足，盈利减少，亏损增加，对乡镇财政的贡献不大。这些都直接导致了乡村财政财源萎缩、财力薄弱，而当前乡村各项公益事业均需大量投入，乡镇自身收入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支出不相适应，支出远远大于收入。据调查，河南鹤壁市的西岗乡是该市25个乡镇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乡。这个乡2004年乡村财政收入为180.5万元，其中，农业税正税收入124.82万元，占全部财政收入的69％，附税收入24.96万元，37个村平均每村仅6700元。正税、附税相加占全乡财政收入的82％，而支出却高达1395万元。为了确保乡村工作的正常开展，乡领导只能靠拿政府的信誉来四处借债，乡债务日益增加也就不可避免。
（二）乡镇财权和事权不统一是形成乡村负债的重要原因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的财权，而对相应的事权未做规定，乡镇的财权和事权严重不适应。由于各级财政的捉襟见肘，一些省、市、县级政府将部分本应由自身承担的事权全部或部分下放给下一级政府，导致财政收支矛盾在财政体系内不断下移，最后传导在最末端的乡镇一级政府身上。在财权已经大大缩小的情况下，乡镇财政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办公经费、本地区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支出却在不断增加，财政收支矛盾日趋突出。同时，乡镇政府还承担着过重的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如，安阳县永和乡在乡村道路修建项目中，2002年上级出台的政策为每公里补2万元，2004年调整为每公里补8万元，而要修5米宽、20公分厚的路，每公里则需要20万元。也就是说，每公里还差12万元，而这12万元需要乡村自己解决，在缺乏财力的情况下，乡村只能负债，加重了乡镇财政拮据的情况。
（三）乡镇政府职能的“错位”是形成乡村负债的主要原因
调查显示，乡镇的巨额负债是从1993年以后逐渐累积起来的，其中大办乡镇企业一开始就把乡镇财政拖入恶性负债的泥潭。当时，一些乡镇政府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追求自身的利益，兴办了很多乡镇企业。这些企业本应该推向市场，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政府主要提供一些服务职能，而一些乡镇政府却采取了行政命令和“一刀切”的方式，使乡镇政府成了市场经济的主体，这就是乡镇政府职能的“错位”。由于政府职能的“错位”，再加上乡镇经济基础薄弱、缺乏运行项目的资金，政府不得不向银行等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借款。但是由于缺乏人才、资源和科学论证，这些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很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市场竞争的逐步加剧，这些乡镇企业产权不清、机制僵化、管理粗放等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乡镇企业发展普遍陷入困境，很多企业亏损倒闭，留下一大堆债务无法偿还，最终落到乡镇政府身上。
（四）乡村干部政绩考核机制不完善是形成乡村负债的直接原因
当前，乡镇干部的任命是由上一级政府来进行的，并接受上一级政府的考核，而上级政府对乡镇领导人的政绩考核缺乏行之有效、切实可行的考核机制，乡干部政绩考核往往只靠年初签定的目标责任书，考核方法单一、内容简单，难以操作，对一些政绩及长远利益难以兼顾。加之基层干部“走读”现象日趋严重，变动频繁，造成工作中的不稳定性加大，加剧了乡镇干部决策行为的短期化。一些乡镇领导干部不顾客观条件，追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导致乡村负债增加。据调查得知，河南省安阳市的乡镇财政负债高达5.7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596.6万元，最高的竟达2206万元。安阳市乡镇债台高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年以行政推动、强压指标的方式大搞“千村千万工程”所致。另外，现在乡镇干部无论是在任还是离任审计中均无经费使用状况方面的考核，乡镇财政运行过程中的赤字、负债状况并不影响乡镇干部的提拔、升迁和重用，直接导致乡镇干部有恃无恐地借债，债务负担越来越重。
（五）乡村财务管理职能弱化，财政监督机制不健全是形成乡村负债的间接原因
目前在我国基层政权中，“以权代法”现象很普遍。在一些乡镇，以行政决议来确定收支框架，财政预算形同虚设，缺乏对支出的约束力。不少乡镇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财政、财务管理制度，多头审批，随意性很大，不合理的支出名目繁多，乱收滥支现象严重。有些乡镇财政非常困难，但通讯设施、交通工具、招待等费用开支却居高不下；与此同时，财政监督缺位。按照《预算法》的要求，乡镇财政必须要有严格的预决算管理制度，在预算的执行过程中不得出现赤字。但许多乡镇的财政预算，不能按时向乡镇人大汇报并审议，预算监督严重流于形式。所有这些，都严重侵蚀着乡镇财政的基础，使本来就负债累累的乡镇财政雪上加霜。
二、化解乡村负债的对策
乡村负债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发展方面的原因又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债务问题，确保农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化解乡村负债应从多方面着手。也就要说，既要大力发展乡村经济，又要改革现行体制等。具体来说，可采取以下对策：
（一）大力发展乡村经济，不断壮大乡村经济实力和财政支付能力
