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论文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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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论文

网络舆情论文范文1

1.网络舆情内容在当代大学生中的表现形式和特点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高速发展,高校校园内的网络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网络上传播的内容也具有时效性,社会上的一些焦点问题、具有偶发性的关乎学生切身利益的事件以及具有失实的、带有反动性的或者煽动性的舆论等,特别容易形成高校校园内的网络舆情。当代大学生网络舆情表现的主要方面有:为了大家共同喜欢的热点话题而彼此进行交流,释放和环节心情,形成比较稳定的话题和讨论氛围,受学生们欢迎,而比较乐意参与其中;还有一些是学生遇到了困难,在网络上互相交流而产生的互动,一般不会产生矛盾;还有一些是对社会问题、学校工作等有一些情绪化的看法,这类舆情需要关注与引导;另外一些严重的是情绪失控,对一些问题恶意攻击、谩骂、诽谤,这类学生不能代表主题,不容易引起共鸣,但是个别的短时间内会博人眼球引起关注,需要学校关注和治理。

2.参与学生的特点

少部分的学生是校园网络舆情的制造主体,但是大部分的学生是参与者,或者说参与者较多,制造者较少。目前,流行的网络平台以地区性的论坛、QQ群、微博、微信、留言板、校内论坛等为主。在这些网络平台同时涌现了一些领袖,他们的级别较高,经常发表信息,把网络平台作为了舆论交流和传播的场所,当一些热点问题出现在网络平台上后,会吸引大量同学的关注,即使一些同学不参加发言与回复,但舆论的人气也在不停的上升,很快成为受关注的热点问题。

3.当代大学校园内舆情的影响范围和传播速度特点

由于高校网络舆情平台的多样性,可以在地区性的论坛、QQ群、微博、微信、留言板、校内论坛多种平台上传播,因而学生了解信息的渠道很多,了解信息的速度会很快。同学们的兴趣点也也很大的相似性,例如在论坛上发表一篇言论,如果发表的时间合适,标题和内容吸引人,回帖数了集中,段时间内帖子就会顶到论坛顶部,引起众多同学的关注,所以高校大学生的网络舆情的形成具有速度快和影响面大的特点。

二、针对当代大学生网络信息管理的对策

1.注重德育教育来引导学生,在精神层面上培养学生

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培训学生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思想,进行中华传统的美德教育,努力营造主流舆论,培养正能量。对网上的不良的负面的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负面消息,要旗帜鲜明的批评,净化网络舆论环境。

2.结合网络环境的特点,使用创新教育的手段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环境下,要引导学生正确的言论,就要结合网络环境的特点。利用好地区性的论坛、QQ群、微博、微信、留言板、校内论坛的宣传作用,占领舆论的桥头堡。例如主动在论坛上发表和同学密切相关的话题,解决同学们生活中的困难,引导同学们正确的网络评论习惯。利用QQ群建立即时互动的网络讨论平台,给大家提供轻松的讨论氛围。利用校园网VOD进行视频播放,引导同学们观看有意义的影片资料。利用校园网FTP发一些学习和生活相关的电子资料,鼓励同学们去学习和交流,引导同学们正确的上网习惯。即使更新校园网信息,宣传好人好事,求职信息等和同学们密切相关的公告。

3.加强网络舆情管理队伍的建设,提高针对网络舆情的管理水平

网络舆情论文范文2

关键词: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综述;趋势分析

互联网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也形成了全新的舆论环境,网络舆情成为网络管理的重要内容。网络舆情是由某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1]。作为网络舆情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网络舆情近年来已成为提升高校治理能力的重要课题,受到高校的重视和学者的关注。

一、主要研究成果

目前,高校网络舆情研究人员主要选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知网博硕士学位论文和学术期刊论文作为数据来源,从时间维度、学者角度、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分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网络舆情研究的立项资助情况,可以反映国家层面的研究导向和研究人员的关注程度。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使用“网络舆情”关键词检索到的2008—2019年立项课题达89项。网络舆情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时段是2010—2012年。这一时期,我国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便捷的网络访问使自媒体用户数量迅猛增长,传统媒体的话语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被蓬勃发展的自媒体削弱,每个网民都可以积极参与信息的、传播和互动,此起彼伏的网络舆情事件引起政府重视和全民关注。第二个高峰时段是2017年至今。党的报告把网络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随后研究人员围绕报告提出的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目标再次聚焦网络舆情研究领域。从项目类别来看:网络舆情研究一般项目占51%,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分别占7%和4%,体现出典型的应用型研究特点;青年项目占28%,说明对互联网比较熟悉的青年学者更加关注网络舆情研究领域。在中国知网使用关键词“高校网络舆情”可以检索到2007—2019年发表的博硕士学位论文309篇、学术期刊论文2531篇。高校网络舆情的研究始于2007年,2008—2014年是快速增长阶段,2015年至今该领域仍是研究热点。此外,高校网络舆情研究成果的质量也逐渐提高,表现为已发表的博硕士学位论文、核心期刊论文数量明显增加。

二、代表性研究观点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并不严格区分舆论、民情和民意等概念,通常都使用“publicopinion”来表述。民意概念出现的年代并不久远。民意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得到重视。法国思想家卢梭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中首次提出了“公众意见”的概念,为近现代舆情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19世纪初期的民意研究为政府的有效管理提供参考。进入互联网时代,民众利用互联网社交平台表达政治诉求和政治意见,成为西方政体环境中民众参政议政的主要方式。美国人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的《公众舆论》中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公众舆论的定义和传播方式。美国传播学家库姆斯和唐纳德在1972年《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提出了著名的“议程设置理论”,重新揭示了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为人们认识传播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近年来,国外学者发现民众普遍地通过网络渠道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公共事务的监督和管理,明确提出“冒险转移”可能造成的思想偏差和可能产生的极端观点。此外,国外学者还充分考虑了政治基础、社会现状、市场规律和文化传统对网络舆论的影响,综合运用工具和数学模型进行舆情引导控制研究,提出了与法律法规、自律意识、过滤技术、审批内容等相关的实践操作措施。

(二)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网络舆情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黄钦等采用关键词共现聚类方法,对高校网络舆情从基本内涵、传播特征、监控机制、引导机制、突发事件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归纳[2]。学者们对网络舆情的基本内涵进行了深入阐述。谭伟提出,“网络舆情是互联网上传播的公众对某一焦点所表现出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带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3]。邹军认为,“网络舆情是通过互联网表达的社会舆论,广义的网络舆论包含所有的社会舆论形式,狭义的网络舆论特指网民在互联网上表达的舆论”[4]。安珊珊指出,“网络舆情是公众(主要指网民)以网络为平台,通过网络语言或其他方式的互动,公开表达对自己所关心的话题、某些有争议的公共事务或焦点问题,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倾向性的意见和言论的总和”[5]。目前,关于高校网络舆情的概念还存在争论。学者们对网络舆情的主体和载体的认定有差异,其中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高校网络舆情的载体是校园网络,其主体是高校师生。王健提出,“高校网络舆情是与高校有关工作相联系的网络评论或观点”[6]。吴勇等认为,“高校网络舆情是高校师生员工对构建和谐校园的态度和意见”[7]。章忠平等指出,“高校网络舆情是高校师生通过互联网对校园生活中的某些现象、校园管理以及其所关注的其他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所表达的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的总和”[8]。学者们分析了高校网络舆情具有的分散性、特殊性、爆发性等传播特征,探讨了舆情通过自媒体平台从下至上、从内至外的传播过程和主要特点。张彦等提出,高校网络舆情的传播特点体现为参与主体的特殊性、舆情内容的复杂化、传递过程的互动性、舆情形成的迅捷性、舆情扩散的难控性、群体极化性[9]。林兴发等认为,高校网络舆情形成与传播的过程包括筛选与认知公共事件、融合意见、形成行为示范效果等三个阶段[10]。牛兵等提出,高校网络舆情的传播可以分为个别网友爆料、网友讨论、形成舆论压力、传统媒体介入、相关部门应对、波澜再起及再次应对、网友注意力转移、网络舆论消退等八个阶段[11]。韩春艳指出,高校网络舆情主要分为偶发型、偶遇机会型和多级传播型等三种传播方式[12]。王凤仙等尝试构建体现当前社会环境的信息传播模式,将高校网络舆情的发展周期分为酝酿、爆发、扩散和衰退等四个阶段[13]。关注监控机制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主张:建立高校新闻发言人制度和网络信息员队伍,公开、透明、全面、真实地传递事件信息,从源头上消除网络舆情;将基于大数据分析、计算机语言处理等技术的信息系统广泛应用于网络舆情监控。夏顺辉提出,应建立网络舆情监控机制,准确把握高校网络舆情的产生、发展、导向等情况,及时将最新情况提交管理部门以便有效地进行危机预警[14]。陈艳红等建议基于信息采集、预处理、中文分词、特征选择、文本分词和聚类分析的舆情热点发现模型,为高校网络舆情监测和识别提供技术支持[15]。李定坤等结合高校网络舆情存在的网络伦理道德建设滞后、监管失控、非理性蔓延等问题,从建立健全舆论引导机制、舆情协调机制、舆情交流机制、管理保障机制、应急处理机制、新闻制度等方面提出高校网络舆情的监测和应急方法[16]。李婧等讨论了基于网络舆情事件分类的指标体系,对网络舆情的预警防控、信息源判断、快速响应等提出新的思路[17]。在引导机制研究领域,学者们主要探讨的网络舆情的预警、引导、干预和危机处理,包括预警过程中的信息控制,干预引导过程中的权威信息、网络谣言澄清和“意见领袖”作用发挥,危机处理过程中的网络德育和安全教育等。曾润喜等系统地讨论了高校网络舆情快速响应机制,提出了迅速上报、紧急应对、迅速联动、及时反馈的快速响应流程[18]。冯荣等提出,在引导网络舆情时需要明确网络伦理的责任主体,加强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强化网络主体心理调适[19]。蔡文政等提出包括监测预警、分析研判、应对决策、处置联动的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机制[20]。章德林等提出健全预警应急机制、打造自媒体疏导舆论、建立校园舆情引导团队的策略[21]。在突发事件管理研究领域,学者们主要探讨高校突发事件的网络应对和处理方式,通过改变传统思维进行适应自媒体时代的突发事件预警处理和事后管理。尹君指出,突发事件无法预测和控制,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管理机制、开创新型网络舆情对话模式、掌握舆情引导主动权、拓展宣传思想工作途径等是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措施[22]。张义庭等构建了基于熵理论的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模型,阐述了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化对熵值产生的影响[23]。为了及时察觉、发现和识别潜在的由网络舆情引发的突发事件因素,时钟平等构建了包括舆情根源、关注程度、行为倾向在内的高校网络舆情突发事件预警指标体系[24]。张允峥等结合自媒体时代突发事件的传播特点,从突发事件传播的主体、内容、渠道、效果等方面提出应对策略,并特别提到在突发事件得到解决后应着力做好善后处理工作,防止舆情再次发酵导致的事件升级[25]。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学者们阐述网络平台的内在机制和发展趋势带来的理论、内容和手段创新,讨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结合的在线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和立体化思想政治教育平台构建。廖扬平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具备导向功能、凝聚功能、内化功能、覆盖渗透功能、预测预防功能[26]。白?等认为,高校网络舆情是大学生思想变化的“晴雨表”,通过建立应对机制、把握思政教育主旋律、提高监管能力、增强网络道德意识、解决实际困难等措施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27]。刘莹莹建议,通过重视网络舆情建设、丰富网站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加强高校网络教师专业队伍建设、组建网络环保队伍、加大网站监管力度等,构建新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28]。郁文娟讨论了网络舆情对思想政治教育在优化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方式、激发教育功能等方面的积极影响,以及对教育理念、教育环境、教育难度、教育队伍等带来的消极作用[29]。

