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权论文范文1
纵观网络文化的发展历程，其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始终是市场化的，其平台建设则始终是竞争性的。市场“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马克思语）。“因此，网络文化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不是自封的，必须通过竞争来获得。”
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文化传播的权威性，是一种“超权威性”。由于网络信息传递的超时空性，使得网络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机制不同于从前。权威的形成是公共生活展开和发展的自然结果，权威的出现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还内在地体现着人类需求体系的基本方面。网络的交互性，改变了传统权威模式，网络在沟通、争辩乃至批判的过程中，又为新的权威神话的建立提供了激励机制，也为新权威的建构开辟了道路。正是这些，为我们争取网络话语权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网络文化传播中，由于传播双方往往构成说服与被说服关系，要求传播者具有权威性。这种权威性，既表现在权力和地位上、表现在资历和威望上、表现在知识特长和信息掌握上，也反映在能力与才华上。领袖魅力，便是构成传播者权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化折扣”所带来的权威性折扣
网络舆论经常呈现对正统思想观念、主流意识形态的逆反心理，表现出反传统、反主流、反权威的价值取向。这种心态的极端表现，就是对政府政策、官方言论、主流观点、社会精英、富裕人群统统持怀疑态度，怀排斥心理，宁信其错，不信其对，宁信其坏，不信其好。一些有违社会公德的人和事，在网上不仅很少受到抵制，反而受到追捧。他们希望通过制造与主流意识相悖的话题，展现惊世骇俗的言行，以吸引公众关注，追求特立独行的满足感。
这种现象，可以借助“文化折扣”的概念来加以解释。“文化折扣”的概念，起源于普通经济学，指在确定娱乐产品交易的经济价值时，必须被考虑到的文化差异因素。从网络文化传播的视角，“文化折扣”是指，由于信息传播在网络环境中与传统媒体环境中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认知的差异，导致网络受众降低了对传统媒体信息传播模式的认同，以至于可能引发网络公共危机传播的现象。这种现象的表现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网络传播尤其是网络公共危机传播中，官方信息的权威性会遭网民质疑。在网络传播过程中，仅仅做到政府信息公开是不够的，因为政府面对公共危机时曾经逃避责任、遮掩真相的行为，已经对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损害，而网民获取信息的渠道比以前多很多，官方信息会通过其他信息渠道接受网民的质疑和验证，很多危机事件都由于网民的质疑和监督而得以追查和解决，它们在显示网络舆论力量的同时，也对官方信息的权威性提出挑战。
其次，在网络传播特别是网络公共危机传播中，官方信息的方式会遭网民解构。网络文化的后现代特征，“号召用新的范畴、新的思维和写作模式、新的价值去克服现代话语和实践的不足。”
第三，在网络传播特别是网络危机传播过程中，网民常常采用戏谑或嘲弄的方式解构官方信息的，以此来消解政府的宏大叙事意图，变严肃为幽默，化厚重于轻佻。网民对官方信息方式的解构，降低了政府在网络危机传播中的权威性。
有鉴于此，网络文化作为新的参量渗入人们的生活，于无形中消解了原有民族文化的权威性、合法性和感染力，模糊了原来“我群体”与“他群体”之间的文化价值标准。
网络结构所造成的去权威化秩序
互联网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缺少权威性和公信力。网络传播的匿名性、交互性、开放性和虚拟性，使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个人的意愿。但由于媒体对网络信息控制的不完善，使人们获得的信息真假难辨，虚假信息可能会使人产生思想上的混乱和极端的行为。有些不实信息，经网络广泛传播后，可能混淆人们的视听，甚至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2007年的“香蕉致癌事件”、2008年的“柑桔事件”等就是明证。“柑桔有虫”、“香蕉致癌”的消息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以致谣言四起，全国各地的桔子、香蕉严重滞销，给果农造成了极大的损失。2010年的大蒜、绿豆价格疯涨事件，也是如此。
较传统媒体而言，网络媒体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已处在比较弱势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为了吸引受众目光，网络媒体将注意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如何力求最快、最新奇、最吸引眼球，于是，猎奇式的新闻、不辨真假的新闻、漏洞百出的新闻以及其他不实信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络上。而受众在最初被短暂吸引后，对于网络媒体的信任度却越来越低，网络媒体又不得不花样百出地再次想办法吸引受众，于是上述过程一再重复，愈演愈烈。如此种种失范行为进一步表明：网络传播生态环境业已遭到破坏。
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信息源的多元化所造成的缺乏权威性和可信度，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打破了我国原来只有新闻机构才能新闻的局面，使渠道不同、观察报道立场不同、客观真实程度不同甚至完全虚假的新闻信息泛滥；二是一些色情、暴力及带有各种不良动机和倾向的信息、无聊新闻也到处泛滥，给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带来潜在的消极影响。
有鉴于此，必须增强网络媒体的权威性。从表面上看，网络媒体因为具有跨越时空的特点，可以高强度、高密度地对一个事件进行跟踪报道，并且可以在网页上轻松地实现“显著模式”和“优先顺序模式”，以至于在议程设置功能上超过传统媒体。但是，它的传播效果却不如传统媒体。也就是说，观众或者读者更愿意相信从电视台和报纸上所了解到的信息。这严重影响了网络传播的效果和其舆论导向功能的实现，势必要求网络媒体在塑造自己的权威性上狠下功夫。
切实增强网络信源权威性
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居于优越地位，传播者决定着信息的内容，但即便是同一内容的信息，如果出于不同的传播者，人们对它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人们首先要根据传播者本身的可信性，对信息的真伪和价值作出判断。可信性包含两个要素：第一是传播者的信誉，包括是否诚实、客观、公正等条件；第二是专业权威性，即传播者对特定问题是否具有发言权和发言资格。这两者构成了可信性的基础。一般来说，信源的可信度越高，其说服效果越大；可信度越低，说服效果则越小。对于传播者来说，树立良好形象、争取受众信任，是改进传播效果的前提。
实际上，依据公共关系学的“三要素”原理，真正的权威在于公众。公共关系三要素是指：社会组织、传播沟通和公众。其中，社会组织是公共关系活动的发起者，是公共关系活动的主体，没有社会组织就没有公共关系；传播沟通是公共关系活动的手段，没有传播也就没有公共关系；公众是公共关系的对象，公共关系是针对对象来做的，没有对象也就没有公共关系。在三要素中，社会组织具有主导性，传播具有效能性，公众具有权威性。协调三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公共关系活动的基本规律。网络文化传播权威性的重构，正是要协调好这三要素之间的关系。
因此，网络文化传播，除应关注可以提供各地区、各领域具有权威动态信息之官方信息系统和可以提供与新闻相关的深度信息之专家信息系统外，还应特别关注反映“民间舆论场”的互联网信息系统。
对于政府网络传播来说，在信息方面，更要注意运用权威信源。因为调查发现，“如果多方在网络信息各有冲突”，将近70%的受访网民仍然认同官方网站的权威性。对于重大问题尤其是公众普遍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疑点问题，还应在第一时间进行权威评论，其具体形态包括官方评论、新闻媒体评论、网上意见领袖评论以及网上跟帖评论等。
大力推动网络文化制度建设
同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相比，网络还不是强势媒体，为了弥补自身在公信力、权威性以及人力、物力、财力等投入方面的不足，网络媒体一方面要“以我为主”，通过统筹安排和加大全能型记者、编辑的培养力度等方式，整合利用网站内部资源，提高原创报道的数量和质量，争取在“内容为王、形式为金、技术为先、渠道为优”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另一方面，还要善于借用“他山之石”，通过与传统媒体及其他各种社会力量的联动，在采访资源、信息资源、社会资源等方面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实现资源增值，不断扩大点击率与影响力。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适当引入权威或者专业人士的评论，添加知识库链接，对议题涉及的非常识性要点进行法律、技术和程序的介绍，最大可能消除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鼓励并引导受众关注议题的理性认识。
主流新闻网站要敢于讲真话。只有敢于讲真话，才能维护主流新闻网站信息的权威性。最近几年出现这样一种怪现象，一些舆论监督性事件，对于真相的追究都是由网络或网民个人发起，然后逐渐形成一种影响力和压力，最后才有政府相关部门出面解决，造成的结果自然是政府公信力的贬损。“因此，要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切实掌握舆论主动权和主导权，讲真话是前提。”主管部门应切实负起责任，建立鼓励主流新闻网站“讲真话”的长效机制，不应再出现主流新闻网站在社会关注的敏感话题面前“集体失语”的现象。在内容选择和报道方式上，要高度重视主流新闻网站的信誉度和影响力，利用权威性，引领网络舆论的有序发展。
率先采用网络评论员实名制。网络评论员理应光明磊落，隐匿身份的发帖，在网众传播的场域中，明显无益于增加发言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损害了传播效果；同时也不方便社会公众监督其工作绩效与报酬薪资是否相称，可能滋生腐败。《中国青年报》就曾发表评论文章，呼吁“网络实名制就请政府带头并从政府网评员做起吧”。
目前，在网络文化的法制管理上，仍然存在着一些弊端尚未解决。突出的有以下三方面：相关规定权威性不足；有些相关法律没有落到实处；一些法律没有体现民主精神。
网络传播权论文范文2
【论文关键词】网络媒体 信息传播 舆论绑架 自律
似乎是要印证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论断．网络媒体自诞生之日起就向传统媒体发起了挑战，将人们带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信息交流自由境地。然而，就在人们为自己享有信息自由权振臂高呼时．却发现自己紧握“绝对自由之剑的双手”已经开始“绑架”舆论．强化了外界关于网络“先天真实性不足” 的口实。网络媒体的信息传播只有构建适应自身发展的规范，倡导道德自律，才能正确地反映舆论、引导舆论．从而提升网络信息的可信度和网络媒体新闻的权威性。职称网
一、网络技术为信息传播带来空前的自由
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正是为了打破枷锁，追求这 “天赋”的自由．无数有识之士展开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自约翰·弥尔顿首次提出“出版自由”以来．新闻自由思想随着传播技术的一次次飞跃．逐渐演变成今天的信息交流自由。其主体也由政府、媒介扩大到整个社会公众。纵观人类传播的发展历史，每一次传播技术的突破都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结果，不断拓展人的交流能力，不断提高人类表达的自由度．从而一次次开拓新的生存空间。