调查显示，乡村负债的多少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正相关关系。只有乡村经济发展了，财政收入增多了，乡村可拿出部分收入还债，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债务。要发展乡村经济，1.要落实科学的发展观，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把更多的财力向农村倾斜，以增加农村收入；2.要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壮大乡村实力；3.要在制订科学稳定的农村经济政策基础上，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科学发展。政府要给予乡镇企业优惠政策，积极扶持，加强监管，提供优质服务。
（二）完善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使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相统一
各地要按照“财力向下倾斜，财权和事权相统一”的原则，调整中央、地方、基层的收入分配关系，适当增加基层收入分成比例，不断推进和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合理确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使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相统一，进一步完善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行“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增强基层财力；要积极稳妥推行“乡财县管乡用”财政管理方式改革；要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切实落实财政对村级组织的补助政策，并逐步提高补助水平，确保村级组织正常运转。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应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偿还农村义务教育负债和其它应优先化解的乡村负债；省级财政应安排专项资金，建立偿债奖励机制，支持基层推进化解乡村负债工作。
（三）推进乡镇政府职能转变，为化解乡村负债创造良好环境
要继续推进乡镇机构改革，精简人员，切实转变乡镇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降低行政成本；要努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强乡镇政府对农业农村的公共服务能力，防止政府“越位”和“不到位”，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增强乡村经济实力，促进农民增收，不断扩大乡村债务清偿能力。
（四）完善基层干部考核办法，为化解乡村负债提供有力保障
对干部政绩的考察要结合其自身所处的大环境，考核干部政绩应从全局出发，不囿于一个地方进行孤立、片面的考察，不仅要看基层干部上了多少项目、投入了多少资金、做了哪些看得见的政绩，还要对干部工作中的干群关系、负债情况、项目的三大效益（经济、社会、生态）等潜业绩方面进行全面评价，并将考核意见与干部使用培养相结合，避免少数人为了个人的政绩而不顾实际地去铺摊子、增投入，增加乡村债务负担；建立乡镇主要负责人的离任审计制度，对其任期内的债务进行严格审计，对新欠的债务要在分清责任的基础上，依法追究责任，建立偿债奖励制度；应将对任期内化解旧债、制止新债工作情况列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
乡村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 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 文化思想
1840至1949年的中国，处于社会政治思想激烈碰撞的大变革时代。面对中华民族的外国内忧外患，诸多学者运用自身的学识和实践经历为中国的前途命运出谋划策。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既信奉、坚守着儒家思想，又对西方文化深入探索。作为“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其乡村建设思想的形成和他的文化思想意识是紧密相连的。
一、梁漱溟和他的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从事乡村建设运动，被美国学者艾恺称为“最后一位儒家”。他的一生不断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上世纪30年代改良主义潮流中一场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和些许复古色彩的运动。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萌芽于民国十一年，大半决定于十五年冬，而成熟于十七年”，不仅在山东邹平、菏泽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实践活动，而且形成了一整套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出版，梁漱溟自题书名，并在题目旁侧加上了“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可见，乡村建设思想的形成，首先出于对民族命运的考量。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必定和他的文化思想意识紧密相联。因此，考察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形成，首先必须剖析他的文化思想意识。