三、研究趋势

(一)夯实理论基础

目前,高校网络舆情的基本概念缺乏权威性和系统性。网络舆情的客体究竟是互联网还是相对独立的校园网,众说纷纭。学者们侧重于讨论高校网络舆情的内涵,不太关注其外延。高校网络舆情的社会环境未能得到足够关注,导致高校网络舆情的理论基础不够扎实。

(二)拓宽研究视野

高校网络舆情既具有社会网络舆情的普遍特征,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要充分研究高校网络舆情,除了关注高等教育学、新闻传播学、思想政治教育、计算机应用技术、图书馆学、情报学等学科领域,还必须学习应用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知识,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

(三)丰富研究方法

大数据技术为高校网络舆情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方法。借助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建模和结果可视化分析,可以提升高校网络舆情的研判预警能力和应对化解能力。应积极推动大数据平台建设,与相关研究机构密切合作,建设技术先进、响应迅速、行动高效的数据分析技术团队,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舆情分析、引导、处置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点。

(四)拓展研究范围

高校网络舆情的研究重点是舆情的事后处理。目前,对舆情事件的监控和舆情发生后的应急响应,对网络舆情的事前干预和事中引导,均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下一阶段,应加强对高校网络舆情的事前干预机制的研究,同时,借助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自媒体,并使用高校师生偏好的话语体系和交流方式,增强对舆情的引导能力。

参考文献:

[1]曾润喜.网络舆情信息资源共享研究[J].情报杂志,2009(8):187-191.

[2]黄钦,关鹏,裴敏俊,等.国内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J].高校辅导员学刊,2018(5):76-82.

[3]谭伟.网络舆论概念及特征[J].湖南社会科学,2003(5):188-190.

[4]邹军.试论网络舆论的概念澄清和研究取向[J].新闻大学,2008(2):135-139.

[5]安珊珊.网络舆论:从概念到属性的理论溯源[J].东南传播,2012(6):21-24.

[6]王健.高校网络舆情的监测与引导[J].信息网络安全,2009(3):54-57.

[7]吴勇,王玉良.不确定视域下校园网络舆情管理机制的构建[J].学术论坛,2009(7):186-188.

[8]章忠平,陈炎,曾萍,等.高校网络舆情管理的策略性研究[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1(6):21-23.

网络舆情论文范文3

[关键词]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策略

一、引言

互联网给人们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也产生全新的舆论环境,网络舆情成为互联网生态重要特征。在思维方式差异化、利益诉求多元化、观点观念冲突化、信息交互便捷化的背景下,高校网络舆情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引起广泛关注。数据显示,2020年涉高校全国重大舆情同比增加33%。从舆情类型分布来看,学生安全、校园管理话题走热,相关事件占比最高,均为18%;学术不端类舆情占比为15%;违纪违法类舆情占比为10%;同时,招生录取、学籍管理、师德失范等舆情也时有发生[1]。如何做好网络舆情引导处置工作,降低其负面影响,切实维护校园和谐稳定,成为新时代高校提升治理能力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内涵与规律

(一)舆情内涵

近年来,舆情研究持续深入开展,学者们从政治学、社会学、行为学视角,对舆情概念进行阐述,张克生(2004)的观点较有代表性,“舆情是国家的决策主体,在决策过程中产生的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客观活动,以及民众在认知和情感基础上对社会客观情况所产生的主观政治态度”[2]。舆情是公众意愿的体现,是舆情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舆情代表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但并非所有人的意愿;舆情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互联网出现后,人们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表达观点、传播主张更加便捷高效,网络舆情受到重视。结合现有文献,学者们普遍认为网络舆情是“由于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3]。网络舆情的主要载体是网络空间,针对的是社会公共事件,具有很强的聚集效应。高校网络舆情概念还存有争议,第一,舆情主体是普通网民还是高校师生;第二,舆情客体是高校突发事件还是社会热点事件;第三,舆情载体是互联网还是校园网。本文采用的定义是“普通网民和高校师生以互联网为载体,对高校相关事件及其社会影响所表达的意见、态度和观点的总和”[4]。

(二)舆情规律

1.形成规律。高校网络舆情的产生源自校园突发事件,网民参与评论、转发,表达观点,最终引发社会关注,其形成具有规律性,包括议题出现、个体反应、网络扩散、爆发增长、舆情产生五个阶段。网络舆情形成的时间短、范围广、影响大,具有明显的“刺激源”。2.发展规律。高校网络舆情产生后,舆情主体扩大,网上热度和影响迅速增加,发展过程具有规律性。突发事件与舆情主体相关度越高,舆情持续时间越长、影响越大;随着突发事件得到解决,舆情主体关注度下降,兴趣点转移,舆情逐渐平息。高校网络舆情强度与社会关注度正相关,即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相应的舆情较为激烈。3.消退规律。高校网络舆情消退过程具有规律性。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网络舆情,需要推出具体处置措施后才能平息。社会关注度较低的网络舆情,可以采取冷处理方法,即不主动提出处置措施,适当保持沉默,新的热点事件出现会转移网络舆情关注度。高校网络舆情可以消退,但会留下“印记”,当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时会与新的舆情产生“叠加效应”,造成更大影响。

三、现状与问题

(一)工作现状

1.工作方式不断丰富。面对网络舆情不断增多的趋势,在工作方式上进行创新与实践。建立引导制度,设置新闻发言人,面向社会和媒体及时通报事件信息,打造对外交流窗口回应社会关切。制定工作预案,明确网络舆情信息收集、信息分类、信息处理、信息反馈、信息跟踪等应对处理流程,做好处置程序和备案管理。2.工作队伍不断完善。成立网络舆情工作小组,多部门协同配合,共同应对引导处置工作。成立网络舆情教育队伍,增加二级院系党政负责人、辅导员工作职责,密切关注学生动态,做好学生思想教育。成立网络舆情监督队伍,组织入党积极分子、优秀学生干部、党员教师,拓宽信息收集渠道,跟踪发展走势,做好正面引导。3.工作研究不断深入。高校网络舆情研究始于2007年,2008年至2014年处于快速增长阶段,2015年至今该领域仍是研究热点。高校网络舆情研究水平逐渐提高,已发表的学位论文、核心期刊论文数量明显增加。高校主动邀请专家学者举办网络舆情培训讲座和学术报告,提升工作人员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