以电脑和互联网技术为主体的络媒体融合了三大传统媒体传播功能上的物理性能，以傲然于市的开放度和自由度在现实世界之外创立了一个全新的“虚拟空间”，大众一进入网络空间，个人和组织便能够凭借电脑化的大规模信息交流系统建立多向的相互联系。同一个人或组织既可以是新闻和信息的接受者，也可以成为新闻和信息的传送者．这张分散型的传播巨网中任何一个网结都能够生产信息。在数字化层面模拟和重构了现实社会的网络空间．既保持了物理空间的多纬度和多层次性．又能引导人们进入心灵情感空间的拟像交流。在这里，行为主体是匿名的，于是真相和谎言、事实和虚构的界限被消弭殆尽，匿名信息和发表言论得以实现。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网络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体一对多的传播模式，在一对一，多对一，多对多的去中心化传播模式中．普通人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思想碰撞和意见表达的“海德公园”开始呈现，从Web1．0到2．0，从公共论坛到博客，人人都可以自由地接受新闻信息，自由地传播信息，自由地发表意见。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
有关克林顿性丑闻的消息就是由美国一个网民在网上公布后，各大媒体才积极介入，使之成为世界舆论焦点而斯塔尔调查报告在网络上的传播．更使得千万网民能够在第一时间完整自由地阅读报告，畅所欲言地表明自己的观点。网络技术为这个虚拟空间带来了以往无法比拟的优势，网络上可以实现真正意义的新闻自由似乎已经来临。
二、网络的“绝对自由”为“舆论绑架”提供了温床
近年来，人们逐渐发现在享受信息交流和言论发表自由的同时，为了追求“绝对自由”而深陷各种网络问题的泥潭之中，破坏性信息使网媒似乎又成了个危机潜伏的混乱世界。目前．网络问题大致上可以归纳为隐私、盗版、色情、政策、网络保护等，网络空间的虚拟性能让人们掩盖真实身份自由表达意见，也可以让人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揭露个人信息或篡改记录，对个人信息进行任意扭曲，使个人隐私权受到侵犯。网络中简便易学的信息复制技术使人们达到了信息资源共享的目的，也使人们在轻而易举获得信息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侵犯了别人的知识产权。互动性能使网络成为普通人针对时政或其他敏感问题发表自由、公开、理性言论的阵地．也能使其成为别有用心之人造谣生事，损害他人人格、名誉的跳板。
信息的双向交流使得网络信息来源众多．成为名副其实的信息总汇．也正因此而真伪难辨。垃圾信息、虚假信息、色情暴力信息充斥其中．网络成为一个信息大杂烩，“诽谤谩骂”、“知识偷盗”、“黑客入侵”．这一切都是人们破坏了网络空间固有的传播规范所导致的后果。自由与为所欲为只有一线之隔。网络技术为人们营造了虚拟的时间和空间，但是人们的网络行为、网络思维、网络情感却是通过真实的社会互动而客观存在。网络也存在人与人、人与媒介的交往和互动．也会产生一系列的人际关系，也就肯定会存在着协调各种关系的传播规范。在网络空间里，一些人只热衷于自我的绝对自由，而不顾别人的存在和感受，甚至让另一些人深陷危言耸听、虚假诬陷的包围之中。当这些人自己被各种网络问题缠身时就会发现，他们追求的“绝对自由”已沦为了一种形式。网络新媒体在其影响力迅速扩大的同时，其角色功能也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异化，特别是在行使舆论监督功能时，出现了错位和越位，对于政府行政、司法公正和社会风气产生了不良影响，违反了社会主体各司其职的精神，“舆论绑架”时时出现。
网络“舆论绑架”常常给当事人带来道德审判，道德审判相对于司法审判来说显得更为隐蔽，却更值得我们警惕。网络媒介新闻和言论以“社会正义”、“人文关怀”等旗号义正辞严地将新闻人物置于道德的审判台上，甚至是道德的陷阱之中。例如，在此次汶川“5·l2”地震报道中，网络舆论针对万科捐款事件对王石的谩骂和讥讽，以及参照一年一度的财富榜比照捐款数目的多寡，并进而攻击少捐者等在网络上掀起一波又一波热烈“讨论”，一时间“王8的孙子”、“铁公鸡”等针对人身的舆论暴力挟网络自由的威力迅速掀起了针对富人的“舆论绑架”。而传统媒体的随后跟进，让这一“舆论绑架”愈演愈烈。
三、如何避免网络媒体“舆论绑架”现象
“绝对自由”消解了网络的空间优势，为“舆论绑架”提供了温床。如今，采取措施避免“舆论绑架”现象，成为网络媒体的当务之急。1、网络自由需要网络自律的监护。
网络时代给人类带来的自由是认识到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责任的人的自由，让人处于私密空间的同时又置身于公共空间的虚拟社会中，人的自主、个人的意愿得到强调，相应的个人管理个人、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自律性原则也凸显出高于法律和其他伦理规范的重要性。
与信息传播紧密相关的新闻自律思想以强调媒介道德自律为核心的社会责任论成为防止新闻界滥用新闻自由权利的武器。新闻传媒的道德自律是追求良好传播效果的一条铁律，同样适用于网络社会。在因特网上传播信息是每一个人的自由，但是拥有自由传播信息权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他人的自由权。为了获得信息传播的最大自由度，强调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起自律的义务。
网络媒体自律因网络信息传播活动的特殊性而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媒体自律的特点。首先，行使和承担自律行为的主体扩大了。网络自律的主体不仅包括网络媒体新闻从业人员，还包括普通的网络用户。信息报道要公正真实，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尊重个人隐私权等新闻自律内容同样可以成为普通网络用户在进行信息传播时的警示。其次，网络自律不仅包括网络信息传播者在传播信息时自觉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情感，进行自我约束，也包括接受信息时自己保护自己免受不良信息伤害。再次，网络自律不像其他社会普通道德规范那样由社会精英自上而下地制定，它是网络用户源自内心的道德需要，重在启迪用户自己管理自己的自觉性。此外，网络的匿名性使得没有恪守道德自律的个人淹没在众人之中，因此，靠个人的自觉和唤起每个人的责任心成为维持网络秩序的致胜法宝。
网络信息传播是以人为中心的，网络自律原则的制定也应该以人为本。自由并不是放纵，也不是摒弃所有限制和束缚。网络自律原则和自律公约并不是仅靠几个团体组织、门户网站发起就能实现的，应该发动整个网络社会，让更多普通网络用户参与制定并自觉维护，让人们在心里建起坚固的闸门，将有碍传播秩序的信息牢牢锁住。
2、传统大众媒体职业自律直接关系网络新媒体自律建设。
职业传播者应以身作则。虽说网络空间是一个消解权威去中心化的社会．但是传统媒体“把关人”的影响仍然存在。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第十三次调查结果显示，网民们经常通过网络浏览新闻信息，传统媒体和职业传播者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依然起着主导作用。如果职业传播者不顾职业操守，不认真核实或是捏造新闻，大量色情暴力信息，就会让网络用户感到接受信息的自由受到侵害，使他们依葫芦画瓢，随意信息，将道德自律全部抛掷脑后。
因此，传统大众媒体首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对自己承担的使命、肩负的责任要有明确、清醒的认识。作为媒体进行监督，既不是给司法机关当对立面，也不能越俎代庖，代替司法机关进行审判，更不能以“同情弱者”和“社会救助”等名义将一些义务和责任强加到某些个体身上。
传统大众媒体的报道方式必须着力改进。首先，改“一面提示”为“两面提示”。“在新闻报道中，只要遇到冲突，遇到矛盾，遇到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就一定要倾听双方的意见，报道双方的真实态度和观点，要给冲突、对立的双方以表达自己看法的平等机会。”其次，改“诉诸感情”为“诉诸理性”。媒体在进行报道时，应采取冷静的摆事实、讲道理，运用理性或逻辑的力量来达到说服的目的。这种“两面提示”、“诉诸理性”报道方式会逐步培养受众“真理总在不断辩论中显现” 的思维习惯，从而为规避“舆论绑架”提供主体条件。
网络传播权论文范文3
【论文关键词】网络媒体 信息传播 舆论绑架 自律
似乎是要印证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论断．网络媒体自诞生之日起就向传统媒体发起了挑战，将人们带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信息交流自由境地。然而，就在人们为自己享有信息自由权振臂高呼时．却发现自己紧握“绝对自由之剑的双手”已经开始“绑架”舆论．强化了外界关于网络“先天真实性不足”的口实。网络媒体的信息传播只有构建适应自身发展的规范，倡导道德自律，才能正确地反映舆论、引导舆论．从而提升网络信息的可信度和网络媒体新闻的权威性。
一、网络技术为信息传播带来空前的自由
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正是为了打破枷锁，追求这“天赋”的自由．无数有识之士展开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自约翰·弥尔顿首次提出“出版自由”以来．新闻自由思想随着传播技术的一次次飞跃．逐渐演变成今天的信息交流自由。其主体也由政府、媒介扩大到整个社会公众。纵观人类传播的发展历史，每一次传播技术的突破都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结果，不断拓展人的交流能力，不断提高人类表达的自由度．从而一次次开拓新的生存空间。
以电脑和互联网技术为主体的络媒体融合了三大传统媒体传播功能上的物理性能，以傲然于市的开放度和自由度在现实世界之外创立了一个全新的“虚拟空间”，大众一进入网络空间，个人和组织便能够凭借电脑化的大规模信息交流系统建立多向的相互联系。同一个人或组织既可以是新闻和信息的接受者，也可以成为新闻和信息的传送者．这张分散型的传播巨网中任何一个网结都能够生产信息。在数字化层面模拟和重构了现实社会的网络空间．既保持了物理空间的多纬度和多层次性．又能引导人们进入心灵情感空间的拟像交流。在这里，行为主体是匿名的，于是真相和谎言、事实和虚构的界限被消弭殆尽，匿名信息和发表言论得以实现。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网络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体一对多的传播模式，在一对一，多对一，多对多的去中心化传播模式中．普通人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思想碰撞和意见表达的“海德公园”开始呈现，从Web1．0到2．0，从公共论坛到博客，人人都可以自由地接受新闻信息，自由地传播信息，自由地发表意见。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
有关克林顿性丑闻的消息就是由美国一个网民在网上公布后，各大媒体才积极介入，使之成为世界舆论焦点而斯塔尔调查报告在网络上的传播．更使得千万网民能够在第一时间完整自由地阅读报告，畅所欲言地表明自己的观点。网络技术为这个虚拟空间带来了以往无法比拟的优势，网络上可以实现真正意义的新闻自由似乎已经来临。
二、网络的“绝对自由”为“舆论绑架”提供了温床
近年来，人们逐渐发现在享受信息交流和言论发表自由的同时，为了追求“绝对自由”而深陷各种网络问题的泥潭之中，破坏性信息使网媒似乎又成了个危机潜伏的混乱世界。目前．网络问题大致上可以归纳为隐私、盗版、色情、政策、网络保护等，网络空间的虚拟性能让人们掩盖真实身份自由表达意见，也可以让人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揭露个人信息或篡改记录，对个人信息进行任意扭曲，使个人隐私权受到侵犯。网络中简便易学的信息复制技术使人们达到了信息资源共享的目的，也使人们在轻而易举获得信息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侵犯了别人的知识产权。互动性能使网络成为普通人针对时政或其他敏感问题发表自由、公开、理性言论的阵地．也能使其成为别有用心之人造谣生事，损害他人人格、名誉的跳板。
信息的双向交流使得网络信息来源众多．成为名副其实的信息总汇．也正因此而真伪难辨。垃圾信息、虚假信息、色情暴力信息充斥其中．网络成为一个信息大杂烩，“诽谤谩骂”、“知识偷盗”、“黑客入侵”．这一切都是人们破坏了网络空间固有的传播规范所导致的后果。自由与为所欲为只有一线之隔。网络技术为人们营造了虚拟的时间和空间，但是人们的网络行为、网络思维、网络情感却是通过真实的社会互动而客观存在。网络也存在人与人、人与媒介的交往和互动．也会产生一系列的人际关系，也就肯定会存在着协调各种关系的传播规范。在网络空间里，一些人只热衷于自我的绝对自由，而不顾别人的存在和感受，甚至让另一些人深陷危言耸听、虚假诬陷的包围之中。当这些人自己被各种网络问题缠身时就会发现，他们追求的“绝对自由”已沦为了一种形式。网络新媒体在其影响力迅速扩大的同时，其角色功能也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异化，特别是在行使舆论监督功能时，出现了错位和越位，对于政府行政、司法公正和社会风气产生了不良影响，违反了社会主体各司其职的精神，“舆论绑架”时时出现。