二、梁漱溟的文化思想
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在对革命、对现实困惑的思考中，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将视线定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说，试图从儒家文化传统中找寻解决中国问题的对策。梁漱溟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
1、对乡村的态度。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所以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也可以看做是一部乡村破坏史。当时的中国，是长期处于儒家思想统治下的典型的农业型经济和农村性社会。农村的衰败和农民的困境，以及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异，使农村无疑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他认为，近些年来的乡村遭受到严重的破坏，致使农村经济日趋崩溃。乡村被破坏的原因可归结为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国内因素既有诸如长江水灾、黄河水灾、西北干旱、江浙旱灾等自然灾害，又有诸如军阀混战、匪患和苛捐杂税等人为灾难。相比较而言，国外因素影响则更为强烈。外国经济的侵略，洋行买办等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压榨，对乡村的破坏尤为严重。同时，他将文化因素也注入其中，认为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文化和政治、经济两种因素相互结合、相互影响，更加重了对乡村的破坏。1936年，梁漱溟在总结中国的乡村时认为：“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根呢？……中国文化有形的根就是乡村,无形的根就是老道理。所以所谓中国文化已经崩溃到根，已根本动摇，也就是说中国的乡村已经崩溃，中国的老道理已经动摇了。”
2、对儒学的态度。梁漱溟极为尊孔，并对中国文化十分拥护。他祖籍桂林，生于北京，出生于城市，并在城市中成长，但他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总结却归结在乡村之上，这与他对儒家思想的崇尚密不可分。他认为中国自古相传下来的礼教、伦理和思想，都要保持其既有路线发展的轨迹。追随孔子，就能获得至好至美之物。中国文化中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就是孔家哲学。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一书中写到，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那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孔家生活的缘故。梁漱溟早年信佛，喜于研究佛学，推崇佛家“出世”思想。25岁时，其父自杀并留下遗书。遗书写道：“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殉清……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父亲沉潭自尽，对他影响颇深，他认为自己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父亲对其的教诲。其后，他开始研习儒学。对儒学的理解，使他以后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3、对西洋文化的态度。梁漱溟尽管是位典型的儒家思想保持者，但并不全盘否认西洋文化，他在坚持西洋文化不适于中国乡村的同时，也主张吸收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他认为，西洋风气诱发了国人对固有传统文化的厌弃与反抗，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受到了严峻挑战。对于西方的民主政治，梁漱溟认为不适用于中国。从物质层面说，中国人生活简单低陋，识字不多，民治是行不通的；中国幅员广阔，交通不济，因而人民淡化政治，缺乏国家观念；中国的工商业也不发达。从精神层面，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礼教思想，被近二三十年的西方民治制度所取代，一时是不能有的。他断言：“其实将来中国的民治并不是不能有，但决不如近世西洋人从自己本位向外用力，寄民治于彼此对抗互为防遏之上。”在反对民主政治的同时，他也反对苏俄政治。对于共产党在中国采取的苏俄道路，他分析中国有三难，即阶级基础难、革命对象难、理论统一论难。因此，他确定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同时，他又将西洋文化纳入解决中国问题之中。他总结西洋人的长处为四点：“一是团体组织，――此点矫正了我们的散漫；二是团体中的分子对团体的生活会有力的参加，――此点矫正了我们被动的毛病；三是尊重个人，――此点比较增进了以前个人的地位，完成个人的人格；四是财产社会化，――此点增进了社会关系。”他认为，中西文化必须达成事实上的沟通，并且这种沟通是可能成立的。他说：“现在中国问题所以不好解决，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到了深微处，中西人生精神的矛盾，找不出一个妥帖点，大家只在皮毛上用力，完全不相干！所以我们必须从根本矛盾处求得沟通调和之点，把头绪找清楚了，然后才有用力处；如果用不上力量，则你建设也是白建设！当中国精神与西洋长处二者调和的事实有了时，就是一个新社会的实现，也是人类的一个新生活。”