(二)存在问题

1.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工作能力不强,专业对口率不高,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开展工作意识不够、效果不好;工作经验缺乏,工作基础、精神状态难以满足网络舆情工作实战化要求,在舆情引导处置过程中陷入被动。工作协同不够,现有的管理体制、部门分工和岗位职责,难以发挥集体智慧和团队力量,没有形成合力做好舆情引导处置。2.机制建设有待健全。预警机制不完善,实践探索不成熟,需要在监测体系、采集体系、分析体系、警报体系、防控体系、反馈体系等方面深入探讨。应急预案不完善,不能严格按照预案开展工作。外教事件中,辅导员没有及时上报学生反馈的信息,违反工作纪律擅自群发短信导致舆情爆发。平台建设不完善,现有管理机制无法整合二级新媒体平台资源,打造宣传矩阵共同发声不够,正面引导力量较弱。食堂涉嫌性别歧视事件中,校内二级新媒体平台参与评论和转发,使得舆情影响迅速扩大。3.个体素养有待提升。部分管理人员无法适应当前网络和媒体环境,不善于运用新媒体开展工作、做好沟通,没有真正站稳守好网络宣传阵地,处于被动状态。个别学生法律意识淡薄,对网络信息缺乏有效的辨别能力,成为网络舆情传播者、助推者。部分教师政治敏感性不强,对网络信息缺乏应有的鉴别和判断能力,审核把关不严,甚至出现意识形态领域突发事件。

四、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工作队伍建设

组织信息技术人员、网络管理人员、学生信息员和辅导员,对校园各类信息进行监测,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做好过程跟踪;网络舆情发生后,协助查找源头,回溯演变过程,预判发展趋势,防范事态恶化,降低舆情影响范围,做好舆情正面引导。发挥师生群体“意见领袖”影响力号召力,与学校保持一致、同步同向、形成合力,采用符合师生习惯的表达形式,引导网络舆情走向。开展业务培训,举办思想政治、形势与政策、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等讲座报告,提升网络舆情工作能力与职业素养。

(二)加强规章制度建设

完善管理规章制度,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主管部门要求,落实校园网实名认证制度、校内网站和新媒体平台备案制度、信息审核制度;明确二级单位网络舆情管理职责,制定网络舆情分析研判制度、汇报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度;学校明确网络舆情管理要求,通过《章程》和《学生手册》等保障网络舆情工作有序开展;依法治校,引导师生文明上网,理性互动,约束自身网络行为,如涉及网络谣言、网络诽谤、网络暴力等,按照法律法规严肃处理。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善于运用各类媒体平台消息,通过媒体解读、电视采访、专家评论、论坛跟帖等方式,及时公开学校应对处置情况,争取社会公众支持,有效化解舆情影响。完善追责问责制度,第一时间展开网络舆情调查,广泛收集意见,准确把握走向,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合理化解负面影响,对突发事件相关责任人追责问责。

(三)加强工作机制建设

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明确责任、落实分工,向政府部门、社会媒体、校内师生通报信息;做好信息收集、处理、报送,防止迟报、漏报、瞒报;及时查找问题、总结经验,编写案例并开展研讨。主动对接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与社会媒体、公安和网信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发挥合力做好网络舆情工作。完善校务公开,通过校园网、官方微博微信学校重大事项、重要规划和重要决策,设置“书记校长”信箱、安排校领导接待日,广泛征求师生意见建议,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做好突发事件情况通报。完善日常监测,组建网络舆情监测团队,对校内即时通讯、微博微信、短视频等平台开展全天候监测,发现突发事件和异常动态及时上报、进行甄别。

(四)加强媒介素养教育

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发挥高校媒介资源优势,组织师生参与校园新闻宣传工作,熟悉工作流程、掌握工作技能,提升对网络信息的分析、鉴别和判断能力;丰富媒介素养教育形式,邀请媒体资深从业人员举办讲座报告,推荐师生赴媒体单位参加实习,全方位提升媒介素养;在素质教育中增加媒介素养内容,编写培训教材,开设媒介素养课程;定期举办校园新闻宣传技能大赛,挖掘热爱媒体工作、熟悉媒体技术的师生,将其培养成师生群体的“意见领袖”,努力打造校园新闻宣传工作梯队。

参考文献:

[1]2021年高校舆情风险清单[EB/OL].[2021-01-12].

[2]张克生.国家决策:机制于舆情[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17.

[3]曾润喜.网络舆情信息资源共享研究[J].情报杂志,2009(8):187-191.

网络舆情论文范文4

关键词:微传播;高校;网络舆情;风险管理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7%。20~29岁网民占比19.9%[1]。由此可见,高校学生是网民中的主力军。网络是大学生发表言论、表达诉求、宣泄情绪的重要渠道,也是引发高校舆情的重要载体。

一、网络舆情风险管理的特点及意义

风险管理是指在一个肯定有风险的环境里把风险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降至最低的管理过程。风险管理实质上是在对风险进行系统认知、评估、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较为合理科学的办法,进行科学有效的、有计划的处理,从而付出最低的成本,达到最优的效果[2]。舆情风险管理对高校的形象塑造和声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加强舆情风险管理是实现校园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舆情风险管理一般有应急和长效两大机制。应急机制即危机管理机制,是指当舆情信息出现后,高校管理者根据舆情事件作出判断,核实事件的真实性后及时给予回应或依据相关制度流程加以处理,为引导网络舆论赢得先机。根据网络舆情传播的一般规律,网络舆情管理一般都会经历监测、预警、研判、处置和修复几个步骤,这套处置流程也被称为舆情管理的标配。大多数高校都是按照这样的基础流程制定相关的预案,有条不紊地对舆情事件进行积极妥善处理,尽可能将事件可能引发的后果以及带来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但网络舆情风险管理应急机制只是权宜之计,一般情况下仅用于单一的舆情个案,并不能替代长效机制的建设。微传播时代,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可能被关注、被监督,网络舆情风险管理需要更专业、规范、权威的内容来源。这就要求高校各级管理者要有将自己从危机处理者变为问题预防者的意识,将可能出现的风险消化和控制在舆情爆发之前,有效预防、及时控制以及杜绝舆情事件给学校带来的舆论影响。

二、高校网络舆情风险管理的现状

高校中发生的网络舆情,大多都是由某一个局部问题引发,最终导致学校整体“买单”。从当前高校网络舆情管理现状来看,大部分高校还未形成运转协调、引导规范、高效有序的网络舆情管理体系,尤其是忽略了网络舆情发生前的预防及事后的总结工作,缺乏主动预防的意识和能力。

(一)网络舆情风险管理意识薄弱。1.日常管理不规范,风险防范意识不强。2018年,某高校学生向媒体爆料称被学校强迫安排到某公司实习引发热议。此事件中学校通过中介劳务公司组织学生到某公司实习,在实施前没有进行合规性审查,没有评估可能由此产生的舆论风险。早在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就印发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强调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组织、安排和管理学生实习工作。2.线下工作不到位,师生媒介素养不够。2020年7月,某高校“艺考生两次查成绩‘合格变不合格’”事件引发舆情。经查事件发生原因是该校工作人员在上传考生艺术考试成绩时系统出现故障,造成数据录入错误。7月20日,此舆情已经发生;8月14日,考生向媒体爆料;经媒体报道后,8月17日,该校才通过微信公众号正式回应。从舆情首发到媒体报道,中间间隔了25天,相当于学校在近1个月的时间内所进行的解释沟通工作均未得到考生认可,最终导致舆情二次爆发。3.回应言论不当,处置沟通意识不足。2019年,某高校官博连续出现不良信息引发舆情。事件发生后,该校面对网民的询问和质疑并未第一时间回应,而是采取控评、拉黑等方式处理,引发了网民不满,各种猜测和质疑不断增加,推动舆情升温。

(二)网络舆情管理机制不完善。1.网络舆情监测技术落后。网络是舆情事件的主要爆发地,网络本身具有渠道多、信息量大、更新速度快等特点,舆情监测成为必要的应对和防范手段。目前部分高校基本上还依靠人工监测控制舆情,比如依靠学生干部对网络交流平台进行巡查,发现涉校的负面信息后上报负责老师,仍然采用比较传统的监测方式,没有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和专门的检测工具来全方位开展涉校舆情监测。2.网络舆情管理规范欠缺。虽然部分高校建有网络评论员队伍,但其指导老师和管理部门没有给他们开展常规性培训,当涉校的网络舆情发生时,他们普遍表现出应对能力不强、处置经验不足等问题。面对涉校网络舆情时,大部分高校管理者不能做到坦然应对,反应迟缓或敷衍了事,最终导致舆情风险升级,给学校和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如某大学发生的“学伴”事件,在舆情聚焦阶段,相关部门的回应不仅回避责任,还将主管部门、同行等卷入其中,最后将学校推向舆论漩涡。3.部门之间缺乏协同配合。高校的网络舆情管理工作主要归口党委宣传部门,但这也让很多业务部门甚至是二级学院误认为网络舆情处置就是学校宣传部门的事,平时组织开展的风险防控培训是“无事生非”,导致各部门业务工作水平难以得到提升。部分舆情风险防控部门对已监测到的舆情信息预警不重视、不引导、不回复,结果错过最佳处置时机,造成工作上的被动。当涉校网络舆情出现,部门间不能协同配合,就很容易横生枝节,衍生新的网络热点。