网络“舆论绑架”常常给当事人带来道德审判，道德审判相对于司法审判来说显得更为隐蔽，却更值得我们警惕。网络媒介新闻和言论以“社会正义”、“人文关怀”等旗号义正辞严地将新闻人物置于道德的审判台上，甚至是道德的陷阱之中。例如，在此次汶川“5·l2”地震报道中，网络舆论针对万科捐款事件对王石的谩骂和讥讽，以及参照一年一度的财富榜比照捐款数目的多寡，并进而攻击少捐者等在网络上掀起一波又一波热烈“讨论”，一时间“王8的孙子”、“铁公鸡”等针对人身的舆论暴力挟网络自由的威力迅速掀起了针对富人的“舆论绑架”。而传统媒体的随后跟进，让这一“舆论绑架”愈演愈烈。
三、如何避免网络媒体“舆论绑架”现象
“绝对自由”消解了网络的空间优势，为“舆论绑架”提供了温床。如今，采取措施避免“舆论绑架”现象，成为网络媒体的当务之急。
1、网络自由需要网络自律的监护。
网络时代给人类带来的自由是认识到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责任的人的自由，让人处于私密空间的同时又置身于公共空间的虚拟社会中，人的自主、个人的意愿得到强调，相应的个人管理个人、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自律性原则也凸显出高于法律和其他伦理规范的重要性。
与信息传播紧密相关的新闻自律思想以强调媒介道德自律为核心的社会责任论成为防止新闻界滥用新闻自由权利的武器。新闻传媒的道德自律是追求良好传播效果的一条铁律，同样适用于网络社会。在因特网上传播信息是每一个人的自由，但是拥有自由传播信息权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他人的自由权。为了获得信息传播的最大自由度，强调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起自律的义务。
网络媒体自律因网络信息传播活动的特殊性而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媒体自律的特点。首先，行使和承担自律行为的主体扩大了。网络自律的主体不仅包括网络媒体新闻从业人员，还包括普通的网络用户。信息报道要公正真实，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尊重个人隐私权等新闻自律内容同样可以成为普通网络用户在进行信息传播时的警示。其次，网络自律不仅包括网络信息传播者在传播信息时自觉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情感，进行自我约束，也包括接受信息时自己保护自己免受不良信息伤害。再次，网络自律不像其他社会普通道德规范那样由社会精英自上而下地制定，它是网络用户源自内心的道德需要，重在启迪用户自己管理自己的自觉性。此外，网络的匿名性使得没有恪守道德自律的个人淹没在众人之中，因此，靠个人的自觉和唤起每个人的责任心成为维持网络秩序的致胜法宝。
网络信息传播是以人为中心的，网络自律原则的制定也应该以人为本。自由并不是放纵，也不是摒弃所有限制和束缚。网络自律原则和自律公约并不是仅靠几个团体组织、门户网站发起就能实现的，应该发动整个网络社会，让更多普通网络用户参与制定并自觉维护，让人们在心里建起坚固的闸门，将有碍传播秩序的信息牢牢锁住。
2、传统大众媒体职业自律直接关系网络新媒体自律建设。
职业传播者应以身作则。虽说网络空间是一个消解权威去中心化的社会．但是传统媒体“把关人”的影响仍然存在。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第十三次调查结果显示，网民们经常通过网络浏览新闻信息，传统媒体和职业传播者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依然起着主导作用。如果职业传播者不顾职业操守，不认真核实或是捏造新闻，大量色情暴力信息，就会让网络用户感到接受信息的自由受到侵害，使他们依葫芦画瓢，随意信息，将道德自律全部抛掷脑后。
因此，传统大众媒体首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对自己承担的使命、肩负的责任要有明确、清醒的认识。作为媒体进行监督，既不是给司法机关当对立面，也不能越俎代庖，代替司法机关进行审判，更不能以“同情弱者”和“社会救助”等名义将一些义务和责任强加到某些个体身上。
传统大众媒体的报道方式必须着力改进。首先，改“一面提示”为“两面提示”。“在新闻报道中，只要遇到冲突，遇到矛盾，遇到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就一定要倾听双方的意见，报道双方的真实态度和观点，要给冲突、对立的双方以表达自己看法的平等机会。”其次，改“诉诸感情”为“诉诸理性”。媒体在进行报道时，应采取冷静的摆事实、讲道理，运用理性或逻辑的力量来达到说服的目的。这种“两面提示”、“诉诸理性”报道方式会逐步培养受众“真理总在不断辩论中显现”的思维习惯，从而为规避“舆论绑架”提供主体条件。
网络传播权论文范文4
——兼析《着作权法(修改草案)》前两稿的[1]相关规定
关键词: 三网融合;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
内容提要: 现行《着作权法》中的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已经存在规范漏洞,而以电信传输网、广播电视传输网、计算机互联网相互融通为代表的三网融合技术使问题进一步加剧,形成“一个传播终端、六类传播行为、三种法律定性”的复杂局面。其直接原因表现为传播技术的发展融合,但深层次分析可追溯到技术主义立法路径的弊端。《着作权法(修改草案)》1稿、2稿的“修补型”方案仍不足以应对三网融合带来的问题,因此应借鉴已有的成熟立法例,将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整合为一项“远程传播权”。
一、问题的提出
三网融合也称“三网合一”,是指目前的电信传输网、广播电视传输网、计算机互联网在向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演进过程中,其技术功能趋于一致,业务范围趋于相同,最终实现网络互联互通、各种资源共享的新型信息传播技术。在三网融合下,一台高清电视机除了收看传统的电视节目,还可以登陆网站浏览、下载歌曲影视;一台电脑除了上网浏览、下载歌曲影视,还能收看传统电视节目;一部手机除了打电话、发短信,还可以收看电视节目、无线上网……也就是说,用户可以通过电视、手机、电脑任何一个终端获取本来只能通过其他终端才能获得的信息,此时电视兼容电脑,电脑涵盖电视,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彼此互相兼容。2010年1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推进三网融合的阶段性目标,即2010年至2012年重点开展广电和电信业务双向进入试点,2013至2015年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全面实现三网融合发展,这预示着以电信传输网、广播电视传输网、计算机互联网相互兼容合并为代表的“三网融合”已成为我国信息传播领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2]。
在为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三网融合也对我国《着作权法》中的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提出了新的挑战。以最能体现三网融合技术的互联网电视机为例,用户通过该款电视机不仅可以收看一般的电视节目,还可以上网随意点播和定时收看网络影视大片,而这些电视节目和网络内容的传播都是通过一个传播终端—互联网电视机进行的。这就使得通过互联网电视机的作品传播行为变得异常复杂:既有无线传播,也有有线传播;无线传播中既有传统的无线电波传播,也有现代的Wi-Fi无线网络传播;有线传播中既有传统的有线电视传播,也有以互联网宽带进行的有线网络传播;这些无线或有线传播既可以通过交互式进行,也可以通过单向式进行。那么这些纷繁复杂的作品传播行为在立法上如何定性?我国现行《着作权法》规定的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典型的技术主义立法路径的产物,即“根据特定传播媒介设定特定权利”。在此立法路径下,广播权专为“广播技术”创设仅用于规范以“广播”传播作品的行为;信息网络传播权专为“网络技术”创设仅用于规范以“信息网络”传播作品的行为。但如前所述,在三网融合下,广播和网络已经可以互联互通,上述各种传播行为都可以跨广播和网络进行,在这种背景下对作品的传播基于“广播”或“网络”所作的区分已经没有实际意义,由此便提出现行立法规定的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在三网融合的技术背景下如何修改乃至重构的问题。2012年3月31日、7月30日,国家版权局先后公布了《着作权法(修改草案)》第1稿和第2稿,其中对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都进行了修改,那么这些修改草案能否解决实践中已经存在的问题?能否应对三网融合乃至将来未知新技术的挑战?应当如何建构我国未来的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范模式?本文拟就此展开讨论,并提出对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重构的设计,以期为正在进行的新一轮《着作权法》修改提供参考。
二、三网融合前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面临的规范难题
(一)广播权的规范难题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着作权法》中的广播权专为“广播技术”创设用于规范以“广播”方式传播作品的行为,但即使如此,仍有一些利用广播技术传播作品的行为无法涵盖于广播权的控制范围。根据现行《着作权法》的规定,广播权“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权利”。可以看出,广播权所规范的“有线传播”仅限于以有线方式对已经广播的作品所进行的“间接(二手)传播”,而不包括“直接(第一手)传播”即有线直接广播。由此引发出的问题是:在有线电视已经基本普及的今天,如果某有线电视台未经许可直接播放他人作品被,对该行为应该如何定性?实践中有法院认为侵犯放映权[3],也有法院认为侵犯广播权[4],还有法院认为侵犯电视播映权[5];理论上也有学者认为侵犯机械表演权[6]。很显然,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分析,该种“有线直接广播”并不属于广播权所规范的“有线广播”行为,也很难纳入“放映权”或“机械表演权”的控制范围,由此造成专为控制“广播”行为而设的广播权却难以规范这种行为的难题。不仅如此,广播权还难以规范对有线直接传播的作品的无线转播、有线转播和扩音器转播等转播行为。
从历史解释的视角分析,广播权的这一规范难题似乎可以追溯到《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因为前者直接来源于后者。后者第11条之二规定,广播权是指“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权进行下列使用的专有权:(1)播放或以其他任何无线发送信号、声音或图像的方式公开传播其作品;(2)由原广播组织之外的其他组织以任何有线方式或转播方式公开传播该作品的广播电视节目;(3)以扬声器或其他任何类似设备传送信号、声音或图像的方式公开传播该作品的广播电视节目”。可以看出,《伯尔尼公约》中广播权规范的第(2)种行为是“由原广播组织之外的其他组织以任何有线方式或转播方式公开传播该作品的广播电视节目”,该规定将“有线”传播(转播)的“间接性”表述得更为清楚。据此有观点认为我国广播权的上述规范难题源于《伯尔尼公约》而不是我国着作权法,因此这似乎是一个国际性问题而并非我国独有。但事实情况是,由于《伯尔尼公约》中的广播权确立于有线电视技术诞生之前,在有线电视技术产生后确实也面临无法规范“有线直接广播”的难题,但此问题在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以下简称WCT)中通过“向公众传播权”已经得以解决(下文将专门论述),因此这一问题在国际条约中已经不复存在。遗憾的是,2001年我国修改《着作权法》时WCT就已经制定并颁布,而且有线电视当时在我国也已经出现 并在城市大量普及,但2001年修改后的《着作权法》既未参照WCT制定向公众传播权,也未回应技术发展扩张《伯尔尼公约》中广播权的适用范围[7],而是仍然照搬已经被WCT所发展了的《伯尔尼公约》第11条之二的规定,由此造成了我国广播权的上述规范难题。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范难题