4、对中国社会的态度。在梁漱溟的心中，理想社会是这样的：先农后工，农业和工业均衡发展；以乡村为本，都市为末，二者彼此沟通，相互调和；以人为主体，人支配物而非物支配人；伦理本位又相互合作而不至于落入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极端；政治、经济、教化三者合一不分；维持社会秩序以理性而非武力。这种理想社会应该是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为基础，结合西方现性主义而成的。他认为，中国问题之解决，在于改造文化，民族自救。他在《中国问题之解决》里说：“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纵有革命亦是在民族自救意义内的。此民族自救运动，求诸全民族则宽泛无当；求诸某阶级某部分人，则狭窄不恰；而谓不再接触外面之先知先觉感触亲切之志士仁人而又在谁？文化改造之任，不在一社会文化中心之知识分子而又在谁？”他认为，文化不是别的，而是一民族的生活样法。生活出现了问题也必定意味着文化上有所欠缺。出于对乡村文化的分析，他认为中国文化自身也有真欠缺，即老衰性和幼稚性。中国文化历史发展长久，到后来，也发展到“只见短处不见长处”，此为老衰性；中国文化虽是一种成熟了的文化，但遇到西洋先进的文化时，就看到了令中国人自己都厌弃反抗的一面，此为幼稚性。他将文化失调归结为中国社会失败的原因。他说生活的根本在意欲。人的意欲有三种，第一种是意欲向前要求，第二种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第三种是意欲转为向后要求。意欲的不同，便产生了不同的文化。第一种代表着西洋文化，第二种为中国文化，第三种对应为印度文化。意欲的发展一般是按照顺序发展的，当前的世界，人类社会需要西方文化。未来文化则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文化复兴。他认为，“中国人现在应持的态度”，“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他设想将社会改造运动纳入教育系统中，以教育来解救社会问题。在他眼中，中国文化是优于西方文化的，中国民族危机的出现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破坏。若想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必须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容纳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因此，他试图通过实践以期望乡农学校既能复兴中国的固有精神，又能给农村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成为一种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组织。
三、结语
梁漱溟对于乡村建设的理论，是从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上为出发点的。他一方面推崇儒家思想，又指出了中国文化的老衰性和幼稚性。对待西学，他既否定了中国走西式民治之路，也不同意走苏俄的共产主义之路。但是，他没有完全逃离“中体西用”的模式，在全盘接受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同时，仍以中国儒家作为准则。这一思想，最终让他决定通过中国传统的文化来改造中国，在乡村土壤上进行了一场新儒家的意在以改造文化来改良社会的政治实践。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乡村文化论文范文6
在民族杂居的西南地区，各民族多为小语种民族，语言背景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中小学拥有具有民族语教育资源更是奢谈．总观目前基础教育信息化资源现状，文化取向单一、以主流文化为准，民族文化差异性体现空间甚窄的特点也极为突出．在文化排斥性客观存在的情况下，这样的资源在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受到师生欢迎的可能性甚少．在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师生还在为语言习得努力之时，以城市文化为背景、以主流文化为特色的资源注入了教育领域，并予以强势推进．这些资源在使用之初，师生热情极高．一段时间后，却出现了两个问题:低年级学生由于语言障碍存在，听不懂、看不懂“农远工程”提供的现成课件;高年级学生由于等原因，使用教育资源过程中出现了文化认同冲突．加之，资源中大量充斥的城市文化使得农村孩子和教师产生了被边缘化的心理，难以续增使用热情．上述障碍的存在，致使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学生对这些教育资源不感兴趣甚至产生了抵触情绪，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也只能面对学生不感兴趣的现实而放弃继续使用．加之民族地区经济条件落后、设备使用和维护经费短缺、管理人员岗位未能落实等现实困难迟迟未能解决，工程进入应用期后遇到了许多后续困难，“农远工程”设备闲置也因此成为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普遍存在的问题．人是符号的动物，人创造了符号，符号同时也在塑造着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两个群体使用相同的符号时，其生活是交叉在一起的．农村与城市、各民族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表象其生活、塑造其个体的符号系统必然存在差异．将东部城市教育资源简单移植、复制到民族地区的农村中小学，必然缺乏生存的文化土壤．教育资源为教育服务，未能满足教育需求的资源被遗弃是一种必然．同时，目前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定位就是传输资源，当资源未被教育者选择之时，设备的闲置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资源建设的单向选择误区反思