(三)网络交流沟通平台不通畅。舆情是情况,更是情绪,网上舆情源自网下实情。高校网络舆情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师生特别是大学生群体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近些年,各大高校纷纷设置了书记校长信箱,应用了微信微博等网络交流平台,以加强师生与学校的沟通交流。但部分高校只是将开设信箱作为一种形式,对信件没有做到认真回复,没有及时解决师生提出的各种问题。另外,大多数学生都希望自己的意见建议、吐槽批评等能在一个平等的舆论平台上呈现出来,但校园内的很多平台进行的都是单向的沟通,这造成信息的“断层”。不顺畅的沟通渠道是高校出现舆情风险的“助推器”。

三、高校网络舆情风险管理的举措

2018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3]。2019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主动加强协调配合,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4]。高校的网络舆情风险管理亦是如此。所有的舆情都有其特定载体,因此,防止舆情载体出现是预防舆情事件的重要基础。高校应建立健全网络舆情风险管理机制,督促各级管理部门对其所管辖点内的风险源建立全面规范的管理体系,既要有防范舆情风险的准备,尽可能地清除舆情滋生的“土壤”,防止“认不清、想不到、管不到”等问题的发生,又要有应对和化解舆情风险的对策,使网络舆情风险管理规范化、标准化,营造清朗的校园网络环境。

(一)占领网络思政教育新阵地,把握舆论引导。主动权辅导员与大学生的接触最多,关系最为亲密,对大学生的思想动态有着重要影响,是大学生网络舆论引导的主体力量。学校要充分发挥辅导员的作用,培养辅导员的政治敏锐性及洞察力,提高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另外,学校也要加强两微、抖音、B站等媒体平台的建设,多渠道、全方位地增强高校传达的信息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在这方面,南昌大学的做法就值得借鉴。多年来,这所多校区、大规模的学校基本上没有出现重大网络舆情事件,这与该校充分利用网络传播文化以及管理者及时了解掌握情况、快速有效督促各部门解决好现实中的各类问题有很大关系。疫情期间,该校更是积极打造了战“疫”思政“立体课堂”来推进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全校师生的责任担当[5]。

(二)强化舆论监管队伍建设,提升全员媒介素养。“互联网+”时代,网络舆论已经成为了解民情、掌握民意的晴雨表。高校需要培养和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素质高的网络舆情监管和网评队伍,同时,要大力开展面对师生的网络伦理道德教育,提升他们对网络中海量信息的辨析能力、对敏感信息的捕捉能力、对突发信息的反应能力,促使他们更好地发挥校园“宣传员”作用。2018年某高校学生干部在工作中因不妥言辞引起误解,另一位关注此事的学生没有将此情况通过正常渠道反映给老师,而是在网络了帖子寻求解决方法,最终引发了舆情,此事在学校两次发声后才逐渐平息。2020年,几所高校都出现了因学生在网络平台不当言论引发网络舆情的事件,这些案例反映出加强高校师生尤其是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刻不容缓。

(三)构建舆情风险管理体系,做好应对准备工作。网络舆情风险管理应该是一个有计划且动态化的过程。高校网络舆情发生前期一般要经历酝酿形成、危机转化和危机爆发三个阶段。在网络舆情风险管理中,可以将风险消化和控制在舆情爆发之前,将修复阶段与监测未来可能发生的舆情首尾衔接,最终将舆情管理升级为闭环。1.人机结合提高监测效能。在信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网络舆情信息容量越来越大的时代,要做到第一时间发现涉校舆情,就必须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部分高校建设有大数据中心,日常管理工作中,通过学生网络、学业、心理、家庭等有关数据,能有效分析学生的政治态度、利益分歧、价值取向、心理压力等,提升学校对危机事件的预警能力。部分高校通过与专业的舆情机构合作,对受众人群较多的互联网平台信息进行重点监控和监管,做到对涉校舆论早发现、早行动、早解决。这些举措一方面能尽可能地将网络舆论控制在萌芽状态,不给舆情发酵的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也能通过系统对已发生的信息传播进行追踪分析,为学校的舆情应对方案制定提供参考依据[6]。2.健全舆情风险防控预案。进行网络舆情管理时,与其事后亡羊补牢,不如事前明察秋毫。高校网络舆情风险管理应该建立健全以制度、组织、队伍为主的管理体系,从多层面、多环节、多渠道筑起舆情风险的“防火墙”。高校中容易出现舆情的部门必须转化思维,提前对可能出现的舆情风险类型和程度进行细致可行、科学系统的风险评估,掌握工作的主导权,从源头上降低网络负面舆情发生的概率。例如,时事政治热点,疫情期间返校复课、封闭式管理举措等都容易引起学生的关注,开学季、招生季、毕业季是容易出现舆情的时节,高校相关部门应针对具体事件或舆情高发期提前谋划预案,预防或减少由人为因素引起的网络舆情事件。3.及时总结舆情处置情况。高校在舆情发生时,往往更加重视处置过程,一心想着怎样尽快平息事件,却忽略了网络舆情发生后的善后、恢复和总结改进。在事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深入分析此次网络舆情发生的原因,全面评估此次处置方法的优点及不足,是高校网络舆情风险管理的重要环节,可以为以后潜在和未知的舆情处理提供借鉴和警示。应尽快完善缺失的规章制度或应急预案,让后续工作有章可循;预测其他有可能出现的后续危机,防患于未然;积极开展形象修复工作,为高校重建良好的社会声誉。如果舆情事件涉及师生生命安全,则要持续加强对师生的安全宣传教育和心理团体辅导。4.重视各级部门联动合作。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把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风险防控好,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推给上面,也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留给后面,更不能在工作中不负责任地制造风险”。高校进行网络舆情风险管理时,必须改变宣传部门在舆情管理中孤军奋战的局面。对外,高校需要积极与地方政府、媒体单位、公安部门等建立实时联动合作机制,加强信息沟通;对内,高校需要充分调动学工部、技术中心、教务处、保卫处、后勤服务中心尤其是二级学院等单位的积极性。要从政府到学校、从部门到班级,全校各层级通力协作配合,形成领导重视、外界支持、部门协作、师生参与的良好局面,从而使高校网络舆情风险管理向着解决问题的良性轨道发展。

(四)畅通网络交流互动渠道,使师生形成爱校情结。建设畅通无阻的网络沟通平台是促进学校管理效果提升的良好形式,可以实现师生间的互动互信互通,激发师生参与学校事务管理的积极性,增强其责任感。一方面,高校要做到校务公开,通过主动收集师生思想动态、开展学习生活恳谈会等了解师生利益诉求;另一方面,高校在进行网络舆情风险管理时,要主动创造条件让师生特别是大学生合理表达情绪,让师生在有问题时可以更方便地求助学校。高校对师生提出的有关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各种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要给予耐心、充分、详细的解答,把情绪和问题尽可能管控在校内和线下。学校要推出改革新举措、管理新规定时,要求得学校与师生思想认识的“最大公约数”,只有学校做到与师生主动沟通,才能换来师生的积极回应和理解支持。2019年,某高校毕业答辩现场一位教师向学生扔论文的视频引发舆论关注,事后不少学生及时发声,表示该老师对学生很负责,教学水平也很高,被扔论文是答辩学生自己的问题。这样的发声使得网民的讨论焦点从最开始关注高校教师的师德师风逐渐转移到理解教师对学术和学生的责任心,舆论走向良好。

四、结语

网络舆情论文范文5

【关键词】舆论场;网络舆情;舆情治理;媒体融合

融媒体时代,互联网呈现用户聚合化、价值多元化、生态复杂化等新特征,“网络空间内由特定事件(议题)引发的公众意见、态度和情绪的集合,形成独具特色的舆论形态[1]”,即网络舆情。党的报告作出“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重大部署,为新时代体系化治理网络舆情指明了方向。

一、网络舆情生态演变和治理体系建设的阶段性分析

笔者通过万方知识服务平台以“网络舆情”为关键词、以“期刊论文”为文献类型进行精准检索,获得相关文献13618篇,结果显示,国内提出“网络舆情”研究最早开始于2005年(6篇),2015年达到顶峰(1499篇),此后每年文献数量有所下降,但均不低于1300篇/年,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政治、信息与知识传播、教育3类学科。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互联网技术更新、媒介平台融合、网民规模化增长的同时,网络舆情更深刻地影响中国政治生态、传播格局和未来发展趋势。笔者试以2005年至今为时间段,对网络舆情生态治理体系形成和演变过程分3个阶段进行分析。

(一)兴起发展阶段(2005—2013)