2001年我国《着作权法》修改时增加了一项“信息网络传播权”,专门用于规范以“信息网络”方式传播作品的行为,但即使如此,仍有一些利用网络技术传播作品的行为无法被涵盖。根据现行《着作权法》的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可以看出,信息网络传播权规范的“网络传播行为”具有“交互式”的特点,即“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由此使得近年来日趋流行的单向式网络传播行为(又称“非交互式”,即公众只能在特定的时间或地点获取作品,而没有个人选择余地)无法涵盖于内。用户在时间上没有个人选择余地的单向式网络传播行为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网络定时播放行为,另一种是网络同步直播行为。此类行为如何定性在司法实践中也充满了争议,有法院认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也有法院认为侵犯“放映权”,还有法院认为侵犯“应当由着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理论上也观点不一。{1}用户在地点上没有个人选择余地的单向式网络传播行为主要表现为通过局域网传播作品,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较大的单位或者经营性网吧在其设置的内部局域网传播作品,其共同特点是,单位的员工或网吧的消费者只能到该单位或网吧获取作品。实践中网吧经营者因在其经营场所内的局域网上非法传播影视作品被的案件时有发生,对于此类行为如何定性也充满了争议,有法院将其定性为侵犯“复制权”,也有法院将其定性为侵犯“放映权”,还有法院将其定性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或“机械表演权”或“其他权利”等。{1}笔者认为,造成以上两类单向式网络传播行为在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难题的原因在于,我国立法在移植WCT第8条“向公众传播权”时,以偏概全地将该条强调的网络传播行为的一部分—“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作为该条规定的“向公众传播权”的全部内容予以照搬,形成了我国现行《着作权法》规定的仅能规范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从而导致了对单向式网络传播行为无法涵盖的局面[8]。
三、三网融合下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面临的新挑战:以互联网电视为例
前文已述,在三网融合下,用户可以通过电视、手机、电脑任何一个终端获得本来只能通过其他终端才能获取的信息,此时电视兼容电脑,电脑涵盖电视,电信网、广电网、宽带网彼此互相兼容,近几年出现的“互联网电视机”就是三网融合技术在电视这一传播终端的典型表现。互联网电视机是网络技术与电视技术结合的产物,其在整合电视与网络两大传播媒介过程中,既保留了电视形象直观、生动灵活的表现特点,又具有了互联网按需获取的交互式特征,是综合两种传播媒介优势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传播形式。在功能上,互联网电视既可以作为一般电视机接收电视节目,又可以成为电脑终端获取互联网上的内容[9]。这样,通过互联网电视机传播作品的行为就打破了三网融合前广播与网络原有的壁垒,形成“一个传播终端、六类传播行为、三种法律定性”的复杂局面。
“一个传播终端”是指所有传播行为最终都经由互联网电视机这一终端进行,所有被传播的作品也都由互联网电视机这一个终端接收。“六类传播行为”是指用户通过互联网电视机这一传播终端获取作品时涉及六种类型的传播行为,具体如下:(1)有线直接广播。由于互联网电视机本身仍然具备普通电视机的功能(否则就成为一个徒具电视机形状的电脑显示器了),而接收有线电视节目仍然是普通电视机的基本功能,此时电视台通过有线电视播放作品在《着作权法》上属于“有线直接广播”行为。(2)无线广播。传统的无线电视也包括卫星电视,目前我国各省级广播电台、电视台都有自己的卫星广播和卫星电视。“就卫星广播而言,它是广播组织借助卫星所进行的传播,其传送的信号主要是无线电波,因此卫星广播可以包含在无线广播之中。”{2}7通过电视机收看无线电视节目也是传统电视机的基本功能,此时广播电视组织通过无线电波和卫星播放作品在《着作权法》上属于“无线广播”行为。(3)有线交互式网络传播。这种传播行为有两个特点:一是这里的“有线”是指有线网络,而不是传统的有线电视;二是这种传播方式是交互式的,即通过连接网线的互联网电视机,用户可以在自己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取作品,这在《着作权法》上属于“有线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4)有线单向式网络传播。这种传播行为也有两个特点:一是通过有线网络进行;二是这种传播方式是单向式的,其在《着作权法》上属于“有线单向式网络传播”行为。(5)无线交互式网络传播。互联网电视机不但可以连接网线进行“有线上网”,还可以通过内置的无线上网卡实现“无线上网”,这种具备无线上网功能的互联网电视机目前市场上就有销售[10]。这种传播行为的特点一是通过无线网络进行,二是采用交互式,在《着作权法》上属于“无线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6)无线单向式网络传播。这种传播行为与上述第(5)种行为的不同在于,采用单向式方式通过无线上网在特定的时间传播作品,在《着作权法》上属于“无线单向式网络传播”行为。
对互联网电视机这“一个传播终端”上发生的所有传播行为进行细化和区分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这种区分不是从理论上或者逻辑上推导得出的,而是现实中确实存在的,从着作权法角度对其进行区分和梳理是进一步进行法律定性的基础;其二,通过这一细化和区分可以反映出三网融合下广播和网络传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引起立法者对三网融合下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面临的新问题予以足够重视;其三,由于这六类传播行为在法律上各自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必须逐个区分,分别定性。在现行《着作权法》框架下,上述通过互联网电视机的六类传播行为具有以下三种法律定性,相应也会导致三种不同的法律后果:第一种法律定性是既不符合现行《着作权法》中“广播权”的规定,也不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由此导致的法律后果是“无法可依”[11]。这一定性涉及上述第(1)类“有线直接广播”、第(4)类“有线单向式网络传播”和第(6)类“无线单向式网络传播”,这三类行为正是目前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面临的规范难题,前文第一部分对此已经详细分析,此处不再赘述。第二种法律定性是符合现行着作权法中“广播权”的规定,因此导致的法律后果是落入“广播权”的控制范围。上述第(2)类“无线广播”行为即属于此种情形,因为广播权所规范的“无线广播”正是通过无线电波采取“单向式”方式进行的作品广播或者传播。第三种法律定性是符合现行着作权法中“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其法律后果是落入“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范围。上述第(3)类“有线交互式网络传播”、第(5)类“无线交互式网络传播”即属于此种情形,因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正是“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上述三网融合下出现的“一个传播终端、六类传播行为、三种法律定性”的复杂局面对现行着作权制度的挑战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增加了法律适用的难度。例如,对于未经许可通过互联网电视非法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权利人要根据侵权人传播作品时所利用的传播技术(有线还是无线、广播还是网络)以及所采取的传播方式(交互式还是单向式)来判断属于上述“六类行为”的哪一类,从而选择正确的“诉因”作为请求权基础进行,这样的判断即使对于法律专业人士而言也是比较困难的,更何况不具备专业知识的着作权人。对于法院而言,同样要根据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认定侵权人侵权行为的性质,前文已述,仅仅一个“单向式”网络传播行为就曾引起法院对其定性的多种分歧,更遑论六类传播行为的分别定性了。因此这种复杂的“法律游戏”不但徒增了法院审理案件的难度,而且在目前网络侵权泛滥成灾的背景下极不利于着作权的保护。(2)增加了作品的授权难度。目前要通过广播或者网络合法地传播他人作品,除了要取得一系列行政许可外,作品的传播者还必须获得着作权人的> :请记住我站域名/国际贸易。当前强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繁荣已经成为我国“十二五”时期的重要发展战略,其中就包括“走出去”战略和“引进来”战略,前者是指将我国优秀的作品推向海外,后者是指将海外的优秀作品引进我国。从法律视角上,无论是“走出去”还是“引进来”实质上都是着作权国际贸易,而着作权贸易的对象就是着作权的各项具体“权利”,因此权利的类型、权利的名称以及权利内容的简洁性、互通性则成为影响着作权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前文已述,在三网融合下要想获得我国作品的合法授权,要根据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区分不同的权利类型,会涉及“六类传播行为、三种法律定性”,但很多国家没有如此繁杂的权利类型,甚至一些国家立法中就没有“信息网络传播权”或者“广播权”,因此上述法律适用的复杂局面既不利于我国作品向国外输出,也不利于国外作品向我国引进。
四、“广播”与“网络传播”规范模式的比较法观察
(一)国际条约
我国《着作权法》关于广播权的规定直接来源于《伯尔尼公约》第11条之二,因此首先应对《伯尔尼公约》的相关规定进行考察。正如前文所述,广播权是在《伯尔尼公约》1928年罗马修订文本中被首次规定,那时的无线电传播技术才出现不久,有线传播也仅限于将无线广播信号通过有线电缆传送给特定区域的受众,尚未出现有线电视技术,更没有数字和互联网技术,因此广播权仅包含了无线电传播和有线转播。但随着有线电视技术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上世纪后期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伯尔尼公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情况。由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认为:“由于新技术的发展导致不同于传统方式的传播方式的出现,因而有必要补充、澄清某些《伯尔尼公约》中的权利义务,以扩展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全面覆盖向公众传播的作品种类和传播方式。”{3}在这种背景下,WCT应运而生。
WCT对《伯尔尼公约》的发展主要体现为第8条的“向公众传播权”,其内容为:“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关于该“向公众传播权”的涵盖范围,《WCT草案说明》的解释是:“‘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是指通过发行以外的各种方法和形式向公众提供作品,它既可以通过模拟技术,也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既可以基于电磁波,也可以借助光缆传输得以实现。”{4}其中的“模拟技术”、“电磁波”、“光缆”就包括了无线电广播和有线直接广播;而“数字技术”则对应的是数字互联网技术。“这样,WCT第8条规定的向公众传播权就包括了以无线、有线和互动方式传播作品的权利。”{5}287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WCT通过制定“向公众传播权”弥补了《伯尔尼公约》的不足,在该权利下,不但我国现行《着作权法》规定的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所规范的行为可以被涵盖,而且不能为广播权所规范的“有线直接广播”、不能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所规范的“单向式网络传播”也被涵盖于内。这样就使得所有通过广播和信息网络传播作品的行为都属于向公众传播权的控制范围。
(二)欧盟法