资源建设就是建设者对资源予以选择整合的过程，如果有特定的使用对象，开发必须基于对象需求进行．为了保证开发出的资源具有实效性并不断得以优化，使用者和建设者作为资源建设的两个主体，必须保持反馈互动．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资源建设过程中，建设者和当地教育者是并列的两个主体，二者在资源建设中地位平等，资源选择的最终结果基于二者的共同决定做出．就我国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的现实境况分析，在资源建设过程中，建设者和教育者两个主体有着不同的资源选择意向．建设者对资源作出的选择代表了国家的统一要求、代表了教育发展的应然方向，教育者对资源做出的选择则代表了地方的多样性需求、代表了教育发展的实然目标．共性与个性、理想与现实、社会与个体之间的矛盾，在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开发中同存．而资源的最终选择只能基于当地基础教育信息化“最近发展区”的现实进行，这是一种高于当地教育发展水平而不脱离其文化现实的状态．要使资源适用，建设者必须了解教育者的现实境况和当地的教育需求;要使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得到发展，教育者必须根据时展所需的资源要求完善自我．因此，建设者对资源的选择和应用者对资源的选择在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现实中调和，并由建设者最终以代码形式将双方共同选择的结果表现出来．在不断的反馈和互动过程中，资源得以优化、教育得以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在保证资源适用性的同时，促使教育者教育技术能力提升，为其最终成为资源建设者奠定基础．然而，客观地说，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拥有的资源并未按上述机制予以开发．资源建设者为全国各地区、各级各类的教育者提供了同一的东部城市教育资源，无东西、城乡、民族、师生之别．“东部建库，西部修路”、“东部资源西部用”，从某种程度上讲，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甚至未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建设，所做的仅仅是东部城市教育资源的简单移植和复制．将这些现成的教育资源注入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的过程中，当地教育者进行具有主体性的资源选择环节是缺失的．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资源建设、推广中仅存建设者一个主体，其资源选择意向成了资源选择的结果，教育者的资源选择意向对建设者的资源选择、最终的资源选择毫无影响．“农远工程”前期资源建设过程中，教育者资源选择主体地位的缺失，源于建设者认为自己能代替教育者做出选择．然而，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选择是一种主体，他者无法替代主体做出属于主体的选择．他者替代主体做出的选择从根本意义上说并非主体的选择，仅为他者的选择，其结果未必最终会被主体所接受．这是由“选择”的词义决定的．古汉语“选”、“择”二字，“择”之意和现今所用“选择”之意更为贴近．因为，“选”作为“選”的简体字，《说文》将其解释为:“選，遣也．從辵、巽．巽遣之，巽亦聲．一曰選擇也．”徐灝注箋:“‘巽遣之’者，《釋名》‘巽，散也’，散遣之也”［1］3886．而“择”是“擇”的简化字，《说文》将其解释为:“擇，柬選也．從手，睪聲”［1］1969，而“柬”在《说文》中的解释为:“柬，分別簡之也．從束，從八．八，分別也．”王筠釋例:“柬字從八，而八不在外者，於束中柬擇之，不可於束外柬擇之也．”［1］1179因此，从其原意来看，“择”较为符合“选择”之意，表明的主体鉴别、筛选、抉择的过程．英语中表示在多者中进行选择的“select”来源于拉丁文“seligere”，其意为“tosort”，即“se-apart+legeretochoose”［2］1807，表“分别、挑出、拣选、区分”之意．因此，无论古汉语的“择”还是拉丁文的“selige-re”，均含有主体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他者予以分别，然后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拣选的意思．“择”从属手部的特点更将此意思表述得淋漓尽致，主体通过身体器官和他者发生直接接触并予以择取．根据其辞源，选择是主体与他物发生直接关系的过程，是一种主体，非他者可以替代．因此，建设者在资源建设过程中仅能做出自己的选择，替代教育者做出选择是无法实现的．教育者在资源建设环节中未能做出自己的资源选择，当教育资源进入教育领域后，教育者在规定的教育选择权限内依据现实的教育需求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如前所述，其选择代表的是教育发展的实然需求，教育者的选择只能基于教育现实进行，“能否方便教学”、“能否被学生接受”就是其对教育资源予以取舍的标准．社会、经济、文化、学生个体素质差距客观存在，教育者认为提供的资源并不适合自己所处文化生境的教学，并从内心作出了拒斥的决定．事实证明，教育选择必须是一种双向选择，资源建设者在资源建设环节无视教育者的主体性仅是延迟了教育者做出教育选择的时间而已，教育者最终在资源应用环节作出了自己的资源选择．然而，选择的时间延迟却带来了建设的浪费，选择的分离最终导致了分离的选择．从机理上看，正是单向选择中建设者和教育者之间没有互动反馈，资源选择未能中和，从而使资源选择优化丧失了最好的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