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传统门户时代的网络新闻平台在信息传播链中崭露头角。2005年,“网络舆情”被正式提出并进入学界研究视野。2009年新浪微博创立并迅速渗透到社会生活各方面,成为重要舆情源。同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并明确提出“注重分析网络舆情”,此后,网络舆情引导、监测、预警和应对成为学界研究焦点。2011年7月,上海交通大学主编的舆情蓝皮书《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披露,2010年发生的155起影响力较大的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网络新闻、报纸、论坛、微博、电视排在舆情首发媒介的前五名,指出“新媒体正日益成为众多舆情热点的首发媒体”。在此期间,国内媒体开始基于网络平台探索“网络问政”舆情治理新路径。2009年7月,广东省奥一网完成国内第一家系统化问政平台建设,此后如湖南红网“百姓呼声”、山东胶东在线“网上民声”、河南大河网“焦点民声”、浙江宁波网“对话”等一批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代表性问政平台先后诞生。2010年,湖南、安徽、广州等省、市开全国风气之先河,将网络问政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由政府主导推动网络问政制度化,实现政民互动常态化,成为舆情治理创新共识,同年,网络发言人在全国推广。平台技术升级、治理理念更新、用户群体分化是这一阶段舆情生态发展的主要特点,但是,网络舆情治理面临技术、道德和法律3个方面的挑战,表现为网络水军、网络谣融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的策略和路径言、网络暴力、非法公关等不良现象频发。

(二)规范治理阶段(2014—2018)

众声喧哗过后,网络舆情治理领域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大量基于网络传播的突发公共事件,凸显了对网络舆情开展有效监管和高效治理的必要性。2014年,我国互联网一系列法律法规出台和行业整治行动启动,标志着互联网进入规范治理新阶段。同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治理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以权威为依托的纵向协同模式,每年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启外向发展治理模式。[2]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出台,标志着我国互联网生态治理进入法治轨道。2017年,《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出台;2018年,重点加强对网络视听、互联网广告、未成年人保护等领域立法,进一步填补内容生产、传播、信息保护等领域立法空白。据《互联网法律白皮书(2018)》数据,2014年至2018年5年间,我国新出台网信领域的法律13项、行政法规5项、部门规章19项、司法解释3项、规范性文件24项,法律法规不断完善。

(三)治理转型阶段(2019年至今)

2019年,中国5G技术应用于商业,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发展装上高速引擎,短视频、云计算、直播、VR、AI技术广泛应用,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视频社交平台快速崛起,具有更强现场感、表达力、传播力的视频传播时代来临。媒体融合背景下的信息跨时空、跨平台、交互化传播,使舆论表达呈现出多样化、碎片化和可视化新特征,舆情治理转入全景、全时、全效治理新阶段。在此期间,北京网络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节目打造“全民记者”平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探索“节目定制”服务平台,江苏、山东等省创建实时直播、时政问政等现象级政民互动平台,全国公安系统率先运用政务抖音开展政民视频互动,标志着以深度融合为支撑,政府治理为核心,公众、媒体等多主体参与的舆情协同治理新范式逐渐形成。

二、融媒体时代三大舆论场调节功能面临的新挑战

过去以媒体舆论场为支点,有效连接各种舆论场,动态博弈并实现平衡的舆情治理局面,在融媒体时代面临被打破甚至失衡的风险挑战。

(一)“算法推荐”机制下主流舆论场话语弱化

融媒体时代,以“算法推荐”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深刻影响和左右舆论走向,传统舆论场构建的信息公开、议题设置、网络问政等话语体系遭遇冲击。例如,以媒体舆论场为支点构建起的网络问政机制,是掌握民意动向、化解舆情风险的重要平台。进入融媒体时代后,社会舆论众声喧哗,且无须经过网络问政平台过滤而迅速直达公众,加之“算法推荐”技术应用,促使兴趣爱好和意见立场接近者迅速聚集,网络舆情生成速度更快、烈度更强、阵地更多样、非理性程度更高,导致舆论场影响力、引导力和话语体系遭遇弱化挑战。

(二)舆论监督权让渡下媒体舆论场功能异化

舆论监督权是西方传播学赋予媒体的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立的一种权力,即社会舆论监督权。融媒体时代,传统媒体舆论场结构化、直线式、自上而下的“只读”式传播,面临新媒体舆论场圈层化、标签化、去中心化的“读写”式传播冲击,来自新媒体阵营的“围观的力量”和“沉默的螺旋”,成为推动舆情发展的重要力量。“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媒介在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异化现象。”[3]过去由官方媒体独掌的舆论监督权,面临来自新媒体领域的争夺,特别是阵营更庞大、受制约因素更少的民间自媒体,在“流量为王”的商业逻辑驱动下,以渲染、炒作甚至虚假信息网罗用户,随着用户注意力的分散和转移,舆论监督权由官方媒体向新媒体转移让渡。为争夺用户资源,官方媒体阵营内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唯算法是从、向流量妥协、片面追求“爆款”,甚至为负面舆情传播推波助澜的倾向,媒体舆论场面临媒介功能异化风险。

(三)“信息茧房”缠缚下公众舆论场群体极化

舆论的形成,起源于公共领域某一事件、话题或现象,引发公众意见的集合,形成情绪、态度、认知和行为的趋同。融媒体时代,以微信、抖音、微博为代表的社交软件应用,实现人与人的高速连接,舆情产生和发酵不再局限于公共领域,被网络放大的私人领域如朋友圈、QQ群、微信群、抖音或微博热点等成为网络舆情的原发区和高发区,公众舆论场呈现片面化、碎片化和去中心化特征。特别是基于用户关系、兴趣爱好而设计的算法推荐技术,给用户造成个体困境的同时,更容易激发个体非理性情绪。这种基于“信息茧房”而形成的相对封闭的移动舆论场,进一步强化了公众舆论场的非理性和群体极化特征,成为新时代开展舆情治理的难点。

三、融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协同治理的策略路径

融媒体时代,图文、视频、弹幕、点赞、分享、表情包、拍同款等多样化的观点表达方式,都是构成舆情的重要本体。随着技术进步、平台演变和用户分化,网络舆论场不可控因素日益增多,政府、公众和媒体都亟须进行技术应用、干预体系、治理环境等层面的自我转变,以推动网络虚拟空间的善政和善治。

(一)政府:重构管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

1.强化大数据治理

融媒体时代,公众的情绪、态度、认知与行为能够借助大数据分析得到更为准确的测量,使得潜在的表达方式变得显现化。[4]公众聚集和交互产生海量大数据,成为政府开展舆情治理的重要参照物。首先,政府要树立大数据意识,善用大数据高速性、易变性特征,建立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舆情监测、预警、分析、研判和应对系统,变“事中干预”为“事前预判”。其次,善用大数据多样性、交互式特征,通过技术筛选和识别技术,准确收集掌握特定人群的诉求焦点和心理预期,变被动应对为主动纾解。再次,善用大数据开放性、分享性特征,变“你问我答”为“问计于民”,通过网络问政、政务公开等线上交互平台,提高政府部门的议题设置、舆论动员和公共服务能力,建立畅通有效的政民对话机制,不断提升政府的决策水平和行政效能。

2.强化制度监管

政府要善用新技术和新平台,重点加强对政务新媒体、官方媒体和自媒体三个主要传播信源的监管。一是要推进政务公开常态化和长效化,解决政民信息不对称问题,打造阳光型、服务型政府。二是要规范媒体运行和管理机制,强调社会效益优先,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行为规范和约束,从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加大对新闻媒体单位的扶持力度,纠正部分媒体因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和“流量变现”而产生的偏差。三是要规范引导自媒体成长,通过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力量,从组织和政策层面引导自媒体开展正能量信息生产传播活动,营造积极、正面、良性的自媒体舆论生态圈。此外,政府要推动新媒体行业自律、网络文化和诚信体系建设,实现新媒体行业的自我净化和自我管理。加强网信监管,完善问责机制,强化对自媒体的导向把关和内容审核,对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等有害信息保持高压态势,压缩非法和负面信息的滋生、传播空间,营造风清气正的网上舆论环境。

3.强化队伍保障

建立纵向覆盖乡镇(村)、县(区)、市三级的网格化舆情管理队伍,第一时间发现舆情,第一时间介入处置,将风险和矛盾化解在最基层。加强网络信息员、网络评论员、舆情管理员队伍建设,提升人员的网络素质和媒介素养,畅通与公众的平等对话交流渠道。

(二)媒体:重建主流话语,推进深度融合

“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这就要求媒体在新时代要善用移动传播技术,运用多平台、多格式的信息传播手段,通过内容生产、技术应用和品牌重塑,纠偏“媒介异化”,回归“媒介人化”,即媒介行为突出“人”的主体地位,担负起舆情治理的主体职责。

1.优化内容生产

新技术驱动下的信息传播速度已经步入“毫秒时代”,媒体内容生产首先要突出“快”字,抢第一时间,抓第一落点,快速反应和行动,让权威声音迅速到达用户,压缩负面信息、网络谣言、不实信息的发酵时间和生存空间。其次用户获取信息的碎片化特征,要求内容生产要突出“小”字,角度切口要小,内容体量要小,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表达,方便用户快速接收和准确理解信息。再次要适应融媒体平台可视化传播的需要,在信息呈现上要突出“多”字,通过图文、视频、动漫、H5等多种表现形式的穿插融合,运用丰富的视觉元素吸引用户关注,推进深度融合,占领主流高地,构建强大的舆论话语权和向心力。