欧盟于2001年5月22日在其通过的《协调信息社会中版权和相关权指令》(简称《欧盟版权指令》)中也依照WCT规定了“向公众传播权”,其内容为:“作者享有授权或禁止任何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专有权,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可以获得这些作品。”[12]对于该“向公众传播权”的控制范围,除了与WCT的理解保持一致外,《欧盟版权指令》在其序言第23段中还特别作了进一步解释,即“对该权利应作广义的理解,它覆盖了所有向传播发生地之外的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该权利应当包括就某一作品通过有线或无线形式向公众进行的包括广播在内的任何此种传输或传播”[13]。该解释则更直接强调将“广播”涵盖。因此,“根据这个解释也可以看出,(欧盟版权)指令所规定的‘向公众传播权’具有非常广泛的含义,包括了以有线、无线、广播、互动的方式,将作品传播给社会公众”。{5}可见,欧盟也采取了与WCT相同的做法,即其“向公众传播权”所规范的“向公众传播”行为既包括各种“广播”行为,也包括各种“网络传播”行为,从而将我国现行立法所规定的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完全涵盖。
(三)美国法
对于“广播”和“网络传播”的规范,美国的做法比较独特。在美国版权法中,并没有一项专门规范“广播”行为的广播权,也没有一项专门规范“网络传播”行为的“向公众传播权”或“信息网络传播权”,其对于“广播”和“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规范采取将发行权和公开表演权结合使用的方式。以公开表演权为例[14],根据《美国版权法》第101条的规定,表演是指“以朗诵、表演、演奏、舞蹈或动作的方式,直接地或者以设备或程序来表现该作品,或者在涉及电影或音像制品时,以连续的方式表现其形象或让人听到有关的伴音”。其中的“以设备或程序来表现该作品……或者在涉及电影或音像制品时,以连续的方式表现其形象或让人听到有关的伴音”就包括了“广播”和“网络传播”。因为“这里的‘表演’不仅有我们一般理解的‘活’表演,如演员的演唱、舞蹈等,还有‘机械’表演,如以录音机、录像机、广播、电视和卫星传播等设备来‘表演’作品”。{6}239。可见,在美国版权法中,其公开表演权可以同时规范各种“广播”行为和“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也是一种将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合并立法的模式。
(四)其他立法例
将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合并立法的模式在其他很多立法例中也有体现。例如根据《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L122-1的规定,公开表演权中的“表演”是指:“以任何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包括公开朗诵、音乐演奏……及在公共场所转播远程传送的作品。”其中的“远程传送”是指通过所有电信传播方式,当然包括“广播”和“信息网络传播”。对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前助理总干事米哈依·菲彻尔也认为,法国的公开表演权不仅涵盖《伯尔尼公约》所规定的公开表演作品的行为,而且也包括在《伯尔尼公约》中作为单独权利类型出现的广播权和向公众表演权。{7}256除此以外,哥伦比亚《版权法》第12条(c)款以及第76条(d)款规定的“向公众传播权”包括了公开表演权、广播权和向公众传播权的内容。西班牙《着作权法》第20条第1款也规定了“向公众传播权”,其第2款将“公开传播”解释为包括放映、无线广播、有线广播、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行为。意大利《着作权法》在规定“向公众传播权”时也将“向公众传 播”定义为“使用任何远程手段进行的传播”。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CT和WPPT的条款适用调查》统计,在2003年4月1日,有39个成员国加入了WCT,其中有19个国家通过制定涵盖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向公众传播权”来规范“广播”和“信息网络传播”行为。{8}
五、问题成因的进一步追问:技术主义立法路径之反思
从表面上看,无论是广播权对于“有线直接广播”的规范难题,还是信息网络传播权对于“单向式”网络传播行为的规范难题,乃至三网融合下由互联网电视机所表现的“一个传播终端、六类传播行为、三种法律定性”的复杂局面,都可直接归结于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分析,如果广播权没有将其规范对象仅限于“广播”而是更加开放;如果信息网络传播权没有将其规范对象仅限于“交互式”传播而是更加前瞻,则不会面临本文提出的诸多问题。由此便提出是否有必要对我国《着作权法》一直以来采取的“技术主义立法路径”进行反思的问题。所谓“技术主义立法路径”是指,立法对于着作财产权利的设定不是以权利所规范的行为为标准,而是“根据一种传播媒介来设定权利,没有考虑这种传播媒介的技术特征是否有必要在法律上构成一种独立的利益类型”,{9}或者“把着作财产权与传播技术紧密相连,甚至把传播技术本身当作着作财产权”。{10}203
在我国现行《着作权法》中,技术主义立法路径表现得非常明显,机械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均依赖于特定传播媒介的表述。例如机械表演权规范的“机械表演”被定义为“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放映权规范的“放映”被定义为“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广播权规范的“广播”被定义为“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规范的“信息网络传播”被定义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取作品”。从这几项权利的定义可以看出,不同的传播技术是它们划分的唯一标准,这就是技术主义立法路径的直接体现。
技术主义立法路径存在的第一个弊端是,这种立法路径违背了“技术中立”的立法原则。根据“技术中立”的立法原则,一种行为的法律定性不应当取决于其借以实施的技术手段,而应当取决于行为自身的特征和后果。但技术主义立法路径忽略了行为本身,本末倒置,将技术本身作为法律规范的对象,其极端表现就是“把知识产权混同于技术,把上层建筑混同于生产力,目光限于技术领域,动辄用技术思维、技术语言、技术指标描述知识产权战略,颠倒彼此,必有碍知识产权战略的健康实施”。{11}
技术主义立法路径存在的第二个弊端是,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传播技术的发展变革是永无止境的,从印刷技术、录音录像技术、广播电视技术、数字网络技术乃至今天的三网融合技术无不证明这一点,将某项权利限定于某种特定的传播技术迟早要被新的技术所替代,而“根据新媒体创设新权利”的应对思路必然会因技术的飞跃而疲于奔命。因此这种技术应对型立法注定永远无法跟上技术的发展,如果不采取新的思路,必将陷入频繁修法的怪圈。{9}
技术主义立法路径存在的第三个弊端是,这种随着新技术增加新权利的做法最终将导致这些权利在数量上繁琐众多;在体系上庞杂臃肿;在关系上叠床架屋、冲突交叉。我国现行《着作权法》规定的具体权利有16项,这16项权利不但本身晦涩难懂、过于繁杂琐碎,而且彼此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存在相互重合和交叉的问题。例如《着作权法》将机械表演权规定为“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但“各种手段”在文义上可以将利用广播、放映、网络等其他技术手段进行的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行为包括在内,从而引起表演权与其他权利在适用范围上的冲突与交叉。《着作权法》将放映权规定为“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的权利”,但由于该条在将“以放映机、幻灯机”作为公开再现作品的典型性“放映”行为予以列举的同时,又使用了“等技术设备”兜底性表述,使其在文义上可以将其他利用技术传播作品的行为包括在内。例如对于司法实践中“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的规范难题,有学者就认为“完全可以考虑一下此案是否侵犯着作权人的放映权”。{12}35
六、重构设计:以权利整合应对技术融合
(一)《着作权法(修改草案)》1稿、2稿相关规定评析
2012年3月31日国家版权局公布了《着作权法(修改草案)》第1稿,其中第11条第2款第7项和第8项分别规定了修改后的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定义。第7项规定:“播放权,即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向公众播放作品或者转播该作品的播放,以及通过技术设备向公众传播该作品的播放的权利。”第8项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在信息网络环境下,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包括直播、转播或者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与现行《着作权法》相比,《着作权法(修改草案)》第1稿关于广播权的修改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在名称上将“广播权”改为“播放权”;第二,将原广播权中有线方式的传播对象从“广播的作品”改为“以有线方式向公众播放作品”,即增加了“有线直接广播”的内容;第三,将“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改为“通过技术设备……”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修改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增加了“直播、转播”这两种传播方式,即增加了“单向式网络传播”的内容;第二,增加了“在信息网络环境下”的内容。
可以看出,《着作权法(修改草案)》第1稿关于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修改,积极回应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有线直接广播”和“单向式”网络传播的规范难题,填补了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范漏洞,使这两种行为可以纳入新的“播放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范围,这是《着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一稿的进步之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样的修改方案在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上仍然存在以下问题:其一,在立法理念上遵循的仍是一种“临时补救型”的被动应对立法思路。这种思路表现为修法仅仅是着眼于当下最突出、最紧急问题的“修补”,其对于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修改仅仅是为了补救实践中“有线直接广播”和“单向式”网络传播的法律适用难题,而缺乏应有的全局观、主动性与前瞻性。我国此次着作权法修改的背景与前几次均不同,1990年制定着作权法、2001年第一次修改着作权法以及2010年第二次修改着作权法均是在国外压力的背景下为了履行国际义务的一种被动立法,因此属于“达标性”立法,只要满足最低限度的标准即可。但此次修改“既非基于加入国际公约的需要,也非源于国际社会的压力,而更多的是立足本土国情做出的主动性安排”,{13}因此不能仅满足于一时应景式的最低限度补救问题,而是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这种“临时补救型”立法思路的后果就是没有对三网融合技术做出足够回应,以至于本文提出的三网融合下的问题仍然没有完全消除。虽然三网融合技术才刚刚兴起,由此引发的问题还不是太明显,但在问题已现端倪的情况下如不及时回应就会重蹈当年应对互联网技术不足的覆辙。对此已有学者提出预警:“20年前互联网刚兴起之时,由于业界缺乏应有的认识和相应的措施,造成了现在的互联网版权纷乱现象,在三网融合之初以及融合之后,如果不能有效地把版权保护工作的相关问题和对应措施尽可能地考虑周全,势必会给版权保护工作带来更大的麻烦,同时也必将给三网融合工作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制肘。”[15]其二,在立法技术上采取的仍然是技术主义的立法路径,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和冲突。具体表现为,修改后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采用了几乎和WCT“向公众传播权”同样的表述[16]。而前文已述,WCT“向公众传播权”的涵盖范围同时包括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一种典型的将二者合并立法的模式,以此推论,我国修改后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也应当涵盖广播权,即与修改前的定义相比,“交互式”网络传播不再是其规范的唯一内容,而仅为其调整对象之一(这一点 从定义所使用的“包括”、“或者”这些表述可以直接反映),除此之外还包括“直播”、“转播”以及其他“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传播作品的行为,而后者正好落入修改后的播放权所控制的“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向公众播放作品”的范围,由此就产生修改后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与播放权在内容上的重叠交叉。