2.注重技术应用

5G、VR、AR、AI、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应用,给用户带来沉浸式、场景式的全新视听体验,推动媒体步入移动化传播、智能化应用新时代。媒体要借助新技术服务新传播,首先,要实现平台与人的精确匹配,开发系列新媒体矩阵应用,如资讯、娱乐、政务、服务、商务类客户端、小程序等产品,构建“媒体+政务+服务”融合传播平台,实现传播平台全面覆盖,进而掌握主流话语权。其次,要实现信息与人的精确匹配,运用推荐算法、机器学习、用户画像等新技术辅助内容分发,提升信息到达率,最快速度调动用户注意力,最大限度沉淀目标用户,提升用户活跃性和黏性,及时、准确汇聚意见、疏导舆论。最后,要构建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网络,实现快速指挥调度和生产分发,掌握舆情治理主动权,占领制高点。

3.实施品牌重塑

随着媒体深度融合步伐的加快,媒介平台边界被打破,品牌内涵亦被重新定义,过去以媒体平台为中心、注重内容生产的品牌建设路径,已经转向以用户需求为中心,更加注重用户反馈和口碑传播。因此,媒体必须从思想观念、组织流程和运营管理等多个环节进行自我改革,调整品牌定位,重塑品牌形象,聚合目标用户,提升舆论动员能力。

(三)公众:加强生态治理,规范参与机制

新平台、新技术的普及应用,为公众自由参与和自主表达提供了基础条件。但是,长期身处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拟态环境,受算法推荐、机器学习等新技术的影响,公众的思维和行为普遍呈现一定的惰性,表现在接收信息习惯被“投喂”而非“觅食”,处理信息习惯于“人从众”而缺乏独立的判断和思考等。推进政策立法,规范技术算法监管,是巩固舆论传播阵地的必然选择。基于大数据算法、机器推荐等技术应用的信息分发“投喂”机制,易导致公众舆论场出现群体极化,加剧舆论生成传播的烈性和非理性。对此,2019年9月《人民日报》客户端提出“要用主流价值纾解算法焦虑和流量焦虑,让舆论天空更清朗、舆论生态更健康”[5]。2021年8月,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从监管层面明确“健全完善基于大数据的评价方式,加强网络算法研究和引导,开展网络算法推荐综合治理,不给错误内容提供传播渠道”[6]。整合行业力量,规范公众参与机制,是规范公众舆论场运行、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举措。针对融媒体时代公众存在的从众心理和“沉默的螺旋”效应,规范公众舆论场运行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建立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构建网上统一战线,有效引导公众舆论场健康良性运行。

四、结语

网络舆情论文范文6

一、公共危机管理:动态危机传播过程

从古巴导弹危机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露事故,从“9•11”恐怖袭击到“非典”、大肠杆菌疫情蔓延,从全球金融危机到印度洋海啸、佛罗里达飓风、汶川地震,从埃克森公司(ExxonValdez)石油泄漏事故到强生公司泰勒诺(Tylenol)胶囊中毒事件、各种食品安全事件……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的同时,各种问题和矛盾也随之而来,越来越多潜在的或是正在发生的公共危机日益成为人们不可回避的问题。在这样一个“风险社会”①的时代,“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免疫于危机”,[1]如何应对公共危机,维护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已日益成为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在大众媒介日益发达的今天,信息传播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有学者认为公共危机管理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危机传播过程”(aprocessofongoingcrisiscommunication),公共危机传播的效果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舆情则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民众对社会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是较多群众关于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表现的总和,[2]公共危机是引发舆情的重要的中介性社会事件。公共危机传播贯穿于公共危机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是政府、组织与社会、公众之间双向互动的信息沟通行为,在此过程中,舆情的监测、分析、研判、疏导等是危机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

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建立和完善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机制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反映了党和国家对舆情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4.57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23.2%、亚洲网民总数的55.4%,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4.3%,其中手机网民在总体网民中的比例进一步提高,达3.03亿。[3]以即时、互动、开放为特点的网络传播为公众表达意见,参与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提供了方便快捷的平台。由此,舆论打破了时空限制,出现了聚合化、实时化等趋势,大规模、全国性的舆论可以在短时间迅速形成,这一点在公共危机传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此背景下,能否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对网络舆情进行准确分析和研判,进而通过有效的危机传播预防和化解危机,直接关系到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在理论方面也极具价值:一方面,对公共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这一特殊信息传播方式进行分析研判,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研究新媒体环境下危机信息传播的新特点、新趋势;另一方面,在定量与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对公共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的分析研判机制进行探讨,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网络舆情发生、发展、演变的一系列过程,是对舆情基础理论的深化和拓展。

二、公共危机传播中的网络舆情分析研判机制

在危机传播方面,目前探讨的重点集中在危机引发的信息流动和系统互动过程,在研究方法上,结构分析法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个案研究,形成了管理学、传播学和公共关系学三大主要理论视角。国外对网络舆情的研究并不局限在社会科学领域,一些自然科学家侧重于对于舆情的产生、发展进行定量分析,网络信息处理领域重视应用技术开发,如话题检测与跟踪(DTD)相应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从传统对于事件的识别跨越到包含突发事件及其后续相关报道的话题检测与跟踪。国内对网络舆情的关注最近几年有很大提升,据CNKI(2005-2010)统计,相关论文呈爆发性增长,成为学科交叉研究的热点。机制是一种在稳定和多数情况下存在的工作方式,因此公共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分析研判机制建设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对当前新媒体环境下,我国公共危机传播中的一种特殊的信息形式———网络舆情进行分析和研判时所采取的工作方式的建立上,其主要内容包括:

1.公共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分析机制。在动态监测与全面汇集的基础上,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研究危机传播生命周期中网络舆情信息的分析策略和机制,以期更准确地描述、推论、预测和预控。

2.公共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研判机制。在对网络舆情进行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网络舆情形成所依赖的三个基本条件———作为意见表达空间的互联网、作为舆论主体的广大网民、作为舆论对象的中介性社会事件(公共危机)进行综合研究,建构网络舆情研判的指标体系与模型。同时,针对公共危机的生命周期,将网络舆情的研判机制细化为:预警机制、响应机制、疏导机制、机制、反馈机制等。

3.预案平台建设与反馈评价机制。对公共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的分析研判最终要为政府的危机治理提供支持,因此,设计基于危机事件的舆情分析研判系统、信息库、预案库、专家库,并在实践检验和反馈的基础上对相关指标、模型、方案进行修正亦是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

4.公共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分析研判的体制建设。网络舆情的分析研判机制的建立和有效运行需要以科学、规范、长效化的体制作为保障,因此进行体制建设是公共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分析研判机制建设的基本前提。整体而言,公共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分析研判主要着重于两个方面:第一,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和分析方法对危机传播中的网络舆情进行汇集分析,建立相关指标体系;第二,在分析基础上建立包括提前预警、紧急响应、迅速联动、科学疏导、及时反馈等诸多环节的网络舆情研判、应用机制,研究其模型框架和管理机制。舆情本质上始终贯穿了公众与国家管理者之间不断变动的相互利益关系,[4]围绕着不同的危机事件,舆情的主客体之间不断进行利益的博弈和政治态度的变动,普遍性与群体性、综合性与纷杂性、相对性与可变性等等交杂在一起,加之民众心理、历史性和民族性方面等特点,舆情信息本身很难把握。同时,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即时性和互动性决定了网络舆情的自由性、多元性、突发性、分散性、偏差性等特点,这些更为网络舆情的分析带来了困难。一方面,公共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分析研判指标体系的确立,指标所对应的网络舆情信息经过分析要能准确地作出判断、发出预警、提供支持,对于指标的可测性、可靠性、导向性和延续性等都有一定的要求,这需要将危机事件进行分类,结合具体案例深入分析影响网络舆情的各种因素,选择那些对网络舆情影响较大、便于测度的要素作为分析研判指标;另一方面,公共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分析研判机制的设计,要行之有效、具有可操作性,及时进行修正和完善。#p#分页标题#e#

三、公共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分析研判机制的体系

从历时态角度分析,任何危机都有特定的生命发展周期———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在不同种类的危机事件中,在不同的危机发展阶段,其网络舆情的内容、特点不尽相同。因此其体制建设要以情报学的信息监测、汇集作为技术、数据支撑,以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与范式为主导,结合社会心理学、管理学、公共关系学等方面的研究视角,其基本体系如下图所示。危机前:做好危机事件网络舆情预警的规划和建模工作,基于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有效的分析方法进行网络舆情信息的监测、采集、处理、分析和预警,提出针对不同种类危机事件的切实可行的分析研判机制和模式框架,进而实证检验和反馈修正。危机中:结合当下的危机事件,对其进行分类,及时预测和发现网络舆情的发展动态,予以全面挖掘和汇总。在此基础上,进行处置分析(包括数量、内容、倾向性、时间、用户信息、网站类别、IP地址等方面的分析)和专门化、系统化的研判(包括网络舆情本身,及其与外部微观、中观、宏观因素的互动),同时结合社会调查,考察网络舆情与社会舆情之间的关系。进而,汇集并建构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的响应、疏导、、反馈机制,通过实践检验,建立指标考察其正负效应。危机后:通过反思,对相关模型框架和指标体系进行修正,同时探讨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分析研判的长效机制建设。