值得注意的是,修改后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增加了“在信息网络环境下”这一限定,反映出立法者有意将传播行为是否发生在“信息网络环境下”作为播放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区分标准之一,即发生在“信息网络环境下”的“无线或者有线”传播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范围,反之则为播放权的控制范围,但这一限定不仅不能达到区分的效果,反而使权利混淆交叉问题暴露得更加明显。首先,《着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一稿本身、现行《着作权法》及《着作权法实施条例》都没有对“信息网络”作出界定,使得何为“信息网络”无法从法律层面判断;其次,已有的规范性文件都将“广播”包括在“信息网络”范围内。例如国家广电总局 2004年颁布的《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第2条将“信息网络”定义为“移动通信网、固定通信网、微波通信网、有线电视网、卫星或其他城域网、广域网、局域网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22日公布的《关于审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第2条也规定:“本规定所称的信息网络,包括以计算机、电视机、电话机等电子设备为接收终端的计算机互联网、广播电视网、移动通信网。”司法实践中,在中国音乐着作权协会诉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北京移动通信有线责任公司侵犯着作权纠纷案中,法院也将信息网络传播权解释为“通过互联网或其他有线或无线的信息传输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的权利”[17]。可以看出,在已有的规范性文件和司法实践中,“信息网络”并非仅指“互联网”,而是包括了“广播电视网”,由此使得“信息网络”不但不能成为区分信息网络传播权与播放权的要素,反而增加了二者的混淆程度,这正是技术主义立法路径的结果。
2012年7月30日,国家版权局又公布了《着作权法(修改草案)》第2稿,该稿对第1稿中“播放权”的定义基本没有变化,但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修改为:“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以及通过技术设备向公众传播以前述方式提供的作品的权利。”与一稿相比,该定义有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删除了“在信息网络环境下”的限定;二是删除了“包括直播、转播或者”的表述;三是增加了“以及通过技术设备向公众传播以前述方式提供的作品”的内容。该定义的进步之处在于:一是纠正了将“在信息网络环境下”作为判定播放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标准之一的错误规定;二是去掉“包括直播、转播”这些重复性赘语,使立法语言更为准确、简洁。但这一定义仍然没有走出“临时补救型”被动应对立法理念和技术主义立法路径的窠臼,因此难免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仍着眼于修补现行立法的规范漏洞,对三网融合技术的回应不足;第二,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范围仅限于交互式传播,又回到了修改前现行立法的规定,由此形成交互式传播由信息网络传播权调整、单向式传播由播放权调整的架构。但同属于通过互联网传播他人作品,交互式传播和单向式传播在行为方式、所利用的传播媒介、造成的侵权后果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却将其割裂为两种行为,对其分别定性从而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不但徒增法律适用和作品授权的难度,而且与人们日常生活认知亦相差甚远。第三,“以及通过技术设备向公众传播以前述方式提供的作品”的表述要么属于重复规定,要么与播放权混淆。该规定仅对“通过技术设备传播”的对象作了限定,即“以前述方式提供的作品”,而“前述方式”就是“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交互式),而对“通过技术设备传播”本身采用何种方式没有明确。实践中“通过技术设备传播”的方式无非有两种:交互式或单向式。如果“通过技术设备”采用交互式传播“以前述方式提供的作品”,则完全可以涵盖于前半句的交互式规定中,虽然这里强调传播的对象是“以前述方式提供的作品”,而不是“通过技术设备”直接传播作品,似乎可以与前半句相区分,但由于其仍然属于交互式传播可以被涵盖在前半句的文义范围内,从而造成重复规定。相反,如果“通过技术设备”采用单向式传播“以前述方式提供的作品”,则属于播放权的控制范围,因为后者的定义就包括通过技术设备以单向式向公众传播“作品的播放”,从而造成信息网络传播权与播放权的混淆。
(二)重构方案及理由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应当将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整合为一项权利,名称为“远程传播权”,其定义如下:“远程传播权,即以任何无线或有线方式向远端公众传播作品的权利。”笔者提出这一重构方案是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这一重构方案可以填补目前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存在的规范漏洞。在“远程传播权”的定义下,广播权所无法规范的“有线直接广播”、信息网络传播权所无法规范的“单向式”网络传播都可以被纳入“以无线或有线方式”中,从而可以被“远程传播权”所涵盖。当然这是重构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时首先要考虑的、也是最低限度的要求。
第二,这一重构方案具有前瞻性,不仅可以解决三网融合下的问题,而且足以应对将来未知新技术的挑战。一方面,在这一重构方案中,前述因三网融合带来的“一个传统终端、六类传播行为、三种法律定性”的复杂局面,在“远程传播权”下就简化为“一个传播终端、一类传播行为、一种法律定性”。即所有通过互联网电视机这一个传播终端的行为,都可以归结为“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传播作品这一类行为,从而在法律上都落入“远程传播权”的控制范围,因此这一重构方案足以应对因三网融合产生的各种法律问题。另一方面,在这一重构方案中,不仅我们现在已知的“有线或无线方式”(包括直接传播或转播、交互式或单向式、广播或互联网乃至电信网等),而且即使将来出现了其他形式的“有线或无线”新技术形态,仍然可以为“远程传播权”所控制。因为“有线或者无线”前的“任何”二字就是为以后的未知传播新技术留下适用空间,这样就将现在和以后可能出现的所有远程传播行为都包括在内,而“将版权传播统一规定为一种广泛的权利对于适应未来技术发展而言也是合适的,灵活的、技术中立的权利可以包含现在还无法预见的行为”。{14}
第三,这一重构方案是技术主义立法路径向行为主义立法路径的回归。前文已述,现行立法中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存在的规范难题以及面对三网融合时的应对不足,正是长久以来着作权立法所采取的技术主义立法路径的结果。但是“任何对传播技术的限定都会被技术未来的发展所超越”[18],因此着作权立法不能被动地一味追随技术,在设定权利时应该着眼于传播行为本身的特征而不是所借助的传播媒介,以使设定的权利能够适应未来技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包容性。在“远程传播权”中,除了保留“有线或者无线”外,现行立法和修改草案中使用的直播、转播、交互式、单向式等技术性表述都被去掉,这样就使“远程传播权”保持了技术上的中立。虽然该定义中也使用了“有线或无线”这样的表述,但这仍然是一种行为主义立法路径的定义方式。因为“有线或者无线”是一种逻辑周延的表述,除了有线和无线不会再有第三种“线”,使用“有线或无线”的表述仅仅是为了强调传播不是现场传播,而是一种远程传播,因此对于所有远程传播行为而言,“有线或无线”等于没有任何技术限制。
第四,这一重构方案具有充分的比较法依据。前文已述,在比较法上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将“网络传播”和“广播”采用一种权利控制的方式,要么采取广泛的“向公众传播权”方式如WCT、欧盟法;要么采取广泛的“表演权”方式如美国、法国。因此本文提 出的将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合并为一项“远程传播权”并非是标新立异,而是对多数国家成熟做法的借鉴。
第五,这一重构方案之所以将新的权利称为“远程传播权”,是为了将此项权利与那些控制将作品向现场公众传播的权利相区别,例如表演权和放映权。后两者权利虽然也属于广义上的传播权的范畴(即都是以无形方式传播作品),但它们都属于将作品传播给现场观众的行为。而“广播”和“网络传播”涉及的是将作品传播至远端供公众接收的行为,即属于非现场的远程传播行为。就“广播”而言,电视台播放的效果不在于使现场的观众能够观赏电影,而是将电影转化成电磁波通过无线信号发射装置传送到远端去,由远端的接收装置还原成电影声音和图像予以播放,网络传播也是如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制定WCT时就明确指出,“‘向公众传播权’中的‘传播’意指向未在传播起源地的公众进行传输”。{15}因此将合并后的权利称为“远程传播权”既是为了区别于现行立法已经存在的表演权和放映权,也是为了与国际公约保持一致。
七、结论与展望
199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刚通过WCT时,郑成思教授就曾预言:“将来,随着受网络服务影响而比重越来越大的听(观)众点播广播服务的发展,这点(广播与网络)不同之处可能将被冲淡。”{16}三年多前,笔者也曾撰文提出,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传统广播电视系统与互联网之间的界限将会越来越模糊,在两者最终达到融合的状态时,广播权将会被信息网络传播权吸收而形成涵盖范围更广的新权利。{1}而今,这一时代已经到来,这就是三网融合时代。三网融合时代的特征是传播技术的融合,传播技术的融合会导致传播行为的融合,而传播行为的融合必然导致传播权利的融合。面对三网融合时代的到来,顺应技术发展趋势,借鉴国际立法的成熟经验,打破现行立法在广播与网络之间存在的“壁垒”,构建一个包容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远程传播权”应当成为我国着作权立法未来的发展方向。
注释:
[1]《着作权法(修改草案)》3稿已于2012年10月形成,但因未向社会公开,且与2稿相关内容一致,因此不专门分析。
[2]2011年5月8日,武汉移动与武汉广电共同签署“三网融合?共建G3数字家庭”战略合作协议,这在全国属首批,标志着三网融合正式走入寻常百姓家。参见《武汉率先实现三网融合电视可直接上网》,载《中国日报》2011年5月9日。
[3]参见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昆知民初字第110号。
[4]参见《中影寰亚音像制品有限公司诉湖南教育电视台侵犯着作财产权纠纷案》。2012年1月12日访问。
[11]当然从解释论上仍可以适用“其他权利”这一兜底条款,但这毕竟是一种权宜之计。
[12]Directive 2001/2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Directive on the Harmoniz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01 0. J.(L167) 10, article 3.
[13]Ibid,Recitals para. 23.