四、公共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分析研判的流程

网络舆情论文范文7

关键词:全媒体;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一体两翼

一、理念与视角:研究背景和意义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传播手段的深度融合,媒体传播进入了以全程、全息、全员、全效为特征的全媒体时代。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信息传播也呈现出传播主体与客体相互融合、传播渠道方式多样化、传播流程发生改变的新特征[1]。依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创纪录的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0.4%,手机网民规模达到9.86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到99.7%,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26.2个小时。全媒体时代,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广大民众信息获取的主渠道,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和利益诉求的汇集地。网络舆情本身具有两面性:积极正面的效应是为民众合法权益的实现和维护提供一种路径;消极负面的效应是影响民众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近年来,诸如“实验室爆炸”“学术论文造假”等高校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并借助移动互联网,通过微博、微信、手机APP、短视频等迅速传播,网络舆情的影响力呈几何级数增长,将高校和当事人置于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严重影响了高校乃至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加强对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研究,完善其应对机制,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就显得意义重大。目前,大多数高校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应对和治理还停留在一家唱“独角戏”的误区,亟须打开思路,在实践层面探索构建一种高效的应对机制。

二、关注与聚焦: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规律及基本特征

(一)演化规律

通过对江苏海洋大学五年来近20起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化过程的分析,发现其与我国学者李彪在2011年提出的六阶段模型有较高的契合度[2]。笔者在进一步优化六阶段示意图基础上进行详细爬梳(如图1)。

1.潜伏期。这是舆情的孕育阶段,也是网络民意的啸聚阶段。这一时期,网民在微博上的一次吐槽,或是在微信朋友圈的一次分享,亦或是“抖音”平台上的一次直播,都会在短时间形成一定影响力。全媒体时代,舆论传播结构的扁平化,让网络民意的传播过程大大提速,舆情潜伏期的时间趋近于零。

2.爆发期。这是舆情扩散的第一阶段,舆情的传播呈裂变式发展。这一时期,突发事件本身已受到网民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网民参与到该事件的讨论中,舆情的影响力呈几何级数增长。除了普通网民,各类媒体、网络大V、意见领袖也开始介入舆情的传播,并因为其自身具有的较大网络话语权和传播优势,进而引导舆情的走势。该时期因为舆情参与主体显著增多,事件话题的讨论热度剧增,极易演变为网络热门话题。

3.蔓延期。这是舆情扩散的第二阶段,舆情数量继续增多,舆情风险持续加大。这一时期,舆情借助各种新媒体手段实现全网传播,大众对该突发事件的关注度达到峰值,舆情量达到顶峰。在这一“火上浇油”的阶段,涉事高校需要适时介入,审慎地采取干预措施。但处置和引导不当,反而会推波助澜,进而演化成舆情风暴,严重影响高校乃至社会的和谐稳定。

4.反复期。这是舆情扩散的第三阶段,舆情的数量开始减少,舆情风险逐渐降低,但话题的热度会有所反复。这一时期,随着涉事高校在前一时期已经介入并采取干预措施,舆情基本已经明朗,主要事实也已被披露并经证实,各方观点也都较为明确,网民对该突发事件也会有自己的是非判断。但是,随着事件的一些细枝末节被不断“爆料”,新话题时而涌现,引发一定范围的讨论,热度也会有所反复。

5.缓解期。这是舆情的衰减阶段,舆情量显著减少,舆情的危害性显著降低。这一时期,随着政府或其他社会力量的介入,突发事件所涉及的问题得到解决,难有新的爆点或热点,网民的不满情绪得到宣泄,关注点开始转移,舆情参与主体也显著减少,舆情趋于平息。

6.长尾期。这是舆情的消弭阶段。舆情的影响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就像一条长长的尾巴,而涉事高校和当事人会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声誉、经济利益等)。需要指出的是,这六个阶段是人为划分的,为了更好地说明和展示舆情的演化过程。在现实中,并非每个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都会按时间顺序完整经历这六个阶段,而各阶段之间的界限实际上也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对于舆情量峰值区域的把握有重要意义:找准峰值区域,及时介入,采取干预措施,展开舆情应对,合理、最大限度地控制舆情的影响范围。

(二)基本特征网络舆情是民意表达的新渠道,虽然可凝聚社会共识,但也容易发生信息失真、主观化、舆论失范的现象,加剧社会裂痕,导致社会不稳定[3]。笔者经过系统梳理后发现,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展现出多元交互、裂变传播、即时扩散的基本特征。

1.多元交互。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参与主体、事件话题、网民观点都展现出多元性,且相互交织在一起。一是参与主体多元,既有与舆情事件关联度较高的高校师生、学生家长、涉事高校及相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又有各类媒体、网络大V、意见领袖,以及充当“吃瓜群众”角色的普通网民。二是事件话题多元,涉及教师和学生两个群体,涵盖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各类收费、招生、考试、奖惩、福利、餐饮、住宿、师德建设等方面。三是网民观点多元,各种观点纷纷被抛出,引发不同社会思潮的激烈碰撞,甚至会出现歪曲解读、集体抗议、造谣诽谤、恶意谩骂、人身攻击等过度、过激行为。

2.裂变传播。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形式是由单一信息通过事件话题裂变为多个信息片段进行传播,舆情的影响力呈几何级数增长。以江苏海洋大学近年发生的“‘完美校园’手机APP预约洗澡难”这一舆情为例,由“洗澡难”这一校园新闻事件,迅速引发了广大网民对于学校行政决策机制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商业利益输送以及手机APP过度使用等话题的探讨,相关话题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此外,大学校园可谓“新闻富矿”,各类媒体、网络大V、意见领袖悄无声息地“入驻”高校,一旦发现能够引起大众兴趣的新闻线索,便会“穷追猛打”“抽丝剥茧”“打破砂锅问到底”,而由于他们往往掌握舆论的“金话筒”,所以会对舆情传播产生推波助澜的效果。

3.即时扩散。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借助全媒体技术的即时扩散优势,实现全网的迅速传播。全媒体时代“万物皆媒”,人人都有麦克风。媒体的发展愈发多元化,从微博、微信、QQ到手机APP、运营号、直播平台,普通民众获取资讯的媒介不断拓展。相比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舆情传播速度和次数的有限性,融媒体的发展为舆情无限次、低成本、爆炸式传播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当下,网络舆情的生成及演化模式正持续发生变化,高校任何一个突发事件都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普通民众集体关注,从而使高校站上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也对高校的舆情应对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三、审视与建构:“一体两翼”多方协同的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机制

当前,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存在诸如“引导主体不明,权责边界难厘”“管理色彩浓郁,引导色彩淡薄”“应急个案频繁,长效机制鲜有”等问题[4]。事实上,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充分调动多方主体的积极性,构建“一体两翼”多方协同的应对机制,形成多元共治的局面,真正建立起一套全方位、多层次的高校网络舆情应对体系。

(一)“一体”:高等学校

高等学校作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处置的主体,应当建立由学校党委领导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包括党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党委教师工作部、学生处、研究生处、保卫处、信息化处等职能部门。各部门要相互协作、各司其职:党委办公室负责舆情处置的统筹协调;党委宣传部负责舆情的日常监控及分析研判,以及开展舆情新闻应对;党委教师工作部负责与教师关联舆情的查实和处理;学生处、研究生处负责与学生关联舆情的查实和处理;保卫处配合做好重大网络舆情的校园安全稳定工作;信息化处为网络舆情处置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高校要重视辅导员、思政课教师、校园意见领袖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和处置中的作用,加强专、兼职网络评论员队伍的建设和管理。要建立起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预警及分级响应处置机制,形成规范的工作流程,根据突发事件的舆情影响,制定差异化且合理科学的应对策略,有序调动各方资源和力量。要做好信息公开工作,遵循重要信息主流发、事件态势及时发、注意事项重复发、权威信息重点发、相关信息适时发、次要信息选择发的“六发”原则[5]。找准舆情引导的时机,持续通报事态发展,讲真话、会讲话,少讲、不讲官话套话,厘清思路,用“冒热气”“带露珠”的语言审慎回应师生和民众关切的问题,积极主动牵引舆情走向,降低舆情的危害性。

(二)“两翼”之一:新闻媒体

新闻媒体具有第三方的独特优势,掌握着社会重要的公信资源,持有全媒体时代社会舆论的“金话筒”。因此,高等学校与新闻媒体,特别是主流新闻媒体建立一种相互协作、良性互动的关系,对于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治理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高校要坚持舆论引导的主动性。要善于借助新闻媒体发声,利用其媒体平台主动、及时地发布通告,披露事件真相,澄清不实传闻,避免以讹传讹,压缩突发事件负面舆情的传播空间,抢占舆论制高点。其次,高校要提高舆论引导的科学性。作为舆情事件的当事人,高校身处舆论的风口浪尖,往往百口难辩。这时,就要让新闻媒体介入进来,借助其公信力,发挥其舆论监督作用,从他们的视角来探究事件真相。最后,高校要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突发事件往往会引发民众热议,各方观点鱼龙混杂、良莠不齐。高校宣传部门要对其进行分类和分析研判,针对热点话题核心,借助新闻媒体的各类平台巧妙设置议题,引导网民讨论协商、达成共识,在个人诉求与公共理性、少数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寻找到平衡点,从而为后续舆情的治理打下坚实基础。