[14]关于美国版权法中以发行权规范“网络传播”行为的分析,参见焦和平、马治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发行权的冲突与协调》,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9期,第61-64页。
[15]此为中国版权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张秀平在“2010中国版权年会”上的发言,参见肖虹:《关注三网融合与版权保护-2010中国版权年会在深圳举行》,载《中国版权》2011年第1期,第7页。
[16]不同之处仅在于增加了“直播”、“转播”。但在笔者看来,这一增加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即使不增加“直播”和“转播”,它们也可以被包括在修改后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前半句“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中,因为后半句“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这一“交互式”要求仅是修改后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规范的行为之一,而不是全部,因此单向式的“直播”与“转播”无需强调当然属于修改后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调整范围,这也是修改前后信息网络传播权定义的最大不同。
[17]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二中民初字第03110号。
[18]See Andrew Christie, Simplifying Australian Copyright Law: The Why and the How?[EB/OL].[2012-3-20]www. ag. gov. au/www/agd/agd. nsf/Page/Copyright_CopyrightLawReviewCommittee_CLRCReports_SimplificationoftheCopyrightAct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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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权论文范文5
【关键词】 互联网 网络传播自由 网络中立
互联网自兴起之日起就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在冲击着各行各业已有产业结构的同时又带来了许多新兴行业，产生了诸多新媒介现象。其中，互联网的发展对于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自由的冲击以及网络传播自由与网络中立之间的关系尤其引发了人们的激烈争论。
1 网络传播自由的概念及其特点
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所营造的虚拟社会更是成为真实社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毫不扩张地说，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任何传统媒体所没有的自由传播空间，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自由即任何人都有运用新闻传播工具，实现其言论、出版等民利的含义在互联网时代也有了新的延伸和发展[1]。
如果说在传统媒体时代，传播自由是受到严格“把关”的相对自由；那么，在网络时代，互联网的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传播内容丰富及传播方式多样化等特点，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自由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每一个网民都可以享受网络传播自由带来的便利。就如万维网的发明人伯纳斯？李所言：“在网上，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2]网络传播带来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平等与自由，信息传播的开放性和便捷性为大众和接受信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这种环境下，依赖于媒体运用基础之上的，更加侧重对媒体所发信息的评价的自由，即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自由得到了重组，并产生了新的网络传播自由的概念。网络传播自由是指网络用户在因特网上和接收信息的自由。这种网络传播自由不再强调把关理念，也不再受到媒介资源的控制，由此，媒体的神圣地位被打破；在信息面前，人们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搜寻甚至是主动。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传受的互动性，带来了整个传播方式的变革，传统媒体面对网络的竞争纷纷增加受众参与类内容，电视更是在技术上跟进，各种媒体竞相融合。
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传播变革，互联网已经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大传播媒介，互联网所带来的虚拟世界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信息世界，并拥有其独特的传播优势。在网络传播的诸多特征中，对社会生活冲击最大的莫过于网络传播的自由性。网络传播自由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1 信息选择的自由
相较于传统媒体上的传播，网络传播摆脱了时间空间和层层把关的审查机制的限制，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自由地选择自己需要的信息。网络媒体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由传统的媒介强势向用户“推送”信息的方式转变成了由用户主动从媒介上选择信息的“拉式”模式。在这种新模式的影响下，人们被动接受信息的方式转化为主动搜寻有用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网民掌握了信息的主动权，体现了信息选择的自由性。
1.2 信息的自由
由于互联网在技术上呈现出无中心特征，这就使得互联网不再受到资源的限制，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付费等方式来享受任何一台服务器上面的信息。这种无中心的特点还使得互联网信息的门槛迅速降低，每个人在互联网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平行的，这就使得人们在互联网上信息也是自由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互联网信息的者，用户主动的内容迅速成为网络信息的主要来源，这种UCG（用户产生内容）的信息方式充分体现了网络传播信息的自由性特征。
1.3 信息交流的自由
互联网交互性的特征使得网络上的每一个人既是受者又是传者。相对于传统媒体单一的传播方向，互联网时代的受众拥有更大的自由性，更多是在进行着多对多的信息传播活动。网民之间以及网站之间的频繁互动和即时沟通为互联网提供了庞大的信息内容库，这在维持互联网内容的正行运转之外也体现出了互联网信息交流的自由性。
2 网络传播自由的失控及其负面效应
网络传播的自由性、既时性﹑交互性等优势，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众多挑战和问题。其中，网络传播自由的滥用不仅影响到网络信息传播的环境，还削弱了网络媒介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破坏了社会公众平等、健康、有序的网络信息交流的权利。
2.1 网络传播自由的泛滥对媒介环境的污染
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史托尔曾说过：“因特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接受无政府主义的东西。”[3]在缺乏有效管制的网络世界里，每个人凭借着互联网的匿名性和低门槛性的特征肆意着自己的观点；这看上去比传统媒介时代严格的传播限制要自由很多，但实际上，这种自由是一种“消极的自由”，是最终会危害到广大网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自由。而这种“消极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网络信息的虚假和泛滥，使得真正有用的信息被埋葬起来，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垃圾信息，这些垃圾信息一方面减弱了网络媒体的公信力，损害了媒体的可信度，使得网络媒介的权威性弱化，因而难以形成强有力的网络舆论导向；另一方面，大量垃圾信息严重危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作为网络主力军的青少年，如若长期处在一个充满色情、暴力等垃圾信息的网络环境中，很容易形成错误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甚至会因为好奇而单纯的相信或者模仿网络信息所构造的事件，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所以说，网络传播的自由泛滥不仅仅降低了网络媒介的公信力，削弱了其舆论领导力，还影响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先进文化建设的进程。
2.2 网络传播自由的泛滥有损于现实世界的利益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现实世界中对于人们隐私权和知识产权等各项权利的保护形成了较为成熟稳定的系统，并形成了道德（软性的）和法规（硬性的）等两套秩序。而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人们具有更多的话语权，相对于现实世界中已经约定俗成的不合法的行为在网络所构建的虚拟世界中似乎变得模糊起来，在现实世界中具有约束效应的法律条文面对互联网庞杂的内容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种情况下，网络上各种侵权事件时有发生，并很难得到完美的解决。尤其是网络传播自由对个人隐私权的冲击是各种网络侵权事件中发生几率最高的一种。网络传播的自由泛滥使得一旦有关于个人隐私的信息泄露出去，就会引起数以万计的网友们的关注、转载和改编，并会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遍整个互联网。而网络传播自由性的特征也使得政府很难对于网民行为作出及时的反应和严格的规范；之现阶段我国对于在互联网上侵犯个人隐私权的相关规定并不完善，因此，一旦出现个人的隐私权遭到侵犯，势必会带给当事人难以名状的痛苦，甚至会出现家破人亡的现象。这样，原本只是在网络上的侵犯个人隐私权的事件最终会变成损害当事人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利益，这也体现了网络传播自由的泛滥对于个人现实生活带来的巨大的影响。
2.3 两大阵营对于网络传播自由的辩护和反驳
随着网络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逐渐普及，它已经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大主流传播媒体。互联网为各种不同声音的传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由于网络的虚拟性、随意性等特点，网络传播的自由性逐渐扩张并变得泛滥，这使得互联网上充斥着大量虚假和垃圾信息。因此，我们必须对网络传播自由进行控制。正如斯皮内洛所指出的：网络空间言论自由和内容控制问题已无可争辩地成为初露端倪的信息时代最富争议的道德问题[4]。当然，人们对网络自由精神及其实现程度有着不同的理解，这种不同的理解使得人们对“是否应当对网络传播的自由加以限制”的这个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并由此分成了自由派和规制派两大派别。规制派认为，网络传播虽然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不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其他值得珍视的价值，因此，应当对网络传播自由进行必要的规制。而自由派则认为，互联网建立的初衷是希望能够构建一个自由平等分享信息的平台，因此，互联网技术上尽量减少对其自由性的约束和现实世界中努力控制其自由性的做法是相冲突的。正如迈克尔？戈德温所认为的那样，网络把出版自由的全部权利交到了每个人手中[5]。作为一个平台，互联网给予了人们更多地话语权，人们可以更加自由的阐释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建议，互联网传播的自由性已经成为一种民主的展现形式，因此，应当尽可能地拓展网络空间自由表达权的范围，政府不应限制或过滤网络信息，不应该干涉网络传播的自由权。实际上，两大派别的争论在本质上也是对于网络信息传播及其收益的划分，因此，在研究“网络传播自由”的过程中不妨借鉴已有的“网络中立”的研究成果，以图找出“网络传播自由”发展的科学路径。
3 网络中立对网络传播自由的启示
互联网的发展除了带来了“网络传播自由”之外，还带来了“网络中立”等新的媒介现象。两者虽然不属于同种利益集团下争论的话题，但其实，两者都和互联网的发展息息相关。目前，网络传播自由的滥用已不断向相对规范的现实社会挑战。因此，我们不妨借鉴“网络中立”研究的成果来正确地认识它、引导它，找到能够合理利用“网络传播自由”的有效方法。
3.1 制定政策或法律措施，有效引导“网络传播自由”
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可以承载很多企业的创业平台，更是一个信息十分丰富的数据库，而“网络传播自由”一方面不断丰富和充实着互联网这个庞大的信息库，另一方面，网络传播自由的滥用也使得数据库里面的信息良莠不齐。为了保证互联网信息数据库的质量，提高其对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能力，我们可以借鉴“网络中立”的成果，把“网络传播自由”当做是互联网的一个基本特征，利用法律或者政策对其进行适当的规定，对涉及到个人隐私等权利方面的内容可以作出相应的处罚，不断地完善政策或法律条文，努力做到明晰网络传播自由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干预性的实施“网络传播自由”，即要发挥网路传播自由能够表达民意、分享信息的积极作用，又要规避其虚假和垃圾信息泛滥的消极作用，让“网络传播自由”真正能够为社会建设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3.2 技术控制
创造清洁的网络环境，保证网络用户自由的权利，正确的发挥网络传播自由的积极作用，除了国家相关法律政策的监督之外，还需要充分的技术支持。我国现有的网络控制技术主要是分级系统软件和过滤技术软件两方面。所谓分级系统也就是指通过一定的分级标准，帮助用户控制在登陆网络后所应该看到的和不应该看到的信息内容，防止用户接近有害信息。过滤技术是通过一定产品数据库来限制对网络信息内容的取舍，将不良信息阻拦在赛博空间的边缘，从而实现对非法有害信息的防范。这两种防范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网络环境进行净化，保证网络传播自由的边界，但是，这两种措施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才能真正为网络传播自由的合理发挥保驾护航。
3.3 网络传播的自律机制