(三)“两翼”之二:政府网信部门

网络舆情论文范文8

[关键词]新媒体;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网民规模已高达9.4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67.0%。互联网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新功能,深刻改变着当今中国社会的面貌,互联网舆论场正成为社会心理变化的风向标,集中呈现人们的思想、观点和社会情绪,也正成为思想领域建设的重要场所。[1]当亿万网民在互联网这个社会信息大平台上不断的获得和交流信息的同时,必须要保障网络良好的生态环境。2016年,习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提到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2]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必须要建设良好的网络生态环境,要充分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要建设良好的网络环境,除了从体制上、法律上不断完善之外,还要做好网络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新媒体大背景下,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当前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新媒体环境下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已经成为社会事件形成的助推器、社会情绪发泄的集散中心和相互传染的放大器。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舆情,主要呈现出身份多样性、跟风盲目性、事件爆发性、舆论反转性的特点。但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类技术取得不断突破,带来便利、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被利用到相关不良行为中,如AI换脸技术、PS技术等,使传播在网络中的视频、照片等呈现虚假形式,出现了利用虚假信息传播,为提高转发率和点播率而获得利润。使得某一突发事件爆发后,在网络中瞬间得到关注和转发,而网民对于网络始终带着一种“肯定真”的态度去看事件,从而让有意图获取利润的个人或集体可以趁虚而入。

三、新媒体环境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一)网络思想理论在新媒体助力下蓬勃发展

新媒体作为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网络思想理论建设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以“我爱你中国”“我和我的祖国”等为主题的宣传性主题教育在各地纷纷展开,在抖音、快手等媒体上开始以主题性的短视频传颂与跟帖;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人们开始居家隔离,网络新媒体成为朋友、亲人之间联络的唯一途径,各地疫情信息最新状况在网络间频繁更新,各种相关以“抗疫”为主题的活动迅速开展起来,“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成为人民群众心中的新榜样。人民群众的创作、传播主题性在各类新媒体中得以体现,不仅引发了人们的情感共鸣、点燃了群众的爱国热情,更是营造了美好健康、积极向上的网络环境。

(二)党员干部成为网络思想建设领军人物

党员干部作为社会稳定的维护者和社会舆论的引导者,是党和政府形象的代言人,在互联网信息时代,必须要“学网、懂网、用网”,让互联网真正成为传播正能量和唱响主旋律的重要平台。尤其以各地高校为主,线下活动转为线上活动,党员带头学习《网络安全法》、分享学习“抗疫一线”心得体会、相关主题论文征稿、党员标兵、样板支部建设等,在广大党员干部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人们群众也逐渐参与到网络思想建设中来。

(三)人民群众参与网络思想建设热情高涨

通过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共同“抗疫”的网络宣传,“追梦人”“中国梦”“白衣天使”等迅速成为网络热词,“网络正能量视频”“网络正能量文字”等活动广泛开展。目前,坚决抵制粗俗信息、做到实事求是、努力传播正能量的网络命运共同体意识正在成为网络言行的自觉遵守。“巨婴”“月光族”“柠檬精”等网络词语的出现,凸现了网民对于公平公正、诚信等社会基本道德准则的认同和追求;“天使男孩捐献器官”“人民警察舍命救人”“抗疫一线的白衣天使”等好人好事在微博、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的传播,得到了网民的一致认同和点赞。这些具有正能量的信息正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的思想,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思想政治教育。

四、新媒体环境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审视

(一)施教工作者能力应对效果不佳

在施教方法上,随着人们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传统的灌输式的教育手段已开始呈现落后趋势,过去那种简单的“教”缺乏了与教育对象的真情沟通。随着人们的开放意识和文化水平不断增强,可以快速接收一些新的事物和观念,加之外来文化也正在进行大量冲击,人们对传统的教育方法开始出现“排斥”心理。在施教者能力上,绝大部分的基层政工干部中,还没有把握住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且普遍存在着知识面窄、网络技能差、网络知识欠缺等情况,导致他们在教育中并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较滞后

新媒体环境下,虽然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有了进一步发展,但与实际发展需求相比,其载体创新性不能很好地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明显滞后于其发展所需,使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载体难以发挥时效。同时,网络载体的创新和发展对相关人员要求较高,但在各单位中,普遍存在相关管理人员的专业性不足,不了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等,进而没有办法对网络载体进行创新;同时线上线下结合不够紧密,也无法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性。

(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机制不健全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机制的不健全,也是导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面对突发的网络舆情,教育引导机制不能完全发挥作用。虽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已经开始重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但大部分的引导方式还是线下的讲解和线上观影教育等,往往存在滞后性。就高校而言,通常在事件发生并产生结果时,以某一事件为警,要求学生要理性认识,而缺少日常中的引导,使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难以发挥。

(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辨别能力不足

学生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重要部分,其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尚处在塑造阶段,对突发性的网络舆情没有足够的经验判断,存在着一定的从众心理。此外,网络的包容性使得各网民在网络中有绝对的平等,大部分网民对新事物的出现还没有“辨别真假”的能力,一些偏激、不负责任的舆情信息很容易模糊了网民的认识,误导网民的判断,从而引发了更加严重的网络舆情,也加重了管控舆情的难度。

五、新媒体环境下,如何促进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思想政治教育

(一)把握新媒体技术优势,拓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具有突发性,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是潜移默化的、时刻准备着的。随着“学习强国APP”的出现和普及,说明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已经开始步入信息技术化,但仅仅靠学习强国还不能达到理想要求。想要更好的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到生活中,就要实现处处有、时时看,并且更加广泛地宣传和普及。借助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平台,将思想政治教育普及到各类平台,实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代替各种明星事件热搜。创建各类红色网站和红色平台。充分利用抖音、微博等大众利用率最高的新媒体平台,注册地方、单位的实名制官方账号,实时传播重大事件和思想文化。让政府官方账号、公众号、红色APP成为大众手中必需品之一。将“学习强国”从党员拓宽到普通群众中去,把重要的官方账号和公众号作为注册标准,让思想政治教育潜移默化的融入生活中来。

(二)打破传统方式,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形式

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层面的教育,必须改变被动“输出”的局面,其形式要与时俱进,与社会发展同步,以体现教学的时效性。学生作为网络传播的重要参与者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对象,学校不能仅仅关注书本知识的传播,还要时刻关注网络上动态的传播,教师要定期更新传播主要文化思想。要将每周的党日和团日活动真正落实到实处,开展交流与分享,将思想政治教育随时深入到课题中去,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事态发展和言论自由;以政工干部为主的教育活动,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常态化和日常化。要善于发现日常中的小事、大事,了解人民群众所关心的事情。要开展相关网络法律知识的宣传与普及,采用人们更加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教育和被教育的双向输出,积极引导民众多提意见、敢提意见,搜集具有建设性的网络意见和具有深度的网络观点,促进网络环境和氛围进一步得到改善。

(三)提升能力要求,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综合素养

新媒体平台的出现必须提高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首先要掌握新媒体的特点,学会将新媒体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充分结合起来,既要发挥新媒体平台的优势和特点,也不能丢掉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与传统。“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负面网络舆情爆发的原因之一则在于,政府及相关部门并没有及时关注和了解事件实时动态和起因,不能及时澄清事实真相,引导舆论走向。各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要做到熟悉网络、在网络中潜水、发声,必须高度重视人们群众反应的问题,和当下发展的重要事件,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走网络群众路线,实现与民众的互动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守住道德底线,增强网络防范意识,自觉学习网络安全知识,时刻擦亮眼睛,不信谣、不传谣,用事实说话,对受众群体起到好的榜样作用。遇见突发事件,要及时引导身边受众群体正确发表言论,进而引导网络秩序走向有序化和规范化。

(四)做好先发制人,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网络形成的虚拟世界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安全性,正因如此,各突发舆情开始慢慢发酵,人们更愿意在网络上参与各种形式的活动,使得利用网络进行敲诈、哄骗等行为层出不穷。相关部门必须重视网络安全,不断规范网络秩序管理,严格落实网络责任制度,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促进网络生态健康发展。首先,一定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新媒体等优势,组成舆情监控小组等,及时发现具有攻击性、倾向性的言论,对相关言论和发出者及时删除和处理。根据情节轻重进行教训、处分等不同轻重的处罚。其次,不能松懈对各类媒体的管理监督,即便虚拟网络也要在法律下进行,及时发现并处理各类有害信息,传播正能量、事实信息,对突发事件进行跟踪报道,牢牢把握舆论方向。最后,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密切关注人民群众的网络动态选择,尽快回应和解答人民群众所问所需,要有一双明辨是非的眼睛,及时疏导有可能出现的不良情绪。

六、结语