毋容置疑，对于网络传播自由的规范应该注重其自律机制的建设。重视每个网民的作用，以每个网民为对象，注重启迪网络用户自己管理自己的自觉性，从而达到自下而上的网络传播管理。就像“网络中立”中网络内容提供商和网络运营商一样，在一定的范围内，自觉遵守“网络中立”，不利用自身优势恶意打击对方的互联网业务，不歧视非本公司用户的互联网内容的请求，严格遵守自律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让“网络传播自由”真正从根本上得到合理有效的运用，弥补法律的滞后性，为“网络传播自由”带来更多发展的机遇，也从推动我国互联网的发展。
4 结语
无论是“网络传播自由”还是“网络中立”，两者的产生和发展都和互联网的发展息息相关，本文对网络传播自由的概念和特点进行了梳理，分析了现阶段网络传播自由带来的主要问题，并借助“网络中立”的成果对“网络传播自由”未来的发展做出了初步的判断。可以相信，随着网民素质的提高和互联网技术的成熟，网络传播自由将越来越发挥其积极作用，并真正做到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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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权论文范文6
深度链接作为网络著作权的新问题引发学界许多关注。文章梳理了深度链接的概念及特征，区分了深度链接与普通链接相比的特殊性。深度链接并没有直接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而属于间接侵权中的帮助侵权，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得到了认可。
关键词：
深度链接；信息网络传播权；间接侵权；网络著作权；侵权认定；司法实践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版权侵权现象，深度链接即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问题。本文旨在详细地介绍深度链接的概念特征及侵权认定，并梳理在我国发生的有关深度链接的大量案例来厘清其中的重要问题，希望能给国内的司法判决以一定启发。
1深度链接的概念及特征
链接又称超文本链接（Hypertextlinking），是指使用超文本制作语言编辑包含标记指令的文本文件，在两个不同的文档或同一文档的不同部分建立联系，从而使访问者可以通过一网址访问不同网址的文件或通过一栏目访问同一站点的其他栏目。深度链接作为一般链接的特殊形式，指的是绕开被链网站的首页而直接链接到分页的链接方式。当用户点击链接标志时，网页会避开被链接网站的首页而直接跳转到具体的内容页，即分页。通常，只要被链接的对象合法并且得到了权利人的许可，一般的链接并不会导致侵权，而本文暂不讨论被链接的对象本身侵权的情形，因为如果被链接的对象本身就是侵权的，侵权就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被链接对象不侵权的大前提下，为什么要将链接的特殊形式——深度链接来单独讨论呢？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其一，深度链接容易导致广大用户对被链接网站的误认和混淆，通常用户往往还会以为自己还停留在原网页上，而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了新的网站的分页，这样被链接网站的影响力和收益就会大大降低；其二，由于深度链接是直接链接到被链网站的分页，这也会降低被链接网站的访问率，因为其省去了进入被链接网站主页的这一步；其三，被链接网站的主页通常会投掷有大量的广告，而深度链接免去了访问主页这一步，这也会严重影响被链网站的广告效果。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由深度链接引起的诉讼越来越多，从1996年发生在苏格兰的ShetlandTimesV.Wills的深度链接第一案到我国今日头条的侵权纠纷，司法实践中对深度链接的侵权问题的讨论从未停止。基于此，深度链接这一链接形式是值得拿出来单独讨论的，并且在司法实践中关于深度链接既有著作权法上的侵权问题又有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问题，本文仅讨论著作权法中的关于深度链接的侵权问题。
2深度链接涉及的著作权问题
深度链接涉及到知识产权法中的著作权人的财产权，其中包括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和改编权等。对于深度链接是否侵犯了被链接网站的复制权、发行权和改编权，学界没有太大争议，基本认为深度链接没有侵犯这几类权利，但对于深度链接是否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学界有较大争议，下面对其进行具体分析：目前我国司法界和学术界对涉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诉讼经常会有较大争议，根本原因就在于对“网络传播行为”的认识尚有模糊之处。要正确认定深度链接是否侵权，首先要有对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网络传播行为有清楚的界定。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1款第12项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这一规定也是借鉴了1996年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中的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界定。遗憾的是我国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网络传播行为做出具体规定，本人认为网络传播行为的核心在于提供作品，使作品处于可被公众获得的状态，提供作品又具体指将文件上传至或以其他方式置于向公众开放的联网服务器或计算机中。“其他任何没有将文件上传至或者以其他方式置于向公众开放的联网服务器或计算机中的行为都不构成网络传播行为。”而深度链接只是链接到了被链接网站的分页，没有实质地将文件上传或以其他方式置于开放的联网服务器，真正的上传文件者不是实施深度链接的人，而是被链接网站作品的原始上传人。只有这个原始上传人才使作品处于公众可获得的状态，深度链接充其量只能说加剧了公众获得的范围。基于此，深度链接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提供链接不属于网络传播行为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对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第八条有项议定声明：“仅仅是为促成或进行传播提供实务设备或设备的，不致构成本条约或《伯尔尼条约》意义下的传播。”深度链接尽管扩大了作品的传播范围，但其不属于上传作品的行为，因此就不能认定为网络传播行为，也就没有直接侵犯被链网站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3深度链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
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发生了一些有关深度链接的侵权纠纷，本人收集了一些2004年之后有较大影响力的关于深度链接的案件（都为中国境内案件）。这些案件都是关于深度链接侵犯版权的问题，从这些案例来看，原告与被告的争议和法院判决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
3.1服务器标准与用户感知标准前面已经论述了深度链接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网络传播行为，没有直接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事实上，在判断深度链接是否为网络传播行为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服务器标准和用户感知标准之争，但法院在判例中多选择服务器标准。服务器标准通常应是以传播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是否由网络服务提供者上传或以其他方式置于向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上为标准，而用户感知标准则是为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所提供服务的形式使用户误认为系其提供作品。法院在实际审判中不会完全摒弃用户感知标准，也会借鉴用户感知标准，借助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司法解释中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来判断提供者是谁。依据服务器标准，深度链接是没有将文件复制或上传到服务器中的，只是提供了到被链网站分页的链接，“设链”与“上传”文件是有本质区别的行为，因此深度链接通常不会认定为直接侵权，而在损害赔偿上会基于是否造成用户的误认或不良影响的大小来确定赔偿数额。服务器标准也得到了国际的认可，例如在“Perfect10V.Google”案中，美国第九巡回法院判决指出应依据“服务器标准”（servertest）来认定直接侵权，而链接并没有将文件上传至服务器中，就不能认定为直接侵权，只能是间接侵权。用户感知标准仅仅依靠用户的主观感受来判断是否侵权，主观性太强，而且明显忽视了互联网整合资源、聚合资源的特征，因此不能为法院所接受。澳大利亚高等法院的判决也有类似规定，服务器标准作为直接侵权认定标准已被国际认可。
3.2直接侵权与帮助侵权的区分“直接侵权”与“帮助侵权”这类术语尽管没出现在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中，但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得到了认可。帮助侵权属于间接侵权，是指行为虽然没有构成对他人专利权的侵犯，但是却教唆或引诱第三人侵权，从而在事实上帮助了侵权或者共同参与了侵权。帮助侵权的成立必须有帮助者的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这与直接侵权中的无过错责任不同。知识产权的基本理论认为，著作权间接侵权的行为并没有侵犯《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关于著作权和领接权的权能，而是该行为构成了帮助、引诱、教唆直接侵权人的行为，应该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做出如下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这条规定也间接地肯定了深度链接不属于直接侵权行为，而属于间接侵权行为，具体说来，是属于间接侵权中的帮助侵权行为。
3.3“明知”或“应知”的判断设链方对被链作品的侵权是否明知或应知也是在司法审判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对“应知”的判断概括说来应当适用“红旗标准”，红旗标准是指当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事实像一面鲜艳的红旗在网络服务提供者面前公然地飘扬时，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事实视而不见，那么同样能够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知晓侵权行为的存在。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公布的《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条做出了具体说明，包括“传播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类型、知名度及侵权信息的明显程度；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主动对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进行了选择、编辑、修改、推荐等；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积极采取了预防侵权的合理措施”等。比如对于一些即将上映或正在上映的热门影片，一些网站上可能会出现枪版影片的深度链接，这些设链网站显然侵犯了这些影视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这时就可以依据“红旗标准”来判断设链网站的侵权行为。第十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网络服务时，对热播影视作品等以设置榜单、目录、索引、描述性段落、内容简介等方式进行推荐，且公众可以在其网页上直接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应知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十一大唱片公司诉雅虎案的判决就体现了第十条的内容，原告将被告设置链接构成帮助侵权作为诉因而赢得了审判，被告恰好就是为其链接的内容设置榜单进行推荐而且公众可以直接在其网页下载，所以该案法院判决原告获胜。对于“明知”的判断，国内学者王迁总结了“无通知则无明知，无明知则无责任”的原则，对明知的判断主要看是否收到了权利人的通知，因为在实践中，设链方通常不会主动承认自己明知被链接的内容侵权，明知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只能通过外部行为来判定，而这种外部行为就是通知后的行为。因此，没有权利人的通知，就无法判断设链方的明知的主观状态，权利人向设链方发出通知就成为证明设链者“明知”的唯一途径。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判断设链方“应知”的主观心理状态可以直接适用“红旗标准”，判断设链方“明知”的主观状态可以适用“无通知则无明知，无明知则无责任”的原则。
4合理使用的抗辩
著作权法中关于著作权侵权的抗辩主要有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强制许可、著作权失效等，而关于深度链接这种形式，讨论较多的抗辩事由则是合理使用。美国最高法院在Camphell诉Acuff-RoseMusic案中就曾指出版权保护中设立合理使用制度的最初目的就是促进科学进步及有益文化艺术的传播。美国版权法第107条也明确规定：“出于批评、评论、新闻报道、学术研究的目的而合理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不构成侵犯版权。”深度链接作为网络著作权的一种行为，也应该受到合理使用这类抗辩的约束。当设链网站设置链接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自己的个人教育，或在线教育，或设立公共图书馆，就可以以合理使用作为抗辩事由。判断合理使用时应该考虑的因素包括该使用的目的是营利性的还是非营利性的、受版权保护作品的性质、该使用对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的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等。
5结语
信息化时代著作权侵权判定越来越复杂，以深度链接为例，我国的司法审判实践对于深度链接案件的处理从直接侵权到间接侵权不断改进，最后依据服务器标准认定深度链接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不是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犯，而是间接侵权中的帮助侵权，这无疑是司法审判实践的进步。至于间接侵权这一概念能否适当地引入到我国的立法中可能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除了深度链接问题，还有APP客户端内容聚合、加框链接等网络著作权新问题值得探讨，在著作权法的语义体系内解决互联网领域的网络著作权问题对广大法律工作者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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